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方法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 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 ；而graphy 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
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
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
须对研究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四至五百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5]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vski,1884-1942）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更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他在西太平洋中的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Trobriand)进行了为期两年(1915-6,1917-8)的田野调查。马氏常问一些十分无聊的问题，比如“你们在栽种的时候是把种子的芽端向上还是向下掩埋?”或者，“你们放棺材时是把它竖放还是倒放?”马氏显然不只令当地人不安，而且还令住在当地的其它白种人(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不安。为什么他问这么多细节？更“无聊”的是，马先生还满热衷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而且常参与特洛布里安德人的生产和社会实践、观看当地的仪式，他常和当地人去打鱼、下田、参加巫术的表演。有时马先生还当场把看到的事件画成图表，展示它们的组织。[6] 不过，也许此时，马氏对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如他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我对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很了解，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的话，就会拥有很有价值的材料。我必须用心实现我的雄心，必须把语言和记录的材料搜集、
整理出来，找寻研究当地妇女生活、社会表象等等方面的方法……”[7] 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中，马氏归纳了民族志方法的三条原则，即：“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8]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告诉我们，要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目标，有三条路径：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来充实。这方面的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9]
多娜尔·卡堡（Donal Carbaugh）和萨莉·海斯廷斯（Sally Hastings）把民族志研究归纳为四个阶段：[10]
第一个阶段是确立研究主题及其基本取向。在此，研究者要评估自己对于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做的假设。例如，从事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首先要确定传播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值得进行人种志的研究，并且确定该项研究应该聚焦于传播当中哪些方面。比方说，他们会进一步假设衣服是意义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因此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确定所观察的行为的层次和种类。在上述的例子中，研究者应当确定衣服的穿着方式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下一步，研究者应对其所研究的具体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化。在此，应该在文化本身所处的特殊语境内对具体的行为进行读解。例如，当你发现许多青少年爱穿肥大的裤子，你就会把它理解为群体内从众和接受意识的一种符号。
最后一个阶段，研究者回头再看看他所运用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用具体的个案来检验它。例如，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肥大的裤子提供了又一个例子，证明文化群体中的成员会用穿着来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
民族志作为研究方法的弹性
民族志方法研究资料搜集的途径相当丰富。常用的方法有参与观察、无结构性的访问和文件分析等，文件包括会议纪录、课表、日记、书信等；其它可用照片、录音（影）带，以纪录参与者的语言、交谈、行动和姿态等。因此民族志方法的数据来源包括说、问、视、听、感觉方面的，以搜集一般被认为是“主观的”、“印象的”、“轶事记录”的数据。马凌诺斯基曾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第一类是有关制度(institutions)和风俗的整貌概观，他通过所谓的“具体证据的统计法”加以研究。研究这一类素材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系列的图表，用以使研究者更方便进入社会中与习俗有关的活动。这种图表包含两个内容，它一方面概述社会活动的元素，另一方面指明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图表的基础是当地人讲述的情况和人类学者的观察。第
二类资料则是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把后者称为“日常生活的非思索性素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学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笔记，或者是人类学者对被研究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规范的比较观察。第二类是第一类资料的补充，因为第一类资料局限于对人们认识中的制度、风俗与活动。第三类素材是一系列的民族志说明，以及对被研究社区的人们的叙说风格、典型的口语表述、民俗、巫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氏把这一类东西当成对被研究的“土著”的思维方式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这三方面素材的搜集，有助于证明文化对活动的影响和个人对规则的操纵，以及这两个不可分隔的方面在被研究者思维中的位置。[11]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数据以软件数据为主，详细地记述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程序来处理。研究的主题不是操作变项，或验证假设、回答问题，而是探讨问题在脉络中的复杂性。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架构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质的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纪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它的数据如学校的记事、纪录、校刊、照片等来补充，因此研究方法上是相当有弹性的。[12]
如威利斯（Willis）整整花费三年时间，完成《向劳工学习：劳动阶级青年如何得到劳动阶级工作》(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一书，专门关注逃学的劳动阶级青年。威利斯集中焦点研究一群大约有十二个男孩子的团体，
而且他们都“不喜欢念书”、出身自劳动阶级、彼此关系密切、在他们学校中具有叛逆的文化色彩。
威利斯采取参与观察、小组讨论、非正式面谈、日记等研究方法，可以将研究主体当作一个团体，可以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威利斯从他们再两年就要毕业时岔入，从整个在校最後一年的时间，再跟随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前六个月时间。他的一部份研究方法，就是和这些男孩一起进入他们的班级及工作场所；当男孩在校读书时，威利斯访谈他们的父母、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就业辅导员；当男孩们进入社会工作时，他则访谈他们的领班、经理、管理员。另外，威利斯找到其它五组年轻人群体作为对照组，分别是从同个学校、其他学校、混合不同阶级和学术的群体选取出来。整个研究也对该城镇和当地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向劳工学习》除了告诉我们书中的研究主体之外，也分析他们学校中的训练和控制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系统，了解这些主体的建构过程。这种方式和陪某个家庭一起看电视，也许一同相处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13]
传播的民族志研究
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14]，他认为传播民族志学包含了两大特征：其一，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
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二，它必须把一个社区（community）作为语境（context），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code）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
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
2、人物（P，people），指的是参与者；
3、目的（E，ends）；
4、行动次序（A，act sequences）；
5、基调（K，key）；
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
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
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15]
盖瑞·菲利浦森（Gerry Philipsen）归纳了传播的民族志研究的四条假设。第一是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符码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休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符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符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
[16]菲利浦森在对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语
言社区进行长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谈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或语言社区中都会起同等的作用，或者具备同等的价值。比如在该语言社区，普通成年男子相互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相近。不过，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以及一些从贫困地区来的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则较少采用谈话方式来进行说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而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如自己的上司或从一些富裕地区来的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也同样很少直接通过谈话来进行说服，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该研究说明，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17]
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认为，民族志研究“只是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种不平常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了广泛的信息资源。民族志学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人们的生活，他们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倾听人们说了些什么，并且提出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来解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18] 采用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得花上一年甚至是数载的时间，追踪一个选定的观察群体，同他们一起生活。例如，和他们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讨论他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等等。研究者将以尽可以在不干扰甚至尽可以不让对方觉察的情况下，记录
