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虽然以儒家思想唱主角的读经热、儒教热、国学热方兴未艾,虽然儒学会议接踵而至、儒学著作层出不穷、儒学论文漫天飞舞、儒学课题纷纷立项，虽然儒家思想寻找到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伦理儒学、知识儒学等不同的存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看来，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实际上遭遇着非常大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主体的困境
所谓主体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研究中主体的缺乏、主体的迷惘、主体的无信。主体的缺乏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再也没有历史上那种有组织的以传播儒家思想为职志的儒生群体。主体的迷惘是说当今阐发、研究儒家思想的主体，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对儒家思想阐发、研究的持续性,在思想上不能保证阐发、研究儒家思想的价值独立性，因为他们的学术行为要受到学校体制或研究体制的制约和影响。主体的无信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实践中，虽然鼓吹者不少，兴趣者多多，但真正把儒家的理想、儒学的大义、儒者的原则付诸行动者却很少见。试问，究竟有几个人敢说自己能做到“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呢？究竟有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能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呢？非但不能如此，眼下某些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某些口口声声弘扬儒家思想的贤达，所做所为完全是与儒家根本精神、基本原则相悖的。可见，在传播主体、研究阐发主体、信念主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儒家思想的确陷入了困境，是谓主体的困境。
存活的困境
所谓存活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缺失了它早先赖以存活的条件。在儒家思想传播、发展的历史上，至少拥有三个重要的存活条件：一是宗法社会制度，二是科举考试制度,三是族规乡约制度。儒家思想是多层次的、复杂的体系，儒家思想中有相当部分内容与宗法社会制度是密切关联着的。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都与宗法社会层级结构密切关联着，换言之，儒家思想中相当部分内容之存活，是以宗教社会制度为前提条件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普通知识分子通向仕徒、从而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六经”、“四书”。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儒家思想不再成为那些通向仕途者必须掌握的知识；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时代的到来，族规乡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存活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是谓存活的困境。
认知的困境
所谓认知的困境，是指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情形。此困境约有三方面表现：一是对儒家思想或观念的片面或错误理解；二是对儒家思想核心思想的错误判断；三是对儒家思想真伪因素的混淆。就第一种表现言，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就是阴阳，这个观念内涵着“男女不平等及其他的不平等”，是极权主义的根源，所以西方人很害怕，也很反感，尤其是女性。我当时想，如果仅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译成英文算起,儒家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介绍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为什么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还是如此隔膜、如此不完整呢？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完整、准确地向世界介绍、解释儒家思想依然是件很重要、很紧迫的工作。就第二种表现言，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本质”是“三纲五常”，从1840年起的历史证明，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妨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皇室和儒学在儒学统治中具有深厚的既得利益，所以儒学统治必然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 ] 。不过，将“三纲五常”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显然是没有对儒家思想体系作全面理解所致。就第三种表现言，有些学者不能区分儒家思想的真伪之别、主次之别、体用之别、源流之别。要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儒家思想体系，是真伪杂混、主次并存、体用交错、源流共处的，但我们所继承、所弘扬的是那些代表正义、代表文明、代表向上的儒家思想或观念。因此，用儒家思想中消极的、次要的因素或儒生的负面行为等同于儒家思想是不科学的。
总之，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中的范畴、概念之含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核心本质,不能区分儒家思想中的真伪、主次、体用、源流之别，的确是存在于当今儒家思想认知中的难题，并已成为儒家思想传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谓认知的困境。
能力的困境
所谓能力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在解释当今人类所面对的难题、自我更新和应对外来文化挑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之情形。所谓解释能力的困境，是说儒家思想对当代人类所面对的难题并不能给予正确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就是因为人类没有处理好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自然进行非理性的、自私的侵犯和掠夺之结果，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可以帮助人类树立正确的天人关系态度和智慧，因为它告诫人类其与自然本是一体，人类侵害自然就是侵害自己、污染自然就是污染自己。看起来，这种解释非常圆融，也令人振奋。然而，第一，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并不属于处理、协调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关系的智慧。《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所要说明的是“天之道”与“人之德”的关系，认为“人之德”与“天之道”的合一，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其中并没有要求人理性地、可持续性地改造、利用自然的价值诉求。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只是借助“天的秩序”论证“世俗秩序”的合理性，与“要求人尊天惜天”的价值性诉求尤无关联。第二，当今人类所遭遇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为了满足自我无止境的价值需求之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人类自我完善实践之负面效应，人类的这种满足自我价值需求或自我完善即表现为现代化、全球化实践，因而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显然不能靠那种“人与自然同体，损害自然即损害自我”的说教所能解释清楚的，而是需要对人类自我完善实践及这种实践所涉及的诸种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理解，才有可能对当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作出更全面的解释。