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故意杀人案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这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在等待死刑的绝望时刻写下的一段日记。同行们在对其刑讯逼供的同时，还要说声“对不起了！”这是何等的可笑！难道刑讯逼供者就不想想，如若自己有一天也被冤枉，是何等下场！在妻子遭枪杀，杜培武却被屈打成招判了死缓，直到真凶落网才得以释放。
杜培武案的可笑之处在于，定案的依据之一是警犬的气味鉴定。狗“说”杜培武杀了人，那法院就认定他杀了人。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2001年8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这对于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度摧残的杜培武来说，是一个胜利，但仅是一个令人辛酸的胜利。
这是一双让你不敢直视的眼睛——长久缺乏睡眠而变得有点红，有无数道逼人的光，从这双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过来。
让他平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谈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时，他悄无声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遗书”——那是一个无辜生命在走向刑场之前的哀鸣……
血案
【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我心里虽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却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冤死，而无法改变一审法庭主观枉断的结果……1999·３·２6】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后改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
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将来临，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为我的冤案四处奔波……可想困难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1999·４·５】
1998年4月22日14时许，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寻找失踪的妻子王晓湘，却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妻子王晓湘被杀害，而自己成了杀人嫌疑犯。
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审讯的主要手段是疲劳战：不准睡觉。审讯一无所获。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单位戒毒所，由专人看管起来。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对我进行了复核，时间很短，我知道，我这个冤案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了，从今天开始，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我到了阴间一定要找王晓湘问一问，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我来背这个黑锅？……1999·４·６】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他坦然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一条条导线连接在他的身体各处。
提问：“你杀人了吗？”
结论却是“说谎”。
一男一女对杜培武不厌其烦地测了一整天，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换句话说，杜培武将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
案件的审理由此转入残酷的第二阶段。
尊严被剥夺之后……
【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睿睿，这么小就成了孤儿，他太可怜了，而且，我的冤案不知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死后，请父母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老家，葬在爷爷奶奶的坟旁……1999·４·１2】
从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
这仍然不能令杜培武屈服。审讯人员又用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
那些审讯人员有的跟杜培武熟悉，他们在用刑的时候，冷冷地对杜培武说：“对不起了！”
这一幕并非发生在某个秘密场所，而是在公安局的大院里上演，杜培武早已变了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使得许多正直的警察不寒而栗，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挺身而出，作为指控秦伯联等人刑讯逼供的证人。
【今天有又一批人“上路”了。从1998年7月19日我被送进来至今，已见到5批人“上路”了……面对这样的情况，请家人把我最后穿的衣服准备好，送来给我……1999·４·１9】
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下了不屈的头颅，他开始“供述杀人的罪行”。
“为了不挨打，我不仅要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而且尽可能地揣摩他们的意图。”杜培武说。编好了“杀人现场”，“杀人枪支”的下落却苦了杜培武。他“交代”了一个地方，刑警们马上就押着他去找，找不到就吊起来一顿毒打。杜培武绞尽脑汁想了一招——“枪被拆散，沿途扔了，扔到滇池里去了……”
【我常在梦里与家人相见，可家人的容貌越来越模糊，特别是睿睿，样子就更模糊。爸、妈，是否能把家里人的近照带来让我看看，我想，在我走之时，总要让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家里人的容貌吧。1999·４·２8】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
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跪在地上回答问题就是最好的休息，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缓一缓，补充一下体力。”
其间，杜培武于199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他认为，从4月22日至7月2日一共70天被限制人身自由属于非法拘禁。
这个时候，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呆滞，步履蹒跚，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
几天后，杜培武慢慢缓了过来，他写好了《刑讯逼供控告书》，交给驻所检察官范显忠，这位检察官当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的面，为杜拍下4张伤情照片。这4张照片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警犬作证
【对于我的冤情，难道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辨别是非吗？古时有个包青天，能断天下冤案，今天的世上就没有一个像包青天一样的法官吗？……1999·５.13】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律师为杜培武作了无罪
公诉机关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
令人关注的是，公诉方同时提供了侦查机关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得的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称其检测物来源为昌河面包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与杜培武所穿鞋袜的气味相一致；与其衬衣及衣袋上粘附的泥土痕迹、衣袋内一张100元人民币上的泥土痕迹等为同一类泥土；在其所穿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附着的火药残留物。
