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民族社区
民族社区占据着我国的半壁河山，居住着8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民族社区的和谐发展，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全面实现小康，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还将深刻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章从民族社区的结构、环境、特征、发展等方面对民族社区进行解读。
第一节民族社区的结构
一、社会学视野下的民族社区
“社区”是一个极其宽泛、弹性极大的概念，从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以来，“社区”就成为社会学家广泛讨论的命题。1981年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杨庆堃统计发现，有关社区的定义已经达到140多种。郑杭生教授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对“社区”的概念做了一个简明的概述：“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社区”一词的语境中，涵盖了地域、人口、结构等物质要素，也涵盖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根据上述关于“社区”的一般定义及其内涵，我们可以把“民族社区“定义为：局长在某一特定地域，成员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或是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几个民族杂居的，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构成的区域。
关于社区的类型，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社区。一般来说主要采用的有两种社区划分角度和方法：地域型社区划分法和功能性社区划分法。根据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的特殊性，本章主要从地域性特征进行划分，将我国的民族社区划分为两大类：乡村民族社区，包括从事农耕、放牧、渔业、林业、狩猎的少数民族聚居乡村和集镇等；城镇民族社区，包括民族地区的城市和城镇。总体来看我国民族社区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地域分布主要在西部地区。我国有4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居住在西部，少数民族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统计，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2.3%，除四川、陕西、甘肃、重庆三省一市外，其他西部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西部人口的89.6%。
民族社区社会发育程度低、贫困面大。西部广大的乡村民族社区是我国贫困的集中区，2001年民族自治地方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的县达到341个，占民族自治地方（县、旗）总数的53.5%，比全国覆盖率（30%）高23.5个百分点。而我国民族城镇社区一般市场发育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低，一般在30%左右，并且城镇的集聚功能小，即使是一些大中城市也存在着辐射效应差的特点。
民族性是民族社区的最基本的特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人员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其二是语言一般使用两种语言即民族语言和汉语，在有些边远山区的民族社区，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流工具；其三是体现在人居环境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在乡村民族社区，基于共同宗教信仰上的民族认同感很强。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有很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族都信教，如藏族全民族信仰喇嘛教，傣族则信仰小乘佛教，有些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有的少数民族则信仰本民族的特有的宗教，如白族对本主的信仰。
二、我国民族社区的地域构成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其目前分布的地域状况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确定下来的，总体上来看我国民族社区的地域构成有如下基本特征。
我国民族社区面积辽阔，分布面极广，但又相对集中。从全国来看，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相对集中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全部，占全国领土的一半。
从地域地貌构成来看，我国民族社区的地貌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的地貌形态。从民族社区地貌的集中趋势来看，又主要分布在山地、高原地区。山地、高原民族社区占民族社区
面积的56.7%，民族社区在平原地区的分布比较零散，如广西境内众多小平原的壮族社区，以及延边的一些冲积平原的朝鲜族社区等。
各少数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民族社区。虽然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总体上是大分散，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少数民族又都形成了相对集中成片区的民族社区，如蒙古族在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一个从东北到西北的大面积的蒙古族民族社区，73%的蒙古族人口聚居在此。藏族在西藏自治区、云南的中甸、四川的阿坝、甘肃的甘南形成藏族社区，70%以上的藏族人口聚居在这里。社区最为分散的回族，在宁夏也形成了大片的回民社区。92%的壮族社区则集中在广西和云南的文山等地。云南省则是15个独有民族的社区所在地，其集中度达98%以上。新疆则是维吾尔族（99.73%）、哈萨克族（88.8%）、东乡族（82.83%）、柯尔克孜族（98.73%）、塔吉克族（99.92%）、保安族（90.16%）等民族社区的所在地。
三、我国民族社区的人口构成
1、少数民族社区人口分布
我国少数民族社区的人口分布与民族社区的分布紧密相连。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人口悰已超过1亿，主要分布在西部8个民族省区。民族社区人口分布有两大特点。其一，人口密度低，地域差距大。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西部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为52.77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密度133人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数。以新疆为例，160多万平方公里仅有人口1600多万，平均11.9人每平方公里。其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民族杂居更加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民族人口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现了双向流动的良好态势：一是东部发达地区人口逆向流动到有着新的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西部地区；二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向外流动，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规模。因此民族社区的人口随着这种互动，其分布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民族杂居更加普遍。