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有价值，那么也只能算是一种温柔的“安慰”。儒家思想本是致力创新的，孔子强调的“损益”即内含着创新的渴望和规划，宋明新儒学的形成正是儒家思想自我更新能力的突出表现。不过，当今的儒家思想似乎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自我更新能力，无论是内容的充实、形式的更新、价值的完善、方向的拓展等方面，都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儒家思想在当今的儒家学者叙述中，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复述和再现。所谓应对外来思想挑战能力之困境，是指儒家思想面对外来文化挑战时，没有挑战的勇气，提不出应对的策略。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们是欢迎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交流的，即不反对外来思想文化的输入。我们想说明的是，百余年来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浸入，儒家思想没有表现出它作为本土思想文化主体应有的姿态和策略。从枪炮、银行到民主政治，从平等、博爱、自由到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从“洋布”、“洋油”到麦当劳、肯德基，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并重塑着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可是，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似乎不曾有积极的作为。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思想及其主体之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灾难也是有责任的。综上言之，是能力的困境。
实践的困境
所谓实践的困境，是指儒家思想及其价值在生活实践中得不到的落实。这种困境主要表现有：其一，儒家思想与生活实践脱节，离生活太远。其二，儒家思想的理念及主张在生活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其三，儒家思想不能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潮，它的价值之一就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对社会发表看法，对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从而实施其对社会的影响以推动社会朝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根本说来，儒家思想的困境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之必然现象，因而我们虽然认识到这些困境和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但我们的对策并不是要一味恢复那些已经丧失的条件，而是要与时俱进、体现其时代性和科学性。根据这样一种认知，我们认为如下几个对策对于克服或缓解儒家思想所遭遇的困境或许是足资参考的。
创造宽松的条件和氛围
要重新培养那种有组织的群体性儒家思想主体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思想主体的困境无法化解了呢？显然没有那么悲观。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里，还是有许多自愿为弘扬儒家思想作贡献的人。他们有的愿意出资或出力创办儒家思想的研究刊物，有的愿意成立儒家思想的学术团体，也有的自愿把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来信奉。不过让我们担忧的是，这些自愿为儒家思想作贡献的人士，并不能“想其所想、为其所为”，反而处处受到苛刻限制。这就是当今社会很难培育起儒家思想主体的原因。可是，如果我们并不希望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从此丧失承载主体、弘扬主体、实践主体，那么我们真诚希望，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儒家思想的传播、研究和信仰创造、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条件，允许公民自愿创办研究、更新儒家思想的杂志刊物，允许民间自愿成立儒家思想的学术组织，允许个人把儒家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我想，如果能有如此环境和氛围，儒家思想的弘扬和发展决不会因为主体的原因而受困。
展开“本我性”诠释和确立科学的态度
客观地讲，谁也不能宣称自己对儒家思想中的范畴、概念之含义有完全正确的解释，但谁都应该拥有解释儒家思想的科学态度，而不应在对儒家思想缺乏基本理解的情况下随意作出判断。因此,要化解儒家思想的认知困境，一方面应努力地对儒家思想及范畴、概念展开“本我性”诠释。所谓“本我性”诠释，就是要在把握与被诠释范畴或观念密切关联的社会、知识、语境、价值诸因素前提下进行的诠释，是对被诠释对象的客观呈现和理解。比如，“阴阳”含义之丰富绝不是等级、极权、男尊女卑所能概括的，在儒家思想中，“阴阳”不仅是万物发生、运动的根源，不仅是事物互动、和谐的基本元素，更是世界万物之生生源泉。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所谓“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如果人们对“阴阳”有这样的了解和理解，就不会发生“阴阳即是等级、极权”式的片面认识。再如，关于什么是儒家思想的本质性观念，只要对儒家思想体系作整体性研究、分析，便不难发现，处于核心地位的观念主要有“仁”、“礼”等,次一级的则有“诚”、“良知”、“义”等,怎么也轮不到“三纲五常”成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性观念。最后，我们还需证明并告诉人们，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观念是有真伪之分、主次之分、体用之分、源流之分的，那
些在儒家思想中属于“伪”的、“次”的、“用”的、“流”的部分，是不能等同于儒家思想中的“真”、“主”、“体”、“源”部分的，尤其不能以“伪”、“次”、“用”、“流”的部分等同整个儒家思想。因为，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实际，更不符合儒家思想创始人的教导：“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3 ] 无疑，借助对儒家思想的“本我性”诠释，人们可能获得对儒家思想某个范畴、命题或观念的完整而正确的理解，但很显然，我们并不能做到儒家思想的“本我性”诠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另一方面应确立科学、合理的态度。因为我们觉察到，在近年对“百年来以西学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中，某些学者对儒家思想完全丧失了批评的立场，而是曲意解释，试图将儒家思想打扮成完美无瑕的少女，试图将儒家思想论证为绝对完善而又无所不能的体系。这样，确立科学且合理的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有了科学的态度，即便我们对儒家思想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也不至于对儒家思想作出离奇、片面的解释和判断。
确定儒家思想的人文学科归属
儒家思想的有些困境，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准确地定位它的学科归属从而对其功能过高要求所致。就传统儒家思想而言，儒家经书就是百科全书，它里头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内容，因此那时要求儒家思想开出“外王”，是儒家思想分内事情，是顺理成章的。然而，随着社会分工、学科分化时代的到来，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学科都先后独立出来自立家门，分别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内容的思想都纷纷从儒家思想体系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过去是儒家思想做的事情，现在都有了分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儒家思想应该确定自己的人文学科归属，儒家思想应从“全能思想”撤退到“有限思想”。顺便指出的是，对儒家思想开出“外王”的眷恋、渴望和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某些儒家学者保守、恋旧之心态，反映出他们对儒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丧失的恐惧。因此之故，确定儒家思想的人文学科的归属，不仅可以避免因为不合情理地放大自身能力所遭受的批评，也可以让那些对儒家思想寄望过高的“儒痴们”冷静下来，认真检讨自己对儒家思想的期望和态度。
