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单位：
2009年中央印发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今年又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是我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举措。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严格遵守。为深入贯彻学习，控股公司党委印发了学习要求，请各单位认真落实。控股公司纪委根据中纪委政策法规室主任的辅导报告及在学习中积累的部分内容，形成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体会，现发给你们，仅供学习《若干准则》时参考。
一、《若干准则》由来、地位、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党光辉的历程中，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腐败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
纵观党反腐败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早期和建国初期的反腐败：
*1922年4月，党就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
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历史背景：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到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
*1929年12月，在古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分析了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历史背景：1929年，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此时，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
*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具体惩治条例。
历史背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瑞金县机关一个月用纸费达200余元（银元），灯油费126元；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某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粮票等，合银元共2000余元。
当时反腐败的特点：①充分依靠群众。1932年3月，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检举委员会，提出“把检举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②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一切重大的财政经济问题都要经过代表会议讨论，并受代表会议监督。③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后，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
*1941年，在施政纲领中明确：“厉行廉洁政治”，这是党的政治目标。施政纲领中提出，“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共产党员犯法要从严治罪”。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9年受理贪污案件84件，1940年受理115件，1941年上半年又有36件。
历史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
当时反腐败的特点：①执法严格，出击有力。根据惩治贪污法规条例，贪污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1933年参加革命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②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
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应对他免除死刑。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③把反腐败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发了同类条例。
条例首先明确规定贪污罪的界定范围是：在土改中侵占或窃取群众斗争果实者；缴获敌人物资应交公而私行留用者；凭借政治地位或职权，勒索强占、强征、强募财物或受贿者；吞没或盗卖公物、公粮、公产者等等。条例还规定了严厉的惩办措施。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47年10月，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时代创立的，根据各大解放区军队执行的情况，毛泽东亲自进行了修改。
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共产党员中的不坚定分子。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
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
*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
1952年，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
1952年，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
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
*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巨额贪污的事实。河北省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
此时反腐败的特点：(1)领导干部为政清廉，亲自动手，决心大，效果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同志极力反对在天安门前建立他的雕像的提议，并认为这“只有讽刺意义”，决不能做。(2)社会舆论和群众威慑力强大。党中央反复强调并多次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普遍动员，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大检举活动，对贪污犯形成强大的群众压力和社会舆论，迫使贪污分子不能不坦白交待问题。(3)严明执法，决不姑息。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有人也提
出根据他们的贡献，能否将功折罪。毛泽东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之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党内干部的要求更要严格，才能净化社会风气，扶正压邪。
*1953年1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1956年9月，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指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新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坚决揭露和打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认真纠正干部特殊风的问题。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即“12条”）指出，要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坚决制止干部特殊风。
*1961年1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分期整风，提高干部素质，改进工作作风，纯洁党的组织。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村生产的决定》，继续强调：任何干部都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许搞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