2、少数民族社区人口构成
民族社区人口构成从大的方面来讲，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少数民族人口占80%的社区，其人口构成有四种形式：第一类是以某一单一的少数民族为主（人口比例大于90%）组成的民族社区，第二类是两种以上少数民族包括汉族组成的民族社区（民族人口占20%以上），以上两种社区一般在民族乡或者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自治州（市）、自治县；第三类是多民族杂居的社区，第四类是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在一些大城市逐渐形成的以某一民族为主的城中村，如北京的“新疆村”。
3、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素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大量财力投入，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民族优惠政策，少数民族社区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历史的欠账太多，广大民族社区整体发育程度太低，造成民族社区人口素质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甚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相当大。
少数民族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偏低。一是教育基础薄弱，文盲率高，普及义务教育举步维艰。目前我国已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还有15%未达到这一目标，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截至2001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69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有358个县（镇）市区实现“两基”，仅占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单位的51%，还有近50%的地区未实现“两基”，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文盲率仍达15%左右。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西藏为2.95年，青海为5.97年，云南为5.82年，贵州为6.08年，宁夏为6.66年，广西为6.84年，均地域全国7.18年的平均水平。由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办学条件亟须改善。西部小学的危房率为1.47%，宁夏、青海达到4%。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表现为办学条件差，招生难，学生就业难，教师队伍不健全。三是高等教育规模偏小，每一万人口中仅有21名大学生。
西藏、贵州、青海、云南、宁夏、内蒙古、广西和新疆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31位、第30位、第29位、第27位、第26位、第21位、第19位和第15位。1998年民族地区各省区全部知识水平发展能力地区排列，以上8省都在第23~31位之间。
在健康水平上，西藏和青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9年，民族社区的其余省区人口预期寿命要比全国平均低3~5年。
四、我国民族社区的组织结构
民族社区的组织，既有一般社区的组织特征，又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正式组织。民族社区的正式组织包括一下四种：1）社区基层党委和行政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前者是乡级政府政权的领导核心，后者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组织；2）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在基层政府指导下依法行使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建设功能；3）各类型的乡镇企业组织、股份合作社等；4）各种官方组织如信用社、卫生院、供销社等。
（2）民族社区的非正式组织包括：1）家庭组织，以婚姻为纽带的初级社会群体，也是目前民族社区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单元；2）个人及家庭构成的各类组织，如各种以经济紧密相关的组织（蔬菜协会、西瓜协会），城市中民族移民社区的“同乡会”等；3）开展某种宗教活动的组织，如白族地区的“莲池会”。
民族社区组织与一般社区组织相比，具有不同的组织特征。民族社区特别是乡（镇）民族社区往往承袭了传统民族社区组织的某些特征。如贵州最大的苗族聚居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苗族传统的组织形式：“江略”组织（是一种有别于家庭和单一家庭的基层组织）、“议榔组织”（一种非血缘的社会治安管理组织）和“理老制”（社会调解组织）。云南拉祜族聚居区则实行“卡些卡列”制度（原为政社合一的村社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其实质已发生变迁，功能基本上转变为协调社区矛盾、组织社区庆典活动。此外，在云南省的德昂族村寨社区，有一种对青年男女进行社会化教育的组织，男青年的叫“首包脑”，女青年的叫“首包别”，村社组织一直保存到现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某些民族社区的宗教组织在社区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特殊的作用。如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伊斯兰教对整个社区的影响十分巨大。
五、我国民族社区的文化结构
民族社区文化是该社区民族的生存载体，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社区的标志，是不同民族社区得以传承的文化密码。民族社区的文化包括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交际语言、生活方式等。
1、语言
语言既是民族社区最基本的交流工具，同时又是民族社区最外显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社区认同意义，对民族社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联结和纽带作用。我国广大的民族社区使用的民族语言种类繁多，初步统计有60多种。如在多民族的云南，民族社区使用的语言、方言、土语就达100多种。总的来看民族社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以当地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为通用语言，几乎不适用汉语和其他的民族语言；第二类是与汉族杂居且汉民族比例相对较高，通用语言是汉语，但在一般的交往中也使用民族语言；第三类是民族语言和汉语都是通用语言；第四类是多民族杂居社区，以某种民族语言为主，但各杂处的民族语言互为使用。
