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香港的社会服务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先有社会服务的需要，然后才有社会服务组织。香港社会服务组织的历史悠久，如果从1870年东华三院成立开始计算，香港社会服务发展至今已有近140年的历史。其实，在东华三院以及1883年成立的保良局之前，就有一些福利服务由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差会包办，如1860年成立的嘉诺撒修会弃婴收容所，主要从事实物救济的工作[1]。
与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组织发展路径不同，香港民间社会组织一开始就是受西方社会思潮“扩散”所致。主要是由海外教会和本土传统之慈善组织形成,其工作重点集中于经济援助和救济工作。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从“慈善救济到福利权利”转化的历史[2]。香港民间社会组织主要是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组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以慈善救济及
补救为重点，早期主要关注25岁以下青少年，
为其提供服务。1970年代后，以服务发展及专业化为取向，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组织的服务内容包括：家庭服务及儿童照顾，青少年服务、老人服务、康复服务、社区发展，多元化服务，扶贫及救灾等。1980年代以后，社会服务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社会组织的发展随之转型，突出以服务为本位，注重对当时社会问题和需要的响应，以社会工作专业为手段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扶助社会健康发展。香港回归后，民间社会组织不仅仅是社会福利的发送者，而且成为社会权利的倡导者和助人自助的增能者。
在香港，早期的社会组织大多有宗教背景,财政来源亦以海外捐款为主。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人口激增,社会服务组织数目亦不断增
加。由2002年底开始至2003年中完成的“香港第
三部门的现况研究”表明，香港第三部门共有大约9300个活跃及可识别的组织，接受政府资助的单位亦达2000个以上。这些组织对香港产生了极为
经验与启示: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成元君
陈锦棠
（成元君：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0）
（陈锦棠：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香港）
摘要：香港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社会福利的发送者，而且成为社会权利的倡导者和助人自助的增能者。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服务产值2002年占本地GDP 的1.8%，对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整笔拨款制度”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的双重管理体制，从资助和监察两方面保证社会组织健康、有序、有效地发展；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服务品质的评估，鼓励“官、商、民三方合作”，倡导社会组织的创新，积极探索“社会企业”发展道路，进而提高民众社会参与的广度及深度，促进社会共融。这些发展经验，对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对民间组织从监督控制向培育发展的制度转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民间组织香港经验
三方合作
社会企业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0）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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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如经济方面，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第三部门于2002年全年平均产值为229.74亿港币,约占香港2002年度平均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8%。这显示香港的第三部门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组成部份。除了经济收益外,香港的第三部门亦能对香港的就业情况做出贡献。调查显示, 2002年香港大概有258300人任职于第三部门,约占香港3267000劳动人口的7.9%。
除了提供经济效益外,香港第三部门在以下各方面亦担当重要角色,包括:服务的提供、倡导(advocacy)、集合及争取利益(interest aggregation and articulation),以及作为公民参与的媒介(medium for civic participation)。其中，在服务提供这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尤为显着，如教育类别的组织所营运的幼稚院、小学、中学、特殊学校，分别占香港总数的64%，83%，68%及100%；另外，福利界别的机构所提供之福利服务占香港社会服务的70%，这些组织在营运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专业人才、社会声誉，以及领导及管理资源等，为日后的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政策组2004:17)。
当然，在香港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中也遇到巨大挑战，首先是这些服务组织在近20多年中较依赖政府的拨款，为政府带来沉重之经济压力，除经济以外，服务种类繁多，缺乏协调；其次是组织内部充满了文牍主义、消费主义特色和决意改善成本效能的管理主义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工作理念、手法、工作方式的冲突[3]。三是2000年推出“整笔拨款”(Lump Sum Grant)福利改革方案。强调资源之效益和效率评估，对各服务支出提出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之问题，服务组织不得不为各项支出提交合理解释。“问责制度”(Account-ability)为不少行政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四是社会大众对服务内容、服务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社会组织亦要主动地采用“顾客导向”的方式，迎合服务使用者的期望。五是由于机构数目庞大，资源有限，服务发展之空间亦受限制，因此机构与机构间造成竞争的局面，以往合作无间及共
享资源情况已不存在。而且，随着福利服务组织的类别和数量不断增加，“服务已到了讲求效率的时候了”。香港社会服务组织将在“整笔拨款制度”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的双重管理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探讨它的发展路径，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改善组织自身的福利服务，造福社群，更重要的是，或许可以为今天中国内地社会组织建设提供一些参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下面利用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近年来对“香港第三部门现状研究”的调查数据和访谈材料，从三个方面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及特征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会，基于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香港的民间组织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其发展变得活跃，具创新精神，在性质及类别方面亦变得多元化。首先，从香港的制度环境看，民间社会组织所受的法律制约较少。主要有四个条例对其进行治理，包括:《社团条例》(Societies Ordi-nance)、《公司条例》(Companies Ordinance)、《工会条例》(Trade Union Ordinance)，以及其它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各自制定的条例，如《东华三院条例》及《保良局条例》等。再者，政府亦设有免税机制以援助第三部门之发展。根据香港税务条例88条，所有慈善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可申请豁免于税务局所征收的税项。从组织形态看，香港民间社会组织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形态，包括“慈善信托基金”(charitable trusts)，“有限公司”(companies limited by guarantee)，以及“非立案法团”(unincorporated asso-cia tions)，各自受不同的条例规范。在香港成立民间组织所遵循的有关法律程序及手续并不繁复，过程亦属高度透明。现时法例对民间组织的活动并未设下过多或不合理的限制。民间组织可自由进行倡议及批评政府的行动，但具政治取向的民间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则不享有社团免税优惠。
从服务的性质看，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类型110
是多元化的,分布于经济、文化、宗教、法律、政治、医疗、福利、环保,以及慈善等领域。其目标上亦变为复杂化,其中可分为“利益为本”(interest-based)、“发展导向”(development-driven)，以及“议题导向”(issued-oriented)等发展方向。各类别组织存在不同程度差异。按组织的目标和使命、组织会员数目及规模、活动举办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组织分为六大类别（见表1）。
表1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六种不同类型
这些社会组织所坚持的目标及使命存有颇大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亦是多元化的。一部分组织以慈善或服务提供为主导,如“社区组织”,包括互助协会、居委会、街坊协会等,着重为会员组织康乐及文化活动,加强社区居民之凝聚力；另一方面,有些组织的目标及使命则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如有“左派”与“右派”，“支持市场”与“人民为本”，“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类别组织。
从资源依赖的角度看，“社区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自社区居民所缴交之会员费用；“贸易或工业导向之团体”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费用、会员捐献、研讨会收益、投资收益及政府津贴等；“兴趣导向团体”(interest-based groups),如“体育”、“艺术与
文化”类别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津贴、商界捐
献及活动收益等；“信仰为本的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其财政状况相对较为独立,如宗教活
动的资助很多时候来自其所属组织。具意识形态
及倡议目标的组织,如“公民及倡议”类别,经常会
面对资金短缺问题。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或自主性
的失衡,这些组织都未有接受政府定期的津贴及
