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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1985年,中国第一位摇滚乐巨星崔健推出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这首歌曲后来成了1989年学生运动中的"主题歌"),它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鲜而且多样的摇滚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直到今天,大多数的摇滚艺人依然在社会的间隙中演出、生存,许多乐队靠着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过活──他们写自己的歌曲,但通常这些歌曲被禁止在电视和电台里播放。

大多数的中国摇滚乐歌词表达的是私人情感,如惶恐、希望、孤独等等,1989年的运动激发了这种个人情感的表达。虽然绝大多数的摇滚艺人并没有参加那一年的运动,但是1989对中国摇滚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超载乐队主唱高旗在1995年接受的一次西方采访中说道:"89年以前我们是理想主义者,89年以后我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89之后,许多东西都变了。我变了,我的音乐变了。一些人还在写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歌曲,但是这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我主要写一些反映自我生存状态的东西"。

中国摇滚通常只述发个人情感,很少有涉及政治的。但是那种抑郁绝望的表达基调确实会对现有的环境造成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把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看得远远超越于个人利益。近年来,摇滚乐歌词进一步走向直接浅白,在朋克乐队"苍蝇"的一首"兴奋的不是你"中,主唱丰江舟这样唱道:

我真希望

笑的不是嘴

而是肛门

发硬的不是尸体

而是拐根(注:阴茎)

我真希望

兴奋的不是你

我真希望

发硬的不是你

我对中国摇滚乐的介绍倾向于政治方面的解析,这种倾向在西方学者中很多见,中国摇滚总被他们看成是一股颠覆性的反抗力量。据说共产党国家的摇滚乐势力往往在共产主义的最终崩溃上起到重大作用。V'lav Havel,捷克共和国的前总统,甚至宣称革命起源于摇滚。对中国1989年事件的分析最终也往往和摇滚乐扯上关系。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谓中国摇滚乐的颠覆性和革命性,只是西方评论家口中的摇滚神话,它由对中国摇滚乐历史和现状的错误分析而造成。(部分程度上得归因于Jolanta Pekacz于1994年在"Popular Cultur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摇滚能否推倒那座墙?──论摇滚在政治演变中的作用》)

1、"摇滚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坚如磐石的整体,而"亚文化"、"反文化"等理论在对北京摇滚的分析中也很盛行。不过我更倾向于把中国摇滚当作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文化组合,它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彼此之间的界限不断转变,互相渗透。它所涉及的音乐风格、乐手及听者之间的层次也千差万别──从张楚的民谣到超载的重金属;有的乐手更多地把触角伸入社会问题,有的却相当内省。这是一个非定性的文化实体,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中国政权往往被看成是一面固若金汤的铁幕──极权主义的象征,但事实上,中国政权的内部也并不是平安和谐的。先不谈那些支离破碎的"民主党派",光是共产党内部,就可以分成三大派系:激进派(主张政权改革,使政治体系进一步现代化),保守派(怀恋过往"真正的"共产主义年代,主张极权统治),和自由派(主张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

3、摇滚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精神不相符合,但这是毫无道理的。摇滚乐,经常针对许多社会概念或教条提出质疑和批评,而不是单单针对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以东欧的摇滚乐发展情况为例,当地的摇滚乐很兴盛,政府和摇滚乐之间并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安无事的。即便拿中国来说,政府对摇滚乐也并不是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91年,崔健以"为亚运会募集资金"的名义开演唱会,显然得到了政府的宣传和支持。

为了证明我的这个观点,以下我选了两支乐队,它们可以说是同时具有抗争

性和依附性的中国摇滚乐的典范:何勇和唐朝。

何勇和唐朝在中国都属于第一代摇滚乐手,早在89年前他们就已是圈内的活跃份子。那时的何勇还是一头长发,89年春天他甚至还在街头高唱着"垃圾场":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象一个垃圾场

......

