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法变迁中的所有权绝对原则研究作者：范玮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4年第14期
摘要从西方资本主义阶段，经自由竞争阶段后进入到垄断阶段之后，民法三大原则由个人主义本位逐渐向团体主义本位转化，形成了新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民法三原则的变迁，将公共利益以及诚信渗入到民法元素当中。其中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在中国近代的民法中虽然有所确立，但是，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发挥作用。从其发展进程来看，我国民法的理论依据依然继承了这一民法原则。对于我国现代民法理论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参考性作用。
关键词课前演讲独立学院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近代的民法原则中，十九世纪的民法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过失责任原则以及契约自由原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用的民法三大原则。随着社会的变迁，民法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特别是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已经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个人财产绝对所有权的天赋权利，而是将这种绝对所有权观念进一步完善，使其能够灵活地应社会的需要而灵活运用。从这个层面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审视，其概念的界定已经由原有的绝对性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演变。所有权制度呈现出了动态发展的态势。将所有权的使用，从维护个人利益中摆脱出来，更多地发挥其社会职能，尤其不可以以伤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个人的利益。审视近代各个国家对于民法的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是重要的法律原则。在近代中国的《大清民律草案》中，就已经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有所提及。作为中国近代修订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其中对于法令界限内的所有物支配权都有所提及，对于所有物使用的自由权利、收益以及处分权力等等都有所规定，但是并没有诉诸到具体实施当中。这一民法原则的确立，为中国民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本论文针对近代中国的民法进行探究，并从新的视角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进行审视，对于中国未来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中国传统所有权观念
从古到今，中国对于财产所有权的称呼有所不同，往往被泛泛地称为“有”，秦汉时期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财产使用名字来申报，因此被称为“名”，主要包括有田宅、衣服等等。进入到中国的两汉时期，中国对于财产所有的界定，可以在《汉书·王莽传上》上查找到有关文字记载，“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其中已经将财产的所有权表达出现，但是并没有从法律上给予界定。进入到清朝末期，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修订
过程中，将西方的“所有权”一词引入到法典当中。按照现代民法理论，对于所有权的界定根据客体的不同而进行划分。土地是人们生活中赖以生存下去的主要财产，传统社会中，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划定为不动产所有权。可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对于所有权的制度的展开，与当时社会的所有权观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的。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所有权，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从史料中，尚且还没有找到土地私有权的法令，但是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知，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关于“所有权”概念的形成时间尚无考证，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关于“所有权”的描述。秦国时期，商鞅变法其实就是对于土地所有权向私有土地转向。当秦始皇颁布了“令黔首自实田”之后，土地私有权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确认。至此延续至清朝末期，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划分为两种性质，即公田和私田。随着朝代的不同，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界定也会有所差异。由于各个朝代不断地更迭土地法令，因此在土地占有比例上也会有所调整。秦汉时期，公田占有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5%，进入到清代，公田逐渐向私田转向，私人占有土地的比例甚至于超过了75%。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宅田逐渐私有，但是，如果涉及到买卖则在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亲邻先买权”的契约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就在唐、宋、元、明、清代延续着，虽然其中对于该制度有所修改，甚至于废除，但是，在一些地区依然将其作为民间习惯流传下来。中国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具有历史延续性，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土地所有权观念。通过比较可以明确，对于土地所有权持有不同的观念，在具体条文的制定和实施上也会存在着差异。按照中华法系特色，虽然土地的私有存在着，但是有被国家所确认，与此同时还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另外，中国土地所有权还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上“重义轻利”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近代的民法原则中，并不会培育出所有权绝对原则。
2所有权绝对原则在《大清民律草案》中的确立
对于所有权的最早理解，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80年代对于《法国律例》中《民律》中鱼贯条文的翻译，其中有关于“所有权”的描述，即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物件，有操持的权利。鉴于当时关于所有权的理解还非常模糊，设计到的“所有权”的这种描述也显得有些晦涩。为了能够对于“所有权”的界定更为明晰，在中国的近代对于所有权的绝对原则表达的更为繁琐，其内种涵义即为，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持有的物件都具有自主管理和支配的权利，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财产进行安排处理，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而不必受到任何的约束，既可以将所有物送给其他人，也可以对外出售。在财产的处置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但是要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律例来执行，对于法律条文中没有被约束的，可以随意处置，否则，就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可以触犯法律。“所有权”内涵的这种描述性表达，可以明确其还没有进入到专业学科研究体系当中，因此缺乏语言的系统性表达。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所有权民事法律事实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形成规范的概念体系。
关于“所有权”概念规范化描述主要还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二十世纪初期，民事法律术语中关于“所有权”的界定在《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译文中有所表达。1911年，《大清民律草
