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一段真实的“搬兵”传奇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河北搬兵”便是其中之一：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鲁西南后，日伪军乘机围攻我根据地，并将我抗战首脑机关重重包围在以刘岗、曹楼和伊庄为中心的三个村庄内。危急时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三地委书记戴晓东，历尽艰险，亲往河北（这里特指黄河以北，非河北省）“搬兵”。于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点大军一个旅，飞兵驰援鲁西南……生死之际，地委书记决定亲自去“搬兵”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领一个营，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8月4日，已担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奉命率主力到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鲁西南地区仅留下第三地委机关和一支200多人的地方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盘踞在鲁西南的反动势力见状，又猖獗了起来，他们纠集在一起，兵分六路，气势汹汹地向以安陵集为中心的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压了过来。这六路分别是：北面，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张志刚部2000余人；西面，考城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九支队胡金泉部2000余人；
东南面，国民党曹县保安旅旅长王子魁及其所辖石福启部1000余人；西南面，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胜泰等1000余人，以及尾随其后的第十二纵队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还有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王子杰部近1000人，总兵力达到9000余人。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无所畏惧、同心协力，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英勇顽强地抗击进犯之敌。但终因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最后只剩下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和方圆三四里的狭小地面。所幸，三村都有高大的寨墙，再加上群众基础好，适合守寨作战的青壮年人口多，我方暂时同敌人形成对峙局面。时令已是11月，天寒地冻，第三地委机关以及军分区独立团仅有的一件棉大衣披在一
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身上。天冷，还容易对付，最大的困难是在敌人的封锁下，他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三村人民省出来的一点粮食也只够用来熬点稀粥，糠菜和树皮成了宝贵的食物；弹药补充全靠统战关系才能搞到一点；由于药品用光了，伤员的伤口溃烂不愈，终日流淌着黄水。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不少群众时常找地委书记戴晓东请求说：“咱们的主力在时，王子魁、张志刚连根据地的边也不敢碰，现在这样逞起凶来了，快把咱的主力请回来教训教训他们吧！”敌人越来越疯狂，斗争越来越残酷，形势越来越紧张。鲁西南根据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家清楚地知
道，鲁西南是冀鲁豫的南大门，是我们控制陇海线东西交通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而刘岗、伊庄和曹楼等三村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最后大本管，三村失守，就意味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覆灭，必须不惜一切保住三村。杨得志（中）为此，地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分散向外突围，绕敌后打游击，迫使敌人后退；二是向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送信，请主力部队回援，打开局面。经过反复分析，大家认为：第一个方案实际上是放弃三村，那样会失掉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助长敌人的反动气焰；第二个方案好是好，可是已经派出了四个人都没把信成功送到，并且有两个同志还没冲出包围圈就被敌人截住杀害了，再派谁去呢？戴晓东和地委组织部长王健民、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军分区独立团团长张耀汉等几位领导同志陷入了深思。时间对他们来说，不能再拖延了，而且这次派去的人必须保证把信送到，否则，三村几千革命群众的生命，地委机关的安危，根据地的存亡将不堪设想。戴晓东彻夜难眠苦思冥想，觉得自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有一些在敌区活动的经验，到达目的地有较大把握，再加上能更准确地向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的领导同
志汇报情况、陈述利害，便于领导作出判断，早下决心。燃眉之急，不容迟缓。11月8日，戴晓东主持召开了地委会议，并毅然向地委提出了由他前往边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送信
的建议。听说戴晓东要亲自去黄河以北搬兵，参加会议的同