据此，侦查和公诉机关认定杜曾驾驶过这辆微型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或许是要借以展示超强的刑侦技术力量，控方指派十一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
但是，两位辩护律师却发现了破绽————在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仅仅记载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并没包括“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那么，这两处的泥土从哪里来的呢？
杜培武当庭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
面对眼前的窘境，审判长宣布休庭。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被冤枉的人一定会不停地大声喊冤，可是，当蒙冤者看到自己喊冤无人听，也不起作用时，他还能做什么？他只能默默地在心里承受冤案带来的一切沉重的精神负担。1999·５·２3】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公诉机关弄来了一份《补充现场勘验笔录》，“补足”了原来没有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
辩护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严重违反程序、恣意“创造证据”的行为，恰恰说明本案根本就没有证据！
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这一次，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
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杜培武不顾一切地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等待死亡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月1日，审判长到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时说：“你现在把枪交出来，我改判你死缓。”
杜培武接过判决书，泪水模糊了双眼。他都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在无边的绝望之中，杜培武仿佛听到了“死亡倒计时”的钟声。他开始不停地写遗书，期待有朝一日，世人能知道他被冤死的悲惨经历。
他说，死亡的阴影紧紧地抓住他。极度的恐惧使他经常从恶梦中突然惊醒。只要一听到铁门的响声，他就会浑身发抖，以为要送他去刑场……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随后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1999·８·６】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当杨天勇的保险柜被打开后，此前办理杜培武案件的有关人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枪，赫然躺在保险柜里！
据杨天勇等人供述，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驾车来到昆明市郊区的海埂，见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那里，便自称缉毒警察上前敲门，车内的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杨天勇用一只“五四”手枪指着，要铐他们，王晓湘不让，要打电话给局长。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王晓湘、王俊波铐在车上，杨天勇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用该枪将“二王”打死……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宣判那天，辩护律师杨松被请到监狱做杜培武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反常的情绪，只是默默地流泪。实在太冤了！”杨松说。
【爸爸曾在法庭上告诉我，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自始至终对法律都是相信的。但是，对于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也就是那些用暴力制造冤案的人)……1999·９·１0】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构成轻伤。赔偿也是艰难的，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只能获得不足3万元的赔偿。
这位34岁的山东汉子，8岁时随父母来到春城，1995年考入云南省公安学校，与王俊波同在一个学员队，王晓湘则比他低了一级。案发时，儿子睿睿还不到3岁。对于妻子与王俊波的婚外情，杜培武浑然不觉。
“恨她吗？”“恨不起来。”杜培武拿出王晓湘的照片说，有时候，他会独自到晓湘的墓前坐上一会儿，给她说说孩子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抓到了。“我想，她能听到的……”
2000年7月6日，省高院宣判杜培武无罪，并释放。云南省高级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决定赔偿杜培武工资、律师费、交通费和资料费等91141元。
案例分析： 云南杜培武案：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这桩残忍的凶杀案震惊全省，缉拿疑犯成为警方的重点任务。昆明市公安局组建了专案组，当时的刑侦支队副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奉命具体负责侦破工作。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杜从此开始了他噩梦般的日子。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警员杜培武被拘留后，在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1999年2月5日，根据警方的侦查结果和检察院的指控，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判决下达后，杜培武大呼冤枉，在向高级法院上诉时提出，他是被刑讯逼供才违心承认杀人的。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鉴于“杜案”扑朔迷离，案情中疑点难释，遂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当年11月12日，杜培武被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枪杀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杀人魔王”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轻伤。检察官认为，宁、秦二人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杜培武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造成错案，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请求法院依法惩处。 分析： 米兰达规则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强调了政府执法所要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约束执法者。米兰达规则对刑事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抉择 ——对“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分析 摘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两个重要价值诉求。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原因在于美国注重程序公正，佘祥林被冤枉的原因在于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强调程序优先会使放纵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提高，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实体优先不必然实现实体公正，甚至易导致冤假错案，结果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可能得不到实现。