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
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1．安乐死的伦理原则
安乐死是社会对优化的死亡状态的选择和崇尚，是在死亡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既然安乐死是一个社会文明问题，那么对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对象实行安乐死时，就应遵循社会伦理原则和规范。其一，应坚持有利无害的原则。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仅不伤害别人，而且还要求我们对维护他人的利益有所贡献。安乐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利无害的原则。所谓有利无害，就是说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时，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让临终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稳、安详、无痛苦、体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又不损害病人的尊严。同时，还应考虑对病人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如果实行安乐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伦理上仍是
属于不正当之列。其二，应坚持自主尊重的原则。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选择自己以哪种方式去死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尊严，这尊严包括活的尊严和死的尊严，临终病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和时间的权利，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安乐死的决定是一个人自主性的最终体现，表明了人们对生命控制的终结。面对病人的痛苦，医生应病人的要求，帮助病人安乐地死去，这既是对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对病人安乐死决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乐死的决定是在家属或医生的利诱、欺骗之下做出的，那么这就违反了自主性的原则，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样，如果医生违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乐死的自主性决定，即使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伦理上仍属于不正当之列。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因比曾说，当“一个人即使还有生命，却已失去了希望”时，“只要这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反复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们就不能妨碍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如果要求安乐死，就应该满足他的愿望，否则，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宝贵的权利——人的尊严。”[3]
2．安乐死的伦理意义
对濒临死亡的病人，施行安乐死，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一定的意义。首先，对于病人来说，安乐死可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与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实施安乐死，让其怀着高雅与尊严告别人世，这不仅减轻了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上海某大医院调查统计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况，发现在内、外、妇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主动要求停止抢救后死亡的。笔者认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过美好时光，再舒适平静地离去，岂不美哉！其次，对于病人家属来说，安乐死可把他们从经济和精神的两大压力中解脱出来。病人患不治之症，他们需要家人日夜看护，还需要昂贵的医疗费用，这既影响了家人的工作，又给家人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看着病人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着痛苦的煎熬。通常，为了医治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家里弄得倾家荡产，结果还是人才两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生命无可挽回之时，对病人施行安乐死。这样可以让其家属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笔者认为，为了一个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有意义的生命，这是无谓的和过份的要求。再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安乐死对社会医疗资源也是一个合理的保护，有助于社会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合理用于急需之处。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曾做过调查，结果是：某肺气肿病人最后一年的医疗费用为2O万美元，其中临终前34天中，就花掉6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却有900万儿童得不到常规医疗服务。可见，调查表明，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都只是为了延长病人几天或几十天的生命。从效用原则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持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费有限的医疗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绝症病人能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把临终前所耗费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治疗可以康复的病人，把生存的权利留给有治疗价值的人。这不仅符合资源的合理分配原则，而且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安乐死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传统观念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它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乐死作为新的时代课题，在医生与病人、病人与家属、病人与社会三个方面，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
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传统的伦理观强调，“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因此，医生对那些即使是明知无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去抢救，甚至是脑已死亡的生命也不应该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虑治疗是否有效，只要尽力医治，就是对病人负责，就是人道的，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持安乐死观点的人却认为，当今的医德标准已经要求每个医生对个体病人的负责转变到对社会负责。所以，对一个垂危病人是否应当继续活下去，医生不仅需要考虑维持病人这种生命对于病人来讲是十分痛苦的，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维持病人现状．在感情上、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医药资源的人[4]。
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属对于父母或亲人的任何绝症，只应该陪守到死．以尽孝心，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不孝的罪名将永远也赎不清。为了父母和亲人的疾病．即便四处求压，不远万里求良方觅妙药，甚至负债累累，压垮自己，也应该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只有这样做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但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对疾病要讲究科学，一个时期总有相对的“绝症”，当代的医疗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对一些确属冶不好的病症，不但病人精神和肉体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属与亲人的种种负担，因此终止生命只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决不能用“不孝或“有罪”来加以评说。
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一个人患病，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会对其持冷淡态度，或者拒之于医疗大门之外，这个社会就是不人道的。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一生对社会作出许多贡献，当他需要享受或照顾时，社会就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乐死，这样做会使目前暂时还没有得病的老人也为之寒心。但
