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ay 2008 第45卷第3期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145No 13
[收稿日期]2007208230
[作者简介]楚江亭(1964—
),男,河南洛阳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研究意义在阐释中生成
———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知识性质研究及启示
楚江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是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普
遍正确性”等特性的。由此,不仅造成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师生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批判、追问与探
究,而且造成人们不能清醒、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背后价值因素的渗透,致使师生缺乏对科学知识与道德、价值判断等关系的理解以及对“科学霸权”、“社会霸权”等的分析与认识。实际上,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以及有关理论流派的研究来看,科学知识与一定社会的价值因素之间是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的,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是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等特性的。清醒、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更新人们的科学知识观、深化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克服课堂教学危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促进科学教育进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
[中图分类号]C 912167;G 40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9162(2008)0320088207 在人们的观念中,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普遍正确性”等特性的,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也被认为是经验事实不断积累的结果,是与社会、个体等因素完全无关的。由此,不仅造成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而且造成师生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批判、追问与探究,不能清醒、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背后社会因素的影响与渗透,不仅忽视科学教育的社会目的、功能和意义,而且缺乏对科学知识与道德、价值判断等关系的理解以及科学知识中“文化霸权”、“社会霸权”的分析和认识。实际上,科学知识是与一定社会的价值因素之间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的,是与科学教育进步、教育民主、公民素质提高等密切相关的。所以,探讨科学知识的性质问题,不仅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那么,科学知识到底具有什么性质呢?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是否受到社会、个体等因素的影响呢?或者说,科学知识是否是社会建构的?为此,本文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流派的研究出发,阐述了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是具有“社会性”、“价值性”、“境域性”等特性的。这一新的理解,对于更新人们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深化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克服课堂教学危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分析
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们对知识问题认识的深化,人
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知识,认为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正确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包括人文、社会知识等,认为它们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不具备上述特性。由于阶级、利益、权力等的原因,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与日俱增,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发展和认知水平。怎样认识科学知识的性质,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们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的因素。他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在生产
过程中所具有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的假设。[1]
他还强调了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维特根斯坦也曾对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结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由此构成了我们的知识
信念以及知识的全部内容。他曾明确表示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并认为在科学知识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①
在众多学科和理论流派对科学知识性质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一定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又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理论深度,值得我们借鉴。
(一)知识社会学“看”知识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认为全部知识、思想、直觉和认识的全部形式都具有社会学的特性。在他看来,虽然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其客观有效性都不是由社会利益的思想所决定的,但是知识对象的选择却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方法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来决定。[2](PP159—66)社会学家涂尔干也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只有从实际的集体生活和社会的各种表象出发,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性质和内涵。知识与社会的相关性因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发生变化,知识不可能是纯粹的。他比较重视科学知识的根源研究,曾指出:“因为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是集体的,所以从原则上说,对科学也许能够进行社会学的分析。”[3]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科学在问题选择时是价值关联的,而研究方法是价值中立的,什么是“值得去知道”的考虑决定于研究人员的观点。研究问题的选择来自研究人员的价值取向,在自然科学中情况也是一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程序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经验科学永远不能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只是能帮助人们弄清他能或他要去做什么。[4](P68)作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曼海姆认为,精神生活是由主要的社会过程决定的,研究思想的作用要考察思想背后的社会集团,围绕着社会经济的社会生活不仅决定着现代思想的出现,还影响精神产品的形式、结构和内容,个人的思想和他所在集体的利益与目的有很大的关系。“他主张所有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5](P10)国内有学者认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1]
被称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还把知识加以区分,且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82)“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7](P170)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认为,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即使是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恩格斯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以及历史的因素来解释。
尽管学者们对知识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且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知识观,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表明,它研究的是知识的性质、来源以及知识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导向对从事知识的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的研究。然而,应当看到,由于知识社会学常常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一种认识活动或思想方式,且分析的知识是总体的、一般的知识或思想观念,同时其成就并不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除少数学者外,大都采用的是思辨的方法),因此,这就制约了其研究深度,使其未能真正揭示出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社会学“眼”中的科学
从宽泛的知识社会学到比较狭窄的科学社会学,转换的重要环节是研究者把科学当作社会职业以及对科学的性质、产生与发展的动因等进行社会学研究。科学社会学不仅探讨从事科学研究这种职业人的社会角色,而且也研究科学的社会属性、构成、功能等一系列问题,既研究科学家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又研究新的科学知识从产生到实践运用过程中社会影响的机制问题。
马克斯?韦伯曾把从事知识活动的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来进行研究,并指出,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他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科学和艺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等进行比较,并论及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的价值取向等重要问题。[9](P210)
科学社会学家墨顿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不仅说明了科学已成为“有兴趣、有能力的人们积极参与的事业”,而且也说明了科学兴起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尤其是他论证了新教伦理与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密切联系,阐述了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的。正如有社会学家所言,墨顿的注意力是社会中的科学,重点在于说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是怎样受到以新教为标记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说明了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如军事技术、采矿和航海等)的应答,也即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性和价值性特征,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他的名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墨顿还提到清教的价值观,如颂扬上帝、刻苦和勤奋、神佑理性等观念促进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对于“颂扬上帝”这一清教价值观的作用,他曾举例说明。弗朗西斯?威鲁比是17世纪最杰出的动物学家,由于过分谦虚,他认为自己的著作不值得出版,但当一位作家劝告他出版著作是赞颂上帝的一种方法时,才最终说服了他;而这位作家也因此受到人们的推崇,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内其作品就出了五个版本之多。对于“刻苦和勤奋”,清教则认为是为避免清教徒游手好闲,因为闲荡会引起邪恶。[10](PP1118—135)
