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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和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以新的视角认识城市和城市治理，怎样认识城市建设，它能否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杠杆，城市建设经济的新内涵是什么，一系列的新问题已经提到了城市治理者———城市政府的面前。将先进的城市治理模式引入到城市治理实践中，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发展国际化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全球化在发展进程中对城市空间的拓展
或者城市空间载体的制度创新。它使城市治理成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管理理念与城市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对城市管理的功能拓展和模式创新。
全球化的时代，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直接推动了城市治理研究的兴起。城市治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模式，城市治理要达到善治的目的，对城市治理模式的完善与发展的追求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存在城市治理，这一过程就几乎永远不会停止。从某种程度上
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
与我国实践性选择
□李忠民１
汤哲铭１（１．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文章梳理归纳了目前较为流行的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的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当今的城市治理实践活动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不同国家的城市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而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也不一定有着统一的城市治理模式。文章对近１０余年来广为人们接受的各种城市治理模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治理模式；伙伴制；新公共管理；城市经营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Ｃｈｏ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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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ｔｅｘｔｈａｓｃｏｍｂｅｄ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ｄｕｐ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ｖｉｅｗｓ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ａｃｈ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ｕｃｈａｓＣｈｉｎａｍｉｇｈｔｎｏｔｈａｖ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ｆｒｏｍａ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ｓｗｉｄｅ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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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２９
［作者简介］李忠民（１９６７－），经济学博士、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汤哲铭（１９８１－），男，湖南衡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开发区管理。［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３；Ｆ２９９．２３［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８０６（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２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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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２００６说，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不断寻求促使城市政府更好运作的新方法本身就证明了人们期望改善城市治理的愿望，只要治理模式不完善，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更理想的模式。由于时空和背景不同，城市治理模式具有形态的多样性。同一国家背景下的不同城市，以及不同的城市部门，显示不同的治理模式，并且不同的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目前，有关城市治理模式选择的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广泛性变革，其广度和深度可谓前所未有。这种变革是对前期治理模式选择实践的检讨和反思过程，也是对新时代、新环境的适应过程。致力于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向新的“后层级制治理模式”的转换，使当代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深入研究１０余年来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成果、变革的动因、进程、主要措施及其客观效果，对于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基于西方文化的城市治理模式
一般来说，基于西方文化的城市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Ｐｉｅｒｒｅ的四种城市治理模式
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ＪｏｎＰｉｅｒｒｅ）在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参与
者、方针、手段和结果的不同，提出了四种主要的城市治理模式，它们是：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划分也是目前最为经典的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的分类。
１．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按照市场原则将城市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视为市场的参与者，提出“让管理者管理”的口号。这里所说的“管理者”并非政治精英，而是指组织生产和非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因此该模式强调的是专业参与，通过基于市场的广泛的专业管理手段增强公共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效率，真正让消费者挑选产品和生产者。从它的目标可以看出此模式将基于市场的私营部门的转移管理思想引入公共部门，强调服务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认识到了消费者的重要性，符合了市场的原则，然而它的弊端在于无法界定政府的角色，尤其是无法协调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博弈所产生的矛盾，并且消费者对城市的选择具备与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同样的不确定性。
２．社团模式
社团模式将城市治理的主体划分为若干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又可以分为高层领导与基层群体，它们构成了城市治理的两个参与层面。其中，高层领导直接参与城市治理，基层群体则是间接参与。社团参与城市治理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即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社团参与城市服务的提供和政策的制定。因此，此模式通过包容的手段协调所有参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利益进入城市的决策过程，创造了广泛的公众参与。此种治理模式的弊端在于其是以高成本为基础的，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及贯彻政策的执行，就必须增加公共开支，而作为城市利益集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去增加公共税收，从而严重削弱了城市的财政平衡，结果必然是给城市政府带来财政问题。因此，这一模式主要应用于小型的、工业高度发展、民主政治业已形成的西欧国家。
３．促进增长模式
促进增长模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商界精英和当选的城市官员，通过有利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手段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利益共享。此模式是最常见的治理模式，因为长期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会为城市经济及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带来双赢的局面，而且其结果易于衡量与观察。随着近几十年来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城市国际化趋势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引进与投资的增加，因此该模式的参与者将城市作为吸引技术与投资的工具，在此过程中，二者紧密合作，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增长模式的弊端在于其参与者的狭隘性，一般大众很难参与，无法调动最广泛的群体尤其是市民社会参与到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公众分享程度低，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他们与利益既得者的冲突。
