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刑法典
翻译人:陈志军2008年12月修订
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第十一编妨碍公共管理罪
第一章公务员妨碍普通公共管理罪
贪污罪
第312条
公务员把基于其职务而归其占有的公共的或者私人的金钱、有价证券或者其他不动产据为己有，或者为了本人或者他人的利益而挪用这些财产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1.公务员为了本人或者他人的利益，利用其职务便利，窃取并不归其占有的金钱、有价证券或者动产，处相同的刑罚。
过失为他人贪污提供便利罪
§2.如果过失地为他人实施本罪提供便利的：
刑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拘役。
§3.对§2规定的案件，如果行为人在对之作出不可上诉的判决之前赔偿损失的，免除刑罚处罚；如果在判决之后赔偿损失的，减轻刑罚1/2。(P132) 利用他人差错的贪污罪
第313条
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把他人因为认识错误而交付给其的金钱或者其他利益据己有：刑罚——1年以上4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在信息系统中添加虚假数据罪
第313条A
享有相关权限的公务员，出于为本人或者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造成损失的目的，向公共管理信息系统或者数据库添加虚假的数据或者为这种添加提供方便，或者对其中的正确数据予以修改或者删除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无授权变更信息系统罪
第313条B
公务员在未获得授权或者未接到有权机关请求的情况下，修改或者变更信息系统或者计算机程序的：
刑罚——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并处罚金。
独立款——如果修改或者变更行为给公共管理或者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的，加重刑罚1/3至1/2。（P133）
丢失、扣留、损毁簿册或者文书罪
第314条
扣留基于其职务而归其保管的官方簿册或者其他任何文书；全部或者部分丢失或者损毁
这些簿册或者文书的：
刑罚——如果没有构成其他更严重的犯罪的，处1年以上4年以下监禁。(P134)
不适当使用公款或者公共收入罪
第315条
违反法律的规定使用公款或者公共收入的：
刑罚——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拘役或者罚金。(P134) 违法收取罪
第316条
直接或者间接（即使属于超越职权或者在职务上任之前也不例外）利用职权为本人或者他人收取不正当利益的：
刑罚——2年以上8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超出法律许可范围的手段
§1.如果公务员征收其明知为非法的税款或者社会捐款，或者使用法律不允许的敲诈勒索方式征收合法的税款或者社会捐款的：
刑罚——3年以上8年以下拘役，并处罚金。
§2.如果公务员为了自己或者他人，挪用其为国库已经征收的财物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P134) 受贿罪
第317条
利用职务为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间接（即使属于超越职权或者在职务上任之前也不例外）索要或者收受不正当利益，或者接受提供不正当利益的许诺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1.如果该公务员基于该利益或者许诺而延误执行职务、不执行职务或者违反职责义务执行职务的，加重刑罚1/ 3。
§2.如果公务员屈从于别人的请求或者受别人的影响而延误执行职务、不执行职务或者违反职责义务执行职务的：
刑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拘役或者罚金。(P135)
1003班梁金蕊
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 一、近代刑事立法概况 从清末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刑事立的历程是曲折而艰 难的。 1901年清廷发布“新政”诏旨，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变法修律活动，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序幕，也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全方位近代化尝试中徐徐拉开。1902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沈家本等人，奉命修律，历经磨难，终于在1911年1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之肇始，该律虽然带有明显的旧代痕迹，但它从体例到内容都引进了资本主义刑法例，有力地突破了封建旧律保守封闭的藩篱，使中国刑法从此步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轨道。清政府垮台后，中国近代刑事立法的历史虽然没有中断，却随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政治风云的翻覆变幻踏上了更加坎坷的路途。1912年至1935年，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都进行了一系的刑法典编纂活动，从而使旧中国刑法沿着清末开辟的近代化道路缓缓地行进着。1912年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在《大清新刑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民主，委弃了专制，将中国刑法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1914年，袁世凯欲为帝制抛出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及《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又大量恢复了了《暂行新刑律》业已删除的维护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内容，表现了明显的复旧倒退的倾向。1919年，以再造共和自居的段祺瑞政府对《暂行新刑律》中有违近代民主精神之处作了修正，其拟定的《第二次刑法修正案》成为后续的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刑法典的蓝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1928年、1935年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其中1935年刑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近代刑法典，其法条着力表现了“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就其形式和内容本身而言更趋文明、进步。该法为旧中国的近代刑事立法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二、近代刑事立法的特色 从清末变法至南京国民政府的灭亡，近代中国刑事立法以刑法典的发生、发 展的为主线，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双向拉力中 艰难地调整着近代化的步伐。旧中国近代刑事立法曲折的历史进程具有以下特 色： 1.