提升、夯实儒家思想的能力
我们强调儒家思想的人文学科归属，并不意味着放弃丰富、夯实儒家思想能力的努力。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增强儒家思想的能力以化解其能力困境。如下几个方面或许是值得考虑的：第一，立足当代人类实践，对儒家思想中的观念、范畴或命题进行创造性诠释,以丰富、提升儒家思想解释问题的能力。比如,尽管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确
不是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关系，更没有要求人珍惜、爱护自然之含义，但儒家学者完全可以根据当今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之情境，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及“天人合一”进行创造性诠释，赋予其“人尊重自然、爱惜自然、保护自然、使天人良性互动”之含义，从而提升、拓展其解释能力，使之成为解释当今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智慧。第二，牢记并实践儒家思想中的生生精神，持续地对儒家思想中的观念进行损益更新。一是要抛弃儒家思想中那些经过历史检验已经完全过时的观念因素，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行为伦理化的观念，如“父母之命，不可违”亲情关系专制化的观念，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人关系等级化的观念，都是需要抛弃的。二是对儒家思想中的概念、范畴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比如，在儒家思想中，“仁”是爱人，是从“二”从“人”，即是横向的、空间的爱，我们完全可以将纵向的、时间的爱贯注进去，在“横向爱”的基础上增补“纵向爱”，从而使儒家“仁爱”观念，具有了时间性、可持续意义，从而丰富儒家“仁爱”的内涵。这样，儒家思想的更新能力便体现出来了。第三，继承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胸怀，对于外来思想文化，既不应回避退缩，也不应简单批判，而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表达自己的态度。儒家思想应通过这种声音、态度或对策以表现自己的应对能力。在这方面，宋明新儒家是很好的榜样。如果能对儒家思想中的观念或范畴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换，如果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而更新自我，如果儒家思想在应对外来思想文化方面勇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提出应对策略，那么，儒家思想的能力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坚持儒家思想的生活化走向
我们曾经指出，关切生活、营养生活、提升生活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特性，因而坚持儒家思想之生活化方向，不过是坚持儒家思想本有精神而已[ 4 ] 。儒家思想坚持其生活化走向，是有助于化解其实践困境的。第一，儒家思想生活化意味着儒家思想必须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零距离接触，并融入民众生活之中。具体言之，儒家思想通过电影电视、行业制度、言谈举止、饮食起居、街巷宣讲、社区规约、资格考证等形式，与生活完全联接起来，让儒家思想真正成为老百姓“须臾勿离”之道。第二，儒家思想生活化意味着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价值理想必须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具体言之，就是要把儒家思想中尚义、重德、仁爱、崇公、和谐等基本原则，转换成人们日常言行的准则，并且解释、说明实践这些准则的应当性及其意义，使人们真正觉知到实践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既是一种自然之理，也是一种应当之理，是分内之事，而且可以收获“内在利益”。如此，儒家思想的那些“高明之道”(根本原则)也就得以对象化、现实化。第三，儒家思想生活化还要求，儒家思想应当坚持自己
的立场，坚持实践性品质，对社会及其问题表达意见或建议，由此体现自身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所以，用儒家思想去思考生活，用儒家思想去检讨生活，用儒家思想去建构生活，既是儒家思想“外王”新的表现形式，也是儒家思想价值得到落实的最佳办法。当我们在社会中的各行各业设置了“儒学典范”并获得认同的时候，当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视实践儒家思想基本原则为当然的时候，当我们自觉而主动地用儒家思想批判或建构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或许就不再会抱怨儒家思想离生活太远、不再会质疑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不再会怀疑儒家思想价值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德性源流[M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2] 刘绪贻. 中国的儒学统治[M ].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 李承贵.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J ].福建论坛, 2004, (8).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追踪，肯定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特殊的诠释方法；包佳道博士通过对杨时诠释“中”的探讨，揭示出“经典文本的相互发明”、“阐洛扬洛的道统坚守”、“体用道事的整体诠释”三大特点。总之，本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展开了深入探讨，论述精当，问题彰明，主张独特，希望通过本组专题研究拓宽人们对中国哲学诠释学思考与研究的空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3）04－0001－12 特约主持人：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嘉宾：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可真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包佳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逆转理解” ——通向中国哲学范畴真实意涵的特殊路径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46） 收稿日期：2013-01-04 基金项目：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10JDXM008） 作者简介：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对哲学范畴陈述的方 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陈述方式是：先 是一个“主词”，接着是一个“谓词”，“谓词”可能是一 个名词，一个动词，一个词组，或是一个句式，不管形 式如何，它们都是对“主词”的陈述。不过，由于“谓 词”是随在“主词”之后的，因而如果“谓词”是对“主 词”意涵的陈述和说明，那么，这种解释在方向上就 有“逆向”的性质，即是由后面的“谓词”的意涵“逆 转”推出前面“主词”的意涵，这就是所谓“逆转理解”法。根据我们的观察，这种理解法相当普遍。如下选择数个案例展开讨论。一、“逆转理解”案例分析本文所说的“逆转理解”，案例遍布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这里从儒家、道家、易学等文献中择取部分案例加以展示，以作为说明此种理解法的根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案例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 ··1
