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何以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关键词：解释学；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智慧；伽达默尔
摘要：邵华的新著《实践智慧与解释学》，基于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揭示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点具体落实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补充方面。
中图分类号：0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291-03
邵华博士的新著《实践智慧与解释学》于近期出版，这本书主要围绕伽达默尔的思想，对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是目前国内有关这个主题的第一部系统专著，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实践哲学贯穿于伽达默尔思想的始终，而不是他后期（《真理与方法》之后）才转向这个领域的。这条漫长的路应当追溯到1923年，当时，在马堡大学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伽达默尔来到弗莱堡，参加了海德格尔主持的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的研讨班，聆听了关于“实际性的解释学”的讲座，这一经历奠定了他今后的
学术方向。晚年的伽达默尔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这可视为他一生研究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基本概括和总结，仿佛一位大艺术家经历了“少而工，老而淡”的阶段，这句话看似平易，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充实这一内涵，甚至可以说，在他那里，实践哲学实际上充当了第一哲学。
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践智慧，而且实践智慧不仅是实践哲学的核心，也是解释学的核心，这些是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被突显出来，因此可视为他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因为传统解释学在反思上是缺乏这一维度的，这当然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分不开。众所周知，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间做出区分，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以前的哲学家，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没有明确做出这样的区分，而这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尤其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包括解释学的传统都应当追溯到这里。伽达默尔曾经谈到，相对科学主义，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哲学”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传统的第二条线索”，它通向现代精神科学及其为之奠基的解释学，在这里，实践哲学不仅是解释学的方法论的范式，而且就是它的实际根据（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10-61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伽达默尔思想的这一走向伴随一个大背景。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主要是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在新康德主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复兴：本体论的复兴、实践哲学的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修辞学的复兴。这些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哲学通向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复兴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是一致的，至于修辞学的复兴实际上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分不开。这些复兴在当代人文主义哲学包括解释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能在伽达默尔身上明显地看到，它们构成我们理解其思想的重要背景。
受海德格尔的推动，伽达默尔后来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解释学，它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解释学结合的产物，但又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里的“新”意味着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是适应时代要求所提供的一种“升级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邵华博士的这本专著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何以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作者是通过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的探讨来加以呈现的。
由这个关系所反映出的伽达默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之“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当代现象学运动；另一个是对康德思想批判性的吸收、补充。关于第一个方面，本书前两章作了明确的交待和具体的梳理，它是结合着“实践智慧”内涵的分析展开的，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看到，上
个世纪，大陆（主要是德国）的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与英美不约而同，但还是有差别的（正如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在英美哲学和在大陆哲学那里的内涵不同一样），它被纳入现象学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启者虽然是胡塞尔，但他的天才学生海德格尔后来居上，在运动中的影响超过了胡塞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德格尔实现了现象学运动的三个转向：本体论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而这些都是胡塞尔所未曾达到的。作为海德格尔最亲近的弟子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个方向。当海德格尔将现象学运动推进到本体论，必然会走向生活世界。所以，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开设的一系列课程都与生存论的现象学有关，包括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其实就是人的哲学，所谈论的就是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通过“解释学处境”将其同“实际性的解释学”联系起来，这种解释学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不过“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弗莱堡晚期）就不再怎么提亚里士多德了，而伽达默尔一生都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关注实践哲学。他的解释学思想是沿着一种新亚里土多德主义的方向展开的。这方面的成功导致他在海德格尔之后，同阿伦特一样，成为德国亚里士多德复兴运动的最重要代表。只不过阿伦特是从政治哲学切入的，伽达默尔是从解释学切入的。