案》编纂完成，将所有权绝对原则确定了下来，即“所有人于其所有物，得排除他人之干涉。”其中对于所有权的重要作用有所明确，而且还将所有权绝对原则确定下来。为了能够将该条文更为明确体现，在《大清民律草案》的第991条中，又有所规定，即“他人之干涉无碍其所有权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干涉，如果没有妨碍到所用权的行使，就不可以加以限制。从这一段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所有权是存在着严格的范围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他们不得干涉，如果出离这个法律局限，在不妨碍所有权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则不必过分追究。鉴于此，就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些持有侥幸心理的人，他们对于他人的所有权有所觊觎，却可以不触犯法律。从操作的实质性意义上来看，很容易会引起诸多的诉讼案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理论层面接受了外国法，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缮，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体现为理论的局限性上，而主要还是受到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法律的建立要与政府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契合，才能够执行下去。因此，要对于《大清民律草案》的内涵有所理解，就要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制史学史有所研究。
3民国时期所有权绝对原则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民法法典还没有被编纂出来，因此依旧沿用《大清民律草案》，其中的所有权绝对原则也被传承下来。关于不动产所有人对于不动产的处分，在1914年的判例中就有所规定，即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不动产所有人可以行使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对于所拥有的财产卖给何人，属于是财产所有人的自由，买主如果对于不动产的买卖出现质疑，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与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典卖有关条文相比较，土地所有人可以对于所拥有的土地自由买卖而不必受到条例的限制，这是对于“亲邻先买权”的否定。所有权绝对原则在民国时期已经有所完善，其中更多地保护了个人的所有权。对于家产的处理，民国初期的大理院将其定位在“共有财产”范畴，即对于家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与此同时，也承认家族中的特定规约，甚至对于家产处理的传统习惯给予了确认。《民国民律草案》于1926年编纂完成，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所有人于不违反法令或第三人权利之限度内，得任意处置其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本处事实上是效仿了德国民法中的有关立法方式。虽然在条文上对于所行使的权利有所规定，但是，在实现了所有权的概念原理上与所有权的自由权责相契合的同时，也为行使权利的人提供了空间自由权。那么，从立法的角度而言，虽然《民国民律草案》与《大清民律草案》在表达上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所有权绝对原则上却存在着继承性。
进入到二十世纪的40年代，受到西方法学思想的影响，价值取向在法律的制定过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有权绝对原则在社会化条件下受到限制，特别是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已经在《民国民法典》中有所体现。除此之外，还对于有关规定以单行法的形式予以颁布。
4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在民法中的所有权问题，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直到清末颁布《大清民律草案》，但是并没有发挥其实际效用。到民国，《民国民法典》虽然对于《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一些条例有所修订和完善，但是在所有权绝对原则的界定上是具有继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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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论 第一章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起源与发展 民法是大陆法系特有的概念。 “民法”一词起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 中国古代法律民刑合一，重刑轻民，一般认为不存在民法。 将“民法”作为法律术语使用，首推日本人。我国清朝末年聘请日本专家起草民法典时，将其从日本引进到中国。至于日本是从哪里引进的，则说法不一，一说为法国，一说为荷兰。 中国←日本←法国（or荷兰）←罗马市民法 1902年清政府委任沈家本等人为修法大臣，沈家本聘请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博士主持编纂民法总则、物权及债权编，于1911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颁布，清政府灭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立法院，次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至1930年底，陆续完成民法典各编，共5编29章1225条。 新中国成立后，自1954年开始至1982年先后制定过四部民法草案，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未能颁布。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共9章156条，规定过于简单，且对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未加规定，所以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1998年中国成立民法典起草小组，开始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迄今尚未完成。 (一)习惯民法和成文民法 先有习惯民法，而有成文民法，习惯民法的历史无从查考。 《汉莫拉比法典》是迄今保存最好的法典，民法条文占84%。 (二)罗马民法 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设立立法委员会，收集习惯法，制定罗马最早成文法《十二表法》， 因社会关系的复杂和民事法律规范的积累，产生法律编纂的问题。 优士丁尼皇帝设立法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优帝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优 帝新律》，统称为“民法大全”。 罗马民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合一，尚无现代民法的部门法划分。恩格斯论及罗马法，称 为其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 (三)近代民法 法国民法典，旨在建立新秩序； 奥地利民法典，旨在推行皇帝的政治改革； 德国民法典，旨在统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目标； 日本民法典，是明治维新的产物，目的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推行维新变法； 中国清朝制定民法典，也是废除领事裁判权为目的，同日本一样，“中国法律制度接 臻完善”为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条件。 民法的近代模式：抽象人格，也就是对一切人不分国籍、年龄、性别、职业，都具有 平等的权利能力；私的所有；私法自治；自己责任。 (四)现代民法 民法的现代模式：具体人格，在多种法律关系中，分化出具体人格，如劳动者、垄断 者、消费者；私的所有的社会制约；私法自治收到规制，特别是契约自由，也就是私法的 公法化；社会责任，除过失责任，还有过失推定责任、无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公平责任、 还有社会保障性质的补偿制度。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①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第一部标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民法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诞生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民法及民法学自清末到1949年之前、②1949年至今60年③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④三种不同分期皆有研究，但是，研究百年中国民法史的文章并不多见。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
