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公共政策环境：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环境动因分析
生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
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
所采取的政府态度。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
1949-1953年：鼓励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1954年12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1955年3月中央在
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
重大政策性的问题。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说：“要提倡节育，要有
计划地生育。”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年发端的大跃进运动，对节
制生育工作思想有所冲击，但大跃进的干扰很快过去，中国客观存在的人口问题
已经显现出来。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认
为“提倡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1963年10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计划生育机构，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
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务院秘书长任
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接着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
构，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就开始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
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具体提出
晚婚为女23周岁、男25周岁，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
隔3年以上。这样，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
基本形成。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国务院在198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布高速
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
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
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
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
由70年代的“晚、稀、少”变成了80年代初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晚婚、
晚育没有变化，少生从允许生二孩调整为基本只准生一孩。
解答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环境动因分析
一、追溯政策出台背景。
政策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出台背景往往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等诸多
方面。
从经济背景来看，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正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增加1000
万人口的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带
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多和人口增长过快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因此，实行计划生育应为一项必须长期坚
持的基本国策。
从政治背景来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实现民族自强提升国际地位的必要举措。市场经济时代，国际竞
争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所以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应是重中
之重。
从社会发展背景来看，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适合居住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很有限，人口
分布极不平衡。不仅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危机，还面临着不断增
长的劳动力就业难问题。坚决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才能缓解
资源危机、劳动力安置危机的危机，促进社会安定健康有序发
展。
二、寻找政策变迁的依据（800字）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每个国家都力求制定一个符合本国实际的、反映客观规律要求的科学的人口政策。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时在控制人口的实践中逐步产生和完善起来的。从1949年至今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建国以来，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加之受到苏联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影响，错误的认为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国家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迅速增长。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我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六亿，自然增长率已高达23%。
第二阶段是1954年到1969年的政策转变酝酿阶段：人口急剧增长使得中央提高了警觉和重视，对节育态度开始转变。直至1969年，刘少奇、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都开始大力提倡节育。
但由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混乱状态，使得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丧失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工作运行机制，几乎只停留在思想酝酿阶段。
第三阶段是1970年到1990年政策转变阶段：“文化大革命”动乱使得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日渐尖锐，在1970年政治形势有所好转的前提下，党中央和国务院重申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开始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从1970年到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83%
降到了11.87%，净增人口由2321万减少到1163万，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迹。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人口与经济的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矛盾，国家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开始把实施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第四阶段是1991年至今的政策稳定阶段：90年代末期，我国自然增长率降到了10%以下，实现了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明显效果。随着国际间竞争进入科技与人才竞争阶段，人力资源环境即人口环境和国民教育环境成为了国家关注的重点。因此，需要长期稳定的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当前计生政策现状及问题.doc
当前计生政策现状及问题 ——以永安路街道办事处为例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所谓“曲折”，是因为我们党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和偏差；所谓“悲壮”，是因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所谓“辉煌”，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二是：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三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计生部门的重点。现在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什么？在计划生育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建议和措施是什么？本文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的。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实地研究主要以访谈为主，我们采访的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分管计生的主任和街道下属的社区内分管计生的主任。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街道内人口的现状及计生工作遇到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研读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青岛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规定》，了解