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论现象学、胡塞尔后期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进一步接续人文主义传统和与之相关的解释学传统，如施莱尔马赫、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的思想，并打通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联系，而且上溯至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三版后记中说的哲学解释学所参与的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运动，实际上指的就是现象学运动，“这种哲学
运动旨在克服片面指向科学事实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于新康德主义和当时的实证主义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第546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理所当然地受到
了伽达默尔的重视。
哲学解释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新”，还有另一方
面的表现，那就是对康德的批判性的吸收和补充。这在本书的第三至五章作了集中的揭示，它主要是结合着实践智慧内涵的三个方面――善、实践的考虑和伦理来谈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被伽达默尔视为实践哲学核心的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很重要，但在康德那里并不重要，正如“友谊”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康德伦理学中不占重要地位一样，这是康德先验论立场的必然结果。在后者眼里，“实践智慧”或“明智”（Klugkeit）只是人在与物打交道和与人打交道中的一些实用技巧或实用原则，它反映的是人的利益、欲望的需求，而不是基于善良意志的义务
原则，它表现为假言命令，而不是定言命令，所以它只属于人的一般的实践理性，而不属于纯粹实践理性，与理想的道德无关。因此，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并不等于实践智慧，而在伽达默尔那里，二者成了一回事，这是两种不同的论域下得出的不同结论。虽然伽达默尔更多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但他后来已意识到，在实践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子和康德主义的路子都有片面性，相互融合才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它对于未来的实践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伽达默尔所预示的这个方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融合，现在看来，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哲学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解释学的意义，邵华博士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并做了细致的阐发，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他强调伽达默尔最终力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来发展自己的解释学，体现了一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这种看法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对此，结合伽达默尔的一贯风格也不难理解。这个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绝对精神”的黑格尔主义者，思想一向不温不火，不走极端，而是致中和。就这一点而言，也体现出他的解释学的辩证法倾向。当然，伽达默尔始终是在一种新的视域下，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核心，来建构自己的解释学的，即便吸收了康德的一些思想，也不是平均的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讲，伽达默尔是反对康德先验论的哲学立场的，这
就决定了总体上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性质，而非新康德主义的性质。
本书最后一章，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就是对实践智慧作普遍哲学意义的把握。这里牵涉到重新回到关于“实践”的理解，它超出康德的狭隘性，涉及到人的感性活动、自由选择、具体的善和整体的善，并围绕着实践智慧与实践哲学、精神科学、解释学以及修辞学之间的关系来展开，它涵盖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所关联的是人文主义这条线。这条线自维柯以来，开始与科学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而科学主义这条线一直占上风。作为现象学运动一个分支的哲学解释学则让人认识到，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到“实践”的名下，这个实践不应是近代以来被科技所扭曲了的实践，而是真正的实践。晚年的伽达默尔说得好，“种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
来自于实践，离开了实践将是纯粹的虚无。这就是从解释学的问题出发所重新证明的知识和科学的特殊意义”（第28页）。由这个角度生发开来，实践哲学在伽达默尔那里的确真正成了第一哲学，一切都需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才能找到其合理性的定位，而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展开这一点，既体现了伽达默尔思想的重要特色，也反映出他独到的学术贡献。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解释学
与实践哲学关系的探讨，迄今为止已出的成果不算少，然而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如何具体通向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智慧到底起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它与解释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却缺少全面、系统的考察，即便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往往也是零散的、比较空泛的，很多意义及历史背景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邵华博士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扎实、重要的推进。此书将伽达默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集中于解释学与实践智慧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内容十分丰富，连带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实践、实践知识、共同体、语言、人文科学、人文精神、人文传统、反科学主义、真理、修辞、消除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尤其是将实践智慧与伽达默尔所提及的人文主义的四个基本概念――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联系起来认识，十分重要。总之，这本书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达到了“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将康德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补充纳入到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一改过去人们读《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所易获得的印象，具有启发性。的确，时至今日，在实践哲学的范围内，单纯的康德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似乎都有自己的“短板”，都难令人完全满意，康德
