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无奈。这样一群人，在旧上海低沉压抑的空气里呼吸，在那样的人世里摸爬滚打。他们挣扎于阴霾的乱世，企图能抓住任何一丝依托，可惜沉郁麻木已久的心最终在灰暗的现实中划出微弱的星芒，随着咿咿呀呀的胡琴声慢慢地沉下去，淡出别人的，自己的世界。
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人物大多自私、虚伪、变态。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在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一九二零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很深，性情也很坏。在张爱玲的笔下，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
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
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由于家庭生活带来的不幸，她渴望浪漫而平实的爱情与婚姻。
恋爱中的张爱玲比她笔下的所有女子都更柔情更缠绵。张
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胡已有妻室，两人坐谈文学艺术，相处和洽，张爱玲视他为知音。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
没有举行公开仪式，与胡兰成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婚后一段时
间生活浪漫而平实，是张爱玲一生最美而走得最匆忙的时光。最终，因胡兰成取小周，又不选择取舍而分手，从此便了结了一段
奇世姻缘。
父亲、弟弟与丈夫。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犀利的笔锋描
绘出了一副男性的“百丑图”。
一、从亲情中看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他们大都曾留过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又根深蒂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间的佟振保；《心经》中陷于父女恋的许峰仪；《鸿鸾喜》里新发迹的，惯在人前扮演“好丈夫”和“开明父亲”的娄嚣伯；《封锁》里曾在有形封锁中一度真情流露，但最后还是在恒常的无形封锁中归于虚伪常态的吕宗桢。
《心经》中，许小寒爱上自己的父亲许峰仪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
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她对父亲的爱是带有崇拜性的爱，因为他的父亲高大完美，他有钱有地位，人人都羡慕她家庭幸福美满。许峰仪，一个“社会上混迹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他四十岁左右却带有“遗少”气味；住在西式洋房里却迷信“阳宅风水”；摆设西式家具却悬挂中式名人字画；他精神极度空虚，和女儿许小寒玩着时髦的“精神恋爱”。小寒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家庭里，形成了病态的“恋父情结”，可作为父亲的许峰仪默许并助长了这种情感。对于许峰仪而言，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却将本应给予妻子的情感转嫁给女儿。只因女儿身上“有着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他们的对话全然是恋人间的情语，当小寒用龚立海的事向许峰仪施压时，许峰仪道：“你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知道你的用意。”小寒低声道：“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峰仪道：“我早已知道了。”小寒道：“可是你会忘记的，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男人就是这样！”许峰仪的自私毁掉了许小寒更毁掉了整个家。他们一起嘲笑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嘲笑她逝去的容颜：有些事，多半你早已忘了，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许峰仪早已知道自己对小寒的感情不正常，但他没有自我克制，即使最后他离开了小寒跟段绫卿在一起了，那也只是追着小寒的影子，因为他知道段绫卿跟小寒很像。
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
许峰仪不满足于“精神恋爱”，但是社会赋予他的自然属性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女儿大发兽性，他虚伪地以“爸爸”的身份刺激小寒。让一个貌似小寒的却又“人尽可夫”的女人做自己的情妇。他抛弃了家庭，只为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男女关系之中。这就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自私负心的伪君子。当小寒得知绫卿是父亲的情妇时，她试图阻拦。“她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峰仪捉住她的手，把她摔到地上去。她在挣扎中，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她自己的腮，血直往下滴。”许峰仪或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爱过许小寒。但凡有爱，总有些疼惜。他只是需要那种活泼真实的情爱的刺激。他冠冕堂皇地埋怨许小寒“你牺牲了自己，于我又有什么好处”[20]。看似要阻止这段变态的感情，实则他已不满足于仅仅的“精神恋爱”。他对许小寒说：“你放心，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你刚刚说过：我有钱，我有地位。你如果为绫卿担忧的话，大可不必了！”[21]在许峰仪看来，养情妇远比与女儿的恋情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终于在许小寒面前撕下了新派绅士的假面具。
许峰仪无视妻子的存在，肆意玩弄女儿的感情，利用社会的所谓“开放”随意占有蹂躏段绫卿还假借爱情的名义，却心安理得，纤毫无损，不受任何惩罚。“他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精神极度空虚
无聊的灵魂；既无新道德，又无旧伦理；既残存着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又沾染了资本主义颓废文化。他是一个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媾合而生的文化畸形儿。”[22]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
质特征。辛亥革命爆发时，这批人大多未成年，民国已过去三
十多年了，他们却还停留在清朝——他们的孩童时代。社会不
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各种恶之花、文明之花一齐开放的十里洋场，对于他们是一
个无法理解的‘怪物’，并以庞大的咄咄逼人的力量压迫着他们。”[9]
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
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
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孩子；她恨他不讲
卫生，床前放着痰盂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
说不上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
