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回顾?
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朱丽霞
内容提要 辛弃疾是中国词史的巅峰作家,空前绝后。自从其步入词坛之日起,人们便
开始了对辛词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辛弃疾及其词的研
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拟从清末民初、“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建国初至七
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四个时段对百年辛弃疾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文化考察。百年中
辛弃疾研究与每一时段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密切相关,辛词研究反映了20世纪词学
嬗变的历程。
辛弃疾是我国词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宋词史上创作最多的作家。豪放词的艺术风范即在辛弃疾手中得以成熟。辛弃疾的经典地位,使他在其时及其后的词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辛词不仅在宋代广为传唱,而且在宋代以后的词史上仍然居高临下。20世纪以来,辛弃疾的研究不仅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而且成为百年词学研究的焦点和关键人物。尤其是建国以后,论辛词的文章约有千余篇,几占半个世纪词学论文的六分之一。由辛词所体现出的稼轩精神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反抗侵略、要求统一的稼轩精神便成为鼓舞民族气节的时代武器。时值新世纪之初,有必要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进行学术总结和历史回顾,以推动21世纪辛词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辛词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词学研究的焦点。但历代对辛词的研究多采用词话和评点的形式,散碎支离,不成系统,难以准确衡定和把握辛词的创作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王兆鹏、刘尊明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两宋有一定影响的词人进行排名(《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结果显示:辛弃疾雄踞榜首,苏轼与周邦彦并列第二(以下分别为: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20世纪关于宋十大词人的研究综述和定位,经由王、刘二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基本梳理完成,而没有被“回顾”和“总结”的只剩辛、姜、吴、晏四人。其中后三位作家,无论其词的境界风格还是词作数量、词史地位等都不能比堪稼轩。而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位居两宋词人之首的辛弃疾,至今缺少对其研究的综合回顾。尤值得提问的是,如此深受学界关注并使普通大众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竟然没有一篇文章对上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整体总结和理性思索。为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作一历史扫描以弥补词学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末至民国初期(1908—1918):
传统方法与现代视野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关于辛弃疾研究的单篇论文几乎没有。此期的研究仍以传统的词话、印象评点的批评范式为主。但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受到新文化、新思潮、新学说的影响,辛词研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基本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师承传统,乃朴学的延续和常派词学的余波。论词重视寄托之旨,带有儒家功利色彩。晚清四大家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致力于词籍的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论探讨,《村丛书》、《四印斋所刻词》等大型丛书的校刻扩大了辛词的传播,促进了学界对辛词的关注,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尽管四大家均过世于民国时期,但由于他们自视清朝遗老,他们的研究恪守清朝学术风格,故不将四人的辛词成就纳入20世纪的研究视野。
其二、输入新学。王国维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考察角度,抛开儒家传统的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的“民族文化精神”,开辟了境界之说,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剧意识。由此,他认为辛词最有境界,辛词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年不辍的民族文化精神。在艺术特
质的精髓方面,王国维极崇北宋,而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人间词话》)。王国维第一个运用西方的文论观点分析辛词,认为辛氏的一生乃悲剧人生,又因其悲剧抒写———情感之真,无娇柔雕饰,辛弃疾才成为南宋词史上最有词境的词人。王国维的境界使传统词学论者耳目一新而成为20世纪的热门话题,辛词亦由此踏入经典之列而成为这个世纪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论题。与此同时,胡适也脱去儒家说教的外衣,致力于从艺术的角度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是“天才的诗人”,视辛词为词体文学的代表,给辛氏以极高的文学定位。胡适首度提出:辛词最大的功绩是打破诗词疆界,词与诗合流。认为豪放词源自“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1号)。因为辛词不但有意境、有情感,而且“顿挫抑扬”、“指挥如意”(《词乃诗之进化》,《胡适留学日记》三, 1915年6月6日),词体文学到了稼轩,才达到了“极盛的时期”(《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l号)。同时,胡适亦对辛词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把握,他发现辛词开始吸收“对语”入词(《对语体诗词》,《胡适留学日记》三, 1915年9月4日),《沁园春》(止酒)即承继古诗“对句”之法。胡适最早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辛词,总结出辛词所用长调情况为:《水调歌头》35首;《满江红》33首;《贺新郎》22首;《念奴娇》19首;《沁园春》13首;《水龙吟》13首。并以《水调歌头》为例,统计出所有同一调词的用韵规律。在辛词研究中,胡适具有抛砖引玉之功。胡适不仅真正完成了辛词研究中由古典传统向现代视野的转换,而且其许多一言代之的观点成为后人继续挖掘探讨的矿藏。其后,吴世昌的《辛弃疾〈传记〉》,是最早为辛弃疾立传的作品,作为一篇“小说”,连载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8、9期,1931年10月、11月),认为辛弃疾一生的理想是收复失地、建立功名,此论直抉辛秘,亦能洞见词心。
由上可知,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辛词研究既有传统的评点、词话、考据等方式,亦有新科学、新方法的初步运用。但总体上较为松散自由,缺少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整体性,未能产生现代学术层面的研究文章,因而亦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严谨的辛词研究阶段。但其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百年辛词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开启了辛弃疾研究的方向和道路。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
(1919—1949):全面研究与重点关注
“五四”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学革命风潮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辛弃疾的人格精神和实际创作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分析。三、四十年代,这种具有历史考据性质的文学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被广泛地运用于空前高涨的
词学研究中,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从此期的研究视域看,可分三个层面:
其一、作家生平的考证、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突破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而出现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宋史》所载多有缺漏和疏误。清嘉庆间辛启泰首撰《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研究史上关于辛弃疾履历的长期讨论。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东北丛刊》1930年第7期、第8期)在辛启泰《谱》的基础上又有深发和补充,同时对辛启泰《谱》的疏误亦有所纠正,但仍存在许多未能洞明的时间问题,为后人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梁启超晚年倾全力编辑《辛稼轩年谱》,多有高见,他能够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辛词的思想意蕴入手,理解辛氏的政治理想、人格和情感,揭示其人生悲剧,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文学家的敏锐和感悟。其《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第2期第1卷,1929年8月)对辛弃疾一生行谊作了详细论证,“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郑骞专力于编辑《辛弃疾年谱》,考证严谨,超越前贤,但由于郑氏于40年代末移居台湾,这影响到其所编之《谱》在大陆的传播。尽管成就卓著,大陆仍不得其闻。与郑氏几乎同时,邓广铭以“史学”的视角详撰《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成为辛弃疾生平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为辛弃疾的一生人格立传评估。王伯祥《辛弃疾的生平》(《星海》1924年8月)最早对辛弃疾的一生仕历作出梳理与评价。此后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 1925年8月,24—30)、郑振铎《南宋词人》(《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9年12月)、黄宝实《读辛弃疾传》(《中兴周刊》71号,1934年11月)、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青年界》11卷2期,1937年2月)、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新认识》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徐嘉瑞《辛稼轩评传》(《国文月刊》,38、39期,1945年9、11月)等一批传记文章先后问世。可以看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对辛弃疾的生平研究愈来愈突显其爱国的英雄本色,重视对辛氏人格的颂扬。几乎每一篇传记的中心主题都是高歌“爱国”与“抗战”,与时代精神相合拍。邓广铭《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申报文史》1948年3月13日),则对辛弃疾晚年的行谊出处作了专门研究,从而对“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作了客观评估和重新定位。