４．福利模式
福利模式是一种较为特殊且罕见的城市治理模式，城市政府官员和国家的官僚机构是其唯一的参与者。城市政府通过国家预算资金的划拨维持地方的福利水平，复兴地方经济，因此地方政府与较高层政府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短视性，其治理的行为必然是短期行为，且不愿与私营资本结成伙伴关系，不大可能维持很长时间，因为高层政府不可能对所辖的所有区域给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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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而不平衡发展又会引起争议，并且如果恰逢中央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情况将会更糟。支持增长模式主要应用于福利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适应性是相当低的。
（二）城市伙伴制治理模式
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教授英厄马尔?埃兰德（Ｉｎ－
ｇｅｍａｒＥｌａｎｄｅｒ）认为对于城市治理而言，权力主要是
一个主导和社会控制的问题，二十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城市政府面对着一种分权和政府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并且城市治理这一词本身也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实践，因此伙伴制正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今日城市政府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的正确治理模式。伙伴制被定义为“为重整一个特定区域而制定和监督一个共同的战略所结成的利益联盟”（Ｂａｉ－
ｌｅｙ，１９９５）。斯通在其首创的城市制度思路对这种
模式进行了阐述，这一新思路集中于“对合作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进行思考的需求———这里的合作不是指所有的合作，而是能够将同一社区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的那种合作，能够使不同人组成的联盟成为并支持一系列治理同盟的合作”（Ｓｔｏｎｅ，
１９８９）。此模式的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责任、政策管
理、决策权力和充分的资源下放给最接近市民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当局，同时借助于国际合作和伙伴制的方式，将城市能力建设的战略和体制建设权力赋予所有的当事人，特别是地方当局、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工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团组织，使它们能够在住房和生活规划及治理上发挥有效的作用，每个政府都应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本社区事务的权利，保证并鼓励他们参与各级决策。在这种模式下，城市政府与私人企业间存在着合作伙伴的关系；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城市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组织而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社区建设，发挥社区的基础作用，城市治理采取多中心治理体系。在此理论的支持下，１９９７年下半年，世界银行还着手实施了一个城市伙伴计划，旨在为城市和中央政府官员提供……双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公司、基金会和个体的资源与人才。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分析一个城市是否成功不应只从一方面入手，而应包括其活力、生产率、竞争能力和管理的所有要素，通过城市伙伴计划，城市领导及其社区能
够获得经过精心挑选的专家，和他们一起制定战略框架和长期发展的途径。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自２０世纪最后２５年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产生并且在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向了实践，在城市治理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作为一种正在成长并且日益取代旧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个多纬度的非常宽泛的概念”（盖伊．彼得斯语），其中就包括了“企业化政府”理论。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或译《重塑政府》）一书中提出的“企业化政府”模式（即“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单一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１）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２）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３）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４）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５）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６）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７）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８）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９）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１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作者还引用德鲁克的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这十大原则如果在城市及政府治理过程中得到充分贯彻，必将引起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表现为城市政府的职能、城市治理的主体、城市治理的任务、城市治理的手段这四个方面实现变革。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也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他从组织结构、管理过程、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四个方面来刻画和比较这四种模式的特征。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对每一种政府治理模式，他从问题、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国家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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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模式也并不完全否定传统行政模式。总之，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已成为城市公共管理的最新模式。
二、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理论概括与比较
立足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我国学者拓展和深化了对城市治理模式的认识，在归纳国际上流行的城市治理模式理论的基础上深化并创新了对此领域的研究。其中，于明捷梳理总结了２０余种城市治理模式，计有“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公私合制型模式”、“新精英主义模式”、“超多元化模式”、“合作型治理模式”、“发展型政府模式”、“规制型政府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模式”、“新管理主义城市治理模式”、“国际大都市治理模式”等等（于明捷，２０００）。郭鸿懋、踪家峰和郝寿义分别归纳出四种基本的城市治理模式：企业家化治理模式、顾客导向型治理模式、城市经营模式和国际化城市治理模式。这些研究表明了我国在城市治理理念上的转变。在上述治理模式中，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的实践，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和
公私共同治理模式最为典型。
１．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
当前我国比较流行的城市治理模式是“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在我国，运用此模式开展的城市治理也可称为“城市经营”。该模式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它的实质就是政府以企业家的角色来管理城市，治理城市，把城市看作是一个企业群，将整个城市作为资产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发挥最大效用的目的，城市政府的作用和重要活动就是经营城市与管理城市，创造良好的城市服务，以吸引投资发展城市经济为城市的整体目标和着眼点；它侧重讲的是城市形象的宣传，重视城市的市容建设，利用“城市行销”，提高城市形象；由具有企业家性格的魅力市长领导城市治理，用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方式和模式经营城市；以城市市民和跨国公司作为城市政府的顾客，“顾客满意”是城市政府的一个目标。“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涵盖了城市经营的理念和本质。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充当主导，是城
市经营的主体，而城市的各种资产都是城市经营的客体，也是城市经营的主要对象。