吃进去的是良心

吐出来的是思想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

何勇把朋克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融入自己的歌曲中,这使得他成为中国第一代朋克摇滚的代表。这首歌曲后来拍成MTV在Channel V台播放, 同歌曲的内容一样,画面也颇具颠覆性:何勇困在一个牢笼里绝望地挣扎。这首MTV被政府禁播。但是何勇对官方的挑衅并没有停止。96年年底,他在一首说唱歌曲中无情嘲弄"劳模"。这些举动使何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再也无法在公开场合演出。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圈的激进份子,挑战传统观念,行走于社会的断层。虽然他的闪光只是一刹,却震憾了不少听者,并把他们引领至与官方鼓吹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意识空间──共产党的泡泡被无形粉碎。何勇的举动反映了新一代知识青年逃避精神监视和压制,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

但何勇并不是青年一代的代言人,他的其它歌曲听起来就不象他的形象那么反叛和颠覆。在旋律优美的"钟鼓楼"里,何勇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它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刻划的是一幅典型的"中国传统"形象。何勇在歌曲中大发怀旧之情,这与他的反叛形象显然不符。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相当支离破碎,同一个摇滚乐手都得尝试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而且他在这首歌里散发出一股民族主义情绪,一种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思缅之情,无意中锲合了官方的宣传思想。

1989年之后, 共产主义在中国逐渐失去意义,政府越来越把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作为统一思想。各方各面对西方社会迅速开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华民族自身的肯定和强调。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上所表现出的团结就说明了这点。在那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里,作者也透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1993年那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主人公这样痛骂美国人:"**他们,看一看他们的卷毛,想当初他们还不过是一群猴子,而我们早就是人了,他们没有我们进化,只不过口袋里有几个钱而已"。

摇滚是一个多面化的文化实体,它表达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的摇滚音乐家,在探讨中国摇滚的民族性的时候,喜欢引用清末官员张子洞的话:"洋为中用,中西结合"。如唐朝乐队,他们的歌曲和MTV充满复古形象。乐队主唱丁武曾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西方摇滚源起于布鲁斯,但是我们不能象美国人那样来玩布鲁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东方式的思维。我们可以模仿,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最终我们还是要寻回自己的老本,也就是传统的民族音乐"。

在97年的一次采访中,丁武告诉我,他们确实对中国古代的东西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那时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在唐朝乐队的一首歌曲"梦回唐朝"中描绘了这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与现实的脱节,因为这只是一种梦想而已。美籍吉它手郭怡广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及政治:"我们一点都不反叛,其实我们对现在的环境相当感激,因为开放,我们可以更好地生存。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还宣称他们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爱国者。基本上郭把摇滚看作是一种"无害"的音乐形式,青年人把它当作渲泻情感和精力的一种手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唐朝乐队努力扳正自己的位置,因为在外人看来唐朝是反叛、消极的,但乐队本身却想朝着一个更适应政府"统战"路线的"健康"乐队发展。

但是,有"害"无"害",有时候并不是一支摇滚乐队自己所能决定的。不管唐朝乐队自己愿不愿意,实例证明,他们的音乐还是能引发观众对政府的不满。近几年,唐朝乐队处境艰难:张炬死于摩托事故、乐队成员沉陷吸毒事件。在好不容易挺过来之后,乐队去向文化部申求得到演出许可证。97年6月底乐队在广州演了三场。之后,在7月12日,乐队来到"Keep In Touch"酒吧演出,在演出进行了一小时之后,警察突然来到酒吧中断了演出。理由是"太吵,没有得到官方许可,人太多"等等。观众在场内等待着,企望酒吧老板能够和警察达成妥协,但是最后还是满脸失望地离开了。无意之中,唐朝的演出(或者是警察?)让观众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中国摇滚既不是一种反抗政治制度的产物(这方面的影响在中国只是一瞬即逝的),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的民族主义炫耀品。以往的关于摇滚的亚文化的概念无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摇滚。它是一个矛盾与妥协的统一体。摇滚确实对政府宣扬的"安定团结"构成了挑战。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附合着政府的宣传路线。摇滚音乐重新构建、诠释文化,它融入了多种文化思潮,但却从各方各面展现了中国的民族性。它给听者带来片刻的虚幻,使后者可以脱离现实,感受自由、狂喜、悲哀、绝望、解脱、能量爆发...但是在幕落灯灭之后,幻境也随之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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