2、民俗
民族社区文化另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各民族社区特色各异的民俗风情。各社区的民俗渗透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
（1）民居建筑文化。各民族村落是民居的集合体，也是各民族居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有关学者把我国民族社区村落民居形态划分为北方农牧村落区、西北伊斯兰村落
区、西南高原山地村落区、青藏高原佛教村落区、南方沿海丘陵村落区几大类。传统的民族社区的村落建筑一般都体现因借自然、契合山水、方便生活、有利生产的几大原则。所以即使在同一类别区域内的民族村落，因地理环境的不同，民居建筑中又体现出不同特点。如云南居住在苍山脚下的白族，其村落建筑中体现了“石文化”的建筑风格，而居住在亚热带的傣族则以“竹文化”为其民居的建筑风格。
（2）民族服饰文化。民族服饰与民族生产、生活、居住环境、审美情趣、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的服饰体现出如下的社会功能。一是民族表征。如白族崇尚白色，其服饰充分体现白的表征，白族有两句民谣形容得好：“金红小褂漂白衣，叫人不得不欢喜”。二是民族性格的体现。如彝族小伙用黑色和青色的包头帕，裹成尖锥，斜插额前，称英雄结，体现了豪爽、刚强的性格。三是在社区内体现等级和群体性。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在外出参加节日庆典时，常以村寨、年龄为标准，穿着一样的服饰。勐养一带的花腰傣，村寨之间的刺绣图案绝对不同，人们只要一看服饰花纹图案，便能区分是何村寨的姑娘。
（3）餐饮文化。各民族的餐饮与其生活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我国各民族分布地域极广，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差异极大，其饮食习俗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狩猎、渔业为生的民族的餐饮习俗。第二类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的民族饮食习俗。第三类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耕民族习俗。这类民族占我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然而各民族的餐饮尤以独特的烹调和饮食风格更具特色，更具文化内涵。享誉中外的白族的“三道茶”，饮茶者在三道茶的“一苦二甜三回味”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通过“品、评、思”把三道茶所折射出的“世俗生活”、“人间百态”、“道德伦理”升华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堪称中国茶道一绝。
（4）节庆文化。我国各民族的节庆，种类繁多，又都别具文化内涵，构成了一道极其亮丽的民族节庆文化。这些节庆包含着祭祀纪念，如云南佤族的“播种节”、畲族的“三月三节”、景颇族的“目脑纵歌节”，伊斯兰教的“圣纪节”，彝族、白族的“火把节”等。社交庆典也有不少如蒙古族的“那达慕”节，傣族的“泼水节”、大理的“三月街节”等。
民族社区的文化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内容上的包容性，它几乎包含了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具有历史性，民族社区的文化是该社区民族世代生产、生活的积累，我们可以从其文化中体验到各个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三是传承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民族民俗也在发生着变异，但是最基本的内核却得以传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天”，不同地域的习俗各不相同，这不仅从物质方面表现出来，更从各民族的独特的信仰和心理认同中表现出来。
第二节民族聚居区
一、我国民族聚居区的分布
我国民族聚居区的分布总体上可以分为城镇聚居区和乡村聚居区，现分别概述如下。
1、城镇聚居区
我国少数民族城镇聚居区绝大部分位于西部。现代城镇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据1998年统计资料显示，我国10万以上的城市有668个，其空间分布态势是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多半集中在东部，中小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是小城市，总数为121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其中人口在200万以上的3个，100万~200万的4个，50万~100万的2个，20万~50万的35个，20万以下的77个。2002年我国有建制镇20601个，其中西部地区仅占10%。
我国少数民族城镇聚居区有以下三个特征。
（1）西部民族聚居区城镇结构比例失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大中小比例失调。西部民族地区既缺乏有较强聚集和辐射效应的大城市，又缺乏中等城市，基本以小城市为主。
如内蒙古小城市在该区比例为69%，广西为72.7%，新疆为87.5%，西藏为100%。二是城镇之间比例失调。2002年我国建制镇达20601个，市镇之比达到1:31。西部的8个民族省区，2002年建制镇为2060个，市镇比为1:17，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云南为1:43、贵州为1:41.3，是西部也是全国排在前两位的高比例省区，这两省比例高主要是因为采矿业多，加之交通不便又相对封闭，因此形成较多的小城镇。
（2）城镇空间分布稀疏，地区差异大。我国民族地区的综合城市密度是平均4万~6万平方公里有一座城市，只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56%，而民族地区的个别省区密度更低。民族省区的松散型的城市布局，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辐射，也难以形成规模聚集效应，严重制约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3）城市的组合还处在处级形态。经济高度发展实现城市化的地区，集中型城市群的空间组合已构成主要形式，城市群分两种情况：一是以主要交通线路（铁路、江河）如同链条一般组成的条状城市群，二是一批经济功能互补的城市组成的块状城市群。我国民族地区在城市组合上两种情况都有，但均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如西部地区京包线、包兰线分布的集宁、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乌海、石嘴山、银川、青铜峡八座城市，西南地区的昆明、曲靖、六盘水、安顺、贵阳等初步具备了条状城市的特点。民族地区由于城市密度低，块状城市群形成比较困难，但近年来由于交通状况的改进，特别是一些民族省区随着告诉公路网络的形成，以及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的发展，也初步形成一些具有块状城市的空间组合。如以昆明为核心，在200公里半径范围内分布着由开远、个旧、玉溪、楚雄、曲靖以及大理、丽江、中甸组成的旅游城市群。