志们都大为震惊，因为大伙都知道，他是鲁西南根据地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9年5月，他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到鲁西南创建地委，并任首任地委书记。从此，他领导鲁西南地区的党员和人民，为开辟、巩固和发展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艰苦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要是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损失可就大了。戴晓东看得出同志们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就反复说明自已去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性，“我经验多，路上再小心一点，应该没事的。说实话，别人去我也不放心，再说，其他人去也不会有我这么重的分量。”几经权衡，地委终于做出了由他带领地委交通科长杨芳江前往河北“搬兵”的决定。然后，戴晓东和其他领导又研究制定了“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之敌，三村保卫战和外围游击战内外配合”等守卫三村的斗争方针，并嘱咐同志们执行。20世纪80年代，戴晓东和夫人赵淑林合影历尽波折，北去路上满是风尘和艰险1939年11月8日晚上，戴晓东和杨芳江腰里各掖了把短枪，告别了同志们和众乡亲，在浓黑的夜幕掩护下，机智地绕过敌人在三村周围设置的层层岗哨，大步流星往北赶去。当启明星刚刚晃出地面时，他们就顺利地赶到了“北上搬兵”的第一站—五里墩。五里墩位于东明城北五里处，是第三地委与第二地委接头的秘密联络站。戴晓东和杨芳江找着了联络员罗登朝，和他一谈，戴晓东的心顿时
凉了半截。原来，第二地委遭到敌人的破坏，与联络站失去了联系。戴晓东原以为第二地委离边区党委较近，找到他们就能听到边区党委的下落，可现在这个惟一的线索断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戴晓东不由皱起了眉头。罗登朝看透了戴晓东的心思，说：“先别急，东明县的县委书记还没走，我找他去，他兴许知道些情况。”约莫有两袋烟的功夫，老罗领着个身穿破烂衣服的中年人进来了，这就是东明县委书记张治刚。戴晓东和张治刚亲切地握着手，说明了来意。张治刚想了一下，说：“我和第二地委失去联系一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联系上，也非常着急。听说我们的部队在河南省内黄县张菜园一带活动，黄河北一带我熟悉，咱们一块去好吗？”“太好啦！”戴晓东高兴地说：“有你一块去，下河北用不着找向导了。”由于敌人在这一带活动也很频繁，白天不便行动，夜幕降临后，戴晓东等三人便告别了罗登朝，朝西北方向迅速赶去。漆黑的夜晩，满天的繁星闪着寒光，冷落的旷野上，呼呼的北风卷着沙粒迎面扑来，打得脸上火辣辣的疼。他们顾不得这些，在坎坷不平的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疾走，迅速穿过了黄河故道。他们刚来到一条大水沟前，猛然间，从右边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一道雪白的光带扫过来。戴晓东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四周，发觉他们是在一条公路沟内，而且正位于拐弯处，一旦汽车转过头来，就会暴露在灯光之下。“冲过去！”事不宜迟，戴晓东当即立断命令道。
他们顾不得沟水深浅，哗哗啦啦趟了过去，又迅速爬上沟坡，顺势滚进路边一个大树坑里。汽车是从靠近公路的一个村子里开出的。两道光柱将路两侧照得如同白昼，三人都暗暗捏了一把汗，好险那，动作要再慢一点，非被敌人发现不可。敌人的汽车飞驰而过，周围又恢复了寂静。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本来就不挡寒，一趟水，裤子又湿了半截，冷气直往骨缝里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牙齿不禁“咯咯”地打架。为了取暖，他们干脆卷起裤腿，撒腿跑起来。终于，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前，刚想进村打听一下情况，黑暗中就有人猛地喊道：“干什么的？口令！”随即是拉枪栓的声音。他们一听不妙，知道遇到了敌人，转身就跑。“砰！”背后响了一枪。紧接着，敌哨兵惊叫起来：“八路来了，快抓啊。”顿时，村里像黄蜂炸了窝，枪声、喊叫声乱成一片。胆小如鼠的敌人不敢往外追，停在村口胡乱放着枪，子弹在他们身边、头顶嗖嗖穿过。天渐渐地亮了，为防止意外，他们在一个离村庄很远的小树林里休息了一天。傍晚继续赶路。到了下半夜，他们饥渴难耐，发现路旁有一座孤单单的房子，戴晓东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上前轻轻地敲敲门，小声地喊道：“老乡，老乡……”不大会儿，屋里闪出了微弱的光亮，门“吱纽”一声开了，他们一看，原来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奶奶，我们想买点吃的东西，有吗？”看到屋里仅老太太一人，杨芳江走向前去说。老太太从头到脚把他们细细打量一
番，长叹一声：“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好人尽受罪。锅里有水你们烧吧，我给你们做饭。”锅里的水响了，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从桌子上抱下个破面瓮，晃了个底朝天，才倒出一平碗高粱面。看来，这碗面是老太太惟一的食物。戴晓东说：“大娘，面您留着吃吧，我们喝点水就行了。”善良的老太太还要坚持给他们做饭。戴晓东一阵心酸，两眼湿润了，忙接过面并重倒回瓮里。喝过水，戴晓东掏出一块钱塞到老太太的手里，说：“钱不多，您收下吧。”然后戴晓东他们便出了门，身后传来老人的祈祷声：“老天显灵吧，保佑好人平安。”戴晓东一行肚里虽然没进一粒米，但老太太的悲惨生活使他们联想到身陷重围的三村军民，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顿时觉得身上有了力气，他们一个比一个走得快，不知不觉地又走了几十里。鲁西南军民三村保卫战中使用的战鼓大军回援，多路来犯之敌倾刻被瓦解夜幕渐渐撤去，前面村庄黑乎乎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他们根据行走的路程判断，已进入到我军的活动地带，便决定白天继续行走。天亮了，他们来到一个不大的村庄前，在一座屋子后墙上发现有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显然，这一带有八路军在活动。他们决定进村看一下情况。为防备万一，杨芳江前去侦察，戴晓东和张治刚在村外警戒。停了会儿，杨芳江回来报告：这村前几天住过八路军，昨天才撤走。伪军开过来了，还没到这村，东、西、南三面都驻满了，北