关于辛弃疾的交游,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对辛弃疾一生所交海内知名人士195人一一作了考证,其中见于稼轩词集者共109人,见于辛启泰辑稼轩词补遗者7人,见于稼轩诗集者11人,见于稼轩文者4人,见于《宋史?稼轩传》者9人,见于其他书传中者54人。于此可知稼轩交友之广和共谋国事的交友动
文学评论 2007年第3期
机,体现了辛弃疾研究中学术视野的日渐拓宽和逐步深入。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早为辛词进行系统编年。此书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不断增补,1962年出版增订本,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共印行数十万册,说明辛词广被社会各层所接受,从而由学术著作转化为时代“畅销书”。是著与其《辛弃疾年谱》由于反复再版重印而共同成为辛氏研究史的权威著作,其严谨的考证和达到的学术高度在辛弃疾研究中空前绝后。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大量的论文、专著多集中于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方面,为此后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辛弃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年谱的编纂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辛弃疾研究的开始。40年代,由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辛弃疾成为词坛关注的热点,但集中于颂扬辛词的爱国主题,尚未进入理性思辨的学术层面。
其二、爱国主题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对辛词爱国思想的挖掘成为此期辛弃疾研究的主格调。刘寿松《辛稼轩的爱国词》(《国闻周报》11卷43期,1934年10月)最早对辛词爱国精神进行专门剖析。其后黄展慎《辛弃疾的文艺及其时代背景》(《协大艺文》第1期,1935年1月)、林德占《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待旦》1期,1935年1月)、梁品如《稼轩词研究》(《经济日报战时特刊》47、48期,1939年9月)等众多文章继续揭橥辛词的爱国旗帜。辛词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与时代精神相合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激发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其三、艺术方面的探索。学界关注辛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辛词艺术精神的探讨。介西《稼轩词意境》(《新苗》14期,1937年1月)专力分析辛词的意境特色。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23期,1943年6月)较早对辛词作了全面的艺术考察。两文均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抗战救国为举国口号的前提下,专注于研究辛词的艺术成为与时代精神不和谐的“异类”。但在辛词的研究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这段时期,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辛词的比较研究,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卷2期,1926年5月),最早对苏、辛词进行比较。其后,张尔田撰写《与龙榆生论苏、辛词》(《词学》季刊2卷3号,1935年4月)对龙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讨论。其后,苏、辛之人格比较、词风比较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中从未间断的话语,相关文章有数十篇,成为辛词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文艺月刊》11卷1期,1937年7月)则对辛弃疾诗歌与陆游诗歌的相似风格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崇尚理趣的宋诗特色。
辛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者屡屡提及古代隐士陶渊明,
并表示对陶潜之隐的由衷敬佩和著力仿效。陶潜成为辛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文人。辛氏钟情于陶潜的原因成为20世纪辛词研究中的持续话题。邹啸《论辛弃疾之崇拜陶潜》(《青年界》1934年第6期)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厌倦官场、向往乡野是辛氏倾慕陶潜的根本缘由。其后,周幼农《辛稼轩与陶渊明》(《文艺月刊》9卷5期, 1936年11月)、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天下》周刊1卷2期;1946年5月)等分别对此作深入剖析,从而证明了陶潜情结成为辛弃疾农村词诞生的一个艺术渊源。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词学季刊》1期2卷, 1933年8月;第2期2卷,1935年1月)的发表标志着对辛词单篇赏析的开始。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则选择辛词中的部分精华之作进行专门艺术鉴赏,而余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众报》文学副刊,1929年6月3日)则对顾随的辛词赏析做出艺术回应。同时,龙榆生、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刘大杰等也多有赏析类文章问世。这说明,关于辛弃疾的研究由整体向局部、由宏观向微观的逐渐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对辛弃疾文学地位的评估。刘毓盘《词史》(1926年10月,手定稿,1985年上海书店第1版)谓辛弃疾于“南宋自成一家”。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都将辛弃疾放置到整个词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定位,认为“稼轩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由此,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得到确立。
总之,这段时期的辛弃疾研究已经全方位展开,涌现出一批深具学术分量的力作,此期论文有36篇之多。尽管成果数量不多,却为后人继续研究指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三四十年代为辛弃疾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三 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1950—1979):
时代断裂与学术延续
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文学史看作是以形象方式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史,有无“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作品的精华和糟粕。由此,辛弃疾以其作品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再度成为词学研究的亮点。此期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论著数量较前期翻了一倍。三十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专论辛弃疾及其词的文章即占建国三十年来词学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观点和方法的改变,重思想、轻艺术。研究逐渐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研究要求政治标准唯一,人民性、爱国主义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关于辛弃疾的评价,基本沿着邓广铭的取向,强调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政