到现在计生的大政方针。 三、计生工作的现状 青岛市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9月28日经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级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2003年7月18施行的《青岛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规定》。从06年起青岛市李沧区永安路街道办事处个社区的计生政策大面上一直不曾有所变迁。与之前相比有大致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1、生育政策的变化：⑴生育二胎政策的变化，处于婚龄的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子女。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则婚后可以再生2个孩子，之前政策为城市户口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农村户口一胎为女孩的可以要第二个孩子，如果违反上述两种情况的均为违法行为，并且给予相应的处罚即罚他们交社会抚养费。 ２、违法生育政策有所减少：（１）居委会经常下社区并作思想工作（2）奖励措施：根据《青岛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享有以下优惠待遇和奖励： (一)从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月起至子女年满14周岁止，每月给予不少于13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发50%。机关、事业组织从行政事业费中列支；企业从公益金中列支；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民的奖励费由户籍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兑现，确有困难的，由区市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一）整体政策的依据 一般说来，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整体的制度安排与结构、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和人口、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人地关系构成人口政策环境，并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同信息。依据共同信息，参与人形成有关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战略，在反复出现的博弈中，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人不断尝试，进而从众多的决策规则中分离出一种参与人都认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识，在供给方形成条文化、客观化的政府规制，并在各参与人处得到实施，从而凝结成共有信念。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据。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变。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成为选择人口政策的重要环境。由于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关联，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导致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内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诱发新的规则。 总体来说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依据： 1.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2.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3.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 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
2016年国家计划生育最新政策 2016年国家计划生育最新政策 2017年国家计划生育新政策： 第十九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妊娠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第二十条生育第一个子女实行登记制度。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应当在生育前到一方户籍所在地乡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登记，领取《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凭手册享受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服务。《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样本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第二十一条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曾患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夫妻一方从事矿工井下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夫妻一方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的;夫妻一方因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第二十二条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下
列特殊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与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赡养义务的;兄弟两人以上，只有一个有生育条件，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均已丧失生育条件并未收养子女的;在与内陆不连接的海岛定居的。第二十三条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农村居民且母亲居住在农村连续五年以上，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第二十四条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均随前婚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第二十五条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女方为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女方为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第二十六条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在妊娠前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生育证。申请办理生育证时应当提交生育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件和证明： 双方的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生育证明;已收养子女的，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明;具有本条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之一的证明。乡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公民的生育申请及时受理、审核，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审核意见和申请人的申请材料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发给生育证;对不符合生育条件的以书面形式告知不批准生育的理由。第二十七条本省居民涉外生育，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生育以及归国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的生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第二十八条病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e2228335.html, 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 作者： 来源：《文化纵横》2017年第06期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从1980年开始推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作为过去近40年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中国家庭的变迁，作为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承载者，中国家庭也成为反观社会和政策效用的微型镜像。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还原生育政策与家庭变迁的关系，剖析中国家庭变迁的基本路径与模式。有别于西方家庭受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影响自然演进的特点，中国家庭受公器干预明显，政策对家庭的控制力使本该属于私域的意念和行为暴露于政治和公域之中。总的来说，由于政策的直接推动，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变迁速度快、时间短的特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引发了中国家庭外在和内在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表现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模式多样化、年龄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常、生命周期重心后倾等现象。严格的生育政策对家庭变迁起到了催化作用，而如性别结构的失衡则属于特殊政策之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果。此外，少子化还使中国家庭强化了向下的抚育功能，却削弱了向上赡养的能力。生育政策以家庭为工具，试图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时期通过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控制达到宏观目的，但在此过程中政策对家庭的无意识破坏也遭遇了家庭自身调节机制与结构惰性的抗逆，使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失态与稳态并存，在变迁中延续的特点。国家政策给中国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带来了巨大影响，而未来政府应如何修复家庭、提升家庭力则将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杨菊华：《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浅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的现状、困境及对策 文章概述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现状，分析了计划生育国策制定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计划生育政策落实过程中问题的对策：加强计划生育基层管理服务队伍建设；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 标签：计划生育；现状；困境；对策 尽管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口过多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现在正是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性和复杂性。 一、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的现状 1、现阶段，“人口众多”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低增长的时期，在未来的20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逐步减慢，但是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会呈现出一个增长的态势。