我国民族聚居区城市的功能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民族地区的省会城市与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往往是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发挥该地区中心城市的功能。第二类是除少数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如包头、石嘴山、六盘水、克拉玛依、个旧等以外，绝大多数是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功能的城市，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在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旅游城市。第三类是具有某些特殊功能的城市，如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等。
2、乡村民族聚居区
乡村民族聚居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主要的聚居形式，包括乡村和非建制集镇两种聚落形式。民族村落既是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又是进行生产、社交的单元。我国民族村落分布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因地理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多种类型的民族村落。包括：
（1）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落。一是以农耕为主的村落，这种类型的村落是我国民族村落的最基本形态，在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广泛。二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牧村，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广大的草原地区。三是以渔业为主的渔村，分布在港湾、湖泊、江河的沿岸。四是以林业及相关副业为主的林业村落，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横断山脉的山区。
（2）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乡村、集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西部的乡村、集镇兴办了大批的乡镇企业、采掘业，因而也就促使一批村落和集镇转变成为以工业和手工业加工为主的工业型村镇和以采掘业为主的村落和集镇。
乡村民族聚居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地域性。因地理特征和生态环境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民族村落在村落的选址、村落布局、民居建筑、公共设施的基本方面都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和态势，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因西部地区多大山，交通不便，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因交通的阻隔，其民族村落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如居住在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的白族，其村落类型可划分为山麓型村落、台地型村落、临水型村落、平坝型村落四种。
（2）宗教性。民族村寨的宗教性建筑也构成了民族村落的一大特色。我国有10个少
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他们村寨中共有的宗教建筑。藏族、蒙古族、土族、傣族都信奉佛教，但信仰的教派不同，其村落的建筑也体现了不同教派的特色，如带有神秘色彩的藏传佛教喇嘛寺的建筑与傣族小乘佛教的缅寺的建筑，各具风格。此外一些信仰本土宗教的民族其村落建筑中也有体现，如彝族村寨的土主庙等。
（3）空间分布上的立体性、边缘性。我国的整体地势是西高东低，从最高的青藏高原到沿海地区的民族村落，总体上形成立体分布态势。具体到某一地区，民族村落也存在立体的分布态势，如云南省的元江县哈尼族、彝族和拉祜族多居住在元江两岸山区和半山区，傣族则居住在河谷，白族主要居住在坝子。造成民族分布的立体性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有的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高原地区，如藏族从唐以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二是人为的因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同时各民族之间为争夺较好的生存空间，经常发生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其结果往往是势力强大的民族占据了条件好的地区，而势力小的民族则被排斥到山区或者边远的地区生存。
二、民族聚居区的自然资源环境
我国民族聚居区丰富多样的地貌蕴藏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下面将对民族地区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加以阐述。
土地资源：全国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宜林山地630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31333万公顷，主要分布在民族省区；森林资源：全国森林资源为101.37亿立方米，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的民族地区；水力资源：全国可供开发的水资源为3.79亿千瓦，可供开发利用的大江、大河的上游都在西部民族地区，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固体水库，甚至可以称为固体内海；矿产资源：西、中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的宝库，保存量煤为10070.7亿吨，铁矿石4589亿吨，磷矿石132.7亿吨，钾盐4.6亿吨，此外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在西部的储有量也极为丰富；旅游资源：我国民族地区多种地貌共生，多种生物共存，多种民族共融，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丰富而神奇的自然景观以及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最具魅力、最具开发价值、最具发展前景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物种资源和基因宝库。
此外我国西部边境线长达12万公里，与东北亚、中亚、西亚、东南亚12国接壤，是通向中东、欧洲、印度洋、大西洋的主要通道。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今天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与很多国家的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特征
我国民族聚居地区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乡村农业经济就成为我国广大的民族聚居区最显著的经济特征。
1、民族聚居区乡村经济类型
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耕乡村经济区。这是民族乡村经济的主要类型。这一类型的乡村经济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主要聚居在小平原、坝区、盆地的村落经济，一般采用集约耕种，并兼经营养殖业。另一类是分布在山区、干旱半干旱区域的村落，因受自然因素制约比较严重，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仅靠种植业满足不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大都同时经营一些山区副业（家庭养殖业、畜牧业），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青稞等。