当然,还有许多科学社会学家都曾进行过不同主题的深入研究。②可以看出,科学社会学家们普遍反对把科学看成是“客观”、“价值中立”和“普遍正确”的。他们认为,科学是在广阔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既
受到社会价值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着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忽视科学受社会价值因素的影响和忽视科学对社会价值的影响一样都是不全面的。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曾说:“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的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11](P36)
然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成为不研究科学知识自身的社会学,这种状况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随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了,它更改了研究在知识以外继续发展的状况。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透视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来源以及它同社会因素的关系等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它最具感染力的思想就是呼吁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知识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实践和致力于此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他们在广泛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借助有关的研究成果,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工作。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也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吸收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库恩和波普尔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和“价值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的生产和实践过程中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在经验研究方面,他们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内外均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研究场域,即“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若干亚纲领,如:利益分析、经验相对主义、批判编史学、科学人类学、科学工作研究、话语分析、反身性等等纲领,进行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绝对、先验、客观”的本质之中,并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其内容包括:(1)因果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应该是因果型的,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之状态的条件,这些条件也包括社会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范畴的两面都应该加以说明。
(3)对称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说明风格上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即从原则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种分析和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其自身。[12] (PP17—8)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的角度积极建构
其“利益模型”,并认为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服从因果分析。他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即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主体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所理解的,科学家应脱离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的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体价值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特定群体价值的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13](P57)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巴斯卡也积极从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的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了科学知识的特殊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林斯、皮克林、马尔凯、拉都尔、伍尔加、平奇等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③比如,他们通过对目前有关科学问题的争论,像“冷聚变”、“社会生物学”、“爱滋病”等的科学争论的建构论分析;通过对“利益模式”,即为了解决所谓“归因问题”,也即通过对“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的分析,阐明了科学知识真理性的社会建构。他们还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工作的研究,尤其是卡林?诺尔2塞蒂纳对科学家实验室生活所进行的长期的人类学观察和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制造进行了“深描”,从而说明了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他们还通过对科学文本和科学话语的深层解读,打开了这一“黑箱”,阐明了科学知识表述的社会建构。④值得提及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技术的社会建构”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最早将社会建构论运用于“技术研究”的标志是《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14]文集的出版。其中的许多案例都颇具代表性。在该文集中,比克尔和平奇以19世纪后期安全自行车的发展为例,考察了多个社会群体(如:制造商、妇女、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运动员、旅游者以及反对自行车的人)对自行车技术提出的不同要求,包括车轮高度、车胎充气、稳定性、速度、链动方式、样式、功能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若干种解决方案,且存在争论,涉及司法、习俗、伦理、民族、经济、权力等多种社会因素。他们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基于社会背景和地位的差别而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自行车技术的内容(设计和结构)进行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又由于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导致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促使自行车技术稳定化的机制不是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运用修辞学方法(比如高轮自行车“几乎绝对安全”),或通过重新定义问题(充气轮胎不仅防震,而且提高速度)等,从而使得不同群体的人们认为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所采用的独特方法,不仅从理论研究,而且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论证了科学知识是社
会建构的。构成科学知识的各个要素或成分实际上都是在社会因素的作用或影响之下而得以确定的,无论是科学事实的确立,还是科学争论的解决;也无论是科学实验的重复,还是新的科学知识的发现等等,都是科学家社会协商的结果。在协商的过程中,科学知识的经验成分往往要让位于政治的或经济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科学家的政治地位、声望;当时的阶级、阶层状况;某项研究与社会稳定的内在关系;某项研究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某项研究对社会制度、秩序的影响状况等等。
应该说,“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这一理论大厦到此已经建立,它使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其产生和变化以及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它所拥有的认识论及实践论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然而,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选取的经验研究的案例常常是现代甚至是当代科学知识中的例子,对于传统的、已达成共识的科学常识很少涉及,难怪有学者仍认为并非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应怎样理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呢?
(四)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划分的研究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科尔认为,要具体地探讨科学知识的性质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由什么决定的、科学成果是怎样被评价的等等,就必须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有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科学知识进行必要的分类。[15](PP18—10)他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中阐述了将科学知识进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科学知识应划分为“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两大类。“核心知识”是科学知识中的一个小部分,是被科学共同体承认为“真实”和“重要”的那一部分知识(包括我们所说的科学常识);“外围知识”则是由科学研究人员产生的在核心知识之外的尚未被普遍认可的知识。由于核心知识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而外围知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核心知识属于“公众知识成果”,而外围知识则属于“地方知识成果”。理解核心知识与外围知识的区别、公共知识成果与地方知识成果的区分,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科尔认为,外围知识或地方知识成果可以转化为核心知识或公共知识成果。如,当沃森和克里克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提出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型时,这一理论知识在当时仍属于外围知识或地方知识成果。而当人们对于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一成果表示出广泛认同,把它当作真实性的知识来接受时,这一理论就从外围知识进入了核心知识,从地方知识成果转变成公共知识成果。
按照他的解释,地方知识成果是由一个或更多的科学家在一种地方环境中制造出来的,它通常是一篇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既然地方知识成果是在社会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因此它们肯定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核心知识又是从地方知识成果转化而来的,所以,他认为,科学知识就是社会建构的。但这种建构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它也要受到经验事实的限制。科尔十分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有
