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儒学
董仲舒的儒学是一种融合了儒家思想、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思想因素的新的儒学体系。他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的统治附会到天道之上，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些思想观点带有明显的“天命论”色彩，为皇帝的绝对权力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臣子和百姓设置了相应的道德规范。
在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中，他不仅将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理念融入其中，也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他认为，君主应该以德治国，但在必要时也可以采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这些道德规范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基石。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和支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设立了太学，专门教授五部儒学经典，并设立《五经》博士。此外，汉武帝还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的儒学是一种融合了多种思想因素的新的儒学体系，它不仅为皇帝的绝对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 ，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汉武帝所采纳。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 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 ，“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 ，“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 ，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 ③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这在当时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进步意义。 ④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提倡孝道。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即是说“三纲五常” 、“大一统”等维护 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 与“改制” 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 、“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 。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秘的程度。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第一次将儒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推动汉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礼乐行政制度，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近两千年。 （一）为汉初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 董仲舒把源於阴阳、五行家的形上学根据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 说确立" 君权天授" 、" 君权神圣"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有力论证。同
【历史】2013高考历史必考知识点：董仲舒的新 儒学 董仲舒的新儒学 1.背景： (1)汉武帝时期，边境不宁，王国势力威胁中央政权，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2)汉初推行的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内容 (1)提出“春秋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宣扬“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 (3)提出“三纲”“五常”，维护了社会秩序。[HJ1.9mm] 3.特点及实质：外儒内法，兼采各家之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实质是思想文化专制统治。 4.影响：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皇权，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例题】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 秋·不 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 ①建立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②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③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④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 A.①②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对历史知识的综合分析能力。战国时期出现大一统思想源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变化的需求。结合战国后期的历史背景可知，思想大一统适应了政治大一统、社会稳定的需要，①②③④说法均正确。答案为D。 【例题】梁启超在论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指出“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材料中“教义之浸淫”指的是 A．统治者利用宗教大力维护自己统治 B．宗教的欺骗性使人民丧失了斗争精神 C．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D．中国君主专制意识根深蒂固 【解析】“教义之浸淫”是指思想的影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两宋之后，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故C符合题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教不是主流统治思想，故A、B不正确；D是专制政治发展的结果。答案为C。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019185695.html,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变 作者：刘映红 来源：《速读·中旬》2014年第10期 在中国的儒学史上，董仲舒和他的儒学思想对儒学的历史性转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广泛吸收先秦诸子百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锻造了儒学的兼容能力。同时，董仲舒在对儒学的改变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董仲舒对儒学的积极改变 1.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 董仲舒的建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久便得到了实施。汉武帝将儒学提升为官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同时正式规定儒家典籍即六艺为经，根据儒家尚存的五经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各位博士配置弟子员，又设太学旁听生若干名，并在各地由乡里逐级建校立学。这样，儒家具有了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性。