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收回治外法权之所以成为效法西洋制定民法的动因，是认为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洋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古律无法与彼时西洋之法对话。“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拟请敕下修律大臣，斟
第一章民法的概念、构成、体系、基本原理及基本原则一?民法的起源与发展 1、民法的语源 中华法系：诸法合一民刑不分；民法一词传自日本，具体说法不一。 罗马法市民法万民法 2?民法之发展 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十八世纪古巴比伦王国） 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1年）《优帝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优帝新律》 法国民法典、徳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中国民法典（清末） 3?近代民法模式与现代民法模式 抽象的人格一一具体的人格私的所有一一私的所有的社会制约 私法自治一一受规制的竞争自己责任一一社会责任 4?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 大陆法系：罗马法系，形式上的法典化英美法系：普通法系，判例法 法系的相互渗透与合流 二?民法的含义 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1?平等主体 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互不隶属，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意思自治：行动自主，不能通过命令令他人服从自己 平等与独立：只具有抽象的、相对的和法律理念或形式上的意义 2?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对人具有经济价值的一切事务。 财产关系：人与人之间因财产所发生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3?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与人身不可分离而不直接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社会关系。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 人身关系的分类：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分行 三?民法的构成 1、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 形式民法：以民法命名的成文法典 实质民法：成文的民法典，以及一切具有民法性质的法律、法规及判例、习惯法2、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 普通民法指民法典，为整个私法之普通法。对人、地域、事项等不作限制，规范一般的民事生活关系。 特别民法：各民事单行法、商法典。 中国采民商合一主义，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
《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局限 李开国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上) 上传时间:2002-8-24 1996年是《民法通则》颁布十周年。该年4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沈阳师范学院法律系发起，在沈阳召开了纪念《民法通则》颁布十周年座谈会。12月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中国女法官协会、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教研室、中国政法大学期货法律研究所发起，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这两个会议上，与会的民商法理论工作者代表和实务工作者代表聚集一堂，肯定了《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回顾了我国十年来民商立法和司法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又研讨了我国《民法通则》和其他民商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会议还号召全国民商法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齐心协力，开展一场民法运动，深入宣传民法、研究民法，为在中国大地弘扬民法精神，最终获得一部完善的、进步的民法典而努力奋斗。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为会议的盛况和与会者的激情所深受感动。因此，欣然命笔撰写了这篇综合评论《民法通则》的文章，以期通过这篇文章，为推动会议号召开展的民法运动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一、《民法通则》的历史功绩 《民法通则》是在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制定的。《民法通则》既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块丰碑，又是中国现实社会转轨换型的一盏明灯。它的诞生使民事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不分、私法与公法不分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开始改变，预示着与这种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相联系的，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将结束，一个能够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新的经济体制和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法律制度的即将建立。 （一）《民法通则》正确界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承认了民法的私法性质，在法律制度上初步建立起了对民事社会生活关系与国家政治生活关系分别进行法律调整的新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围绕民法调整对象问题，曾经历了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早在20年代，苏联学者斯图契卡就提出了两种经济成份两种不同法律调整的理论主张，认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份中的经济关系具有计划性和从属性，应由经济行政法来调整，而民法则只能调整以非计划原则为基础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形成的私有经济成份中的经济关系和两种经济成份间的经济关系。在60年代初期制定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前后，苏联学者拉普捷夫、马穆托夫等人又提出了纵横统一的经济法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计划把经济组织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和国家管理机关之间的纵向经济关系统一了起来，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由两个部门法调整，只能由经济法统一调整，而民法则只能调整个人领域中的旨在满足公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关系。在这场思想斗争中，民法学派在不同时期根据斗争的需要，先后提出过一定范围说、所有制形式说或生产关系说、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说、商品关系说、平等说等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虽然色彩有所不同，但实质则一，这就是：固守民法的传统领域，坚持以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