商业机构的捐献,而是依赖会员的捐献或本地及
海外的基金、教会等资助。缺乏稳定资金亦会影响
组织开展对社会有影响力的长远运动的有效性；
“国际及跨境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筹款活动,
包括个人捐献、企业的捐献及海外基金等,不太需
要依赖政府的援助；“慈善中介”组织是基金组织,
主要为第三部门提供资金上的援助,其资金主要
是来自投资回报、企业捐献或赞助等,对促进香港
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而
言，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因组织的性质
不同而各异，主要有七种类型。（见表2）
表2不同种类组织的资金来源
民间组织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所扮演的
角色主要包括：（1）影响公共政策；（2）监督政府和
企业问责；（3）响应及反映社会大众利益；（4）增强
公民影响力；（5）满足社会及社群需要
(CIVICUS
111
2005，第xxvii-xxviii页)。从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约进行的20次访谈资料来看，在政府财政预算、人权与社会政策议题三个主要方面，社会组织的影响有限。工会代表指出，他们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劳工政策、社会保障及职业安全等方面。比如他们过往倡议设立退休保障制度，政府后来便推行了强制性公积金。而商会代表则指出，很多行业商会都不太热衷参与政治，对社会亦没有做出直接影响，反而是间接地在行业里发挥影响力。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政论团体的代表认为香港的民间组织大部分时候的影响力都偏低，但往往在个别事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由于民间组织主要是在建制以外凝聚了共识及力量，在整体社会需要时才加以动用。而国际组织的代表则指出，他们在现阶段的影响力很有限，例如在筹款指引的问题上，香港政府便对国际机构设定了很多限制。至于监督政府和私人机构问责方面，政论团体的代表认为，香港的民间组织并没有恒常的监察范围，主要是由于组织的资源有限，故监察的力度往往不足。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国际性组织身上。但是，在有效地响应及反映社会诉求；积极地及成功地教育公民追求在社会应有的选择权，并提高他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以及民间组织能直接满足特定社群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具体需要，或间接地要求政府提供相关福利等方面，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比较突出。总之，民间社会组织对解决民生问题作用比较大，但在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作用有限。
二、香港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
回顾香港民间组织发展的历程，其发展的经验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宽松的组织生存制度环境，积极的治理策略
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而言，在香港成立民间组织的有关法律程序及手续并不繁复，过程
亦属高度透明。强调民间组织在促进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及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亦由传统的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为间接的推动、协调和监察的角色。
香港社会福利服务最早是由民间组织和宗教团体提供，有100多年发展经验，起初社会组织的资源独立性颇强，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才有正式之参与，到了70年代政府第二份白皮书亦正式肯定非政府组织的贡献，并提出“伙伴关系”之概念。到了90年代，由于“新管理主义”(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涌现，政府强调“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及服务效率(Efficiency)，期待“物超所值”，加上经济下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转为“合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其中政府的角色转为购买者(Purchaser)，而非政府组织则转为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在新系统的运作下，政府在社会福利服务中引入“服务表现监察制度”(Service Performance M onitoring System,SPMS),订立《津贴及服务协议》(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用以确保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一定的条件及要求。引入此协议后,政府与福利界别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变成服务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在服务提供上，以服务合约形式来取得资源、提供服务，服务方向及内容亦须符合政府确定的方向及方针。在问责关系上，政府则转为“监察者”(M onitor)和协调者(Regulation)之角色，审定服务水平，才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资源。第二，政府推行“整笔拨款”(Lump Sum Grant),以加强社会组织的财务独立及问责性。第三，订立十六项《服务素质标准》(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以保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品质。第四,设置评估机制。福利机构每年需自我评估,而且每三年需接受一次外来评估。鼓励社会组织向公众交代及自我监察。此外，积极协助社会组织强化能力建设，如2002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推出“业务改进合作计划”，设计几个业务改进工具，并鼓励社会服务机构运用这些工具，目的是协助社会服务机构改善其服务提供。
其中112
的管理审核是一个机构做全面自我评估的工具，辅助他们认清自己的优势及弱项，从而保持和改善机构的服务品质。
对社会组织治理的特点在于：（1）由侧重评估资源的“投入”（Input）多少转变为注重服务的“产出”（output）的成效；（2）由模糊性的“物有所值”转变为规范、清晰、可操作的“绩效”（Outcome）评估；
(3)评估由政府一家主导转变为社会服务的各方通过不断的复述、分析、批判、再复述、再分析等进行“协商”；（4）增加问责性；（5）灵活调配资源，鼓励服务创新，以应对社会不断转变的需要和新衍生的重点服务。
其二，凝聚社会资本，鼓励“官、商、民三方合作”
为了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缓解民间组织财务上的压力,政府在策略上采用“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 ment)及鼓励“官、商、民三方合作”(tripartite partnership)的办法,以调动社会资源。所谓三方合作，就是在政府推动下,邀请商界参与第三部门的合作项目。政府改变以往拨款方法，实行“社会投资”的策略,目标就是通过成立一些政府基金作为种子基金,鼓励民间组织通过与商界合作提供服务。如政府2002年成立“社区投资共享基金”(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CIIF)以及于2004年成立“企业伙伴基金”(Business Part-ner ship M atching Grant)，来推进官、商、民三方合作。
三方合作不是香港所特有的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它便已在欧洲出现。其时，欧洲国家的政府已开始推展企业社区合作(Business Communi-ty Partnership)，直至2000年,四个欧洲国家发表了名为《政府为伙伴──促进公私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包容的欧洲》的联合声明。现在“三方合作”已演变成全球趋势。政府采取游说、经济手段、资源上的支持、表扬以及政府以身作则等一系列策略鼓励私人企业参与此项计划,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目的是运用“三方合作”以复兴社区,包括减少贫穷地区的失业率和犯罪率，改善卫生、教育、房屋和环境等。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三方合作”。
如香港行政长官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
成立3亿港元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鼓励跨界别
的协作。其后行政长官在2003年的《施政纲领》中
进一步强调跨界别合作的重要性,指出任何一方
都不能独自有效解决香港的社会问题。香港卫生
福利及食物局于2005年再推出2亿元的等额补
助基金，以从长远上建立商界参与社区的能力。具
体措施包括：
第一，设立多项资助及合作确认计划。鼓励企
业的参与,如为鼓励申请者建立伙伴关系而成立
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为促进社会投资及“三方合
作”而设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以一元对一元的
等额出资方式批出的“专业服务发展资助计划”，
以及提供拨款创办及经营可雇用残疾人士的小型
企业的“创业展才能”计划等。第二，提供一个建立
和发展“三方合作”的平台。为了促进私营机构与
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政府有时会担当领导者的
角色，协助私营机构加深对规模较小的非政府组
织工作的了解，以助双方彼此探索共同需要及协
作机会。第三，改善第三部门的问责性。政府引入
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受政府资助的机构的财政效率,
包括落实具有争议性的整笔拨款，从而改善非政
府机构的企业管治水平。第四，政府亦透过在多个
咨询、顾问及法定组织派驻跨界别代表,为建立策
略性的三方合作提供一个潜在媒介。政府目前管
理大约500个咨询及法定组织,其中不少组织有
跨界别代表。这类机构组成政府咨询论坛的主要
部分,让社区(包括私营机构和第三部门)参与政策
的制订与发展。第五，政府嘉许成功的合作案例，
以表示认同合作方式所做出的努力,如政府通过
社会福利计划资助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发起及领
导的“商界展关怀”计划,以提升社会大众对企业
公民参与的认知、鼓励私营机构与社会服务界建
立策略性合作,以及识别出具有良好企业公民形
象的公司。
三方合作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概括而言，
113
大致上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咨询性合作”。主要指机构之间建立关系,以便交流信息及分享经验,如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会议等。第二层面，“协作性合作”。主要是指不同机构联手落实特定的计划,如举办特殊的单一活动、运动、专题项目等。第三层面，“策略性合作”。此乃最高层次的合作,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或抱负,伙伴间视对方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故此合作模式着眼于让三方在策略性的层面上长远地合作,如设置咨询性程序、法定及非法定咨询机构等。如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于1993年成立的“汇丰义工队”，以小组形式运作,为不同弱势社群如单亲家庭、长者以及伤残人士等提供直接服务；由蚬谷集团成立的“创业奇兵”，与香港青年协会、工业贸易署等合作，以缓解青年人的失业情况；由JW万豪酒店与匡智会合作,提供给精神病患者参与的雇员培训课程等。
