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李约瑟难题。
1.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
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
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
生？
2.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
是文艺复兴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
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
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难题介绍
李约瑟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表征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dj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传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编辑本段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
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编辑本段解答二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
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
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古罗马奴隶破坏生产工具
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得出结论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
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
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本观点的辩论
反驳方：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观点持有方：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
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三
其一、全球化程度
在中国领先时：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还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阶段。
而欧美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
其二、主观因素
在中国领先时：中华民族并未有主观的掠夺其他民族的想法。
而欧美领先时：欧美的初衷就是发财和掠夺，传授任何新技术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贸易利润！
其三、实际发生的对比！
在中国领先时：中国基本没有通过领先的技术对其他民族的野蛮而长期的掠夺（当然那时的科技业不足于这样），相互的联系只有通过游
牧民族把中华的那点先进技术带去了欧洲！
而欧美领先时：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欧洲+后来的美国，对亚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夺！世界现代史就是欧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资源残酷战争，和亚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夺都是非常惊人的）如今，就是WTO贸易规则下的不平等贸易，欧美利用他们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亚非拉的人力，只给予少量的报酬，制造的产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余部分还高价销往亚非拉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欧美对他们领先技术的保护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将利润超额收回的贸易制度！
总结：
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
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编辑本段解答四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在明朝出现了无数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则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显著贡献，徐光启则编著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牵扯到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宦官专权比较恶劣，大臣都忙于党争而已，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
作。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打败了封建王朝，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据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而言就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得以使之重现中华大地。《天工开物》还算幸运，很多书籍就没有这种运气了。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船就是最为先进的，西方造不出来。有郑和所乘的船和哥伦布的船复原模型的对比，哥伦布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桐城方氏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科学家，曾完成过《物理小识》，后来满清入关，方氏对其研究的领域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敏感词汇，即使是这样，在戴氏的《南山集》案中牵扯到了方氏，两家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其著作也就随着迫害而被淹没了。可以看得出来，满清为了防汉治汉，甚至防治汉人接触科技类的著作。
编辑本段解答五
关于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在其所著《经济学——入门与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独特的个人看法，内容摘要如下：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霎起林野间注：张建华先生所述不无道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张先生似乎并未作诠释，而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
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我谨认为，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张先生所述已全。
编辑本段解答六
如果站在更高的视角，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成不了什么问题。 更高的视角是指，从更大的时空角度去观察、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李约瑟先生所研究的那个时段。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问题的提出者那里。李约瑟先生是否可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科技在中世纪之前是先进的（换言之，欧洲科技是落后的）？
形而上学的原因：
根据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衰败的。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只是周期有长有短。人在一天晨兴夜寐，一年四季循环更替。直到有形宇宙的成住坏空。
当事物逐步兴盛的时候，促使其衰败的力量也在积累，而促进其兴盛的因素在逐渐消失；反之亦然。
具体的原因，诚如以上五个解答所综合处的一些具体的因素。笔者补充一点如下：
西方哲学的演变历程大致是，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滋生出人文主义（也是物极必反），开始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然后演绎出强调人主观经验的实证主义。其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为人的福祉（物质生活的改善）服务的。随之，是经济、政治、教育体系的配合改革（专利保护——鼓励发明；理念通过教育的传播，等等）。于是，在西方产生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类物质生产的大发展。
而物质的发展的同时，西方人发现，他们离开精神的家园越来越远。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预期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哲学界逐渐把目光投向东方哲学思想和他们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
东方哲学传统强调人和自然地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在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这显得多么具有远见。东方先哲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内求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的外求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验证（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在物质的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把握大时空的现象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编辑本段解答七
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
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1]，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依据曾邦哲的观点，解决难题的关键 – 科学范式的问题？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 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科学的问题，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诞生 – 通常是指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如果不首先把科学是什么弄清，也就没法回答为什么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不是古代欧洲，也不是近代中国。古代欧洲和中国的成就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哪些元素，构成科学结构和产生科学范式的条件与要素是什么来源？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地球文明经历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对前一代文明的继承与进步，中国在公元500-1500年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在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现代化- 后面这点就是钱学森之问。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伟大创造发明与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 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华夏、中华科技（前科学）- 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欧洲开拓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其五，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也不同于古代华夏、中华的实验科学范式、人本主义等，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方面[2-3]；其六，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七，中国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八，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见资治通鉴记载的背弃儒家伦理的教训案例）；其九，儒家
