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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重武器之火炮篇

抗战重武器之火炮篇
抗战重武器之火炮篇

抗战重武器之火炮篇(1)

国民革命军(以下简称国军)野战炮兵部队创立于黄埔建军,开始装备的是苏联援助的火炮,建立之初炮兵的规模很小,火炮的数量也有限。北伐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炮兵仅有1个团,装备18门俄制山炮而已。通过北伐期间大败北洋军阀,这才缴获了一批火炮,但战争结束时候,也仅有2个炮兵团,这里面装备的火炮各式各样有德式,日式,俄式等而且都是些型号不一,口径不同的破烂货。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逐渐控制全国,各兵工厂生产的火炮开始进入国军的装备中,同时为了抗战做准备国民政府还从国外进口了大批军火,这其中就有很多的大炮,国军的炮兵建设这才有了起色。

炮兵的编制通常分为两种:即队属炮兵和预备炮兵。队属炮兵就是直接隶属于步兵师或装甲师的火力支援单位,受隶属部队的部队长指挥;而预备炮兵则是直接受统帅部指挥,根据战事的需要被临时配属予指定的部队,进行火力的加强。国军的炮兵编制也遵循这一原则。

炮兵在国军陆军中兵种色为蓝色,这可以通过炮兵佩戴的军衔的领章的底色来区分。在如今拍摄的战争片中几乎所有的国军兵种戴的领章底色都是步兵的红色,真无语。

炮兵少尉军衔

炮兵的兵种旗

接下来我就采用时间的顺序,按预备炮兵和队属炮兵的分类对国军在抗战时使用的主要火炮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70年前的那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决战。

预备炮兵

1935年3月1日,陆军整理处在武昌正式成立。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将全国原有的火炮和近年进口的火炮按炮的种类统一进行了整编,此时炮兵共有炮567门

(一个拥有200多万陆军的国家就装备了这么点火炮也真是个笑话),其中已不能使用的110门过于陈旧的,予以废弃。国军堪用的火炮共有457门,整理时按照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经过改订编制,划一炮种,裁汰老弱。

编制如下:

炮兵第1旅(瑞典博福斯Bofors式75山炮L/20)

炮兵第1团装备博福斯山炮二十四门(第1营、第2营)

炮兵第5团装备博福斯山炮二十四门(第1营、第2营)

炮兵第2旅(瑞典博福斯Bofors式75山炮L/20)

炮兵第2团装备博福斯山炮二十四门(第1营、第2营)

炮兵第3团装备博福斯山炮二十四门(第1营、第2营)

炮兵第6旅(德制克虏伯式野炮Krupp,75野炮,L/29)

炮兵第7团克虏伯式野炮(第1营、第2营、第3营)36门

炮兵第12团克虏伯式野炮(第1营、第2营、第3营)36门

炮兵第8旅(辽十四式L/30 77式野炮)

炮兵第15团(第1营、第2营、第3营)36门

炮兵第16团(第1营、第2营、第3营)36门

独立炮兵第4团(日三八式75野炮)L/30 36门

独立炮兵第6团(日三八式75野炮)L/30 36门

独立炮兵第8团(辽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L/12)16门

独立炮兵第17团(辽十四式十五生榴弹炮L/12)16门

独立山炮第一、第二、第三营每营12门博福斯山炮

独立野炮第四、第五、第六营每营12门克式野炮

以上编制合计:山炮132门,野炮252门,榴弹炮32门。

是时,又将第三十二师所属炮兵团划出,改编为独立炮兵第九团,辖野炮、重迫营各1个。

不久,将野炮营划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第一、第二、第三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

同时将广东省所属山炮28门(法制施耐德式M1919 75毫米山炮)重新编成炮兵第九团(原为克式75野炮和重迫各1营),辖重山炮1个营、轻山炮2个营。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的24门32倍径的150毫米榴弹炮运到,随即成立独立炮兵第十团,1937年底运到的另24门30倍径的150毫米榴弹炮被编为炮兵第十四团。之后到货的105毫米榴弹炮被编为炮兵第十一和第十三团。

1.博福斯75毫米山炮

其中炮兵第一旅和第二旅和3个独立山炮营装备的为瑞典的博福斯M1930 L/20 75毫米山炮。

博福斯75毫米山炮

博福斯山炮最大的外形特点,就是它的防盾。防盾有个明显的弧线,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防弹!