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
客室里稀稀朗朗的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去看电影。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健康。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女儿郑川嫦病重，他不肯花钱买药。
郑先生道：‘你的钱你爱怎么使怎么使。我花钱可花得高兴，苦着脸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
川嫦死后，郑先生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个稀有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一个虚假、自私、做作的旧家庭企图用“家”这
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盖。郑先生是一个不学无术、毫无责任感、极端自私、自我享乐至上的父亲。父亲，本应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妻子儿女的依靠，郑先生则完全颠覆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神圣意义。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也企图借着嫁女儿飞黄腾达。“亲子之爱的神话已被利己主义的‘冰水’和功利主义的冷漠彻底扭曲了。”[12]虽然姚先生不是靠祖产生活的封建遗少，但其本质仍有封建遗少的影子。
姚先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甘心拿大女儿去攀结权贵，又为维护面子，扫除自己政治前途上的障碍而把二女儿从事实上推出家门；姚先生继续打三女儿的主意。究其本质，他为女儿选下的婆家不外是这么两种情况：嫁富商、嫁高官。
其实，“姚先生也不乏爱女之心，舐犊之情，但更爱更钟情的首先是金钱、权势、地位和自己能捞到好处，因而血浓于水的亲子之情在这物欲横流的利益原则下被异化为一种不尴不尬的商品交易。”
男性作为家庭的主体，他们不担不关心家庭成员，甚至出卖儿女，用来换取自己的贪图享乐。家庭变成了一个冷漠变态豪无温暖可言的地狱。男性的“丑”，从亲情中表露无疑。张爱玲以非常人的视角，力求对人物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在她笔下的那个混乱得支离破碎又光怪陆离的乱世里，男人被剥去了冠冕堂皇的外衣，从里向外地做一回透视。张爱玲冷静地站
在人性的层面，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颠覆。小说在一系列男性形象的刻画上，通过展现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极端不和谐，突显在“破坏”的乱世中人性平衡的被破坏，直视张扬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失调和冲突。
二、从爱情中看张爱玲笔下的男性
张爱玲笔下男性，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真情，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对待爱情有着本质的相似。他们在兽欲、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公子哥儿，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有了体面的地位，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他妻子与情妇之前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狐臭汗酸气、低级下贱、肮脏的妓女身上花钱是最不上算的事，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
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所谓的“对的世界”无非是每次嫖得精上算。第二个女人便是玫瑰。玫瑰是个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与玫瑰，振保并没有打算用真爱，当玫瑰在分别之际紧紧抱住他时，总算良心发现玫瑰是个正经姑娘，才没毁了她的清白，为了这件事，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是传出去了。他对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但是他心里是懊悔的。背着他自己他未尝不懊悔。虚伪的本性显露无疑。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文中对佟振保的情欲的刻画非常细腻：“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的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浑身燥热。”与其说是王娇蕊勾引了他，不如说是他主动调情。在为自己寻找种种说服自己的理由后坠入了肉欲的深渊。他与她睡了觉还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辩解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
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十足一个不负责任伪君子的形象。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就自己的行为感到慌张了，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秩序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他要对自己负责。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他对妻子的冷落导致了妻子的出轨，在雨天回来拿雨衣时发现了妻子与裁缝的私情后，心灵再度被曲扭，在外面常常酗酒，公开嫖女人，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在佟这个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还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虚伪”是他的第二个层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嫁给他，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
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却有种种棘手之处。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在现实生活里他似乎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在这个新旧杂糅与交替的时代里他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然而，张爱玲以她独到的眼光看透了他洋装里包裹着的陈旧灵魂，以她对历史与文明的悲观气质为背景，仍然洞悉了笼罩与这些新派人物内心的荒凉。颓废的生活方式所隐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负家庭的责任，他对流苏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可见，范柳原对女人了如指掌。他是玩惯了女人的。然而他还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对流苏说：“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