的地方知识成果会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而进入核心知识,成为公共知识成果,而大多数地方知识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拒之于核心知识的大门之外呢?科尔借助于“效用”这一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被科学共同体成员视为能够提出和解决重要难题的那些地方知识成果具有很强的效用,它们比其他地方知识成果更有可能进入核心知识。“当我们看到地方知识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要受社会因素和社会过程影响时,我们还要问一问决定这一地方知识成果能否变为公共知识成果的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只有具备很强效用的那些地方知识成果才会被公共体接纳为公共成果。”[16](P253)但是地方知识成果有没有效用以及效用的强弱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科尔认为这一问题无疑是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的。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知识成果中包含的经验事实的多少是影响其效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科尔指出:对于外围知识成果来说,社会因素的制约性较强,经验事实的作用较弱;而对于核心知识来说,经验事实对其认识内容则起着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向人们展示:在所有的科学知识研究领域,对外围知识所形成的共识的程度或被认可的程度,都是很低的。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知识只包括核心知识而不包括外围知识,他们以为科学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其实,人们并不知道,在日常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核心知识并没有得到评价。但是当科学家们不得不对某些外围知识进行评价时,人们就可以从中发现意见的不一致或分歧了。因此,科尔认为,科学家们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于核心知识形成共识,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对于外围知识也有共识。
那么,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呢?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几点:(1)开放性。不能将其仅仅等同于机械的因果决定,而应看到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有多条渠道、多种方式,看到其中的复杂性,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看成一个总体性的认识论原则;
(2)具体性。科学知识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在内容、形式、性质、特征上往往不尽相同,要注意对科学知识的总体进行有效的分类。科尔的论述之所以有一定的说服力,就得益于他对科学知识所进行的划分;(3)动态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考察人们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形态、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等)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与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长处和优势正在于他们对于科学界内外人们的社会关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该说,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性因素内化到科学知识中去的现实途径和中介,不考察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无法有力地说明社会因素是怎样决定和影响科学知识的;(4)灵活性。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不排除经验事实因素对其的作用和影响。经验事实、逻辑规则等因素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承认非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或作用也并不会使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成为多余,更何况经验事实、逻辑规则等本身也是同社会因素有着内在关联的。
关于科学知识的性质问题,很多理论流派也曾进行过探讨。限于篇幅,我们简要概述女性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对此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客观”、“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观批判的基础上的,该批判以女性主义运动为社会基础、以女性解放为政治目标,试图建构一个能够消除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理想科学。该流派认为,在以往的科学研究中,政治、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价值因素与科学知识的形成不可分离。性别、科学知识不仅都是社会建构的,且这两种建构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对科学的批判是与对父权制度和文化的批判相一致的,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就必须对人们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彻底的清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制度和文化批判的层面。在对科学的社会结构的批判中,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所内在包含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考察,揭示了科学界的性别分层和男性权威结构以及造成这种性别差异、分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原因,找寻了科学的社会结构中两性平等的现实阻力背后的文化根源,包括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偏见与科学偏见等等;在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将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其发展及其应用的后果进行了文化批判,揭示出所谓纯科学的涵义以及与社会应用的人为界线,批判了科学对自然的统治与男性对女性控制的共同根源———“自然与文化”两分法以及这种孪生压迫的相互强化;在对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将科学作为一种由普遍的认知模式和客观的方法论准则所确立的理论知识,揭示其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图式中所包含的男性霸权特征。[17](PP19—24)总之,女性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准则、科学实在论以及其中的认识论二元模式等都进行了有力批判,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从性别的视角进行了新的论证与释义。
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教育意义
我们知道,科学知识的性质与人们的科学知识观、科学教育研究、科学课程教学等关系密切,人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认识必然动摇原有科学教育的基础,引发建立于其上的教育活动等多方面的改变,从而推动科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改变人们原有的科学知识观
对科学知识性质的深入探讨,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被揭示,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并不是“客观”、“价值中立”、“永恒正确”的,科学知识本身是渗透着种种社会价值因素的,显然,如此的知识肯定是可疑的,而非客观的;是需要辨明其价值取向的,而非价值中立的;是需要深入批判、探究乃至修正的,而非完全正确、不容质疑的。由此将使人们彻底改变原有的科学知识观,打破旧观念的束缚,并逐步树立起“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科学知识是与一定社会的价值因素密切相联的”、“科学知识并非是客观、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并不是永远正确和确定无疑的”、“科学知识研究活动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活动”、“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社会价值因素的要求所造成的”、“科学课程知识是被赋予了
一定的价值、目的和意义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通常是隐藏的,不深入挖掘是难以被发现的”、“科学知识不仅内在地规训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潜在地规训着人们的行动和社会行为”等等新的观念。由此人们便能够在一种新的思维框架下完整地认识和理解科学知识,不仅关注科学教育,如目标的制定、内容的设置、结构的变更、授受与评价过程等等,而且也关注科学课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关注科学课程的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意义,不仅从观念上克服“客观主义”、“永恒主义”、“价值中立论”等对他们思想的左右和影响,而且克服“科学知识霸权”、“西方中心主义”等对他们思想的控制和束缚,使他们在科学知识观改变的基础上,养成科学态度、内化科学精神,为民主、公正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深化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某些研究者以及教师由于深受原有“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普遍正确的”科学知识观的支配和影响,所以认识不到对科学教育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必要,从而使得该方面的研究不仅始终在低层次上徘徊,而且还使得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具体实验的操作,而忽视学生正确的科学知识观的养成。然而,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被揭示,将使研究者以及师生深刻领悟到只有放弃“客观”、“价值中立”、“普遍正确”的科学知识观念,意识到科学知识是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特定社会的价值因素以及个体因素的,就会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批判的眼光,借助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来重新完整地审视、反思和探索科学知识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就会敏锐地发现诸多问题,也可以说,发现一个庞大的问题领域。这些问题不仅包括科学知识中的问题、科学课程中的问题,也包括科学教育中的问题、社会中的问题以及研究者的“个人”问题等等,从而使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不再迷失在“客观化”的道路上,走出“没有问题”、“不需要研究”等等误区,使研究者、师生在充满各种问题的科学知识研究领域恢复主体性、有用武之地,由此深化科学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升科学教育的理论水平。
(三)克服科学课程的教学危机
大家知道,科学课程教学的危机在我国基础教育,乃至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一危机的明显标志是学生的厌学以及科学学科学业成绩的不良。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师生所持有的科学知识观。因为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的,所以传授或学习这样的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素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则是不重要的或可有可无的。由此,科学课程的内容只剩下干巴巴的科学知识,且这些知识是被强迫性地确定下来的,不论师生喜欢不喜欢都得教授或学习。科学课程中尽管也安排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预先规定好了的,且通常的做法是问题编写在教材中,答案呈现在教师的教学参考书里。教学评价的目的,乃至惟一的目的就成为学生是否达到对这些知识正确、完整地背诵和记忆,是否能够在日后的考试中系统、准确地