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往往在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和莫利(David Morley)在1978年在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19]
1975年至1979年，莫利完成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受众对电视讯息特定的诠释和其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依据霍尔的观点，莫利通过“举国上下”的电视观众研究试图证明：意义产生的过程，有赖于电视讯息和观众的社会结构。
莫利把研究分成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为了勾画出主导性阅读的“首选”意义是如何受提供者所使用的编码、习俗以及节目中的声音、图像的影响，在夏洛特·布伦斯登的协助下，他根据霍尔的编译模型，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分析。
第二，一旦确定了喜欢阅读的文本，他就向被试验者播放这些录像带，并让他们对观看的节目进行讨论，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证实阅读的变化有它的社会基础。
通过研究，莫利发现，多数电视观众对“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的假设，即阶级立场决定解读。比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院校学生组，其解码处于“支配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店员组则
为“对立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解释，例如黑人继续教育群体和工会管事都使用了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认为“举国上下”节目对工人阶级持有偏见。黑人学生非常内向，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不相干；而工会管事则积极地评论，以工人阶级激进的眼光看待该节目。同样，在那些采取支配性方式的观众中，也有很大差异。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他们的解码立场都处于“支配立场”，这种完全一致性的解码立场出人意料之外。莫利对此的解释是：受众的解码立场虽然由社会和阶级背景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截了当的。莫利认为银行经理组之所以采用“支配立场”来解读是与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好和“举国上下”电视话语的保守立场不谋而合；而学徒组也采用了“支配立场”进行解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毫无批判、全盘接受的“民粹主义”思维的支配。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约翰逊在印度进行了两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一个离那个小镇较近，另一个相对遥远）,他采用了适合田野情况和本主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他深入地洞察乡村的生活。他的研究探讨的是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所起的作用。它探究了村民们的生活并研究了电视对他们的抱负、理想、亲情和传统的影响。它试图了解电视在这些乡村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由于重视的是真实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一
连串的数字和资料，村庄是在它们与电视的正在演变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语境下加以描述的。[20]
1982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尔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什曼(Dick 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plot)、观点(point of view)、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内容(content)和风格(style)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民族志,具有如下九个方面的特点:
1.叙述结构。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民族志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为求客观，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了某事”，而是说“某人作了某事”。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到在田野作业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3.被研究者的共性。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只有集体的特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这一做法旨在彰显科学性和现实性，但也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度。
4.田野作业经验的构成。为求研究成果权威性，现实主义民族志一开
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等或这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等，他们大部分还喜欢制作一些图表、照片、地图，以便表现他们“去过调查地点”。不过，由于他们偏向把他们的作品看成“科学论述”，因此在书中田野工作者的经历所占的篇幅极少。
5.日常生活情景。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他们常花很大篇幅去描写某个事件。这种做法间接地表现人类学者与他们的被研究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它也是人类学者把自己的概念贯穿到描述中的途径。
6.当地人的观念的表述。写游记的作家在描述文化的时候，会较直接地把自己的观感写出来。相比之下，人类学者不愿意说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看法，而总是说某看法是被调查社区的人的想法。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此做法的表现是主张当地人的观念即为功能的观念的看法。后来,弗思(Raymon Firth)十分强调“让当地人讲话”。到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当地人的观点”成为他的思维结构论的一部分。
7.具体素材的推知法。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8.术语的润饰。在处理学术术语与描述的关系时，传统民族志作者用一些特别的术语来表现他们是“专家”以及与一般的作家的差异，同时又试图避免采用太多术语而使他们的描述显得不现实。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术语和描述之间找寻平衡点，但有时常常力不从心。
9.被研究者的概念和言论的注解。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在文本中对被研究者用的概念加以注释，以体现自己的作品的“现实性”，但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21]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正如马尔库思和库什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换言之，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1)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2)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3)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22]
“实验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出现，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认识论的本体提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学的描述(即民族志)到
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或“故事”的讲述?实验民族志作者和评论者认为，不仅民族志的描述的对象受制度的制约，民族志的写作本身也受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用实验民族志的提倡者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话说：“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如下六个方面的决定：(1)从场合上讲，民族志是社会场景的产物并创造社会意义；
(2)从修辞角度看，民族志使用表述的惯例并为表述的惯例所利用；(3)从文体发生学看，民族志一般与小说和旅行记有差异；(4)从政治上讲，(民族志作者的)表述文化事实的权威是不平等分配的，而且不时受到反驳；(5)从历史的角度看，上述的惯例和制约因素是不断变化的。”[23]
克利福德认为，由于民族志的创作受上述惯例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一种“部分真理”(partial truth)，或甚至是一种民族志故事(ethnographic fictions)。可以认为，实验民族志的产生的基础就是对民族志的“部分真理”的认识。实验民族志作者因为看到民族志受社会氛围的制约颇深，所以主张人类学者在进行社会—文化描述中主动地反映社会氛围，并主动地利用民族志表现人类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和对文本艺术和诗学的讲究。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实施田野作业，为的是在那里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家却偏重视从远方文化中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elementary forms)加以研究，而后者则把它们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analysis)，而后者重在“文化展示”(cultural display)。因此，有人在
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把前者当成追求“科学”的人类学，把后者看成追求“艺术”的人类学。[24]
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十分困扰的人类学者的问题，[25] 那就是：
其一，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研究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种专业素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的，而且研究者如何去除偏见和预设，摒除前概念、事先了解，以客观来解释主观的经验和感受，都有待继续研究。
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作什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具有通识性的理论体系？民族志重在观察自然的情境，浸润其中，忙于描述和分类，捕捉情境的立即性和瞬间性，容易忽视过去和未来的因素，而且偏于“小宇宙世界”的分析，昧于研究结果的脉络，陷于非历史和非结构的弊端。民族志研究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工作，研究者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的角色于一身，个人就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
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
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26]
注释：
[1] Ethnography国内学者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民族志学”、“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志方法论”或者“民俗学方法论”。
[2] 陈向明著：《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33页。
[3]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4] Wolcott, F.（1997）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R.M. 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DC：AERA pp.328.