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但那些偶尔出现的真心一晃就不见了。他一边与流苏调情，一边整日的和萨黑夷妮厮混着。他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只想把流苏当情人，不想花了钱娶一个人来管束他。然而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这个张狂的人感到荒凉，自私的他终于接纳了自私的白流苏。结婚后，柳原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一个花花公子丑陋、可耻的灵魂又露了出来。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写爱情的，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乔琪，所谓乔家十三少爷，他的父亲是英国的爵士，母亲是葡萄牙人。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勾弄梁家所有的女性，从梁太太到薇龙，到家中的使女睇睇、睨儿，他还道德沦丧，甩了周吉婕的姐姐吉妙，还在外面造谣说她的坏话。在诱惑了香港社交界后起之秀薇龙之后，他却既不承诺结婚也不承认爱情，而只能答应她"快乐"。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天生的招驸马的料。他与薇龙结婚无非也是为了自由，更阴险的心理是为了让薇龙给他挣钱，等她老了赚不动了就轻而易举地抓到她犯奸的证据然后跟她离婚。这样一个成天沾花惹草的浪荡公子凭借父亲留下来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女人们中间花天酒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寻求心理平衡。
这些男人们从外表看来，他们成熟稳健，事业成有，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们擅于掌握女性心理，得体地同喜欢的女人说俏皮话，调情。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好丈夫、好男人。但他们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时，背地里又不动声色地惹了“红玫瑰”。相对来说，这类高级别的花花公子，更加务实了。他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红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更懂得在情感调剂的同时，如何保全自己。“及时行乐”是们的人生信条，张爱玲对这些公子哥们的无耻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了清晰的刻画，玲笔下“没
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人们无真情，在玩着爱情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聩无能，很少有好男人形象。这就是张爱玲对男性基本评价和基本视角。
张子静曾说：“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宣泄，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作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16]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边的人，父亲、弟弟、丈夫……由于亲身感受过着类人的虚伪、自私、扭曲、变态等丑恶嘴脸，张爱玲对他们极尽嘲讽憎恶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他们的可怜。
常彬. 类型各异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J]. 吉林：东北师大学报
张爱玲. 茉莉香片[M].张爱玲文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 心经[M].张爱玲文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 倾城之恋[M].张爱玲文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 一、海内外对张爱玲的评说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论者 普遍关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少一部分论者关注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细 读张爱玲的小说，发现她的小说大多展现的是被时代之光匆匆掠过、被历史遗忘 也遗忘着历史的有着“古墓的清凉”的旧式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存状 态。她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凄婉美丽的、钉在灰暗粗砺石墙上有着“红嘴唇、水眼 睛”的女性浮像，更为我们提供了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 塌掉的男性世界。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她的笔触沉稳有力，不浮不乱。 二、对张爱玲男性形象的研究，以往的论者大都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揭露男性内心的懦弱以及男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颠覆来说的。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男性 形象的颠覆上。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 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 识,她对父权的颠覆对强势群体的贬抑到了很强烈的地步,致使她作品中的男性形 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张爱玲在否定男性形象同时对女性形象进行反 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还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塑造不完整的男性形象是要反应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动物性机能”，动物因欲求不能，长期压抑而导致动物的强烈报复心理，动物性和社会性都被严重摧毁的病态男性的描写，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变态灰暗的男性人性，展现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被他们挣扎其间的同情并启示人们在悲凉中坚定的活下去。 以往论者在以往对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探析中大多将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其次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第三是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三、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研究离不开上述的三种类型，这般丑陋男性的刻画不免让人对张爱玲的男性观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对于男性的传统认识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是能够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大丈夫形象，他们主导着社会的发展，承担着家国的责任，以将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注入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改造世