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两难抉择中，程序公正第一、实体公正第二的司法理念理应被我国采纳。 重读“佘祥林案”，仍不禁令人头皮发麻。1994 年1 月20日，湖北省京山县居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4 月11 日，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这具女尸体貌特征与张在玉相符，当地公安机关遂将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最终，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 年有期徒刑。2005 年3 月28 日，佘祥林被羁押11 年之后“，被害人”张在玉从外地回到了家乡，佘祥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佘祥林案”之荒诞，令人以为是在读志异小说。震惊全 美的“辛普森案”则展示了与“佘祥林案”截然相反的一种司法理念。1994 年的那场历时474 天的“世纪审判”中，在控方“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只因为警方取证时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和证人的种族歧视嫌疑等问题，涉嫌杀死前妻的辛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一个是没有杀妻的无辜者，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含冤入狱；一个是被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杀死前妻的“凶手”，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却被无罪释放。这两起在形式上富有相似性但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案件，凸显了诉讼价值诉求中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抉择的艰难。 一、不同价值诉求的法理基础：重程序与重实体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两个重要的诉讼价值，均以实现正义为目标，但程序公正注重的是审理过程的公正性，而实体公正注重的是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二者的抉择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往往显得十分艰难。“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正是这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典型案例。先看美国的“辛普森案”。此案的证据可谓“铁证如山”：辛普森在凶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在犯罪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后收集到的皮手套上的血迹，经DNA 检测，证实是辛普森和两名受害者血迹的混合物；在辛普森卧室发现的一双袜子上的血迹被鉴定属于受害人；辛普森左手中指有明显受伤的痕迹，他本人关于受伤原因的解释前后不一且被证明有假；辛普森驾驶的悍马汽车车门把手及座位上有受害人的血迹等等。但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辩护团抓住了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瑕疵等问题，最终使陪审团一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定：（1）警方涉嫌在未取得法官颁发的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辛普森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在案发现场收集血样的警官未依照办案规程将血样直接送交鉴定部门，而是带着血样搜查辛普森住宅后才去送检；（3）负责侦查“辛普森案”的警官富尔曼出庭作证时，否认自己使用过“黑鬼”之类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但一盒录音带证明他向法庭撒了谎；（4）那副带有血迹的手套，辛普森当庭试戴时因太小而戴不上；（5）辛普森行使了沉默权，控方不能从辛普森本人那里得到有利供词。为什么在控方拥有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辛普森最终被宣告无罪呢？原因在于美国强调正当程序，也就是程序优先。美国学者对正当程序标准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内核基本上是确定的：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和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公权力的实体限制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正当程序理论出发，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广泛的对抗司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如“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等等；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则有义务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义务将判决建立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在美国
例：杜培武案件（刑事诉讼的特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杜培武原为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在一辆微型车上。被害人之一王晓湘的丈夫民警杜培武被疑系杀警凶手而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最后一无所获。6月2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杜培武遂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而被戴上了脚镣，经受了双手被铐起悬空吊在铁门上以及被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脚趾和手指等刑讯逼供手段。杜培武被迫“供述杀人的罪行”。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庭上杜培武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1999年1月1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经查明，“二王”系犯罪嫌疑人杨天勇等人所杀。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已构成轻伤。（《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顾永忠主编：《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第276-283页。）分析：本案的程序问题：1、本案中侦查机关采用了很多先进的侦查手段，引入了科学证据，诸如“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等微量物证的同一认定、CPS心理测试、警犬气味识别鉴定等。——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2、刑讯逼供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3、审判长的“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无罪辩护与举证责任问题。 1、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本案冤错的因素还涉及到警方技术问题，确证偏见渗入技术领域，后果将是严重的。由于传统和审判制度的原因，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国律师会象西方律师那样和警方进行技术质证。本案辩护方的质疑证据没有被理会。