安乐死的赞成者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人到了老年都会面临死的问题，对一些身患绝病而无法忍受病痛的人实施安乐死，决不能用社会不关心或不人道来指责，相反，这正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体现。
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安乐死，还要考虑到情感因素。因为人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死亡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而科学则是理性的，它总是试图通过理性来调整情感，使人能够在面对死亡时可以笑着向自己的生命告别。因此，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和实施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理性与情感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把握，对于一个面临垂危病人的亲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5]。过分的理智会被人指责为“不孝”，过分地带着情感处理问题，又可能被人认为缺乏理智，不懂科学，因此，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
生是人之向往，死令人畏惧，但是死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虽然安乐死至今仍没有得到共识，但是，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质量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人们明确意识到死之必然，并力求去追求一种尊严的方式时，那么安乐死无疑是结束生命的一种好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安乐死是可以适当提倡的。不是说提倡死亡，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任何时候生命都显得那么的珍贵。任何时候生命都值得尊敬。就是因为生命值得尊敬，所以在某些时候应该让生命结束的有些尊严，为人们减少一些痛苦。例如那些癌症患者，那些艾滋病患者，植物人，等等。这些被病魔长期折磨，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死无疑是对他们的解脱，是对生命的尊重。那么安乐死便不失为很好的解脱方式。只要他们个人愿意，又
何必让她们的痛苦继续下去。
我个人认为对死刑犯使用安乐死，不值得提倡。一般情况下，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人。判他们死刑，就是要给那些犯罪分子以震慑，让他们知道违反国家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少亡命之徒，在执行枪决的前一刻吓的魂飞魄散。如果对他们使用安乐死，舒服的就死掉，就丧失了震慑力。感受不到法律的那种尊严。
安乐死，现在人们对其看法还颇具争议。可能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轻言放弃。可是，对于那些被痛苦长期折磨的人，安乐死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安乐死的使用要加强管理，这些毕竟会危及到生命。妥善的管理，合理的利用，安乐死真的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安乐。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学思考X
摘要: 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伦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学者争论的话题, 至
今仍没有得到共识。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 探讨了安乐死难以付诸实施的原因, 认为传统观念、社会文
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等是影响安乐死实施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个人应该是生来平等的, 并且都具有生的权
利, 这一点今天已为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但对于人
有没有死的权利, 并由此引申出: 人在患绝症之后,
在临终前, 有没有选择死亡方式, 或者说选择死的权
利? 回答便各不相同了。近年来, 欧美各国以及国内
的学者都为此进行争论, 安乐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
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
死亡, 难以解释又无法超越。古往今来, 任何人
都毫无例外地走向它, 这就使人类陷入了极为深层
的对死亡的恐惧之中。长久以来, 人们避开对于死亡
权利的追求, 或者说不提出无痛苦死亡的要求, 一个
重要原因是人类对于生命归宿——死亡的普遍恐惧
感。对死亡的恐惧激发了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多少
世纪以来,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往往以各
种不同的方式来追求这种生命的永存: 不管是占卜
还是求仙, 不管是炼丹还是拜佛, 或者仅仅只是沉缅
于遐想之中的一种愿望。尽管至今人们还做不到, 但
人们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下去。
随着科学的进步, 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地探索生
命的奥秘, 另一方面也逐渐变得现实起来。当人们意
识到, 既然永生不能企求, 长寿总有终点, 死亡不能
避免, 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重新
对死亡加以审视, 让每个人在面临它时, 会有一个坦
然的、科学的、人道的、尊严的态度, 于是, 想到了安
乐死。
一
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 “医生
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 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
和悲伤。这样做, 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 而且
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
1] 培根在这里
所说的“安逸地死去”, 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 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 而在中文里则被直译为“安乐死”。
我国的学者给安乐死下了这样的定义: “患不治
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 由于精神和躯体的
极端痛苦, 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 经过医生的认可, 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
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2] 这个概念认为, 安乐死
是死亡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状态及达到这种状态的方
法, 而不是死亡的原因, 其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 而
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的还是安乐的, 目的是通过人
为的调节和控制, 使死亡过程呈现一种理想状态, 避
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 达到舒适而幸福的感受。
其措施包括: 为解除濒死者精神痛苦而进行正确的
生死观教育和医学心理指导; 为解除濒死者精神和
肌体折磨或能使其具有舒适和幸福感受的药物和非
药物的医学手段, 以及缩短濒死者进入不可逆死亡
过程后所持续的时间等。
二
近几十年来, 人们对安乐死经历了一个从不理
解到理解, 从反对到支持, 从看他人实施到自己提出
申请的转变, 赞成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上海一家医
院曾在文化科技界的小范围内作为探测性调查, 结
果有53% 的人主张积极探讨, 并希望立法; 36%的
人认为要认真对待; 11%的人则根本不能谈论这件
事[ 3] 。这项调查还表明, 在知识层次较高的民众中, 赞成安乐死的要明显地高于知识层次较低的。
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 医生的责任是减轻症状
和痛苦, 甚至为此而不惜缩短生命; 一个自由和有理
性的人有权力拒绝医疗和要求帮助自杀, 以便“悲惨的、没有意义”的生命可以尊严地结束。他们还从解
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提出安乐死的六大好处: 1. 结束
病人的痛苦; 2. 减少对家庭和医生的压力; 3. 使人
在适当的时候死去; 4. 加快由晚期病人占用的病床
的周转; 5. 使患病统计数字下降; 6. 减少护理晚期病人所用的开支。因此, 他们认为, 不顾病人痛苦以一
切代价来延长无望的生命, 这是既浪费资源又不尊
重病人的尊严。
为什么半数以上的人对安乐死持积极的态度,
真正实施起来又十分困难呢? 这有个传统观念的作
用问题。
传统观念是人类文化的积淀, 它以无形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乐
死作为新的时代课题, 在医生与病人、病人与家属、
病人与社会三个方面, 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
统观念发生了冲突。
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 传统的伦理观强调,
“只要还有一口气, 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因此, 医生对那些即使是明知无法治愈的疾病, 也是不惜人力、