相应地，儒学及儒家博士的社会职能不再仅限于先秦时“通古今”、立一家之言的学术范围，而是提升到“作经师”的高度，扩展到定大国之法的政治领域。 2.为儒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的官学化、经学化为封建社会找到了合适而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将儒学推到了极为显要的位置，最大程度地提高和稳固了儒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儒学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规范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3.为儒家实现治国安民理想找到了可靠的依托 儒学处于显要的位置，这极大地激励儒生们以儒学经典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之道，积极参政议政，为儒生们提供了更多步入仕途、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正是先秦儒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 4.实现了儒学向制度化思想的转化 一般认为儒学包括伦理道德、制度化思想和心性之学三个层面，其中，先秦儒学偏重于伦理道德;汉代儒学偏重于制度化思想，而宋明儒学则偏重于心性之学。董仲舒对制度化思想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军权这一封建社会的政治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他既然认为德、刑等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措施体现了“天意”，那么，作为天意之代言人的君王，就必然拥有人世间不可逾越的至上权威。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学独尊的奠基人——经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一前144)，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代思想家、经学家。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著述丰富，但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和《春秋决狱》(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存一卷)。 一、今文经学的大师 两汉儒家解释先秦的经典，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是用秦朝以来的通用文字写成的;古文经是用秦统一中国前的六国文字写成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差别在于：不仅书写方式不同，而且解释也不同。解释不同是二者差异的本质所在。 作为经书，只有一种。例如《诗经》、《尚书》、《易经》等。但是，解释却有多种。《诗经》就有齐、鲁、韩、《毛诗》四家。齐、鲁、韩是今文经学，《毛诗》属古文经学。解《春秋》的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榖梁春秋》三家。《左氏春秋》是古文经学，《公羊春秋》和《榖梁春秋》是今文经学。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的。 董仲舒学习经书，非常刻苦。史书说他“三年不窥园”。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的专心致志的精神却是不容否认的。由于学习刻苦，对于所学的《春秋》能融会贯通，而且能够结合实际，阐发新义，不久就名声大振。景帝年间，被立为《公羊春秋》的博士。他接受学生，讲解经义。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他品行端正，满腹学问，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到了武帝年间，招收贤良文学。董仲舒亲蒙召见，并对汉武帝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董仲舒在这次会见中，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一代经学大师的地位遂确立下来。 然而，董仲舒名成功不就。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更化”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虽被纳为国策，但他并没有被授以高官，只封了个江都相了事。而一个在北海牧猪的公孙弘，未见有什么建树，却当上了公卿，封为平津侯。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而无“王佐”之位，对董仲舒的不得重用，深为惋惜。 二、《春秋》决狱的始作俑者 董仲舒任江都相后不久，因得罪朝廷，锒铛入狱(详后)。出狱后，受到公孙弘的排挤，被派到胶西王手下作相。董仲舒看到胶西王独断专行，不纳谏言，恐再次获罪，以有病为由辞去相位，回归故里，以讲学著书为业。由于董仲舒的名声和造诣，朝廷遇到疑难问题，还要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那里去求教。董每次都给以明确的答复。那时的地位，相当于一个编外顾问。就在辞官家居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春秋繁露》。据应邵说，在此期间还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可惜《春秋决狱》今已佚失，找不到全本。今存有清人马国翰的辑本一卷，凡七则。《春秋决狱》的直接写作动因来自张汤。张汤是朝廷大臣，主司法之事。遇到棘手的案子就去问董仲舒。时间一长了，案子多了，董仲舒就将其系统化为著作。这部著作理论性不那么强，主要是实用性的。通过案例，说明判案要以《春秋》的经文为根据。这些案子中，也有些是董仲舒亲自过问的，下面举例说明。 一男无子，在道旁拾到一个弃婴，抱回家中收养，当成自己的儿子。儿子长大后，杀了人。官方到处追捕罪犯，终于在老人家中抓到。原来，儿子杀人后害怕入狱，求父亲把他藏起来，老人照办了。按当时的法律，老人犯了窝藏罪。董仲舒说，按照《春秋》的原则，“父为子隐”，老人应该把儿子藏起来。于是，宣判老人无罪。 “父为子隐”这句话见子《论语·子路》。原文的大意说，叶公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叶公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才算是正直的品质。 董仲舒的所有案子都是按《春秋》的原则去判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原心定罪，即根据动机来定罪。有一个案子说，甲父乙与丙争吵致殴，丙持佩刀刺乙，甲即以木杖击丙。不巧，甲的木杖误打到自己的父亲身上。按照当时的法律，殴父者要判枭首之刑。董仲舒说，按照《春秋》的范例：“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于是，甲被宣判无罪，因为他没有殴父的动机。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在汉代很有名气。史书记载，武帝判淮南王的案子就运用了《春秋》“臣无将，
西汉大儒——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人，西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儒学大师。董仲舒“下帷讲学”于十里长村，后因董仲舒“下帷”于此，遂改为下帷村（今河北省故城县房庄镇董学村）。清同治九年，文生苏鸿勋在董学村修董子祠，立碑一通。董仲舒在家乡学习和讲学一直到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结束在故城董学村的教书生涯，迁居京城长安。因学识渊博，被举荐为贤良，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43年）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呈《举贤良对策》，把儒家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相结合，吸纳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的学说，创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以德治国”学说，深得汉武帝赏识。随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后，董仲舒在江都易王刘非相国十年，元朔四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著书立说，思想与观点收录于《春秋繁露》。太初元年病故，享年75岁。汉武帝赐葬长安下马陵。 董仲舒自幼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酷爱读书学习，不关心田产家园。据《景州志》考据，董仲舒下帷讲诵在别墅董学村（今属故城县），“盖三年不观于舍园”，说明董仲舒学习专心致志，不受任何外界干扰。青年时期攻读《公羊春秋》，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和传播。董仲舒在董学村开馆授徒，兴办学校，“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以师尊之。”（《史记.儒林列传》）培养出一批贤达之士。在董仲舒教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以学生带学生的教学方法，这对汉初儒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使董仲舒的思想影响到邻近齐鲁，北靠燕赵，西界三晋的整个区域。董仲舒在故城县、景县、枣强县、德州受历代学士膜拜和奉祀。