通过“三方合作”机制，协作伙伴彼此求同存异。第一，建立互信，消除民间社会组织认为政府此举是想削减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开支的疑虑；吸纳不同阶层及背景的人士进入咨询架构,以加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第二，改善监管环境。政府定时检讨现时针对社会组织的法例及条文是否仍适用,包括《社团条例》及《公司条例》等。第三，提高政府资助效能。通过发展一系列基本的技能，有利于三个界别的成员或机构能更有效地运作,令“三方合作”过程更为畅顺,同时政府鼓励政府员工参与义务工作，通过社区工作的参与来获得不同技能的提升。最后，改善对全球有关环境、社会及政治危机的认知。面对不同转变,及时做出不同的策略响应。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三方协作项目中的参与企业较多为中小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参与项目建立正面的企业形象、增加企业知名度及扩大客源,从而提升营业额及创造商机；藉此项计划吸引入行者,为想进入职场的人士提供职业训练，通过与其它商业机构合作,加强对商业市场之了解。其次，民间社会组织担当了服务设计、服务实施的角色。各被评估项目都具有建立社会资本及跨界别协作的功能。第三部门在协作过程中担当主导角色，并成为不同界别合作的桥梁，承担“协调者”功能。民间社会组织的凝聚能力、共融能力得到增强。其三，政府的管理模式由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转向政府协调模式或外判模式，重点是政府为主导，并掌控资源和管理任务，政府的角色是建立体制，并且担当协调和推动的角色，强调民间组织的自主及独立性，并且可弥补政府服务或功能之不足。这样，不同界别之间互相尊重,有助于达致双赢或三赢局面。
第三，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创新，探索“社会企业”发展道路
由于政府削减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资助,因此,不少第三部门组织采用的一种策略就是成立“社会企业”。鼓励创新，追求突破，例如以服务商品化之概念推展至中层人士，服务亦开始走向“自负盈亏”之“自我资助”(Self-financing)模式，以确保服务能够维持。社会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市场营运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或提供就业机会。从政策层面而言，“社会企业”是“社会投资模式”(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4]的一种载体，亦是一种“以工代赈”(welfare-to-work approach)[5]的福利方式，特别是指运用商业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主要是针对资源方面）的一种策略。相信这将成为未来香港第三部门发展的主要方向。
目前，社会企业发展在香港仍然属于萌芽期，有些社会企业之功能集中于建立社会共融和减少社会排斥，希望通过社会企业为边缘人士提供就业机会，使其自力更生，减少对政府之依赖。如近年香港有一些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的实验性本土经济发展项目，帮助经济上弱势和被排斥的一群。调查显示，香港现有的社会企业多由本地的非政府机构营办，他们针对不同对象成立了不同的就业整合的工作队。通常这些工作队都在财政上独立于所属的非政府机构。工作队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企业形态。以成立的成本来看，不同的工作队各自有不同的财政来源：有一些工作队由一
些政府营运的主题性资助计划所资助成立，例如114
社会福利署推行的“创业展才能计划”和“深入就业援助计划”，卫生福利及食物局推行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等；也有一些是由社区现有的企业或私人基金会所资助；亦有一些由该工作队本身所属的非政府组织支持。此外，也有部分是由参与者自我筹资成立。
概言之，香港非政府组织所营运的社会企业，具有以下特色:（1）大部分社会企业是过渡性形式,主要是为有需要人员提供工作就业机会，通过生产活动,让他们重新投入工作；（2）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多元,其中包括一些待业(特别是青年及中年失业者)、低学历、女性、有社会问题背景人员、残障人等弱势社群；（3）大部分的服务者都是以见习生或职工之身份参与；（4）职业训练模式，多以非正规和较具弹性之方法,也有的采用一些师徒制度形式；（5）可动员的资源，部分来自政府,也有部分资源来自市场。
三、几点启示
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香港社会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经济起飞带动社会发展，特别是带动社会组织的蓬勃生长。政府亦开始投入较多的资源于福利、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以拨款(Subven-tion)或津助之方式交由非政府组织代为提供。相对于中国内地，香港政府以往一直都是采取不干预政策。对许多海外团体或宗教团体大开门户，容许自由发展。早期的福利及社会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一直都是以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主要的提供者，政府的角色相对次要。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容许私人市场来提供一些含福利性质的照顾服务(如私营安老院)，政府则以购买的方法来为有需要者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形下，香港的非政府组织渐渐变成一种所谓“混合经济之照顾模式”。由于资源的限制，政府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如何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虽然以上是针对香港的情况而提出的方案，但对中国内地的社会组织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建立合理分工基础上的有效合作，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作的前提是合理划分国
家——
—市场——
—社会的边界，二是重新确立政府
与市场、社会组织三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通过
资源分配引导社会组织的服务方向，强化自下而
上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如香港，在“整笔拨款”
制度下，非政府组织不但可把未用的拨款保留，而
且全面的表现管理令机构在计算成本时，需要考
虑提供服务项目的整个流程(包括投入、过程、产
出等)，令服务达到更高的成本效益。推行“服务表
现监察制度”及引入“竞投模式”后，公众期望机构
的服务表现水平比政府所订的“服务素质标准”会
更高。
其次，理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从
监督控制向培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向转变，改
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
理权限和范围，为社团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制
度环境，并适时地推进社团自主性、自治化的发
展。对此，香港的官、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值得借
鉴。如香港社会福利署于2002年重组其管理架
构，将管理及推行服务的权力下放到13个地区社
会福利办事处。重组架构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更能
因应社区的特色及独特需要来提供服务，并加强
服务的响应性及与社区内其它社会福利组织的伙
伴关系。这次组织架构的重组，也引导其它非政府
组织重组其架构来配合，致使其管理架构更能以
社区为本(district-based)。
同时，香港政府通过设立“社区投资共享基
金”，鼓励并资助“官”(政府)、“商”(企业)、“民”(民间
组织)三方协作项目。三方可通过结成伙伴，为共
同利益分担责任。私营机构通过与政府及第三部
门协作,以履行社会企业责任，改善经营环境,包
括建立良好信誉，提升员工的技能，建立企业形象
等。社会组织通过合作，吸收其它组织的优点，互
相传授知识、经验、技术,避免“志愿失灵”发生。政
府部门通过合作,提高民众社会参与的广度及深
度，促进社会整合。
现在中国内地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
政府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
在政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成功的公共服务的供给
115
形式。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只手的作用，以政府计划为主导，以市场化和社会化为主体，以公共需要满足为标准，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
其三，鼓励社会组织的创新，探索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道路。社会企业是用企业的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主要的功能是通过社会企业为边缘人士提供就业机会，使其自力更生，减少对政府之依赖，建立社会共融和减少社会排斥，增强“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及动员“社会资本”。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更积极地投入公益服务，近年香港引入欧美所谓的“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的概念，鼓励私人企业在营商之余，回馈社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社会做贡献，同时增强机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政府资助、政府参股等形式，积极开拓社会服务市场，解决政府服务“缺位”问题，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诚然，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并非解决贫困和失业的灵丹妙药，须配合不同政策多管齐下，方能达致目标。总之，政府应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进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机制，实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周永新：《香港社会福利政策评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第20～22页；东华三院的资料见“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Tung Wah Today”,1982；保良局的资料见《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978年。
[2]周永新：《社会福利十二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38页。
[3]Chan C.Wan D.&Liu W.2002.Determining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the sup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 in Hong Kong,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Ltd.36(1)&(2).