昆明杨天勇特大抢劫杀人团伙案的7名主犯伏法 受到广泛关注的昆明杨天勇（图中着白衣者）等7人特大杀人抢劫团伙案昨天正式审理。记者旁听了审理过程。审理原定上午8时半开庭。8时10分记者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法院内外已是一派森严气氛。所有进入者必须有旁听证并进行严格的检查。旁听人员带的公文包一律寄存。昆明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杀人抢劫团伙手段残忍，系亡命之徒，安全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经历了好几道盘查，记者终于到了法庭，法庭内气氛肃然。8时20分多，法庭内已基本坐满了旁听群众。据现场测算，旁听的各界人士大约有300名。而探头往法院大门入口处一望，还有不少人想进来。随着审判长宣布开庭，七名犯罪嫌疑人由法警押解进入了现场。旁听的人群略有紧张情绪。不过旁边也有人低声嘀咕一声：'以为是三头六臂的妖怪呢，看着还不是'。主犯杨天勇个子不高，略显老。在昆明目前市民几乎都听说过这个团伙的凶残。从1997年4 月16日至2000年5月31日期间，他们结伙作案，冒充军警值勤人员，采取暴力、欺骗手段，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和汽车，藏匿弹药，先后作案25起，共杀死19人，杀伤1人。公诉机关在宣读完公诉书后，民事的起诉状也同时宣读。受害者亲属或代理人简单陈述了受害事实并提出赔偿要求。一
位老太太哽咽着说不出话，她爱人和儿子全部死于这个团伙。一位公诉人才开始陈述，受害者的亲属--一位妇女已在旁听席上哭出了声来。记者旁边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也哭成了泪人。此后开始了法庭调查。犯罪嫌疑人被尽皆押下后再依次进入法庭。今天上午接受庭审的是柴国利，下午接受庭审的是杨天勇和肖林。对公诉机关指证的事实，三个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无异议。他们表情还基本镇定，但记者看到他们腿脚抖得厉害。当犯罪嫌疑人员在追问下陈述他们作案时残忍杀人的一桩桩案例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惊讶和憎恶的嘘声。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从犯罪嫌疑人住处获得的各类枪支弹药，并出示了犯罪嫌疑人肢解人体的现场情景，令人发指。整个调查程序一丝不苟。犯罪嫌疑人请的律师不时提问。一次公诉机关要出示某方面内容时，审判长又让公诉人员陈述了理由才得以进行。据此前透露，云南省明确将严格依法办事，严惩凶手，办成铁案。下午法庭调查从1时半开始，直到下午6时一刻结束，庭审进行得比较顺利。按安排，审理将进行三天，持续至10月20日。从法院走出后打上一辆'的士'。'的士'司机也知道法院正在审理这个大案，司机说：'这将消除春城的一大公害。'（新华网 10月19日）深度报道：杨天勇特大杀人劫车案公审东方网11月3日消息：他们作案23起，杀死19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灭绝人性。继张君特大杀
xxxx案 (2010-03-18 20:35:15)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俊波（男）双双被人枪杀，而后王晓湘及王俊波（以下称“二王”）两人的尸体，被弃置于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前人行道上王俊波当天所驾驶的牌号为“云OA0455”的警车内。 案发后，警方以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王晓湘丈夫杜培武因对“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怀恨在心、涉嫌骗取王俊波佩带手枪（枪号，七七式）将“二王”杀害为由，将杜拘押。 1998年7月2日，杜培武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批准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昆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书》宣判“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杜培武及其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以及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杜培武无罪。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为由，于 1999年10月20日以〔1999〕云高刑一终字第295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后，杜培武被投人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据知情人讲，从昆明市中级法院 1999年2月5日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到同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死缓的8个月间，杜培武一听到看守所铁门“当”作响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以为每一次的铁门响声，都可能是押他上刑场的最后时刻。 “二王”被杀后，在当地影响极大。因为，第一，被杀者是两名公安民警；第二，凶器系王俊波佩枪；第三，连杀2人；第四，弃尸于警用车中。因此案件引起了云南省、昆明市党政领导及公、检、法的震惊和重视。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此恶性特大杀人案势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办案人员压力之大
一、案情回放。 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 1987年，李久明经人介绍和刘涛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几年后， 另一个女人唐小萍出现在李久明的面前。接下来，李久明毫无悬念地出了轨。不久，唐小萍就要求李久明和妻子离婚，和自己结婚，李久明一口回绝了。但唐小萍不断在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李久明。 在李久明正和唐小萍闹矛盾的时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丽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伤。唐小萍得到消息后急了，首先想到的是打手机给李久明。听唐小萍说了大致情形，多年在监狱从事政治工作的李久明警觉起来：“呆会儿警察来了，你可别乱说，千万别把咱俩的关系说出来。”唐小萍回答得很干脆：“晚了，警察已经来了，我已经把咱俩的事都说了。” 当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故意杀人。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办案人员的大力审讯下，李久明“供认”了杀人事实。 2002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 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久明提起公诉。 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久 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102976．58元。宣判后，李久明提出上诉。 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4年7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流窜大半个中 国实施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的蔡明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蔡明新表示认罪伏法。就在执行死刑的前夕，蔡明新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2002年7月12日，他曾窜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冀东监狱家属院友爱楼6号楼309室盗窃并杀人后成功脱逃。随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案做出重要批示。 2004年9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到温州调查此案。 2004年9月17日，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赴温州查证蔡明新供述情况的真实性；赴唐山调查对李久明刑讯逼供相关情况。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始末及反思《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 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 【第一段落】解说词：2014年12月15日上午8点30分，一份再审判决书，送到了呼格吉勒图父母的手中，宣告他们的儿子无罪。