董仲舒的新儒学内容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儒家学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思 想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创了综合性的伦理思想。 董仲舒的新儒学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主张兼容并蓄，变通以求化解矛盾；②强调 自然和人性，以自然之美为政令；③以知行合一作为基本原则。 首先，董仲舒主张兼容并蓄、变通以求化解矛盾。他认为，若按照传统道德绝对守正 不阿，坚决拒绝任何变通，就会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的混乱与分裂。因此，董 仲舒倡导将实际情况、社会规律和传统道德统一起来，以变通的方式去对待有关问题，寻 求最好的解决方案。此外，他注重研究普世道德，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在做人处事中遵守一 些基本原则，包括仁义礼智信、包容理解等。 其次，董仲舒强调自然和人性，以自然之美为政令。他相信社会秩序可以从实践而言，而不是以提议或命令为基础。他还相信自然会提供人类行为的典范，从而带来和谐与平衡，因此要着力学习和奉行“诚实守信，节制节行”的自然之美。 最后，董仲舒以知行合一作为基本原则。他强调要将思想念头转化为实际行动，以达 到行动力，使人脱胎换骨，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他强调，只有当知与行有机结合时，才 能形成之后的意志。此外，他还说，情感需要从实际中表达出来以及用内心的深度感受到 美和和谐，以蓄成内容纯正、人称师慈的资质作为人生实践的基础和根基。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探索了伦理道德的矛盾及其化解，以及自然对人性的影响，提出了自然之美的伦理政令，强调了知行合一，着重了以内心蓄资质作为行为实践的基础。他的思想指明了一条推动实践经验和传统古代思想因素结合、促进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路径，对于中国和谐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融会百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学说思想影响极为深刻而久远。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约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生率年月一说约前194年至前114年。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羊学”大师。 董仲舒少治《春秋》,其师承不明。精心钻研,“三年不窥园”。弟子众多,下帷讲诵,弟子相传,甚至有不能见其面者。以“公羊学”闻名,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汉武帝即位后,试图改变统治思想,措施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一开始却遭到其祖母、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阻挠,主张更张政治的主要人物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权臣田蚣和窦婴被罢免。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这就为“罢黜百家”扫除了障碍。翌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对“罢黜百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在对策中,董仲舒还提出了“兴太学”的重要建议,认为“养士之大者,莫大于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传承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内涵，又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创新，使其发展成更加全面完善的新思想体系。”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195—105年），又称董太宗，“尊王重法，德佑百姓”——董仲舒是中国汉朝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尚书制尊王实法，注重国家的讲学制度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研究。他对汉朝的儒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就是先秦儒学继承与发展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 1、贯彻洛邑学说，完善汉朝法律 董仲舒重视洛邑学说，他将洛邑学说中的思想体系与汉朝法律结合起来，使汉朝的国家治理和政治管理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著有《洛书》、《起河图》等著作，将洛学的基本原理和汉朝法律的原理相结
合，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完善完善汉朝的法律体系，帮助实现了以 法治为基础的国家管理体系。 2、推行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 董仲肬认为，要想长久稳定地管理国家，就要采取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他以《论语》及《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理论基础，表达了以德 治国的理念，提出了“尊王重法”的政治理念，主张在国家运作中依靠 帝王高尚品德和公正法治来维系政权，强调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倡导 用德谋政。 三、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发展 1、注重合理解释先秦思想 董仲肬把先秦思想的合理解释加以重视，他把先秦的学说完整而又系 统地系统地剖析，把它们融入汉朝政治体制中。董仲肬考虑周易思想、孔子思想、孟子思想等学说，倾力细读，得出了一套有效的治国思想：讲“修德、施为、治民”，以“先天定德”和“重修物德”为理论基础，弘扬
以德治国的理念。 2、发掘陆羽的儒学思想 董仲肬立足于陆羽的儒学思想，在汉儒学术体系中发掘了陆羽的一些新思想，并加以发展。他认为无论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还是在汉朝政治实践中，都必须在统治国家、义务个人的诸多法律原则中，设置“忠臣与良宪”之分，作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和根本品质。 总结 董仲肬是汉朝时期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对汉朝的儒学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以洛邑学说为主线，将先秦的儒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并发掘了陆羽的儒学思想，在汉朝政治实践中实施“尊王重法，德佑百姓”的政治理念，推行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为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新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和价值 亲爱的读者，你好！我们很荣幸地与你分享这篇文章。作为一篇专业的文章，我们以历史伟人董仲舒的新儒学为主题，讨论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与价值。