边还没有。幸好，正北是他们前进的方向。于是，他们朝北疾走。又走过几十里，穿过一片枣树林，他们意外地发现个小饭铺，便高兴地走进去。好心的店家拿来两个豌豆团子抱歉地说：“没现成的，客人先吃着这，饭一会儿就好。”店家生着了火，盛三碗凉粉，捏上些肉片放进锅里，一边擦着手一边问：“客人到哪里去？”“内黄”戴晓东吞下口豌豆团子说：“还有多远？”“这里就归内黄管。”“这一带驻着队伍吗？”“再往前走不多远驻着不少。”“啥队伍？”“这号的。”店家伸出手，比划个“八”字。听到这儿，戴晓东一行坐不下去了，将刚咬几口的团子往怀里一塞，就向店家告辞。“哎，饭这就好了，吃了再走吧！”店家说着忙掀锅往外端碗。凉粉拌肉片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可这次对极度饥饿的人却失去了魅力。戴晓东婉言谢绝了店家，掏出五毛钱放到饭桌上，便和张治刚、杨芳江出了饭铺朝前跑去。到了一片大树林前，猛的从里面闪出两个佩带“八路”臂章的军人。询问了一阵，他们便把戴晓东等三人带进了树林。从和哨兵的谈话中，戴晓东得知驻在这里的部队是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教导第七旅，他们也曾随杨得志司令员在鲁西南长期征战过。在哨兵的带领下，戴晓东一行来到了旅部。旅长赵基梅前往军区开会去了，接待他们的是政委谭甫仁。谭甫仁向戴晓东详细了解了鲁西南的严峻局势后，便叫通讯员带他们去吃饭。饭还没端起，许多在鲁西南和戴晓东他们朝夕相处过的干部、战士闻
讯赶来，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那。当戴晓东把情况介绍后，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旅党委尽快打回鲁西南。草草吃了点东西后，根据谭甫仁告诉的地址，戴晓东、杨芳江便和张治刚分别到边区党委和第二地委去了。边区党委书记张玺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切地接待了戴晓东。杨得志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现在在哪里？”“还在鲁西南。”“还有多少人？”“人马倒还不少，就是地盘太小了，只剩刘岗、曹楼、伊座三个村了。”“能守住三个村就很不错了。”杨得志说：“你们顶住敌人，守住了阵地，使我们下一步回师鲁西南有了立足的地方！”听了戴晓东的汇报，边区党委领导和军区首长立即研究决定，除去物资支援外，派教七旅回师鲁西南，粉碎敌人对三村的围剿。杨得志对鲁西南人民特别关心，除边区党委拨给的二千元法币外，又从军区拨了七千元冀南币。满载着边区党委、军区对鲁西南人民的关怀，戴晓东和杨芳江随教七旅回到了黄河北岸，进入第二地委活动的范围。由于对三村目前的形势不了解，戴晓东决定先回去看看情况。当时，日寇正在冀南进行“扫荡”，为保证戴晓东和杨芳江的安全，第二地委领导专门派了一位机警干练的秘书把他们护送到五里墩。当天夜里，戴晓东他们便顺利地回到了三村。此时的三村，虽然还掌握在我军的手中，但因为同攻寨的敌人进行了多次苦战，局势更为艰难，不少同志甚至已经多日吃不上一点东西了。王健民、宋励华
等几名地委领导都说，援军如果再晚来几日，三村就有不攻自破的危险。12月下旬，教七旅旅长赵基梅率部佯装国民党顽杂“石军团”，跨过黄河故道，直抵三村外围。起初，群众听说“石军团”过来了，迅速做好了打的准备。后来，看见戴晓东和旅部的同志骑着马在刘岗前沿侦察地形，才知是盼望已久的八路军回来了。顿时，三村一片沸腾，人人奔走相告，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群众顾不得吃饭、休息，男的绑梯子、扎担架，妇女们开锅做饭，战士们磨刀擦枪，村内充满了战斗的气氛。12月31日，教七旅决定首先惩罚驻在韩集的王子魁部。王闻讯狼狈逃窜，我军紧追不放，在常刘庄将王部团团包围，一举毙俘顽杂500余人。随即，他们又在申海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全歼石福启部，石福启只身逃窜，周围的敌人闻风丧胆争相逃命，敌人在三村周围苦心经营数月的层层封锁线倾刻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此后，鲁西南的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菏泽、定陶、东明、民权四县抗日政府也相继成立，鲁西南又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戴晓东在建国后历任平原省委委员、公安厅长、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委常委、贵州省副省长等职，1988年6月29日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杨芳江1948年4月在菏泽县县长任上与国民党的大股部队相遇，激战中不幸被捕，遭敌杀害。版权声明：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杂志2016年第9期，作者：王贞勤。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
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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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西卫》——一部全民皆兵捍卫家园的抗日传奇 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的大背景下，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重要城市接连陷落，曾为东北军上尉的张天一率众保卫家乡锦西。一部充满热血、乡土情怀的抗日传奇谱写开来…… 小说中提到了日军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用三个穿东北军军服的流浪汉来欲盖弥彰，造成东北军炸毁铁路引发事端的假象。并以此为借口攻占东北，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作者通过描写张天一的回忆巧妙地揭示了这一背景。中学时的我通过学习历史了解这一事件的经过，可这并不如作者对张天一这一人物的心理描写所带来的感受更加直观，这是历史事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平衡点。 小说的主要人物张天一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在保卫锦西、攻占锦西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逐渐由幼稚走向成熟，由一个急性子变为一个稳重的青年指挥官。在故事情节中，占领锦西的日军已是日薄西山，他们抓捕了张天一的父亲，希望以此逼迫张天一退兵，张天一不从，联想到刘邦“分一杯羹”的典故，他下了狠心，并不理睬。最终张天一的父亲被日军残剥皮杀害，甚至还游街示众。但这并没有使张天一崩溃，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面对着叛逃的伊兰，他的心中传来了父亲的声音:一腔热血给谁？给爹，给妈，给国，给家！ 伊兰是孙国栋县长家的千金小姐，她不仅优雅美丽，而且还知书达理，有一腔爱国热血，她最崇拜有着抗日经历的张天一，并且总是带领全县的学生们呼吁抗日，呼吁筹款购买武器装备保卫家乡。可到故