*1963年2月，开始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历史背景：“一五”期间，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领导地位，但也助长了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有些党员干部在名誉地位、生活待遇上孜孜以求，开始欣赏和追逐特权。1958年，又出现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和思想上的混乱，有些干部追求生活特殊化、超支工资、挪用公款；索取补贴，多吃多占；讲究排场，追求享受。有的甚至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顾人民死活，贪污浪费。
第二阶段：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
文革时期，基本是空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是要彻底消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文革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各方面开始进行“整顿”，极力扭转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风气。严肃地指出，“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改革开放后，小平主持工作时期，是恢复阶段。
*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工资及其他待遇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1980年3月15日，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新时期廉政建设的一部重要法规。3月底，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还惩治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处决了大贪污犯王守信。中纪委通报批评了商业部长王磊长期在北京“丰泽园”饭店大吃大喝，不付费用的严重错误。
1980年，小平就提出“党内有不正之风，有腐败风气”，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勇气的。
中央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发布了一系列文件。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做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自上而下、分批分期进行。
*1985年4月10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第二期整党工作基本要求的通知》，对所谓“新的不正之风”作了实质性的界定。指出：“无论是党政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价，倒买倒卖紧缺物资，还是挥霍公款公物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等，其实质都是趁改革之机，不顾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利用职权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为个人或小单位谋取私利的行为”。
*1988年，党中央发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通知”。
*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这几件事是：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禁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决定》强调这些事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带头做起。为了迅速有力地打开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
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分子10月31日前自首坦白给予从宽处理的通告》。
*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和政府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风波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腐败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以为我们包庇腐败。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提出：“我们搞廉洁政治，整个改革开放中，都要反腐败”。
历史背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部分党员干部滋长起走后门、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后，一部分党政机关干部在金钱的诱惑下，也与他人合伙办企业，党和国家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迅速形成一股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风潮。结果是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获取高额的不正当暴利；更有一些人利用高级干部的社会关系，走私贩私，买空卖空，搞皮包公司，大发横财。
从1982年到1988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种经济犯罪70多万件，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约10万人（占同类犯罪人员的49%），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1700多人。
这一阶段，反腐工作都是以通知、决定的形式出现的。是从纠正不正之风的角度提出的。当时都具有应急性，还不十分严格。
第三阶段：江泽民主持工作期间，提出：“治国必先治党”。这一要求一直贯穿于党的政治、组织建设之中。党的反腐败工作逐步向法制化发展，廉洁从政工作得到大发展。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强调：“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江泽民到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阐述了反腐败斗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近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
*199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江泽民指出，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腐败现象是严重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任务艰巨，不能松劲。反腐败的工作必须继续抓紧。
*1995年，中纪委第五次全会。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反腐败斗争中要以身作则，既要带头廉洁自律，又要带头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这次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工作，在继续认真落实中央作出
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两个“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又作了四条新的补充规定以及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四条要求。