以畜牧业为主的放牧乡村经济区。畜牧业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主要支柱经济之一。但长时期以来由于过度的放牧，以及移民的开垦，造成牧区面积大量缩减和荒漠化，严重制约了广大牧区的经济发展。为回复草原生态环境，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草，以及对草场实行羊牧规划，发展圈养和舍饲，并倡导广大牧区因地制宜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广大牧区以畜牧业为主的乡村经济，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过程。
以经济作物为主的乡村经济区。民族地区的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主要有甘蔗、甜菜、
烟叶、茶、棉花、麻、油料等，其分布有较明显的地域选择，历史上就形成了以某一种经济作物为主的乡村经济区。如西北地区的棉花，云南的烟草、茶叶、鲜花、广西的甘蔗，青海的甜菜等。
农工商组合型乡村经济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一些交通发达和具有资源优势的民族聚居区，逐渐形成了一些新型的农工商乡村经济，在西部八个民族省区都有所发展。
2、民族聚居区工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地区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落后的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下大力改变旧中国的工业布局极度不合理的状况，我国民族地区的工业生产获得较好的发展。从1953年到1988年，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累计达3500亿元。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轻重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主要的工业部门有以下几种。能源工业，其中煤炭工业在西部民族省区均有分布，尤以内蒙古和新疆最为丰富；石油工业主要分布在新疆、青海的三大盆地等；电力工业，我国水力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民族省区，全国十大水电基地有八个在民族地区。冶金工业，包括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其中钢铁工业的大型钢铁基地主要有内蒙古的包头—白云鄂博地区，川西的攀枝花地区。有色冶金，我国民族地区的有色禁书品种多样，储量丰富。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青海、内蒙古都有丰富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工业。机械工业，民族地区机械工业相对薄弱，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轻纺工业，其中棉织工业集中在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毛纺织工业集中在内蒙古、甘肃、新疆；丝纺织工业集中在广西、贵州、新疆；麻纺织工业集中在广西、内蒙古。化纤工业，除西藏、青海两省外，其他省区都有化纤工业。
此外民族手工业是我国民族地区的一大特色，传统的民族手工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手工业工艺精巧，品种繁多，产品主要有精工陶瓷业类，雕塑类（包括石雕、木雕、玉雕），印染刺绣类（包括蜡染、扎染），毛地毯，皮革制品，金属手工制品等。
四、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特征
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与支撑其文明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以地理因素为主的自然环境在民族聚居区文化形成中作用尤其不可低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把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特征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域文化。另一类是民族传统文化。两者在民族聚居区整个文化中互相渗透，而且各具特色。
我国民族聚居区地域文化按地域特征可归纳为草原文化、山地文化、高寒文化、荒漠文化几类。
草原文化：属于草原文化类型的地区有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区的部分地区。民族主要是蒙古、哈萨克、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羌族等。草原文化的最大物质特色是畜牧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草原文化称之为马背文化，而把属于草原文化的民族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因长年累月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中，铸就了草原民族热情奔放、开朗豪爽的民族性格，而高亢激昂、粗犷悠扬的草原牧歌成为草原文化独具魅力的象征。
山地文化：其居住环境以山地为主，亦可成为山区文化。属于山地文化的民族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畲、高山、壮、苗、瑶、土家、黎族以及云南的20多个民族，山区民族时代居住在高山深谷之间，气候、植被、土壤都是垂直分布的，交通不便，耕地面积仅是相对狭小的山间坝子和小盆地，生产方式非常落后，长期以来是靠山吃山。由于居住环境的相对隔离，所以虽然是同属山地文化却又别具风俗。山区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大山是他们抒发感情的对象，对歌是他们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憨厚朴实，吃苦耐劳，热情好客，坚毅刚强是他们的民族之魂。由于山地形态分布不同，在不同的地区又形成不同的山地文化，如居住在云南玉龙雪山的纳西族的东巴文化。
高寒文化：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门巴、珞巴族均属于这一文化形态，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类型。青藏高原是著名的“世界屋脊”，高原辽阔，山高气寒，雪峰冻土广布，空气稀薄，形成了这一地区民族独特服饰，独特饮食和独特居住形态的文化。其中青稞酒、糌粑、酥油茶是著名高原民族的一种凝结着深厚民族文化和心理认同的饮食文化，是高寒地带民族的象征。
荒漠文化：我国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以戈壁沙漠为主，形成了与草原文化不同的荒漠文化。荒原大漠是这里最显著的自然景观，这里的少数民族为保留弥足珍贵的水资源而创造的“坎儿井”构成最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能歌善舞、开朗热情是千百年来他们民族的精髓，也是荒漠文化最显著的表征。
第三节民族社区发展