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治倾向越来越鲜明。三十年的辛词研究集中于两个时段: 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并亲自实践,创作豪放词。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956、1957年发表的辛弃疾研究的文章空前增多。而1957年下半年,由于政治风云突变,左倾思潮泛滥,到1958年,辛词研究的文章就顿然减少。1960年全国掀起对“人性论”、“共鸣说”、“共同美”的大批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迅速消沉。1961年,中央调整了文艺方针,词学研究中,辛弃疾再度辉煌,1962年发表的文章空前高涨,随后迅即衰落。大致说来,1957年到1963年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文章数量猛增超越前代。基于研究者的热情,到“文革”前夕,郭预衡《从对辛弃疾评价中的一个问题谈起》(《光明日报》1965年5月30日,《文学遗产》510期)首先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的爱国行动和创作成就应当肯定,但“对于他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而效劳的行为,则不该肯定”。该文发表后,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辛弃疾所镇压的是“地主武装”还是“农民起义”,由此揭起了批“辛”的旗纛。陈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2月13日,《文学遗产》543期)、杭文兵《为什么替封建官吏辛弃疾唱赞歌———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研究中的历史观》(《光明日报》1966年4月3日,《文学遗产》549期)、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师生讨论辛弃疾及其词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3月27日,《文学遗产》548期)等系列文章的刊登,证明了“文革”期间辛弃疾必然被打倒的命运。从1966年开始,到1974年,特殊的政治气候,使得文化学术领域遭遇空前灾难,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辛弃疾研究终于被政治风浪所吞没,近十年的辛弃疾研究近于停滞。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完全以论代史,由于辛词的革命性,“辛弃疾研究”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70年代中期,辛弃疾被认定为法家代表,辛词研究仅有论文共7篇,且全部用来诠释儒法斗争的法家路线。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在所有的词人中,辛弃疾是唯一的幸运者。在苏轼、李清照众词人遭遇批判的同时,辛弃疾在“接受”举国颂扬。王延梯《辛弃疾在民族斗争中的法家路线》(《文史哲》1975年第1期)率先将辛词树为法家旗纛,认为辛弃疾南归后,“力主抗战,与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儒家投降卖国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以词作为其“抗战的政治路线服务”。辛词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性,对当时的儒家投降派,表示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斥责”。辛弃疾不仅是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文学家,而且是南宋的一位颇具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久,为了“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王延梯又发表《论辛弃疾的法家军事思想》(《齐鲁学刊》1975年第3期)认为儒家作为“没落阶级和保守集团”的代表,总是反对进步战争,搞“投降主义”。而辛弃疾则以自己的创作与投降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后,钟文《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与尊法反儒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5第3期)、宋晓玲《辛弃疾词的反民族投降主义精神》(《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4期)、郁贤皓《辛弃疾反民族投降的爱国词》(《南京师院学报》1976年2期)等颂扬辛弃疾的爱国精神的文章便大批涌现,认为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宣传抗金反投降主张,愤怒谴责南宋王朝统治集团的卖国罪行”,学习辛词,批评和抵制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使论述他的文艺思想时也以阶级论代替具体的艺术分析,时代印记、政治色彩太过明显。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上拨乱反正,辛弃疾也开始脱下了“法家代表”的政客圣装。辛词研究由专讲思想内容与人格精神逐渐扩展到艺术、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客观严谨的学术层面。
其二、对辛词“人民性”的论争。以革命者的标准进行衡量。在充分肯定辛词爱国精神的前提下,有学者从人民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不能认识到人民是巨大的社会力量,不能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前进的动力。作家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密切相连,用自己的作品去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这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照此标准,辛弃疾显然成为脱离群众的封建地主阶级作家了。王永健《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由于辛弃疾的抗金爱国,所以评论界将其“捧上了天”,却忽略了他“镇压农民起义的史实”。该文认为,在民族斗争中,辛弃疾站在人民的一边,是积极进步的。但在阶级斗争中,“他却效忠于南宋王朝,毫不犹豫地站在他出身的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表现是恶劣的,思想是反动的”。从而得出辛弃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结论。进而分析辛词的主要内容是“粉饰现实,为帝王将相高唱赞歌”,辛词中的山川景物之作则是“在政治上受压抑而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他便消沉感伤,逃避现实,流连山水”消极虚无思想的表现,而辛弃疾希望帝王大臣的抗金之举又是“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真儒’们的身上,是《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几乎对六百余首的辛词和辛弃疾人品作了全盘否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辛词是否“爱国”的激烈论争。严迪昌《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思想倾向论辩———与王永健同志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吴恩培《辛弃疾爱国思想辩———与王永健老师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同时对王文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驳击,认为对辛弃疾的“忠君”和“功名”当以历史的观点具体分析,不能以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党性原则去苛求历史人物。刘乃昌《关于评价辛弃疾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则对报刊上众口一辞的辛弃疾的“法家”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以儒家自居,多涉佛学和老庄,而与“法家没有多少瓜葛”。辛弃疾为“法家”代表之说是文化专制时代的产品。
此外,鉴赏类文章层出不穷。关于辛词的鉴赏,建国前已经有,但数量较少。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也集中于赏析辛词的“爱国”。夏承焘《辛词论纲》(《文学评论》1959年
文学评论 2007年第3期
第3期)全面论述了辛词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精神。辛弃疾全部词作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成为被关注最多的两首。传统考证辨析的文章仍然细水长流,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而向纵深方向开拓。邓广铭对诸本辛弃疾《年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编辑《年谱》,辛弃疾一生的履历轮廓基本梳理清楚。同时编写《稼轩词编年笺注》,这是辛弃疾研究史的巅峰之作,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巨帙。《稼轩诗文抄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显示了学术界开始对辛弃疾诗文付以关注。邓广铭《辛稼轩传》(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樊维纲《辛稼轩陈同甫的交谊及鹅湖之会》(《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第1期),华录《陈亮和辛弃疾》(《光明日报》1962年9月11日),刘乃昌《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则对辛弃疾的部分重要履历作了考证和补充。这一时期,学界也开始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渊源进行关照与探讨:朱廓《辛弃疾与李清照》(《新民晚报》1961年6月),陆永品《辛弃疾与屈原———读书札记》(《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5、6合期),认为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与屈原、李清照一脉相承。夏承焘《夏承焘讲辛弃疾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9年第2期)在辛词研究中首先提出应当重视辛弃疾的婉约词,认为传统词学研究中一直偏重豪放词,而辛词中真正的豪放之作并不多,其大量存在的是婉约词。张忠纲《简论辛弃疾词的独特艺术风格》(《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年第1期)对辛词的抒情手法和艺术规范作了探讨。陆坚《稼轩农村词琐议》(《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中国语文分册)》1979年10月)则专门探讨了辛弃疾农村词的风格特色。
此期的辛词研究给我们一些学术启示: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不应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政治运动的附庸,尤其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
四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