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但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其十，留学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钱学森之问”指的是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老是跟踪学技术与知识，只能是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创造型伟大科学家与发明家；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类专门人才，既要大学者与发明家，也需要技能型与实践型人才，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的职业根基。
编辑本段解答分类
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1]
2 、缺乏持续性发展[2]
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3]
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4]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5]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熵增原理的解释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6]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13]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7]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8]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在[9]认为，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
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的[10]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11]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钱兆华的[12]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
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但是，据解答七（紫色文明-儒家全球化[4]等），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尤其实验天文学（望远镜观察）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南（意大利）与北（波兰），而且罗吉尔·培根正是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综合中形成了最早的实验方法，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基础上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还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见，实证主义哲学）恰不同于希腊的形式逻辑，并且，光的波动学说建立用的衍射方法正是中国的小孔成像实验（见，杨氏干涉实验等），物理学场的理论又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进而导致心理学的系统理论等发展。人类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彼起此落、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
内部论和外部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
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发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
发展的影响。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14]
编辑本段解答八
中国在宋朝以后，遭受了蒙古人的侵略，经济与科技文化遭受极大破坏，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通过皮场庙、东厂、锦衣卫等机构发展科技，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稍有恢复，又被满清侵略至灭亡。
中华文明两次中断，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封建儒家思想的教育下，皇权和科技都能达到史无前例的发达程度，即使明末的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要印两张钞票朱家王朝也许就会延续到现在。总而言之，所有坏事都是外族干的，只要汉族人掌权干什么都领先世界，牛顿、莱布尼兹之流根本无法与伟大的明朝科学家相提并论。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
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中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中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中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中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中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
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
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 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这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
李约瑟之谜的分析 “李约瑟之谜”的解读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之谜”。 一、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出现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贵族阶层，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起源于这一时期，并且大多由贵族创立，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有更突出的是墨家在光学上的成就等。但是自秦朝统一了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贵族与封地不再是世袭的，尽管依然是森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社会的上下阶层是可以流动的，这就刺激了平民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入上层社会，而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考核的内容又是具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造成了文化、科技的垄断，阻碍了科技的普及，这一思想体系的特点是注重德性修养，倡导“内圣外王”，本质上的道德的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主体，以伦理为本，注重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注重如何管理好社会，而很少关心和探究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如“天人合一”等观点，在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单一的哲学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得科学研究的主体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而广大平民为了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把学习的重点都放在了儒家思想，纲常伦理，古文经学等，自然没有人会花费时间与精力在自然现象和科学的思考上，总结：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因素都妨碍着科技走
简论“李约瑟难题”的内涵看法 1937年,已经在胚胎生物化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李约瑟博士,认识了三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此后,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感情,并献身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了解愈多、研究愈深,就愈在脑海中产生这样挥之不去的问题: 为什么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总体上超过欧洲,近代科学却在欧洲兴起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显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内在的联系。前一问题是前提、基础,它不成立,后一问题便无的放矢;同时,后一问题又是前一问题的深化和发展。因此,两者也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1991年,李约瑟在为王国忠所著《李约瑟与中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能有这么多早期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呢?” 提出这一难题,正展示了李约瑟的大家风范,表明他不止是出色的科学史家,而且还是深刻的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史料的爬梳考证,还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知识。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波普尔强调科学始于题,没有了问题科学也就不存在了。确实,能够提出一个深刻的、覆盖面大的问题很了不起。一方面,它体现了提出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提出者努力去破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吸引一批研究者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工作,或深化或拓展,从而推动科学前进。因此,“李约瑟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已经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的通用术语。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能够成为学科的术语,无疑是极高的荣誉。 然而,近几年来“李约瑟难题”似乎正面临“危机”,各种各样批评的乃至否定的浪潮向它袭来。有的人认为它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可谓先天不足;有的人主张对它重新加以表述,使之精确化,例如表述为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有的人指出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学者(例如任鸿隽先生)提出过类似问题,因此应该“正名”(例如称为“任鸿隽问题”); 有的人更加干脆,宣称它是“伪问题”,根本不值一顾,毫无研究价值。 透过这种种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的思想确实大大活跃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丰富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也能够发表了。相对于一潭死水、一家独鸣的局面,显然是一种进步,令人高兴。不过,对于其中的若干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借此机会,我想申述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无权修改或修正“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长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郑重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事实或对象。对于它,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答,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可以否定它。但却不能去修改或修正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因为一经修改或修正,便不再是“李约瑟难题”,而是别的什么问题了。比如改为中国古代技术先进,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与李约瑟的原意相差甚远,怎么还能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呢? 其次,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根据。后人固然可以否定前人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有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李约瑟难题”而言,必须证明中国古代并没有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并不比西方先进,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总体上推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或者,必须证明近代科学是在中国兴起而不是在西方兴起的,至少也要证明是在中国和西方同时兴起的。