博福斯75毫米山炮

博福斯公司是德国克虏伯公司设在瑞典的子公司,所使用的制炮技术均为德国的技术。此炮1930年开发成功,是当时最新式的山炮。国军所购型号炮管为口径之二十倍,全重785公斤,炮膛内有28条膛线右旋,缠度为七度九分四五秒,发射时装药燃烧之气体压力最大

为2600大气压。炮弹重量为6.5公斤,初速分别是:一号装药250米/秒、二号装药230米/秒、三号装药450米/秒。最大射程9150 米,高低射界-10°——+50°,方向射界-3°——+3°,由于炮膛线系右旋,射击所发“定偏”为右偏。炮身具有的可拆卸护板,厚约4.5厘米,以供炮组成员在射击时的基本保护。两个轮子间宽95厘米,轮子直径90厘米,炮身可分成八部载件由八匹马驮载或二匹马挽曳。

判断火炮好坏的标准无非是看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威力,在与敌军的火炮进行炮战时如果你的射程不行,那么后面的那两个性能就是再好那也等于0。它射程比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日制41式山炮高出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实战中,可以轻松将日本山炮打的找不到牙齿。就是最牛逼的日本94式75毫米山炮的射程也比博福斯山炮的射程少接近1公里。

操纵博福斯山炮的国军士兵

另外,既然该炮是德国技术制造,便拥有了德式火炮精度高的优点,在这一点上是日式火炮无法企及的。同时该炮的威力也相当可观,三四发炮弹击毁一座砖石结构的碉堡是没问题的。

第一批博福斯山炮是1932年运抵中国的,共15门,当时将其中的12门组建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连。组建不久就参加了一. 二八淞沪抗战,由于敌我炮兵力量悬殊,只能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随着订购的火炮陆续到来,在预备炮兵中共编成2个炮兵旅和3个独立炮兵营,每个炮兵旅辖2个炮兵团,每团有24门火炮,共96门。每个独立炮兵营有炮12门,两项相加一共有132门。

抗战爆发后,2个炮兵旅被分散配属给各个战区的步兵部队使用,先后参加了华北抗战,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抗战前期的几乎所有大战,为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装有伪装网的博福斯山炮

同时火炮在战争中损耗巨大,由于该炮全系进口,国内除了炮弹外其他部件都不能生产,

所以火炮就越打越少,到抗战中期后就基本消耗殆尽。

保存到现在的博福斯75毫米山炮

2.克虏伯1903型L/29 75毫米野炮

德国军火商克虏伯公司,由于有锻造良好钢材的基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的世界著名军火厂。管退式野战式火炮由法国人在1897年开发,但法国为了保密并没有出口这种新式火炮,德国于1902年也完成了该项技术的开发,克虏伯于1900年代所生产的一系列75毫米野战炮,广为各国采用,甚至还成为日本以及中国军队火炮的核心之一。包栝M1903 75毫米29倍径野战炮,M1905 75毫米30倍径野战炮,M1908 75毫米30倍径野战炮等等。克虏伯厂所生产的炮种,一贯享有质地良好,精度高的声名。因此这一系列的火炮,甚至在二次大战时期,尚为许多国家持续使用中,包括中国以及日本军队均是。

这种1903款野战炮属于德国军火商克虏伯公司的库存产品。是一种基本型号,稍加改动即可符合用户的要求。除了按客户要求设计之外,每位军火商都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口径的火炮库存,可以迅速满足顾客需要。它的射程在8公里左右,重量950公斤,使用6匹马拖曳运动。尽管当时这种炮已经过时了,但仍在大量使用。该炮使用的是液体弹簧式后座系统和普通的克虏伯水平滑动炮门。