在中国，大连是最早实施“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城市，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把所谓的城市土地权进行市场转换，利用土地招商引资，并用这些资金强化城市形象，进行城市规划，同时包装城市进行推广，一举获得成功。此后诸多城市纷纷效仿，很多城市已经在超大盘或郊区化住宅的开发中有了尝试，从而掀起了“城市经营”理论与实践的热潮，推动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那就是城市需要运营，像大连一样。但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清醒的认识到“城市经营”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也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城市政府管理职能缺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加重企业税费负担等等，对此洪银兴和孙永正教授分别撰文加以深入地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２．公私共同治理模式
与此同时，以城市各个利益集合体为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正逐步取代原来由政府作为城市治理唯一主体的治理模式，从而成为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潮流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政府治理模式，此模式也被称为公私共同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１）领导者是城市政府官员与企业界（包括跨国公司）精英；企业代表充分参与城市的发展，甚至对城市政府的决策起到关键性的影响；
（２）城市公共物品大量由私人企业生产，由城市政
府与私人企业共同提供；（３）城市政府与私人企业间存在着合作伙伴的关系；（４）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城市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组织而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５）重视社区建设，发挥社区的基础作用，城市治理采取多中心治理体系。这种模式在我国不同地区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此外，基于中国文化中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东北财经大学的饶会林教授提出“导顺治逆”（导其所顺，治其所逆）的城市治理模式，引导城市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并防止和纠正偏离正确轨道的现象和行为。同时，还别具一格的将此城市治理模式与城市治理的动力与条件结合起来，把城市治理模式视为这些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以及城市政府自身建设的发展）和条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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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城市治理的职能和权力以及城市治理人才的素质）很好组合“安装”在一起、具有作用于治理对象的正常运转的“联动效应和联动关系”的机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界思想、三联思想、整合思想以及创新思想，要在三动力三条件的基础上，创建三轴心三连环的实现治理模式。
三、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城市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城市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要求而对城市政府治理、内容和方式做出的调整。这对于正在经历加速城市化和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努力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我国城市政府来说，应该具有很现实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已经综述了将城市治理从传统行政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各种选择方案。这些模式有的已经得到广泛实施，有的则尚处于发轫阶段。我国城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会带来诸多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模式的选择只是为城市治理发展道路提供一个框架与方向上的指引，关键之处在于城市结合自身的特点与经验，在实际的治理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由论坛走向实践并不断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各种城市治理模式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城市治理结构以及城市政府的对比，本文认为各种城市治理模式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在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理论下，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减弱；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非政府部门（包括企业与市民社会）对城市治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治理各主体的重新定位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此外，各种模式在城市治理结构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但在趋同的大前提下，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也要注意不同的区域特色，并且要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所以，我国城市在选择城市治理模式时，切忌盲从，特别是将西方的城市治理模式照搬到中国的实践是极为不妥的，应切实分析我国城市治理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法律环境，才能探索出适合我国城市的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我国的城市治理改革中，应符合城市治理模式的发
展趋势，即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利益，强化对城市政府的约束，并在此前提下吸收不同治理模式的精华，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治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政府的约束，鼓励与发展多元参与，降低城市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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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允光
李忠民汤哲铭／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与我国实践性选择
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模式比较 关于《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模式比较》，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内容摘要：按照品牌形态的演变规律，目前我国的城市品牌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青岛模式、大连模式和东南沿海模式。这三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各自发展的初始驱动力、条件、结果等都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关键词：城市品牌产业品牌城市竞争力 从城市竞争的角度看，品牌形态的演变是一个从产品品牌到产业品牌、再到城市品牌的发展过程。其中，产品品牌始终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根基和最终落脚点。如果没有产品品牌，再好的
城市品牌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产业品牌是城市竞争力的支柱。事实表明，仅仅拥有一两个产品品牌对城市竞争力作用不大，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优秀品牌为龙头的产业品牌的支撑。除非采取特定的宣传措施或者品牌的知名度高、竞争力强，否则不会因为单个品牌记住某座城市，一般只有当一批品牌产生，并形成产业品牌时，才会引起人们对该城市的注意。 城市品牌则是品牌发展的最高形态，随着一批品牌产品上升为产业品牌，人们会形成对该城市的品牌认知，这种品牌认知来源于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所传递的信息，包括产品和产业本身的信息。城市品牌一旦形成，就会加剧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功能，并反作用于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因此，城市品牌的终极目的是为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服务。 我国城市品牌的发展模式 现实中，品牌形态的演变过程不一定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展，经济萌芽的种子有可能从产品开始、也可能从产业集群开始、或者发韧于政府的推动。按照品牌形态的演变，目前我国的城市品牌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青岛模式、大连模式和东南沿海模式。 青岛模式的发展道路是从产品品牌入手，通过品牌产品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产品品牌的发展，或者吸引外来投资，逐渐形成