[5] H.Rivers, “Report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ur side America”,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Needs of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1913) P6.
[6] 王铭铭文：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5-139页。
[7] Bronislo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1967) pp.158-159.
[8]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 [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0] 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
[11] 参见[英]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之引论部分。
[12]
https://www.doczj.com/doc/c94758606.html,.tw/edumaker/3%AA%C0%B7|/91.03.20%AB U%A5%C1%BBx1.doc 王碧晖文：俗民志研究。
[13] [澳]Graeme Turner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4] 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传播民族志学”这一新名称。
[15] 转引自常燕荣、蔡骐论文：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第2
人种志(ethnography) 田野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从人类学发展
而来，指的是研究者努力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这种方法凸显了研究者不得不缩短的文化距离，如果他们欲使被研究的群落或群体容易让人理解的话。人种志学者广泛搜集用来描绘一个社会群体之状貌的素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介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的事情，倾听人们所说的一切，询问各种问题”(Hammers lev and Atkinson)。这么做的时候，人种志特别诊视语言的共同性——以至于这种方法也同交谈分析连在一起。人种志一般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分支相连，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主张符号互动论的芝加哥学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它与心理学里参与式观察的重叠。训练有素的人种志研究者旨在理解各种团体与群落之内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内容对涉及其间的人们来说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将这种观察所得加以详细记述就可获得深一层的交流，因为人种志的著述会以独特的方式提供原味的引语、生活的历史与个案的研究：这些出版物常常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是可用的，因为其作者注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如实的、详尽的描述。
人种志研究的典型包括Beynon(1985)对南威尔士中学班级的研究，Barbera—Stein(1979)对照料学龄前儿童的日托中心的研究，Saunders与Turner(1987)对赌场(betting offices)的观察。不管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其职责都在于进入现场，获得对那些被定义为共享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所做的定性分析。尽管这种方法得到许多支持，对于那种没有什么成效的实验研究方法，或是肤浅的、定量的问卷调查
方法来说，它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人种志里隐含的潜在含意——“外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它有别于社会研究者的学术框架。其实，人种志的著述有时反映的是研究者对种族身份的寻求，而不是对种族价值观的阐释。
虽然这种方法在具体阐明理论与引发实际的研究工作两个方面都有许多优势，但某些批评还是应该留意。观察可以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后者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群体进行渗透的程度，以及对某些方面可能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进行公开的可能性。与这种道德问题相伴的，还有研究者为取得支持其预设假说或理论的证据而对各种文化的“打劫”——定性材料是那么容易被操纵，又是那么容易得到选择性的删节。但是，即使假定研究者为人正派为学严谨，也还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即人种志研究者提供的是关于群体如何行事与如何感知其世界的一种功能性的叙述，没有包括关于该群体在某种社会等级里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方面更具结构意味的视角。基本上，人种志研究里可能有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
另一层顾虑针对的是，研究者难于真正达到对另外群体的观念与／或语言的理解——特别是当诸如阶级这样的屏障存在之时(注意中产阶级几乎不大可能成为人种志研究的考察对象)。最后，即使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达到融合的程度，我们还是应该问一下，当研究者完成项目而又去进行新的研究时，那些被留在其身后的人们又怎么着
优化焦点民族志研究方法 陈禹同 民族志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现了全面发展，其中，焦点民族志研究近年来在多个研究领域备受推崇。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劳工研究所副教授琼·米克尔·贝尔德（Joan Miquel Verd）等人近日在《田野方法》期刊发文表示，将焦点民族志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会产生更好的研究效果。这一组合不仅可以提高数据质量和比较研究的能力，还将提升研究结果的可转化性。 焦点民族志有别于传统民族志 贝尔德等人认为，焦点民族志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志评估方法或评估程序。在文献研究中，这种方法还被称为迷你民族志、微型民族志等。 焦点民族志渗入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例如，在营养与健康人类学中，人们致力于确定影响疾病和营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医疗保健方面，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人们将健康观念与实践以不同的方式融入自身生活中。 焦点民族志方法与主流民族志方法并不冲突。贝尔德等人认为，焦点民族志方法有时是其他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替代，有时则可以作为补充。在传统民族志方法中，数据通常是通过与被研究群体的直接接触获取的。研究人员会用较长时间开展田野调查项目，通过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方式进行详细精确的描述。相较而言，传统民族志更注重对某一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共通行为作出整体判断；焦点民
族志则侧重于研究主题上更加明确、具象的问题，如交流行为、喂养行为、技术使用等。 贝尔德等人认为，若想以焦点民族志方法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要将研究重心放在开始确定好的数个变量上。在流程上，焦点民族志研究人员的实地调研以短期停留为主，但更注重对数据进行严密的收集。健康领域的焦点民族志研究多通过访谈进行数据收集，而人类学或社会学学者则主要使用直接观察法。这种方法剥离了传统民族志方法中研究人员对研究群体或社区的强烈个人沉浸感，从而更为注重深入分析大体量数据。此外，在数据收集或数据分析阶段，相比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常见的个人独立工作，焦点民族志多采取集体工作的方式。 案例研究法优化焦点民族志研究 焦点民族志方法与案例研究法在现有研究中通常被分隔开来，但贝尔德等人认为，从民族志的定义或实践上来说，二者都可以有更密切的结合。 案例研究中，在数据收集之前的设计阶段，研究者需要确立基于现有理论知识的开放性基本理论命题。命题需要预测所研究问题的愿景、确定哪些数据可响应研究问题，并保证所选择的案例或分析单元之间尽可能具有相关性。因此，利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可以提前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从而将发现推广到所选的特定案例之外。同时，在涉及多个案例时，理论知识也常被应用于对比案例或控制案例的选取中。 贝尔德等人在文中提出，案例研究方法具有演绎或溯因性质，这