中国军队使用克虏伯75毫米野炮的历史很是悠久,从清朝末年编练北洋新军时就大量

进口该型的火炮装备给新军部队,当时一个师的部队有一个炮兵团,有36门75毫米野炮,还有18门75毫米山炮,也就是说一个师有54门身管支援火炮,这在以后的整个民国的历史上,都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超过它。也就是说在整个民国期间中国军队的装备是越来越差的。

以后民国军阀混战中各派军阀从国外进口的此种火炮不在少数,其中炮兵第六旅是原东北军的炮兵部队,张作霖主政东北时就曾进口过大批的克虏伯火炮,估计该旅的克式野炮就是那时进口的。

国军中所使用的克虏伯75野战炮家族,除了德国原厂制造之火炮,尚有日本依照德造火炮为蓝本所仿制的三八式75野战炮,三八改,以及三八式75骑炮。国内之奉天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等再仿制日本三八式而制造的辽造一三式,汉造克式29倍径75野战炮等数种克虏伯之野炮系统,性能大同小异,惟以德国原厂之品质最佳。

辽造一三式75毫米野炮

如国军中央直属精锐之74军,由于军炮兵规模为团,故师内建制之炮兵仅为连。该军51师(师长王耀武将军)师属炮兵连既是装备克虏伯75毫米野炮,当时连有炮3门,炮兵连长由军校10期的王建基担任。根据当时参战官兵回忆:这克虏伯75毫米野炮炮龄虽老,但其射击精度欲十分良好,具有极高的命中率。

3辽十四年式L/30 77毫米野炮

1925年,东三省兵工厂仿奥地利百禄18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试成14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母型炮是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武器。该厂聘请奥地利技师哈德曼负责设计和指导生产,一切性能均优于该厂1924年生产的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

辽十四式77毫米野炮

77毫米野炮初速528.5米/秒,最大射程11000米。该炮大架中部挖空,供炮身后

退,且不必掘坑仰角即可达45度,而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仰角17度以上必须掘坑。77毫米野炮大架后端为铰链式驻锄,运动时可以翻上而固定在炮尾上,方向运动时只需大架移动,驻锄不移动,且驻锄由二支杆与制转机连接,更能固定位置。当时国内不具备生产77毫米野炮的条件,该厂直接从奥地利百禄厂购进320门零部件,在厂内只进行少量加工即组装成火炮,在进口零部件用完后即停止生产。

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的日军总共虏获了该型火炮147门,唉,将近生产总量的一半啊。因为该武器与日军自己的军事体系不合拍,所以日军自己并没有使用,但是精明的日本人也没让它们闲着。这些火炮主要用在了武装伪军和收买中国的地方军阀了,例如日本人在争取29军宋哲元投靠鬼子的时候,送给整整一个炮兵营的全套装备(12门77毫米野炮)。

炮兵第八旅装备的该型野炮,是之前带入关内的,总的装备量还没鬼子手里的多。4.日式38年式75毫米野炮

在前面讲克虏伯75毫米野炮的时候就提到过该型火炮,该炮其实就是克虏伯75毫米野炮的日本仿制型号。1904年日本陆军向克虏伯公司一次订购了400门M1903型75毫米野炮的成品和400门炮的组装件,因样炮在1905年(明治38年)抵达日本,故称38式野炮。1907年对原炮进行一些小改后由大阪兵工厂进行生产,装备日军师团炮兵。

该炮需要使用6匹马进行牵引,短距离的话3匹马也能进行移动,最大射程为8350米,战斗重量947千克,最大射速20发/分。以后因为原来使用的炮架影响射击的俯仰角和方向射界,日本对38式75毫米野炮进行了改进,被称为38改,改进的火炮更换了新的大架,咋这样俯仰角由16.5度增加到43度,射程提高了3千米达到了11600米,但也是炮的重量增加了将近200千克。

中国军队最早什么时候使用这种火炮,我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在北洋军阀时期,段祺瑞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借款组建的参战军中每个师就有一个由36门三八式75毫米野炮组成的炮兵团。另外东北的张作霖因为也依附日本,所以他也从日本进口了大批的38式75毫米野炮。同时国内还对其进行了仿制,例如奉天兵工厂的辽十三年式75毫米野炮就是它的中国仿制型。

