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历史渊源与最新进展
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t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 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 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中间产品的种类的增加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知识的规模报酬递增。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Lucas（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方法，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如Romer（1986）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 Young（1928）。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 Young思想的形式化。在其已成经
典的论文中，Allyn 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 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事实上，Romer（1986）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的影响。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 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Lucas 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 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新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
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 （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熊彼特主义(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 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另一个重要进展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
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三、内生增长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局限性
相对其他西方经济理论来说，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是很快的，尽管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大的贡献。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因此，经济学家均对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颇感兴趣。但从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应用所取得的进展来看，其目前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一，内生增长理论使用了复杂的动态最优化理论，这决定了它只有在极特殊的函数形式下才能得到解析解。对于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描述也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而事实上，一个经济是不可能沿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的，在更多时候是一个由不平衡向平衡渐近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内生增长理论尚缺乏足够的工具进行描述。
第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许多参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决定与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至关重要，但在实证分析中，这些参数的定义与测算均存在争议。例如，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资本形成的数量分析上，经济学家已面临一些困难，包括如何决定现有资本的折旧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资本的折旧率与会计上所理解的折旧率有本质的区别，在经济学中，折旧率除包含固定资本的物理损耗外，还包括可能存在的创造性破坏而带来的损耗，而后者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何区分新形成资本与原有资本之间所包含的技术差别，如何在投资中分离出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等。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两个支柱性的概念：人力资本与R&D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存在测量困难的问题。目前所流行的方法是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使用教育年限法，对R&D的测量使用R&D投入经费法。教育年限法的缺陷在于，其忽视了教育年限的滞后性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于中国的情形来说，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能主要来源于新增高中及大学入学率，而这一点在一般的分析中却被忽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Lucas,1988），笔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一种网络外部性或者说外部规模经济，而且这种外部性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作用过程，但目前的研究很少有对于这方面进行分析的。对R&D测量的投入经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是关于投入经费的计量，由于在中国改革时期，R&D的投入来自多方面，如政府、企业、大学教育经费、私人组织等，但传统的统计体制缺乏对其进行测度的方法。很多学者使用政府的科学事业费近似地估计R&D投入，这种方法的偏差越来越大。另外，对于R&D的产出，一般都是使用具有一定到达率的随机泊松流进行近似，这种方法虽然简洁，其应用有着局限性（因为一般均假设到达率与R&D经费成正比）。
第四，如前所述，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仍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最大修改是对其总量生产函数的修改。从本质上说，总量生产函数所代表的是一种数量关系，而并非精确的解析函数关系，总量生产函数预测了在一定投入的基础上，产出会等于多少。然而，这种数量关系只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当脱离了这种环境时，函数关系即不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变量只
代表了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所考虑到的变量，而不代表所有影响产出的变量，当这些没有被考虑的变量发生变化时，总量生产函数即不适用，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这仅仅体现在参数的变化，而不体现为生产函数的改变。例如，我们假设Y=（K，L，E），E代表环境变量，当E不变时，生产函数可写为：Y=（K，L）。然而，我们将内生增长理论移植到中国时，却必须考虑这种环境变量的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制度背景与经济结构等重要的环境变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中没有予以考虑，因为在成熟的西方经济中，这些变量可以近似地看成常量。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可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科技经济市场 1引言 500年至1500年，经济的年增长只有0.1%，在1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产出只增长了3倍，而18世纪的英国却取得了10倍于过去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第一次让人兴奋不已，古典经济学家们首先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工作，他们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杰出前驱，斯密强调劳动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李嘉图则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马尔萨斯则强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视野都被局限在识别影响增长的因素和说明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机制上。 