仿效西方各国刑事立法例，追随“世界刑法潮流”在旧中国刑法史上,近代刑法典的迭次编纂修订，都不乏以“采世界最新刑法学说”，“从多数国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读书笔记 危害公共安全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 1、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 （张明顺爆炸案）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其内涵在于“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 （以报复特定人为目的而实施的不计危害后果的爆炸、非法购买爆炸物炸毁他人财物）2、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不特定多数人中的“不特定” （栗东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客车上扒窃，司机发现，殴打司机，致翻车） 当伤害行为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象和结果的不特定，有一即可） （以矿石砸击列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3、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罪不特定多数人中的“多数人” （刘小勇爆炸案：同伙被其制造的爆炸压死，自己被同伙炸伤） 犯罪行为侵害的不特定多数人存在上限限制时，同样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不特定多数人” （只要犯罪行为可能危害的人数在三人以上） 4、如何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结果 （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 在可能被不特定人食用的食物中注入毒物，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毒害性物质、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其他危险物质）
5、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重大损失的确定 （李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过失放火罪、过失爆炸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重大损失”，一般应是损失30万元以上 （故意放火罪、故意爆炸罪、故意决水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万元起点，10万为重大、50万为特别重大） 6、放火焚烧他人行为的定性 （华庆和故意杀人案：提汽油讨债，致债务人烧成轻伤） 在放火行为指向的对象明确且未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7、放火焚烧自家财产的定性 （符光放火案） 放火焚烧自家财产危及邻居不特定多数人生命人身安全及财物的情况下构成放火罪 （间接故意） 8、杀人后为毁灭证据实施放火行为的定性 （杨少痒故意杀人、放火案：杀妻、在自家点燃木块致含自家的7家财产损失） 故意杀人后，为毁灭证据而实施放火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时，构成放火罪（以放火为手段，放活后实施盗窃、抢劫等，成立防火罪与盗窃罪、抢劫罪的牵连犯，从一重处断） 9、以诈骗保险金为目的防火烧毁投保汽车的行为如何定罪 （王新生等放火案） 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一般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只存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特殊情况下，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可能构成共犯 以放火的手段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应当构成放火罪
显示答案【单选题】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的刑法包括（）。 说明： ?A、刑法典、单行刑法、司法解释 ?B、刑法典、附属刑法、司法解释 ?C、刑法典、刑诉法典、司法解释 ?D、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 显示答案【单选题】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机关是( )。 说明： ?A、各级人民法院 ?B、各级人民检察院 ?C、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D、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显示答案【单选题】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相适应。 说明： ?A、人身危险性和承担的刑事责任 ?B、社会危害性和承担的刑事责任 ?C、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 ?D、犯罪态度和承担的刑事责任 显示答案【单选题】甲某在打电话时无意中发现电话机旁市检察院的举报箱中露出一封信，随手取出。发现该信举报该市某局长乙某有受贿4万多元的犯罪事实。甲
某与乙某熟识，便将举报信交给乙某。乙某当即酬谢甲某8000元现金。事后，乙某与行贿者串通，并销毁了有关罪证。( ) 说明： ?A、甲某构成敲诈勒索罪 ?B、甲某构成包庇罪 ?C、甲某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D、甲某不构成犯罪 显示答案【单选题】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刑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的( )。 说明： ?A、罪刑法定原则 ?B、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C、刑法适用平等原则 ?D、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显示答案【单选题】甲在新刑法生效以前实施的某一行为，新的刑法规范认为是犯罪，而旧的法律认为不是犯罪，此时法院宣告甲无罪，这在本质上坚持了( )。 说明： ?A、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B、罪刑法定原则 ?C、刑法适用平等原则
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展望 郭兵罗春梅 摘要中国的法制历经千年,渐序完善。从奴隶社会时期到封建社会时期再到近现代时期,法律一直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有效保证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法制是现实中国法制的背景;现实中国的法制是对历史上中国法制的改造和发展。了解历史上的中国法制,不仅有助于了解现实中国的法制,而且可以加深对当代法学的理解;将中国法制史中具体的法律事例,应用到对当代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更生动地印证其中的学理;将中国历代刑事、民事等法律同当代相应的法律详加比较,可以认清这些法律发展的脉络和趋势。简言之,即以史为鉴,可为现实的中国法制服务。本文分四个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制史、近代法制史及现当代法制史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中国法制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法制史中国法制法律发展 作者简介:郭兵、罗春梅,四川理光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005－03 中国,是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各类历史的记载和研究,法制史也不例外。