实际上,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近代科学史。宣称“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人,有没有提供这样的理由呢? 显然没有。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问题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触及了中国人民的伤心之处，不少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各个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还可以继续讨论，即使没有共识，也会给以人们启迪。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众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难找到较为统一的答案，不过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不能随意予以否认。总体来说，学者们将产生“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二.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1.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2.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3.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三.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班级：机制1206961 学号: 120696120 姓名: 钱春华
谈谈我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一、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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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姓名：张秋杰学号：1211302014 李约瑟难题解答及其理论启示 摘要: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就是运用了大量历史事实和范例,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 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和分析。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早日重归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经典理论解答; 理论启示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猜想, 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律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某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其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某一学科本身,“李约瑟难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对此问题,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争论和解答众说纷纭, 各有千秋。如果说“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和讨论曾一度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的话, 那么由此所触发的一系列思考和启示, 才是真正深刻而久远的, 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代意义。 一、“李约瑟难题”概述 英国著名学者, 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1900年至1995年) 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 远胜于西欧, 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 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 国内外一些学者做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纪之初, 重新探究这一问题, 寻找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使我国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 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是遵循这一宗旨进行理论探究和分析, 以求效用。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 1、社会原因：封建专制制度对科学的束缚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使科技显得无足轻重，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压抑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不同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 学号： 专业： 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 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
我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姓名：学号：专业：院系： 著名的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 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一问题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还在吸引着无数学者进行深远广泛而又充满争议的思考和讨论。 李约瑟的一生无疑是十分传奇的，他的一生与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李约瑟，作为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创立了科技汉学新流派，打通了古今中西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壁垒，堪称天下达人。回顾他的一生，你会感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最好融合其实是体现在人的身上。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李约瑟的工作是非常卓著的，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逐渐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这样看来，李约瑟之谜的产生显然是水到渠成的。他当然会思考，为何之前在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又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
浅谈“李约瑟问题” 及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从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简要分析了“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中西方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模式。研究“李约瑟问题”是对中国文化更深一步的理解与反思，解决“李约瑟问题”的过程就是对中国如何更快更好的发展的一种探索，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启示 1、“李约瑟问题”概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其一般表述为：在公元 1 世纪至 15 世纪之间，东亚文化在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并将其用于对人类有益的目的方面，为什么竟然会比西方的欧洲有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曾取得过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辉煌成就。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江河日下,跌入窘境。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博士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全面解决，但是对它的研究带动了许多学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以及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我国在未来中更好的科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意义。 2、对“李约瑟问题”的分析
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 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李约瑟难题 1 “李约瑟难题”之问及研究意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注明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朋友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一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呢······为什么中世纪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关于中国文明中是否曾出现过作用巨大的“科学技术”，又或者中国是否曾在某一阶段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欧洲，这在学界有着很大争论。这些争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提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在与提示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两个问题：1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发展进程中会整体落后与西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求解李约瑟难题过程的实质是研究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规律与启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问题。 2 政治经济制度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而这与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都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我们潜意识里都会认为东西方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建制”是相同的。 2.1 经济制度 旧社会中国的农民是自由农民，他们从皇帝那里领到土地维持家用，同时对以皇帝为首的政府提供赋税，并受统一的法律制约和保护；中央政府从农民那里
取得赋税来维持军队，而军队的士兵也来自农民。这样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利、很大的力量建立强大军队，可以随时铲除任何挑战中央集权的豪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的局势，是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在这样的土地制度下，小农经济使得人们能够自给自足，拥有土地便可维持生活所需，所以贵族阶级甚至全社会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占有欲，从而便产生了强烈的重农轻商，对经商致富以鄙夷的态度，于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生产力上也没有对科学有进一步的要求。 欧洲土地制度非常不同。在欧洲封建的制度是庄园制。贵族名义上是从国王那里领到土地，但贵族是庄园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于是贵族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农奴靠耕作他们领土的土地而养家糊口，国王在把土地封给贵族的同时，贵族需要提供一定的军备和粮食，国王的资源来自贵族，于是国王不具备压制贵族的能力。中世纪的庄园制：贵族拥有土地、农奴为领主劳动以谋生存，这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局势。于是，中间阶层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势力和自由，贵族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变得更为强大，对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技有更强烈的欲望。直到中世纪的默契，即开始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时，很多领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把土地用于养羊，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过程。 2.2 政治制度 贵族阶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建制决定统治阶层的权力依靠于贵族的支持，所以贵族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没落贵族为了追求社会地位提高，要求思想的解放和探索精神。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贵族靠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他们的身份依赖于王族的庇护，一旦这个特权和庇护失去，贵族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中国的读书人便以“学优则仕”的准则来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