实践理性的“刚性”和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柔性”的结合，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这是伽达默尔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当然，如何进一步落实到解释学领域，这方面仍需要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钻研，以达到更加全面的
理解和认识，相信这个方向是大有前途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
责任编辑：陆广品
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景海峰 随着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除了译介和阐发伽达默尔、利科尔等解释学大师的理论之外，海内外学者也试图在普泛化理解的背景下，把解释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论体系和诠释学方法。下面我们以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汤一介等4位先生的工作为例，来看一下这股趋势的一般状况和可能发展的前景。 一、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 在华人学者当中，傅伟勋教授（1933—1996）是最早将解释学理论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的先驱之一。早在1972年，他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首次触发诠释学的构想。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宣读《创造的诠释学：道玄与海德格》。1983年，在长篇学术自传《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中首次用简易的文字记述了“创造的诠释学”的架构。1984—1988年间，在海峡两岸多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发表正式演讲。1989年，撰成《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为此说最具系统之长篇。随后，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于大乘佛学及儒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背景，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汇。 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这一层面的核心是原初资料，从版本考证、原文校勘到语词定夺、文法疏通，均属纯粹客观的校雠工作，不涉及到“创造”。“实谓”的寻考是诠释的基础和起点，但非重点，它只是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一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现，进入狄尔泰所谓“随后体验”的状态。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给我的思考 班级：12国政学号：1224120 姓名：王淞《政治学》是公元前3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府政治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主要论述人与城邦，包括城邦的起源，目的。第二卷主要论述公民与政体，包括两项城邦的原则及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等。第三卷主要论述公民与政体理论，主要包括公民的本质，城邦的性质及几种不同的政体等。第四卷主要论述政体的种类，包括政体划分的标准，各种政体的种类及它认为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等；第五卷，主要论述政体的变更与保全，主要包括了引起政体变更的原因，政体变更的方式及对苏格拉底政体变更思想的不足的补充等；第六卷，主要论述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构建，第七卷主要包括通过教育实现理想城邦；第八卷主要论述城邦青年的培养。感觉核心整体来说就是对政体的一种合理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政体是对多数城邦都很优良的，对于其他各种政体来说，哪一种政体适合哪一种人，我们的社会要想稳定都要哪些因素，如何通过教育使得人们都能够管好自己的事等等问题。 《政治学》是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的政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理论之初，首先认为政治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政治学开篇不久，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了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人类在本性上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因此，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这样才有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正是于此生发出后来政治哲学领域中的诸多命题和假设，并且在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同时推动着人类政治活动的不断完善。 读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整本书的核心就是一种“中庸适度”的思想。这种中庸表现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自己的主流思想是这样，所以在他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处处反映出来。 在政治方面，他说：“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 伽达默尔是西方解释学现代发展的最大代表,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 要的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其思想迅速传播和应用于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评论 和宗教等人文社科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①,形成了世界性的一种 新哲学形态和“显学”理论。那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伽达默尔的 解释学实践哲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义呢?作为一种对话的“本文”,作为一种交流的“对象”,它又会在交流的参与中向我们显明一种什么样的新意义的理解与追求呢? 显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解释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汤一介、黄俊杰教授 等为代表),二是中国的实践哲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张汝伦教授等为代表)。自从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展开了对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以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着 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哲学、宗教、伦理学、 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着手探讨“创建中国解 释学”及重新认识中国实践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一、解释学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从有“史”走向有“学” 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可上溯古希腊与中世纪,有赫尔墨斯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与传达的 神话,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有奥古斯丁关于解释对于理解神之旨意的意义研 究以及对于解释问题零散研究的系统化等努力,特别是在西方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对《圣经》解释的历史传统,1654年J·丹豪色最早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用作书名。 