物力、财力去抢救, 甚至是脑已死亡的生命也不应该
促使其死亡, 完全不用去考虑治疗是否有效, 只要尽
力医治, 就是对病人负责, 就是人道的, 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持安乐死观点的人却认为, 当今的医
德标准已经要求每个医生对个体病人的负责转变到
对社会负责。所以, 对一个垂危病人是否应当继续活
下去, 医生不仅需要考虑维持病人这种生命对于病
人来讲是十分痛苦的, 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维持
病人现状, 在感情上、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他
人, 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医药资源的
人。
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 传统伦理认为: “身体
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属对于父母或亲人的任何绝症, 只应该陪守到死, 以尽
孝心, 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不孝的罪名将永远也赎
不清。为了父母和亲人的疾病, 即便四处求医, 不远
万里求良方觅妙药, 甚至负债累累, 压垮自己, 也应
该尽心尽力, 毫无怨言, 只有这样做才能受到人们的
敬重。但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 对疾病要讲究科学, 一个时期总有相对的“绝症”, 当代的医疗水平不可
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对一些确属治
不好的病症, 不但病人精神和肉体都十分痛苦, 而且
也造成病人家属与亲人的种种负担, 因此终止生命
只是减轻病人的痛苦, 决不能用“不孝”或“有罪”来加以评说。
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传统伦理认为, 一个人
患病, 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 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如果社会对其持冷淡态度, 或者拒之于医疗大门之
外, 这个社会就是不人道的。一个人, 特别是老年人, 一生对社会作出许多贡献, 当他需要享受或照顾时, 社会就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 甚至施以安乐死, 这样
做会使目前暂时还没有得病的老人也为之寒心。但
安乐死的赞成者认为, 由于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人到了老年都会面临死的问题, 对一些身患绝病而
无法忍受病痛的人实施安乐死, 决不能用社会不关
心或不人道来指责, 相反, 这正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体现。
同意安乐死的人从伦理学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
的根据。他们认为, 安乐死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脑死或不可逆昏迷的病人, 或是死亡不可避免, 治疗甚至饮食都使人痛苦的病人。对于这些病人来说, 延长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延长死亡、延长痛苦。从这个角度讲, 实行安乐死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的。
在考察安乐死问题时, 我们不能忽视人的社会
属性。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 都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对安乐死的承受能力都会起重要作用。中
国伦理精神的内核是以血缘为本位的, 在一个庞大
的家族中, 病者亲朋众多, 子孙满堂, 在决定其死的方式时, 家属和子女对病人死的方式的选择, 就会变成需要对亲友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来选择。如果这个
家庭的主要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现代科学意识, 那么选择安乐死的方式的可能性就大些。反之, 如果社会文化层次较低, 那么就会视安乐死如同杀
害亲人一样, 认为是极其残忍的手段, 在感情上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三
“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和思虑来医治和扶助病人,
而决不损害他们”, “无论我走进谁的家庭, 均以患者之福利为前提, 务必不陷于腐败和堕落。”[
4]这是医
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弟子们从医的誓言。但是, 自从安乐死问题提出后, 最感到进退维谷的正是这些医
生们, 他们始终处于头脑与心灵冲突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缓解病人的痛苦是他们的责任, 另一方面“救死扶伤”的准则又阻止他们这样做。
解决这种矛盾的前提,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对
安乐死及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作出严格的规定。
第一, 实施安乐死一定是以病人在当时的条件
下确实毫无治愈的可能, 而自身又十分痛苦, 不想再生活下去为前提。
第二, 必须是病人自愿实施安乐死。自愿的死亡
有多种态度, 包括多种选择, 如要求出院回家, 停止
治疗, 或者要求医务人员帮助自杀等。
第三, 病人必须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对病人实
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医生, 他应当与另一个医生或
一些指定的权威商量, 为了防止病人是在精神暂时
失常时提出安乐死的要求, 应在申请安乐死与实施
之间有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必须注意病人可能产生
的思想变化。
第四, 在垂死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采取
安乐死的办法, 可能会产生谋杀或他杀的嫌疑。因此, 这种“仁慈杀死”要更加慎用。
四
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安乐死, 还要考虑到情感
因素。因为人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死亡往往带有强
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 而科学则是理性的, 它总是试图通过理性来调整情感, 使人能够在面对死亡
时可以笑着向自己的生命告别。因此,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和实施中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理性与情感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把握, 对于一个面临垂危病人的亲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过分的理智会被人指责为“不孝”, 过分地带着情感处理问题, 又可能被人认为缺乏理智, 不懂科学。因此, 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 又是一个伦理问题。
生是人之向往, 死令人畏惧, 但是死是不可避免
的。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 虽然安乐死至今仍没有得到共识, 但是,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 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质量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人们明
确意识到死之必然, 并力求去追求一种尊严的方式时, 那么安乐死无疑是结束生命的一种好的选择
正确看待安乐死问题 首先，我希望安乐死合法化——既受法律认可，又要受法律的严格监控。目前，反对安乐死的势力依然很大，主要是真从珍爱生命这个原则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艾滋病、肝癌晚期，他们继续治疗得不到相应的改善，只是一种生命的拖延，而这种生命的拖延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患者家人更多的花费，但是，这未尝不是个可以利用的好现象。利用这股“民意”的力量，可以把安乐死套上法律的紧箍咒。要是法律坚持不认同安乐死，那么，支持安乐死，反倒会被一些对现状不满、希望改革的“前卫”、“先锋”人士看作“新潮”的表现，安乐死只会引发更多的同情。 安乐死在合法化的同时，也要被法律严格规定，像上面所说的，只有那些确实患有那些既是目前无法治愈、必死无疑，又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的重症患者，才允许实施安乐死，而且，安乐死必须是患者在充分清醒的时候自愿的。虽然自愿在一部分情形下是做不到的，对于这种无法以自愿来规束的人，其代理人可以出于一些善意的动机，代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执行，比如以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父亲处死大脑坏死的儿子”这个事例，该儿童大脑已经坏死，而且继续生存的机会渺茫，其继续存活于这个世上，不会对该家庭或者说该父亲带来个人利益，更不会给社会整体利益带来好处，民法的基本原则中有一条，“公序良俗“，虽然，该父亲处死其亲生儿子有违良俗，但是其行为明显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当事人的行为是善意的，但是其法律行为的后果表现为不可忍受，我觉得这就是法律不够人性的一