(1980—2000):途径多元与继往开来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不仅传统的朴学方法得以发扬,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方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研究亦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而逐渐正常化。人们基本能以学术的、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辛词。辛弃疾研究再度繁荣,成果空前增多,取得非常可观的成就,发表论文近600篇,各种选集陆续出版,研究专著也先后问世。无论从问题的发掘、视野的开拓,还是思路的更新等,较之80年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段,研究水平都显示出新的发展与提高,尤其突出了对影响辛弃疾词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的
考察,逐渐进入辛弃疾研究的高潮阶段。80年代以来,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7年3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次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89年,李清照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90年代,继续升温,而在研究的质量方面又有大的突破,学界不仅努力从不同层面揭示辛词的丰富内涵,而且对辛弃疾的哲学、人格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1990年11月,江西上饶召开第三届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海南大学举办第四届辛弃疾研究国际会议。1996年10月、1999年11月,山东济南两次召开李清照辛弃疾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江西上饶、2004年4月,福建武夷山分别召开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由此可知,辛弃疾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80年代我国正处于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着转变。80年代初期的辛弃疾研究,内容方面纠正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纠正了以前的一些极左和僵化的观点,突破了重思想轻艺术的传统,出现了从艺术审美方面重新审视辛词的大量文章,对一些认识较肤浅的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如对“稼轩体”的研究,对辛词意象的研究,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辛词的用典特色,苏辛词的异同,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等。也有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固然,这种进展仍然偏重在道德评价性方面,认知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思想界的愈益开放,西方的许多新观念的输入,拓宽了研究视域,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开始形成。对辛弃疾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军事、经济、家庭等角度,并开始与经济、美学、哲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发生关联,这对于深入剖析辛词和诠释辛词提供了新角度。如关于辛弃疾的家庭生活:罗 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分析了辛弃疾的家庭状况、产业及极侈靡的消费现象,揭示了南宋时期的吏治腐败的事实。1993年,邓广铭发表《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对罗文所谓辛弃疾的腐败作出辩解。程继红《辛弃疾的家庭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则对辛氏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妾、子女人数及辛弃疾过世之后的家庭遭际及后世凋零作了专门探讨;辛弃疾对于北伐的态度:邓广铭《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1991年),邓广铭《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1992年)等对辛弃疾晚年的北伐情结作了剖析。认为,辛弃疾乡居期间的词,其主旨是对英雄迹
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回顾与思索
业的追怀,他的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效法陶潜、追仙慕道等都寄寓着他的遭遇与愤慨,他在宁静的乡村过着心情并不宁静的生活。
此后,学者们继续探讨,不断补充完善前人研究中的空阙之处。如80年代初江西铅山县新发现的《辛氏宗谱》中有《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即保存了极有价值的史料。钟陵《辛弃疾南归初事迹臆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吸取《历仕始末》的资料,论证了辛弃疾初寓京口(镇江),解决了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中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何处的悬疑。关于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的行踪,邓《谱》认为“莫可踪迹”,此后蔡义江、蔡国黄考证辛弃疾于其间“漫游吴楚”,亦曾潜入金国“考察敌情”(《辛弃疾漫游吴楚考———探索其史传中的一段空白》,《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此说引起学界激烈争论。辛更儒《跋〈铅山辛氏宗谱〉和〈辛稼轩历仕始末〉》(《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证《始末》中已经清楚地记载了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改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县)通判。李剑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年考》(《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邓广铭《辛稼轩〈念奴娇?书东流存壁〉的写作时、地问题:与陈志昂君商榷》(《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文章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部分作品的作年作了考证,从而补充并修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缺漏。
对辛词艺术的探讨也更为深入和广阔。对于辛词的语言、用韵等方面也多有关注,辛词对后世词坛的影响,辛派词人、辛词的美学特征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楚刃《辛弃疾悲壮词风的成因》(《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较早地对辛词悲壮的成因付以关注,立足于辛氏的生平遭际,并没有新观点、新思想的产生,但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王少华《沉雄悲壮稼轩诗———试论辛弃疾诗歌的艺术风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更注重从文本的视角分析辛词的悲壮特色,体现出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傅承洲《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则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深入到文化形态内部,认为,辛词的悲壮乃是南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对传统文本研究和作家身世研究的超越,从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中分析辛词的独特风格,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严迪昌《论辛弃疾的“咏春”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对辛词咏物主题及其咏物艺术作了剖析。范进军《辛词用典的修辞作用》(《修辞学习》1984年第1期)分析了辛词的用典特色。胡敦伦《试论晏殊和辛弃疾艳情词的同异及成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对辛词的艳情进行专门研究,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分析其成因。王水照《苏、辛退居时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通过对苏、辛退隐闲居时期的创作分析了二人不同的心态,证明了致力于恢复是辛弃疾的终极理想和人生使命。上述诸文章显示了辛词研究的广阔视野和理论深度的逐步提升。
此期的研究表明,由于宏观理论思维的开拓,辛弃疾研究在纵向和横向的贯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极大提高。
五 小结:盛世繁荣后的深思与展望
辛弃疾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固然,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难以避免偏差,有时成绩和缺憾相并而生。80年代以后的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同时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研究内容的大量重复,出现了毫无学术价值的“低层次重复”现象。有些在民国时期或五六十年代已经论述清楚的问题又旧调重弹,毫无新意。这说明,作者一方面对于前人成果未曾过目,而作了无效的重复劳动;一方面缺少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眼光,缺少理论的建构与超越。其二,单篇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却没有系统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到90年代末,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已经到了对整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总结的时候,但却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其三,辛词赏析类的文章一直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令人瞩目,但始终囿于辛词的部分经典之作,成为对少数单篇作品的反复不懈的无穷诠释。对于辛词的进一步普及固然必不可少,但几乎所有赏析文章多偏重于鉴赏价值而忽略其认知价值。