浅探墨家之源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盛极一时，这个学派和儒家一起被并称为?当世之显学?。墨子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孔子齐名，同被称为?智者?和?圣人?，《吕氏春秋·当染》篇这样描述他：?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墨家学派在秦汉之际逐渐趋于衰微，司马迁作《史记》时没有为墨子立传，仅于《孟子荀卿传》末尾附载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虽然墨家学派式微，但是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逝。通过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身上都深深地打上了墨家的烙印。在秦汉之际的儒家典籍里，可以找到某些原本属于墨家的理念；在游侠的行为中，依稀可以看到墨者们勇于牺牲、乐于助人的身影；在方士们的法术中，甚至可以看到后期墨家的科学思想在实际中的一种扭曲应用。 本文针对墨家思想本源收集了一些观点和讨论，希望能通过对不同看法的比较探索出墨家思想的渊源所在。 首先，关于学派命名，墨家与众不同。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杂家、纵横家等等都是以其学术宗旨来命名的，只有墨家是以其创始人之姓来命名。这极易给人造成一种联想，好像?墨?也是一种学术宗旨的标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如江瑔、钱穆以及冯友兰都有这样的怀疑。江瑔说，所谓?墨?大概是垢面囚首、面目黧黑的意思，墨子之学适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家。 ①钱穆则进一步推演说，?墨?为古代的刑名之一，转辞为刑徒、奴隶，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所以就被称为?墨?了。②早期冯友兰也认为：?墨子所主张者为‘贱人之所为’，此其所以见称为墨道也。?③ 不过，这几位学者均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先秦各家各派的名称实际上是由汉人来命名的。秦汉以前，诸子的名称大都还没有确定，直到司马谈和刘歆总结过去学术、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时，六家九流的说法才最后成立。?汉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刘向、刘歆的总校群书。他们将学术派别作了细密的划分，其实未必恰当。因为它的本义并不是对中国哲学进行分析，而是皇家书库里负责文献收集和整理的官员部勒群书的产物。?按照罗维的意见，司马谈和刘歆的分类工作只是一种方便施设，并不能和先秦学术史完全相应，那么再从这些分类的名称中进一步挖掘更深更玄的意义，似乎难逃捕风捉影的嫌疑了。其实，对于取 ①江瑔：《读子卮言》卷二。 ②钱穆：《墨子》第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第110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中国哲学的发展 【摘要】 中国的哲学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论文主要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和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及阶段剖析中国哲学的发展，同时研究作为中国哲学代表的儒学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上阐释中国哲学对社会带啦的影响。 【关键词】 哲学概念儒家道家佛家新儒家学派 【正文】 一．哲学的概念及研究领域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使得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这一古老的学科。作为世界哲学三大系统之一的中国哲学（其他两大系统是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它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哲学。 在展开对中国哲学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哲学到底是怎样的学科。关于哲学的定义，在哲学界始终无定论。并且随着历史的扩张和不同时代对不同感兴趣的问题，哲学的含义不断变化着。一般情况下，认为哲学是一套方法论。马克思曾说：“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政治和哲学教科书上的主导思想。中国的着名哲学家牟宗三也曾说过：“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响说明的，便是哲学。”相比较来说，这是一种更加通俗的理解。那么，哲学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呢？ 罗素认为：“哲学乃是某种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东西，哲学所涉及的是科学解决不了，神学的答案又不令人信服的问题。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起劲仍为确切的只是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不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权威。”反观中国文化的发展，的确未曾离开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介乎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探讨。 二．中西方哲学的比较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否认中国哲学体系的存在，这几乎在西方哲学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确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中国的哲学的特质是重“主体性”，“内在道德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有很好的逻辑，是以知识论为中心展开的。 2.中国的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但是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人生哲学。西方人对生命的想法主要是来自文学，艺术，音乐，最后是宗教。 3.中国哲学重实践，实践上初期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表现善的思想；西方哲学主要是重知解的。综上可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采用和西方哲学一样的方法。中国哲学的分析应该以人为出发点，注重哲学思想的实践和应用。 三．中国重要哲学思想及发展历程 中国哲学的发展总是和中国文化的繁荣保持着大致同步，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中国哲学的主要阶段分为五个时期： 1.孕育期（殷周）——带有宗教色彩，代表人物是姬丹 2.雏形期（春秋战国）——具有人文色彩，百家争鸣，诸子峰起，代表人物是孔子，老子，墨子
西文中国哲学研究书目哲学著作 陈才智整理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s depuis l'origine jusqu'a nos jours），法国神甫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河间府献县（Ho Kien Fou: Hsien hsien）：天主教会印刷所（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17年 《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天文学、宇宙论及自然哲学的思辨》（The W orld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Their Astronomical, Cosmological and Physico-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德）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伦敦：亚瑟·普罗赛因（Arthur Probsthain），普罗赛因东方文学丛书14（Probsthain's Orieintal Series，No. 14），1925年 《中国哲学》（Chinesische Philosophie），海克曼（H. Hackmann），慕尼黑（München）：莱因海德出版社（V erlag Ernst Reinhaidt），1927年 《中国古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Chill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中古哲学史》（D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 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o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佛尔克（Alfred Forke），汉堡（Hamburg）：Friederischen, de Gruyter and Co.