传播民族志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 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 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 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 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 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 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 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 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 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 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 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 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 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 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
从芝加哥到伯明翰受众民族志研究 受众是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传媒业界和学 界经常通过定量方法来研究受众，获得相应群体的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年龄和职业分布等) ，了解其收视习惯、偏好，并预测其收视行为。而在采取批判视角进行研究之时，学者们往往不通过抽样调查方法，而是采用民族志 (Ethnogra phy)等方式，记录和阐释受众文化的丰富性，从 而反思现实、发掘理论。 何谓受众民族志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岛土著研究之后，民族志 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它强调通过田野调查和田 野工作(Field work )对一个族群的文化进行资料获取和记录， 进而展开对该文化的理解与分析。“在民族志研究中，作者 便是他的年代记录者，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材料无疑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却又是无比令人困惑而且复杂费解的；这些材料并不收录于固定的、物质性的档案内，而是存活在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与记忆之中。”(马林诺夫斯基，2009：3) 民族志并非一套系统的方法，反而由于它对研究过程的 改造成为一种方法论，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并呈现
出新的面貌。对于传播与媒介研究而言，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致力于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做深入探究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2006）论 及民族志时指出：“民族志是田野工作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学的主要展示手段与形式。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工作想要做的就是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给读者。这无疑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2006：6）民族志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个：首先是进行直接 观察，对日常行为做充分记录，有时这种观察还是一种参与 式观察；其次是采取各种形式的访谈，从日常闲谈到小组座种文化仪式和个人生活史的材料，如照片、族谱、图腾、装饰物、日记、信件等。在田野工作中，找到关键报道人 谈，从而获得丰富的资料。此外，民族志方法还可能搜集各 Informant ）至关重要。 受众民族志借用这种方法对媒体的使用者进行观察和 访谈，从而理解其传播实践。当然，它与人类学家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传统的人类学的民族志要在固定的“田野”里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调查（从而涵盖农业社会的一个周期），而受众民族志调查时间相对缩短，且地点更倾向于都市。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类学研究学者们开始提出“虚拟
人种志资料收集 目录 一、人种志的概述 (1) 二、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2) 1.人种志研究是自然的 (2) 2.人种志研究是开放的 (2) 3.人种志研究是灵活的 (2) 4.人种志研究是个案的 (2) 5.人种志研究是有选择的 (2) 6.人种志研究是描述的 (2) 7.人种志研究是参与的 (2) 8.人种志研究是循环的 (3) 三、人种志包括： (3) 四、人种志的理论基础 (3) 五、人种志的研究范围： (3) 六、人种志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4) 七、人种志的研究方法： (4) 八、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4) 九、人种志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5) 十、研究伦理（Spradley, 1979） (6) 十一、人种志研究的优缺点 (6) 优点： (6) 缺点： (6) 总评： (6) 十二、提高人种志研究效度的方法： (7) 十三、经典案例： (7)
Ethnography（人种志） 人种志（Ethnography）也译为民族志，俗称民志，在希腊文的字面解释是“对民族的描述”，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源于希腊语中的ethnos，意思是人类，民族，或一个文化群体，而graphy意指描述某事物，即对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种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描述。 Ethnography一词的是描述某个文化，以及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不脱离事物本身的一种研究方法。 一、人种志的概述 Wolcott(1975)对这一术语做了简明的解释:“人种志是人类学家对一个群体互动生活方式的叙述，即是一门叙述文化过程的科学。”人种志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中，人类学家首先需要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通过实地观察、在自然情景中的访谈、查阅文献等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和记录，这称为“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后，研究者要用文字详细地叙述在田野工作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个人的想法以及形成的假设或理论等。由此，人种志有两重含义:一是采用一系列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即进行田野工作、记录田野研究的过程;二是对通过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和结果进行整理，所形成的文章或书籍。 人种志是对人类特定社会的描述性研究项目或研究过程。当代人种志的研究工作，几乎完全根据实地调查，因此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彻底置身于他所研究的民族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做全面的调查研究。人种志本身是一门多科性学科，因此必然是比较的。一个人类学家从事调查工作时必然会保留着自己某些文化上的偏见，所以他的观察和描述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比较的性质。这样，关于文化的概括叙述和文化的比较描写就必然成为人种志的组成部分。近代人类学家往往把人种志看成一门专业学科，并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美拉尼西亚的超布连(Trobriand)群岛上做的先驱工作(1915)联系在一起。