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对民法典中物权立法 的影响(1) 关键词：土地所有权/物权/民法典 内容提要：土地公有制与私法理念的差异使我国的物权立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土地所有权集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为一身，便于政府对土地利用行为进行积极的干预以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因为过分的干预而影响土地的利用效率，干预的形式主要应该是对土地规划的严格执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土地权利体系中缺乏土地下级所有权这样一个中间节，影响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前言 民法学界普遍认为，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是我国物权立法的难点，因为我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同于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所有权，传统民法中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可让与性，而且还受到土地规划、相邻关系等诸多限制，是一种典型的民事权利，即所谓私权。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只有两种，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尤其是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具有唯一性，缺乏可让与性，集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为一身，可以限制任何民事权利而其自身不受任何限制，只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多
少有一点私法的色彩，但由于它缺乏核心权能而成为虚有权。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模式总体来说又属于大陆法系，时值我国物权法制定之机，对我国土地公有制进行法律上的分析，从私法的角度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民法学的角度对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概念进行分析，在国家授权各级地方政府行使国家土地所有权时，国家土地所有权应与其他所有权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必要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塑造成下级所有权。国家土地所有权作为上级所有权在行使时可能会体现为一种国家强制，如果这种强制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那么这种强制是非常必要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针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助合作性质，本文也想探索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可能性。 一、大陆法系民法中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由于民事权利的作用是通过其权能表现出来的，权能是从功能角度阐述的权利内容，所以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一般都将土地所有权的权能概括为两个部分：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积极权能是民事主体对土地的主动支配权；消极权能是指民事主体排除他人干涉其支配土地的权利。积极权能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四项，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前三项权能合称为用益，第四项的处分是核心权能。所谓处分应
我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发展与最新成就 万一 一、绪言 近代以来，民法就是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法律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对于保障公民和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自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肇始，我国已有三次大规模的民法典编纂活动，分别是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当然，仅就新中国的民法典制定情况来看，也已经历了三次，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 1911年底，民法典起草工作完成，形成《大清民律草案》。该草案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共五编1569条。其中，前三编由日本学者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参与起草，后两编由中国人高种、朱献文等起草。这一法典大体上仿效德日民法，但未及正式颁行，清王朝就被推翻。尽管如此，这个草案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方面，它在民国政府的民法典颁行之前实际上得到了施行；另一方面，它也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为后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不错的基础，而且为我国学习借鉴国外法律知识开启了一扇大门，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一部分。
民国政府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于1925年完成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中华民国民法草案》（又称《第二次民法草案》），但最终未能成为正式法典。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1931年正式颁行《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该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共29章1225条。同时，还颁布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4部商事特别法。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在目前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样，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旧中国的六法全书都被废除了，《中华民国民法》就仅在我国台湾地区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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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法三大原则的变迁 华东政法学院朱淑丽 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是近代大陆民法的三大原则。它们代表了19世纪民法的特征，贯彻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由个人主义本位发展到团体主义本位。 一、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神圣的天赋权利。所有权可以上达天空、下及地心，法律对所有权的内容也极少实质性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所有权观念。《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这是对绝对所有权原则的准确表达。依据《法国民法典》，财产所有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置其财产，可以自己使用，可以出卖、出租或出借，可以闲置不用，甚至还可以破坏。对这类处分行为，任何人不得干预，即使这种干预对财产所有者或社会有益亦是如此。 然而所有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制度，它总是要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演变而变化。19世纪末以来，个人主义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渐式微，社会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益发达。