加以再现。许多所谓“探究式学习”、“发现学习”等也并不是真的允许学生做出自己的发现,而依旧是“接受学习”或“灌输式学习”等的变种。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被剥夺了,他们的怀疑、批判和探究意识被埋没了,他们从课堂之外所学到的其他知识的存在价值被否定了,他们的课堂学习行为成为了一种纯粹被动、机械的接受活动,“填鸭式教学”、“一言堂”、“满堂灌”等教学现象普遍产生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教学中,对学生而言,哪里有什么对科学知识的好奇、理智的探险、精神的欢愉?学生日复一日地被要求背诵记忆,不厌学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科学课程的标准化考试,在学业成绩方面,独立思考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于是,由学生的厌学进而造成学业成绩的不良,以及逃课、辍学等不良现象的不断产生。
然而,随着师生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深刻理解,科学知识所具有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永恒正确性”等神话的被打破,师生将认识到科学课程也是需要进一步追问、反思、批判和发展的。由此,师生将树立起一种正确的科学知识观以及相应的教学态度和学习态度,克服“客观主义”、“永恒主义”、“价值中立论”等对他们思想的制约和影响,使他们深刻地领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知识或课程就不需要质疑、反驳、批判和发展”、“所有知识和所有课程都可能是存在错误的”、“科学课程永远是有待修正和不断发展的”,从而使科学课程的教学过程由原来教师传授或灌输以及学生枯燥无味地背诵或记忆,转化成教师通过启发、引导和鼓励学生对科学课程知识进行大胆质疑、问难和探索的过程,不仅使学生学到应该学习的科学知识,而且在科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反思、怀疑、追问和批判意识,改变学生在科学课程学习中的被动地位,使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真正得到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并最终克服厌学心理,改变他们学业成绩的不良,最大限度地减少逃课、辍学等不良现象的再度发生。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要创新,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是基础,又是关键。对于学生来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就必须首先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总是始于问题和终结于问题———甚至是不断增加深度的问题,以及不断产生那些能够启示出新问题的问题。”[18](P185)所以,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以学生能否产生或提出新的、与别人不同的、历史上没有的知识问题,也即创新性的知识问题为先导的。而要提出创新性的知识问题,就要求学生必须树立新的知识观,不仅在课堂教学,而且也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重新看待、审视和反思各种知识问题,从而为创新性的知识问题的提出打下基础。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学生科学知识观的改变,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深入理解,不仅使他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客观、永恒不变、确定无疑的客观真理,不存在不容质疑的知识和课程,而且也认识到由社会建构的知识和课程都是需要进一步质疑、追问与批判的,这些知识和课程可能是包含着错误、暗含着误导、渗透着偏见的。由此,学生将会树立起对任何知识和课程以及任何事物“不懈追问”、“深刻反思”、“大胆怀疑”、“深入探究”等的新观念,不仅在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提出创新性的问题,而且在人们已经解决过的、正在解决的以及将要解决的各种知识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创新性的知识问题,由问题的论证、探讨和解决,反过来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通过师生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不断得到增强。
[注 释]
① 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阐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之前简要呈现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两位哲学家关于“知识二分法”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因为很多科学社会学家都承认他们的理论、思想及研究方法等都受到这两位著名哲学家的影响和启发。
② 如1973年斯托勒将墨顿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发表的论
文,以《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为题编辑出版。而在此前后问世的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哈格斯特龙的《科学共同体》(1965年);斯托勒的《科学的社会系统》(1966年);本2戴维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1971年);克兰的《无形学院》(1972年);科尔兄弟的《科学中的社会分层》;哈根斯的《科学研究的模型》(1973年);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1977年);加斯顿的《英美科学的奖励系统》(1978年)等等。这些著作,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③ 例如,马尔凯的“言谈分析”、怀特利的“认知体制化
和社会体制化”、柯林斯的“核心群”、卡林?诺尔2塞
蒂纳的“人种志研究”以及拉都尔的“科学人类学”
等等,这些实证研究很能说明问题。可参见,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拉都尔“实验室生活”及“行动中的科学”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5期,第26—35页。也可参见,[奥]卡林?诺尔-塞蒂纳著、王善博等译:《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有关内容。
④ 由于篇幅有限,很多实证研究的案例不能一一列举。
可参阅的书目较多,如:[英]大卫?布鲁尔著、艾彦译:《知识与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英]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英]巴里?巴恩斯著、鲁旭东译:《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奥]卡林?诺尔
-塞蒂纳著、王善博等译:《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也可参阅东方出版社2001年以后出版的《知识与社会译丛》系列丛书中的其他有关书目。可参阅的文章也较
多,如:李三虎、赵万里:《技术的社会建构》,《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5期;刘华杰:《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其哲学背景》,《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尼格尔?普莱赞茨(吴飞译):《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后实证主义争论及其在社会理论中的体现》,《国外社会科学》, 1988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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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 ud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 rom Sociology Perspective
and It s Implications
C HU Jiang2t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PRC)
[Abstract]Scientific knowledge is usually regarded as one which is not affected by social factors and is not rest ricted by historical conditions,and it is objective,neut ral and universal.Thus,t his leads to t he result t hat t he t heory research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lagged behind relatively,and teachers and st udent s are short of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criticism,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In fact,f rom research work of knowledge sociology,scientific so ciology and related t heories,t here is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values.Scientific knowledge is social const ruction,which has quality of society,value and circumstance.It is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to deeply understand t he nat 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renewing peopleπs idea of science knowledge,so as to overcome teaching crisis of science curriculum,and to cultivate st udent 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innovation.
[K ey w ords]scientific knowledge;social co nstruction;quality of society;quality of value;quality of circumstance
(责任编辑 王兆 /校对 丁一)
社会学视角下的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浅析 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依存于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交往能力越来越成为其心目中衡量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他们开始尝试独立的人际交往，并有意识地发展交际能力。可是，有很多的大学生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存在各种各样的交际问题。不良认知、情绪及人格等心理因素，都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而人际关系不好，又会进一步导致原有心理问题的加重或产生新的心理问题。培养良好的人际效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 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惨遭室友投毒，于4月16日下午经抢救无效在医院不幸去世。这起校园投毒案的发生再次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上。对于正在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但现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紧张，宿舍关系不好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199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被用铊盐投毒；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寝室4名同学；2011年，中南大学一男学生持刀将该校一女生杀死，随后自杀……综上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并不乐观，不管是嫉妒，还是 仇恨，去杀害自己的同学，这无疑是社会责任，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为了使大学生能更好的处理人家关系，下面我们从社会学的几个角度来分析目前的大学生人际关系。首先，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导致学生难以确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学扩招，并且提前进入社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大学生身处东西方价值观并存互相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各种外来思潮的涌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其次，相关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学生无法获得相对平等的教育权利，社会分层阻碍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发展。