*1993年—1997年，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先后有11个不准，1个不得。后来又发展到31个不准，包括企业领导人员8个不准。中纪委先后出台了6个文件。
*1997年，党中央整合以上不准，出台了“廉洁从政准则（试行）”。标志着廉洁从业工作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比较系统、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阶段：胡锦涛主持工作期间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确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号召全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强调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反腐倡廉的基本思路，从严治吏，铁腕反腐，腐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这一期间，反腐败工作，更加注重治本、预防、惩处和制度化建设。
归纳我们党前前后后提出的不准，共有87个，分散在200多个不同的文件中。大家记不住，执行更难。后来有人提出：能否整理成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便于记。
结果弄出来了，还谱了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针对的问题少，编出来、上口。现在不廉洁的行为太多了，不是几个排比句就解决的，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决定修订廉洁从政规定，将各种不准集合到规定之中。否则，我们遇到问题，需要在205个文件中去找，实在是太难。
准则是需要其他法规提供保障的，如果没有与其他法规的衔接和其他法规的保障，准则就得不到落实。胡锦涛鲜明的提出，带头接受监督，这样才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这次修订，加大了力度，增强了执行力和可操作性。本来准备2009年，报中央书记办公会审定，已形成送审稿。贺国强在送审稿批示：“同意送审稿，四中全会前后报，请研酌”。因此，四中全会以后才报送。
送审稿得到中央常委、政治局同意。2010年1月18日印发了《若干准则》。按照党的惯例，一个月后公开《若干准则》。
《若干准则》发布后，党中央非常重视贯彻落实工作。2月23日，召开了全国电话会议。中纪委副书记主持会议，贺国强讲话。会议一直开到县级，党政一把手出席会议。
《若干准则》重要性：
1、地位：从党内法规效率等级来看，仅次于党章（党
内法规7种形式：党章、准则、条例等）。《若干准则》的法规效率等级是非常高的，这也反映出我党对反腐败作工作的高度重视。
2、规范的对象是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小看县处级干部，一个百万人的大县，县处级干部也就几十人。他们是否廉洁，至关重要。
3、覆盖面全。梳理了205分文件，内容全面、系统。《若干准则》是近些年来反腐倡廉的逻辑起点。反腐败的教育、监督、惩处等各方面工作，都是以《若干准则》为逻辑起点的，都是《若干准则》的贯彻实施。
4、《若干准则》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
*是自律的标准。提供了对照尺度，是一个规范性尺度。
*是监督的途径。廉洁从政单靠教育是不行的，难以保障效果。必须加强他律，《若干准则》加大了监督的力度，给了尺度去监督党员干部，违背准则，就追究相应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在现实生活中，违法犯罪者有明知故犯的，也有不学不懂法律法规而犯罪的案例：如：一个厅级干部（湖北省）受贿案发后，对纪检干部说：早就知道你们要来找我，但钱我不是白拿的，都是给人帮忙的。浙江一个干部双规后，纪检干部到他家里取证，他的爱人说：我们***是个好人哪，钱都不是白拿的，都是给人帮忙办事的。
*是工作的抓手。廉洁从政就必须认真贯彻《若干准则》。准则明确了贯彻主体，就是党政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所属，下属出了问题，仍要承担责任，因此每年都处分3000多人。贯彻落实准则，应纳入党风和反腐倡廉责任制（一岗双责），通过责任制的明确，确保准则的落实。
*是廉政的宣言。《若干准则》得到世界的认可。过去敌对势力攻击我国，没有攻击纪委。但这两年，直接攻击纪委。这是因为，纪委是党的忠诚卫士，将卫士削弱了，将直接起到攻击我党的目的，其用心显而易见。
《若干准则》发布后，得到了各方面极大的拥护，调动了官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网上调查，97%以上持正面态度，并表示拥护）。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党反腐的形象和地位，国家清廉指数排序得到上升（但仍然处于50多位），促进了反腐的国际合作。
过去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遇有很大困难。如：发一个国际红色通缉令，大约需200万元。
余振东原为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1993年至2000年间，贪污挪用巨额公款，作案后潜逃美国。
2001年10月，广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对余振东立案侦查。
同年11月5日，根据中美刑事互助司法协议，中方要求美方就此案向中方提供刑事司法协助。
经中美两国执法机关密切合作，2001年12月，美方没收了余振东转往美国的部分赃款，并于2002年12月将余振东扣押。
2004年4月16日，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后押送到中国。
余振东在过去的10年里共贪污挪用涉案金额达4.82亿美元！这相当于是当时小鹰号的造价。但美国只还给我们600万元。根据余振东此前与美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美国政府把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以前，应从中国政府得到关于余振东在中国起诉和监禁的相应保证，即：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不判处死刑，判处有期徒刑不超过12年刑期。
二、《若干准则》部分条款解读。准则共有八个方面禁止性规定，防止利益冲突问题，是《若干准则》的一大特点。《若干准则》中有52个不准，18个不准是防止利益冲突的。利益冲突是指各种利益之间对立竞争的关系，是民商法中的一个概念，国际上已引入到政治学中，是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也引用到《若干准则》中。防止利益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物理隔离，避免矛盾双方的联系。理论上解释不容易理解，举例可以说明，就显而易见了。如：瓜田李下，说的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又如：寡妇门前是非多。再如：“白糖事例”，只要你家里有白糖，就构成了利益冲突。
因此，我们有任职回避制度。
人民群众对利益冲突问题，去年在108万件控告中，反映的问题一是贪污受贿，二是失职渎职，三是不廉洁自律。
有的人认为，廉洁问题是小问题，犯点小错没关系。
黄松有就是这样认为：廉洁方面偶尔犯点小错，也不至于给党造成大的损害。结果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
廊坊市中级法院判决称，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万余元。此外，黄松有还在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308万元，他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
法院认为，黄松有上述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尽管黄松有在被调查期间主动坦白有关部门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且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追缴，但他身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知法犯法，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据此，廊坊中院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
*第一条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六个不准。
利用职权谋取不当利益，就是以权谋私。在此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