事的结尾，她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日军将领的夫人……在这之前，伊兰一家作为人质跟随日军被迫转移。伊兰究竟是心甘情愿沦为无耻之徒，亦或是潜伏在日军身边地下党不得而知。抛开故事情节，我更希望依然是后者，是一颗在敌后闪闪发光的星星。 小说全篇以保卫锦西，攻占锦西为主线，其中也夹杂着张天一这一主要人物对父母的孝心愧疚，对依兰的爱恨情愫，对国家、家乡的无限热爱，以及啸聚山林的土匪，为了民族大义而献身于抗日事业中。除此之外，也不乏面对日军刀枪威胁下，亲人生不如死的挣扎而背信弃义的无耻小人。总得来说这是一篇充满传奇色彩而又不乏历史事实、乡土情怀的抗日长篇小说。
抗战硝烟里的中国军工传奇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兵工厂 作者：齐岳峰“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世界。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同期，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 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 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了。
抗战期间一段真实的“搬兵”传奇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河北搬兵”便是其中之一：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鲁西南后，日伪军乘机围攻我根据地，并将我抗战首脑机关重重包围在以刘岗、曹楼和伊庄为中心的三个村庄内。危急时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三地委书记戴晓东，历尽艰险，亲往河北（这里特指黄河以北，非河北省）“搬兵”。于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点大军一个旅，飞兵驰援鲁西南……生死之际，地委书记决定亲自去“搬兵”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领一个营，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8月4日，已担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奉命率主力到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鲁西南地区仅留下第三地委机关和一支200多人的地方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盘踞在鲁西南的反动势力见状，又猖獗了起来，他们纠集在一起，兵分六路，气势汹汹地向以安陵集为中心的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压了过来。这六路分别是：北面，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张志刚部2000余人；西面，考城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九支队胡金泉部2000余人；
东南面，国民党曹县保安旅旅长王子魁及其所辖石福启部1000余人；西南面，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胜泰等1000余人，以及尾随其后的第十二纵队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还有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王子杰部近1000人，总兵力达到9000余人。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无所畏惧、同心协力，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英勇顽强地抗击进犯之敌。但终因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最后只剩下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和方圆三四里的狭小地面。所幸，三村都有高大的寨墙，再加上群众基础好，适合守寨作战的青壮年人口多，我方暂时同敌人形成对峙局面。时令已是11月，天寒地冻，第三地委机关以及军分区独立团仅有的一件棉大衣披在一 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身上。天冷，还容易对付，最大的困难是在敌人的封锁下，他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三村人民省出来的一点粮食也只够用来熬点稀粥，糠菜和树皮成了宝贵的食物；弹药补充全靠统战关系才能搞到一点；由于药品用光了，伤员的伤口溃烂不愈，终日流淌着黄水。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不少群众时常找地委书记戴晓东请求说：“咱们的主力在时，王子魁、张志刚连根据地的边也不敢碰，现在这样逞起凶来了，快把咱的主力请回来教训教训他们吧！”敌人越来越疯狂，斗争越来越残酷，形势越来越紧张。鲁西南根据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家清楚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