读张洁《方舟》 ——思考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 李爱萍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浙江省桐乡市环城北路832号314500 马格里特·阿特伍德在谈到“女人的小说”时又说:“男人的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女人的小说也是关于男人的,但观点不一样,男人的小说里可以没有女人,女人的小说里却不能没有男人。”③马格里特·阿特伍德的这句话虽然带有某种性别上的霸道，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强调了一个女作家在创作时必然面临的文本限制。寻求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情感呼应和被呼应，是每个女作家，尤其是张洁创作的中心意向所在。 如果说张洁在写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时只是停留在对时代和时代中人性 的光明面的描写，还没有触及到爱情，在写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时，是在呼 唤爱情，寻找让呼唤的一方和被呼唤的一方适当而完美地进行回应的方式。那么， 在写作《方舟》时，张洁已经对爱情产生了质疑，对由爱情衍生出来的婚姻产生 了置疑，甚至对制造爱情的男性都已经开始质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张洁还没有 她后来在《无字》中因为绵延不尽的爱一次次的在所爱的人那里遭到毁灭性的打 击后，所衍生出来的那种大恨。因此，《方舟》中的批判和嘲弄仍然是含蓄的、 谦和的，既有对吞噬女性个体有价值的情感的传统心理积淀的揭示，也有对普通 世俗人情中繁难困惑的透视，这些以平静的叙述语气书写出来的文字是三个女性 天然的受了委屈之后的暗自饮泣。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张洁再一次让男性从她的世界里隐去，和《爱，是不能 忘记的》不同，这一次，是张洁觉得这些男人已经没有资格和她的女主人公相提 并论。所以，这篇小说是专为在爱情中受到伤害的三个女人写的。是真正的女人 的小说。小说塑造了三个女性形象：荆华、梁倩、柳泉。这是三个性格迥异的知 识女性，但在最后得到的却是相似甚至雷同的结局。她们无一例外的被爱情抛弃， 又无一例外地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只有躯壳的婚姻，开始了惹人非议、让她们倍尝 艰辛的独身生活。 荆华，一个让人无法不被感动的女性。有着最古典的女子情怀和品质。她坚 韧、善良、包容。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从此失去依靠的妹妹她嫁给 了那个一身蒜味的森林工人。因为森林深处的冰雪和冷风，她的腰椎被冻伤，几 乎成为一个废人，但是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在暴雨和狂风来临的夏日午后，帮那个 只带给她们伤害从来没有给过她们温暖的曹主任把所有的蜂窝煤搬了上去，自己 却只能无望地忍受疼痛。作为一个极其有才华的马列主义研究员，因为时代，因 为生活，她却整整七年失去了本应是她生命中一部分的哲学。她的思想，她的才 华都被她为了亲人的牺牲抹杀掉了。她的婚姻自然是没有爱情的，甚至连一丝让 人温暖的亲情都没有，离婚是必然。疲惫之后，荆华最希望的是能重新找回那颗 仁爱、宁静的心。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她不宣扬女性的主题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事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苍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她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用其概括张爱玲的一生最恰当不过。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性格中既有东方温柔、保守的一面，又有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一面。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阶级性。她不在于批判时代对女性的压迫，只在于刻画人性的脆弱与无奈。她以个性极强的女性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理想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从生存困境中的无语反抗与物质追求、文化困境中的艰难突围与无奈选择、人生抉择中的现实困守与传统禁锢三个方面，立足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普通女性在受到男权主义强制的社会环境中，迷茫而无奈、卑琐而自嘲的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 战争经历使她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上海的沦陷让她感觉到了许多的变帮，家事，国事，世俗文化冲突，人性的暴露等，都让她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荒凉的感觉，在她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个字。 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张爱玲写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两性关系、婚嫁论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纵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插翅难飞的女人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家庭的牢笼之中。如《留情》中的敦凤、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极富传奇色彩和神秘魅力的著 名作家，当时她母亲为她上学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 用刀刻过般的名字，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 佳作流传到今天，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处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①唯有小说中女性形象 才是意义中的核心。翻开小说，就是阅读一部“爱恨情愁”的历史。张爱玲第 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过程“小说是以它自 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纬度。”②以女 性的纤细与敏感从生活中发现真谛，从男女性爱、亲子之爱的感情细微处揭示 出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沪、港、洋场高等华人的空虚、腐烂、堕落、变态 的灵魂，因此写尽了人世沧桑、人情世态。于青曾在《张爱玲全集》书中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 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 美地生存。她的作品为我们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一批独特的女性形象。给当时的 精神食粮匮乏的读者以一种新鲜的滋味。 