面，而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法律和道德便能得到一个良好的结合 国家在给安乐死打开一条合法的小出口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提倡珍爱生命，让更多的人树立无论多大困难也要鼓足勇气活下去的价值观。价值观可以多元化，法律也必须尽可能让不同的需求得到满足，但在此同时，国家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扶持那些最为人道的价值观，让它们保持主流思想的地位，也是必要的。要是一个人真不想活了，他随时可以自杀，他人防不胜防，法律不承认安乐死可行，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一昧的回避是不可取的，既然“自杀”安乐死视为合理，也就是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那么上面所说的“父亲处死儿子”的案例也可以为什么就得不到理解呢，该儿子大脑坏死，已经对周围的事物没有认知能力，死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更好的归宿，我觉得法律不能约束道德，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就像见人掉入水里，你可不去救，哪怕你会游泳，但是你的游泳能力有多强，能否救出这个人，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只能以道德的方式来谴责，同样，该父亲处死大脑坏死的儿子的案例，我觉得法律应该在多方取证的前提下，给予谅解，因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不仅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还应该为小到一个家庭思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另外，就是安乐死的不足，下面举个例子，同样是重病号，有些人有钱，可以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以延长生命；有些人没钱，生病的时间长了，连医院甚至家属，都觉得此人是个累赘。那些没钱、多病的人，很可能会在周围人们的劝说下，无奈地选择安乐死。因为安乐死
对于我国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思考 摘要：安乐死，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它不仅涉及到道德伦理学、社会学，更涉及医学、法学。因此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备受学者、立法专家关注。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探讨的不断影响下，我国安乐死问题也面临是否能够合法化的困境。 关键字：安乐死合法化违法阻却合法化的完善 导论：“1986年6月23日，汉中市的夏素文因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被子女送到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救治。因不忍看到母亲生不如死的痛苦，夏素文的两个子女跪地向蒲连升求情：“行行好，让我妈咽气吧！”见此情景，蒲连升最终开了处方，并让患者唯一的儿子在处方上签字。他同另一位医生分别给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灵”注射药。1986年6月29日凌晨，患者夏素文死亡。蒲连升由此招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①作为全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经过了6年的漫长审理最终确定医生实施的安乐死的行为不够成发犯罪。由此变引发了国内学者的激烈的讨论，本文也将就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安乐死的基本常识。 （一）讨论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首先要弄清安乐死概念。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sia,愿意为“无痛苦的死去”。《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指在不可就要的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而在我国《法律辞海》中，安乐死又称“安死术”。指目前医学上确认为无挽救希望的不治之症并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病人真诚的要求“安乐地死去”时医生处于道义，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单从概念分析，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定义较为严格。 其次，安乐死从行为上被分为积极地安乐死和消极的安乐死两种。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消极的安乐死又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处于抢救中病人不给予或撤销救助治疗措施，使其自然死亡。在理论界大都对于消极的安乐死予以认可，认为其不够成犯罪。 再者，安乐死合法化的命题来源已久，古斯巴达便有涉及安乐死的理念，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也赞成吧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方法。可见古人也早已认识到安乐死的问题，只是在近代纳粹德国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后安乐死才被推到具有极高讨论价值的论题。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的极大进步，大量的病重患者可以通过医疗维持生命，而使病人忍受痛苦的活着。于是更多的患者希望结束痛苦，安乐死便被频繁的提及甚至实施，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也不得不被考虑。 （二）对于安乐死的认识。1、国际上，欧美国家子上个世纪30年代久开始讨论安乐死问题，从一些民间组织到学者、司法工作者。其讨论的焦点也是安乐死合法化与否，对此无论民间组织还是学者都主张安乐死的合法化，但世界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保守的态度并不予以法定化。不过激烈的国际讨论也取得一些成果：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安乐死的个案采取默认合法化而不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更甚者如荷兰、比利时更是以立法的形式把安乐死合法化了，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对安乐死也予以合法化。2、在我国，对安乐死的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热议。1986年首例安乐死被判无罪后，1988年全国各界专家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并达成一致共识，对安乐死无论在医学上还是立法上都应慎重对待。1994年以来人大代表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议案” 经常被提起。在司法实践中安乐死的个案也时有出现。但我国也一直未对安乐死予以立法。从刑法理论上讲，安乐死有故意杀人罪之嫌，因此从法学的角度讲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更加复杂化。 二、分析安乐死的合法化。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17年后，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
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安乐死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安乐死立法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
浅谈积极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原因 龙婧媛 【摘要】反对积极安乐死的合法化的理论、事例有很多很多，诸如滑坡理论、楔子理论等。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存在着很多的隐患问题，不论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病人及其家属自主选择的角度还是医学发展与医生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都是不适合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 【关键词】积极安乐死生命权滑坡理论楔子理论 【Abstract】Actively oppose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or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such as the landslide theory, wedge theory.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active euthanasia is legalized, there are a lot of hidden dangers,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medical point of view or the point of view of doctors, At present, China is not positive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Key Words】Active euthanasia、life power 、landslide theory 、wedge theory 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是一个争论超过半个世纪的古老问题了，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极有吸引力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生死大事，论及的范围很广，贯穿伦理、医德、法律、社会、宗教等问题，其中的问题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现今消极安乐死已经被默默接受，而积极安乐死却是一直争论不断的问题。积极的安乐死，亦称主动的安乐死，是指由病人自己或他人（如医生）以积极的手段断绝临终前受煎熬的病患生命，以解除其痛苦。有一种理论认为应该让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另一种却反对积极安乐死合法化。我认为积极安乐死合法化虽有可行性，但现今中国的现状下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还不宜合法化。 一、积极安乐死不能合法化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积极安乐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被反对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安乐死曾被政府利用与滥用，直到今天还遗留不可磨灭的阴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借着所谓的“安乐死计划”以毒气室秘密屠杀了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民族。二战之前有46%的人对安乐死立法持积极态度，二战之后的1947年