不过,真正说来,解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自从19世纪施莱尔 马赫、狄尔泰等人将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之后,解释学才获得了 自身的特殊意义,解释本身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被加以研究而形成了丰富的解释学理论。随后海德格尔从其基本本体论出发,赋予了解释学以本体论性质,而伽达默尔则将这种具有 本体论性质的解释学上升为一门哲学解释学来研究。这就表明,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史来看,“学”与“史”是分开的,有解释的“历史”不等于有解释的“学”(即解释理论)。因为“一种 ‘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 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①。 同样,中国的“解释学问题”可谓由来已久,甚至比西方有更长的历史,但“迄今还没有一套 自觉地把‘解释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与西方解释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体系”②,其根本原 因在于,尽管中国对本文意义的解释古已有之,也非常普遍,但始终没有将解释本身作为对象 来加以研究,没有形成关于解释的一套基本原理和理论。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着十分 明确的解释实践活动,但却一直不曾有过独立的解释学理论,因而,作为一门理论学科,解释学 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解释学问题上,可以说,有漫长的解释史却无一般的解释学。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阐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即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等，特别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循环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前理解、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前理解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正确理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则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本文还探讨了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认为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虽然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发展而来，但由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从而超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本文作者特别提示，事情本身与完满性前把握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 【关键词】伽达默尔/诠释学循环/前理解/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理论发展而来的，但由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使之
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 一、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精神科学的循环结构①在诠释学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解释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在诠释学里被称之为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古代修辞学早就认识到整体与部分所谓诠释学循环，即要理解语句，首先要理解其中的语词，而要理解语词，又必须先理解语句。宗教改革派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曾把这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于理解过程，并把它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关系以及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scopus(整体结构)上加以理解；反之，整体结构的统一意义又必须从一切个别细节去理解。当把这一原则用于对《圣经》的理解时，他们反驳罗马教会独断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关系乃是对《圣经》理解和解释的唯一正确原则：一方面对《圣经》的整体理解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解释，另一方面，《圣经》这一整体也只有通过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才能获得。从这里，新教改革派提出《圣经》是自身解释自身的所谓《圣经》自解原则(Schriftprinzip)。 对于古代修辞学这种整体与个别的诠释学循环，伽达默尔在他的《论理解的循环》(1959)一文中写到：“我们必须从个别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
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思想 一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当代解释美学代表人物。1900年生于德国马堡，1922年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导下以其对柏拉图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去弗莱堡大学参加海德格尔所主持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来到弗莱堡大学，见到在那里任教的胡塞尔，对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37年开始任教于马堡大学，1938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46-1947年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949年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同年又去海德堡大学任教。从1949年至去世前一直为海德堡大学教授。曾主持过久负盛名的德国《哲学评论》杂志工作。伽氏一生著述甚丰，主要集中在哲学美学和历史哲学两个领域，其哲学解释学就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一书，此书为其代表作，构思最长，影响最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发行。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诞生，并成为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伽达默尔作为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与著名哲学家的地位。本书正如其副标题所说"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即着重于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理解"现象的一系列特征。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即从艺术、历史和语言三个部分，阐明理解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第一部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着力对艺术经验的本体论进行分析，揭示艺术经验的哲学真谛，并展开了"理解"现象一般特征的分析。本书的书名《真理与方法》准确地说，应是《真理或方法》，也就是在真理和方法之间加以选择。