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两性关系，婚嫁迎娶是她 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 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 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她们的生活、心理、感情寄托着 作家无限的情思。综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 种形象。 笼中鸟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 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 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 家庭的牢笼之中。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狠毒、残忍的母老虎梁太太等。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③或有意或无意，张爱玲笔下的许 多女人都仿佛如笼中的鹦鹉，从不想高飞，也不尝试高飞，还竭力避免飞翔， 甚至是在笼门大开的时候。 《留情》中的女主角敦凤出身于旧式的家庭，寻找一个能给予她饮食依靠 的男女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目的。经过冒险的婚姻，这个36岁的寡妇，“完全是为了生活”嫁给了59岁的米先生，在乘车时“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回到可靠的人手中，“很快乐”她以青春、爱情、幸福为代价，换来 了衣食生活的无忧。正如敦凤心里想的“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 为了我自己的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一纸婚书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物 质利益关系，结婚及再婚之后敦凤的想法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对杨太太这件 事很感兴趣，现在她本身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了，已是安然结了婚，对于婚姻外 的关系不由得换了一副严厉的眼光。”这严厉的眼光其实就是在物质第一的基 础上，别无所求。在灰色的老式洋房，阳台上挂着一只大鹦哥，凄厉地呱呱叫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 ANDONG NOR M A 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 ciences ) 2005年第50卷第2期(总第199期) 2005 V ol.50 N o.2(G eneral N o.199) 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 3 张 莹1,马 芸2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6;2.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彻底告别了热情高歌的理想主义文本,始终坚持一方面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找“女性自我”,用笔记录下女性“成长”的历程。本文分析了张洁真爱理想的演变过程、女性自我的寻找历程,试图梳理出张洁女性意识的变化成长。 关键词: 真爱理想;解构;女性自我;定位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5)02-0071-04 3收稿日期:2004-04-19 作者简介:张莹(1965—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芸(1981— ),女,四川峨嵋人,四川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沃林格提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源于人的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人面对世界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界感”。所以,个体“世界感”的差异决定了在“艺术活动”中的差异。而女性作为普遍意义的人和纯然的女性在“世界感”上必定是双性的。虽然文学自来不缺关于女性的话题,但长久以来都只限定在男性的视野中。只有在女性作为自觉的书写者,从女性立场出发创作关于女性生活和心理的作品,才形成了真正的女性文学。张洁作为一名女作家,一方面在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则更是在纯然女性眼光下,观照女性自我世界,创作女性心灵外化的女性文学。像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张洁同样将男女情感作为自己女性文学创作的基点,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世界。从第一篇涉及到两性关系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张洁始终没有放弃探讨“爱”以及“爱”中的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 一 虽然女性对爱有天生的渴望,但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人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 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 ———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1](P56) 。而女性主动对爱情、婚姻 的追求更是被主流文学作品所避讳。作为一名女性,张洁必定在生活中感受到了历史、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她开始试图用笔探索女性心理、思考女性问题,延续自“五四”后断裂了的对女性的思考。 张洁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从女性最初“寻找男性”、“寻找爱”开始的,长久以来压抑在女性心中对于理想爱情的呼唤在张洁的笔下终于喷薄而出。既然女性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已不在物质上依靠男性,那么,对于爱情她们更希望精神上的契合,追求心灵价值的美好。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相应地造就了一种“理想男性”的形象。就像《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和《波希米亚花瓶》中的梧桐,她们一个爱着与自己相处不足24小时,连手也不曾握过的“老干部”,一个爱着不能过年轻夫妇那种生活的简,都在享受精神上的爱。她们从旧式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被“老干部”和简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吸引,爱的是“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在动荡中的革命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想,工作上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这是80年代新女性心目中的男性标准。她们开始自主地摆脱对有金钱、有地位的男性的依附关系,在婚恋问题上有了崭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女性在追求自我历程中的一个进步。