其他参考文献：
[1]陈锦棠等，《香港受资助非政府机构董事会探讨研究报告书》，香港特区政府，2000年。
[2]陈锦棠：《香港社会服务评估与审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3页。
[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民为本同心同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席上行政长官董建华施政报告，2000年)。
[4]Chan et al.2002.Surve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ubven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Hong Ko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5]Chan,C.W.Joseph and Elaine Chan.2003.An Exploratory R esearch on the State of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November，2003.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Social Cohesion co-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6]Gitt,R.and Vidal,https://www.doczj.com/doc/be18188766.html,munity Orga-nizing: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Sage Publications.
[7]Golin，H.Forrest.2001.The R ole of Compan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Vibrant Third Sector in Hong Kong.Hong Kong:Central Policy Unit.
[8]Central Policy Unit.2005.Study on Tripartite Partnership-Local R esearch and Engagement，Hong Kong:Central Policy Unit.
[9]Central Policy Unit.2005.Study on Tripartite Partnership-Benchmarking Study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Hong Kong:Central Policy Unit.
[10]Gray,Healy and Crofts.2003.Social Enterprise:Is it the business of social work?Australian Social Work, Vol56,No.2.
（责任编校：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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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 香港教育的背景資料 學校 「全學位全受訓」政策 1.1 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推行政策，規定由該年起新入職的中小學教師必須持有學位。自此，副學位程度職前師資培訓學額升格，由頒授學位的學額取而代之。由二零零四／零五學年起，所有職前中小學師資培訓課程的畢業生都持有學位。 有關在職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政策 1.2 由二零零三／零四學年起，教育局推行一項有關公營學校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政策，鼓勵教師在一個為期三年的周期內達到不少於150個持續專業發展時數的軟性數量指標，包括有系統的學習(例如參加研討會、會議和員工發展日)及其他學習模式(例如同事間協作、教學啟導和專業閱讀)。 1.3 由二零零二年起，校長須在一個為期三年的周期內就以下三方面參與不少於150個持續專業發展時數：學校行政和發展；啟導和網絡聯繫；以及提升領導。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主要建基於有系統學習、實踐學習，以及為教育界和社會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 1.4 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與其他健全學生一樣依循主流學校課程，同樣獲得必要的終身學習經歷。課程發展議會轄下的特殊教育需要委員會因此而成立，目的是發展這個原則，並負責制定有關政策及監督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課程發展。就此而言，各個專責小組先後成立，以推動以下方面的工作：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編訂教學指引﹔學習重點﹔學習及評估示 例； ●進行調查，以便探討特殊學校在課程改革上的發展方向。並與有關 學校合作，落實推行校本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設計及製作教學資源； ●舉辦教學研討會、工作坊及經驗分享會等協助提升教師專業；以及 ●鼓勵學校參與種籽計劃，共同探討重要課題，以便配合課程改革的 方向。 香港的幼稚園教育1 1.5 向教育局註冊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為三至六歲兒童提供服務。香港幼稚園所提供的教育，目的是通過以下方法為兒童未來學習奠定基礎： ●培育兒童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全面發展； 1https://www.doczj.com/doc/be18188766.html,.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overview/index.html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香港公屋单体设计的分析 及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启发 文／杨靖 杨磊 Yang Jing Yang Lei ABSTRACT 本文介绍了香港公屋原形设计的四个阶段，并着重从运用模块进行扩展、 “居者自行设计房屋布局”模式等 方面分析了香港公屋单体设计的灵活性以及总结了香港公屋通用设计的经验。 This article describes four stages of the prototype design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and focusing on analysis of the design flexibility and universal design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作者简介 杨靖 东南大学 杨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香港公屋，单体设计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Architectural Design KEY WORDS 阶段原型时间建设标准特点典型平面 第一工字型系列50年代—60年代使用面积2.2m2/ 成人、1.1 m2/儿 童 以工字型为基础，左右两翼是背靠背的房间，每个房间 大约12 m2，各房间面向敞开式长走廊。 共用厨房、卫生 间、洗衣间、公共浴室。后期，引入电梯（每隔三层停 靠）、中央内走廊，每间添设了设有厕所及自来水的阳 台。建筑高达16层。 第二长型、 塔型、H-Block 70年代—80年代 初 使用面积3.25 m2/人 通过内廊或外廊式组织，套型面积稍有增大并且套型的 通风状况得到改善。卫生间与厨房与工字型系列后期的 设置相似。建筑高度大约20-24层。 第三三叉型、 相连长型 80年代使用面积5.5 m2/ 人 空间标准有重要的提高。单一房间概念被一套多房的设 计所取代。客厅、卧室、卫生间或厨房都有较佳的日照 及通风。建筑高度约40层。房间的隔墙仍是租户自己设 置。 第四和谐式 康和式 90年代使用面积7.5 m2 人 和谐式单体有三种：1型（“十”字形）、2型（“Y”字 风车形）及3型（“T”形、“Y”形）。1型、2型均为塔 式高层，36-38层，每层约有16户。3型配合香港多山的 基地条件，其Y形的翼可在90度范围内自由旋转，层数为 20至26层。 康和式单体有两种：1型是十字形平面， 40层，每层8个 户。2型是曲尺形， 30层，每层6个户。面积标准有所提 高，三居室套型设有主卧室卫生间。 1953年圣诞夜，在石硖尾大火中5万8千人痛失 家园。之后，又发生几起大火，总共有10万人无家 可归。连续的火灾迫使香港当局不得不转变立场，采 取由政府投资兴建公屋，为这些灾民提供住所，以解 燃眉之急。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香港公屋建设。 1、公屋住宅单体的原型设计及其四个阶段 为了快速解决居住问题，房屋署在一个时间段内 仅用几种住宅单元平面作为原型进行公屋建设。这样 节省了设计时间并有助于减少建造成本。当空间要求 和建设标准提高时，就会提出新的原型。公屋经过这 么多年的发展，其原型可以明确的划分为四个阶段。 每一个时代的居住空间标准不断提高，这对空间的设 计和使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由此对居住者的生活品 质产生重要的作用。（图1） 最初，第一阶段的工字型公屋是1954年开始兴 建，是作为居住应急之需的迁置大厦，其标准低、成 本低、租金低。发展到90年代期，出现的康和式住 宅是香港公屋建设中的最高标准住宅，它也是香港 “居者有其屋”计划中主要采用的房型。我们对其住 1 1 | 公屋单体的四个阶段 2009 12 A+C论文 P097
香港教育史 平冈中学沈紊仪 1.教育统筹科 教育统筹局成立初时是专责教育事务的教育司署。1981年，政府把经济科辖下的劳工事务拨归教育司署管辖，除了有关教育及人力资源培训的事务以外，亦兼顾香港的劳工事务。同时，初期政府架构改组，司署分家为政策科（“科”）及负责执行及落实政策的“署”，教育司署改组为教育及人力统筹科及教育署，并接管劳工处。教育及人力统筹科于1983年改名为教育统筹科，香港回归后更名为教育统筹局。 2.近代宗教团体与香港教育发展的关系 香港教会办学历史悠久，起步早，发展快。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没有专门负责教育的机构，对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教会办学。早期教会办学，主要侧重于培养教会人才。最早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纪念学校，创办于1842年。该校虽然只办了10年，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地位突出。1847年该校校长勃朗牧师携同黄宽、黄胜、容闳等到美国入学，其后各有成就。容闳于1872年推动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运动，对晚清教育影响极为深远。港英时期，天主教、基督教获得了当局扶持，基本上垄断了教育资源。早在1847年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后来改为教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均是基督教教会牧师，主席亦由圣公会主教出任。1879年时任港督的轩尼诗因其本人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办学采取了宽厚政策，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办学权。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基督教学校因受到特殊扶持，获得了长足发展。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仅天主教香港教区办的学校就达175所，修会办学155所，就读学生达31万人，占全港学生的四分之一。 香港宗教团体办学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政府只负责拨发教育津贴，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不干预教会办学事务，教学管理全部由宗教团体负责。宗教团体办学，采取校董会管理模式，由教会团体负责人出任校董，教会自主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决策机构，全面负责教学方针拟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事务管理、教师选聘培训、学生招收管理及课程设置调整等。