最早记载中国法制内容的是夏、商、周时期的古籍《尚书》,最先使用“法制”一词的是春秋时期的史籍《左传》和《国语》。自先秦到清朝,各代学者对当时法制和法制历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编写出许多关于中国法制的史志和类书。正因为有了前辈学者记载和研究的法制文献,才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有幸以史为鉴、激发我们关于法制及其发展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情况 (一夏商周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氏族习惯,由其调整社会关系、规范成员行为,部落首领在氏族习惯的基础上设范立制,促使了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演变。 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过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完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渡,大约从黄帝时期开始,至夏禹时期基本完成。中国最早的法律制度即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已呈现雏形。 最初是一种祭祀仪式的“礼”,经过“周公制礼”后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其基本原则有两条:“亲亲”和“尊尊”。前者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后者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国家的等级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坚持前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 在夏商周时期,法律规范只是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礼之外的法律形式还有誓、诰、训、刑等种类。当时的法律规范除了刑与罚之中心内容外,还规定了行政、经济、民商等实体方面及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并设置了相应的司法机构予以施行。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历时500年,是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法制也随时代发生变革。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周王室衰退,各诸侯国互相争霸,新旧矛盾不断激起,“百家争鸣”应时而生。为适应时代的变迁,各诸侯国为巩固各自的实力,纷纷开始变法。最早的变法是魏国李悝的《法经》,它是新兴地主阶级意识的产物。在这些变法中最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对秦国加快统一六国的步伐功不可没。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皆有继承和发展。 当时的各诸侯国都推行重农政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立法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法制的基础,也造成了重农抑商传统的形成。因此各诸侯国在
一、刑事政策 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主要表现为“刑罚世轻世重”。“刑罚世轻世重”起源于西周。周灭商之后，如何统治广大的“殷顽民”及原来臣服于殷商的众多诸侯方国成为棘手问题。据说，周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不惜汙尊降贵，向殷朝元老箕子请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大法。 周朝最高统治层内部的观点也不一致，据说当时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姜太公主张应“咸刘厥敌，靡使有余”，即将敌人全部杀光，不留残余；二是召公奭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即只杀掉有罪之人，留下无辜的人；三是周公旦主张“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即保持原来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变，利用殷商贵族，以仁为本，进行统治，但如果有谁胆敢作乱，不论商人还是周人，都应镇压。 最后，周公的主张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强调应根据具体情形，由朝廷编订“建国之三典”：“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相传到周穆王时制订《吕刑》，将上述原则概括为“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即强调适用刑罚必须懂得轻重权变，根据社会情势确定刑罚的轻与重，既要注意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又要注重适用刑罚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助于正确处理案件，也有利于制定完备的刑律。 周代之后，“刑罚世轻世重”成为历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原则。春秋时代，子产有“宽猛相济”的主张，认为“惟有德者能以宽服其民，其次莫如猛” ，表现在刑事政策上，也就是轻重相济，以重为主。战国时法家大都强调“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当时之世既“争于气力”，故必须“重刑轻罪”。儒家的荀子则强调“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曹操治魏，也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而明太祖朱元璋更明申此旨，对建文帝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 可谓深得此中真谛。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溯及力问题。在汉代，采从旧主义，依据犯罪时的法律定罪科刑。至唐代改采从轻主义，凡犯罪未发、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依旧条，减轻则从新法。到明代又改为从新主义，无论轻重，并依新律拟断。清同明制。这也是“刑罚世轻世重”政策的一个方面。 二、犯罪主体 1、“化外人” “化外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外国人，但当时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外国人以外，还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之人。按照《唐律疏议》的解释，是指“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这一定义适用于以后历代。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古代刑法制度发展史 篇一：中国古代刑法史 中国古代刑法史 夏朝 禹刑是夏朝刑法的总称。 大辟、膑、宫、劓、墨 与其杀不辜，另失不经：裁判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宁可违反法律或者与以前判决不相符，也不得错杀无辜。商朝汤刑是商朝刑法的总称 奴隶制五刑基本确立。奴隶制五刑是指中国奴隶制时代长期存在的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肉刑体系。。 ①墨刑：在犯罪人的脸上或者额头上刺字，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它既是身体刑，也是耻辱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②劓刑：割去受刑人的鼻子。它既是身体刑，也是耻辱刑。③剕刑：砍去受刑人手或者足。砍足叫作剕，砍手叫作刖。④宫刑：破坏受刑人的生殖器官。对男性割去生殖器，对女性为幽闭。⑤大辟：死刑的总称。 西周