社区发展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社区发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的改建和城乡一体化社区发展模式上，而对乡村社区特别是民族社区的发展研究关注较少。社区发展的核心理念是社会进步、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只有通过社区发展，特别是乡村民族社区的发展，缩小西部地区与全国的差距，实现均衡发展，才有可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我国的民族社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贫困地区，有的民族社区还处在深度贫困之中，因此加强民族社区的发展，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鉴于城市民族社区与非民族社区差异不大，本节重点讨论乡村民族社区的发展。
一、民族社区的制度发展
从体制上看，民族地区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和各省的《民族乡工作条例》外，其社区权力制度与其他非民族地区一样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区土地制度和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政治经济势力被摧毁，社区经济资源和财富重新被分配，原来地位最低的贫雇农开始活跃在社区政治舞台上，并以他们为基本力量，重建新中国的乡、村基层政权。但农村社区发展方式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1958年国家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制度，从此，农村民族社区的权力运作就在这一模式下展开。直到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为在农村实行政社分开铺平了道路。农村建制由原来的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改变为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这次建制大大加强了乡镇政权的主体地位。但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进入农村运作实践，还是在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从此，各地农村普遍进行了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制度在全方位实施，新的乡镇治理机制逐步形成。应该说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村级自治的实施包括民族社区在内的乡村社区的制度体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的制度层面上都已完成。但是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这一农村中的制度安排在实际的运作中，各级组织的职能角色却出现了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严重制约乡村民族社区自治制度的正常运作。国务院对乡镇政府的职能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除政治职能外，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限于宏观管理范畴，主要是政策指导、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也就是说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服从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协作与被协作的关系。然后由于我国民族社区普遍存在着社会发育程度低、社区的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还带有较强的传统制度色彩。
从目前我国广大的民族地区的乡治与村治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要是角色越位和错位。首先，在民族社区，理论上虽然国家的行政职能已上收到乡镇一级，但在实际运作中其功能性权力仍下沉到村，使本应是指导的关系，演变成上下级关系，致使村级治理功能变成主要
是被动地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其次，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按规定承担的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却异化为特殊的经济职能和管理职能，借助行政职能的权威性对村治经济进行干涉，并在很大程度上视此为其根本职能。最后，有的民族社区，因村级力量过于强大而致使乡级镇全的权力被虚置，村不仅在村级治理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并在很多方面超出乡镇普遍性管理框架，乡镇在某些方面要依赖于村，出现乡、村关系“倒挂”，导致“错位”现象的产生。因此民族社区的制度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白族、彝族）团结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全乡利益和各自利益博弈中控制着资源的分配，协调着整个社区的发展。由于政社分开，该乡乡政府由过去的管理机构变为服务机构，虽然乡政府对村委会没有直接的领导权，但仍可利用党的组织系统强调这一权力，加强其对村委会的领导。而随着农民法制、民主意识的增强，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村民们开始逐渐强调村民自身的自治权力。特别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这一现象相对突出，并主要表现在常委会对村事务的决定权上。比如，该乡的龙潭村委会，在其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中，村委会对分配该村的资源、改变环境的作用较大，主意基本上自己拿，相对来说，村民更希望从乡政府的管理权限中获得更多的自治权。而一些经济起步较晚、资源条件差、发展相对缓慢的村庄，仍然更多地依赖乡政府，村委会更多的是处于政务统筹的地位。这种依赖使得村民的民主参与性较差，一旦某些决策失败，会陷入较被动的局面，也不利于调动村民的民主积极性。比如资源缺乏的和平村，其发展仍非常依赖于乡政府。2001年，乡政府决定让该村大量发展朝鲜蓟的种植，于是村委会做了许多工作，动员村民们改种朝鲜蓟。后来朝鲜蓟种植失败，不仅给村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常委会的工作一度也陷入被动。在三级权力结构中，除了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外，村委会与村民小组之间也存在权力的博弈。原由村委会享有的矿藏、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下放到村民小组后，村民小组对村资源的支配权加大，导致部分村委会由过去的实权机构变成了组织、协调单位，引发了二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尤其在资源丰富、经济条件好、自立意识强的地区，这种冲突就更强。因此，该乡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三级权力的互相博弈中进行的，在经济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分配中，有些地方可能乡镇府的权力大些，有些地方可能村委会说了算，有些地方则由村小组决定。