安乐死中道德与法律的思考 摘要:安乐死这一概念自20世纪被提出以来，一直广受争议。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间都有安乐死的行为，但是在法律和传统道德、伦理层面上看，安乐死一直处于“盲流”的位置，安乐死已经由一个医学科学领域内的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的层面，但是却被众多人们所回避。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信息社会带给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关注如何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也开始广泛关注起生命的质量，在毫无意义的生命面前，选择主动的死亡，却被视为对生命的不尊重，对家人及社会的抛弃。无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死亡面前，人类是没有主动权的，哪怕是捍卫生命的尊严，追求有价值的生命，基于这种思想，安乐死一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及立法问题，也就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关键词：安乐死道德困境伦理法律冲突 一、“安乐死”说法的起源及发展 1.1 “安乐死”一词的起源 “安乐死”一次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被译为“安逸的死亡”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中国学者为安乐死的定义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亡的状态时，承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痛苦，在患者本人以及他的家属强烈要求下，通过医生的许可，采用人为的方法使患者在没有痛苦的状态下终止生命的过程1。 安乐死通常的分类有很多种方法，一般有积极、消极、主动、被动、自愿、非自愿、直接和间接等等限定词，一般情况下，安乐死被用主动和被动划分。主动的安乐死指的是医护人员或者病人自身或其家属，采用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例如采用某种药物或者其他方式主动结束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痛苦的过程，这种主动的安乐死方法也被称为直接的或者积极的安乐死；被动的安乐死指的是停止救助或者维持病人生命的一切办法，任由病人的生命自行停止，这种被动的安乐死方法也被称为间接的或者消极的安乐死。一般狭义的安乐死指的就是没有痛苦的致死方法，也就是主动的安乐死。 1.2 “安乐死”的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有过加速死亡的办法，在史前的希腊和罗马就普遍存在允许残疾人以及重症病人自行辞世的现象。在17世纪以前，euthanasia指的是可以从容死亡的办法，一些学者把euthanasia的意义翻译为任由病人死亡，甚至采取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法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安乐死应当作为医学界的一项技术，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人类可以为了延长生命而采取各种办法，那么也可以为了缩短生命而采取措施2。19世纪，蒙克(w Murk)认为，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医疗手段，可以减轻患者病痛，但是却不提倡加速死亡；而到了20世纪中期，在欧美各国开始广泛的提倡安乐死，并且成立了各种安乐死协会，以求使 1李志红，2009年：《安乐死的法理与伦理学探讨》，《医学与社会》，第12期第4页。 2王敏，2006年：《安乐死与我国现行法律冲突的探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第4期第12页。
安乐死合法化及其相关问题探究 作者：宁夏石嘴山赵锋 引言：“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2007年两会期间，一位默默无闻的宁夏女孩李燕成为了社会争论的焦点，究其原因，是这位从小就得了被医学界称之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女孩，在两会期间，把《安乐死申请议案》发到了央视记者的博客里，明确表达了自己想以安乐死的方式得到解脱，请求这位记者将自己的《安乐死申请议案》交到人大代表手里。于是，围绕着这位“热爱生命但是不愿活”的女孩，安乐死再一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从人类拥有智慧懂得思考的时候起，生与死就成为了人类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医疗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毫无疑问，人类征服疾病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然而这种提高却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情况下，医疗技术可以帮助病人战胜病魔，减轻病人的痛苦；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医疗技术并不能攻克疾患，只是提高了病人与之相持的能力使其“苟延残喘”而已，而这样一来，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要忍受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病痛折磨后才踏入死亡的大门。所以说现代医疗科技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在增加着痛苦和延长着死亡。正是面对人类医疗技术永远不会至善至美，永远不会无限延长人类的生命这一现实，人们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缩短死亡，消除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恐惧以及尊严的沦丧？在这种背景下，安乐死成了病人唯一的选择。然而，和人生的重大性一样，安乐死是重估生命价值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到医学、哲学、宗教、伦理、法律、社会、情感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其适法问题就成了医学界、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着眼于在目前中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的安乐死问题提出对其是否合法及合理的讨论，研究其是否适合在中国的土壤生存的问题，解决安乐死合法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安乐死引发的思考 引言： 安乐死是人文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自人类文明创始以来，人类对于生命、健康的思考从未停止，因此有关医学人文的言论自古既有。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医学其人文性的思考越来越多，对生命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而对安乐死的思考也是如此。安乐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因此值得讨论。 摘要：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得死去。对安乐死的争议一直存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争议和伦理争议。社会争议主要是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争议；伦理争议包括五个方面，分别为：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尊重人权与情景选择之争、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关键词： 人文与医学、安乐死、生存权利、生命尊严、医生的职业道德、资源浪费及合理分配、孝道 正文：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日报道，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教授称，如果有一天他对这个世界不再有用，而仅仅是个累赘时，他会考虑安乐死。他表示，违背当事者的意愿令其或者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如果处于极端痛苦中，他会考虑安乐死。霍金教授的发言将
