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要求从局部走向了系统。
什么是“社会治理”？这个时候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什么紧迫性？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学习国家的这一新提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展示课题框架）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的持续的互动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领域很宽阔。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其必然性。在一个社会结构单一的时候，决策者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引领社会前进，但当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要把更多的决策交给社会去博弈，交给社会组织去负责。要使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社会通过居民的参与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反映了我们党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昭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治理是一门驾驭、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它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公众参与与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明显关系，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政府的信任度。
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制度结构或关系，不只是政府内部的结构和关系，还包括社会部门的结构和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事情越复杂，政府的局限性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公共关心的重要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单独决策。这样，一个好的社会运行方式，还必须包括社会的广泛参与，即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唯此，才能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既节省成本有效率，又能提高效能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期待。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性、紧迫性
未来30年，改革重心将同步向社会领域倾斜。因为与经济改革相比，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治理手段相对短缺。这也就是我国大
力倡导重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因。
(一) 善治——人类永恒的追求
善治指的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这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也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自己去管理，减少行政管理环节，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和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求“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近代福利国家时期，政府职能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后期，小政府的理念又开始盛行——近年来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职能又有扩大的趋势。从新中国治理模式看：人民公社——乡、村——社区。历史发展证明：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最理想的、一成不变的政府和治理模式，善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二）为实现中国梦优化环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在十八大前夕，以《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为题撰文解读“中国梦”，寄望中国“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一时间，“中国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有这样一个调查，84.8%的中国公众认同目前阶段存在“中国梦”。67%的中国公众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前的中国是最容易实现梦想的历史时期。“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25分钟的讲话，9次提及“中国梦”，说明了什么？1、“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强烈而清晰的施政目标。2、“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实现中国梦，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1、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
社会转型之下，我们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员逐渐游离于原有单位系统之外，成为所谓“体制外人员”。体制外人员的主要活动大都在现有社会治理体制的调控范围之外。这种管不到也管不住的现象，成为社会治理的“盲点”。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在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空间的规划，城市正
由“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关系陷入了困境，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人都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神奇与无情，也越来越感受到金钱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渐行渐远。于是，尽管政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道德与政治的宣传，但它们对于国民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似乎人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人”。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无不充斥着金钱原则。人际间的功利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放大，从而滋生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引发全国热议，台词“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成为金句。
中国人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尽管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偏偏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非常严重。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意味着什么？第一，危及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造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一旦引爆，就是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并且，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加深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一大隐患。第二，破坏经济增长。贫富悬殊使低收入者把大部分收入必须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则倾向于高档消费品，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悬殊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振，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第三，加剧社会失范。非法致富的示范效应引发其他人也会采取非法手段，甚至制假贩假、欺骗讹诈、贪污腐化、走私贩毒、偷盗抢劫、拐卖人口等方式来谋取财富，导致社会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
2、是解决当前各种社会现实矛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各种矛盾与冲突不绝于耳。有许
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1）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
长期积累的矛盾，或是没有得到重视，或是没有及时解决，导致矛盾触点增多，燃点降低。最给力的春联，上联：“房价涨. 地价涨. 油价涨. 电价涨. 水价涨. 粮价涨. 肉价涨. 蛋价涨. 菜价涨. 药价涨.这也涨. 那也涨. 怎一个涨字了得. 涨了还涨”；下联：“上学难. 参军难.就业难. 买房难. 租房难. 择偶难. 结婚难. 育儿难. 就医难. 养老难. 男也难. 女也难. 看世间难字当头. 难上加难。”横批：活在中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患者李某因对医生的医疗建议不满，持刀向4
名医生行凶，致一死三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这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新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前几年网上出现《15名中层干警集体举报山东一公安局长》的帖子，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帖文称当地15名警员实名举报郯城县公安局长孙某某变卖国家资产、变相贪污等问题。这15名警员中，有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也有普通警员。当他们身着警服站在上访队伍中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他们后，便以武力赶他们回家，难以相信警察也需要上访。《南方周末》在《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一文中披露：“官方统计，中国每年信访量都超过1000万件”。考虑到其中许多都是群体性（如征地、企业转制、复转军人、民办教师等等）诉求中的代表上访(按要求每个群体至少要有5名代表)，这1000万件背后蕴含的人数应是数千万以上。这个庞大的群体其人数之多、行业之广、涉及面宽，也是世所罕见。