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 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 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 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 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 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 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 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 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 周雪光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理解国家治理及其限度，需要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本文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作用。 一、国家治理：一个整体性视角 近年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公共政策界乃至实务部门的讨论中频繁出现，但其含义纷杂不一。本文使用“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应对其疆域内民众间或不同领域中各种事务、挑战和危机时稳定重复的举措和过程。古今中外特别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任何国家的生存都面临着对外保护疆土完整、对内维系民众群体间相安共生的基本使命。但不同国家在制度安排、日常过程运行和处理危 5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专科毕业论文 题目我市金江苑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研究 学校江苏电大金坛学院 班级2010秋行政管理专科 姓名李耀东 学号1032001452171 2012 年 4 月
我市金江苑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耀东 摘要：现代城市履行社区管理职能是其重要功能，而社区管理职能主要是由居委会承担和完成的。但是，社区居委会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履行管理职能时有较多问题。不仅仅是硬件的匮乏、软件的缺失，更重要的还在于职责与现实的背离性等，都使之产生难以摆脱的困惑。而要解决其根本问题，应从社区管理制度保障、社区管理工作方式转变、促进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能提高等方面予以改善。本文运用调查研究、文献资料分析法等方法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及历史背景，针对各个不同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的对策。 关键字：社区管理问题原因对策 一、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及现状 我市的社区建设始于2001年,目前共有城镇社区147 农村社区160，随着动迁安置工作的展开我市的社区规模将越来越大，虽然我市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城市社区管理中的问题也凸现出来， 社区管理是从传统体制下的街道行政管理过渡转化而来，它顺应变化了的新的情况，能比较有效地解决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有效地协调社区内各方面的力量，发动大家通过自治互助、共同参与的方式，来满足社区广大居民的需求。社区管理在协调力量、组织居民、教育居民、满足居民需求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具有传统管理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的存在对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社区的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单位，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没
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思考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出简单建议。 【关键词】城市社区文献综述 社区是社会结构中较为基本的社会单元，而社区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目前，我国社区治理改革已取得较大成绩，逐步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的新格局。但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存在政府与社区互动不足、治理结构设置不合理、制度不规范等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本文综合梳理国内外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文献，思考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简单建议。 一、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研究的重要观点 （一）社区支持系统（CSS：Community Support System） 社区支持系统在美国的社区医疗保障制度构建方面贡献突出。目前，较为明确的社区支持系统概念是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提出的：社区支持系统是一个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帮助，满足其生存发展需求的服务网络，它可以使弱势人群免于在社区内遭遇歧视或排挤。 美国学者Judith Clark Turner、William J. TenHoor（1978）指出了社区支持系统需要包含的几大要素：对目标人群需求状况进行严格评估；协助目标人群获取受助资格；社区支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可以持续满足人们生存、工作的需要，直到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在系统内的各个部分严格保护目标人群的权利，包括社区内及社区外，例如社区成员在社区外医院、企业的权利也要得到该支持系统的保护。 （二）社区能力建设（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国外对于社区能力建设的定义较多，角度也各不相同。社区能力建设的代表性观点主要由Labonte R.、Laverack G.等学者提出。Labonte R.及Laverack G.（2011）认为社区能力建设是社区领导组织为了向社区成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在完善社区议事流程、提升问题分析能力、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马来西亚科技大学的Noor Azmi Mohamad及Noraini Bt. Abu Talib（2012）等学者在综合研究了欧美发达国家及中国的社区治理问题后提出具有创新性观点。他们认为目前社区能力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区发展框架的构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区成员技能培训及能力评估机制，这样便可以为社区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几位学者还指出，失败的社区治理共有的问题是管理者能力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探究 学院： 专业： 2011年6月15日
目录 摘要 (1) 文章背景 (1) 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 (2) 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 (4) 交通治堵：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伤与痛 (6) 结语 (9) 参考文献 (9)
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 摘要：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诸如交通拥堵、发展不均衡、农村萎缩、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城市化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本文通过对城市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旨在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进行探究。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制度直辖市之争发展模式交通治堵 2010年的中国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届世博会，以城市发展为主题，通过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的先进城市发展案例，探讨了与城市相关的多元文化融合、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届世博会的目标即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各种忧患意识的理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提供解决方案。“城市时代”概念的提出，更加明晰了城市发展对于一个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城镇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战国时代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增长。而西方的城镇化同样初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以及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而由资本的萌芽和工业化的到来崛起，进入蓬勃繁盛的时代。