，1927；1934；1938年。佛氏最受重视的著作。分别叙述先秦哲学；汉代到宋代哲学；明清至二十世纪的哲学。全书介绍了150多位中国哲学家，主要取材于中文原始资料，包含大量的译文和注释。傅海波（Herbert Franke）评价说: “这部书受到一些批评毫不奇怪，因为如此宏篇巨制，实非一人能力所及。但是佛氏的著作取材宏富，又对原文严加考辨分析，一些不太出名的思想家和作者也没有被忽视，故长期以来它都是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史著作。”海尼诗（Erich Haenisch）也说: “佛尔克的《中国哲学史》与嘎伯冷兹《中国文言语法》、顾路柏《中国文学史》和福兰阁《中国通史》一样，是代表德国汉学研究水平的巨著。他本人也因此而长期享名于东方学界。”《历史文献：儒释道》（Textes historiques: Confuciisme, Taoisme, Buddhisme），戴遂良（Léon Wieger），河间府献县（Ho Kien Fou: Hsien hsien）：天主教会印刷所（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0年。道教两卷集，第一卷是当时最新《通藏》总目录，第二卷是《老子》、《列子》、《庄子》法汉对照本，据戴密微说，戴遂良的“译文与原文相去甚远。”（《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戴遂良是在中国河间府传教的多产作家，他留给后人不少重要汉学著作。那三十几卷作品，既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 《中国思想论》（La Penseé Chinoise），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巴黎：图书复兴社（Albin Michel），1934；1938年，收入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 《中国古代三大思想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The MacMillan Co.），1939；1940年；伦敦：乔治·爱伦和爱文（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1946年；纽约：Barnes and Noble，1953年；伦敦花园城（Garden City）：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6年，275页；台北：金山图书公司（KinSAN Book Co），1970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选译《庄子》《孟子》《韩非子》consists primarily of selections from Chuang-tzu, Mencius, and Han Fei-tzu, representative tex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s of Chinese thought competing in the Late Chou period （fifth through third centuries B.C.）.Arthur Waley selected the passages and translated them for the general reader, so the work is not only informative, but also enjoyable to read. The selections from the Chuang-tzu will appeal to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e Mencius,to one's moral feelings; and readers are likely to find in the fewer selections from the Han Fei-tzu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ne might be tempted to compar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is book is recommended as the first volume of translations to be read by the layman and for use in general introductory courses. 《中印智慧》（The Wisdom of India and China）（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林语堂（Lin Yutang, 1895-1976），纽约：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现代图书馆丛书”版（Modern Library Editions），伦敦、纽约：约翰·戴公司（John Day Co.），1942年，1103页。台北：经文出版社，1964年 The wisdom of India. Indian piety. Hymns from the Rigveda; The Upanishads; The Lord's song （The Bhagavad-Gita）; The yoga aphorisms of Patanjali -- Indian imagination. The Ramayana -- Indian humor. The fables of Panchatantra; The enchanted parrot -- Buddhism. The Dhammapada; Three sermons by Buddha; Some Buddhist parables and legends; The light of Asia （Life of Buddha）/ by Edwin Arnold; The Surangama Sutra; What is nirvana? -- Glossary of Hindu words 后半部是有关中国的。分六部分，每部分之前均有作者之评述。除诗歌外的其他五部分是: （1）中国神秘主义（Chinese Mysticism），收有《道德经》和《庄子》11章的出色译文；（2）中国民主主义（Chinese Democracy），收有《书经》《孟子》（均为理雅各之译文）和《墨子》（梅贻宝之译文）；（3）中庸（The Middle Way），收有《论语》《中庸》；（4）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收有屈原、李白之诗歌；（5）中国人生活之素描（Sketches of Chinese Life），收有沈复《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6）中国智慧（Chinese Wit and Wisdom），收有《列子》《郑板桥家书》（Cheng Pan-ch'iao's 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 The wisdom of China. Chinese mysticism. Laotse, the book of Tao; Chuangtse, mystic and humorist --Chinese democracy. The book of history: doucments of Chinese democracy （Shu Ching）; Mencius: the democratic philosopher; Motse: the religious teacher -- The middle way. The aphorisms of Confucius; The golden mean of Tsesze 子思-- Chinese poetry. Some great ancient lyrics; Ch'u Yuan; Li Po; The tale of Meng Chiang: a "drum story" in five cantos; The mortal thoughts of a nun -- Sketches of Chinese life. Chinese tale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 by Shen Fu -- Chinese wit and wisdom. Parable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Family letters of a Chinese poet; The epigrams of Lusin; One hundred proverbs --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names -- Table of Chinese dynasties. 《中国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林语堂（Lin Yutang），Michael Joseph, London. 1944, 1948, 1949, 1950, 1954, 1956, 1969年，London, Four Square Books,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Ltd., First Four Square Edition, 1963. 590页；台北：