社会分层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稀缺的普遍存在，使人们对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不可能是均等的，因而人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存在不同的高低层次。社会分层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大学校园中的社会分层主要是指由于家庭、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的介入使得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产生差异与分化的现象。我国的大学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转入大众教育，作为大学的主体大学生源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生存状态差异是家庭阶层的直观影射。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大学生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将经历生活方式的转型乃至阶层的转换。原有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距，使得进入同一学校的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显示出不同的表现，大学生人际关系有了新的特点。还有，相关教育真空导致学生心理素质得不到充分发展。尽管社会的急剧变化确实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但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有人说没有失败的学生只有失败的教育是颇有道理。大学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还有人格教育。目前来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是看重学生成绩是否优秀，能否发表论文，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还比较薄弱。 每个成长中的大学生，都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气氛中，如何提高个人的人际魅力，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状态，这是每个大学生值得思考的问题。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学习，锻炼和提高。所以大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遵从一定的原则，真诚待人。和身边的人相处，要正直、平等和诚信，营造互帮互学、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氛围。决不能搞拉帮结派，酒肉朋友，无原则、不健康的人际交往。在与人交往时，一方面要真诚待人，既不当面奉承人，也不在背后诽谤人，要做到肝胆相照，襟怀坦荡。另一方面，言必行，行必果，承诺事情要尽量做到，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拥戴，彼此建立深厚的友谊。同时要学会宽容、换位思考，在交往中注意互补互
第34卷第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4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13 论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法的本质观 李小文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0013) 摘 要：文章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以社会利益关系为出发点，论证了法的本质——法是由社会对比力量状况决定的，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权威性调节。 关键词：法本质；法律社会学；社会力量；社会利益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3）02-0160-02 一法的本质的法社会学探讨的逻辑起点 （一）社会的本质：社会利益关系 何谓利益？通俗的讲法利益就是好处，它能使人的某种需要或愿望得到满足。霍尔巴赫说：“所谓利益，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思想自身的幸福观与之联系的东西；换 句话说，利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幸福的必需品。”[2]现实社会的利益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利益的主体是人。第二，利益的客体就是所需要的满足和由这种满足所驱动的良好的心态。第三，利益的内容即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对象，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存在形式。而个体利益总是要依靠外界才能满足，在个体利益不断满足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逐步与他人形成了在利益分配和占有上形成的关系，这就是利益关系。[3]人类社会的活动都是围绕利益分配和占有而展开的，因此，人类社会本质社会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关系。 （二）学者们对法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揭示 （1）爱尔维修的观点。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他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利益规律的问题，他认为正如运动规律统治了物质世界一样，利益规律掌控了人的精神世界。爱尔维修在利益规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理论，要用法律来约束掌握权力的人，使他手中的权力能够为公众服务、为多数人谋福祉；对民众的自由也要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私人利益不能漫无边界，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他断言：利益是人快乐或痛苦的根源，利益主宰着人类对所有问题上的一切判断，利益能赋予人们快乐同样也能消除人的痛苦。他提出了要对个人利益进行正确分析，在法律完善的情况下，利己心不完全会导致罪恶的发生。 收稿日期：2012―10―29 作者简介：李小文（1985－），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法律社会学等。 （2）边沁的观点。边沁运用功利理论说明英国的社会生活，他把英国的商人、市侩作为标准的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赤裸裸的互相利用、互相剥削的关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边沁不仅主张善是一种幸福，而且主张每个人总是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所以，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调节。他认为公共利益是诸多个人利益的综合体，所以个人利益在利益体系中是居于首要地位，虽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但人们首先感受和追求的都是个人利益。一定程度上，个人利益的增加能促使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 （3）耶林的观点。德国法学家耶林从“法是国家权力通过外部强制手段所保证实现的最广义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和“权利的基础是利益”这种认识出发，深入探讨了法律的目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耶林指出，人是有目的的动物，人的活动是有动机的，作为人类活动一部分的法律也有其自身的合目的性和规律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目的法律，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糅合，从而构建起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与社会的协作关系。耶林还指出，法是不可能天衣无缝的，因此类推总是存在的，而类推不能仅靠概念和逻辑，必须根据有关的利益进行。 （4）庞德的观点。庞德认为法律能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平衡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法律尽最大的努力防止社会冲突的发生并保护各种社会利益，进而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实现的。[4]庞德将法律秩序所保护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三类。他指出了某种法律制度欲达到其目的，就必须通过如下步骤：其一，对包括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各种社会利益予以承认；其二，规定各种利益的边界，在这些边界之内，上述各种利益将会得到法律的承认，并通过法律规范赋予其法律效力；其三，法律为实现各种利益设置了一些保障措施，任何侵犯法 160
第29卷第1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 ol.29 No.12 2008年12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c.2008 社会学视野中的白领阶层 郑锐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白领阶层虽然已为众多研究者们所瞩目，但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仍然是一种众说纷纭的局面。文章分析了西方白领阶层研究的历史和中国白领阶层的发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白领阶层是一个其成员具有中高等教育程度、拥有专业性和脑力劳动性的职业，形成了独特生活方式（或品味）、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收入水平在特定社区内处于当地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 关键词：社会学；白领阶层；职业性质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11-0157-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对新的社会阶层更加关注，白领阶层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构成部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白领”一词起源西方。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向着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出现了一个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和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这些职业人员不同于老式中产阶级：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在1951年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将其称为“新中产阶级”或“白领”。米尔斯分别就白领的经济地位、社会声望、权力地位进行了分别描述：就财产而言，白领雇员的地位和雇佣劳动者相当；就职业收入而言，他们“大致处在中间位置”；从事白领职业的人要求获得高于雇佣劳动者的声望，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即使低等白领雇员的大多数也依旧享有中等的声望；在工作过程中，白领职业者行使着一种派生性的权力[1](P57-P59)。米尔斯指的“白领”阶层涵盖了很广的范围，白领职业者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生产部门、服务部门、分配业、协调业中都有分布，同时，白领行业本身在增长，而且在每一行业内部白领职业也在增长。在美国的现代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白领阶层。构成美国白领阶层中最大的三个职业群体分别是学校教师、商店内外部的推销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这三者形成了美国白领人群的主体。在19世纪50年代，白领职业已经覆盖了美国中产阶级总体的一半以上[1](P50-P51)。同时，米尔斯认为在白领世界中是分层次的：那些年老的工业收稿日期：2008－10－10 作者简介：郑锐（1978－），男，湖南永州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界巨子将日常工作移交给了企业的经理们，这些经理们在顶层，这些顶层的管理者对不同层次中的中层管理者发号施令，其中包括商店的接待人员、工薪领班、州或联邦政府雇佣的农业和家政顾问、联邦调查员，以及受过法律训练的警方调查员[1](P1)。他在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白领”这一社会阶层的特征：1.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2.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3.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4.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2](P90-111)。