哈罗德1939年发表的《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和1948年出版的《走向动态经济学》，提出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使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从定性走向了定量，1946-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发表了二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哈罗德和多马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既是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起点，从而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作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 1870年以后，经济学主流关注的重点从供给转向了需求，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远离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哈罗德-多马则开创了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复兴。 现代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是建立在Harrod（1939）和Domar （1946）的基础上，按照Harrod-Domar模型，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由于假设前提的局限，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即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呈现出“刀刃”特征。但Harrod-Domar模型标志了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就业的研究，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依赖的两大要素，显然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模型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也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起点，同时，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进程的出发点。 Harrod-Domar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这是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起点，模型中四个外生的参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将这四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而进行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准 索罗在Harrod-Domar模型的基础上新引进了三个假设：（1）总 量生产函数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具有新古典性质；（2）劳动和资本这二种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刻都处于供求均衡状态；（3）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索罗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成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的基准点：（1）自索罗模型开始，新古典生产函数就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标准的总量生产函数；（2）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整个经济时刻都处于动态一般均衡状态成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通则；（3）索罗模型将给定人们掌握的技术下的劳动生产率内生化，于是在其模型中引入了那个著名的代表技术水平的变量A；（4）索罗模型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确立了一个思想传统：它使经济增长理论变成了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索罗模型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增长模型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罗索模型通过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解决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刀刃”问题，但它却不能解决没有外生给定技术进步时产生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此外模型中的储蓄率也不是通过个人动态最优化行为内生决定的，更为紧要是的它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许多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索罗模型的缺陷激发了经济学家们构造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的冲动。其中，拉姆齐模型通过变分法解决了消费都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解决了最优化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沿着这条思路的研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卡斯和库普曼斯在1965年作出的贡献：他们将拉姆齐的消费都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使新古典模型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 4将储蓄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而是假设储蓄是产出的固定比例，并且是外生给定的，从而使这个模型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于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资本内生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将储蓄率内生化。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第二步内生化不仅导致了拉齐姆-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无限斯界模型）的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戴蒙德的世代交替模型的诞生。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储蓄内生化，首要条件是建立附有对时间的主观帖现率的新古典的效用函数，在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决策的时间范围，即决策的个人是将未来无限长时间中的效用最大化，还是仅仅将自己有限的一生的时间内进行效用的最大化，以前一种时间假定为条件建立的经济模型被称为“无限期界模型”（Infinite Horizon M odel）以后一种时间假设为条件建立的模型被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 odel）。 拉姆齐以数学模型论证了最优消费行为下，一国储蓄所必须满足的条件（Ramsey,1928），但由于当时经济数学工具的限制，拉姆齐推导出的其实是每个时点上的最优储蓄，而没有依据基本的效用函数指出整个未来时期中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的动 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综述 佘时飞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2） 摘要：在哈罗德-多马将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基础上，索罗将资本进行了内生化，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和戴蒙德则将储蓄进行了内生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此后沿着内生化方向，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内生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主导方向，本文将对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综述。 关键词：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 经济研究 趦趻 2009年第8期