这种观念认为，法律保障所有权旨在发挥物的效用，使物被充分利用并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所以，所有权的行使应当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允许个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便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尽管它确立了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但已摒弃了诸如“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用语，并对所有权的行使规定了一系列限制，表现在：其一，所有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便是违反“善良风俗”，为法律所不容。其二，所有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三，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职能，不能只为个人利益而伤害社会整体利益。比如规定“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在地下或高空所为的干涉，无任何利益者，不得禁止。”其四，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效用。例如第904条规定：“在他人为防止当前的危险而进行必要的干涉，而其所面临的紧急损害远较因干涉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为大时，物的所有人不得禁止他人对物的干涉。” 二、契约自由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包括以下含义：其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的订立、变更与撤销均应由当事人自主作出决定。契约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便可以包含任何事项，其他人不得干预或变更。其二，国家尊重个人意思。这意味着国家在契约方面的立法权是有限的，除个别情况外，它只能制定任意性规范，而对这类规范，当事人可以不予遵从。其三，契约即法律。契约一经订立，便等同于法律，国家应当以强制力予以保证。这是契约法领域内国家的基本任务所在。 契约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逻辑延伸。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拥有财产及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契约当事人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一味追求契约自由有时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应当更多地介入契约法领域，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对契约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主要表现在：1）改变以往契约法规范大多为任意性规范的状况，增加强制性规范的比重。2）为维护平等竞争，制定特别法规限制垄断企业订立契约的自由。3）以行政手段规定契约的订立和条件。国家干预的触角广泛延伸到战略军备物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20世纪初期发端的中国民法近代化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作为民法近代化的阶段性成果，先后产生:〈大清民律草案〉>、〔i〕民国初年民律草案(以下简称民初《民律草案》)〔2〕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以下简称《民法〉》。中国民法近代化，以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为主旋律，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到法典结构、法律概念等，均直接吸收西方近代民法的基本框架。而西方近代民法自身的发展、演进，也在中国民法近代化过程中体现。 1804年法国公布、实施《拿破仑法典》。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从民事法律关系方面，使得1789年《人权宣言》所宣示的重要原则得以体现，并开创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的先河。根据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理论，基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与经济进步的要求，同时也是针对中世纪社会身份性等级制度，《拿破仑法典》明确提出“人格平等”的基本
法律理念，并确立了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的三大私法原则。在整个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活动中，《拿破仑法典》所提出的“人格平等”理念以及三大私法原则，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抽象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经常性地导致具体人群在实际身份以及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而体现权利中心、个人本位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私法三原则也经常性地从形式正义滑向实质非正义。根据近代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西方各国开始关注近代民法精神，尤其是私法三原则的合理性，开始关注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1900年《德国民法典〉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新的经典，针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私法三原则进行了调整、修正。〔5〕 近代中国的演变，从政治体制的更新，经济结构的调整，到法律制度的变革，在其起始阶段，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外国力量入侵，民族利益受损，为救亡图存，为富国强兵，中国社会被推上近代化轨道。而就法律变革而言，中国法律近代化，既有社会演进导致法律自身发展的逻辑动因，也有列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实施的外部推动。这一推动转变为以西方各
论我国民法典应规定的基本原则体系 刘士国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传时间:2008-2-23 关键词: 市场经济/民法典/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将要制定的我国民法典,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出发,总结民法通则的立法经验,理顺民法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重新构筑民法的基本原则体系。本文认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应由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尊重社会公共道德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五项原则构成。 制定于1986年的我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中某些规定越来越显得不完善甚至不合时宜,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已被适时的提到立法日程。这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典,应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民法基本原则体系,无疑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此试作探讨。 一、构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出发点或客观依据 构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出发点或客观依据,应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将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立法者将依此条件针对社会的根本问题确立法律的原则,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资本主义初期的立法,面临反封建和巩固革命成果,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任务,形成了民法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当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完全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已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由权利本位的法发展为社会本位的法,近代私法三大原则得以修正,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进行限制,出现了无过失责任原则。