张洁大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自己也为女性喊出了“爱”的心声。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陈志恺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张爱玲以出入于雅俗之间的苍凉风格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并在中国小说艺术的画廊中成功塑造出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众多女性形象。《半生缘》这部长篇小说仍是张爱玲的苍凉的上海男女故事的续写，作品中以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顾曼桢的人生悲剧是张爱玲悲剧意识和个人身世及经历在作品中的一种再现，是张爱玲在艺术创作和女性独立道路上探索与突围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顾曼桢;女性独立 前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卓越才华书写了一个个以沪港两地为背景的苍凉故事，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半生缘》初名《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从《半生缘》开始以至后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写的《赤地之恋》、《秧歌》等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艺术水准已不如从前。但是，这部反映都市男女婚恋的小说“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张爱玲在其前期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许小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复杂人性作了解剖刀式的叙写，人性中功利、自私、冷峻，甚至内心的阴暗被她轻易地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笔者则选取《半生缘》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长篇小说中的顾曼桢这一形象来论述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上海故事的续写 从1943年《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登上文坛的张爱玲便被誉为“民国才女”，她是继陈衡哲、冰心、林徽因、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之后出现的又一颗耀眼的新星，甚至后来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不惜用溢美之词称颂张爱玲是“中国当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和红极一时与30、40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洋场文化的繁盛之地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的天才梦，为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惊现与落寞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她“传奇”式的身世和人生轨迹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一直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吴福辉说：“张爱玲曾被人认为提供了‘新的洋场鸳蝴体’。她的小说尽管有着这种渊源关系，尽管题目香艳，称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沉香屑：第一炉香》，可她的叙述的方式，心理的质地，已经新颖得完全接得上西方现代派的血脉。这种现代主义的倾向，正是海派现代品质的一个标志……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明确她的艺术世界的中国化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色正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洋场社会在作家内心的文化写照。张爱玲的小说绝大部分是以反映托身上海、香港租界的满清遗老家庭和社会底层旧式小市民为主要内容的，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眼中的上海在新的表象下仍存留着太多地旧的不和谐，正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用绚丽的文辞和苍凉的笔触描写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a4687779.html, 浅谈张洁小说的艺术风格 作者：齐松珍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16期 [摘要]张洁小说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上，尤其是取材和立意表现的尤为突出，她还擅于借助人物的塑造反映生活，章法灵活，笔法多变。 [关键词]重抒发塑造人物章法笔法 作者简介：齐松珍，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师范教育系主任，中文高级讲师。 张洁的许多作品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好的作品比较细腻，感情色彩比较强烈，也可称之为是当代一位较有影响的女作家。张洁小说明显地呈现出重抒发的艺术特色，这也是她最为鲜明的创作个性。 下面我就从三方面来谈谈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这一特点。 一、张洁小说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从取材和立意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 从张洁已经发表的几部长篇和十几个短篇来看，她的作品很重视探究人特的思想感情活动。即使是一些反映当前尖锐的矛盾冲突的作品，她也不是从正面揭露现实矛盾，开展人特冲突，表现重大主题；而是将很大的艺术力量，用在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开拓和表现上。如《忏悔》所触及的，是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纠正历史错案的问题。作者并不去揭露铸成错案和纠正错案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却热心于去探究和表现受害者内心深沉的忏悔。又如《用三概弦奏成自己的歌》写小学教员帮助一个畸形孩子学习音乐。作者不正面提示畸形孩子教育工作中的具体矛盾，却用很多笔墨抒发这位教师对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观、美丑面的思索。但这些还不是最能体现张洁创作个性的小说。 张洁还有别一部分小说，生抒发的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漫长的路》、《未了录》。这些小说探讨的问题是人们不大注意的一些社会课题。作者的笔锋深深地深进了人的感情最为隐秘的角落。《爱，是不是能忘记的》是张洁小产的代表作。它通过一个女作家与一位老干部的爱情悲剧提示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现象，宣传了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人生理想。张洁通过《爱，是不能忘记的》，喊出了这种痛苦，尖锐地揭露出婚姻与爱情分离的不合理性，热烈地呼唤真正合乎道德的理想和婚姻。其实，这篇小说的侧重点并不在宣传改变已有婚姻现状，而是在于宣传建设未来的理想婚姻。《漫长的路》抒写了十年动乱期