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基本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幼稚工业保护阶段、凯恩斯主义阶段、战略性政策阶段和新保护主义阶段。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从贵金属或财富积累的角度，汉密尔顿、李斯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梅纳德·凯恩斯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都对一国保护贸易作出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新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从公平贸易的角度对一国保护贸易进行了解释。 一、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它是历史上第一种比较有系统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的要点是，相信货币的重要，把贵金属看作财富的标志，因为金银（特别是黄金）可以交换各物，为人所普遍接受与重视。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拥有金银越多，这个国家便越富，因而千方百计要求获致金银，所以重商主义亦称“重金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本土或殖民地如果没有金银矿可开采，就得循其他途径获致金银，这主要是靠对外贸易，因为国内贸易无法使国外金银流入，只有从事对外贸易，争取贸易的有利差额，国外金银才能源源而来。而要维持贸易出超，就得奖励输出限制输入，前者采发给出口补助金的办法，后者采提高关税的办法（夏炎德1991，p198）。重商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的“货币差额论”；二是晚期的“贸易差额论”。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它们都强调货币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一国可以从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得货币财富，而且对于国内的保护政策也一直没有改变。 二、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我们常论及的传统贸易保护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指幼稚工业保护论，它的思想至今还被很多国家所沿用。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后来由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汉密尔顿明确提出了征收保护关税的重要性，目的是保护本国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产业。在汉密尔顿看来，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使特定的生产部门发展起来，还会产生连带效应，使相关部门也得到发展，从而给一个国家带来生产力，或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是，保护不仅是有产业选择的，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提要] 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 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 （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 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 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录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展开 编辑本段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编辑本段理论内容 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Ehrlich and Lui(1991年)，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要素报酬不变 ： 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拟剧论就是借助戏剧的类比而对日常生活进行的研究，其倡导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他把社会比做舞台，把社会成员比做演员来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运用戏剧语言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体系这一剧作者及其剧本期望对表演者的决定性作用，也即承认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的制约性。提出“戴假面具的人”、“故意演戏”等概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一面。对社会互动进行研究时，拟剧论的研究方式显然是一种“别样”的选择。 一、拟剧理论产生发展 （一）历史演变 早在17世纪，大文豪莎士比亚就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分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就描述了出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有句经典的话：“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男女不过是这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各有自己的活动场所，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要扮演很多角色。” 到20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将关注放到研究人们社会互动中去，而其中戈夫曼更是将喜剧的理论创新的运用到符号互动论之中，系统的提出拟剧理论。 拟剧论是从符号互动论中发展出来的、具有自身特点的、说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戈夫曼把社会比作舞台，把社会成员比作演员来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代表作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二）思想背景 拟剧论的思想背景来源于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詹姆斯关于人的思想；鲍德温、杜威的社会思想；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托马斯、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思想。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因此，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未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 2、休谟主张人类（以及其他动物）都有一种信赖因果关系的本能，这种本能则是来自我们神经系统中所养成的习惯，长期下来我们便无法移除这种习惯，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论点、也不能以演绎或归纳来证明这种习惯是正确的，就好像我们对于世界以外的地方一无所知一样。休谟主张所有人类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连结”（Relation of Ideas）与“实际的真相”（Matters of Fact）。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并且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而为了避免被任何我们所不知道
第四章新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初步：AK 模型及其他 一、问题的提出 1.“难以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如果外生的技 术进步的增长率为零，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也将为零。因此，长期 中人均增长取决于模型未能解释的“假设增长”的技术进步。 2.“与现实经验不符的理论预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 变量表现为收敛性，即按照时间路径将最终到达某种稳定状态。 这与经济增长的某些现实数据不符合。 3.“沉闷和悲观的经济增长”：报酬递减的规律二、 新增长理论的内容与结构 1．AK 模型：假设不变的外生储蓄率和固定的技术水平，可以解释消除报酬递减后将如何导致内生增长。 2．研究与开发模型：强调是知识积累而不是资本积累导致了增长， 通过建立传统部门与研究开发部门的两部门模型解释增长的来源。3．干中学模型：强调知识积累不是有意的，而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 产品，即经验的积累的结果。它是研究与开发模型的一个变种模型。4．人力资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但资本的含义更加 宽泛，包括了教育与人力资本。 5．扩展模型：内生储蓄与上述模型的结合。 三、AK 模型 1. AK 生产函数及其性质 设新的生产函数为Y=AK ，A 为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 为资本存量