香港宗教办学注重将宗教伦理道德教育同普通课程教育结合起来，并将本宗教的基本教义融入到教育活动之中，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安排，都贯穿了宗教教育理念。各大宗教都要将本宗教的核心教义体现在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之中，专门开设有宗教课程。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积极扶持立场。2003年特区政府针对道教团体宗教教材匮乏，专门下拨921万元港币，支持香港道教联合会用于编写道教教材。一般来说，香港宗教团体所办的学校，无论从办学条件，还是从办学质量，都要高于政府所办学校，香港所有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教会学校。 3.容闳对中国留学教育的贡献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透明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为遏制楼市投机行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香港政府不断加强新房屋预售、销售环节的透明度，降低开发商对房屋售价与现房供应的操纵，从而抑制了因新房销售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哄抬房价现象。香港政府对开发商预售、现售环节、信息披露、首次放盘量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指引文件，还明确规定了有关预售新房(含楼花)示范单位的细则。 健全的土地管理制度。香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批租给受让人，土地批租主要采用公开拍卖、招标、私下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形式。香港有比较健全的土地法例体系，包括《香港房地产法》、《收回官地条例》、《土地征用法令》、《地契条款》、《拍卖地产条例》等。政府只是根据这些法例进行管理，实行有偿、有期、有条件使用土地。所有要使用土地的人都需要通过土地市场获得土地。既有垄断控制，又有自由转让。在楼市出现泡沫的时候政府采取增加住宅用地供应的做法，在楼市萧条时期政府采取减少土地供应的措施，以保持楼市的平稳发展。 完善的公屋制度。香港的公屋制度不仅包括政府出资建造建筑实体，还包括货币化的综援金制度。到1997年，香港650万居民中居住在出租公屋、政府补助出售房屋的人口达331.38万，占全港人口的51%。公租房制度与香港的房地产大规模开发几乎同步，不仅解决了众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还为香港节约了土地资源，保持了社会稳定，提高了城市竞争力。
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为了抑制投资者炒房，香港引入了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目前，香港物业交易须缴纳最高4.25%的从价印花税，而“额外印花税”则分为三级税率：6个月或以内转售的交易，税率为该转售交易金额的15%；6个月以上至12个月之间转售，税率10%；12个月以上至24个月之内转售，税率为5%。换言之，持有物业的时间愈短，业主需要缴纳的“额外印花税”税率便愈高。 楼宇按揭成数调整。楼宇按揭成数也是香港调控楼市的主要手段之一，且效果比较明显。香港楼宇的按揭成数一般在5成左右。香港金融管理局根据楼市冷热程度适时调整楼市按揭成数。在楼市萧条时期上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高；楼市出现泡沫时下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低。2010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下调楼宇按揭成数。新政一出，之前热火朝天的香港楼市顿入寒冬。据香港美联物业的统计显示，在楼市新政出台的首个周末，香港十大指标性二手楼盘的成交量已经比前一周减少近八成，二手楼看楼量普遍下跌五成以上，还有许多楼盘罕见地出现“零成交”。 二、香港与内地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比较 香港楼市调控的针对性比内地强。一般来说，香港政府楼市调控的针对性很强，目标直指短期炒楼行为，加大炒家转手成本，进而遏制楼价快速上涨。在遏制纯投资购房者以金融杠杆炒楼的同时，也确保了真实自住型需求不受政策影响。所以香港楼市调控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较明显，特别是楼市泡沫期间，每一轮楼市新政出台后的数周内，
内容提要 外来词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本文在对汉语外来词的由来及其历史状况作出初步探讨的基础上，着重比较中国大陆地区与中国香港地区在外来词借入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目录 0.引言 (1) 1. 汉语外来词研究 (2) 1.1汉语外来词的发展历史 (2) 1.1.1第一次高峰.古代西域/佛教 (2) 1.1.2 第二次高峰.近现代西学东渐 (3) 1.1.3 第三次高峰.当代改革开放 (4) 1.2 外来词引入的六种方式 (5) 1.2.1音译 (5) 1.2.2意译 (5) 1.2.3形译 (5) 1.2.4半音半意译 (6) 1.2.5音译加表意字 (6) 1.2.6直用原文 (6) 2. 香港地区汉语外来词与大陆地区汉语外来词的差别8 2. 1译法的不同 (8) 2.1.1普通话曾用过音译，但后改为意译而香港则一直为音译8 2.1.2普通话为意译，而香港则为音译 (9) 2.1.3香港为音译，普通话原来就有 (10)
2.1.4同是音译，但用字却不同 (10) 2.1.5同是意译，译法不同 (11) 2.2 语义的变异不同 (12) 2.2.1 词义的变异 (12) 2.2.2 词用的变异 (13) 2.2.3利用词义的变异造变义混合词 (13) 2.3差别的原因 (14) 2.3.1不同的历史文化积累、社会环境，从根本上造成了 两地对外来词的不同态度和倾向 (15) 2.3.2 两地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 (16) 2.3.3 香港地区独特的外来语借入过程 (17) 2.3.4 粤语独特的语音特色 (18) 3. 结语 (20) 注释 (23) 参考文献 (24) 论文摘要（中文） (1) 论文摘要（英文） (1)
第17卷 第1期长 春 大 学 学 报 Vol .17 No .1 2007年1月 JOURNAL OF CHANGCHUN UN I V ERSI TY Jan .2007 文章编号:1009-3907(2007)01-0036-04 收稿日期:2006-11-02 作者简介:周精灵(1982-),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香港公屋制度对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启示 周精灵,刘 丹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81) 摘 要:廉租房制度是住房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和完善廉租房制度,是解决城镇新贫困人 口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着重分析了香港公屋制度的具体特点,在借鉴香港公屋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解决我国廉租房制度现存问题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香港公屋;廉租房;政府支持;专业运营;资金筹集;准入与退出机制中图分类号:F293131 文献标识码:A 1998年下半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传统的福利性住房制度向商品性住房制度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建立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住房新体系。广大城镇居民开始转向通过市场渠道解决住宅问题。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居民的住宅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市场化取向的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低收入家庭没有经济能力通过市场化渠道购买住房,因此早在1999年4月,政府部门就已经出台《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希望通过廉租房计划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2004年3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负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任。但从我国目前廉租房计划的实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才能更好地推进城镇廉租房计划的进程。 1 香港的公屋制度 香港政府于1954年开始实施公屋制度,经过50多年的实践,已日趋完善。截止2004年3月 底,香港约20119万人,即占香港人口的30%,居住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提供的公屋,租住公屋单位 的数目为6418万个,占全港房屋总数的三成[1] 。 香港公屋计划的巨大成功,与香港政府的长期积极投入、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有效的财政资金安排密不可分,这些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内地的廉租房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11 专业化的运营和管理 在公屋的发展中,香港房屋委员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3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由政府直接经营,以满足那些市场不能为其提供基本住房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房委会负责统筹所有政府公屋供应、编配和管理事务,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及兴建公屋。同时房委会还注重成员在社会和专业背景方面的多元化,以确保房屋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能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见。对于房屋事务,房委会聘用专业房屋事务经理管理辖下房屋。 在公屋的建设过程中,香港房委会不仅照例建设有效率的公屋社区和发达的交通网络,还尽量争取各项配套设施的同步完成,并通过对公屋进行持续的维修、改善和重建计划,以提高公屋的居住质量。 112 政府土地政策的支持 香港政府对公屋建设最大的资助是免费拨地给房委会。政府定期及准确评估房屋需求,供应足够建屋土地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为达到土地供应平稳,政府尽量灵活和弹性地处理土地供应,为不
香港的科教和医疗 【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教育、资讯科技教育、师资培训、专上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新来港儿童的教育、职业教育、非华语学生的教育等。为促进学习成效，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致力推行以母语（中文）为本地学校的主流教学语言。由于中文和英文同是香港的法定语言，所以政府投放大量资源，以培训学童两文（中文和英文）三语（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的能力。 香港的学校可分为三大类，即完全由政府开办的官立学校、完全由政府资助并由志愿团体管理的资助学校，以及私立学校，其中有部分私立学校接受政府资助。官立及资助学校推行政府建议的学习课程。它们提供免费的小学及中学教育。此外，香港有51个国际学校（包括15个由英基学校协会主办的学校），主要为在香港定居的海外家庭，以及因工作或投资而来港居住的家庭的子女提供非本地课程。 自2008/09学年起，特区政府向公营学校提供的免费教育由9年延伸至12年。此外，政府亦全面资助职业训练局为修毕中三的学生而开办的全日制课程，为高中学生提供传统教育以外的另一个免费进修途径。 过去10多年，香港政府投放大量资源发展教育。教育是香港公共开支中的最大项目，预算开支约占经常开支总额的五分之一。2017/18财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预算总额为885亿港元，占政府总开支的18%。政府设有学生资助计划，学生不会因经济问题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近年来，香港人口的教育程度持续改进提升，接受专上或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不断增长。 表1-1：2013年和2018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占比情况