在使用日本三八野炮方面,则有若干军属炮兵营装备之,例如在长沙第三次大捷中担任长沙守城重任的中央直属第10军(军长前为李玉堂,后为方先觉),其军属炮兵营所配备既是日本三八式75野炮,营共有三八式75野炮12门。

38式75毫米野炮

4.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L/12

150毫米12倍径榴弹炮(仿日本明治38式),沈阳兵工厂1925年生产,炮身长1800毫米,炮架为双轮单脚式,炮闩不明.行列全重1850公斤,用六马挽曳,配备榴弹及破甲榴弹,分一,二,三号装药,初速为275,200,150米/秒,最大射程5900米。

东北军的38式150毫米榴弹炮正在发射

奉天兵工厂总共生产了21门。装备这种火炮的部队为独立炮兵第8团,第17团。这两个团原来都是东北军的炮兵部队,随着东北军的瓦解,东北军的炮兵部队也被国民政府整编。这两个炮兵团总共装备了32门这种火炮,但国内只生产了21门,这说明装备的火炮里有一部分是原装进口的日式38式150毫米榴弹炮。

在这里还得提一下北洋政府时的参战军,参战军训练处直辖有重炮一个营,装备有日本造三八式150毫米榴弹炮,后来参战军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队打垮,却被奉系的张作霖占了大便宜,将这个重炮营给收编了。这32门火炮里有没有当年的参战军火炮,那就不得而知了。

东北军装备的38式150毫米榴弹炮

处于拖曳状态的38式150毫米榴弹炮

这种炮虽然是重炮但是到了二战就绝对是古董炮了,但由于威力大,生产成本低,在日军部队里也有装备,尤其在战争后期更是重启该炮的生产线,进行大量生产,以使新组建的部队里有一定的重炮。

装备38式150毫米榴弹炮的日军

5.施耐德75毫米山炮

施耐德山炮是法国出产的火炮,相对于日式和德式火炮,法国的火炮在中国的使用范围远没有那么广泛,但法国毕竟是西欧的陆军强国,其出产的武器装备也是不差的。1929年军政部兵工署所拟制式兵器式样中就曾计划用法国的施耐德75毫米山炮作为中国陆军的制式火炮统一75毫米火炮的式样,但因为技术原因没有成功而作罢,由此可见施耐德山炮之精良。

这里介绍的施耐德山炮分为轻重两种。现在分别给大家进行介绍。

施耐德75毫米轻山炮

说它是轻山炮说实在有点太抬举它了,因为它就是一种步兵炮,而且并不是法军的制式装备,只是施耐德公司开发出来却没人要的货。它的法国名字叫施耐德二三式步榴炮。

施耐德75毫米轻山炮

施耐德轻山炮的特色是轻,全炮重量只有352公斤(山炮没有炮车,行列全重与放列全重差不多),真是轻得惊人!初速只有300m/s,符合步兵炮特色,因此最大(有效)射程为5000公尺。

其次,施耐德轻山炮的左右射界8度,高低射界度为-10~60度,仰角高也是步兵炮的特色。至于炮车轮,虽然照片看不出端倪,但我看十有八九也是木制的。

该火炮是联华洋行在中国代售的,卖给了南天王陈济棠40门,云南王龙云也有购买的此类火炮。后来陈济棠因为“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而下野,广东的炮兵被中央政府整编,全部的施耐德山炮被编为炮兵第九团。

施耐德重山炮

施耐德重山炮确实是山炮了,不过它的口径也是75毫米,它的正式型号为施耐德1919式75毫米山炮。(如果哪个仁兄说大孟你扯淡,它是施耐德1923式山炮,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问题我慎重考虑过,在参考一些资料后,我决定不按军博的说法,而是按法军当时装备的制式型号称呼,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意见,那随你好了。)