总之,百年辛弃疾研究除了“文革”期间的间断外,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论文著作近千余项,这个数字证明了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繁荣盛况。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20世纪研究经历了早期的文献资料搜集与考证,到后来对辛词思想意蕴的挖掘,到辛词美学风格的探讨及艺术鉴赏等多方位的动态发展过程。
辛弃疾研究已经融入到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蓬勃的洪流中,至今方兴未艾,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将辛弃疾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有必要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全方位认识“辛弃疾世纪”;在时代与个性的交叉点上,重新认识辛弃疾作品的内涵;在尊体与变体的双向互动的词史历程中,重新评估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在先进科学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解决前人遗留的疑难问题,以期取得比20世纪更为可观的成就。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 超
文学评论 2007年第3期
完美的辛弃疾 辛弃疾，不仅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家，他有抱负，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个心胸朗阔的男子汉。在《休闲读品·天下》这本杂志里，作者将辛弃疾为我们做了完美的解读。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可能是小时候身体不好，大人为祈盼他的健康而起的名字），42岁时，为表达自己对农业劳动的重视，自号稼轩。 他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南宋时，这里沦为金人统治区。 少年辛弃疾，常跟随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哪是古战场，哪里可成为用兵之凭借。学问上，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学，并称“辛党”。最终，辛弃疾率众起义，归宋抗金，而党怀英则留而事金，成为金朝的官员、文人领袖、书法大家。 1161年，22岁的辛弃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率2000余众起义抗金，并投归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义军队伍，成为“掌书记”（类似于文字、机要秘书，或者参谋之类。） 听从辛弃疾劝告、同时投归耿京的一个义端和尚，被敌人收买，从营中逃脱，而且还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大印。人是辛弃疾领来的，印是从辛弃疾这里偷走的，耿京欲杀辛弃疾，辛弃疾则告：给我3天，若不手擒义端，我甘愿就死。果然辛弃疾逮住了义端，义端央求免死，辛弃疾则手起刀落，提人头报耿京。此事让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因为他确实是“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在辛弃疾的力劝下，耿京决定归附南宋，受朝廷节制，一旦北方无法立足，即可全军调往宋境，成为南宋的正规军。辛弃疾起草章表，并与副统帅贾瑞一起潜入建康，得到赵构皇帝的“接见”，并立刻授予官衔，让他们速回山东传旨。 不想，在返回义军的路上，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的副帅张安国被金人收买，杀害了耿京，投降了金国。已行至宋金边界的辛弃疾如为个人安危计，可以折返朝廷，做个小官。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带了50人的亲兵卫队，纵马直入有5万人防守的金军大营，活擒了叛徒张安国，并招集了数千名不愿做叛徒的义军将士，慷然南渡，昼夜兼行，将叛徒张安国交付朝廷，明正刑典，斩首正法。 当是时，辛弃疾年仅23岁，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 为此，他再度受到高宗皇帝的接见，在朝堂之上，他力陈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代人洪迈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奋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县长、市长、省长直到中央政府的副部长，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我词写我情 ——辛弃疾词探究辛弃疾和苏轼一样，在作词上是个天才，他们的词，不管是婉约或是豪放，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虽然都属豪放派，但辛弃疾的词比起苏轼的还是有很多不同。辛弃疾的词更有生气，苏轼的则显得更儒雅。苏轼的豪放来源于他的气度，而辛弃疾的则是来源于他的真性情。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苏轼的词就像是薛宝钗，圆润流转，各方面都打磨得很好，同时又不失其大家风度，而辛弃疾的词就像是史湘云，有着那么一些缺陷，大大咧咧但是却不失其率真，显得亲切。他的戎马生涯铸造了他的硬骨头，也造就了他的胸襟，祖国沦陷、奸臣当道、壮志难酬又使他愤懑。所以他的词大多是豪放中带着感伤，因而显得悲壮。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是抒发他的愤懑的代表作：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排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词的上片以写景为主，在景物中融入了自己的“游子”之悲，尤其的那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更是显出辛弃疾的愤懑，下片多用典故，婉转曲折地表达，显得含蓄蕴藉，折射出词人当时愁肠百结的心情。这种壮志难酬的愁绪与辛弃疾的豪放始终交织在一起并贯穿了他的词，这也是他的词的特点。正如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及暇。” 辛弃疾的豪放词不仅显着悲壮，有时候这种豪放也会转化为不羁，词中常常有些戏谑的言语，不拘一格，带着一种粗糙而率真的美。所以我认为，辛弃疾是最有生气的词人。王易在《词曲史》中说到：“故其词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而潇洒隽逸，旖旎风光，亦各极其能事。……效之者或得其粗豪，而遗其精密；步其挥洒，而忘其胎息焉。”这样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的用词上。辛弃疾词中特别喜欢用“笑”这个字。不管是苦笑、冷笑、嘲笑，这些词都体现了辛弃疾内心的波动，体现他的真情。他笑世间万物，“却笑东风从此”（《汉宫春〃立春日》），“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建安史致道留守席上赋》）“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水调歌头〃盟鸥》）。也笑自己，“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 而辛弃疾的一些仿古人的词作也显得幽默别致。如仿汉赋的主客问答体所写的《沁园春·将止酒诫酒杯使勿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以及《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透露出一种清新别致的感觉，能让人感觉到辛弃疾的张扬甚至是狂狷。 另一方面，辛弃疾的这种真性情也使得他写了很大婉约风格的词，并且这些词也有很高的成就。辛弃疾的那些书写愁绪、感伤的词中仍然深深打上了辛弃疾词的豪放的风格特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大多也不是因为景物本身引起的，而是融入了他的家国之忧。如《汉宫春·立春日》：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
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2011-12-05 20:12:39) 转载▼ 辛弃疾现有《稼轩长短句》十二卷六百多首词，是现有词作最多的词人。 1、辛词的主要内容是抒写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具体体现在： （1）抒发统一中原的雄心壮志。 辛弃疾早年生活在北方，参加过抗金斗争，南归后日夜不忘恢复中原，因此，他用词反复的书写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战斗激情。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借梦境描绘抗金部队壮大的军容和英勇的战斗，表现了恢复中原的抱负和情怀。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是写给他的朋友陈同甫（陈亮）的。首句叙写了现实生活，“看剑”表现他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事。从“梦回”句起到“赢得”句止，通过写梦，从各个角度来想象抗金军队的雄壮军容和自己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结句笔锋急转，“可怜白发生”是梦醒后的叹息，表达了雄志未筹而年纪以老的境况。这首词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2）抒发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愤慨 辛弃疾有勇有谋，以抗金救国为己任，但是，南宋朝廷却没有重用他，反而还猜忌他，疏远他，投置闲散任地方小官长达二十余年，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悲愤不平。在许多登临怀古的词作中，这种情感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如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词就表现了他壮志难酬、英雄失意的悲愤之情。从题目可知，这是一首登高望远抒怀之作。 ●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楚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登赏心亭所见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水天一色的壮阔景色。见到如此壮阔的场景给作者怎样的感触？ ●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遥岑”远山。站在赏心亭上眺望远处的山峰。“献愁供恨，玉簪螺髻。”倒装句，正确语序是“玉簪螺髻，献愁供恨。”运用比喻、拟人化手法。远处的山峰就如同美人头上带的玉簪，美人梳的螺壮发髻一样。极为妩媚。可远山虽如此妩媚，对作者而言，不是觉得赏心悦目，而是惹得作者满腹愁恨。用拟人手法。远山送来愁恨。这两句引出了悲愁之情。