为了等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18年。一切要从1996年的4月9日说起。那一天，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杀害。当时，18岁的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到治安岗亭报了案。而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报案的呼格吉勒图就是“4·09”案件的凶手。经法院审理，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并执行了死刑。随后9年里，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一直在“杀人犯家属”的阴影下生活。直到2005年，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那一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他向警方供述，从1996年到2005年，自己先后作下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就包括1996年4月9日晚上，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的公厕女尸案。赵志红的出现，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坚信儿子是被冤枉的，并开始了长达9年的申诉、上访之路，要求重审“4·09”案件。这期间媒体也逐渐开始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种种细节，开始被公众瞩目。到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对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经过20多天的审理，12月15日，
法院公布再审结果，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现场纪实】赵建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对于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从今以后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决不能让呼格吉勒图这种悲剧再重演。解说词：在再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1996年的原审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们采访了再审合议庭审判长孙炜，他向我们一一列举了他认为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孙炜（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证据工作没有尽到职责。列举的证据有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物证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只描述了一个作案地点的情况，厕所的方位是怎么样的，里面的建筑结构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与呼格吉勒图有关联的内容。尸检鉴定也就是被害人被害的情况，身体损伤的情况，死亡原因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不了与呼格吉勒图有什么关联。这些证据里具有指向作用的，只有被告人口供和血型鉴定。解说词：孙炜说，虽然当年的案卷里列举了不少证据，但真正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证据，就是物证鉴定。当时，公安在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指甲附着物中检出Ｏ型人血，这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而呼格吉勒图本人血型是Ａ型，这被当做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O型血的人很多，显
已知中国部分错案冤案在各省排名... 已知中国部分错案冤案在各省排名 第一名：河北20件；第二名：河南20件； 第三名：云南9件；第四名：湖北、黑龙江8件；第五名：广西7件；第六名：陕西、江西6件； 第七名：湖南、辽宁、广东、安徽、甘肃各5件； 第八名：吉林、四川、福建、浙江、山西各4件； 第九名：贵州、海南3件； 第十名：重庆、内蒙、四川、新疆各2件； 第十一名：山东、甘肃、广州、北京各1件； 第一名：河北20件 河北徐计彬： 经典司法错案（13）：O型血徐计彬强奸射出B型精液河北孟存明： 经典司法错案（14）：“被强奸女教师”10年的孟存明河北刘前： 经典司法错案（20）：刘前被“强奸未遂”6年 河北徐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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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仅仅凭主观的推测就断定一个人“故意杀人”，并进行了残酷而野蛮的逼供；然后在没有任何可靠实证的情况下，仅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个人判处死刑。当一桩“铁案” 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是因为真正的凶手被“意外”抓获并供出杀人的犯罪事实，原来的“杀人犯”才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国媒体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发指和案件的戏剧性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刑讯逼供”算不上大新闻。这些年，此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但与以往的刑讯逼供案有所不同，这次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他也知道执法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审讯、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采取了几乎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视法律为儿戏的执法者。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为自己请了律师，依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参加讯问，但办案人员不让杜的律师进审讯室。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强度”审讯都是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刑讯逼供当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证。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罪推定”原理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诉人控诉杜培武故意杀人，那么应该是公诉人拿出杜杀了人的证据，杜没有举证的义务，而在法官还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杜应被视为无罪之人。如果侦查人员依法办案，刑讯逼供就不会发生；如果公诉人员依法办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审判人员依法办案，所谓“故意杀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侦查人员根据主观需要不择手段，公诉人根据设定的罪名取舍证据，审判者根据“有罪推定”的需要决定采信与否——面对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身为民警的杜培武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们会那样无视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检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绝望了。