施耐德1919年式75毫米山炮

炮身长:1396.5毫米,炮架式样:双轮单脚式,高低射界:低轴:-10度~22度高轴:0度~40度,方向射界:左右各5度,弹重:榴弹6.33公斤榴霰弹6.525公斤,最大射程:榴弹9600米(40度)榴霰弹7850米(40度),行列全重:677公斤,运动方式:两马挽拽,七马驮载。该炮也是陈济棠购买,最后一起被整编为炮兵第九团,一直到抗战中期还在使用。

施耐德1919年式75毫米山炮

6辽16年式新150毫米重迫击炮

关于1935年中央军整编的炮兵最后介绍的是重迫击炮。中央军将一些重型迫击炮独立出来单独编组了一个单独的独立步兵炮团。

说是重迫击炮,其实也不算重,口径只有150毫米。关于迫击炮我还会在下面的队属炮兵里做专门的介绍,在这里就不说太多了。对于中国军队来说1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是整个民国时期口径最大,威力最强的迫击炮了。最先在中国生产150毫米迫击炮的是东北的张作霖。1922年制出了辽11年式150毫米迫击炮,并在奉军中大量装备。

东北军装备的150毫米迫击炮

1926年又对原来的型号进行改进生产出了更优良的辽16年式新150毫米迫击炮。与此同时山西的阎锡山也生产过类似的150毫米迫击炮。1928年巩县兵工厂,1931年华阴兵工厂先后组织生产这种迫击炮。

正在装弹的东北军士兵

918事变后东北军撤入关内,丧失了军火供应地,原来装备的150毫米迫击炮逐渐消耗殆尽。此时中央军装备的此类迫击炮都是巩造和华阴造。

关于这型迫击炮的性能数据,我暂时没找到,但是对照1940-1944年翻新的该型火炮的性能数据,可以推测它的射程在3公里左右。而且由于发射的炮弹重量大,威力惊人。

国军士兵在使用150毫米迫击炮

现在介绍两个关于该炮的两个战例。

(1)1932年128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曾用150毫米迫击炮发动过对日军的夜袭,结果将鬼子的所有的维克斯式装甲车全部报销了。

128抗战时,日军利用维克斯装甲车构筑的街垒

(2)武汉会战时的田家镇要塞保卫战期间,日机欺中国的防空力量薄弱,疯狂的进行超低空的的俯冲轰炸和扫射,国军官兵除了用步枪和轻重机枪对空射击外,还把150毫米迫击炮进行极限角度的对空射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居然击落了数架敌机。

关于该步炮团装备的迫击炮的数量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因此我不敢胡说。不过在这里我参照别的部队关于150毫米迫击炮的装备情况可以大体估计一下。在东北军中每6门150毫米迫击炮编成一个连,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每营有18门,那么这个4营制的炮兵团

就有72门迫击炮。国军的装备数量可能会略少于这个数,但不会差太大。

以上介绍的火炮均是骡马驮载或拖曳的火炮,下面介绍的两种火炮均是机械化牵引的重炮是战前和抗战初期国军最精锐的炮兵部队装备的武器。

7.SFH18-150榴弹炮

一提到这种火炮,我估计大家会特别熟悉,炮兵第十团和德制150毫米榴弹炮是国军精锐的象征。在这里我就用简单的语言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种火炮。

1934年国民政府筹办重炮部队,通过对很多大牌军火公司样炮的比较,最终订单被德国的莱茵金属厂(直到现在该厂也是火炮生产的王牌企业,著名的坦克豹2A6的坦克炮就出自该厂)接到,该厂将原来生产的30倍径的150毫米火炮进行了改进,使倍径达到32倍以满足国军对火炮射程15公里的要求。最终该型火炮中国订购了24门,总价达到2088万元法币。

sFH150毫米榴弹炮

该炮放列全重6500公斤;行列全重7000公斤,因为重量太大,已经不能用骡马牵引,所以全部为机械化牵引,牵引车辆为韩谢尔T33G1 6×4越野载重卡车。这是一型技术先进的火炮,在整个二战中都是德军的制式装备。