这一历史的启示在于,有些贯穿于民法某一领域的原则由于其历史任务的重要性便可上升到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如过错责任,虽仅贯彻于民事责任甚至主要是限于侵权法领域,但因其反封建责任诛连,实行个人责任,就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主要是合同自由,包括婚姻自由,这后者就有反封建的意义,而前者最有意义的是雇佣契约,是工人出卖劳动力和资本家雇佣工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契约自由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有权绝对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是资本主义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制定的历史背景,是改革严格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等价有偿和遵守国家计划被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等价有偿原则,是针对改革前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如某些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1]和无偿调拨规定的,现在制定民法典,已没有这种针对性。等价有偿原则的确立,也与当时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有关,民法理论上则受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说的影响。现在看来,它不仅不能贯彻民法的各个领域,甚至不能贯彻债法的领域,而仅仅是有偿合同的特征。资本主义民法没有讲等价有偿原则,没有影响合同法的实施。等价有偿是价值规律问题,没有必要再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是不言而喻的。国家计划指导原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当然不能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在一定范围仍起作用。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特别是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经济基本是计划经济,但德国
近代之中国民法变迁 摘要：纵观近代中国民法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广阔。近代中国民法史归为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近代中国民法发展，历经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民法使统治者使待法律的观念实现了从”救亡图存”到”立法治国”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民法；大清民律草案；国民民律草案；民国民法典 1 清末改律变法制定《大清民律草案》 清朝晚期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对外大门被迫打开，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资本阶级地位上升，迫切需要新的民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尖锐，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被迫修改法律。大清民律草案由清政府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于1911年完成，仿照德国式民法草拟，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它最大的特色是大胆的移植西方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同时又极大的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民法，努力在东西方法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法律的碰撞也使东西方文化在此发生了第一次大交融。王泽鉴也指出”近代各国制定民法典，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中国制定民法典的目的与日本相同，皆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变法维新。” 2 《民国民律草案》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提出了的收回领事裁判权，列强以中国法律不完备为由，没有做出实质性答复。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再次提出撤废领事裁判权，与会列强只答应考察中国法治状况之后再做决定。 迫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政治压力，至1925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参照《大清民律草案》，并调查了当时各省的民、商事习惯和当时各国的最新立法规定，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总则编、债编、物权编，并且在1926年完成了亲属编和继承编。至此，《民国民律草案》全部完成，凡五遍1522条。 与《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有以下特点：一是总则编削弱个人主义，强化私权观念；二是债权编改为债编，更强调保护债权关系双方的利益，而不单单债权人的利益；三是物权编中重新规定了中国固有的典权制度等。四是在法律术语和民事法律制度上更加合理和完善，并且改进了身份法律制度，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度。 3 民国政府制定《中华民国民法》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我国近现代民法的嬗变及思考 肖少启韶关学院法学院讲师 关键词: 民法/自由/立法/思考 内容提要: 民法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理念的表征，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不仅可以推进市民法理念在中国的形成与发达，并进一步促成服务型政府及法治国家理念的塑造。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吸收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确保民事立法的价值中立，同时实现立法技术的现代化。 民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总结和升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既不是专断的意志也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结果。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民族生活中的一种功能，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强大而强大 [1]。回顾并检讨我国近现代民法的变革，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追索、厘清民法诸制度兴废存亡的历史，更在于审视、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探求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彼此碰撞、冲突，最终妥协、交织而达致融合的机理 [2]。 一、我国近现代民法的历史演进与变迁 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实行“诸法合一”的立法体制。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但这些法典大都是采取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的调整方法，本质上属刑法规范，故我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法。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的编纂肇起于十九世纪末。1910年清政府起草了《大清民律草案》，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该草案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而未能正式颁行。其意义在于，将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引入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民法的基本走向。1925年北洋政府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继续进行法典编纂，完成了《中华民国民律草案》，尽管草案并未正式颁行，但当时司法部曾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法理)引用。这一从外国继受而来的民法，从此开始在中国民事裁判实践中发挥作用。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施行《中华民国民法》，亦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近代以前的法律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为压制型的，是一种以行政命令为特点的官僚法，民法观念并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理念一直没有形成。