经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会达到14.3亿；在2023年前后，将会出现人口总量的高峰期，总数将达到14.7亿左右。在我国经济发展时期，“人口数量过多”一直都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促进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进行严格的控制。 2、老年人口数量不断上升，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 自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的出生率迅速下降，人们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据统计，我国现有的老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6亿，并且会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将会达到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老龄化与经济发展还具有较大的差距，使得我们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任务更加艰巨。 3、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目前，我国各个省份都普遍存在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屡见不鲜；在乡村的校园里，男孩的比例呈明显升高趋势。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在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农村偏远地区，这一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次，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偏差，由于对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问题的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社会观察22
浅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 陈锡浩 （学号：20102802320004 10行政管理（1）班） 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末酝酿，60年代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新历史时期，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果，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 关键词：计划生育；劳动力；老年人；独生子女 正文：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若是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一个伴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转变过程，那么应对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它只需像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便可。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强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对中国而言，它不但已经进入了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比例，同时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遭遇到了人口老化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 由于开始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超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速度，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随着这一人口转变过程的继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越来越低，而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不断加快。这样的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 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浅谈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人口数量这个概念对中国人口政策及中国人口现状的进行了描述，并讨论了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现状政策调整 前言 在我的认知里，对于中国的人口，周遭的人似乎一直在强调“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中国的土地就要承受不住中国人口的增加了！”等等。特别是今年十一黄金周电视报道的各大旅游景区出现的游客“井喷”现象，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表达：“中国人口面临严重下滑趋势”。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的人口继续现在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呈现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呀！所以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果断调整人口政策。一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自7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实行以计划生育为主的人口政策。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式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者称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是一种指导性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从数量上看,其政策是以更替水平为界;从时间上看,其政策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4年为条件。到1979年,更改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年又调整为允许有实际困难的家庭(主要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直到如今的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么多年来这个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调的人口发展战略没有改变。由于大多数人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不仅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而且是促使人口尽快负增长,因而实际上是压缩人口规模的战略。 但是，我认为，这种政策是存在很大漏洞的，看看中国人口现状就知道了。二中国人口现状 我认为，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弊端就是会使中国人口在未来严重削减。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就是由于计划生育，直接害死了我好几个兄弟姐妹。而不久前，陕西省镇平县发生的怀孕七个多月的产妇冯建梅被计划生育人员强制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变化历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历程 从1971年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单独二孩政策顺利落地，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我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 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 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为完成在20世纪末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78年，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
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即开小口、堵大口。 2002年9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持续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14个省份相继取消了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时间间隔等。 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截至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2.0243亿人，比上年增加853万多人，占比接近总人口的15%，上升了0.6个百分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和总体思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延伸阅读：全面放开二胎70后成高龄产妇 如果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能够落地，那么70后的妈妈们就成真正的高龄产妇了。 一般来说，35岁以上怀孕妇女，即为高龄产妇。全面二胎的放开，对70后来说，要生娃也将是不小的挑战。相较于普通孕妇，高龄孕妈咪更易出生出生缺陷儿。因此，《母婴保健法》规定，35周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应到医院做产前诊断，减少出