根据1982年出版的New Coolins Concise English Dictionary中词条的界定：“白领”是指在办公室中从事非体力劳动、按月领取报酬、具有专业性职业的工作人员(nonmanual and usually salaried workers employed in professional and clerical occupations.)[3](P1345)。 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白领”首先是职业具有专业性特点的脑力劳动者；其次，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再次，收入水平在特定的社区内处于当地收入水平的中等层次。 “白领”，这一名词在中国大陆的走红与1987年米尔斯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以中文版本的出版有着一定的关系。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些变化，许多新兴行业的兴起造就了社会变迁时期新群体的出现，“白领”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身份坐标[4](P261)。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社会生活宏观和微观的变化背景下，西方“白领”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得到传播和产生影响。正如米尔斯曾感叹20世纪由于白领大众化的生活方式，白领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和人生体验一样，在现实中，中国白领阶层正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学术界对于“白领”概念的界定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各有其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5](P125-P127)：（一）以不同的劳动方式所做的界定。“白领”是脑力劳动 157
（沪）一篇现代文（一）1《社会学视野中的游戏与社会》（学生版）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16分） 社会学视野中的游戏与社会 王水雄 ①网络空间因“网络游戏”而进一步拓展，人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随之而变，“游戏”越来越多地紧密地介入其中，形成“个人—游戏—社会”的关系链条，充实乃至部分替代传统的“个人—组织—社会”关系格局。人类生活呈现出“游戏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游戏化”这样两种相向而行的过程，在这里，游戏与娱乐、生存、生活乃至劳动的场景 彼此镶嵌 ．．在一起。 ②“游戏的社会化”是指基于快捷的网络信息传播能力，过去只有“相聚”在特定时空中才能玩的游戏，现在可在远隔重洋的两人、数人乃至成百上千人之间玩起来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通过游戏平台内置的系统，或通过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通信工具或软件加以沟通联系，甚至在不限于户内的特定空间中通过肢体动作进行虚拟的“身体接触”“仪式互动”，使得个人、游戏与社会之间通过现实与网络空间的交融与渗透。 ③“社会的游戏化”指基于互联网平台、智能携带或穿戴式设备，人们的日常活动信息被多媒体化，更容易被“看见”，被相互比较，进而被纳入仪式性、比赛性或玩闹性表达和活动之中的过程。该过程能使相关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形成一定程度的比赛感、紧张感。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微信运动”，在腾讯开发的类似计步数据库的公众账号中，用户通过关注微信运动公众号查看自己每天行走的步数，也可以和其他用户进行运动量的PK或点赞。 ④这两个日益明显的过程表明“游戏化社会”正在来临。其包含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许多涉及生存与发展的选择性、匹配性事务甚至劳动，被设置得像玩游戏一样。这样可减少事情原本具有的“神秘性”，增加公开性。第二，因“玩家”置身其中的“游戏”多元化，会出现文化多元化。为了避免无谓的争端，“游戏”规则要“回归常识”。第三，在“游戏化”了的“社会”里，人们仍然需以肉身存在，仍然共享同一个时空结构。因此，人类“大游戏”的底色（比如“和平”“发展”等主题）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⑤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技术力量让“游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网络时代，“玩家”越来越能克服台式电脑对“游戏”的束缚，“网络游戏”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所谓“宅”的含义将来很难再与“网络游戏”画上等号。可以预期，5G技术可能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新型游
音乐与影视学院霍鹏09515398 谈《社会学视野下的师幼互动行为研究——我在幼儿园里看 到了什么》中的研究方法 最近浅读了著名学前教育学者刘晶波的著作《社会学视野下的师幼互动行为研究》这本书，我对这本书感触很多，并且被书中深入浅出的理论和方法所启发。 在其中第三章讲到了其研究方法，首先第一节是确定研究对象，将范式的概念运用到师幼互动研究中，运用人际互动的范式原理细化了研究对象，将结构范式的师幼互动研究归为师幼关系，将过程范式的师幼互动研究归为师幼互动行为研究。 第二节的标题中说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一节先说到了关于研究方法选择上的问题，作者根据实际情况排除了测验法、量表法、调查研究等方法，而作者倾向于现场观察法却又有一定的制约。由此我们可以反思出：每一种研究方法并非适用于任何情况；在进行研究前应该充分计划并全面考虑，这样才能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继而介绍了作者采用的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它主要包含了确定研究现象、确定研究对象、假设的概括、收集资料、分析、形成研究报告等6个环节。 第三节是人中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也是作者在这一章里着重讲解的一节。首先对于研究对象所采取的方式是抽样，这一部分从理论到实际操作方法过度，包含了三个步骤：明确研究对象的总体、确定样本行为发生的地域范围与行为主体、确定具体师幼互动行为事件。当研究对象确定以后，作者将现场观察法的实施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阐述：观察者的身份界定、观察内容与记录方式和观察时间的安排。这一部分包含了详细的操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如：将观察者的身份界定为非参与者，在客观记录师幼互动时还要注意到教师对于部分研究的敏感；记录方法采用了时间取样与时间取样的办法，以5分钟为一个记录时段，并根据具体情况顺延等等。这一节中还讲到了访谈法的运用，作者也详细的讲解了其作用、分两类阐述各类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第四节，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首先将原始资料分为师幼互动行为事件一类和研究过程中突显出的问题与家长、幼儿教师的访谈记录两种类型。然后分四步进行整理：初步整理是补全资料，对资料调整保证其完整、准确；第二步是将其分类，作者将收集来的资料分成大班和小班两部分，并仔细阅读访谈记录进行筛选；第三步是分析资料，旨在整体把握师幼互动行为事件的基础上，寻找适当的分析单位，对其进行概念化处理，并相应地确立起原始观察资料进行下一步细化分析工具与分析框架；第四步是对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并与要研究的问题相结合。 从这一章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敏锐的观察视角，对于我们在研究方法这方面受益匪浅。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 2008-01-20 内容提要：立足于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分析立法中根深蒂固的缺陷，比较和区分两大法系中法官适用法律的不同方法与结局，系统阐释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几种状况，探析法官造法的必然性与限定性。 关键词：立法，造法，自由裁量权，法官 在法治进程中，把法律发展得重心压在立法上，完全指靠立法机关开动立法机器，出台、制定或批发大量的法律、法规，希冀法官被动、机械地依赖和服从法律，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当法官面对法律的漏洞和缺陷时，他将如何适用法律？是成为机械运用法律的法匠，还是通过法律解释，自我创设可适用的法律和规则？[1]法官能否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将“法外”因素-带进或“插入”司法中时，其造法的依据和局限是什么？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问题，本文的写作方法多少运用了法律社会学[2]和现实主义法学[3]的方法，文中有很多不足或偏激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有为与无为：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以笛卡尔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4]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对成文法规则采取绝对的信奉，他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是人在其理性和智识的作用下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人为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够积极、主动扩展的策略。只要人类制定出完善、周密、清楚的法律，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构建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就能规范和奠定社会秩序。于是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开动立法机器，指望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作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带动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被19世纪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非常推崇，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发展到极端，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希望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典，巴不得写下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法条，比如法国民法典的制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预见一切，简化一切”，再如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就有17000多条，1832年俄国法律汇编也竟达42000多条，从那时开始，国家制定法或法典化极为普遍，法规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真是令人叹为观之。 概念法学秉持理性主义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坚持“成文法至上”和“法典之外无法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构建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法律体系可以把世间万物需要法律规范的东西涵盖进去。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它不存在任何漏洞，人类制定