罪名 1抗命罪 2不孝罪 西周刑事原则 1矜老恤幼 2罪疑从赦 3区分故意和过失 眚，即为过失；非眚，即为故意“惟终”为惯常“非终”为偶发4上下比罪 要求审判案件时，如果法无正条可援引，则比照在罪与刑两方面相关法条作为审判依据进行审判。 5贵族特权 刑名 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其他 西周司法制度 大司寇 西周诉讼制度 1“狱”与“讼” “狱”与罪名有关类似于刑事诉讼法。“讼”与财产有关，类似于民事诉讼 2诉讼限制 3口供与证据
辞听。听当事人的陈述，理屈则言语错乱； 色听。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 气听。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无理就会紧张的喘息； 耳听。审查当事人听觉反应，无理就会紧张的听不清话；目听。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无理就会失神。 4司法官责任 五过：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5死刑执行 6监狱管理 圜土 春秋战国 罪名 1降敌罪2奸非罪3窃取国家机密罪4私议法令罪5博戏罪6群居罪7受贿罪8逾制罪9盗窃罪10杀人罪11窥宫罪12拾遗罪春秋战国刑罚制度变化 1死刑执行方式有所增加 2出现了一些新的刑种，用徒刑和罚金取代肉刑 3赎刑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法经》主要内容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论中国刑法发展史 打开历史的卷轴，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泱泱华夏五千年的进程，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如何能在沧桑岁月中屹立不倒，是如何能在改朝换代中激流勇进，这一切的一切，终究都逃不过一个“法”字。 法度，是维系一个国家耐以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刑法，更是以铁腕手段促使国家安定统一的法宝。 早在氏族社会时候，刑法的身影便以悄然出现，但那时，无国度一说，刑法便只能作为一种规则存在于社会上，夏商周也并为对其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直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出现，让底层阶级的人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刑法。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斯，最终确是死在了自己所推崇的法度之上，“具五刑，诛三族”，可谓惨兮。 到了唐代，刑法完成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唐，无论是法典的体系，刑法总规的具体规定，刑法分责罪名的规定，还是在刑法的执行上，近乎相似。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随着唐朝的强大日益频繁。公元645年，日本开始学习唐朝的法律文化模式。其中，唐朝对日本关于刑法方面的输出颇重。以至于日本学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一部分法律采用了唐律，只不过稍微斟酌国情，改变了下。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统治者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开始了一场以“斟酌各国法律”为指导思想的法律活动，中国法律传统向主罚合体，刑法为主转变。刑法的修订遂成为整个清末法律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它首次采用了独立的刑法典型式，完全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体例和名称，既实现了刑法分则的民族化，也完成了犯罪类型的现代化。虽据中国国情不能废除死刑，但酌情减少了死罪条目，引导中国刑法在体系上与世界刑法的接轨。在共犯的规定上，完全受大陆法系刑事立法例与刑法理论的影响，采用了正犯，片面共犯，过失共犯等诸多中国传统刑法没有的概念，在刑事制裁体系上，参照世界通例，使刑事制裁体系符合了当时的世界潮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一直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但也学习苏联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以此便有了“刑法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 我国刑法的目地和一切剥削者国家刑法的目地是完全不同的，一切剥削者国家适用刑法只有惩罚一个目地，我国刑法的目地是惩罚和教育，，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的刑法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无论是唐朝对朝鲜，日本的法律输出，还是晚清对各国刑法体制的吸收，都说明刑法的国际化离不开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只有开放的国际环境，才能促成中国刑法体制的改革更新。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刑法国际化建设，也面临着学习与移植的对象选择问题，比如说向说学习，俄罗斯还是西方列
第11卷第5期2011年5月 鸡西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XI UNIVERSITY Vol．11No．5May．2011 文章编号：1672－6758（2011）05－0040－3 79刑法以来我国刑法思想发展历程浅谈 杜怡梅 摘要：从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至今30多年以来，我国次第颁布了若干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解释和修正案。在这些刑法类法律文本中，我国刑法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化。试从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开始，探讨中国刑法思想，特别是从1979年至今30多年间中国刑法思想的历程。 关键词：刑法思想；历程；转化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 1979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刑法，这一年也正是一则改革开放的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年份。我认为， 策需要一部规范的刑法典来规范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现象；二则刑法典也是建国30年来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的刑法—无论是刑法典还是各个单行刑法，都和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解难分的。 