属的专门推动科技、资讯及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第13个决策局。同年12月香港科学院成立，成为香港民间在基础科研领域的第一家机构。 根据2018年底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2017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2017年，香港工商机构中约3%曾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工商业技术创新活动开支总额259.4亿港元，较2016年上升48%。2017年，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即工商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及政府机构在本地所进行的研发活动开支总额）达到212.8亿港元，同比上升8%。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16年的0.79%微升至2018年的0.80%。 其中，工商机构研发开支，包括研发活动所涉及的劳工成本、其他经常开支和资本开支，由2016年的85.28亿港元，上升至2017年的94.12亿港元，增幅为10%。 近年来，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研发开支一直有上升的趋势。2017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研发开支达108.37亿港元，较2016年上升6%。2017年，政府机构（主要是公共科技支持机构）的内部研发开支达10.31亿港元，较2016年上升13%。 香港大专院校仍然是推动研发成果商品化的重要对象，六所本地大学已各自成立技术转移处，从事技术转移工作。截至2019年3月，特区政府通过创新及科技基金的大学与产业合作计划，累计共拨款4.38亿港元，资助358个应用研发项目。 香港的政府机构不是研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政府一直推动研发活动，提供资金及基础建设的支持。政府在1999年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基金以支持能提升创新及科技的项目。政府亦透过成立香港科学园及各个研发中心，提供基础建设以促进技术提升及发展。截至2019年3月底，香港特区政府已为保障创新科技发展提供超过1000亿港元资金支持。 【医疗】香港特区政府为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主办一体化医疗健康护理服务，为市民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医疗健康服务。特区政府将全港分为5个区，分设5个区域性中心医院作为该区医疗服务的总枢纽和联络中心。此外，配以地区医院、普通诊所和专科诊所。香港居民只要持身份证，支付少许费用，便可以得到政府医院和政府补助医院的医疗服务。香港有公立医院、私人医院，此外还有公立专科门诊及社区医疗服务。目前，全港约94%的医院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另外6%由私人医院提供。 香港医院管理局是一个法定机构，负责管理全港所有公立医院及相关
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监管的经验与启示 深圳市勘察设计行业监管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深圳在勘察设计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得益于开放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人才的聚集与行业的监管。深圳市住建局在勘察设计行业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关键词：深圳；勘察设计行业；监管；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S611文献标识码： A 深圳市目前从事勘察、设计及图审业务的企业共有249家，本地企业130家，外地企业119家。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占15%，主营设计业务的企业占82%，专职施工图审查业务的企业占3%。2012年全市勘察设计行业年产值136亿， 9家建筑设计院挤身广东省百强企业，7家建筑设计院进入中国百强建筑设计院行列，4名建筑师载入中国百名建筑大师名录。深圳的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在国内的知名度较高，代表作品有奥运场馆水立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2008年深圳市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美誉，获此殊荣的城市全球目前只有8座。2013年深圳在建筑行业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住宅工业化在国内率先试点。 一是简政放权。深圳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模式主要借鉴新加坡与香港的经验，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并修订城市建设方面的政策与规划，出台地方性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实施行政审批、许可与执法检查等，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进行，社会管理与协调依靠中介机构进行。简单地讲，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赛场上，政府的作用是制定游戏规则，担当裁判员；企业的作用自主选择游戏的战术，担当运动员；市场的作用是通过优胜劣汰，让强者更强。深圳市建筑行业的资质初审、企业的备案、勘察设计文件质量的核查、勘察设计市场的整顿规范、工程评优、课题的编制、行业职称评定、建设信息统计管理等职能全部交给社会化专业组织进行管理。放权的结果加快了政府机构管理层次与管理跨度的缩减，同时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的结构与素质，行政效率的提高自然水到渠成。深圳市住建局通过简政放权，将许多职
The Overview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赵进 香港公营房屋建设及其启示 作者：赵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zhaojinsh@https://www.doczj.com/doc/be18188766.html, 导言 居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住房建设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福利性实物分房制度的结束，城镇住房供应基本转向了房地产市场，由此，我国城镇进入了住房商品化的时代。住房商品化刺激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推动了住房市场的扩大，使得城镇房屋总量和人均居住面积不断上升，交易也空前活跃。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房价节节攀升。很多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导致城市住房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于市场机制的分配不均，社会趋于两极分化，公共干预势在必行。在中央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城镇住房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但是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涉及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整体设计、房屋规划设计和建设标准、区位选择、交通条件、配套设施建设、准入申请和监管制度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全盘市场化。为了保证整体经济的效率及改善社会的公平性，香港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来干预住房市场，为全港近一半的居民提供低廉的公营房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香港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本文介绍香港公营房屋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分析其政策实施和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经验，讨论其借鉴意义，期望对内地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有所启示。 1 香港公营房屋政策与实施 1.1 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占地1 104 km 2，人口约700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 410人。香港多山，地势陡峭，可供兴建工商和住宅楼宇的土地只有225km 2，仅占总 摘要：本文介绍香港公营房屋的政策演进、住房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公营房屋政策所涉及的机构及其职责、公营房屋计划及实施状况以及公营房屋住区的规划设计等内容；分析其基本经验，进而讨论对内地城镇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具体运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Abstract: Firstl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the objective, the principle and th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s public housing policy.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s of Hong Kong ’s practice to the set-up of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关键词：香港；公营房屋；启示和借鉴Keywords: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Enlightenment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50978188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e18188766.html, 走进香港感受香港教育 作者：邓华香 来源：《小学教学参考(综合)》2005年第12期 很荣幸有机会赴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学习。通过与香港小学校长、主任、科组成员分别进行座谈交流——学习他们的学校管理经验，了解他们的办学特色；到校园走走看看——感受他们校园环境的洁净与幽雅，文化氛围的浓厚；到课堂中听课——领略到香港教师的教学风采，感受到课程改革的成果……一周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我们抓住每一次学习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香港教育改革的概况。现将香港教育与内地教育作一些对比，希望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一、对香港教育的认识 (一)校园环境——精心布置 香港城区小学普遍占地很小，可谓是精品型学校，但布局极合理，校园洁净、幽雅，学校的宣传橱窗、黑板报、走廊、教室挂的语录异常醒目，催人深思。这充分体现学校对学生心灵的关注、人格的塑造、高尚品德的培养。校园面积虽小，但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充满文明、活泼、艺术、智慧的校园环境构确成了一个美的育人情景，体现校园是育苗之土、育人之地。 (二)教育特点——多元化、个性化 香港教育比内地教育相对较自由一些，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各学校及教师有权选择教材；在课堂教学上，教师敢于表现，敢于创新，呈现出宽松、民主、求新、求活的个性化的课堂氛围；在学校文化、办学思想上、体现多元化、个性化特点；在教学研究上，由于教师没有职称，教师之间关系比较平和，不会为此而竞争，教学基本属于“单干”。过去教师间互不观课，不够重视教育科研。近几年，香港教育统筹局也推广中小学新课程改革，不断推广观课文化，教师们才开始集体备课，互相听课切磋教艺，在教育科研方面积极投入，追求教育理想。 在香港，家长到学校做义工，又是香港教育的又一亮点。各学校成立有家长委员会，设置办公室。家长主动参与学校管理，到校做义工，开展亲子活动、家长专题讲座、家长联谊活动等，实现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的教育格局，促进教育的不断发展。