实际上，伽氏反对把真理与方法划等号，而是试图凭借解释学本体论深入探讨真理问题，第一部分就是着重探讨"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关于方法与真理的关系，伽氏说道："因而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一切地方和经验寻求其自身证明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1）可见，本书的主旨就是超越启蒙主义以来理性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去探寻真理的经验。关于艺术问题，他又说道："为了拒斥受科学的真理窒息的美学理论而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本书的探讨就开始于一种对审美意识的批判。"（2）他又一次对理性主义真理观影响下的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给予了明确的批判。同时表明，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由艺术作品所获得的对真理的经验"。 伽达默尔写作《真理与方法》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正是"二战"之后，人类又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一方面社会取得了进步，另方面人类的生存危机却愈加深重。因此，伽氏所面临的首先是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他说："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吗？"（3）在这里，伽达默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与精神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科技全面发展，但科技统治却使人类"忘却存在"而进入"世界黑暗时期"。面对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办呢？是像尼采那样因"上帝已死"，而目送傍晚夕阳最后的余辉呢？还是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时候的最初晨曦呢？显然，伽氏是取后者的态度，试图以现代解释学理论去克服当代物质进步与精神危机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而去迎接最初的晨曦。伽氏所面临的另一问题就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在德语文献中称作"精神科学"。在传统的理论中、包括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中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对立的。在德国，精神科学这个概念最早由狄尔泰提出。以后，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W·文德尔班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又进一步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了区分。弗莱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及其它理论家也都作了不同的阐述。但都立足于两者的对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科技拜物教的进一步泛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2012年第03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3，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79期） Total No .279 收稿日期：2011—10—11 作者简介：李晓玲（1983—），女，河南濮阳人。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和外语教学。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 李晓玲 （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3） 摘要：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现代西方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45—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 研究的视角。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 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 性”。［1］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历史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这 种偏见是“合法的” 。他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声称“偏 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 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 的倾向性”。［2］伽达默尔对偏见的积极性的一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误读的意义。庞德唐诗英译中 的错误在美国引起的新诗运动，寒山诗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激潮，都说明误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 二、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第二大原则。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认为，作为理解者或解释者的译者，其视域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动态的。因此，作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译者，其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与其他视域交融，达到一种历时性、共时性的 “视域融合”。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 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有自己的视域。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由其带来的各种成见所规定的，它们构成了译者现在的视域。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带着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的视域和文本的历史视域相遇和融合。但这种理解 5 41
读书报告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前言 从古至今，政治问题纷繁复杂，充满斗争与神秘。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哲学家，思想家，其著作对西欧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通过对雅典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对当时出现的政治问题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今天，通过阅读前人的著作，了解和学习几千年前这位大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论述和解决方案，从而有利于我们揭开政治表象背后的面纱，深刻的认识当今政治问题。 关键词：贫富差距，阶级，法治，政治体制，国家 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他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体系，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亚里士多德生值，公元前四世纪，生于斯达奇拉城，少年时受柏拉图影响巨大，也深受父亲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自然观，当时希腊奴隶制社会正处于危机时期。自伯罗尼撒战后，雅典社会各阶级如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受到战争的冲击，农民受到巨大损害。