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质上的变化，从探索或者试探性的开创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到后来城市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最后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纯正”（或者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转上了中国从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不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东西而是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方式而已。 而作为保障法出现的刑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0建立、 年来，我国的刑事法律处于一个不断制定、修改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由1979年刑法到一系列单行刑法，再到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及其后的刑法修订案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 在充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刑法的思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内在的深刻的变化。 其实，中国的刑法思想自古以来就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改变的。 一 中国古代刑法思想 中国古代刑法一般是指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刑法。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古代刑法的观念上尤为发达。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自然法学的基础上的，因而，其更明显体现于其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发达的民法观念；而中国， 刑法是最重要也和伦理宗教的基础上的。在我国古代， 是适用最广泛的法律，它以无所不在的力量保护君主和并为此而不惜采用严刑苛罚。正所谓我国国家的利益， ，“法，”“刑，”“律，。具古代对法的解释刑也法也法也” 思想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看颁布统一的刑法典文本紧迫性 自1999年12月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首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来，立法机关至今已先后通过了八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予以修订。这表明1997年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刑法修正案》已成为立法机关修正刑法的一种主要模式。这种修法模式。较之以前以采用诸如“决定”、“补充规定”之类的单行刑法、特别刑法对刑法典进行修改、补充会导致刑法立法文件多样化，破坏刑法的整体性的修法模式。有着较大的技术进步。 然而立法机关在通过刑法修正案后并没有及时公布修 订后的统一刑法典文本。笔者认为。这严重影响了此种修法模式科学性乃至合法性。这一模式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原先单行刑法修法所带来的法条查阅起来不方便、形式上不利于展现刑法典文本的统一性、整体性。不利于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弊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的规范适用与民众学法悉法守法。为此，笔者建议在《刑法修正案》通过后应及时地重新颁布统一的刑法典文本。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法理上看，《刑法修正案》公布之后无独立存在之基础和必要，应当融入统一的刑法典文本之中
从法理上看，我国立法机关之所以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对刑法修改，主要是为了避免之前立法机关曾大量采用过单行刑法模式(即以颁布“决定”或“补充规定”这样方式)来局部修正刑法典的缺陷。因为这种修改形式，一是名称不统一，基本上是特别刑法、单行刑法的范畴，二是没有将修改内容自觉纳入刑法典序列之中。客观上也无法将其纳入刑法典之中。因此，特别刑法与刑法典之间、众多的特别刑法之间会出现不协调之处，影响刑法典的稳定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实践中。对于单行刑法模式的大量运用。无论是学界还是立法机关、司法实践部门都已经注意到其固有的缺陷，即对刑法典的统一性、完整性乃至于权威性具有破坏作用，并且不利于公民知法守法，实现刑法规范的引导功能，以及不利于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因此，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针对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惩治期货犯罪的决定(草案)》，以及一些地方和部门、人大代表提出的修改刑法的建议，立法机关首次采用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此后，刑法修正案模式便成为立法机关修正刑法的惟一模式。”1999年以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有效地克服了上述问题。立法机关在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同时，有意识地将有关条文插入刑法典分则相应条文
我国“依法治国”历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成为惨痛教训，人民期盼国家的治理走上正轨，特别是走上法治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提出保障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 1979年，7部法律破茧而出，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7部法律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法治进程回归正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中，“法制”换成了“法治”。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2年党的十六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被当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法治”的作用被再次重新定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 宪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的宪法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就开始了。清朝末年，专制历史漫长、奉行“闭关