则人均产出为y=Ak ，k 为人均资本存量。 图示： Y(y) K(k) 生产函数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λY=A( λK) 。 （2））资本的边际产 MP K A不变为常数。 品 2. 投入品的变动 （1））劳动力的增长：L(t) / L(t ) [ dL(t) / dt] / L(t ) n （2））知识的增长：A(t) / A(t) [ d A(t) / dt] / A(t ) g ，g 为表示技术进步率的外生参数，由于假定技术为固定的常数，因此g=0 （3））资本的增长：K (t )[ dK (t ) / dK ] sY(t ) K (t ) ，其中s 为储蓄率，为资本折旧率，均为外生变量 3. 增长路径的动态 类似于索洛模型，有k(t) sf (k(t )) ( n )k(t) 则，k(t) sAk(t) (n )k(t ) 令k 的增长率 k/ k ，则k sA (n ) k 当sA (n ) 时，增长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示1：
内生增长理论：历史渊源与最新进展 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to 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 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 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文献综述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历程概述 可持续发展观点的出现最早能够追溯到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野生动物基金协会（WWF）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其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纲要》文件中首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布伦特兰女士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享的未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该报告中不仅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还围绕可持续发展展开了系统性的阐述，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成为了在所有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最被人们认可且影响深远的一个，此后学者们对可持续的定义多数都是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 1981年，美籍学者布朗（LesterR.Brown）在其着作《建设一个发展 的社会》中写到“通过控制人口的过度膨胀、保护资源基础与开发高效绿色的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 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来自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不仅使得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阶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付诸行动，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同年，中国政府当局也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其编制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自此，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内容被正式纳入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中。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
内生增长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内生增长理论的内容 1、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2、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3、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1、要素报酬不变： 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决定了资本的净增长上限必然为零，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资本投入量的上限，从而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的增长也等于零。如果能够避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出现，则有可能使得均衡增长状态的效率人均资本能够持续增长。 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限不为零仅意味着，在一定的范围内，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消失。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Jones,L. and Manuelli,R.(1990);Rebelo(1991)论证了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单部门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与AK模型是一致的。而为了区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许多内生增长模型都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资源需要在两个部门之间进行配置。Uzawa-Lucas模型是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代表。
吸附技术原理与应用 结课报告 吸附理论的提岀与发展 吸附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摘要吸附作用是一种界面现象，吸附技术的应用领域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去。本文从吸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出发，论述了研究吸附理论而得到的一些重要结论，重要的吸附模型的提出，适用条件及其适用范例，并描述了吸附理论的应用前景。关键词吸附作用发展历程重要结论吸附模型引言吸附作用是体相中某种或几种成分在界面上富集或贫化的一种最为基础的界面现象。吸附作用在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直接应用。在石油化工、化学工业、气体工业和环境保护中，吸附是从气体和液体介质中除去杂质、污染物，使组分分离的一种方法。研究吸附作用有助于了解在界面上进行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的机理。这些过程包括物质的精制、脱色与染色、防湿与除臭、缓蚀与阻垢、润滑与摩擦、絮凝与聚集、除垢与洗涤等。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助剂的表面活性剂应用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此类两亲性物质在各种界面上得吸附；应用吸附原理发展而成的各种色谱技术是重要的现代分析手段；多相催化中反应物的吸附与产物的脱附是催化反应的基本