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 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具有东方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的中国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哲学约300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近代和现代哲学。 先秦时期出现了很多学者，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最盛。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墨翟为代表的墨家理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惠子、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当时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以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为研究讨论的重点。先秦哲学中提出了天人、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有无、常变、心物、名实等重要哲学范畴，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 秦汉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崇尚法家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哲学思想几无发展。汉初记取秦亡教训，缓和矛盾，休养生息，黄老之学盛极一时。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谶纬之学兴起，同时出现了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东汉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社会危机频仍，哲学思想呈现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以及古今、人性等问题展开。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儒学的统治地位被打破，新的富于思辨性的玄学应运而生；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道教体系逐步建立；上述变化使得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极为活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如“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形神等。 隋唐隋唐两代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兼宗的政策，提供了三教互相批判又互相吸收的条件。佛教哲学关于心性、理事问题的讨论；韩愈的道统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科学、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以理学为特征，理学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吸收道家和佛教思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围绕理气、道器、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承上启下，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的时期。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许多哲学家运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他们的辩证思想，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它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与连续性。它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
中国哲学中有关先验论的研究综述 赵严严 对于认识论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占据特殊的地位。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２１９页）按照通常的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何者具有“第一性”，这是第一方面即“本体论”方面，“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思维”如何把握“存在”，这是第二方面即“认识论”方面。无论是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还是在不少学术论著中，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观念而被接受下来。 然而问题是：这样把“本体论”与“认识论”截然分开，当成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的做法是否合理？在近代哲学那里，存在着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和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吗？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理解方式，是否具有哲学史和学理上的充足根据？ 如果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就可发现，“思维与存在”关系之所以构成中国哲学最为重大的基本问题，恰恰体现在近代哲学这样一种深刻的努力，即它试图把“认识论”与“本体论”这两个方面内在地统一起来，把“本体论”建立在“思维原则”的基础上，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重新解决和展开本体论问题；换言之：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问题域里，“存在”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思维”则被视为通达“本体论”、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根本途径。“思维”与“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是相互缠绕和内在联结的。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哲学时，若加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也可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大获裨益。 话虽如此，然而杨泽波先生却提出质疑：人心向善是否还有更为演示原始的原因。在此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人心向善”也是各家有关天赋先验的还是后天经验的争论的焦点话题。作为中国哲学中第一个系统的提出较为朴素的天赋先验理念“仁”的孔子，他认为先知先觉的人的观念是圣人本身固有的一种品质，而孟子则提出更为系统的天赋先验的“四端”说，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杨泽波先生在他的《》中论述道，依据伦理心境来解说，良知良能，良心本心之所以是向善的动因，是因为伦理心境在形成过程中，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内容带进本心，使人养成一种好善恶恶的心理。受到这种力量的驱使，人便可以不受到利欲的干扰，人们便可以成德成善了。 这样一贯的解释在伦理学的视阈中是正确的，然而转入至实际的生活情况来看时却并非如此。中国哲学中，儒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时时常以“人兽之别”来评述。孟子在论述“四端”说时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跟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仅仅在于人是否有这些“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这些，各位大儒更加看重的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生物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动物界也会有诸如人类的“爱亲”“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原先都是不为人知的行为。人虽然较其他生物高级，但是，倘若仅仅以人兽之别仅仅以单纯的“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体现人类的道德性和尊严与价值，恐怕这是极不容易的。毕竟，动物界存在的“善”将如何解释。 再次，杨泽波认识到，在伦理心境形成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道德内容对人心肯定会有所影响，故人们才有向善恶恶的心理，所以向善而趋。我们也应当承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一些不道德的内容却对人的内心有所偏小，因为大多数人都向往着善和美，而作恶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但是，既然道德内容与不道德内容都对人有影响，人们应该平均地面对这两种情况。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综合上述论证，杨泽波先生认为，人性中有天生的向善的自然倾向，从而承认了人天生就有一种向善的潜能或倾向，而此种潜能或倾向，则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天赋的先验的。A3对于中国古代持有天赋先验论学说的哲学家来说，人心中的那一种灵明，或仁，或善，都是与生俱来的，