张洁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女作家张洁以写作具有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 张洁的小说作 品倾注了对女性的满腔热忱和深切关注，塑造了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张洁作为先觉者，其作品中贯注一气的女性现代意识。张洁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现代衍进，作出了杰出的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这是张洁之于中国女性文学的意义，也是张洁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 [关键词] 张洁女性意识女性问题女性形象女性文学 引言 女作家张洁以写作具有女性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她于1979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来的孩子》，以清新、流丽的叙述语调而引起注目，她早期的很多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和《方舟》等，都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写女性感伤、细腻而富于利他精神的恋爱心理，以及单身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的一部分作品有了明显的变化，从诗情的追求转向反诗情，从浪漫诗意转向叙述上夸张的粗鄙化。张洁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主要是以塑造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主。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张洁作为“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旗手” 的地位一再被人提及。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影响颇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便从张洁的文学史地位中凸显出这一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了“张洁作品的‘女性意识’和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地位”，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称“张洁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则肯定了张洁后期作品“对开拓女性文学的视野、冲决男权话语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应，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研究张洁，考察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极其发展演变是近十年张洁研究的焦点之一。著名的女性批评家戴锦华的《“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一文以诗意盎然的语言、新颖独特的视角和睿智又深刻的观点成为这一阶段张洁研究中最华美的果实之一。她认为张洁的重要作品序列是“一个女性的话语由想象朝向真实的坠落”，并最终“宣告了所谓来自男性拯救之虚妄”①。荒林认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三篇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思想的连续深人和统一性，表现了作家对女性新的价值确立的强大热情”②。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批评家徐坤自觉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解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将其归入对“母系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母女的血缘相续“是‘我们’身体的源泉，亦是‘我们’身体未来归处的指向”。 ①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②荒林:《女性的自觉与局限—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潜社版)1995年第2期。 论者并由此判断作者的视线从此又重新回到了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关注.周哗全面回溯了张洁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中真爱理想建构与解构的全过程，认为这表达了女性对于平等美好男女关系最为坚执的追求，也形象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艰难。梁旭东的《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也是较有分量的一篇研究论文，论者肯定了《方舟》在新时期女性小说崛起之初的先驱意义和启蒙意义，并称这篇小说“已经触摸到女性主义的内核” ③。同时，一些论者也指出张洁女性观中的矛盾、局限、欠缺与偏颇之处。牛玉秋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
张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张洁笔下的主要女性是当时社会中的“另类”，而又是“普遍类”，在此，我将从这几个方面解析在张洁小说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她们强烈 的事业心，要求独立和解放，争做强者。以及易被忽视的“女性自身 价值”。 关键词张洁的小说女性意识 “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张洁，她是这样的定义着当时的社会趋向，预言着后来的世界，女人必将强大起来。她作品中的女人们很多都不愿意雄化，却不得不被迫雄化。 在张洁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主要有女性的反抗精神，强烈的事业心，要求独立、解放。 首先，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张洁的作品中的女性，都是离了婚或是不愿意结婚的女性，而且离了婚的她们也不愿意再婚。她们在一起承受着各种的磨难，追求着自己的事业，无论她们的事业之路有多么的艰辛。如《方舟》中的荆华、柳泉、梁倩，三个离婚后的女人自小学毕业分开后，再次聚到一块儿。她们有着同样地痛苦婚姻，她们同样地离了婚，她们同样的在工作上有着重重困难，但又同样的不懈地为事业奋斗。 在小说《方舟》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热忠于事业的女性：柳泉、梁倩。 柳泉，在工作上一丝不苟，能够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在短时间内精准的记住那些外宾的住房，她可以轻松自若地翻译。她是那么的用心的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她会自然地流露出那种自信，在工作之后的酒宴上，她表现出了那种“知识妇女，在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才有的微笑”，可以使“每一个正直的男人肃然起敬的微笑”。这充分的透露着她在强烈的事业心的驱使下，工作上得到肯定后的满足与自信。 