论20世纪民法的发展趋势(一) “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在变迁社会中，民法与时俱进，20世纪民法的发展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一、方法论的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法的源头可追溯到古罗马法。在古罗马，私法的发达造就了专门的职业法学家阶层。有限的成文法需要与大量的习惯法交互运用，才足以因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秩序需求。因此，诠释法律文本成为古罗马职业法学家阶层的一项重要活动。伽达默尔指出，“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神学的诠释学和一种法学的诠释学，这两种诠释学与其说具有科学理论的性质，毋宁说它们更适应于那些具有科学教养的法官或牧师的实践活动，并且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在那时，法学主要是一门关于理解法律文本技艺的学问。中世纪以降，法学沦为神学的附庸，（注：参见〔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99页。）但是作为理解的学问，法学与神学在对经典文本（如圣经）的阐发中促进了作为理解技艺的诠释学的发展。12～16世纪欧洲各国和自治城市的罗马法复兴运动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罗马法经典文本进行诠释的热情。19世纪，概念法学一度盛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对概念法学的批判，自由法学的出现使民法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向。（注：关于民法方法论的发展，参见〔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杨仁寿：《法学方法论》；梁慧星：《民法解释学》。）1.由概念法学到自由法学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源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它最早由耶林使用，继而成为对批评法解释学中偏重形式逻辑态度而使用的称呼。（注：〔日〕我妻荣：《新版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滥觞于德国的潘德克吞学派，强调罗马法体系对现实生活的“涵摄”能力，认为罗马法有应付现实生活中一切问题的能力。《法国民法典》制定后，以法典为中心的法研究把概念法学推向了高峰。法典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是强调法典理性的结果，产生了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的倾向，司法过程中不允许有法官的评价因素在内，法官被视为复制法律的机器。这样，概念法学呈现了以下特征：（1）否定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强调以国家制定法为唯一的法律渊源；（2）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否认法律漏洞的存在；（3）在法律解释方面，强调形式逻辑的操作。（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自由法学是作为对概念法学的批判出现的。德国法学家耶林（Jhering）对历史法学派研究方法的扬弃，在法学界掀起了自由法运动。耶林于1877年发表的《法的目的》一书指出，法律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有一定的目的，因此应受“目的律”的支配。解释法律应以法所要实现的目的为出发点，并将目的奉为解释法律的最高准则。因此，耶林的法学主张又称“目的法学”。对自由法学的形成作出较大贡献的埃利希（Ehrlich）在《法的自由发现与自由法学》及《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中强调，法律通常因立法者的疏忽、预见上的局限或事后情势的变更而产生许多漏洞，这赋予法官自由地探求现实中的活法，以资因应。而法律的发展，必须靠社会本身加以充实。在德国自由法学兴起的同时，法国形成了主张对法进行科学的自由探究的“科学学派”。科学学派主张，对于法律漏洞应当避免个人主观因素影响，建立在客观要素的基础上，摆脱法典的约束，进行自由的探究。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法国法学家撒莱和惹尼。由于科学学派也是建立在对概念法学的批判的基础上，并且承认法律漏洞的存在，主张自由的法的发现，因此它也被归入自由法学的范畴。2.由自由法学到利益法学在法的安定性与妥当性问题上，利益法学试图在自由法学与概念法学之间谋求一种平衡。其代表人物是赫克（PhilippHeck）。赫克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规定主要涉及为保护特定社会上的利益，而牺牲其他利益。为此，它以利益概念为工具，发展各种补充法律漏洞的方法，认为应在遵循立法者意图即确保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中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衡量，以求得妥当的解决。利益法学充分肯定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同时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拘束法官的自由裁
史话中国民法百年变迁史(一) 作者：暂无 来源：《公民导刊》 2020年第1期 中国传统法律之中并无民法的概念，也无民法的典籍。人们维持以“ 户、婚、田、土”为内容的民间秩序，大多仰赖礼俗；至于纠纷，则通常交由社会基层的自治组织，譬如宗族，以调解的形式加以平息。质言之，这并非制度，而是文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乡土模式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节省公共资源。 可是，在近代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之下，该模式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既无确定的规范，又无通行的程序。中国传统法律因而被扣上了“重刑轻民”的帽子，忽视民法则被视为国族蒙昧、法制落后的重要特征。 大清民律草案 1904 年，清廷设修订法律馆，专门负责拟订和删订各项法律。1908 年，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正式起草民法，制订了《大清民律草案》，1911 年完成，因清廷覆灭而未施行。该法引进西方大陆法系民法典之编纂方法、体例与立法原则，突破中华法系的传统，首开中国近代民法先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部门法意义的民法典。 该法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全文共36 章，1569 条。沈家本在总则中明确指出，《大清民律草案》仿照西法，尤以“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为最。它仿照德国式民法草拟，前三编委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协助主编，后两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 民律草案起草前确立三项立法原则： 采纳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民风，确定最适合中国风俗习惯的法则，并适应社会演进的需要。因此，民律草案的前三编，依据的主要是各国的现有成文法和最新法学理论，后两编以中国的传统礼教民俗为根本，前三编与后两编风格迥异。 前三编以“ 模范列强”为主。以日、德、瑞士民法典为参照，在总则编中，采用了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致人损害应予赔偿等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债权编中，规定了债权的标的、效力、让与、承认、消灭以及各种形式债的意义和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在物权编中，主要规定了对各种形式的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及使用等内容。这些内容以西方各国通行的民法理论和原则为依据，对中国旧有习惯未加参酌，体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法的特征。 后两编以“ 固守国粹为主”。根据起草原则，所有涉及亲属关系以及与亲属关系相关联的财产关系，均以中国传统为主。立法者具体提出，这两编主要参照现行法律、经义和道德，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第四编“ 亲属”对亲属关系的种类和范围、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监护、亲属间的抚养等作了规定，体现出浓厚的家族本位特色，确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编“继承”规定了自然继承的范围及顺位、遗嘱继承的办法和效力，以及对债权人和受遗人利益的法律保护，体现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家族的传承观念远远重于个人的物质利害得失。 民律草案体例结构取自德国民法典，以编、章、节、条、款、项组成完备的编章结构及编写顺序，以“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予以构架，形成在“总则”原则统领下的各章各节的