二元化住房制度：日本、新加坡、 中国香港的实践模式与启示 谭禹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410000；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510000） 提要：“住房难”已成为我国当前“新三大民生问题”之一，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通过实施二元化住房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普通民众的住房难题。学习和借鉴二元化住房制度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介绍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二元化住房制度实践模式，在此基础上就完善我国住房政策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二元化住房制度；住房政策；经济适用房 中图分类号：F29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3－0184－04 住房作为满足人类居住需求的特殊商品，既具有商品的属性又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住房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住房的商品属性要求住房资源的配置实现市场化。但是另一方面，住房又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住房作为基本生存条件，任何一个人不论其财富多寡都应享有维持其生存的基本住房权利。当房价超出普通民众的支付能力时，由政府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基本生存权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1］。二元化住房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将住房分为两部分分别实行不同的配置机制：一部分为商品性住房。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主要满足高收入群体需求，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另一部分为公共住房，即由政府直接提供或帮助实现的主要用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需要的住房，价格由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决定。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通过实施二元化住房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商品房市场的高房价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难矛盾。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二元化实践模式，对于突破商品房制度框架，重新认知我国公共住房政策，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日本的二元化住房制度 日本政府认为，住房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民心，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住房不同于一般商品，不能把住房作为完全的商品推向市场，政府必须拟定和依照有关法律，制定和执行有效的住房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每个家庭都有获得住房的能力。日本政府遵循“保低放高”原则，使老百姓能住上与自己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住房。政府与市场在住宅市场中各司其职，互相补充，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模式”［2］。 （一）开发商与非营利机构在二元化住房模式中各自扮演不同的供房角色 日本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住房主要通过市场实现，民间的房地产公司是供应主体。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家庭则是通过由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机构———都市整备公团、地方政府住宅局、勤劳者住房协会提供公共住房。中央政府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所属的都市整备公团（在各地设有支社）是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家出资提供公团住房，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出售和租赁，截至2005年公团住宅存量约128.2万户。地方政府住宅局则为低收入者、单亲家庭及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租赁型公营住宅，截至2004年公营住宅存量约219万户。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住宅合作社则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合作住宅。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复兴与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966年日本制定了《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法》，确立了住宅合作社组织合作建房的法理地位。日本住宅合作社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资源配置手段，是唯一没有接受国家出资和补助资金的特殊法人，在没有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形下，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工薪者的住房问题。 （二）公共住房价格与中低收入者可支付能力相适应 公共住房开发建设中，由于非营利机构代替了开发商角色，使房地产价值链中开发商的超额利润得以节省，同时加上政府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公共住房成为普通民众的可支付住房［3］。根据世界银行的认定，普通住房价格和家庭收入的比例在3 6倍时，居民才有足够的购房支付能力。日本勤劳者协会把合作住宅的基本房价控制在普通职工年收入5 6倍的范围之内。都市整备公团所建造的住宅标准按照中等收入家庭的需求能力设计，供出售的公团住房价格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5.3倍，供出租用的住宅平均月租金约占租户家庭月收入的15%。公营住宅受地方政府住宅局管理，实行政府定价，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小。公营住宅租金在房地产泡沫日趋膨胀的1983—1990年年均只上涨了4.4%，这不仅在房地产泡沫时期有效保护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且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社会经济的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4］。 （三）二元化住房制度的法制化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立法维护中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权利。1951年通过的《公营住宅法》规定公营住宅是由日本各级政府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与特征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 人类从地球上一出现就开始了群体生活的历程，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社会组织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基本单位。就“组织”一词而言，古已有之。在中国，组织的原意与纺织有关，是指用麻绳编织成布帛。在西方则渊源于“器官”，指的是自成系统的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结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组织的理解开始从传统的物的意义，逐步引申到人类社会层面。社会组织的概念由此而生。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把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看作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把规模较小的人群如家庭、邻里、同乡、朋友群体等视为初级群体的具体形式。然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解却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被西方社会学誉为社会学创始人的韦伯认为，社会组织是法人团体，是一个用规章制度限制外人进入的封闭团体。美国社会学家凯普劳认为，社会组织是一种社会体系，有明显的群体认证，正确的成员名录、活动的计划以及成员的更替程序。综合学术界的多种看法，我们认为，社会组织是指追求特定社会目标、实现特定社会功能、有意识地组建的社会群体。它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等。 社会组织可以由初级群体或正式群体演化而来，但是当它被称为社会组织之时，已和家庭、氏族、邻里等初级群体高度分离。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共同活动的群体形式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群、血缘家庭和家族，以及稍后出现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社等。他们都是人类发展的初级群体形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级的出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活动日趋复杂，社会组织适应社会及社会成员的需要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但这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共同活动的形式还是以初级社会群体为主。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法适应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要。