然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文明来说，由于历朝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作用，始终未能出现工业城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1] 放眼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只用30年便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2010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3.28%（按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不得不可谓一个奇迹。然而，在高城市化率的背后，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诸如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催生了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形势变化，社区管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问题，创新管理模式对于提高我国管理水平是非常必要的。在构建我国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改变管理模式对于提高我国和谐社区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本文分析了传统社区管理模式的弊端，并与网格化社区管理模式相对应，探讨了网格式社区管理的优势和特点，结合我国社区实际，指出了社区管理的操作流程和积极影响，为我国社区管理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和谐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
目录 内容摘要 ................................................................................................................... I 引言 .. (1) 1绪论 (2)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2)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3研究内容 (4) 2和谐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7) 2.1传统管理模式弊端 (7) 2.1.1依赖政府经费 (7) 2.1.2主导行政观念 (7) 2.2管理理念落后 (7) 2.2.1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7) 2.2.2管理人员理念落后 (8) 3新形势下社区管理要求 (9) 3.1管理特点 (9) 3.1.1主动管理特性 (9) 3.1.2创新管理特性 (9) 3.1.3监督管理特性 (9) 3.1.4环形管理特性 (9) 3.2管理目标 (9) 3.2.1提高社区管理效率 (10) 3.2.2完善社区管理监督 (10) 3.2.3强化事故预警机制 (10) 4创新社区管理对策 (11) 4.1网格化管理模式 (11) 4.1.1实现社区管理全覆盖 (11)
中国城市发展现状及展望 打开中国的政区地图，全国现有设市城市655个。按照行政区划，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包括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县级城市368个（包括63个省辖的县级市）。此外，有建制镇19 234个。以不重复计算为原则，这655个城市的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52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54.3%。《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指出，全国的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为26.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55个城市的城区建成区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全国的县城镇和同类居民点建成区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其余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为2.84万平方公里；城区、县城镇和其余建制镇合计，共有建成区面积7.74万平方公里。由此可知，中国的城镇建成区占国土总面积的0.8%，中国的乡村和独立工矿用地占国土面积的2.0%。 从现实的国情出发，按照行政许可，这655个城市市长的服务和管理，应能统筹城乡。为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城乡规划，应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以往那种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规划管理制度和建设实施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0年来，我国城市数量的发展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较快发展阶段，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上升到1982年的245个，平均每年增加13个；二是快速增长阶段，1996年城市总数达到666个，平均每年增加30个；三是平稳调整阶段，1997年的城市总数为668个，之后至2008年末，全国共有城市655个。近年来城市数量逐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撤（县级）市设（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由于量大面广，我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人口总量仍将继续高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各大城市也将继续成为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接纳地。城市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其“撤县设区”、“撤乡设镇”和“乡镇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仍将继续，县级市的数量还会减少，部分县级市将有可能“升格”为省辖市。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调整反映出地方中心城市“做大做强”的强烈意愿，以及由上一级行政单位统一协调区域城乡发展、争取优质资源的态势。 2 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在工业化推动下，通过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滞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可以预计，在2020—2030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跟上世界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量、广泛的人口流动，正在模糊经典的西方城市化概念，重
我国城市治理的成就及改进的思路 与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 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改革初期，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4.94%，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27.0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93个百分点。如果把流动人口包括进去，这个比重还要高。城市个数由193个增加到656个，初步建立了合理的城镇体系。 基本建立了城市市场体系的框架。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但城市改革很快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并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领域全面展开。经过30年，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成。城市成为中国市场体系的支撑，城市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在区域中的经济中心作用明显增强。200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6.4%，总人口占全国28%，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62.7%。 城市社会进步明显，教育、科技、体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质量水平空前扩大和提高，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得到普遍提高。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7年的指数为752.3。住房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识，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而2006年人均已达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0.4平方米，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7年的36.3%，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前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实行行政主导的“大一统”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对城市管理体制和城市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1980年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是城市改革