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 一、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忧生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求。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提到，“青年妇女如果20岁开始生育”，100年内要生5代，如果25岁左右生育，100年内只生4代人。”也就是说，青年妇女推迟5年生育，100年内就可以少生一代人。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体力、智力、精力的旺盛时期，适当晚婚晚育，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如果青年男女过早结婚生育，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在自身学识、经验、精力不足，经济自主能力不强，缺乏教育子女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另外，如果女青年过早结婚生育，虽具备了生育能力，怀孕势必增加身体负担，容易引起身体虚弱。如果晚婚晚育，男女青年在各方面都较成熟，有利于母婴的健康和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当然，提倡晚婚晚育，不是越晚越好，而是提倡适当的年龄的晚婚晚育。 晚婚晚育与我国婚姻法是不矛盾的，而是婚姻法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指的是最低结婚年龄，不等于说是最合适、最理想的年龄。国家号召男女青年晚婚、晚育与《婚姻法》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应引起重视的是，近几年，我国晚婚晚育率较低，早婚早育现象严重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大大提前。早婚往往导致早育，1987年，我国早育人数高达250万左右。早婚早育直接冲击了人口计划的完成，它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目前我国正值人口的出生高峰，尽快改变早婚早育严重的状况至为重要。据统计分析，女性初婚年龄每推迟1岁，本世纪内就会少生1000余万人。要制止早婚早育，具体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严格坚持婚姻登记制度，真正把《婚姻法》落到实处，婚姻登记严格把关，未到法定婚龄，但未领结婚证者不得同居、生育。 （2）动员社会有关力量，大力开展《婚姻法》的写作贯彻活动，向青年宣传晚婚晚育的好处，教育青年及家和知法、守法，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制止早婚、早育、非法同居现象的发生。 （3）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采用经济的、行政的、组织的等手段，对未到法定婚龄结婚、生育的人进行限制。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 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
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
人口政策分析 学校：北京开放大学班级：2016年春行政本学号：16111000190 姓名：冯铁军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大且素质偏低,人均占有资源量相对缺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不足,人口结构风险加大,人口分布不平衡且流动加快,是现阶段我国人口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计划生育的广泛深入推进,我国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更长的时期看,过低生育率、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人口安全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介绍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演变入手,试图揭示现行人口政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从历史的角度还原该政策的拟定过程与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访问研究法分析介绍现行人口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影响,以分析政策所产生的问题为主。如实行人口计划生育造成的生育率的超快速下降、过分重视控制人口数量而从客观上导致了对人口素质的忽视、严格限制生育数量而产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区别对待的民族生育政策显失社会公平、过早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问题,都对我国人口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详细阐述了我国现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民族差异化,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甚至有造成我国人口发展逆淘汰的危险。考虑到现有问题,笔者从全局高度、从长远发展
的角度出发,运用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优化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和消除男女退休年龄差异化的建议。此外,还提出了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扭转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局面,稳定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建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希望能通过对相应问题的分析研究为我国现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也为深化我国人口学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人口政策定义与分类 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于调节、指导人口发展变化所持的态度、所指定的法律、条例和所釆取的手段和措施的总和。其按作用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预定的与人口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旨在影响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健康素质、文化素质以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政策。狭义的人口政策是指政府直接针对人口再生产采取生育、死亡、优生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其按政府调节生育率方向.有鼓励增殖和限制增殖之分。鼓励增殖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采取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技术的手段来干预生育行为,从而刺激人口较快增长。限制增殖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
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仿效苏联鼓励生育，生孩子多的母亲被尊称为“英雄母亲”。当时认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们也觉得“多子多福”。70年代初孩子的出生证上，印有“一个太少，两个不多，三个正好。”两年后，改成了“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孩子”。1978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把“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下降，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突破两亿，人口老龄化加速，许多城市区域内长时期地呈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社会负担加重，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国情。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2015年10月29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符合条件的夫妻可以允许生育“二胎”），但是人民生育意愿不高，尤其二孩生育意愿较弱，导致生育率依然维持较低水平，让很多专家纳闷，以前宁可缴纳社会抚养费也要生，如今放开二孩政策为何却不敢生！ 事实上，目前影响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原因，高房价、高医疗成本、高教育成本，再加上人民长久以来生育观念的变化，追求过高生活品质等，是导致“二孩”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现在农村基本上靠打工维持生活，人情节礼、家庭开支、赡养老人负担都很严重，农民要实现“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重点是依托实体经济，抓住产业兴旺这个根本，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强化农村产业培育和产业支撑，壮大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更要转变过去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也就是“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引导乡风民俗，抵制陋俗恶习，通过优秀家风家训的感染及引领作用，培育村民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和缓解老年扶养负担;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和经济平稳增长，焕发社会活力和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研究 摘要 针对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以及男女比例失调的现状，本文从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GM(1,1)、最小二乘法拟合、BP神经网络、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建立模型，针对如何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相关的说明。 对于问题一，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查找了相关数据，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出抚养比、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男女比四个指标的大致走向，并结合GM(1,1)模型对数据进行中长期预测。其中负担系数，呈上升趋势，到2020年为33.04%，预计在未来将超过50%。人口老龄化也呈上升趋势，到2020年为11.2%。而男女比，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到2020年分别为1.0452%，0.38%，综合这四个指标，得出我国有必要放开二胎政策。 对于问题二，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人口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利用熵权法对负担系数、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男女性别比加以权重，求得权重系数分别为-0.2726，0.0119，1.0903，0.1705，然后根据这四个指标构建一个综合指标的函数。用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这个综合指标进行长期预测，画出趋势图。接着我们查询了四个指标的国际化标准，归一化后得出一条标准直线，选取两线相交最近的一点（2017，0.02）。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国家应在2017年放开二胎政策。 对于问题三，如何全面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模型，将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男女比，以及城镇和乡村的人口数作为8个观测值，对31个省进行综合排序，然后划分成5个等级，对于排在一级的省份：贵州，重庆，广西，安徽，北京，天津应在2017年首先放开二胎政策，其他城市根据优先级别每隔2年，依次实行二胎政策。 最后，我们根据模型的结论给出相关建议，并对模型做出了客观评价。 关键字：二胎政策最小二乘法拟合GM(1,1)熵权法BP神经网络预测主成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