锁国”政策的中国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国门，西方的民主思想涌入。康有为作为一个渴望救国的有志之士，提出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最后，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以“君上大权”为核心的《钦定宪法大纲》，它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宪法性文件。有志之士痛恨这披着羊皮的狼，掀起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宪法一直在中国发展完善，1913年的“天坛宪草”、1914年的“袁记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2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等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1975年颁布的第二部宪法是一部带有比较浓重的文革色彩并有许多错误的宪法。 1978年颁布的第三部宪法，于1979年和1980年两次局部修改，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八二宪法。法学泰斗江平等法学家均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部宪法的诞生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也纠正和抛弃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遗毒”。 中国对宪法进行不断地完善，尽可能地去符合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宪法具有以下发展趋势：1.宪法内容更加完善。2.重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3.宪法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4.宪法解释机制的完善。
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 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
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把握这一点，进而认为刑法具有作为裁判规范的特性的观点在日本很有影响。 然而，在作为裁判规范发挥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就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刑法是规定“不得杀人”的命令?禁止性规范，这也是我在犯罪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至于犯罪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即根据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我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对其进行是否应予以处罚这一实质性判断之前，首先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形式性判断，即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预先规定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对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还应再作该行为是真正应予以处罚的有害性违法行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责任的有资性行为这种实
刑法的任务： 一法益保护说： 法益保护说认为，刑法的任务，目的在于保护人们在社会中的共同生活，具体而言，既保护个人的生民，身体，自由，名誉和财产等法益。此说认为，犯罪必须是侵害法益的行为，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 法益是指“个人、国家、社会认为有必要原样保持并应通过法律加以保护的一定的利益。”根据主体的不同，法益又通常可以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三类。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和财产属于个人法益。公众的生命、身体和对文书的信赖等属于社会的法益。国家的存在、国家的作用、刑事司法的作用等属于国家法益。基于现代国家尊重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原则，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个人法益应当是刑法优先保护的对象。公共安全、公共信誉等社会法益不应被认为是超越个人的统一的社会利益，而应该认识始终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此外，国家也不应视为是超越个人的有自我目的的存在，而应认为是保护个人法益的机构。 二、社会伦理秩序维护说： 社会伦理秩序维护说认为国家本身具有实现某种伦理价值的目的，因此，刑法的任务在于增强社会道德，通过处罚违反道德的行为来实现和促进社会伦理秩序。社会伦理秩序维持说将国家视为国民道德的保护者，即以家长主义的国家观作为基础。 三、区别： 法益保护说与社会伦理秩序维护说的主要对立在于如何理解刑法与道德的关系。法益保护说认为，“立法者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而制定法律，维持社会伦理秩序只是附带的效果。而持社会伦理秩序维持说的学者一般并不否认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但认为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保护法益只是派生效果，即只要有必要，就可以仅以行为的不道德性为理由而将其规定为犯罪并进行处罚，从而肯定刑法的道德形成机能。 启蒙时期的刑法思想 一、所谓启蒙，是指用理性对从前的思想与制度进行在检讨的批判的时代精神。 二、旧制度下的刑法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的赎罪、伦理的报应色彩，刑法的目的在于一般威 吓。其特色可列举为：（1）刑法与道德、宗教相结合（干涉性）；（2）因身份不平等的而受到不同的处理（不平等性）；（3）罪行擅断主义（恣意性）；（4）苛酷的刑罚（苛酷性）；（5）刑事程序中允许拷问（程序的不公正性） 三、启蒙思想家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强烈抨击这种身份的，专断的，威吓的，非合理的， 神学的封建刑罚制度及其思想，大胆的鼓吹合理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个人平等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刑法思想。 （一）自由主义的启蒙刑法思想 启蒙的刑法思想，其出发点在于追求刑法的这一国家制度的合理的基础。其认为：（1）刑法必须与宗教相分离。刑法并非来自与神的意思，而是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国家所具有的合理的制度。（2）刑法的意义，不是报应，而是预防。格老秀斯认为惩罚有三个目的：一是对罪犯的改造或矫治；而是对他人的警戒；三是对被害人的补偿。他同意柏拉图的观点，即正义施加惩罚并不是为了已经实施且无法挽回的邪恶行为，相反，它是要阻止类似的事情将来再次发生。（3）国家刑罚权应受到限制。洛克认为，既然刑罚权来自于全体公民的让渡给国家的立法权，那么只有立法机关正式制定出来的、固定的、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和同意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恶的尺度”。