（2）刑事犯罪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给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两个壮汉仅仅因停车与女子发生口角，便恶向胆边生，活活摔死两岁幼女——素不相识、毫无恩怨的路人，因一点争执，便痛殴妇孺、立毙人命，冲着熟睡的幼儿都下得去手，这桩发生在北京的极端恶性案件，因其太过悖伦逆天，让舆论“惊呆了”。而几乎前后脚发生在首都机场的爆炸案等，也让公众既惊且怒，安全感瞬间滑落。（因为未吃到离婚饭，开车撞死7人，撞伤12人）（3）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问题突出
流动人口、孤残流浪儿童和闲散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等、境外来华人员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一个难题。近日有媒体曝光“东莞丐帮”，犯罪团伙用各种手段使人致残逼人乞讨。一位曾混迹东莞丐帮的老人称，帮主为了利润，会把幼童的腿砸断，而幼童越惨帮主
就越赚钱。而为了防止大一点的孩子报警，丐帮会给他们吃强力安眠药，这样的孩子寿命很短，随时会被“帮主”扔掉。
（4）公共安全事故频发
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仅2013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26048起，死亡和下落不明27763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被曝光，从“皮鞋很忙”到“口蜜腹剑”，让民众本已敏感的神经再次紧绷。“监管跑不过媒体”的现状更是使得网民爆发了对“政府责任”和“企业道德”的新一轮拷问。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将何去何从？
（5）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问题突出
中国7.9亿就业人口中有80%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针对这些人的管理与服务一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富士康2010年上半年的十二连跳，跳动了所有中国人脆弱的神经。
5月26日：甘肃籍男工贺某坠楼亡，23岁
·5月24日：一男员工跳楼死亡，19岁
·5月21日：一名湖北籍男工坠楼亡，21岁
·5月14日：一名安徽籍男工7楼坠亡，21岁
·5月11日：一河南籍女工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男工卢新从阳台跳下身亡，22岁
·4月7日：一湖北籍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一云南籍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饶姓女工坠楼，仍在治疗，18岁
·3月29日：23岁湖南籍男工从宿舍楼坠亡
·3月11日：一李姓员工从宿舍楼坠地身亡
富士康的失败，在于其已经固化地将员工鲜活的生命肢解，绝大多数员工以“长时间的加班、长年累月只机械地做一件事情、不与他人交流沟通”为生活常态，而这常态，直接导致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片面的碎片，不再是完整的个体。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正是因为这种极端不利于个体发展的模式，最后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6）互联网管理问题
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从秦火火到周禄宝，还有一些乐于传谣的网络大V，他们利用网络便利，
借着造谣传谣形成所谓影响力，进而谋取不当利益。他们殊途同归，都成了危害社会的“大谣”。对此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以及广大网民纷纷指出，对于这些网络“大谣”必须重拳出击，依法严惩，还网络以清明空间。
（7）境外势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
境外敌对势力极力把人民内部矛盾引向对抗性矛盾，把群众的利益诉求转变为政治问题。
3、是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问题的需要
（1）政府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政府行为职能转变不到位，存在着的缺位和越位现象。缺位表现在公共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六大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越位表现在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与民争利，导致社会矛盾突出。
第二，在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轻视社会的协同，政府总是包揽一切。第三，政府的社会治理手段还比较单一，重视行政性、强制性的管理手段，重管制控制（管、控、压、堵、罚等），轻协商和服务、轻视法制规范和道德管理。
第四，在治理方式和治理环节上，往往重事后处理或运动式的管理方式，轻源头治理和常规化治理。
（2）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
第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数量少，规模小，质量低，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登记在册的社团组织43.9万个，平均每万人中拥有社团组织2个；发达国家每万人中拥有社团组织50个以上，发展中国家则是10个。
第二、社会组织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政策环境还不完备。
第三、社会组织治理机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现在政府上班的人常常是白+黑、5+2地工作，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满意？因为社团组织不发育，本来微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都应由社团来满足和提供。但事实上都由政府承担了。
第四、部分社会组织行政色彩严重，社会组织与政府批准与否无关，与社会需要有关。
（三）社区建设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第一、社区建设中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第二、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服务体系、社会公益服务体系、市场服务体系）
第三、社区管理主体单一。
社会矛盾急剧增加，数量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
《决定》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关键词，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则
坚持系统治理，善用合作共治方式协调社会关系。建立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党委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领导社会治理，把握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建立社会治理综合协调机构，发挥政府统筹指导社会治理全局性事项的主导作用。健全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联系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机制，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作用。系统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即社会治理由谁领导、由谁主导以及社会治理主体间怎样互动。《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系统治理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社会治理的通行规则，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国情，强调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并不是“让政府走开”、社会组织和居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合理分工，明确政府该做什么、社会组织和居民该做什么，党委的领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能淡化甚至放弃。在当今中国，离开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任何有效的社会治理都是难以想象的。
依法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和手段，即主要依据什么、依靠什么来进行社会治理。《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一个结构单一的社会，决策者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引领社会前进，但当利益格局复杂、社会诉求多元以后，决策就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坚持依法治理，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处社会矛盾。法治是善治的基本方式，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特征具有其他社会治理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法治方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破除社会管控理念，提升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能力，保障其善用法治思维分析社会矛盾成因及化解路径，善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做到依法执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监督。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很快，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1年3月，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可惜的是，中国人没有养成遵守制度的习惯，中国仍然只能说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明文的制度只停留在纸面上，相反，附着在明文制度上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正如中国学者吴思所说，“潜规则”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社会的运行，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真正规范。中国有句话，叫着“原则上不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是“事实上是可以的”。可见，“原则”都是可以变通的，都不是刚性的。做了不该做的事，去“摆平”