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错案顺利地通过一道道法律的关口？是什么让这些号称“以法律为准绳”、以主持公道为己任的执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许，公安侦查人员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许，检察人员是出于法法相护、维护政法队伍“团结”的考虑；也许，审判人员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意见”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来完成，都离不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漠视——这种漠视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扩散，全身全系统都会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检法同时失去免疫力的结果。虽然目前这种系统性枉法所闻不多，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还有别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为像杜培武那样能够“意外”获救的几率毕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盛大林
杜培武故意杀人案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这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在等待死刑的绝望时刻写下的一段日记。同行们在对其刑讯逼供的同时，还要说声“对不起了！”这是何等的可笑！难道刑讯逼供者就不想想，如若自己有一天也被冤枉，是何等下场！在妻子遭枪杀，杜培武却被屈打成招判了死缓，直到真凶落网才得以释放。 杜培武案的可笑之处在于，定案的依据之一是警犬的气味鉴定。狗“说”杜培武杀了人，那法院就认定他杀了人。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2001年8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这对于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度摧残的杜培武来说，是一个胜利，但仅是一个令人辛酸的胜利。 这是一双让你不敢直视的眼睛——长久缺乏睡眠而变得有点红，有无数道逼人的光，从这双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过来。 让他平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谈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时，他悄无声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遗书”——那是一个无辜生命在走向刑场之前的哀鸣…… 血案 【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我心里虽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却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冤死，而无法改变一审法庭主观枉断的结果……1999·３·２6】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后改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 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将来临，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为我的冤案四处奔波……可想困难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1999·４·５】 1998年4月22日14时许，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寻找失踪的妻子王晓湘，却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妻子王晓湘被杀害，而自己成了杀人嫌疑犯。 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审讯的主要手段是疲劳战：不准睡觉。审讯一无所获。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单位戒毒所，由专人看管起来。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对我进行了复核，时间很短，我知道，我这个冤案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了，从今天开始，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我到了阴间一定要找王晓湘问一问，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我来背这个黑锅？……1999·４·６】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他坦然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一条条导线连接在他的身体各处。 提问：“你杀人了吗？”
重庆文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刑事案例分析 分析报告题目福建念斌投毒案案例分析 报告类型刑事案例分析 学院名称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年级2014级法学 学生姓名郑树泉 学号
福建念斌投毒案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念斌，男，汉族，1976年7月22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小学文化，个体经营者，住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澳前54-1号，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于2003年8月9日被逮捕。 2006年7月27日晚，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丁云虾家和陈炎娇家两家人一同吃晚饭，当晚22时左右，两家人先后开始呕吐，并出现中毒症状。经过抢救，最终丁云虾的小女儿俞悦和大儿子俞攀还是于28日凌晨相继死亡，其余中毒症状患者并无大碍。在医院的诊断中，两名死者被认为是食物中毒，症状与鼠药中毒相似，警方在立案调查之后初步认定是“人为投毒”。后警方经过检验，从死者体内检验出“氟乙酸盐”有毒成分，认为死者系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死亡。 2006年8月7日，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从念斌食杂店通往案发现场的门把手上检测出氟乙酸盐离子碎片，认为其具有重大嫌疑，马上对其进行测谎，由于没有通过测谎，念斌当天被留置盘问。第二天念斌就作出有罪供述：2006年7月27日凌晨1时，他将浸泡过鼠药的水倒入丁云虾家烧水的铝壶中，原因是丁云虾7月26日晚抢走了一个要买一包香烟的顾客，他想让丁云虾“肚子痛，拉稀”。随后警方宣告本案告破。 被告人念斌的辩护律师指出，本案的审理侦查过程终存在诸多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现象，首先是警方将念斌作为犯罪嫌疑人留置盘问的依据：念斌未通过测谎。测谎时问了两个问题：国家主席是谁总理
是谁念斌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没能答上第二个问题，他没答上来，觉得很丢人，所以有些慌张，导致测谎没过。而正是因为没有通过此次测谎，念斌被警方视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所谓的“思想工作”。 其次是接受审讯的过程，念斌在法庭陈述中控诉办案人员游经飞和翁其峰对他刑讯逼供，翁其峰用竹签往他的肋骨之间插，用小榔头垫书敲他，“隔山打牛”，让他痛不欲生。甚至有警方侦查人员还扬言将他老婆也抓进来，这让他极为恐惧。念斌还说，警方曾引诱他承认放老鼠药只是想让对方拉肚子，“顶多判你两三年”。念斌还称，因为扛不住刑讯，自己一度咬舌自尽。而警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称，当时只是给念斌做“思想工作”，跟他讲法律，讲坦白从宽。然而正是这段时间，审讯录像却缺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则是警方出示作为证据的质谱图存在诸多问题。在2014年张燕生主持的“念斌案京港专家研讨会”上，数名全国顶尖的毒物化验专家一致认定：念斌案当年的毒物检验质谱图显示，根本没有氟乙酸盐成分。此外香港资深毒理专家莫景权在福建念斌投毒案的材料中还发现两处中重大漏洞：同一份质谱图，既被充当心血样本，又被充当尿液样本；而另一份质谱图，原本是实验室毒物的样本图，却又被拷贝成为死者检验物的检测图。对此警方辩称系归档失误所致。据此，念斌的律师们质疑：警方所用的检验方法极其混乱方法不成熟，检验过程不规范，结果不可靠。 审判过程： 2008年2月，福州中院一审判决念斌死刑，福建省高院第一次