30年来我国刑法发展的基本特征(一)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刑事立法促进了刑法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催发刑法知识的更新，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了刑法的空间。30年来我国刑法学在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刑法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途径，并对今后刑法学发展的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关键词】刑法学/30年/发展/动力/改进 人们喜欢选取逢五逢十的倍数年份来庆祝或纪念某个重要的日子或事件，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在这样的“范式”下，学术界也喜欢以某个时段为界，回顾或反思某些学术问题。本文即以1979至2008年的30年为范围，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发展作一考察。 一、30年来刑法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刑事立法促进刑法学的发展 刑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刑法学研究，据学者统计，刑法颁布前，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发表的刑法论文仅有176篇，而刑法颁布后至1985年底的6年多时间里，发表的论文有近2300篇，约相当于过去的13倍。①虽然我们对此还可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大背景中寻找原因，但刑法文本的出现，以及刑法的实施所引发的大量疑难问题，无疑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极大的内驱力。由于历史的惯性，1979年颁布的刑法仍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该条的内容本来是刑法制定的根据，但在标题中却被称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又如分则第1章中的“反革命罪”，之所以用这么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是因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什么是反革命罪，以便划清反革命罪与非反革命罪的界限，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一个传统做法。”②与此相呼应，我国刑法学界也将1979年刑法解读为“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刑法”。③ 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刑法研究中的这种“大词”开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现实问题：一方面，对刑法典的注释和对刑法施行后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解答成为刑法学界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犯罪领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促使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出反应，而对这种反应的理论准备和理论论证乃至理论评析又成为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经济犯罪、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现象的加剧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至1997年新刑法通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此外，还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经过这些不断补充，刑法中的罪名由1979年刑法典中的130个增加到263个。④现实中的问题加上立法上的反应成为刑法学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对经济犯罪的研究逐渐成为刑法学界的一方热土，相
巴西刑法典 翻译人:陈志军2008年12月修订 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第十一编妨碍公共管理罪 第一章公务员妨碍普通公共管理罪 贪污罪 第312条 公务员把基于其职务而归其占有的公共的或者私人的金钱、有价证券或者其他不动产据为己有，或者为了本人或者他人的利益而挪用这些财产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1.公务员为了本人或者他人的利益，利用其职务便利，窃取并不归其占有的金钱、有价证券或者动产，处相同的刑罚。 过失为他人贪污提供便利罪 §2.如果过失地为他人实施本罪提供便利的： 刑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拘役。 §3.对§2规定的案件，如果行为人在对之作出不可上诉的判决之前赔偿损失的，免除刑罚处罚；如果在判决之后赔偿损失的，减轻刑罚1/2。(P132) 利用他人差错的贪污罪 第313条 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把他人因为认识错误而交付给其的金钱或者其他利益据己有：刑罚——1年以上4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在信息系统中添加虚假数据罪 第313条A 享有相关权限的公务员，出于为本人或者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造成损失的目的，向公共管理信息系统或者数据库添加虚假的数据或者为这种添加提供方便，或者对其中的正确数据予以修改或者删除的： 刑罚——2年以上12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无授权变更信息系统罪 第313条B 公务员在未获得授权或者未接到有权机关请求的情况下，修改或者变更信息系统或者计算机程序的： 刑罚——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并处罚金。 独立款——如果修改或者变更行为给公共管理或者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的，加重刑罚1/3至1/2。（P133） 丢失、扣留、损毁簿册或者文书罪 第314条 扣留基于其职务而归其保管的官方簿册或者其他任何文书；全部或者部分丢失或者损毁
2010.Ⅰ法学研究 一、性犯罪的概述性犯罪不仅使被害人身体受到创伤、精神受到摧残、导致被害人家庭关系破裂、甚至出现被害人自杀的恶果，而且污浊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有害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应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 （一）性犯罪的概念。关于性犯罪，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相关的概念。对此，我国刑法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1）性犯罪通常是指男女两性关系方面的犯罪［1］（P21）。（2）性犯罪是指直接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的性行为、直接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及直接展示人的性感部位的行为的犯罪［2］（P7）。（3）性犯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性交，或者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强奸犯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及猥亵儿童犯罪的类称［3］（P64）。