从社会学角度浅析当前大学生学习状况 文/延安大学贾学斌 摘要：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关系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不断改革,体制不断创新,但大学生学习状况仍有待改善。 关键词：社会学;教育;学习状况;制度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bstract: human resource is the first resou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education is the main way to develop human resources, higher education shoulders the hist orical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system of innovation, but still need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Keywords: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learning; system 一、大学学习现状 虽然广大学生对各门课程能基本完成任务,对自身状况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但由于高校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习观差异较大,大学生学习状况整体较混乱,存在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自我效能感低,学习拖延,缺乏学习动机 在经历高考的高压后,以完成学习目标的心态进入大学,学习压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纯粹法学理论、纯粹社会学 纯粹法社会学 法社会学，专注于研究法律的效能，将法律现实与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总会发现在标准与现实、理论上的法律与实施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法律程序总是不断地表现出低效能而需要改革。 法律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何处都遵从于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空间的结构。 一、案件社会学 1、观点：法律原则本身不足以预测或解释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论证：无数研究表明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关于同样的问题，拥有不同的证据支持，常常的得到不同的处理。换句话说，法律是可变的。它因案件的不同而不同。它是因情况而定的。总之它是相对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很好地预测或解释案件呢？ 1、观点：每一个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处理方法。 论证：研究发现每一个案件有其社会特征，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一个案件？还有谁与这个案件有关系？这些人的社会性质则决定了案件的社会结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走向趋势。很多案件情况类似，适用法律相同，但是判决却很不一样，仔细观察这些案件，会发现他们仅仅区别于当事人的关系不同。因此认为案件的社会结构对于案件处理方法的预测和解释起到着关键作用。
二、法律量的变化 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每一项法律行为都有关系，而这些法律行为对于案件的影响，我们可称之为“法律量的变化”。 所谓的法律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针对被告的每一项法律行动是案件所引起的法律总量的一个增量。（可以理解为正式的起诉、控方或原告的胜诉、对被告的惩处） 1、对手效应（谁告谁） 列举两个因素：两造的社会地位、两造的亲密程度。 两造的社会地位： 模式一：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侵犯（a低犯低、b高犯高） 模式二：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侵犯（a低犯高、b高犯低） 两造的亲密程度：“引起法律量的不同” 2、律师效应 律师虽然降低了许多案件打官司的可能性，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的作用下恰好相反。“引起法律量的不同” 3、第三方效应 法官等人、权威性、其自身的社会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权威性不是完全来自于社会地位，而是从第三方与对立双方的关系中产生的。 第三方与对立双方的距离越远，案件的解决越容易越具有权威性。 4、讲话的方式 证人的叙述方式、以一种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方式作证，可以提高他们在法庭上的
史学和社会学视野中的陈翰笙无锡调查 汪效驷1，郑杭生2 （1.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000） 摘 要：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我国社会学史上一次典范的社会调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理论到实证研究的突破。无锡调查体现了陈翰笙重实证和学科融合的治史理念，为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 关键词：陈翰笙；无锡调查；社会学意义；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2-0101-05陈翰笙（1897—2004）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期间，领导了对能够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本质的江南、河北、岭南等地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其中以无锡农村调查最为突出。此次调查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突出的史学价值。本文在追踪无锡调查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其史学和社会学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以此彰显陈翰笙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作出的突出贡献。 一、陈翰笙其人和无锡调查始末 陈翰笙出生于清朝末年的江苏无锡县，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5年赴美国勤工俭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27岁的陈翰笙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历史系和法学系讲授《欧美通史》、《史学史》、《美国宪法史》等课程。1929年初，陈翰笙受蔡元培的委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组长并主持该所工作，在此期间领导了著名的三江流域农村调查；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于1933年底发起成立了左翼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担任会长至1951年该会解散。1936年，陈翰笙在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研究员、《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40年代后期，先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并在约翰?哈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纽约亚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陈翰笙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早在执教北京大学时期，他就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和感召，并由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07年3月第2期Mar.2007No.2 其介绍加入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陈翰笙被迫前往苏联，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1932年，陈翰笙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多方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30年代后期，陈翰笙辗转去莫斯科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创办的《华侨日报》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桂林等地协助宋庆龄办理工业合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工作，50年代，先后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多次参加外事活动，并任《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副主任，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0年代初，陈翰笙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世界史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工作。“文革”后，陈翰笙继续领导和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直至仙逝。 无锡调查的动因可以追溯到发生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一场争论。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采取了错误的革命方针和政策，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对“亚细亚的社会”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总结，否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从而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当时陈翰笙与马扎亚尔同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两人存在着巨大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汪效驷（1968— ），女，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郑杭生（1936— ），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择偶观 社工1091班顾笑晓 摘要“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存在于我国婚姻土壤上几千年，一直是传统社会人们选择配偶、缔结姻缘的规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弱化了原本的封建落后意识,赋予了现代的进步思想，强调人们在择偶时应该讲求文化上的“门当户对”,对此本文运用初级群体的形成条件、社会交换论、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并指出择偶中讲求“门当户对”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指出了过于追求“门当户对”会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关键词门当户对，初级群体，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心理学，择偶观 Mate concep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match"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Summary of the "perfect match" mate concept as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and customa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marriage soil has been a traditional society, people choose a spouse,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 rules. At present, China is the rapid advance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mate of the "perfect match" concept has also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 feudal backward consciousness , giving a modern progressive thinking, emphasizing the "perfect match" should emphasize the cultural choice of a wife,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y theory of reasonable carried out to explai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rfect match" in the mate, also pointed out too far in pursuing the "perfect match" will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Keywords P erfect match,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Mate Choice 择偶是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它关系着青年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后续过程，决定着青年未来生活的稳定与幸福与否。选择什么样的人与自己相伴终生，对方应该具备