二战中德军士兵正在操纵sFH150毫米榴弹炮

这批火炮于1936年中旬运抵中国,随即成立炮兵第十团。随后中国又向德国订购了24门30倍径的150毫米榴弹炮,1937年运交中国,装备炮兵第十四团。

sFH150毫米榴弹炮的牵引车

在随后的抗战中,这48门150榴弹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了包括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桂林保卫战等诸多战役,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到抗战结束就只剩下了几门,还是被日军俘获的。现在在北京的军博和锦州的军事博物馆还能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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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抗日传奇10

茅山抗日传奇 *导读:1939年底,王妞妞被安排在盐铺秘密联络站工作,她明做生意,暗为新四军转发文件,递送情报。1940年夏天,王妞妞加入中国…… 1939年底,王妞妞被安排在盐铺秘密联络站工作,她明做生意,暗为新四军转发文件,递送情报。1940年夏天,王妞妞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分配在句容四区政府任秘书。出生农家的她特别善于联系群众,在茅山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王妞妞对家乡的农民宣传政策,讲明道理,开展面对面的斗争。1943年1月23日,句容四区政府领导和王妞妞在磨盘山下的神村葛家大院开会,布置扩大地方武装工作。隐藏在区大队的内奸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袭击区大队,区长席甫生和警卫员当场牺牲,王妞妞不幸被捕。身陷囹圄的王妞妞拒不吐露有关句容四区政府的内部情况,被敌人折磨了几天,于2月2日夜晚杀害于葛村镇南的黄木岗。 在茅山这块热土奉献出生命的女性还有一个被句容政府誉 为伟大母亲的朱高氏。朱高氏1894年出生句容行香,一辈子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一个普通女农民。因为担任北二区乡中队长的儿子朱云峰积极抗日,朱高氏有着与普通女人不一样的觉悟。皖南事变后,她担任茅山专署联络员,为了转移新四军十几名同志安

然脱险被捕。气急败坏的日军用鞭子抽,用狼牙棒打,用辣椒水和火油往肚子里灌,竹签一根根扎进她的十指,痛得她数次昏厥过来。如此折磨,也没有摧毁那钢铁般的意志。至死,敌人也没能撬开朱高氏紧咬的双唇。正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高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做到了,她是真正的大丈夫!1943年7月,被县抗日民主政府呈报上级,授予伟大母亲光荣称号。 打开《句容茅山志》书,一段段记录更加触目惊心:1940 年9月,柳流被捕后,国命党镇江专署专员钟钟山大摆筵席,妄想诱使她屈服投降,柳流毫不动容,不举筷、不端杯、不发言,正襟危坐,充耳不闻。见引诱不成,恼羞成怒的钟钟山把她绑在厅堂的大柱子上开始威胁,柳流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想要我背叛革命,那是妄想,我要是为了升官发财,就不来抗日了。她痛斥钟钟山来到茅山不打日寇,专杀抗日干部的罪恶行径。 29日凌晨,钟钟山在冷水涧枪杀了柳流。直到 1983年,句容县人民政府在柳流烈士墓地重建墓碑,附近群众称墓后山岗为柳流山。 孙晓梅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年底调任中共长江工委委员,负责长江工委与中共路北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她时而扮作农妇,时而化妆成商人,穿越封锁线,出入敌占区,递送文件,联络工作,侦察敌情,护送干部,购买军需,她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1942年5月,