科技管理 84 2015年63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实践 郑曼丽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92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关系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社区是基层自治的主要单位之一，为了提高基层自治的水平，我国应当根据现实国情选择合适的模式对城市社区予以治理。文中将对现阶段存在的各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并对其在中国实践的情况予以分析。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780（2015）63-0084-01 社区是社会共同体，社区治理即指对该社区地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社区内部的各主体可以以自身的资源为依托而发生相互作用。社区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当对社区治理工作予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社会各个方面快速发展，社区治理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身的模式，使之能够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1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 对西方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与比较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1.1 自治型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会选择以自治型模式进行社区管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成熟，社会工作也呈现出了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自治型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组织机构齐全，权责划分清晰。社区以某一地域为活动区域，其地理界线明确，社区治理即是对基层单位的管理，为了保证管理的全面性与有效性，自治型社区在其机构内部设置了社区服务顾问、社区董事局、社区委员会等组织。欧美、澳洲等地区的城市社区大多采用了这一模式进行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各城市还会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宪章或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对社区治理活动予以规范。例如美国，其城市社区有权自主决定自身的特色，社区对土地的利用需经过社区成员的同意。另外，欧美等国家还会让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都由这些组织进行操作与实施，它们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1.2 行政主导型 发展中国家大多会选择以这种模式开展社区治理工作，在社区治理中需依靠政府的力量完成各项工作，政府部门中会专门设立某一部门对社区工作进行管理，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不容忽视。我国哈尔滨是南岗区就采取了这一模式进行治理，南岗区社区治理体系包括居委会、街道、区三级，它们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在区级管理中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为整个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机构，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指导中心，负责对社区工作进行协调、监督与服务。 1.3 混合型 混合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部门与社区代表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政府部分负责对社区工作进行指导与规划，并为社区各项工作的展开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其管理属于间接管理，管理强度较弱；而社区组织则负责具体的服务与治理，其管理是直接的，总的来说，社区主要治理模式还是自治。日本与以色列等国家的城市均采取这一模式进行治理，以日本为例，日本社区自治组织称为町内会，它既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又是政府协助组织，与中国的居委会相比，町内会的行政色彩较弱，其职能主要在于平等协商，组织内部将总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町内会内部有自身的规程，其各项活动经费来源包括会费与社会募款等，会内成员以户为单位，任何人都不可以个人名义参与。相邻的多个内町会可形成联合会，政府与联合会之间存在相互协作的关系，基层政府对其工作予以监督与指导，町内会自主管理社区内部事务。 2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我国在实践过程中应当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模式对城市社区工作进行治理。对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应当转变社区治理模式，以多种形式对社区工作进行管理。 2.1 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为单一的政府治理，行政控制强度较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在模式调整当中我国应当推动治理主体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即除了政府外，还应当将社区组织、居民、辖区单位以及非营利性组织等纳入到治理团队中，实现治理工作的民主化发展。在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推动非营利性组织的参与，这些组织能够为社区治理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支持，它是社区与政府加强联系的纽带，在治理活动中非营利性组织能够为社区提供直接性的服务，同时它在与政府进行协调与沟通的过程中，非营利性组织可以获得政府在政策或资金方面的支持。多方的参与与协作能够推动社区管理的民主化、自治化程度的提升。 2.2 创新社区互动运作模式 传统模式中，社区治理工作的运作模式是自上而下的，社区各项活动的展开都需听从政府部门的安排，其他组织缺乏自主性，因此各项工作的展开缺乏动力与活力，其他成员的参与度不高。为了使社区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应当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强各方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新型的互动运作模式，使原有的纵向管理网络可以变为横向网络，社区组织、居民、辖区单位以及非营利性组织等都可以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策划与规划上，另外可以组织社区居民自发的建设社团，如广场舞社团等，丰富社区内部结构，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之能够主动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与建设当中。 2.3 推动制度管理上的创新 制度是各项事务落实的必要保障，为了提高社区管理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应当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保证社区各项工作能够在遵法守德的基础上展开。首先，参与社区管理的各个主体，应当共同制定管理目标，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协商关系与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当中；其次，权力划分要适当，应当具有合理性，根据主体性质的不同应赋予主体不同程度的管理权、监督权、决策权与执行权，例如政府的管理权应当适当削弱，而其监督权则应当适当增强；最后，各主体间的合作应当以自愿、平等为基础，利用网络对各方关系进行协调，转变治理理念与治理机制。 3 结语 综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应当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调整，首先应当丰富管理主体，其次应当创新协调运作模式，最后应当创新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黎智洪.从管理到治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研究 [D].重庆：西南大学，2014. [2]程美.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J].台湾研究，2014（06）.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创新 发表时间：2019-07-10T15:12:48.283Z 来源：《建筑学研究前沿》2019年6期作者：徐龙喜 [导读] 将实现社区整体治理模式创新与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建新时代美好生活先行区以及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化街区有机结合起来。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标准化样板居民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 200000 摘要：文章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云台二社区治理为重点案例，通过“党建引领、居民参与、社区协商、小区营造”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层次的社区治理的实践研究。