人种志的实地调查工作从那时以后，便成为进入文化人类学科这一专业的过渡礼仪。 许多人种志学者都在调查地区居住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或者方言，而且尽最大的可能投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方法叫做「参与观察法」，要想彻底了解某一种外国文化，这种方法是必须而有效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是很困难的。当代的人种志通常是以社会为中心，而不着眼于个人，着重于当前环境的描述(即所谓人种志的现实)，而不强调历史事件。传统人种志多强调描述居民中的普通人，而现代人种志则已注意诸文化系统内变化的重要性。人种志工作者使用的工具，自马林诺夫斯基时代以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详细的笔记当然还是调查工作的主要手段，但是人种志工作者已经充分地利用了技术发展的有利条件，使用诸如电影和录音机等以增加自己笔记的内容。 狄阿斯(D.Dias)认为该词最初由坎普尔(Campl)于1807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对民族的记录或描述(description)，即人类学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深入某一原始民族或异域文化，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过程，最后完成对该民族或文化的详尽描述。
民族志研究方法 据柯塔克(Kottak 2008)的归纳，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下列几类（十类）： 观察与参与观察 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在各种场合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们往往在田野地点停留超过一年，可因此观察一整年的循环。 相处共话、访谈 研究者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提供当下活动的知识、长时间访谈。访谈可能是有结构或无结构的。 系谱法 早期研究者发展出系谱记号与象征，来研究亲属、继嗣与婚姻。系谱是非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基础，当地人每天都与近亲共同生活及工作。人类学家需要搜集系谱资料，以了解社会关系并重建历史。 重要文化报道人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些人，由于他们的机运、经验、天份或训练，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讯息或有用讯息。也因此成为重要文化报道人。 生命史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对研究者更感兴趣，而且更有助益、风趣与愉快。当某个人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搜集他﹙她﹚的生命史。 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 民族志研究者往往结合两种研究策略：主位观点﹙emic，当地人取向的观点﹚、客位观点﹙etic，科学家取向的观点﹚。这些语汇源自于语言学，主位观点探究当地人如何思考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客位观点则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问题取向的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的趋势，已从全貌观的叙述转向更具问题取向与实验性质。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前，往往带着一个准备处理的问题，搜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长期研究 长期研究是针对某个社区、区域、社会、文化或其他单位的长时间研究，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访的基础上。现在的民族志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资料。 团队研究 新进的研究者以先前学者的接触与发现为基础，以增进关于当地人如何因应与经营新环境的知识。学术应是一项集体事业，先行者将过去的资料放在这整个事业中，让新世代学者继续运用。 调查研究 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在大规模社会中从事研究，他们发展了结合民族志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创新方式。由于调查研究处理大型复杂群体，其研究结果必须运用统计分析。民族志研究可补充并微调调查研究。
也谈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 吴飞(2006-03-02 15:53:54.0) [摘要]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 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 ；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
未來民族誌研究 授課大綱 (第二版) 授課時間：週四09:10a.m.~12:00n. 授課地點：L206 授課教師：宋玫玫課程學分：三學分 校內分機：3190 開放時間：週二1:00p.m.~3:00p.m. 若需要約其他時間，請事先以email聯繫 研究室：驚聲大樓918室 E-mail: song@https://www.doczj.com/doc/c94758606.html,.tw 本課程旨在幫助同學將民族誌等質性研究方法應用於未來學之研究。課程內容包括介紹常用之質性研究的基本概念，以及操作方法與注意事項，並藉由實際經驗進行作業 課程目標： 具體之課程目標為同學在課程結束時能夠： 一、清楚了解未來學質性研究之類型、理論基礎、實際應用、及倫理議題； 二、熟悉不同質性研究方法之步驟、運用、與限制，包括資料蒐集、資料 分析（含使用電腦軟體）、及成果報告之寫作等技巧； 三、實際運用質性研究方法於未來學之獨立研究。 授課內容及進度： 週次日期授課內容作業繳交1 09/11 課程介紹 2 09/18 質性研究之概念：什麼是質性研究？為什麼要做 質性研究？ 陳向明1-3章or 1, 3章 Flick 1章：質性研究的關聯性、歷史與特點 Marshall & Rossman 1章[書面]交對照論文書目 3 09/25 研究的設計 陳向明4章：質的研究的設計 陳向明5章：研究設計的組成部分 陳向明9章：進入研究現場 研究對象的選擇 陳向明6章：研究對象的抽樣 陳向明9章：進入研究現場 質性研究的倫理 陳向明25章：質的研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Kimmel 整本[書面]交論文研究初步設計 [課堂]論文初步設計分享與回饋 4 10/02 訪談法（一） 陳向明10-13章[書面]交訪談大綱[課堂]訪談大綱分享與回饋
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 卜玉梅 提要：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社会文化现象给人类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同时也使传统的研究方法面临新的挑战。在对经典的民族志方法予以调整和改进的基础上，虚拟民族志作为致力于以独特方式理解互联网及相关现象的方法而产生。本文从互联网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出发，从虚拟田野的定位、在线参与观察的实现、线上田野作业向线下的拓展以及研究伦理几个方面，对虚拟民族志的相关问题予以梳理和评述。文章最后提出，重新思考传统并与之保持对话依然是虚拟民族志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虚拟民族志虚拟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伦理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及价值观念的影响日益突出，也因此，互联网及其衍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日益引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注意。作为对文化及其阐释肩负重要使命的学科，人类学也对互联网予以特殊的关注。然而，由于互联网所构筑的网络虚拟环境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生活空间，网络中匿名的沟通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互动，基于真实的人群和社区且与被研究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传统研究方法在适用性上面临质疑。为应对虚拟环境带来的研究方法的挑战，一些学者利用互联网作为新的研究田野和工具的可能，提出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方法，来探讨与互联网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虚拟民族志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民族志的过程，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虚拟民族志已逐步成为理解和认识互联网及以之为依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方法。本文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虚拟民族志所牵涉的问题予以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新思考传统并与之保持对话依然是虚拟民族志发展的路径。 一、互联网作为文化和文化产品：虚拟民族志的起点 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和沟通工具，互联网提供了与传统媒体截然 712