内蒙古电大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总第５３期） 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 杨永锋 （丰镇市电大工作站） 刘克庄评辛弃疾词“大声镗鞑，小声铿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他直接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派词风。但二者仍有着风格上的细微差别：苏词雄壮，辛词悲壮；苏词“横放杰出”，超旷、飘逸，辛词“潜气穴转”，豪放中带有苍凉沉郁的色彩；苏轼“以诗为词”，笔力矫健，辛弃疾“以文为词”，能刚能柔。 辛弃疾不仅继承了豪放词风，而且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形成独特的风格，开创了辛派。传其衣钵者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爱国思想，以词抒发感慨、发表政见，把词推向抚时感时、散文化、议论化的道路。他们的词作较少婉约派词人的柔弱绮靡，也缺乏格律派词人精切的音律和秀丽的词藻。但却有恣肆粗犷的风格和高昂不凡的气势。在陈亮的《念如娇?登多景楼》，刘克庄的《贺新郎?北望神州路》，刘辰翁的《柳稍青?铁马蒙毡》中，都透着爱国的激情，泄着报国无门的忧愤。词作中以古喻今地劝导昏腐的南宋朝廷来抗击金兵，收复失土，在豪壮中又不乏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沉郁。“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辛词的第一艺术特色就是意境宏阔。作者那容湖纳海的胸襟使词作的境界不同凡响，与其宏伟的政治抱负相联系，作品中常出现阔大的场景和飞动的气势。在《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一词中，“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意境，使人读后不由得不生豪气，不由得不浮想翩翩，令人感到作者的浩气与宇宙同在。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中，上片的“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与下片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都是大手笔。词人时已暮年，但并未叹老嗟卑，而是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故上片以悲壮阔大的景写心中滚滚思潮，而把词人那悲慨与愤壮的心情表现的一览无余。下片通过赞扬开创伟业的孙权，使得词的气魄更显宏大，词情也转为高昂。粗看“吞虎食牛”、“高唱入云”，实则百感交集，并入笔端，也只有这宏阔的意境才能泄作者心中的那份感慨。词作表面高屋建瓴、痛快淋一】２一漓，内涵忧心忡忡，吊古伤今，满腔悲愤之情含而不露，深深寓于慷慨纵横、洞见肺腑、豪放不羁的意境之中。 辛词第二艺术特色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在表现手法上，一方面注意以传统的比兴来曲折地表现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因作者处境孤危自不能剑拔弩张，故全用比兴，托物寄意，构成全词象征性体系。上片借景抒情，写词的人的惜春，表现出词人对国事的担忧。然惜春亦非词人本意，这春残春归的自然景观实际是印在词人心上的日暮途穷的南宋社会图示，惜春正是作者对国事日非的哀叹和对时光流失的惋惜。下片用典使事，写了词人对自己身世浮沉的感喟。“长门事、拟准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在《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一词中，作者以飘零的桃李与怒放的荠菜花对举，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和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厌恶。 在表现手法上，另一方面辛弃疾还恰切地运用大量的典故以古喻今，加强了词的表达力。如《鹧鸩天》中“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三句一句一典，含而不露，深刻表达了词人对无端被弹劾免职的愤懑和牢骚。又如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词人几乎是句句用典，借怀古之言，泄伤今之意。辛弃疾词多用典故，曾有所谓“掉书袋”之讥，岳珂《程史》亦责此篇甩典过多，其实不然。辛弃疾学富百家，包汇万象，词作中，经史典故，融贯生发，他绝非借用典而炫耀博学，而是运古生新，与词作中的思想感情交相融汇，因此，往往收到言简意赅、一语破的之功效。杨升庵《词品》推这首《永遇乐》为辛词第一，确非过誉之词。 辛词的第三个艺术特色就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不仅采用古、近体诗的句法，而且吸收散文、骈文、民间口语及经书上的句子。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中，就采用了古、近体诗的句法。全词既有符合古体的句法——押韵，且字数不限，又有符合近体诗的句法一对仗。“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就押韵且对仗，（下转第２０页） 万方数据
辛弃疾研究综述(一) 1997—1999年，全国各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有关辛弃疾研究的论文共68篇，反映了20世纪末辛弃疾研究的丰硕成果。现将三年来的辛弃疾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辛词艺术特征的研究 这类文章或是从整体上，或是从农村词、田园词、婉约词等各种不同的类型出发，对辛弃疾词作的独特艺术特征加以分析研究。 李建国的《论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提出辛弃疾为豪放派的真正代表，认为应该加强对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的研究。辛弃疾的抗金报国的爱国激情与英雄气概，都在纵横自如的豪放词章中表现出来。国、政、军、民诸事都被他写入词中，强化了豪放词作为盟主的地位，拓开了无限广大的世界。坎坷经历和抗争精神，让辛弃疾创造出具有丰富人生价值的艺术精品。辛词豁达大度、自适深广的艺术境界，显现了他在特殊文化氛围中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辛弃疾的词学理论主张以“气”为本，他结合自身的爱国斗争实践，甩开传统词作的框架，将“英雄之怀”和“刚大之气”引入词中。他接受儒家“兴观群怨”和“言志”的诗教影响，词作带有现实性与功利性。同时，道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文化也影响他的创作。因而，其词章既追求儒家成就道德理性的审美境界，又充盈道家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态度。辛弃疾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生活的实践，倡导词作应为现实斗争重要武器的创作倾向，大大拓展了词作的艺术审美领域。张玉璞与刘加夫合着的《英雄感怆，大声镗鞳——论稼轩词的崇高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从美学意义上，对辛词加以剖析，认为辛弃疾的审美追求是对传统的本色词派的一次反动。稼轩词鲜明地表现出悲壮苍凉之美、雄奇峭拔之美和激扬奋厉之美，即崇高美。文中指出悲情与壮怀是迷缠辛弃疾这位“生存于困境”的英雄一生的两个本质因素，是他心灵世界最深刻的体现。他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是无法实现的。辛弃疾人生的悲剧意味由此而来，其词的崇高美风貌亦由此而来。意象恢奇瑰丽，境界阔大高远，是稼轩词崇高美的外在特征。同时，文章对稼轩词崇高美的成因加以探讨，认为有如下重要原因：一是辛弃疾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英雄志士“无路请缨”，词人内心深感压抑与孤独，故其词呈现出沉郁悲壮、雄深雅健的风格。此外，辛弃疾的“英雄情结”和他对和谐美的缺失性体验也是原因之一。辛弃疾的成功人生经历通过心理积淀形成他的“英雄情结”，表现在词中即为向往崇高、渴望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而南北分裂的现实如阴影迷缠着他，终其一生，和谐美于稼轩都是一种缺失性体验，影响了他观察和感受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指向，即使小令之词也写来意象峥嵘，情调悲壮激越，“大声镗鞳”。稼轩词的崇高美于此得以完满体现。 陈学祖、曾晓峰的《稼轩词典故之符号学阐释》（《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则运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辛词中的典故。文章针对泛典论之典故符号，明确界定了典故内涵，认为典故必定是古代的“典例故实”，必须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具有故事内涵，而且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价值符号的典故，在文化史上，已成为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字代码。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辛词典故是一种包蕴密致的意象符号，是艺术符号之艺术符号，它涵盖了历史与现实两重内蕴，因而既不同于一般的词语符号，也与一般的传统意象有别。这决定了辛词典故运行的心理机制是统摄性联想，是一种横贯古今、超越时空的文学想象。因此，对该心理机制的揭示便成了进入辛词典故幽深委婉、含蓄蕴藉的美妙胜境的钥匙。 程自信的《浅论辛弃疾的婉约词》（《江淮论坛》1998年第6期），注意到辛弃疾虽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但观全部现存辛词，婉约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因而，要全面认识辛弃疾其人其词，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应给予辛弃疾婉约词作的研究以充分的重视。辛弃疾身为豪放派词人，创作大量婉约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词风的影响，二是抒写多元化情感的需要，三是对婉约词体式作用的肯定。从词史的角度看，辛弃疾的婉约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在内容、题材方面，辛词与传统的婉约词相比，有所丰富与扩展。二、在格调、情趣方
内江师范学院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本科毕业论文 三稿 题目：辛弃疾词的主题研究 姓名：孙建华 学号： 20100141298 院别：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 2010级3班 指导教师：曹奎
目录 中文摘要 (2) 英文摘要 (2) 前言 (3) 1爱国词 (3) 1.1抗击金人侵略，收复祖国河山 (3) 1.2抒写壮志难酬的悲愤 (5) 1.3 对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懦弱进行无情的批判 (7) 2农村词 (8) 2.1热爱秀美的农村风光 (8) 2.2赞扬朴实的农民形象 (8) 3 送别词 (9) 3.1在悲情和激昂中隐含着对家国的思念 (9) 3.2表达怀才不遇的压抑感 (9) 4婉约词 (10) 4.1以女性为中心 (10) 4.2咏物词 (11)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后记 (13)