民族社区制度发展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社区成员的参与程度深刻反映着民族社区自治制度的完善性。当前在农村民族社区自治中，村民的民主参与往往同非正式的精英权力形成交织在一起。由于社区发育程度低，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性较差，因而凸显了精英权力的重要。团结乡龙潭村委会就存在这样的权力形式。该乡村委会主任刘××自该村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始以来，一直在该村发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该乡第二产业的开拓到向生态产业的转换，刘××一直领着该村村民走在全乡发展的最前头。同中国其他村庄的领袖式人物一样，是他首先带领村民走出贫穷，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而且一直使该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处于全乡之首。一般而言，一些精英人物的存在对农村的发展，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对民族地区而言，这些权力也与一定的民族利益、民族群体相交织。
二、民族社区的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民族社区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消除贫困，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民族社区的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这里探讨的民族社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指其发展的模式。我国民族社区经济发展整体上体现出不平衡性和多元性。不平衡性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按照整体发展水平，我国的民族社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的社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民族社区中占少数；第二类是资源丰富，但相对封闭，属有发展潜力的地区；第三类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封闭性较高，属于贫困和深度贫困的色回去，上述二、三类社区在我国民族社区中占大多数。多元性指我国民族社区分布广
泛，地理面貌和自然环境差异极大，因此民族社区的经济形态也呈多元性。
民族社区经济发展模式有一下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原则，应根据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制定该社区的发展战略。二是特色性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特色性就是竞争力，我国民族社区不仅拥有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因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坚持特色性原则。三是协调发展原则，当前我国民族社区经济特征之一就是产业结构单一，并且产品以资源性的初级产品为主，缺乏深加工产品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缺乏发展后劲，因此对于广大的民族社区来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协调发展是主要的方向。四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目前，我国民族社区生态环境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环境承载力下降，不少地区出现生态难民。因此民族社区经济发展需从整体发展观念中进行更新，改变“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五是产业发展的变通原则。民族社区的经济发展不应盲目恪守“一二三”—“二一三”—“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发展道路。由于我国民族社区一般具有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和民族文化各异两大特征，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的生态经济，作为新兴的朝阳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对民族社区来说，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生态旅游为龙头产业的生态经济，可以突破传统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以生态旅游经济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团结乡长期以来以第一产业为主，随后以开采天然石英砂资源为主的第二产业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缺乏发展后劲，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1999年，该乡开始发展以“农家乐”为主的生态旅游经济。如今，该乡的“农家乐”已由当初农户单干的餐饮形式发展出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开发了豹子箐、桂皇阁等原生态旅游区之外，已逐渐形成以“农家乐”为首的生态旅游服务群。在“农家乐”之外，相关服务产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该乡的运输业，最初是为运石英砂服务，现在90%已转向为旅游业服务。
伴随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团结乡还积极开发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服务项目。在“农家乐”生态旅游业的带动下，全乡正逐渐形成一个以生态经济为中心的社区经济网络。由于将生态旅游业作为全乡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走以生态建设为主，“粮、林、果、花、菜”协调发展的路子，团结乡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以生态经济为龙头产业的“三二一”的发展模式。团结乡这种不以短期获利为目标、而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的发展观是符合现代社区建设理念的，而且创造了农村民族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社区“不同类，但等值”的新型社区模式。
三、民族社区的文化发展
民族社区的村寨文化，是民族社区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表征，同时民族社区的村寨文化建设对于加强民族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走出贫困、实现社区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民族社区文化的发展现状
丰富多样的民族社区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一条大河创造一处人类文明，一方水土涵养一方文化，不同的山水和地貌也孕育出不同民族社区的文化，并以其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彰显着科学发展的民族精神内涵。居住在云贵高原的哈尼族人民，千百年来用勤劳和智慧，把荒山野岭雕塑成如诗如画的梯田文化景观，他们依靠时代传承的信仰和习俗，以及生活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一套保护森林资源与人的生存需求和谐发展的规范，创造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人间奇迹，这其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生存与生态、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人文精神，正是21世纪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意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推荐其为21世纪认了社会发展的示范。