中国民法的发展历史 一、古代民法 中国古代民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古代，民法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基本原则和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其中，土地、财产、继承等是古代民法的主要内容。 二、近代民法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瓦解，中国近代民法逐渐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并着手编纂民律草案。但这一时期民法的发展较为缓慢，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三、现代民法：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了旧法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时期，民法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婚姻法等方面，旨在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新型家庭关系。 2.1957-1978年：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民法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在这一时期，仍然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民事法律法规，如《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等。 3.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完善，民事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同时，民法在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民法典时代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民事法律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物权法在中国特色民法体系中的变迁及发展 物权法作为民法财产法的主干之一，旨在解决社会中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有着决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全貌的重要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颇为波折的法律进程中，物权法的建立注定要在这风雨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的物权制度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首先，全民所有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用革命的手段剥夺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并把它收归全民所有而建立起来的。其次，将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即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农民，中国建立起了农村的土地私有权，之后又在互助组、初级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社所有制，并且改制为人民公社的形式，建立了农村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再次，对于城市的工厂实行私有制，资本家享有工厂的私有财产权，后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赎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所有权制度。在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曾有两次起草民法典的作业，最后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当然也就没有完整的物权法。这个时期的物权体系基本上就是所有权，存在的典型的他物权是典权，其他的他物权几乎不存在。 “文革”之后，经过拨乱反正，从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错误，放弃“人治”，实行法治。对此，我国相继制定了若干重要的民事法律，逐步构建形成了一个民事立法体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受到摧残的物权制度得到恢复，但主要的物权仍然是所有权。那时候的教科书也仅仅在研究所有权，并不研究他物权。所有权的形式包括国家所有权、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个体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公民生活资料所有权。 紧而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物权制度活跃起来，创造了更多形式的物权种类，特别是在他物权中，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等用益物权，以及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等担保物权。即使是在坚持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基础上，所有权体系也随着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出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种新型所有权。物权制度从此活跃起来，变得极为丰富。同时，在民间，也存在典权、居住权、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物权的形式，法律规定优先权也是一种他物权。 归纳出来，现行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物权法性质的现行法律法规有： (一) 民法通则 中国尚未制定民法典，居于民事基本法地位的是《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通过，1987年1月1日施行)。其第五章对民事权利作了列举性规定，第一节“财产所有权及相关财产权”，属于物权性的法律规则。包括财产所有权的定义(第71条)、财产所有权的移转(第72条)、关于财产共有的规定(第78条)、关于埋藏物和遗失物的规定(第79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第83条)。 (二)民事特别法 1、《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公布，同年10月1日施行)。主要是第三章关于抵押权的规定、第四章关于质权的规定和第五章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另在第七章关于不动产和动产的定义性规定(第92条)。 2、《海商法》(1992年11月7日公布，1993年7月1日施行)。主要是第二章关于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的规定。 3、《民用航空法》(1995年10月30日公布，1996年3月1日施行)。主要是其中第三章关于民用飞行器所有权、抵押权和优先权的规定。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 论文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店铺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一、《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