治理总体目标以提升党的组织力为统领，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为突破口，以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为重点，以美好生活先行区为载体，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探索融组织再造、社区营造、公共（文化）服务圈打造、资源整合、居民参与、居民自治、机制创新、标准示范等于一体的居民区整体性治理模式，切实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加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关键词：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小区营造；居民自治 （一）背景与起因 1、周家渡街道基本情况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是上海市有着60年历史的老城厢、老街道。街道辖区共有各类居住小区76个，其中老旧小区占比高达73%。城区形态陈旧，基础设施薄弱，居民生活条件落后，老旧小区环境相对于商品化小区呈现明显破败的景象。 2、社会治理新时代与“美好周家渡”战略的提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时代，社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交往空间，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的质量以及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017年底，周家渡街道借着“大调研”的东风，党政领导深入一线，兵分多路，对街道58000户社区居民家庭、1400余家区域内企业、41家社会组织以及街道辖区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双管单位、部队及学校进行全方位走访调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周家渡街道结合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始终将党的建设贯穿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组织建设的全过程之中，决定从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以“党建引领美、党员形象好；幸福生活美、宜居宜业好；平安祥和美、民主治理好；自然环境美、美丽家园好；文化自信美、人文精神好”为具体内容的“美好周家渡”战略。 3、战略理念的科学化 2018年5月初，经过深入接触、精心挑选和整体比较，周家渡街道决定与复旦大学“治理+规划”跨学科联合实验团队合作，以云台第二居民区的样板居民区打造为载体，推动标准化样板居民区建设。经过多次对试点居民区的实地考察，联合实验团队提出了“党建引领+居民参与+社区协商+小区营造+智慧应用+长效机制+多方合力”的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创新方案。该方案拟通过选择社区情况复杂、类型多样、改造任务重、治理挑战性强、复制推广意义大的社区，以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为根本追求，以社区整体功能提升为目标，边打造边总结经验，并在街道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此外，联合实验团队还提出指导样板居民区建设的“三大核心理念”：自然开放交往公共空间、便民利民服务集成平台、参与协商维护长效机制。 （二）做法与经过 1、主要做法 其一，做好样板居民区打造的顶层设计。周家渡街道党工委基于“大调研”结果，并结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做出战略决策，提出“美好周家渡”发展战略。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党的组织力为统领，以党建引领构建“1（理念）+4（四梁）+8（八柱）”整体治理体系。 其二，明确样板居民区打造的总体思路。在“整体治理理念”和“三大核心理念”的指引下，在全面深入调研和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总结出了样板居民区打造“六阶三十条”，即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打造：党建引领（顶层设计）“四条”；专家咨询介入“五条”；居民参与“八条”；社区协商“四条”；小区营造“五条”；绩效评估“四条”。 其三，制定样板居民区打造的具体操作方案。首先，通过党员大会、党员议事厅、家庭小党校、居民代表大会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其次，通过“居民推选+随机抽选+协商指定”的方式，选取40名议事员，构建居民参与的组织基础——居民议事会。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以及复式协商议事规则，结合周家渡云台第二居民区的实际，重新设计明确可行的议事规则，包括发言规则、议事规则、议事程序。再次，将根据居民协商的样板居民区建设具体实施方案提交睦邻党支部、家庭小党校、居民区党总支、区域化党建单位等，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将党的领导落在实处。最后，将综合各方面意见的最终方案提交街道党工委，进行最终决策。 其四，首创施工建设过程中居民参与监督。以居民区党总支为核心，由居民代表、街道工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第三方专家团队、施工方组成联合监督委员会。通过将居民区内的施工点划分为四个片区，以家庭小党校和睦邻党支部为基础，成立四个监督小组，负责施工过程中施工方与居民的矛盾调解、监督施工质量等任务。同时，也将施工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合理化意见再次反馈规划设计师，及时调整具体实施方案，构建方案的动态调整机制。 其五，建立志愿维护长效机制。施工结束后，由各睦邻党支部牵头，各监督小组就地转化为志愿维护小组，并分门别类地制定系统化的管理规章制度等，负责新建社区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合理使用，以及对不当使用行为的制止等工作。 2、具体过程 （1）设计准备阶段（2018年5月-6月底） 一方面，全面深度地收集资料。专家团队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社区积极分子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居民区的基本情况，并多次实地考察走访试点居民区。通过访谈和实地走访，专家团队对居民区的问题、资源、项目清单、小区的公共空间布局以及现状等有
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摘要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及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传统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不适应现代城市发展及管理的需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综合分析法，通过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概述，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总结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的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非盈利组织发展缓慢、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的三个问题，并分析三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最终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及优化对策，对优化中国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优化对策 1 城市社区治理制度概述 1.1 社区民主选举制度 城市社区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坚持民主选举制度。民主选举制度要求社区联合委员会根据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要求，组织本社区居民，通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社区自治委员会及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在此过程中，街道办事处等政府单位无权撤换、罢免和随意调动经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来的社区自治委员会及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 1.2 社区管理协调制度 协调是社区管理的重要活动之一。社区自治委员会是联系社区居民、非盈利组织及党和政府的桥梁，其重要职责便是协调好这三者间的关系，保障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能通过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各种服务具体落实到社区广大居民身上。 1.3 社区治理、考核、监督制度 社区治理、考核、监督制度是保障社区治理制度有效发挥的重要举措，因而管理者必须对被管理者实行有效的监督与考核，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上级管理者需对下级管理者进行严格的监督与考核；各层管理者要对本层级被管理者作出严格的监督与考核；社区监督委员会要从第三者角度对整个社区治理作出监督，并将社区治理、考核、监督制度化。