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总第73期2009年第35期Serial No．73 No．35，2009摘 要：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凸显出的严重社会问题，其内在根源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和法律 的不公平，是社会对其利益分配的不公以及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当前，弱势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已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预防此类犯罪的关键是消除产生弱势群体犯罪的诸多法律和社会因素。当然，也应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提高弱势群体的从业技能、拓展弱势群体的救济渠道、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怀，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减少弱势群体犯罪的数量和程度，更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弱势群体；犯罪；预防；权利保护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 （2009）35－0209－03 收稿日期：2009-09-26 作者简介：杜敏（1972-），男，安徽长丰人，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法社会学研究；关朝银（1968-），男，安徽肥东人，安徽肥东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法学研究生，从事犯罪社会学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弱势群体犯罪及其预防 杜 敏1，关朝银2 （1.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合肥230022；2.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检察院，安徽肥东231600）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产生。它是指基于自然、 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别对待的特殊群体。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当前， 在整个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并愈发严重，所以如何有效预防弱势群体犯罪，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弱势群体犯罪呈逐渐扩大趋势。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势必引起社会冲突，甚至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秩序和安全，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根据笔者近年来对某基层人民检察院所办理的弱势群体犯罪案件进行初步调查发现，所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残疾人、无业者、贫困下岗职工、农民工、未成年人等属于弱势群体犯罪的占犯罪总数的67%。通过总结我们发现，我国当前弱势群体犯罪主要呈现以下基本特点： 1.犯罪率居高不下。弱势群体犯罪始终在高发案率徘徊，成为当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主要因素。以该院受理案件为例，2006年以来，无业者、贫困下岗职工、农民工、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犯罪占该县全部犯罪总人数的比例分别达到66%、65%和69%。 2.犯罪地域性明显。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居住相对集中，犯罪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中心城区下岗失业或无业人员犯罪率高[1]；而城乡结合部地区则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率高；农村地区则是平时生活困难的人员犯罪率比较高。 3.犯罪以侵财型和侵犯人身性犯罪为主。主要以抢劫、抢夺、盗窃“两抢一盗”案件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为主，这些犯罪占弱势群体犯罪的90%以上。 4.重新犯案率高。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相当一部分受过刑事处罚的弱势群体中的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又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据笔者统计，弱势群体重犯率高于其他人群的重犯率。 5.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多为弱势群体。因弱势群体在文化、体能、智能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而犯罪嫌疑犯考虑到犯罪成功率，其犯罪的对象必定是条件比自己更不利的人群。涉及的财产金额一般较小，经常有为了“蝇头小利”引起冲突，发生矛盾[2]。 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既有个体因素，更有法律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个体因素因社会因素而形成，社会因素又通过个体因素起作用。这些因素作为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共同诱发了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犯罪的高发态势。 （一）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因素 1.社会转轨形成的竞争机制不规范，分配体制不科学是产生大量弱势群体犯罪的根本社会因素。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或不健全，如不规范的竞争机制仍然存大、不合理的分配形式比比皆是、城乡二元 一、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犯罪的现状及基本特点 二、引发我国弱势群体犯罪的主要成因 209——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社会学视野中的游戏与社会 王水雄 ①网络空间因“网络游戏”而进一步拓展，人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随之而变，“游戏”越来越多地紧密地介入其中，形成“个人—游戏—社会”的关系链条，充实乃至部分替代传统的“个人—组织—社会”关系格局。人类生活呈现出“游戏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游戏化”这样两种相向而行的过程，在这里，游戏与娱乐、生存、生活乃至劳动的场景彼此镶嵌在一起。 ②“游戏的社会化”是指基于快捷的网络信息传播能力，过去只有“相聚”在特定时空中才能玩的游戏，现在可在远隔重洋的两人、数人乃至成百上千人之间玩起来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通过游戏平台内置的系统，或通过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通信工具或软件加以沟通联系，甚至在不限于户内的特定空间中通过肢体动作进行虚拟的“身体接触”“仪式互动”，使得个人、游戏与社会之间通过现实与网络空间的交融与渗透。 ③“社会的游戏化”指基于互联网平台、智能携带或穿戴式设备，人们的日常活动信息被多媒体化，更容易被“看见”，被相互比较，进而被纳入仪式性、比赛性或玩闹性表达和活动之中的过程。该过程能使相关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形成一定程度的比赛感、紧张感。一个比较典型的
例子是“微信运动”，在腾讯开发的类似计步数据库的公众账号中，用户通过关注微信运动公众号查看自己每天行走的步数，也可以和其他用户进行运动量的PK或点赞。 ④这两个日益明显的过程表明“游戏化社会”正在来临。其包含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许多涉及生存与发展的选择性、匹配性事务甚至劳动，被设置得像玩游戏一样。这样可减少事情原本具有的“神秘性”，增加公开性。第二，因“玩家”置身其中的“游戏”多元化，会出现文化多元化。为了避免无谓的争端，“游戏”规则要“回归常识”。第三，在“游戏化”了的“社会”里，人们仍然需以肉身存在，仍然共享同一个时空结构。因此，人类“大游戏”的底色（比如“和平”“发展”等主题）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⑤现在，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技术力量让“游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网络时代，“玩家”越来越能克服台式电脑对“游戏”的束缚，“网络游戏”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所谓“宅”的含义将来很难再与“网络游戏”画上等号。可以预期，5G技术可能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新型游戏空间乃至游戏形式的搭建。未来，现实空间的活动将有更大更多的可能性与虚拟空间衔接和镶嵌在一起，比如，一座废弃的工厂可能成为人们开展网络“游戏”的场所。 ⑦经济力量出于利益驱动会推动“游戏”的再造，并形成新的“游戏化社会”的发展动能。如上所述，废弃的工厂可能成为新型“游戏”的场所，于是，在工业时代的物理“废墟”之上，可能建立起新型的“游
社会学视角下的课程分析 社会学视角下的课程分析 内容简介： 社会学视角下的课程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课程的社会性思考，但是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蕴含于课程编制和制约课程的因素等问题的探讨中。90年代初，对课程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提出社会制度、社会意 论文格式论文范文毕业论文 社会学视角下的课程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课程的社会性思考，但是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蕴含于课程编制和制约课程的因素等问题的探讨中。90年代初，对课程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提出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都影响着课程内容的选择和传递，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课程目标、内容、管理、评价等。课程研究的社会学范式也被一些学者提出，他们认为对课程进行社会学研究可以为课程的编制、决策、接受、评价提供社会学视野。课程社会学的研究日渐系统化，使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课程进行认识和分析。 一、社会学意义上的课程概念界定对于课程的概念，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出了不同层面上的阐述，教育社会学的学者们也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美国学者艾普尔认为课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抉择；英国课程论者劳顿从社会学角度把课程界定为社会文化的一种
选择；马斯格雷夫则认为，任何社会在学术或者行为方面都有知识的贮存，贮存的性质决定于社会结构。从这些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社会学学者把课程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过程，并强调社会对于课程的选择、传递、评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课程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它受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来探究课程以及课程与社会间的关系，对于课程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教育社会学不同理论流派对课程的探讨简析为了探究社会对于课程的作用，促使了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教育社会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功能理论、冲突理论、解释社会学，从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进行了探讨。 1.结构功能论者对课程的认识结构功能主义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说，涂尔干认为社会学应当关注客观的、实证的社会事实。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即要使出生时的自然人通过教育能成为社会人。因此，学校课程要有使学生适应他们将来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功能。美国学者帕森斯（T.Parsons）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他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顺利地进入社会，寻找到适当的社会位置，而社会又是通过课程来筛选学生的，根据学生的课程成绩和表现，他们被选择进入不同的班级接受不同课程的学习，使他们能适应未来不同的社会职位。功能主义的观点引导人们关注社会阶层等因素对学生课程成绩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学校课程与学生的社会位置有着紧密的联系，课程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事实上，这一观点使学生或者家长很少或不会有改变学生课程成绩的想法，这种被动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