了，就不会受到惩罚。明文规定不能做的事，“搞定”了，就可以干了。可以说，“摆平”、“搞定”的是人，破坏的却是制度。中国人要懂得，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事情可以干，有些事情不能干。人们没有意识到，不遵守制度带来的，社会成本运行变高，社会信任度变低。这样，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整个社会不得不为此垫付高昂的代价。
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尽可能按政策、按法律来处理问题，有政策的按政策，政策不完善的空白的，我们要尽早研究出台政策、完善政策，避免随意性。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开展活动时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谁也没有超出法律规范的特权。
坚持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宣传教育、科技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不得违背法定权限及程序。强化道德约束，加强社会行为规范自律，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有序表达诉求、依法维权，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社会治理的能力。
综合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的依据和手段，即综合运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来进行社会治理。《决定》要求：“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道德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的“软治理”手段，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公民与公民等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治理，绝非善治或良治，要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既合“法”又合“义”。80年代有一部很有意思很轰动的电影叫做《秋菊打官司》，中国老百姓就认一个死理，一定要讨要一个说法。当然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推进人们的法制理念的建立，推动地方领导干部树立这种法制意识都非常有帮助，但同时我们要反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像秋菊那样求助于法律呢？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里面的矛盾大多依靠乡绅或是家族长老。现在，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西部有一个省，有两个农民放马，这两个马群走散了。后来有一户农民就认为那一批马是他的，但这两个农民互不相让，一定认为这批马是他的。马本身的价值大概就1800块钱，他们最后闹到说非要讨个说法，说要做DNA鉴定，如果要做这样一个技术鉴定要花3600块钱，他们也愿意，就是为了讨要一个说法，赌一口气。但是最后在当地有关部门特别是有威信的一些老人的协调下，最后要马的这一户给了另外一户900块钱作为补偿，这样既和和气气的解决了矛盾，化解了纠纷，也减少了两家的经济负担，还节约了宝贵而有限的司法资源。所以说并不是什么事情特别在民间基层一定要走向诉讼的这样一个渠道，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政仲裁，几位一体，大调解这么一个格局。
源头治理明确了社会治理方式的次序，即不同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先次序、轻重缓急。《决定》指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
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我们过去对源头治理重视不够甚至忽视，没有把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有些领导干部说非常重视社会治理，但是往往是不出事不管不问，出了事高度重视、高度负责，都是事后被动应付，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要关口前移，要防范于未然。马凯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2010年秋季开学典礼大会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这篇重要的报告里面，马凯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构建一个源头治理的制度体系。所谓源头治理就是要把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让它不发生，少发生，要铲除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发生的土壤。当然我们说这是一种理念状态，实际很难完全做到，但是我们需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工作。
“四个治理”内容丰富，体现了一系列有机结合：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等等。“四个治理”在宗旨要求和目标指向上具有统一性。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
《决定》强调：“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总结起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二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三是保障国家安全。
第一、采取措施，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1、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健全社会自治机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通过立法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健全社会组织章程、治理机构及退出机制，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文化、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四十多万的社会组织中，有24万余个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带有官方的性质，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社会团体的成立都必须挂靠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有些社会组织其实本身就是政府部门，如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政府任命，有事业编制，业务经费由政府财政划拨。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服务资源唯一的供给主体，垄断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由此导致大部分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部门，行政色彩浓厚，自主性不高。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的资源供给水平不高，社会上蕴藏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理各个环节之中。国际上，社会组织又称为“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即区别于政府和企业）”，从名称上就彰显了其民间性。这些组织有可能会和政府合作，有可能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有可能承担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但绝不接受政府行政命令的管束。
健全社会参与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修订行政许可法及政府采购法，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通过委托、授权或购买的方式交
由社会组织承担，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对此，决定指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应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这样一方面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把自己不便管也管不好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承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通过持续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提高了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能力和服务的能级，畅通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通道。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很多社区已经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尝试，既缓解了公共养老院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
哪些政府职能可以转移，是要考虑的问题。经过梳理，上海静安区结合实践将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分成三类：“公共管理主要涵盖市容环卫服务等；社区服务包括为老、助残等等；社会事务则包括第三方评估等服务。”。在政府资金的激励下，上海静安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范围逐渐扩容。截至去年11月底，静安区共有社会组织44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312家，社会团体137家，从业者总数接近8000人。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遍及助老、助残、市政服务、教育、体育、文化、工商服务业、科学研究、卫生等多个领域。