In What Way Doe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nfluence the Chinese People Philosophy is the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or an examination of men’s moral responsibilities. Chinese philosophy mainly contains two parts, Confucianism and Taosim. And these two thoughts influence the Chinese people a lot in all ages. Confucianism has two representatives, Confucius and Menci. They are the sages recognized. They advocates ren, li, xiao, and zhong,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lways let themselves to abide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ancient time, the ruling class encourage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a lot. If a person, especially a student wanted to be an official, he must master all the minds of the Confucianism.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supported the ruling class in some extent. Because, the officers must been loyal to their emperor, had sympathy to their friends, and loved their family. Taosim is another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Taoists thinks people must follow the way of nature, and if we follow the principle, we can act through non-action. Taosim also has two representatives, Laozi and Zhuangzi, who had written many books. Some people, include many famous people in the ancient times, choose to live a free life that far away the officials, because they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 制约。 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
浅谈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大纲》读后感何谓哲学？还记得第一次正式接触是在高二的政治课上，只感觉一谈到哲学就很高大上，很深奥的感觉，虽说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懂，但看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后，算还是有一些理解吧。 这本书，在我看来，算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不像印象中哲学那般高高在上。正如先生所说：“不免被讥为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的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虽朴素，但更易看懂。适合像我这种第一次接触这方面书籍的读者。 本书它先介绍了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时期，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发展和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思想。接着介绍分析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主要内容。读完正本书后，收获不算太深刻，但我国古代主要的哲学发展了解了许多。 我国古代思想最开放的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而在“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就不像那时那般百花齐放，很多思想只能默默的发展，有些甚至是昙花一现。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像封建时期的主流思想--儒家学说，更多是因为里面很多思想，例如：三纲五常等，符合统治者的统治要求，而像道家的“无为而治”一些的佛系思想显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统治需求，于是统治者就大力发展儒家思想。这也是道家、墨家等不能发展为主流思想的其中原因。 但此看法相对来说还是存在很大局限性及片面的，我国的哲学思想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正如书中所说，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众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赖宗教。我国哲学包含了道德、天、地、人、自然、思维等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的哲学，可以说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我看来，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并无好坏之分。还记得高中时，我曾吐槽我国的封建迷信现象，对他们烧香拜佛等行为不是特别理解。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表现，虽说其做法不科学，但这又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呢！ 中国哲学，简简单单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或许尽一生都无法将它读透。虽然哲学是一个人文学科，但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它都需要我们去了解，尽自己所能去学习，并且在生活中去践行与应用。 曾经的我觉得哲学遥不可及，但现在看来，我们平时都说要看待事情都要两面看待，而这不正是哲学重所讲的辩证法吗?其实，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人生都有自己的思考与看法，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吧。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而读哲学又何尝不是呢?虽然看完张岱年先生的书，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我会更多的去思考问题，思想变得更加的开阔，对一些东西的认识相对会更加的深刻。我相信接下来我会看更多此方面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中国哲学史必读书目 老子： 老子集解（奚侗）老子校诂（马叙伦） 老子古本考（劳健）老子正诂（高亨） 老子校释（朱谦之） 论语 论语集注（朱熹）论语正义（刘宝楠） 论语集释（程树德）论语译注（杨伯峻） 管子 管子集校（郭沫若）管子学（张佩纶） 商君书 商君书注译（高亨） 孟子 孟子集注（朱熹）孟子译注（杨伯峻） 墨子 墨子间诂（孙诒让）墨子校注（吴毓江） 墨辩发微（谭戒甫）墨经校注（高亨） 庄子 庄子集释（郭庆藩）庄子集解（王先谦） 庄子义证（马叙伦）庄子补正（刘文典） 南华经解（宣颖） 周易 周易注疏（王弼、孔颖达）周易程氏传（程颐） 周易集解（李鼎祚）周易本义（朱熹）周易述（惠栋）