一直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安乐死的话题又提到了风口浪尖。 当今社会，安乐死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词，人们对它褒贬不一、评论各异。那么，何为安乐死？安乐死，顾名思义，指安详地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专业的解释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得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去。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而在我们国家，安乐死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度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悠久的历史，向上可追溯到古希腊，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亚里士多德曾在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到现在，目前已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地方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10国，允许“被动”安乐死，只准终止为延续个人生命而治疗的做法。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和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出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对作为的安乐死，即积极的安乐死，规定如下：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不能认为这
辩题：在中国安乐死该不该合法化 正方：在中国安乐死该合法化 辩论资料（仅供参考） （一）安乐死定义：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 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二）分类：一般分为两大类： 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 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在安乐死 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 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 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 人。 （三）实施条件：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 死去的行为。 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又称无 痛苦死亡。一般多指后者。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 件： 1. 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2?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3.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4. 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5. 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6. 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四）法律现状在我国，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无罪。 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 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 （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 （包括 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安乐死有以下三种情况： 1. 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 论的法理学思考 【内容提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以自由理论为基点探讨了安乐死中的生命权和个人自由问题，并结合社会有机体理论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摘要题】争鸣之声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个人自由/集体意识 【正文】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 命是谁拥有呢？”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
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 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 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 存在的永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 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 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 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 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 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 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 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 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一、安乐死及其合法化纷争 安乐死及其历史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国内目前对安 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安乐
Vol.33No.1 Jan.2012 第33卷第1期2012年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近年来，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始终是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但因安乐死的评价体系复杂、合法化后引发的社会问题较多等因素使得推行安乐死举步维艰。尤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具有至上性和不可逆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待安乐死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安乐死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而选择的有尊严的“优死”方式，尽管对其研究论证尚存诸多可商榷之处，但笔者认为，这只能说明当下广泛实施安乐死的时机不成熟，却不能否认安乐死在自身的逐步完善中被社会所接受。在生命至高至上性的前提下，在坚持知情同意原则、病人自愿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试从伦理学的视角论证安乐死的合理之意。 一、有利原则下个人利益与家庭、社会利益相统一 道德要求我们不伤害别人，更要求我们对维护他人的幸福和快乐有所贡献。这种“有利”的行动是根据“有利”原则作出的。以有利原则为立足点，从个人、家庭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综合视角可见安乐死的合理之意。 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不区分自身同自身的生命活动，整个生命过程仅仅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人则将生命与生活相结合，使生命活动具有社会属性与社会价值，在活着的同时追求如何实现更好的活着。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所谓无法治愈的绝症可依附精密的医疗设备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当这种延长仅在维持具有生物学意义而无社会学意 义的生命，病人备受死亡恐惧，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时，于病人而言确为“生不如死”。这种不可避免死亡的生命在质量极低的状态下“活着”，与其说在延长生命倒不如说是在延长痛苦甚或延长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乐死可减缓病人临终前的痛苦，符合病人自身利益，是对个人的一种最高尊重。多位研究者及病人曾发出呼吁，认为病人在离开世界前生命被剥的体无完肤，恐惧厌恶的同时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认为在死亡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安详离开人世，保持躯体完整和人格尊严是最好的结局。 安乐死在最大限度的尊重临危病人尊严、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了患者家人及社会利益。脑死亡患者、终末期昏迷者、癌症晚期不可逆患者 在经受巨大折磨的同时，其家人也是处于极度的痛苦与煎熬中。一方面他们看到亲人濒死的痛苦与折磨，希望亲人尽早摆脱苦痛，即使是以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另一方面在通过仪器来延长不可逆转的濒危亲人的生命，在花费昂贵医疗费用的同时还要日夜照料，对于这些亲人尤其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是一种无意义“生命”对现实意义“生命”的消耗。满足患者安乐死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家属的一种解脱。在社会层面上，安乐死可极大的节约社会资源。生命的不可替代性与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必须寻求医疗资源利用和效能的最大化。当今社会医疗资源处于珍贵而有限的状态，当一个生命处于死亡边缘无法治愈时，医疗消耗显然没有任何正效益，那么按照有利原则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马端林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安乐死的评价体系较多，是医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长久讨论的热点问题。当下广泛实施安 乐死的时机并不成熟，但不能否认安乐死作为时代产物的合理性。本文从有利原则、公正原则和人性视角三个伦理学的角度对安乐死问题作以分析，论证安乐死的合理之处。 关键词：安乐死；伦理；思考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１－０３ 51--