步骤；基于胶体化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纳米粒子大小、形状的控制和自组装与表面活性剂特性吸附有关；固体支持体上生物膜半膜和固定化酶的模拟等吸附作用的广泛应用赋予其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吸附作用是胶体与界面科学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1 吸附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胶体与表面化学的主要奠基人傅鹰在他的胶体科学绪论中说[1]: “一种 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的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只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给我们智慧。”因而，了解吸附研究的发展概况既可以使我们对前辈的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继承，又可以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中少走弯路。 吸附作用在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应用的历史起源已不可考。例如，在远古时期人们可能已经知道草木灰、木炭可除去空气中的异味和湿气，这种应用延续至今。公元前5 世纪古医学创始人Hippocrates 就知道用炭可除去腐败伤口的污秽气味。这些都是气体在固体表面吸附的早期应用。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36 种颜色，这实际上织物对燃料吸附的应用。 18 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代表了当时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吸附研究成果也正是这一时期才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发表的。 1777 年A.F.Fontana 在其论文上指出，在水银表面冷却的新燃烧的木炭能吸着几倍于其体积的气体。与此同期，瑞典化学家C.W.Scheele 发现木炭在加热时放出的气体，在冷却时又会被木炭吸着。1785 年俄国科学家T.Lowitz 发现炭可脱出溶液中的有色物质。在其他一些人的工作中记载有木炭净水、除湿等。这些工作都是定性观察和描述[2,3,4]。 1814 年瑞士学者T.de.Saussure 首先指出吸着气体的过程伴随有热量的释出，即这一过程是放热过程[5]。1881年Kayser 提出了吸附这一术语，指出吸附是气体在空白表面上得凝聚，它与吸收完全不同[6]。吸着这一术语是McBain于1909 年提出，它包括吸附、毛细凝结和吸收[7]。 吸附方法应用于工业部门起始于18世纪末与19 世纪初叶，吸附方法才开始用于气体分离和净化的工业操作。吸附作用在初级工业中应用促进了基
汇率理论发展综述 摘要：汇率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汇率的决定;二是汇率制度。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对主要的汇率理论进行了回顾与归纳，以理清西方现代汇率理论(汇率决定理论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发展的脉络，把握汇率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对汇率理论的最新发展作了简要的展望。 关键词：汇率理论；汇率理论发展；文献综述 一、前言 汇率理论是国际金融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汇率决定理论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共同构成了汇率理论的主体。鉴于汇率理论文献综述的撰写对今后研究生阶段进一步学习的研究意义以及对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等的现实应用意义，作者就西方汇率理论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1.汇率理论历史概况及相关概念 早在中世纪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货币兑换成为经常性的交易，汇率问题就己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14世纪初，法国学者桑德罗枪巴罗(SandroLebaleo)运用汇兑资金的在途风险来解释汇率变动的原因。15 世纪初，意大利经院学者罗道尔波斯(RudolfBusch)提出了公共评价理论来解释汇率的决定。他认为汇率决定于两国货币供求的变动，而货币供求的变动决定于人们对两国货币的公共评价，人们对货币的公共评价又取决于两国货币所含的贵金属成份的纯度、重量和市场价值。因此，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汇率供求理论的起源。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西班牙萨拉蒙卡(salamanca) 学派初步研究了货币供应量、物价变动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汇率理论。进入18世纪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以及各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汇率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瑞典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宁(Christie)，英国经济学家休漠(DavidHume)、穆勒(Mu eller)、康替龙(Kontinen)、金块主义者博伊德(Boyd)、桑顿(Thornton)、霍纳(LuisHorna)和反金块主义者贝林(F.Barlng)、鲍赞克特(C.WBosanquet)等人都对汇率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1752年英国经济学家休漠(DavidHume)在其名著《论贸易差额》中提出了“价格一金币一流动机制”，实质上是最早的汇率决定理论之一。而1861年，英国经济学家葛逊(Gossen)在其《外汇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国际借贷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早期较成体系的汇率学说。它以一国的国际借贷为依据，从外汇供求关系变化的角度探讨了金本位制度下汇率变动的原因，并成为当时汇率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学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金本位制全盛时期的结束和纸币本位制的开始。战后，由于铸币平价己失去意义，各国货币汇率出现了剧烈频繁的波动，给国际贸易造成严重的困难。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逐步转移到研究汇率决定的问题上来，并使汇率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著名的有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K.G.cassel)提出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法国学者阿夫塔里昂(A，Aftalion，1927)提出的“汇兑心理论”。 30年代大危机之后，受凯恩斯(Keynes)经济学的影响，汇率理论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由英国学者格里高利(Gregory，1934)和爱因齐格(Einqink)等人提出的“均衡汇率说”和“利率平价说”(1932)。二战以后，国际货币的新秩序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在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各国货币必须与美元挂钩，汇率变动亦被人为地加以操纵，因而这一时期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理论的研究处于相对萧条的局面。 直到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汇率理论的研究才出现了重大转机，一系列新的学说和理论不断产生和涌现。从现代购买力平价理论、货币主
第2章长期增长II:内生增长理论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在索洛于1956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之后,增长经济学经历了将近20年的繁荣,但却在上世纪60年代末沉寂下来。究其原因,大概可以说就是索洛模型的中心结论就是让人失望的:在缺乏连续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但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瞧,这并不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所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因此,增长经济学需要注入新的理论活力才能有后续的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了又一次的繁荣。在Romer(1986)发表20年后的今天,无论就是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还就是经验研究都显著地改善了其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现在,经济增长既就是整个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也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短期的经济波动,无论就是在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文章中,还就是在各种级别的经济学教材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内容扮演的都只就是次要的角色。 Romer(1986)与Lucas(1988)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这一领域的两篇经典文章,尽管她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就是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她们的模型中,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被赋予了新的解释,从而克服掉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导致了索洛模型的中心结论的关键性假定,进而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可以内生地实现。