研究“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在历史人类学领域，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实践大概是基本的作业项目，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志实践构成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就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实践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和进路有很大不同。历史学家或完全依赖文献资料，“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而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实践，如果纳人历史的纬度，则可能有两种进路，或者完全面对文献资料，做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或者面对当下，但将“过去”和“现在”融通起来，“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前两种民族志实践模式，可以概括为“历史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history )”，后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本文试图就历史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实践形态进行比较，并重点探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 一、历史人类学中民族志的实践形态 有很多人类学的初学者也尝试在民族志实践中运用“历史”，但尚未领悟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还达不到
本文所说的这三种民族志的实践形态。萧凤霞归纳了在民族志文本中对“历史”浅薄运用的情况:“人类学者对‘历史’的运用有以下几种:许多关注当代论题的学者干脆就忽略历史;有的在书中开头加插一点历史背景，然后认马进人当下的田野记述中(ethnographic present );还有就是从文献—例如方志和族谱一一中捡出过去的‘经验’事实，以讨论文化变迁;”这些还谈不卜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就更称不卜是历史民族志或历史的民族志。萧凤霞所期待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志:“只有少数会批判地解构历史材料，从中揭示深藏在当下田野记述地层中的结构过程一一这正是我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可以交相结合的地方。”萧凤霞还只是在解读、利用史料的层面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而对于民族志实践方法论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简单地在人类学研究中纳人历史的纬度，并不能使民族志实践走向成功。国内法律人类学者所用的法律民族志延伸个案方法，或者“描述‘内于时间’的个案的‘延伸’及其对农民社区的后来发展的影响”，或者将个案的“前历史”作为理的“行业标准”，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概括的三个关键特征以及克莫洛夫夫妇所总结的方法论要点，也仅是其一家之言。但由此，我们
民族志研究浅议 陈一榕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经济2008级） 摘要：民族志是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的成果，是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独特文体。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民族志，研究对象，方法论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民族志被视为人类学学科的产品。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民族志研究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参与性观察，即所谓的“田野调查”，以及民族志者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文本写作。马氏民族志被称之为“科学民族志”或“传统民族志”，成为了标准人类学实践和书写民族志的原型。 科学民族志既有对事实、事件、现象进行记录、描述的“志”，也有对事实、事件、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和理解的“论”，是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独特文体。民族志的人文性（艺术性）使得用建立在虚构艺术基础上的叙述理论来分析解释它成为了可能，这也是当前西方主流的“认知人类学”（congnit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之一。 一、民族志的研究对象 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於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 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常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都是“社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型社区”。这种方法传播到中国，就成了所谓的“微型社区研究法”。王铭铭认为：“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被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之后，又被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论成为中国社区论的实质过程”。[2]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是不同的。前者研究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后者则是研究前工业社会。而吴文藻和他的学生们认为，芝加哥学派主张的“社区研究法”不仅适合都市社区，也适合中国的乡村社会。虽然从本质上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19世纪以来又面临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为了研究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状况，就要结合从传统社会研究中发展而来的社会人类学和从变迁的工业化社会研究中发展而来的社会学。要使社会学更细致地反映中国社会，社区研究的办法是值得采纳的。 然而，一般认为，中国的村落是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因此传统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在田野工作范围上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注重村落社会的“共时性”研究，忽略了村落以外的广大区域社会，而且普遍都是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自20