为了聚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社会组织，2012年起静安区设立每年1500万的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给予开办费补贴、房租补贴、人员经费补贴、能力建设补贴、公益创投补贴等等，对获得区级、市级、国家级各类荣誉的社会组织及个人给予奖励。
2、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和注册管理制度，建立志愿者星级认定、嘉许制度和志愿服务回馈制度，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相较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而言，我国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进展则相对缓慢。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不可能全部解决或解决不好，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志愿组织。
3、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现在，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比较完善，许多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转由它们自律管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将逐步从大量具体、琐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由此出现一个“缺位”的问题，而建立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就是解决政府缺位问题的有效形式。完善财税支持、人才扶持等制度，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居（村）委会组织法，健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夯实居（村）民
自治治理结构，发挥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城乡社区依法自治。
第二、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围绕着资源占有和使用的利益争端增多，人民群众维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日益增强，由于信息不畅等原因，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的出现。对此，《决定》指出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1、改革我们的信访工作制度。原则上信访不再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同样信访我们也不再接受越级上访，只能一级一级来。另外，既然是依法治国，就要增强法律在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利益纠纷当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建立起政府自我纠错的能力，就是要改革和加强我们的行政复议工作。通过改革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一方面提高政府的自我纠错，另外一方面，防止因为进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当中，给社会资源带来的巨大浪费，同时对当事人还有一个时效性过长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整个诉讼的时间很长。同时，还对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监督，从过去的那种名义上的监督转变为实体上的监督，因为行政复议上级政府可以变更下级政府做出来的相关行政裁决。
除此之外，在群众关心的社会决策方面，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解出台或者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在这方面,铜仁市创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是个好经验。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铜仁“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统筹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和社会稳定,实现‘项目要推进、风险要防范、矛盾要化解、群众得实惠’,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方面取得好的效果。”
决策有风险评估要先行，保持社会稳定的"铜仁经验"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全面建立和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探索出“风险评估先行、防范化解联动、建设与调解并进、发展与稳定统筹”的工作模式，实现了“项目要推进、风险要防范、矛盾要解决、群众得实惠”，为实现该市“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个都是源于一次“舞龙”引发的深刻反思。2009年元宵节前，铜仁市德江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在未征求群众意见、没有充分考虑传统习俗的条件下，草率改变传统舞龙线路，从而引发群众不满。事件平息后，铜仁市的决策层意识到，当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生欠账多，在发展中积累和暴露的矛盾和问题较多，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冲击。“加快发展的前提是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里的关键
在于干部的决策、言行和作风。”定政策、出措施、上项目，既要充分考虑决策和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要充分考虑潜在的稳定风险，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经过认真研究，铜仁市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超前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或实施重大项目前，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评估、论证决策或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并将其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为此，该市还制定完善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风险评估工作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执行、责任和监督机制，以确保执行过程中不走样。后来，铜仁市筹备建设科技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涉及两个乡镇7个村2365户近万人的征地拆迁，铜仁市始终将解决好征地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第一任务，成功地实现了重点工程建设与社会稳定工作统筹推进。
第三、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维护国家安全
如今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指交通安全，还包括环境、食品、生产、国家的安全。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但由于监管不到位，食品药品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也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这些方面的安全已经是老话题了，在此不一一赘述，只提《决定》中的一个亮点。
国安委从最初有人提出，2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提。那么中央什么时候设立，恐怕与必要性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没有感觉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巨大挑战的时候，没有那么迫切的时候，现有的机构具有应对挑战能力的时候，就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而今天中央认为，到了必要期，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挑战，越来越严重。所以《决定》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这种维护“双安全”的表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表现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就是产生国安委的动力。国安委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事务（以及对外工作）的横向协调，更重要的是为了强化纵向的中央（尤其是国家元首）对国家安全事务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对于保障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确保中央对外战略意图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暴力事件）
在世界范围内看，拥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美国1947年就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也都设立了类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效能已被充分验证。
面对复杂多样的快速转型社会,多元互动、共同协作的权力运行过程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建设。这也决定了社会治理必须遵循动态和权变原则，因时、
因地施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因此，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和创新，不仅有助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也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