留有余地的判决 ——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司法裁判/留有余地/疑罪从有/疑罪从轻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若干刑事误判案件的披露，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种裁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也就是对那些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予以定罪并从轻量刑。无论是从司法体制还是从法院内部的裁判程序方面来看，这种裁判方式都有其形成的复杂原因。在这种裁判方式的影响下，中国法院不可能成为司法正义的维护者，而只能基于现实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妥协和委曲求全来获得生存。但在“冤假错案”发生后，法院往往成为制度的牺牲者。只要这一裁判方式继续存在，那么，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就不可能树立起来，刑事司法制度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一、引言 近期发生的赵作海案件，使得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 注。[1]作为这一刑事误判案件的附带效应，经高层决策部门痛下决心，“两高三部”通过了两个有关刑事证据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注释1：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士对赵作海案件的影响与当年的孙志刚案件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又是以一个公民遭受错判、身陷囹圄为代价，换来了中国法制的些微进步。 然而，经过认真研究赵作海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误判案件“出炉” 的过程和原因，与数年前曾引起同样广泛关注的杜培武案件[2]、佘祥林案件[3]，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同样是在鉴定、辨认、勘验、检查等诸多侦查环节出现重大失误，同样是法院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定罪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疑点，同样是公检法机关在定罪判刑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甚至上级法院屡屡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同样是政法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同样是对尚不够定罪条件的案件勉强做出了有罪判决，同样是为了避免“错杀”而没有选择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些“冤假错案”发生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为中国法院长期坚持的司法裁判逻辑，那就是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 其实，在这些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冤假错案”中，“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不过是其中显露出来的部分问题，而既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更没有成为司法改革决策者研究的主要课题。人们似乎更为关心诸如刑讯逼供、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等更容易吸引公众眼球的热点问题。但在另外一些曾引发各界激烈争议而又没有酿成“冤假错案”的案件中，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似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甚至引发了当事人各方乃至社会公众的激烈批评。例如，在河北承德发生的连续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中，陈国清等4名被告人从1994年第一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历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3次的发回重审，最终于2004年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3名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1名被告人无期徒刑的结果，“留有余地”地了结了这起刑事案件。（注释2：参见郭国松：《一个“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郭国松：《三次死刑，三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郭国松：《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在甘肃安西发生了一起被告人涉嫌残忍杀害3条人命
由杜培武案对刑讯逼供的研究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力还不够强盛，司法制度也不够完善，而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往往都是由于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中一个很大问题，刑讯逼供在我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将结合杜培武案件来分析。 关键词：刑讯逼供，法律制度，监督体制 一、案情概要 （一）案发 案件发生于1998年4月22日上午，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寻找失踪妻子王晓湘的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抓进了昆明市公安局。据后来公诉机关的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有了动机后刑讯逼供就开始了，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到最后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
呆滞，步履蹒跚。 （二）庭审 出庭时，杜培武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当杜培武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说“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却说“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庭上，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最后，杜培武还是被判了死缓，在遗书中，杜培武写到“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三）告破 直到以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被破后，杜培武才重获得清白。 杜培武案件里所涉及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我想大家都可以很轻意的看出来，那么，为什么在整个案件中，杜培武几次向检察官，向法官申诉都无效呢，我想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国会有那么多的刑讯逼供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二、刑讯逼供的出现原因 关于为什么会有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司法监督不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