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及其理论和方法 一、我的学术经历促使我思考民俗志与民族志的规范 十几年来，我在民族志和民俗志方面一直很困惑，每一次都因挫折而产生下一个选择。我在北师大念博士学位，去一个村里做田野，做完了搜集了一些资料，回来准备写一份民俗志，当然会有一些想法怎么写，但我想写的这种方式与当时的学术预期有一个距离，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写这个东西可能通不过博士学位，于是想着先把这样写民俗志的道理和它的正当性说出来。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算是为我想写的民俗志做正当性辩护。算是为自己准备一个台阶，可是台阶准备好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个民俗志也一直没做出来。 博士毕业后，我转向文化人类学，先后在做满族和土族的实地调查研究中见习民族志的方法和文体。2000年我又去原来那个村做了一年田野调查。规范的田野调查做了，理论准备也有了，那就该写出这个民族志，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那个时候我思考的是，研究我群的话，我们做一个民族志，它有没有正当性？这个时候又是民族志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后来几年，一些同仁也浏览到，我发了几篇关于民族志的历史发展与规范的文章。离我做田野又有六年了，我还是一个字也没写过。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该怎样把它写出来或者说把它写成什么样子。这段时间，我成为博导了，指导学生做研究，按照人类学通常的规范，派学生到国外的异国他乡去做民族志。他们这样做民族志是合适的，合的是人类学的国际规范。那我如何在自己的家乡做民族志呢？问题就在这里。正好刘老师要我来开这个研讨会，我把自己的经历，多年的困惑、挫折以及念书的体会融合在一起，有一些想法，想讲一讲民族志与民俗志在我们中国当代学术中如何分工和合作，这种分工与合作如何可能，现在如何是这样一个时机。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想说明的是，我的想法都是从自己的苦处和痛处挤压出来的。 二、中国的民俗志传统：古典的与现代的类型 一个社会的知识界总是在迎合、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评价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你尽可以把它跟谁比，说它水平怎么样，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很难说的事情。看一国的学术，关键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社会内部的预期，是否对年轻人有感召力。或者说老一代想玩的东西年轻人还有没有兴趣接着玩，就像我们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样，做得怎么样，要看你这个圈子有没有好的学生和好的后备力量进来，是不是有吸引力。中国学术界已经做出了很多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不用多说。但是，中国学术界突出地呈现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往往缺乏一些共同话语，不能呈现大家能分享的经验事实来作为话语的基础。个中要害，则是“志”这样一个文体，这样一种方法，在整个学术界没有发育起来，没有被广泛接纳。粗略地评估，我们基于实地调查的“志”做得少，做出来的也大多不够好，即使做了好东西，也难以成为学术界共同的经验事实来支撑形成共同话语的讨论。 1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作者: [英]安·格雷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译者: 许梦云 内容简介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替任何想从事 文化经验研究的学子们，提供了方法论上非常实用 的指引。它涵盖了三项主旨：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 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提供研究技巧及撰写论文的方 法、呈现评价论文价值的关键因素及标准。 作者援引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以及电影研 究等多元领域的知识，为读者提供了对文化、权力 与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性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组研究实 践。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奠基于伯明翰 大学的研究传统，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背景知识开 展，探讨如何利用先前的研究经验，以及如何将“经验”这个工具运用到研究里。为来要阐释某些特定的方法与研究路径，《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涵盖来许多研究，同时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在内，是一本值得深入阅读的进阶书籍。 目录 绪论 第一部分民族志方法 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 社会与文本 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法 幅度与广度 深度与持续性 议题一：建构“他者”——监控与展示 议题二：真理的获得——经验主义的危险性 反身性、暂时性与适切性 第2章构连经验 记录“经验” 构连经验 认同的问题 我们从何处发声 透过构连来学习
第3章想象的共同体：奇观与平凡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早期的提问 青少年亚文化与“小子”（the lads）：“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平凡女性：白人、工人阶级、女性 黑人知识分子与帝国反击 “主动阅听人” 迷：盗猎者（poachers）与文化游牧者 我们的过去？选择的理由：构建一个“社群” 不在场者才是有力的或值得“继续钻研”的课题 身为一位学者 “我们”是学术偷窥者吗 你的社群 第4章一个关于研究的问题 从何开始与如何开始 决定某一个研究主题/处于疑问中 在团体里从事研究工作 个案研究 评估的标准 第二部分研究的过程 第5章实例的选择与素材的产生 “纯粹观看”与参与观察 空间隐喻/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 身处其中 较为实用的事项 珍贵的日记：保持写日志的习惯 实例 建构对话（访谈） 访谈：反思性与深度 倾听沉默 有策略地进行抽样 访谈本身 阶级、性别、族裔、年龄：造成差异的各种差异 第6章我想告诉你一则故事 故事所扮演的社会性角色 言说自我 研究者 说故事的不同模式 文本性
民族志研究方法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 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 ；而graphy 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
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要提醒的是，民族志研究重视结构的动态过程之整体分析，而非游离的个别事实，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互动性研究，研究者需要实地参与、观察、纪录、描述，这有助于了解社会过程的内容及形式，也与化约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切入点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综合而言，民族志研究是一项产品，也是一个过程[4]。就产品而言，它是研究的产物，典型的以一本书长度呈现；就过程而言，它是在团体中长期的观察，经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观察人们的生活或与团体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研究行为的意图和文化共享团体的互动关系。 文化人类学催动的民族志研究 谈到民族志时，我们必须谈文化人类学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民族志研究方法才这样广受关注。在20世纪初，里弗斯(Rivers)对民族志的初步论述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他说：“强化的研究工作，必
民族志学和教育民族志学 民族志学和教育民族志学一、民族志学民族志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般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民族志学家的特色是要对他们所研 究的族群或文化保持开放的心灵。（一）民族志中的指导概念 1，文化唯物论文化定义：文化是社会团体中一切可观察现象的总和，包括行为、习俗及生活方式。唯心论文化定 义（认知定义）：文化包含了想法、信仰和认知，以形成特定团体的特质。民族志 学家需要了解文化行为和知识以合适地描述文化和次文化。文化诠释是民族志学家的主要贡献，文化诠释牵涉到研究者在社会团体现实观的架构下，描述所见闻的能力。文化诠释奠定在仔细收集民族志的资料基础上，再加上民族志研究方法与技巧、文化诠释以及 各种基本概念共同形塑了民族志研究的本质。 2，整体观民族志学家研究时要以整体的 观点来获得社会团体全面且完整的图像。他们要尽可能的描述一个文化或社会团体。这 样的描述可能包括群体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和环境。 3，脉络化脉络化的资料牵 涉到使用更大的视野来观察，脉络化协助提供一种更全面和精确的资料。 4，内在观点 内在观点，也就是内部人或当地人的现实观，是大多数民族志研究的重心。内部人的现实观有助于了解和准确地描述状况和行为。当地人的观点也许不符合“客观”的真实性，但 却能帮助田野调查者了解社会成员从事工作的原因。 5，外在观点外在观点是外人的、 社会科学的现实观点。一个好的民族志学家需要同时具备内在和外在两种观点。 