因此，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就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的产生，其动力来源于功能群体的出现，以及群体正式化的趋势。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功能性群体自然演化成了正规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的正式化，也造就了组织的形式。有学者认为，组织可以通过社会功能的专门化、社会动员和社会暴力三种原因而形成。现代社会的组织同样具有上述的特点，各有不同。象各种跨国公司是功能群体演化成的组织，而军队则一直是战斗群体正式化的产物。那种认为社会组织只能通过社会分工来产生的观点是片面的。[1]1．蔡建飞．生产与运作管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2 （二）社会组织的特征 ?主要特征有：①特定的组织目标。组织目标一般是明确的、具体的，表明某一组织的性质与功能，人们围绕某一特定的目标才形成从事共同活动的社会组织。组织目标是组织活动的灵魂，它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目标体系。②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 社会组织是由至少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系统。组织成员是相对固定的，成员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组织；社会组织如无固定的成员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实体基础，进入或退出一个组织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特别是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一般都要经过组织的考核与审查。③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并提高活动效益，一般都具有根据功能和分工而制度化的职位分层与部门分工结构。只有通过不同职位的权力结构体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或个人的活动，才能顺利开展组织活动并达到组织目标。④普遍化的行动规范。 它一般是以章程的形式出现，并作为组织成员进行活动的依据。组织的行动规范是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它通过辅助的奖惩制度制约组织成员的活动，以维护组织活动的统一性。⑤社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就每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它不仅自身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
内地与香港教育制度的比较 1.学制及升学途径 大陆香港 中学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共六年中学五年，预科两年，共七年学费由小学至初中三都是免费的实行小学至中三的九年免费教育 学校等级学校分各级的重点中学(省级、县级及 巿级) 学校分三等级(band)，第一级的学习 能力最高，第三纸的最低 小学升中学的方法以往小学生是依照成绩来分中学的， 近年来则按住处的区域分配。 小学生可透过自行收生计划报考中 学，或依照教统局的中央派位分配 初中升高中的方法完成初中后要通过考试才可以升高 中。 中三课程完成后，根据成绩升读中 四或修读其他学校。 高中升大学的方法完成高中后要通过「高考」，按得分高 低进入大学。(省重点中学入读大学的 机会率可达百份之九十) 中五要通过会考才可升读预科；预 科后要参加高级程度会考，按成绩 进入大学。 近年开始有学生透过完成副学士课 程及专业教育学院课程升读大学 海外升学的机会经济能力好的家庭会选择让学生到海 外留学。 学生也会选择海外留学 近日开始兴起到内地升学的潮流 2.上课情况 根据我们在上海巿建青实验学校的访问，得知他们上课时会很安静留心，总会在适当时候主动举手回答。总的来说，学生在很专心地听老师讲解，上课气氛十分积极。 至于本校的上课情况，我校的学生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情况较少，尤其是高年级的同学，反而多是老师主动发问，同学才会回答。 至于老师讲解方面，上海巿建青实验学校的学生认为，上课的气氛较严肃，形式没大变化，比较沉闷。虽然如此，但同学依然保持安静。由于建青同学一般认为学习是应该由学生自主自发的，故此纵使课堂比较沉闷，我们并没有发现同学与「周公」约会。本校学生则认为，在香港上课时，有些老师会和学生打成一片，但有些老师亦会很严肃。老师会因应不同的教学需要，在课堂上加入活动，例如分组讨论、辩论比赛、游戏等，教学方法较为灵活。有些低年级的同学感到上课沉闷时，有时也会有限度地谈话。 至于近年流行的信息科技教学，我们一致认为沪港两地的学校均充分的应用。
目录 一、“新经济组织”类概念 (1) 二、“新社会组织”类概念 (4)
一、“新经济组织”类概念 新经济组织：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内地公民私人、港澳台商、外商全部所有或绝对控制的新出现的经济组织形态。另从所有制特征上看，现行法律、法规把这类经济组织统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国家统计分类目录中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经济控制企业、港澳台经济控制企业、非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等。 1、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各种社会经济成份中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中的非国有成分和非集体成分。 2、个体经济：又称“个人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通常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或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和支配的一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我国，个体经济目前专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3、私营经济：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体现着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私营企业，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4、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的投资主体对一个企业或公司投资所构成的经济类型。它含有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中的几种成份。其主要形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5、股份合作制经济：指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两种性质的一种经济形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探索出来的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集体经济的新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经济形式是股份合作企业。 6、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到内地直接投资设立企业而形成的经济。其经济形式主要包括独资企业、与内地投资者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其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7、外商投资经济：外国投资者在我国内地直接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其经济形式主要有四种形式：外资企业（又称“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个体工商户：是指个人从事生产劳动，生产资料或产品收入归个人所有，雇工7人（含7人）以下，以个人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经营形式，包括城镇闲散劳动力等自筹资金开业兴办，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工业、手工业、客货运输、商业、饮食、服务（包括修理）和房屋修缮等个体经营者。还包括农村的非农业个体经营者。 9、非公有制企业：指在工商登记时登记为企业的，非国有或非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非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注意：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包含个体经济，非公有经济组织包括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不包括个体工商户。 10、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所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11、私营独资企业：在我国，按有关法律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和谐社会建设与青少年社会服务 ——香港深宵外展服务对我们的启示 张波 摘要：香港深宵外展服务是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富有特色和成功实施的一项核心服务，也是一项被认为最富挑战性的青少年社会服务工作。这项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关注的是一批在行为上有服务需要的“夜青”（指深宵活动不回家的青少年）群体，目的主要是为了预防青少年因不良环境的影响，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事情。深宵外展服务是一个系统服务过程，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外出至青少年夜间常到的地方（如歌舞厅、游戏厅、网吧、街头、公屋等公共场所）接触他们，认识他们，找出他们的需要并随时提供适当的服务，其工作手法主要有中心工作手法、户外工作手法和户内工作手法。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服务;香港深宵外展;启示 在内地，深宵外展服务队才刚刚起步，还只是一项鲜为人知的青少年社会服务工作。通过对香港深宵外展服务的介绍、分析，了解其工作理念、思维模式和方式，对于内地更好地开展深宵外展服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的青少年，共创我们的和谐社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深宵外展服务发展的概述 （一）香港深宵外展服务的目的 青少年在生活、学习、交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宵外展服务人员就会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服务、辅导他们，协助他们积极面对困难，勇于承担个人及社会责任。深宵外展服务工作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关注青少年，协助他们面对成长的需要及所引发的危机，预防受到不良影响。这样做不仅有利于青少年问题的解决，对于降低青少年犯罪率也起到了抑制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这也是深宵外展服务的基本理念所在。通过广大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提供的这些服务，大部分案主都能有比较大的进步，能够正常地回归到社会中去。 （二）香港深宵外展服务的内容 深宵外展服务工作者在夜晚11时至次日凌晨6时，对流连在街头的12岁~25岁的青少年，提供危机介入及现场辅导。开展深宵外展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将主动认识易受不良影响的青少年，服务期间，了解他们深夜不归的原因，进行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