摘要：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是中国文坛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其次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辛弃疾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多达六百余首词。他的词形式风格多样，主题鲜明，贴近生活创作，其中以豪放词最具代表性。辛弃疾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志士，是词坛领袖更是军中将才，却一生怀才不遇，他的词抒写抗击金人侵略，收复祖国河山的热情，忠君报国，收复失地是他一生的使命。也有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之作。对当权者的苟安求和不思进取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还写下不少送别词。他的送别词往往离别时的愁情和思绪为主题，但并不仅仅沉浸在这种愁情中。晚年闲居时也写下不少名篇。如歌颂农村风光的，赞美秀丽风景的农村田园风光词。还有其柔婉含蓄的婉约词，意境含蓄蕴藉。刻画婉转柔美，有伤感怀时的少女形象，也有托物言志的咏物词。 关键词：辛弃疾；爱国；豪放；怀才不遇；送别；农村风光；婉约 Abstract:xin qiji is a great patriotic poe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a bright pearl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s, second left a huge wealth for later generations.Life, xin qiji was a prolific writer, producing up to six hundred more than the first word.His words form style diversity, theme and bright, close to the creation of life, of which most representative bold words., xin qiji was a loyal patriot who is luxuriousness leader is the army generalship, talent is his life, his golden words express the fight against aggression, to recover the motherland rivers, passion and loyal to re-create its lost his life's mission.Have all ambition resentment and anguish.The authority of the summation adventurous also the relentless irony is certainly.Also write down some farewell words.In his later years also wrote many elegant recluse.Praises such as rural scenery, admire the beautiful scenery.Its graceful and restrained word also painted meticulous chic, full of euphemism.Also at the literature of the high altitude. Keywords:xin qiji；Patriotic;Bold; His talent.Farewell;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Graceful and restrained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题目： 院（系）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号AP0301423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开题报告日期3月25日 五邑大学教务处制 2016年3月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课题来源 本选题系五邑大学2016届中文系学生毕业论文题目之一，由于笔者对宋代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兴趣浓厚，自主选定了宋代词坛两位代表人物做为研究对象，本选题最终在指导老师帮助指导下拟定而成。 （二）研究的目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苏辛作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虽不能说完全概括了二人的词作特征，却也较为精准地指出了两者在豪放词上的具体差别。而本论文正是试以豪放词为切入点，以词作鉴赏为侧重点，结合苏轼，辛弃疾不同的时代，思想，际遇，经历，个性，来探讨他们的作品在题材意境，语言运用，思想内涵等各个创作层面的差异性及原因。（三）研究的意义 词产生于晚唐，在五代和宋初得到初步发展，然而由于内容囿于男女情爱，离愁别绪，形式上又受制于音律，因此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能取得与诗同等的地位。“诗庄词媚”，“词为艳科”是当时的文坛与社会对词的普遍评价。 豪放词最初是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出现的，由司空图首先提出。在《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以之指称一种诗歌风格，并描述之“天风波波，海山苍苍，直力弥漫，万象在旁”。然而在创作上真正打破“词为艳科”樊篱，开豪放风气之先的，是苏轼。苏轼曾明确表示词“自是一家”，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扩大和提高了词的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而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艺术手段和社会意义，对词境做了再度的提高和扩大，使词真正实现了“无意不可出，无事不可言”。苏，辛二人致力于词坛建设，不仅对当时文学创作起到极大的正面指引作用，先后得到了一大批文人的拥护和效仿，对后
辛弃疾的主要文学成就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2] 辛弃疾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南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砺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6]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亥己……》，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10]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辛弃疾的家庭研究 ●汲军程继红摘要辛弃疾有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他与妻子互敬互爱,对妾柔情似水,待儿女宽严有度,亲戚之间礼尚往来。正如辛弃疾为官时善于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样,他也善于处理各种家庭内部矛盾。事实上,辛弃疾为家之风格,与其为人、为词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关键词辛弃疾辛弃疾的家庭研究几千年来,我国稳定的社会秩序靠“五伦”来作保障,“五伦”是个庞大的体系,统一性很强。“五伦”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其中“三伦”是针对家庭来说的。可以说,一个稳定的家庭是稳固的社会的基础。我国古代普遍受到赞誉的家庭是扩大式的家庭,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种固定的家庭模式,它代表了当时东方文化的一种完美形式,是由中国的贵族和士族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种扩大式的家庭模式往往是由三代人甚至更多的世代所组成,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处,而由一个为首的称作家长的人来统一管理。辛弃疾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扩大式的、稳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家庭,辛弃疾就是这个家庭的首领———家长。辛弃疾的家庭情况历来鲜为人知,但考证起来却很有味道。辛弃疾在济南的家庭成员已经很难查证,而当他祖父辛赞故世后他即起义南归,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见他提及济南亲属家人。于是对辛弃疾来说建立家庭具有迫切性和艰难性。他可以说是一个晚婚的典型,这在古代很少见。22岁南渡,30岁左右成家,估计是辛弃疾眼光太高,选择很严,等待机遇,宁缺毋滥,妻子的位置不是随便一个女性可坐上去的。但辛弃疾是幸运的,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他的妻妾贤惠,子女众多,一个融洽和睦的扩大式家庭有秩序地高速度地建立起来。在他以后的日子里,生了9个儿子,2个女儿,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大家庭。一、弃疾之妻辛弃疾的妻子是范邦彦之女,范南伯之妹。辛弃疾不是自由恋爱,据牟献《陵阳集·书范雷卿家谱》载:“公(范邦彦)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因为辛弃疾与岳父妻兄经历相似而又肝胆相知,由朋友而到亲人。邦彦之女出身于这样的环境,她的思想观点想必也与父兄相同,同时她一定从父兄处知道辛弃疾的为人,对弃疾跟她父兄一样也敬重的。而范氏家族在当时的邢州颇有名气。范邦彦夫人也是出身名门,为皇叔士经之女,恪守妇道,贤德有加。辛弃疾没有长辈,这门亲事是自己作主的,他对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姑娘自然也是倾心与放心的,对范氏家族这种大家庭模式也是十分喜欢的。这样,辛弃疾与范氏之女这种双向选择,就奠定了新家庭的稳固基础。宋代对妇女要求有“六德”,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宋代也鼓励女子学文化,司马光《家范》中提到:“古之贤女,无不观图史以自鉴”,“当为女子讲解《论语》、《孝经》、《烈女传》、《女诫》之类略通大义。”辛弃疾夫人是有文化的,能断文识字,这点可以从几件事里看出。一次,辛弃疾与友人在诸葛元亮家喝得大醉而归,后见窗上有题字劝他戒饮,于是戏作《定风波》相答:“昨夜山公倒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试与扶头浑未醒,休问,梦魂尤在葛家溪。欲见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偏,刘伶元自有贤妻。”辛妻是十分聪明的,她见稼轩饮酒成病,但不作正面冲突,用文字表达对丈夫的关怀,这远比只会泣戒的刘伶妻高明、雅致,难怪稼轩不仅不恼怒还十分欣赏。可惜,戒饮文字没留传下来,想来也肯定有文采。在辛弃疾赴福州任上时,写过一首《添字浣溪沙》:“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用了一个典故:隐士杨朴被宋真宗召见,他妻子赋诗一首: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这诗后大笑,放杨朴归山。稼轩在此运用这个典故,可以看出他与妻子之间也时有诗句相娱,夫妻生活是轻松愉悦的。辛弃疾对妻子是敬重的,一直尊她为家庭女主人。虽然他有侍妾七人,但是没有任何迹象危及夫人的家庭地位。从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稼轩对待妻妾的态度。据周辉的《清波别志》中记载:“稼轩……在上饶,属其室病,呼医对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乃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这件事因稼轩“风流不群”而广为流传,稼轩将侍妾作为礼品,作为悬赏,为的是让医生尽心治疗老妻之病,妻妾的尊卑名分和在稼轩心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在这点上,稼轩是恪守中国尊卑有序传统的,他写了一首《浣溪