6，无主观判断的方向无主观判断的方向需要民族志学家保留有关既有文化行为的个人价值批判。民族志学家在探讨另一个文化时必须摒除对陌生行为的价值评判，但又不能完全中立。 我们都是所属文化的产物。我们有个人的信仰、偏见和喜好。社会化已经深植人心。但民族志学家却能借由详述和尝试公平地看待另一个文化来消除许多明显的偏见。 7，文化 间和文化内的多样性文化间的多样性指的是两个文化间的差异，而文化内的多样性是指 一个文化内次文化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用逐一探讨偏差的方式来比较两个不同文化的描述——比较他们的政治、宗教、经济、血缘和生态系统及其他方面。而文化内的差异却容易被忽略掉。民族志学家进行研究时需要拥有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多 样性观念，它们能使一个人的认知天赋发挥到极致，让民族学家用新的角度看待熟悉的事件，以及会注意一些行为和例行事物不为人所察觉之处 。 8，结构和功能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或群体的形态，例如血缘或政治结构。功能则 是指群体内成员的社会关系。大部分族群具有可供认知的内部结构和协助管理行为的一套既定的社会关系。民族志学家必须记述组织的基本结构以了解其内部作业。民族志学家 也要描述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在功能上的关系，以解释社会文化系统的运作方式。民族志学家运用结构和功能这样的观念作为审视的依据，他们从研究团体中获取资讯，建立结构，然后再编织出社会
【专题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专题号】D5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卫拉特研究》(乌鲁木齐)2007年4期第35～43页 【作者简介】［蒙古］S.巴达姆哈坦(S. Badamkhatan, 1934-1998)，蒙古国著名民族学家，著有《库斯古勒的达尔扈特部落》等民族学经典著作。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281(2007)04-0035-09 Ethnography（民族志）源于希腊语，意为“研究人的学问”。早期的某一国家或部族与附近其他人民建立联系时，以研究、认识他们为目的派遣外交使节或专员去研究其日常生活，这就是民族志研究的起源。因此民族志的产生条件与国家和人民的生活需要密切相关。民族志研究与地理大发现有关，并从那时开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对亚、美、澳、非洲殖民地和其他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其结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大量研究，对民族志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那时民族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成为执行殖民主义统治政策的重要手段。即使在现代，英美国家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反动学者，作为帝国主义的奴仆，在推行殖民政策的部门和地区担任职务，企图传播有害的思想。 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志研究与资本主义民族志研究在原则和意识形态上有根本区别。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民族志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世界上诸多部族、民族文化的全部形式，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起源、历史分布、居住形态、相互联系等。民族志的根本材料是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民族志研究，就不能正确认识和研究人民的历史。即使在文献史料中有人民历史和生活的记载，也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我国，虽然可以说在过去还从未开展过民族志研究，但国内外学者和旅行家留下了许多关于人民文化和生活的记载，因此我国历史三卷本①的编撰，也需要民族志研究的材料。我国的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基本方向： 1.研究我国境内民族部族的现代生活，进而认识过去的社会制度结构以及生产生活状况。 2.研究近现代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民族部族的融合，特别对社会主义民族起源形成过程、具有社会主义主题和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成原因进行研究。对我国来说，这些都是还未解决的、具有历史政治意义的重要问题，民族志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民族志研究不仅与国家、人民的历史研究相关，同时也承担了在民众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阐发其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通过民族志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民众意识中遗留的旧观念、信仰、伦理道德，它们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并用科学为依据进行合理地解释。由此，在我国开展民族志研究，能对人民历史研究做出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本文谨为对民族志感兴趣的人稍作指导。 民族志研究及操作方式 民族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生活、经济、风俗习惯的角度去研究不同种族、民族的历史，进一步确认他们的起源、历史分布及居住情况。对某一族群进行研究时，应当依据民族志研究方法，将其历史发展分为两部分：物质文化的和精神文化的。物质文化包括该族群通过劳动（为个人或具体社会需要）创造的所有物质，具体包括服饰、住所、劳动工具、民间工艺、饮食等。研究物质文化的意义是：它明确地包含了千百年来人们创造、完善文化—技术的发展及其历史阶段。精神文化包括了人们与周围及自然情况发生联系而形成的传统、信仰崇拜、宗教、口头文学、亲属关系、家庭结构等内容。研究精神文化，研究信仰崇拜、宗教等起源，研究它们对人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原因，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其危害，这对传播进步思想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志以调查的方式进行，按内容和种类可以分为三大类：旅行研究、特定研究、专题研究。 1.旅行研究 这项研究首先要前往从未被研究过的地点，对当地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进行表面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当地民族、部族的分布地图。通常来讲，旅行研究调查会为执行下一步方案选择调查点，通过地图来了解还有哪些地方的人在语言、起源等方面与当地居民的情况接近。 2.特定研究 从事这项研究，应该对调查点和当地人的生活情况有个前提认识。专题研究与旅行研究相比，要涉及更深的内容（例如住所、家庭生活等），并需要进入同一地区长期生活，清楚调研当地一直被享用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在当地的作用范围。因此专题研究应当与旅行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可以在任意时间进行，调查时间应依研究者的调查条件而定。其主要形式为，在每个季度进行1-2个月的调查，此举可以深入了解当地人如何将生活与季节相适应。 3.专题研究 该项研究以了解某一县或苏木的专门历史为目标。因此，研究时间应根据研究者的资料准备程度而定，更主要的是研究者应在当地定期工作几年。其原因是，如果研究某一地区人民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发展，需要几年的学术劳动。这样得到的研究成果，才能解决当地民族的起源、历史分布、经济生活的发展阶段问题。 在我国，虽然三项研究方法都适用，但前两项方法更符合当前需要。因为民族志研究在我国是最年轻的学科，首先对我国境内小民族、小部族居住地点、相互界限、历史分布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我们的近期目标是对遗留至今的陋俗、它们的起源、至今依然流传的原因进行研究，解释给人民并帮助他们远离旧俗，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新风尚，这些研究成果也为专题研究提供了便利。研究人员在地方收集民族志资料时要依据以下几项原则。在调查点工作时，不仅要对周围环境做简单描述和记录，更需要加以分析和思考。例如对住所、服饰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关注是几代人的服饰并加以总结。然后向当地居民提出明确问题，具体自何时起开始穿着这种服饰，详细了解他们的祖先当时穿着何种服饰等。此后，再对这些服饰包括哪些种类，一种服饰由几部分组成，早期和现代的名称各自是什么，附近居民和部族对此如何称呼等问题都要做详细记录。记录所需每件物品的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