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探讨 【内容摘要】：由于在世界一些国家发生了因安乐死而引起的纷争,还有各种绝症患者在请求政府给予安乐死,使得安乐死又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虽然安乐死已在某些国家为合法但其合法性仍被世界各国所怀疑.但我们可以看到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所以本文将通过国内外安乐死的立法进程；安乐死合法化的基本理念之争；安乐死合法化需要论证的问题和在我国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构想，四个方面来探讨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积极安乐死 【作者简介】：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2002级法学专业（2）班 时宇星 引言： 生存与死亡是一对反义词,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但几千年来人们总是对生存关注倍至,对于死亡却讳莫如深.在法律上就规定有"生存权"、"生命权"等一系列与生有关的权利,但却从未见过一条有关"死亡权"的法律规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不仅追求生命的快乐与幸福,还希望在迈进死亡大门时没有痛苦,于是死亡和安详快乐的离世,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安乐死.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或“有尊严的死亡”。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1]根据一般的安乐死分类方法，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还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无法知悉本人意愿的安乐死（如病人为婴儿或植物人等）。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又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
1.安乐死的过程能否做到不被人利用呢？ 2.解决病人的痛苦非得安乐死吗？ 3.请问对方辩友安乐死存在弊端吗？如果有，何在？ 4.那如果安乐死合法化了，是不是让弊端保留下来了呢？ 5.请问你认为安乐死能在所有中国人包括不患有病痛的人中达成共识吗？ 6.请问对方辩友你认为安乐死的标准好介定吗？现在的医学能百分百验证码？ 7.当一个人没有钱为自己的生命买单，而且遭遇巨大痛苦的时候，该不该在他 的要求下实施安乐死呢？ 8.病人与病魔抗争到最后一秒，在苦难的修行中体现了生命的价值，这样的死 对方觉得有尊严吗？ 9.安乐死合法化造成患者被合法的谋杀或者被迫的自杀，这岂不是与安乐死背 道而驰吗？ 10.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会不会有亲属代替患者表 达安乐死的意愿或暗示患者自主表达安乐死的意愿，从而逃避经济上的压力呢？ 11.请问当一个病人喊着：”我不想活了”的时候，你认为他是想结束自己承受的 痛苦，还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12.像以前大学的那种制度，只要大学毕业之后就会有工作分配，因此很多大学 生在大学只是“抱着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的想法度过大学四年。那么当安乐死合法化了，会不会使人类在医学上失去探索的动力呢？ 13.假如一位病人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他选择安乐死，但三个月之后他患的病 已经有了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死的很冤呢？如果他在坚持三个月，他是不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呢？ 14.请问你认为当今世界上是不是还存在很多不孝子呢？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是不 是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呢？ 15.医生的职责不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那为什么要让病人安乐死呢？ 16.如果一个人在极其痛苦，备受精神和身体的煎熬下，所作出的决定是不是不客观呢？ 17.请问对方辩友违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逃避现实，选择死亡的人是不是一 种懦弱的表现呢？ 18.没有人能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怎么能判断那些病人无法医治呢？ 19.帮助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定怎么去判定？ 20.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后对安乐死的滥用怎样去控制呢？ 21.如果有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大举手中杀人的屠刀，我们要如何去判断， 去保护那些患者呢？ 22.患者家属要求医生对患者进行安乐死，这如何判断是不是他们想逃避麻烦的 一个借口呢？ 23.安乐死一旦合法化，这不是削弱人们战胜病魔的希望吗？ 24.老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安乐死合法化如何解释我们的传统观念呢？ 25.安乐死合法化以后，出现的一些犯罪行为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26.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请问对方辩友认为国家法律应该允许私人间以协议或承诺的方式来 处决生命吗？ 27.如果说安乐死是让人没有痛苦的死，那抽鸦片致死也算吗？ 28.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不治之症就永远是不治之症吗？ 29.安乐死漠视生命，让健康的人产生恐惧感怎么办？
从安乐死案件中引发对法理上的思考 从安乐死案件中引发对法理上的思考 一、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1986年6月23日，夏素文被诊断为“肝硬论文联盟变腹水”，后因病情恶化，痛苦难耐，希望以死解决。其子王明成及妹妹见母亲疼痛难受，于6月28日上午，要求医生蒲连升给夏实行“安乐死”，蒲医生坚决不同意，后经王明成及其妹妹再三恳求，蒲医生便给夏开了复方冬眠灵的处方，并在处方上标明“家属要求安乐死”，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名。后夏素文死去。1987年9月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王明成批准逮捕。 居于对安乐死这个案件的立法空白，要求实施安乐死的夏素文的子女和实施医生蒲连升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故意杀人罪，或许我们在刑法中再也找不到比“故意杀人罪”更适用于“安乐死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了。但是，这真的适用吗？ 二、国内外对安乐死的态度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将安乐死作为犯罪处理，以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与自身的合理性，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地对待安乐死，不像以往那样把它看作是一种不道德、不理性的行为。据调查现在各个领域大多数人都希望有相应的法律赋予安乐死一个合法地位。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问题，而遗憾的是安乐
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讨论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立法领域。 在国外，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许多国家就被要求把安乐死合法化，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是否应该立法的大讨论。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尽管英国、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有人率先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当时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够清晰，也不具备当时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条件，并且担心有不法份子对安乐死规则的滥用，允许安乐死合法化得不到大部份民众的认同，因此没有立法。二战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实施安乐死，关于安乐死的各种立法运动和民间运动也在增多。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的态度也由反对演变为支持。他们认为安乐死是人的一项权利，因此为其立法也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工作。 三、安乐死是否适用于故意杀人罪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置适用于故意杀人罪，但安乐死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而故意杀人罪是残酷的、非尊严的；再次，安乐死是患者和亲属的自愿的，与故意杀人罪上的受害者是非自愿的是不同的。最后，安乐死是一种善意行为，同时也不会危害到社会。因此，“安乐死”案件不适用于“故意杀人罪”的定罪标准。毕业论文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一）生命权 每个人都具有生命的权利这一点在世界上是不言而明的。任何人