近现代史资料 题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又名：李约瑟难题（资料从此入手容易查） 关键字：近代科学，中国与欧洲，十七世纪，文艺复兴 一．中欧概括性对比： 从中国的角度:①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③思想文化的专制，压制了人的思想④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⑤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新经济和西方思想的传入 从欧洲的角度: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②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殖民扩张，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 二．多方面解析 1中国方面：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关。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
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入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2）.科举制度 他认为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3）.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生产和生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而医学的研究则是为了祛病强体；数学研究如《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定律，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有通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配原因，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
也谈李约瑟难题 杨玉良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据学者估算，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总额的32.4%。因此，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但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迅速从领先转变为落后。 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 为何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此即所谓的?韦伯（Max Weber）疑问?。众所周知，中国自16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不尽人意，李约瑟将这个疑问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作出科学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找出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已从工匠、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试错?方式转变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方式。尤其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发明家的实验更进一步转化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转变为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发生在欧洲。林先生将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它使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英才无心学习数学和进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我认为，林先生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于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观点是很精辟的，但将科学革命未发生在中国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举制度的观点值得商榷。很难使人相信，一个科举制度就会扼杀中国人依靠数学来对观察和实验进行理论化的能力。 近代精密的科学理论诞生，首先需要有一个能够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的自然观，其次需要具备丰富的想象能力、出众的联想能力、高超的抽象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能力。这里，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环节对于基于数学的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对艺术的发展、传统的
“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摘要：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是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速度。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才能使得自己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如何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许多困难，一项新的技术的突破，一个新的科学发明，发展到后来却变得与本来的意义不一致甚至是相反，有时还出现了科学的异化。因此，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的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人们都希望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深刻思考，能更好地定位科学的价值，以及怎样能更好的利用科学这个工具，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贡献。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制度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国家建立一种相对优越相对进步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浅析“李约瑟难题” 在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中，他在其所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
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提出了很客观的批评。 二、用“两段论”的方法分析“李约瑟难题” 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说中国处于世界科学和技术的领先水平，并且远远的超过了西欧各国；后一个阶段是说欧洲各国经过一系列的革命之后迅速的超越了中国。纵览全线，通过比较两个时期阶段中国和欧洲各个国家的制度，我们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所在，前一阶段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优越于西欧的奴隶制度，后一阶段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 1、古代的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超欧洲 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
从中国传统思维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在研究探索又众说纷纭的问题，与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中庸》——出自儒家文化。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论，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这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思维整体性特别强，不针对具体的事、物、自然去研究探讨也与阴阳、五行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使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不过这种思维是原始的整体思维，而不是后来的整体—分析—整体式的思维。还能体现出和谐性思维，而这种和谐的思维本身就有两个缺陷．一是追求和谐统一的方式，即通过对立面的调谐，达到统一。这铸成了中华民族守旧的民旅性格和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二是讲究中庸的思维方式已沉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心理结构的影响下，中庸无为，中正持平、均衡保守、不思进取、循规蹈矩，成了中华民族的典型性格。 直觉思维是最常见的分为三种：一、非逻辑思维——不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不科学抽象、比较、分类和类比、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这个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有的缺陷。二、主体悟性——它注重思维主体而不是对象客体．把人看作是万
浅谈中西方科学发展的差异及原因 经过了几堂新生研讨课的讨论和听讲，关于李约瑟难题自己也有了初步的概念及想法，而在学习过程中，谈及了科学、药学等等领域，而在此我主要想浅谈下中西方科学发展的差异及原因。 首先，让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内容做一下阐述。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 地理环境差异 中国之所以有技术却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将其收入《尚书》描述了古中国的地域范围）：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我们今天可以将这段话进而阐发为：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些大海，高山，沙漠作为自然屏障，为中国提供了一种隔绝机制，导致了中国文化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同时亦缓解了外来力量的致命袭击。也正是由于这样安全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先天因素，中国自古代就能长期形成并保持自身发展系统。
然而，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自身快速竞争发展的。这种环境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能是中国更系统地发展，而负面效应同时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文化背景的差异 地理环境直接导致的就是文化体系的形成，而文化亦是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之一。 传统思想很重要，中国人喜欢的是儒家、道家、法家，他们讲的都是政治、社会、人生，就算是讲到自然，也是讲到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客观地去研究。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核心里是没有科学的，即使有一点科学，这个科学也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文明的核心里，它是被边缘化了的。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