《锦西卫》——一部全民皆兵捍卫家园的抗日传奇

《锦西卫》——一部全民皆兵捍卫家园的抗日传奇 故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的大背景下,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重要城市接连陷落,曾为东北军上尉的张天一率众保卫家乡锦西。一部充满热血、乡土情怀的抗日传奇谱写开来…… 小说中提到了日军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用三个穿东北军军服的流浪汉来欲盖弥彰,造成东北军炸毁铁路引发事端的假象。并以此为借口攻占东北,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作者通过描写张天一的回忆巧妙地揭示了这一背景。中学时的我通过学习历史了解这一事件的经过,可这并不如作者对张天一这一人物的心理描写所带来的感受更加直观,这是历史事实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平衡点。 小说的主要人物张天一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在保卫锦西、攻占锦西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逐渐由幼稚走向成熟,由一个急性子变为一个稳重的青年指挥官。在故事情节中,占领锦西的日军已是日薄西山,他们抓捕了张天一的父亲,希望以此逼迫张天一退兵,张天一不从,联想到刘邦“分一杯羹”的典故,他下了狠心,并不理睬。最终张天一的父亲被日军残剥皮杀害,甚至还游街示众。但这并没有使张天一崩溃,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面对着叛逃的伊兰,他的心中传来了父亲的声音:一腔热血给谁?给爹,给妈,给国,给家! 伊兰是孙国栋县长家的千金小姐,她不仅优雅美丽,而且还知书达理,有一腔爱国热血,她最崇拜有着抗日经历的张天一,并且总是带领全县的学生们呼吁抗日,呼吁筹款购买武器装备保卫家乡。可到故

事的结尾,她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日军将领的夫人……在这之前,伊兰一家作为人质跟随日军被迫转移。伊兰究竟是心甘情愿沦为无耻之徒,亦或是潜伏在日军身边地下党不得而知。抛开故事情节,我更希望依然是后者,是一颗在敌后闪闪发光的星星。 小说全篇以保卫锦西,攻占锦西为主线,其中也夹杂着张天一这一主要人物对父母的孝心愧疚,对依兰的爱恨情愫,对国家、家乡的无限热爱,以及啸聚山林的土匪,为了民族大义而献身于抗日事业中。除此之外,也不乏面对日军刀枪威胁下,亲人生不如死的挣扎而背信弃义的无耻小人。总得来说这是一篇充满传奇色彩而又不乏历史事实、乡土情怀的抗日长篇小说。

抗战军工传奇

抗战硝烟里的中国军工传奇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兵工厂 作者:齐岳峰“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世界。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同期,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太原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 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 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了。

抗战期间一段真实的“搬兵”传奇

抗战期间一段真实的“搬兵”传奇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河北搬兵”便是其中之一:八路军主力部队离开鲁西南后,日伪军乘机围攻我根据地,并将我抗战首脑机关重重包围在以刘岗、曹楼和伊庄为中心的三个村庄内。危急时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三地委书记戴晓东,历尽艰险,亲往河北(这里特指黄河以北,非河北省)“搬兵”。于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点大军一个旅,飞兵驰援鲁西南……生死之际,地委书记决定亲自去“搬兵”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领一个营,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8月4日,已担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奉命率主力到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鲁西南地区仅留下第三地委机关和一支200多人的地方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盘踞在鲁西南的反动势力见状,又猖獗了起来,他们纠集在一起,兵分六路,气势汹汹地向以安陵集为中心的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压了过来。这六路分别是:北面,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张志刚部2000余人;西面,考城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九支队胡金泉部2000余人;

东南面,国民党曹县保安旅旅长王子魁及其所辖石福启部1000余人;西南面,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胜泰等1000余人,以及尾随其后的第十二纵队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还有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王子杰部近1000人,总兵力达到9000余人。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无所畏惧、同心协力,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英勇顽强地抗击进犯之敌。但终因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最后只剩下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和方圆三四里的狭小地面。所幸,三村都有高大的寨墙,再加上群众基础好,适合守寨作战的青壮年人口多,我方暂时同敌人形成对峙局面。时令已是11月,天寒地冻,第三地委机关以及军分区独立团仅有的一件棉大衣披在一 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身上。天冷,还容易对付,最大的困难是在敌人的封锁下,他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三村人民省出来的一点粮食也只够用来熬点稀粥,糠菜和树皮成了宝贵的食物;弹药补充全靠统战关系才能搞到一点;由于药品用光了,伤员的伤口溃烂不愈,终日流淌着黄水。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不少群众时常找地委书记戴晓东请求说:“咱们的主力在时,王子魁、张志刚连根据地的边也不敢碰,现在这样逞起凶来了,快把咱的主力请回来教训教训他们吧!”敌人越来越疯狂,斗争越来越残酷,形势越来越紧张。鲁西南根据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家清楚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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