1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模式概况 交通模式理论及最新进展反映了交通要素、交通结构及交通效率的主要特征。发达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相继制定出台了有关政策来引导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这些不同的交通发展政策形成了不同的交通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依赖小汽车发展的城市，发达国家如美国，小汽车拥有率和使用率都很高，但是已经越来越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如泰国，虽然人均小汽车拥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不少，但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却不加任何限制，已大大超出路网及环境的承受能力。 第二类是小汽车与发达的轨道交通同步协调发展的城市，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大阪等，小汽车拥有率不低于北美城市，但是使用率很低，主要靠地铁来通勤。 第三类城市主要依赖公共交通，抑制小汽车增长和使用，以此来支持城市高密度发展，如新加坡、香港。 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交通模式。美国采取TOD模式和新都市主义，发挥交通先导的作用，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促进了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协调。英国伦敦采取设置公交车道、创造优先区域、鼓励停车换乘和中心区拥挤收费等措施，形成了一套发展公共交通的有效模式。 日本东京大力实施以轨道交通为中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轨道交通成为绝大多数东京市民的首选，有效地缓解了交通拥挤现象。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倡导建设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等，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交通问题，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成为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 2 国内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发展概况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由交通、城建、市政、公安等部门对城市交通实施交叉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二是由交通部门对城乡道路运输实施一体化管理的模式；三是“一城一交”综合交通管理模式。
“十三五”时期的特大城市治理 特大城市，从字面上理解，是指规模特别巨大的城市。其显著特征是，经济和人口聚集规模大，建成区占地面积多，创新能力强，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划分标准，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特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南京、广州、沈阳八座。 特大城市规模体量大，聚集能力强。其发展动力既有经济聚集因素，也有行政推动因素。其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等级高。八座特大城市中，中央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4个。较高的行政等级强化了这些城市的资源掌控能力和经济与人口聚集能力。 2.经济实力强。八座特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20%左右。八座特大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重庆外，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深圳甚至高于2倍以上。 3.外来人口聚集多。八座特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近20%。除重庆、沈阳外，外来常住人口占比普遍较高，外来常住人口的大规模聚集构成特大城市的显
著特征。 4.民用汽车保有量多。八座特大城市的民用汽车保有量 占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的15%左右。按照人均保有量计算，除上海外，其余七座特大城市的人均民用汽车保有量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人均道路面积少。除南京和天津外，其余六座特大城 市的人均道路面积都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特别是，上海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北京略多于1/2，广州不到70%。 6.房价收入比高。按照国际经验，房价收入比6-7是合 理区间。八座特大城市，除重庆和沈阳处于合理区间外，其余六座特大城市明显偏离合理区间。房价收入比过高成为特大城市的显著特征。 7.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聚集。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985高校和211高校。其中聚集985高校20所，占全国985高校39所的51%；聚集211高校56所，占全国211高校118所的47%。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三甲医院。全国共有三甲医院769家，其中分布在八座特大城市的有194家，占比25%。 8.能耗集中。八座特大城市用电总量占比高，人均用电 量大，是全国重要的能耗中心。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是：人口过度聚集、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如何与众不同 ———《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评介 朱光磊 对其他国家治理模式成功之处,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予以合理借鉴。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国情、民情、政情等诸多因素。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模式。 周振超的《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从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全局出发,选取“条块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四位一体”条块关系模式形成、发展、运作和转型的内在政治逻辑为切入点,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动态平衡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该书从政治统治和管理两个维度对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条块”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在理论上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该书的出版不仅拓宽了政府间关系的研究视野,而且对于构建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现代政府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总体来看,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尤为值得赞赏和肯定。 (一)全书有一条主线、一个明确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和鲜明的“聚焦点”。 目前中国政府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高度集中,又在管理方面已经相当分散”。高度集中弥补了管理上的分散;管理上的分散缓解了高度集中带来的压力。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与这一特征密切相关。就政府间纵向关系而言,中央政府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就需要分散行政管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分散的行政管理权到一定程度又会造成对集中的冲击。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围绕着“条块关系”进行过多次变革,但始终没有找到条条与块块关系的平衡点,未能摆脱“条块矛盾”的困扰,走出了条条“一集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曾经设想,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情况会好起来,但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真正缓解的迹象。如何在条块之间,特别是在纵向间政府层级中对政府职责做合理划分与权力分配,理顺“条块关系”,是中国政府管理体系创新中的一个“困点”。“条块关系”的复杂性给处理和研究“条块关系”带来了特别的难度,但同时也为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丰富和深化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概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丰富的素材。 学术著作的生命力不在于面面俱到,关键是要有一条主线、一个明确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和鲜明的“聚焦点”。作者没有试图涉及“条块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选择了相对明确和集中的切入点: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条块关系问题”比其他国家突出?第二,本来设想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条块矛盾能够多少有些缓解,结果却更复杂了,为什么?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全书形成了自己的推导逻辑和思考线路,这就是中国“条块关系”的特色在于双重领导。双重领导是“条块关系”之所以复杂、条块矛盾之所以尖锐的主要原因;职责同构是双重领导和形成现有“条块关系”模式的关键所在;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是决定职责同构长期存在的主要制度性根源。(第17—22页)由于整个内容都要围绕着一条主线去展开,因此全书主题鲜明、逻辑上环环相扣。 (二)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尤其是对“轴心辐射模式”的政府治理模式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其理论分析框架有较强的解释力。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长期以来没有理顺,“条块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本原因是与“职责同 构”这一中国政府职责在纵向上配置的总特点联系在一起的。①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 721?①参见朱光磊、张志红:《“指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