梁倩，在电影的拍摄上，精益求精，最求高的艺术造诣，竭尽能力的要想做出高的成就，摆脱父亲的名望的荫庇，她要通过自己独立的奋斗，让世人都看见她的成就，认可她的工作，她的付出，她的工作成绩，她要实现她的信仰：电影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摘要]：在张爱玲所刻意营造的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上演着他们各自的传奇，在流连辗转一声喟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张爱玲在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品味人生之后，在她笔下，隐藏在社会或人生外部现实之下的内容现实和内心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作品中男性都是丑陋不堪的。本文从张爱玲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男性的角色形象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点，挖掘了张爱玲小说男性角色形象创作的根源；以及张爱玲的家庭，特别是她父亲对其作品男性角色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自私、压抑、家庭影响。 谈到张爱玲，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红极一时，那是个属于她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华丽苍凉，犹如徽州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窒息、压抑。欣赏完她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鲁迅小说有多篇是以“我”的口吻叙述的，而张爱玲则始终使用第三人称，她用冷静的笔调娓娓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始终迷漫着一种令人低徊不已的悲凉气氛.不论是嘲弄、讽刺还是调笑,都只是这悲凉的点缀和铺设而已。小说多以女性为女人公，故事多为悲哀或痛苦的过程和结局。她用华丽的词藻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的扭曲、压抑，这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身上达到了极致。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尚且如此，男性更是一无是处。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分类
名作 欣赏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 —— —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王艳玲（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1）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否定旧文明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张爱玲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对封建旧文明的绝望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说：“所谓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①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通常在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牢不可破，男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是决定文本走向的主体。文学舞台上，男性被塑造成力量和美的化身，上演着一幕幕或悲壮或刚烈的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男性是一切褒义词的化身，是君临女性世界的君王，女人只能对其绝对服从。可以说，千百年来，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男权的审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文学的土壤之中。 然而，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男性特征普遍逐渐委顿，精神生命相继死亡。出现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在现实社会的无精神无灵魂的肉体空壳。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 人类可以和大自然其他生物一起并存于天地间，无非是仰赖物质和精神。精神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而物质即人类的肉体乃是精神的承载体，精神不在，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肉体出了问题，精神便无从依附。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众多的男性形象从身体到精神全部都被作家否定得干净彻底，毫无怜惜之情，他们要么身体废残，要么精神洞空，是一群贴附在社会肌体上 的寄生虫，软脊椎动物。他们颓废淫逸、自私软弱，没有理想，没有激情。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人体。“身上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②，“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③已经彻底沦为一具没有生命的“孩尸”。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这个家庭里唯一有男人气息的一个，身体结实，红扑大脸，然而却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追求个人享受，浑身透着自私和无情，抽大烟，玩女人，赌钱，几乎五毒俱全。当对七巧施行骗术被识破后，竟毫无半点羞愧，反骂七巧是疯子。并为了报复七巧，领七巧的儿子逛窑子，吸大烟。也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使七巧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心理变态，灵魂扭曲。 七巧的儿子长白，浑浑噩噩，没有理想和追求，缺乏道德感，只知道吃喝玩乐，是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④。正值上学年纪，却不爱读书，每天无所事事，小小年纪就抽大烟，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任凭日子如流水一样淌过，从没打算过将来和人生，就这样任由生命和时光空耗着，一点点地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怨女》里的姚家二爷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更加清晰具体，丑陋不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⑤，出门需要佣人抱着背着。 《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张爱玲的笔下颇具讽刺和嘲弄意味。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醉生梦死，风流成性，“长的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 筅 现代文学 081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