（4）性犯罪是指由于出于故意侵犯他人的性权利、性健康或妨害与“性”有关的社会风化而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并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4］（P485）。我认为第一种观点表述过于笼统，并且把性犯罪仅限于男女两性之间性关系方面，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没有表明性犯罪所侵害的其他社会关系，对何谓性犯罪仍然难以令读者把握。第二种观点虽表明了性犯罪与性行为的直接关联，但是把“直接展示人的性感部位的行为”界定为性犯罪，未免不妥。因为诸如在公众面前暴露身体的行为，目的只是向公众暴露身体的性感部位来达到满足自己淫乐的目的，只是一种有伤风化道德的行为，并未对公众的身体或精神造成实质上的侵害，因此不宜归为性犯罪之中。第三种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表明了性犯罪的手段、对象，使读者能比较直观的了解性犯罪行为。但是此种观点也是将性犯罪限于两性之间性交、猥亵、侮辱行为，范围过于狭窄，并未包含如同“传播淫秽物品罪”之类的妨害社会风化的行为。第四种观点，不仅明确了性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排除了犯罪过失心理，而且在犯罪客体上包含了除人身权利之外的社会道德风化层面，规定较为详细，有利于打击性犯罪行为。综上所述，我赞同第4种观点。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可以纳入性犯罪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罪、嫖宿幼女罪、奸淫幼女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破坏军婚罪、故意传播性病罪、走私淫秽物品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等。 （二）性犯罪的特征。第一，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性权力、性健康或社会风化。性权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在性行为方面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包括依法建立婚姻关系和行驶正当性行为的权利等。性健康是指公民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其基本标准是个人性的满足和社会健全运行协调一致。社会风化是指与性密切相关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习俗［4］（P485）。近年来，性犯罪侵害的客体由传统意义上单纯侵犯他人性权力、性健康（如强奸罪）逐渐向包括侵犯社会风化（如传播淫秽物品罪）在内的复杂客体转变，给国家和社会准确认定性犯罪，打击性犯罪带来了诸多困难。第二，客观方面除了传统意义上暴力、胁迫等手段外，还包括引诱（如引诱不满十四周岁幼女与之发生性行为）、贩卖（如贩卖淫秽光碟）等非暴力手段。但是如果仅有上述手段而没有危害被害人身心健康、影响社会风化的行为的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如夫妻之间以轻微暴力手段强迫对方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行为。即便某种行为影响到社会风化，但是出于自愿，也不当然构成犯罪，如乱伦行为。当然，对那些在《刑法》调整之外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或影响到社会风化的行为，仍然可以用治安处罚或行政处分的方式加以规制，如当众暴露自己身体的行为。第三，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传统理论认为性犯罪是以满足个体性欲为目的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量音像、影视制品的普及，逐渐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秽音像、影视制品的犯罪论性犯罪陈胜（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266100）61行为，性犯罪的犯罪目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第四，犯罪主体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
关于中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惩治 目前，有组织犯罪以其对社会巨大的危害性和整体冲击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司法机关和刑法理论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和危害已逐渐突破一个国家的范围。如何改革和完善立法与司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从理论上探讨有组织犯罪的刑罚惩治问题，已成为各国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型-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多个发展到20万个；其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注：转引自孙茂利：《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原因分析与趋势预测》，《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10～11期。）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注：
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4日。）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注：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大陆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向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从产生形式上看，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产型；二是境外渗透型。（注：参见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前者包括帮会复辟型、亲缘同族相聚型等；而后者则主要以内外勾结的形式出现，即境外黑社会在我国大陆发展组织，扩充力量。从地域上看，可以分为固定地域型和流动型两种，前者是指在某一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后者是指以流窜犯罪为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我国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组织犯罪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从宏观方面而言，呈现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质量上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在活动领域上趋于跨国跨地区性、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组织内部来看，呈现出内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员激增、趋于职业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