由于当时，大量的土地集中到大奴隶主手中，大量农民做了自由贫民。雅典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在政治上，雅典奴隶主国家动荡不安，自由贫民和富有奴隶主的斗争和矛盾，严重阻碍了雅典社会的发展。而作为目击者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认真的观察社会现象，认真思考人们的行为，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主张，通过设学，著作，宣扬自己的主张，想要挽救江河日下的雅典社会，维护城邦的稳定。 论述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通过长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深入的剖析。在第一卷主要论家庭和城邦，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关于人类团体的绪论，提到家庭，村坊的依次发展为城邦；在第三至十三章，论述家庭及其组成，家庭的组成于主奴，夫妇，父子三伦，家务的管理在于治产，还提到了主奴关系的发展。在第二卷，论理想的城邦和优良的城邦，其中谈到老师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柏拉图主张废弃家庭和私产，是一切财产包括妻子都归公。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政治思想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第二卷的九至十二章，论崇尚武力的斯巴达政体，论克里特式政体，论梭罗改革。在第三卷中，论公民和政体理论，
收稿日期：2013－09－01 作者简介：李思睿（1987－），女，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问题：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李思睿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理解分为理解自我、理解传统、理解语言和文本、理解他者四个方面，本文拟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现象，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重理解障碍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探究“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传播；理解；他者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3）06－90－06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活动。这一传播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巨大差异，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许多理解障碍， 交流变得异常艰难，而几乎很难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偏见、误读、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歧视、冲突乃至战争。哲学解释学这门学科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 描述理解的每一个步骤，力图阐明各类理解现象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理解不再由进行解释的主体所支配。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始于前理解，由于“事情本身”和“效果历史意识”得以可能，并在语言中开展。在跨文化传播中， 理解同样始于前理解，即对自我和自身传统和文化的理解；理解在语言中，主要是在与“文本”和“他者”的对话中开展。本文试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待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现象，从理解自我、理解传统、 理解语言和文本、理解他者的四个步骤来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重理解障碍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探究“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 理解自我 理解自我最首要的是要知道前理解的存在，以 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正确展开理解。理解始于何处？按照我们最通常的观念，理解应该是在某种陌生事物出现时发生的。比如，当我们认识一个陌生人，接触一种新的文化，这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当我们了解了陌生人的基本情况， 掌握了新文化的要义，理解似乎就完成了。哲学解释学则从存在论出发，对理解始于何处做出了不同的描述。解释学认为，在一切理解之前已经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即前理解。前理解由前有、前见、前把握构成。前有是指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地进行理解，比如当我们说“桌子”、“门”，我们已经先把它们看作为桌子、门，而不必加以疑问和解释。如果没有这些可以说出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说话，无法理解。我们的理解早已建立在这种已有的对世界的理解之中。前见是理解的着眼点和一种先行判断。无论是理解一件事物还是一个人，我们总是着眼于其中的一个点、一个方面开始理解，并带有某种判断。于是，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 被前见地瞄准，然后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在解释前我们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拥有了某种概念框架，我们才能按自己决定好了的概念方式进行解释，解释奠基于这种前把握之中。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文化之中的人，绝不会生活在真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他用对话去理解逻格斯，并将理解与其历史性相结合，认为历史性才是人的基本存在。 标签：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一、引言 H.G.伽达默尔这位古典语言的专家，主要研究古希腊的语言和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著作与诗歌。另外得益于P.纳托尔普，他可以阅读E.胡塞尔或M.海德格尔寄来的私人信件和未发表稿，这使得H.-G.伽达默尔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传统解释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对接受这三者的影响直言不讳：“胡塞尔曾使之成为我们义务的现象学描述的意识，狄尔泰曾用以放置一切哲学研究的历史视界广度以及特别是由于海德格尔在几十年前的推动而引起的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指明了作者（按：指伽达默尔）想用以衡量的标准。这种标准尽管在阐述上还有着一切不完善性，作者仍希望看到它没有保留地被加以应用。”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转向 传统的语言本体论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甚至媒介，就难逃语言的牢笼，难免在哲学内部挣扎。M.海德格尔曾试图借助于 F.荷尔德林的诗的语言的帮助，用那种半概念、半诗的语言来取代形而上学的语言;然而，他的语言仍然是独白的，并没有因此而能够完成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改造。H.-G.伽达默尔试图借助于对话，来实现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根本性超越。他通过语言的普遍性来构建他的本体论，这与海德格尔思想是很不一致的。这样一种的超越，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而且也是一种哲学境界、思路等方面的超越。可以说，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欧洲哲学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以往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然和历史中去发现作为理性的逻各斯。