但就是,这一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不需要真正的内生技术进步,经济的长期正增长来源于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或者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或替代效应。 众所周知,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因此,要想实现知识的连续进步的话,就必须赋予知识的发明者一定的垄断权利作为激励,即其在知识的使用方面应当具有一定的排她性,这就要求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们突破传统的完全竞争框架来为知识或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建模,真正地将知识的这种特征引入增长理论的研究始于Romer(1987,1990)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这就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她们在各自的增长模型中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不完全竞争框架,从而有垄断利润作为R&D活动的激励,这就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此外,内生增长理论还包括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另一外生变量——人口增长率——内生化的研究工作,其中关键的想法就是将生育选择分析整合进增长理论的框架,或者构造一些涉及到迁移或劳动/闲暇选择的模型,这方面的开创性文献包括Braun(1993)以及Becker与Barro(1988,1989)等。 第一节生产性要素的非递减报酬
内生增长理论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心相关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 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 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升效率型 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和办法。但是，这些 讨论大都属于策略性探究，所提出的财政策略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没有分析这种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假如按照新古典 增长理论，财政政策很难发挥功能。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90 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经济学”或“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财政政策含义，为我们今后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 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 （TanziandZee,1997,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 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所 以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不过， 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 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 包含着因探究和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 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有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 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很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
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 内生创新，经济增长，创新要素 自Aghion & Howitt(1992)、Caballero & Jaffe(1993)、Englmann(1994)等学者将“创造性毁灭”思想内生化以来，学术界掀起了内生创新增长理论(endo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theory)的研究高潮，开始从创新视角重新考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动力问题。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研发投资和创新的结果，并且研发投资和创新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地位。但由于与创造新产品及新生产方式有关的扭曲，经济增长率和发明活动的基本数量不再满足帕累托最优标准，政府在 、法律、基础设施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将影响到经济增长是否符合 最优路径。在理论演进过程中，各种创新要素被逐一吸收、整合进理论框架，实现了研究方法与经济现实的相互融合，也衍生出很多颇具建设性的政策含义。 (一)研发投资与回报的内生化 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创新的来源。新古典增长理论隐含的要义是一种新思想或新设计一旦创造出来，立刻会在所有潜在生产者之间以一种非竞争性的方式无偿使用，任何生产者对新技术的利用都不会影响其他生产者同样利用该项技术。虽然从全社会角度看这是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但假如技术外溢没有任何限制，研发投资活动就不能取得任何收益，也就不会有人再去从事研发，因此外生技术会导致一个很难解释的悖论。 Grossman & Helpman(1991)的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模型尝试了将研发投资及其回报内生化。水平创新模型假定一定数量的研发投入可以生产出确定的新产品，由于新产品的设计者拥有对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权，垄断利润为产品定价和生产成本差额在未来无限期的贴现值总和。如果各类中间产品数量在均衡时都相等，垄断定价恰为中间产品收入份额的倒数，从而保证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并为研发投资和创新提供激励。但水平创新模型实际上假定一旦新中间品被生产出来，其使用者就能获得永久的垄断权利，这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事实上，随着竞争者逐渐了解这种新产品并模仿或创造出近似的替代品，创新者垄断地位将持续削弱直至完全消失。Aghion & Howitt(1992)利用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模型提供了补偿研发投资的另一种思路。他们在产品生产部门之外又引入了研发部门，劳动力也相应在两个部门间重新分配。研发部门专门从事研发投资和创新，并将新开发的中间产品销售给最终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从而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的边际产出。经济体系达到均衡时，劳动力在产品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率相等，最终产品部门的销售价格等于中间产品需求弹性的倒数，所取得的利润作为研发投资和创新的补偿以工资形式全部付给研发部门。研究方法上，他们利用经生产力调整后的工资率和产品生产部门劳动力需求公式进行稳定状态研发活动的比较静态分析。这种方法基本上脱离了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是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基于这一思想他们逐步融入了包括资本、知识、 、政府研发补贴等很多新的内容，以后的很多内生创新增长文献(如Park，1998；Morales，2004等)，也大都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 从这些研究文献可见，内生创新增长理论将研发投资与回报内生化的几个要点在于：(1)商业化的研发活动导致创新。(2)研发成果是新资本品，企业利用新资本品可以更有效生产最终产品。(3)新资本品被垄断使用，垄断价格将高于研发成本，从而为研发创新提供投资回报。这样一些思路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直悬而未决的技术进步机理问题提供了合理解释，也顺利完成了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的过渡。 (二)“创造性毁灭”思想的内生化 基于产品多样化研究创新增长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没有考虑旧产品的消失，如果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