以传统文化为主导因素的民族社区，呈现出经济与文化二元相搏的特征。民族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内容要素是以传统的农（牧）经济为主、交融地方的
特质而形成的，也正是这一类长期保持着传统文化特色的民族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许多被人们称赞叫好的富有特色文化的乡镇民族社区至今仍被列入省和国家级扶贫计划名册。这类经济与文化相存相悖的民族社区呈现出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历史的延续的传统文化仍是当地现行文化主流，为这些民族社区积累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厚重的历史也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变革设置了重重障碍（诸如带有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特征的生活习俗），制约着民族社区的社会发展。
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民族社区文化正经历着深刻的内部变革。传统文化的演变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现象，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处在转型期的民族社区文化正经历着这样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现代文明虽非大张旗鼓地叩响民族社区的大门，但却一点点、一步步渗入到民族社区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民族社区青年一代中进行着对传统文化的替代。自然的历史过程已经发生，“保护”与“改革”的双重使命就成为人们借以承继历史、面对未来的应对措施。只有对历史久远的民族传统文化认真进行清理，涵化那些不适应现代需要的蕴意，改革已失去作用的陋俗，让历史与现实融会，才可能使民族社区文化重现辉煌。
2、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原则
我国民族社区正经历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转化中，社区文化是其转化的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民族社区文化的建设是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社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民族社区开发的现状，总体上应坚持如下的原则：突出民族社区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的原则。民族社区文化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它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出现文化建筑趋同的情况下，我们更应特别注意突出民族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性原则。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因此云南省提出，在民族社区建设中确立“一村一镇”的“文化特质”的民族社区文化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是保护民族社区文化特色的有效办法，值得提倡。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提升社区成员的现代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族社区发展滞后，除经济基础薄弱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地文化建设不足带来的人的素质低下，明显缺乏改变现状的智力和技能，缺乏促进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学习机制，缺乏改变现状必须的精神动力。因此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提高社区成员的素质方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思想性、时代性、开放性相统一的原则。思想性原则是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时代性原则是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标准，开放性原则是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前提。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力加速了人们社会观念和生存意识的更新，民族社区文化的建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以开放的意识，吸纳当代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自觉地从传统思想中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习俗和制度束缚中解脱出来，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铸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社区文化。
民族社区文化设施的保护与建设相统一的原则。民族社区文化物质的遗存是历史上民族社区社会发展的象征，我国民族社区的历史文化遗存是“物化了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灿烂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作用，又具有传承精神文明的重大历史价值，因此对这些“物化了的文化”，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发展，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次，要发展民族社区的文化事业，建好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确保民族社区群众享有基本的文化生活，保障民族社区群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满足民族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民族社区领导者主要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
本章要点：
1、民族社区的结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地域构成、人口构成、组织结构、文化结构。
2、民族聚居区的主要特征是大分散、小集中，民族聚居区的乡村聚居区是民族聚居区的主要形态，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承载力弱。
3、民族社区发展主要分为：制度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