伽达默尔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他认为人的思想就是人与自己内在心灵的对话。由此他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从而使他与以往的哲学家区分开来。他自己已指出了与海德格尔的这种差别：海德格尔首先把理解这一概念刻画为此在的普遍规定性，他的意思正是指理解的筹划性质，亦即此在的未来性。然而我并不想否认，我曾经在理解诸因素的普遍关联中强调了接收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一方面。这一差别的实际结果是，海德格尔重在理解此在的人，伽达默尔则重在理解历史流传物即文本。以上关于理解问题的不同，正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人是政治的动物 1）群居 2）语言和理性（logos）：语言和理性能“揭示正义和不义”，动物中只有人“知善与恶、正义与不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关系造就了家庭和城邦”。 3）实现人的优良生活：在城邦中始可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城邦对于人的自然潜能的实现至关重要。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灵。” “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成为最恶劣的动物。” 2.城邦的自然性与人为性 1）自然性：家庭－村落－城邦 2）人为性：城邦并非单纯是生长成的，而且还是通过特定的人们的活动而创立的，尤其是通过法律，借助必要的强制和武力。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会因其天性中存在的与城邦及其目标相抵触的方面而堕落。 3.政体 1）六种政体：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公民共和制－平民制 平民政体是自由人当权的政体，寡头政体是富人当权的政体。“公民政体简单说来是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的一种混合。通常人们把倾向于平民政体的这种混合政体称为共和政体，把倾向于寡头政体的混合政体称为贵族政体。”（《政体学》，1293B33－37） 2）政体区分的标准：按统治者（参与公职的人）的人数——量的标准； 按德性标准或是否合乎公共利益——质的标准 贵族政体的准则是德性，寡头政体的准则是财富，平民政体的准则是自由。（1294A11）3）政体与公民：政体的性质由统治者的性质所决定；政体塑造公民品性（形式－质料）；政体的改变导致城邦的改变（城邦的同一性取决于政体的同一性）。 “政体是有关公职的城邦制度，特别是有关对所有事务都有权威的公职的制度。因为在城邦中拥有权威者不论何处都是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就是政体。”（《政治学》，1278b7-10）“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体（regime）的同异……，凡政体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体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政治学》，1176b11-14） 4.最佳政体 1）王制：理论中最佳的政体是王制，它由最优秀、最卓异，像神一般的人来统治。但这样的人非常罕见，而且即使存在，他死后也难以为继。 2）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城邦（合乎中道的政体）。 3）混合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或寡头）与平民的结合。 后两种政体都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较优政体。因为中产阶级处于中间位置，受过一定的教育，易于听从理性，免于极端；同时，中产阶级也能团结富人和穷人，制定政策时会同时考虑两者的利益，避免城邦党派纷争，故最值得遵循。而共和政体的统治中也同样混合了富人和穷人，从效果上来说，接近于中产者的统治。 “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
哲学研究 哲学解释学的解释理论与复杂性探索 赵光武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解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古已有之。古代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技巧,亦称解释技艺学。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解释学,认为解释是排除误解进行复制,本质上是一种重建解释学,被当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由海德格尔奠基,加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加达默尔围绕着理解这个论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包括: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是在成见的推动下不断创新的过程;视域融合是理解得以发生和进行的过程;视域融合与用语言对话是同一个过程。解释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认知思维的复杂性,具体表现:视域融合的自组织性;视域融合的整体涌现性;视域融合过程的曲折性;视域融合的开放性。哲学解释学以无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姿态,把认识过程、语言过程独立化,使 主体虚化 、 真理退场 、 客观性丧失 ,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哲学的后现代性质;其复杂性维度对复杂性探索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古代解释学;近代解释学;哲学解释学;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4-0005-07 收稿日期:2004-04-18 作者简介:赵光武(1931 ),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解释学发展的前期阶段 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解释学一词的希腊文的词根是赫尔默斯(Hermes),也可以说该词来源于赫尔默斯。赫尔默斯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不仅有双脚而且脚上有双翼。他的任务就是来往于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与人世间的凡夫俗子之间,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即把人们不熟悉的神的语言转换成人的语言,把神的隐晦不明的指令给人们解释清楚。从词意来看,解释学的工作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解释学作为一门理解和解释的学问,自古有 之,源远流长。它产生以来,其前期阶段包括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古代的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神学解释学以圣经为解释学对象,法学解释学以罗马法为解释学对象。这时,只是由于人们 缺乏对文本的理解才产生解释学的工作 , 解释学就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出现 [2](编者导言P2-3)。神学解释学是传达诸神的意志,人们必须承认这种意志是真理,必须绝对服从,并付诸实施,加以应用。法学解释学也具有这种绝对承认、绝对服从,并付诸实施的规范性职能。 可见,古代解释学包含三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和应用,这三者是统一的互不分离的,没有前后之别,不是先有理解,后有解释,也不是理解在前而应用在后。解释就是理解,应用也是理解,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和应用。古代解释学把这三个要素均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这种技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规 第41卷第4期2004年7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 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Vol.41,No.4 Jul.2004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