周易姚氏学（姚配中）周易费氏学（马其昶） 周易古经新注（高亨）周易古经通说（高亨）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论（陈澧）公孙龙子形名发微（谭戒甫） 公孙龙子集解（陈柱）公孙龙子译注（庞朴） 孙子兵法 孙子十家注孙子兵法新注 荀子 荀子集解（王先谦）荀子简释（梁启雄）荀子选注韩非子 韩非子集释（陈奇猷）韩非子浅解（梁启雄） 贾谊 贾谊集 董仲舒 春秋繁露注（凌曙）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 王充 论衡集解（刘盼遂） 论衡校释（黄晖）论衡选注 南北朝 世说新语 弘明集 韩愈 昌黎集
柳宗元 河东集 周敦颐 太极图说通书 张载 正蒙横渠易説 程颢程颐 程氏遗书 朱熹 朱子语类朱文公集朱子全书 陆九渊 象山集 叶适 习学记言 王守仁 王文成公全书 王廷相 王廷相哲学著作选集 方以智 物理小识 黄宗羲 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 王夫之 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
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 思问录黄书老子衍庄子解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 魏源 魏源集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 章炳麟 訄书章氏丛书章太炎政论选集
2018年人民大学中国哲学考研专业指导 一、专业介绍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与中国哲学专业相关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侧重点。以武汉大学为例，该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01 先秦哲学02 秦汉哲学03 宋代哲学04 明清哲学05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06 儒家哲学07 道家哲学08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现代化09 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具有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具有中国哲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具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阅读和辨析中、西哲学史料、并能通过中西对比分析，掌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3、专业特色 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4、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11法语或212德语 ③哲学基础 ④中国哲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西方哲学史②中国古代哲学 (注：以武汉大学为例，各院校在考试科目中有所不同) 5、课程设置 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中国哲学专业主要必修课程有： (1)学位公共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第一外国语、计算机应用 (2)学位基础课：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哲学专题研究、中国思维形态、儒学发展史、中国宗教史、中国美学史、专业外语、专题讲座 6、同属一级学科下的相近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二、推荐院校 中国哲学硕士全国招生的较强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 三、就业前景 目前就整个哲学就业来看，就业不是很理想，该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 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既可以从发表的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献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上佐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确当性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类研究还必须经受方法论上的检验，否则研究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
中国哲学问题 第3讲中国哲学问题 要包括：西方哲学的精神 3.1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20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 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 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前有黑格尔，后有德里达。黑 格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 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 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提出，中国“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 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 1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黑格尔甚至说：“为 了保持孔了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 对于黑格尔的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的 《导言》中对哲学的定义，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的目的，哲学史的史料以及“中国哲学 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等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规模和范式。 如蔡元培所说的：“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 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3 如果没有学习过西洋哲学史，就会停滞在儒家古史观这一阶段。 冯友兰明确地说：“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 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 4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贺麟说：“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9.18’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 受此思潮的影响。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既没有重要的典籍出版，又没有伟人的哲学家领导。但青年求知的饥渴，不因此而稍衰。于是从日本传译过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籍遂充斥坊间，占据着一般青年的思想了”（《当代中国哲学》. 北京：胜利出版社.1947年，第2页） 1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北京：三联书店，1956. 122—123。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北京：三联书店，195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