四辩陈词： 对方辩友滔滔不绝的雄辩也同样无法掩饰辞理的缺失。让我来指出对方辩友的几点偏颇之处。首先，我们今天讨论的安乐死重点在安乐，而不是死，因为结局已经注定，我们只有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其安祥离去。您知道肺癌病人是怎样死去的吗？是活活憋死的呀。应为癌细胞充满整个肺部，无法呼吸。可是因为安乐死尚未合法化，有些人忍受不了这非人的痛苦，选择了自杀。更是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倘若他是您的父母，您的爱人，您的亲友，您忍心看着她生不如死吗？您难道不想他能安详死去吗？ 另外，对方辩友一直对医德方面耿耿于怀。认为安乐死合法化会让医生不思进取，遇到难治的病就让病人去申请安乐死，这是与安乐死的初衷相违背的。一个有医德的医生是不会主动提出让病人安乐死的。其实自杀早就存在，可是现在医学水平却在不断进步，也没见过有医生因为不想治病而全病人自杀的呀！对方辩友给安乐死带上这样一顶帽子是不是有违合理性了呢？想到在雅安不顾个人安危救人的医生，在郑大医学院苦读的那些准医生们，我为你们感到委屈呀！ 而对于安乐死的前提来看，安乐死必须是患者自愿选择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病人选择安乐死的原因，而是病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而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并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综合考虑之后决定的。比如卖国贼与就义英雄，死的结果毋庸置疑，重要的是死的方式。而对于安乐死本身就是一个自愿的行为，
使患者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 而有关于误诊的问题，我方一直在强调我们承认误诊普遍存在着，即便是在美国。当病人申请安乐死的时候，法律强制其复诊以确保误诊率在最低，一方面是误诊的病人看到生的希望，也可使申请安乐死德病人明确自己的处境，理性做出抉择。这种严谨的态度，这种对生命权利的保护，不正是人性化法律的写照吗？我相信奇迹也渴望奇迹，但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就是因为其发生的概率低，如果面向普遍大众了，那还能称之为奇迹吗？对方说我们实施安乐死的理由过于理想化，那您所说的奇迹您的医疗水平瞬间突破是不是更加理想化了呢？ 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伦理，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的，没有完美的理论，爱迪生还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才发明灯泡的，更何况这一有关死亡的大事。只有将其合法化并付诸实践，才能进一步完善其不足，更好地为人们服务。比如我们可以在小范围内实施，然后再推广。由公证人全程监督，每个过程都有一定资格的专家进行核查，以确保其公正性。 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民主的最佳体现，是对生命健康权的进一步体现。提创造了一种让社会理解安乐死的环境。安乐死并非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在认识到人类极限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一种安详而有尊严的离开方式，是对声明最终庄重的选择。而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并不是对安乐死的一种呼吁，不是要说服大家去选择安乐死，而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多一种方式，多一种选择，多一种态度。所以我方坚定
死亡医生安乐死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而寻求解脱。我认为这种观念并不符合伦理。人应该尊重生命,同时也应该接受死亡,这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两个方面。根据有利和尊重原则,实施“安乐死”,充分尊重病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维护病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实施“安乐死”体现了一种公正的公益原则。当人的死亡仅是时间问题,治疗所花的巨大代价只能使生命在反复无常或痛苦不堪的状态中拖延时,采取安乐死是为道德所允许、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免除或减轻病人的痛苦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安乐死”的对象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根据现代医疗技术和检测手段,这些疾病是根本无法治愈,死亡只是朝夕之别。此时,医生竭尽全力地、人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延长病人的痛苦,这有悖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相反,医生在病人的殷切明白的嘱托下,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放弃无价值的治疗,实施“安乐死”,让病人无痛苦地、安乐平静地死去,却更符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抢救一个临终而又无望的病人,是巨大的浪费和社会财力的错误分配,是一种社会效益的失衡。节约资源,公正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是社会公益的需要。从家庭角度看,对那些无法救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仅是仁慈的表现,而且可以使家庭成员摆脱沉重的感情压力和经济负担。因而是合乎道德的,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公正的公益原则。纵观发展趋势，我认为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利大于弊,且迫在眉睫。 总之，“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置方式。我认为选择安乐死是患者的一种权利。每个人都有主宰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有同意或者拒绝别人接触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人们当然也就有拒绝治疗的权利。人活着要看他的生活质量,看他是否快乐,而不能只看他活的时间长短。当一个人处于无法医治的情况下,自己的身体有受着极度痛苦的折磨,这时,对于他来说,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继续活下去只能是无穷无尽的受苦,同时也给患者的亲属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压力。人有权要求自己活的尊严,也就有权利要求自己死的尊严。 1杰克在协助病人执行安乐死前，都会对他们录像，让他们或者亲人表达自己的痛苦和选择，这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举动，终于，人的苦痛被放在中心位置，你会感到，痛不欲生同忍痛求生相比并没有高下之分，他都是个人的选择，个人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或是继续延续的方式。作为那些绝症患者，他们最大的痛苦在于，他们病重的身体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自杀”本身已经成了自己无从选择的一个方式，而无论家人还是医生出于感情或是道义，都很难做出放他们死去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被剥夺了选择权的不幸的病人。 2无论身体机能，还是社会环境，都让一批人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杰克与维拉的可贵也是争议之处就在于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去纠正这样的不平衡。而杰克与之相比，有着更大的雄心，在医院就职时，就秉承这安乐死合法化的理念，在退休后，没有了体制内的束缚，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甚至亲自实践。由于法律的约束，杰克和支持者不得不选择一种钻空子的方式，设计专门的设备，让虚弱的病人可以亲自启动为自己注入试剂。而这一举措却也无意中更强化了安乐死的价值，从整部影片，我们看到那些病人从有意愿，到与杰克沟通，直到最后的执行，无一不是自己的选择，杰克正是那个给他们搭建了实现自己愿望平台的人。在安乐死上，我从理念上一直持赞同立场，但是技术层面上也有如何正确理解和传达病人正确意图的担忧，而从本片中，杰克表现出了其良好的医德，我们看到有几个案例，他在与对方沟通后，拒绝了病人的安乐死建议，指出了他们只是情绪上的沮丧。杰克对病人的判断也将“医德”问题引出了更立体的思考，在医学领域，无论“希波拉底誓言”还是“南丁格尔誓言”，都表现出了以病人利益至上的立场，但是在后来却被很多人在批驳安乐死时，单一强化出医生应该为病人“求生”。但是，在一个病人希望以最小痛苦结束自己生命时，痛苦的活着难道还是病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为了真正维护病人的利益，需要的恐怕不是条件反射似的反对寻死的病人，而是真正去与病人交心，体察他真正的诉求，而杰克的做法正是一种医德的表现，他尽管有着让“安乐死”合法的目标，却没有因此丧失理智，冷静的与每一个病人沟通，去了解病人真正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过于将“生”与“死”对立起来，是的，“死”代表着从物质世界的消逝，它令人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