这篇文章旨在启发你深入思考，领悟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一、董仲舒新儒学概述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新儒学，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新儒学强调仁爱、忠诚、孝道等价值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董仲舒认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和仁爱之心，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现代社会的挑战 现代社会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在这个背景下，董仲舒新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三、董仲舒新儒学的现代价值 1. 道德建设：董仲舒新儒学强调道德修养和仁爱之心，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诚信、友善、和谐等价值观相吻合。通过弘扬新儒学，我们可以加强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 2. 家庭伦理：新儒学强调孝道和家庭伦理，这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通过弘扬新儒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家庭的价值，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家庭和谐。 3. 社会秩序：董仲舒新儒学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提倡仁爱之心和道德自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秉持公正、平等、宽容的态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将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4. 文化传承：董仲舒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将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的文化繁荣。 四、应用实例与案例分析 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许多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中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导致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通过引入董仲舒新儒学的教学内容，我们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此外，企业也可以将新儒学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中，提倡诚信、友善、和谐的价值观，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 五、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说，董仲舒新儒学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它强调了道德建设、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性。通过弘扬新儒学，我们可以加强道德建设、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工作。展望未来，我们相信董仲舒新儒学将继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儒家教育思想 摘要：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 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 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 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三、主张治学要“专精” 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 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这个贴子最后由攀尧在2006/01/12 11:58am 第2 次编辑]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1．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说。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说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又吸取了阴阳家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栖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既然“天人相副”“天人同类”，天和人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他们之间就可以相互感应，这就是他“天人感应”神学理论的基础。 在宇宙观上，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人。他认为人的形体都是按造天的形体构造的。例如，天有日月，人有眼睛；天有山川河流，人有骨骼血管之类。人的道德品行，喜怒哀乐，国家的庆、赏、刑、罚，无不同天有密切的关系。董仲舒说：“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意思上说：人的德行使由天理变化而来的，人的好恶是由天的温暖、冷清气候变化而来的，人的喜怒感情是由天的寒暑变化而来的。他说天有暖、暑、清、寒四种气候，与之相对应，人间有庆、赏、刑、罚四种政令。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可以容服。”（《春秋繁露•服制象》）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说：“德侔（相等）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就是说，皇帝是天的儿子，他们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间的。他认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人世间生杀大权，“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杀之势”（《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所以，人们应该无条件的忠于他们，服从他们。但是，董仲舒又感到君权过重，将会危害社会，因而臆造了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就会出现皇位的更改和改朝换代。 “天人感应”无疑是十分荒谬的理论。如果说其中还有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那只能说是董仲舒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关系。即便如此，那也是被他加以神学的比附、甚至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加以歪曲，为其神学目的服务的。由于当时天文学、物理学和医学的发展，发现了自然界，特别是同类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现象，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天气变化对人体的某些影响，“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同》。董仲舒利用这些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感应，以论证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2、阴阳五行说和三纲五常论 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并加以牵强附会，臆造了所谓阳尊阴卑论。董仲舒说，天有阴阳二气，而功能各异。阳主生，阴主杀；阳主德，阴主刑；阳主光明，阴主黑暗；阳主温暖，阴主寒冷；阳主赐与，阴主夺取；阳主欢喜，阴主忧郁；阳主宽厚，阴主威猛；等等。他由此判定，天好生不好杀，好德不好刑，尊阳而卑阴。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并加以牵强附会，臆造所谓阳尊阴卑论。董仲舒说，天有阴阳二气，而功能各异。阳主生，阴主杀；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