浅谈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军事才能 学生姓名：徐晓刚学号：2005161004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 指导老师：孙炜职称：讲师 摘要：本文力图论证的是辛弃疾的军事才能，而他的军事才能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勇武善战，二为深谋远虑。辛弃疾虽然没有指挥过大的战役，但通过他较少的实战经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的勇武善战。而他的军事谋略则主要表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当中，本文将结合军事规律和宋金对峙的具体形势，对辛弃疾的战略思想进行分析论证。 关键词：辛弃疾；军事实践；战略思想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xinqiji's military ability, and his military can be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chivalrous fighter, two for the foresight. xinqiji Although there is no command over large-scale operations, but less by his combat experience, we can see his prowess and skilled. His military strateg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elery 10" and "Nine discussion" among the military rule and this will combine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ng of xinqiji to analysis and strategic thinking. Keywords：xinqiJi; military practice; strategic thinking 前言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的伟大词人，留有词作六百二十多首，且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与北宋的著名词人苏轼合称＂苏辛＂，与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合称＂二安＂。自古以来,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词作方面,对于其军事才能研究的就比较少。但是，我们要是只将辛弃疾当作词人的话，那就失于片面了。辛弃疾一生之坚定理想乃是，北伐金朝，收复失地。其门人范开有言：＂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①此论可谓深知辛弃疾也。辛弃疾不仅是词中高手，同时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为将，可冲锋陷阵，有万军之中勇擒张安国之壮举；为帅，可指挥若定，有一月平定茶商军之功绩。本文将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对辛弃疾的军事才能进行系统论证，从而呈现给人们一个多方面立体化的辛弃疾。 ①范开《稼轩词序》[M]：1
关于辛弃疾的最新研究及思考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是刻在铅山瓢泉瓜山山后的阳原山辛弃疾墓前郭沫若对他评价的楹联。而正是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却一生壮志未酬，失意而终，不仅在他的豪放诗中能体现出来，而且在他的其他风格诗中亦能体现出来。 第一篇： 邓魁英的《辛弃疾的俳谐词》 ——发表于《辛弃疾研究论文集》在《稼轩长短句》中，标有嘲、戏之作，堪称俳谐词的约有四十首左右，差不多占其全部词作的百分之六、七。辛弃疾的俳谐词数量虽不算多，但却有别于他的悲壮激昂、沉郁苍凉的豪放词，也不同于那种婉雅清丽、秾纤绵密的婉约词，他向我们展示了辛弃疾性格和词风的另一方面，同时也呈现了宋词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南宋是个极端黑暗腐朽的封建王朝，半壁江山沦丧了，主站人士不断受到压制和陷害，在统治集团向金朝称臣纳贡的投降政策下，人民陷于困苦饥寒之中。在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本不该产生俳谐词，而偏偏稼轩词中却流露出许多幽默、诙谐的成分，而他本人主张抗敌复国，多次上书均未被采纳，使其终生辛苦劳碌，却一事无成，简直被生活捉弄得啼笑皆非了，所以说辛弃疾作俳谐词绝不是为了满足娱乐的需要，这是他在慷慨悲歌之外，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他的嘻戏嘲谑中蕴含着对于那个时代、社会的强烈愤怒、憎恨，蕴含着无限的悲痛与牢骚不平。 而从他的俳谐词的写作时间来看，产生于晚年的比较多。他受主和派的打击诬陷，不得已而寓居山林，寄情诗酒。在饱经忧患之后，诗词成了他的陶写之具，其内心之平之鸣往往一触即发。辛弃疾常把《庄子》、《史记》、《世说新语》等书信手拈来，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揭露抨击官场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因此，辛弃疾的这类俳谐词实际上正是激怒之词，是长歌当哭，以嬉笑游戏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主题。更加能说明其主题的严肃性正是稼轩滑稽词的主要价值所在。 第二篇： 孙崇恩的《论辛弃疾的艳情词》 ——发表于《辛弃疾研究论文集》辛弃疾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词人、豪放派作家。他“率多抚时感世之作”，留下了许多豪放杰出、感人肺腑的作品，但同时，他也以生花妙笔绘制了不少委屈动听、情深意美的闲适词、农村词、山水词及艳情词。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辛弃疾艳情词的一些特点：一、秾丽绵密，缠婉悱恻，而有骚雅；二、婉转曲折，含蓄蕴藉，着力于女性内心刻画；三、明白如话，率真质朴，而情致凄切。辛弃疾的这类艳情词，以白描和俗语见长，不事用典，不事铺排，不工雕琢，也不工于典雅凝重和含蓄吞吐，而是浅豁通俗，清新健康，自然质朴；四、委婉含蓄，风格沉郁，耐人寻味。总体来看，辛弃疾的艳情词无论是侧重描写闺情还是自抒恋情，也无论是浓丽绵密、缠绵悱恻而又悲多怨深的词
辛弃疾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辛更儒(作者辛更儒，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教授) 提要：辛弃疾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始终如一的爱国志士，他力主以武力收复失地，恢复北宋的疆土。他的爱国言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辛弃疾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同时又是一位深知兵事的军事战略家和杰出的爱国词人。其独树一帜的稼轩词，更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关键词：辛弃疾爱国志士军事家杰出词人 辛弃疾 (1104 年一1207 年 )，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济南 )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早在南宋中期，即被同时代人称为“中州隽人”、“一世之雄”、“有文武材，伟人也”。后世人更对他敬仰有加，连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对他的事迹感叹不已：“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奚止是耶? ” (《御批通鉴纲目》卷二五 )辛弃疾不但以传奇式的人生经历，让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还以其悲歌慷慨、“屹然别立一宗”的歌词，感染着无数的后世读者。因此，辛弃疾研究，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一 辛弃疾是南宋史上始终如一的爱国志士。辛弃疾一生，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从l161 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到 1206 年韩促胄北伐，“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金两国问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见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他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爱国志士。 辛弃疾出生于金国统治的山东济南，在他 22 岁时，山东、河北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乘金主亮南侵之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金起义。辛弃疾的祖父曾做过金朝南京开封府的知府，他本来是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出仕为官的，但他却受民族大义的激励，纠集二千余人，同耿京共同组建了山东最大的起义军队伍。并且担任军中掌书记，成为起义军的谋主，策划了攻占东平府、支援南宋水师的胶州湾之战和奉表南归的重大决策。最新发现的资料记载：“绍兴末，虏渝盟”，辛弃疾“乃结义士耿京等，纠合忠义军二十五万，以图恢复。斩寇，取城，报功行在” (《菱湖辛氏族谱》卷首转引自元代《铅山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