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比较
一、杜毅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陈独秀比较》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0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一)关于唯物史观基础地位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两人都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们的阐释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精髓：物质决定意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认识和诊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方面存在差异。
在对唯物史观的地位认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陈独秀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其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介绍约占《马克思学说》的一半内容，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
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根本地位的不同重视程度，是由于他们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观出发点不同。
1、从解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上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介绍是本着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愿望，虽然有着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观愿望，但是李大钊在学术上的研究是很谨慎和认真的，力图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作，减少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较客观和科学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放在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见解。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并极为难得的。
2、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从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全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由于陈独秀是从宣扬阶级斗争说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出发点来解读唯物史观，他的《马克思学说》即使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了两年，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上与李大钊还有一定差距。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关注不够，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执政时期犯下过错的理论根源，也是他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理论根源。
(二)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问题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上比较相似，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来看，他们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认知存在差异。上节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是陈独秀将剩余价值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他在《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段指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的阐释，是对经济制度变更合理性的解释，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陈独秀将剩余价值提升到这种高度是由于他关注于剩余价值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问题，这也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无关系，是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
此外，在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方式上,李大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进行说明论证，解释的内容也较为深奥和抽象。虽然在理论程度上，李大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他的文章读者范围更适用于专家和学者，因此在社会影响上就很难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劳工大众,就更难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三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再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就采用了和陈独秀论述剩余价值时一样的方法，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界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更容易被无产阶级劳动者所理解，达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三)关于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问题
比较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解说可以看出，李大钊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并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力图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使我们在采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从而可以更好的将阶级斗争说与中国的革命现实要求相结合。
但是，陈独秀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目的侧重于实现俄式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使中国通过仿效苏联的革命道路摆脱劳苦大众受压迫和受奴役的地位，所以他的解说旨在消除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困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基于学术上的客观性来考虑。陈独秀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角度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合理性，这是当时紧张的政治斗争局势的迫切要求，但同时为理论研究准备工作严重不足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革命道路上犯的错误埋下隐患。
李大钊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有针对性的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
二、刘丽超《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比较》哲学研究2013年14期
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二、《谈政治》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独得之见
1.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存在明显差异
李大钊的一大特色在于起初就具有坚定的唯物史观，能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要积极投身到人民中去，做到理论要联系实际。李大钊本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细致的学习研究。
陈独秀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争辩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陈独秀表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要抓住一点：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他寄希望于青年们说“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2.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理解存在不同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他的核心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换句话说离开了他特有的历史观，去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陈独秀《谈政治》涉及的三个问题，与李大钊相比较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而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存在的。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重要。
3.对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各异
起初李大钊从端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发向群众系统的介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特点等问题。而陈独秀则仅把政治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一部分，从政治或者国家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等做了详细介绍，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与此同时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适合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
三、文君《陈独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比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全文约7500字，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解说和介绍，其中着重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约24000字，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
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唯物史观，阶级争斗，经济论等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理解和把握上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风格。
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上，两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陈独秀认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他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陈独秀强调中国社会的这种实际“需要”，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问题是，他没有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从事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反而可以“多干”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这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无疑对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早年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他从一开始就以严肃、认真、谨慎的科学态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当他决定向中国人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他是下过苦工夫，经过深入研究的，力图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倡导者。
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来源的理解和把握上，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中试图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根据他的理解，他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并照这个次序进行介绍和评述。其中剩余价值一项占全文内容大约一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这种理解、把握，同列宁的思路是不同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人们要想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及其他内容，却必须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列宁不同，陈独秀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他的这种介绍方式，和他平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忽略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李大钊的文章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体系，必须将其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理解，不能随意割裂。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它的核心。
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的同时，还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这个工夫也是陈独秀所不可企及的。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丝毫也没有触及，而这一点李大钊却一直给足够的重视。
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这种观点，只是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力量取代政治和宗教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并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不能不加区别地用来解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现象。
第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效果不同。
从李大钊的个性来看，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前，是不愿意轻率或孤立片面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李大钊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他力图使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比较完整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以其诱人的理论魅力给中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反观陈独秀，他在当时并没有象李大钊那样首先重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态度，而是以谈政治为名孤立地谈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其中一部分，即关于政治或国家的某些观点。从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质还是没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吃透的情况下而急于向人介绍和宣传，其所起的作用也就极其有限。
四、马娟娟《李大钊与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党史纵览2011年10期
1、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李大钊注重理论研究，力图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也就是其所概括的五四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2、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他同时认为农民居住分散不易集中，文化素质低且易于迁徙苟安，这些原因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加上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与共产的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据此，陈独秀认为引导农民加入革命运动“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
与之不同的是，李大钊很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的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五、李帆《理论的分际与思想的力量—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若干思想倾向之比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
第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受到民粹主义的一些影响，对农民比较看重；陈独秀则不然，他仅仅是同情与尊重劳苦民众但不重视农民。
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一70年代产生于俄国的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想通过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
第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发展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原则民主精神联系起来。陈独秀则不然，其早期的平民主义民主观，没能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继续发展下去。
李大钊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关注国家政治民主，看重民众力量，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这显示出其思想中己具有平民主义的萌芽。
第三，李大钊、陈独秀都重视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改良主义的思潮影响，陈独秀尤为如此。
一、刁世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一、严肃、认真、谨慎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以科学的态度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李大钊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精英的历史起点。
李大钊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之前,首先向人们表明了他学习和研究、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是出于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负责。
陈独秀曾把“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概括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把科学性归结为“实际研究”。这种视角反映了陈独秀偏于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性，与他将马克思学说简括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的思路一致,给人一种多少有些忽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印象。
学习和研究、宣传和介绍科学的理论,自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采取了较为严谨、系统的客观介绍和评论,而不是漫谈或宣布信仰及其理由的方式。这种做法体现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深入探讨和整体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体系
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地位。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的功夫也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可企及的。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的形成放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中加以考察。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对人类认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全面研究,李大钊得出结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独创的,它是在欧洲进步思想家几百年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世界思想革命的一部分。
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历史观;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它的核心。
三、辩证理解、独特审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通过对它的独特审视,辩证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
李大钊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全面理解和认识。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了在这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社会生活里,有着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因素。
根据李大钊的解释,唯物史观是要通过寻找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它是基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所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与以往政治的或神学的方法全然不同。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用这种方法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表述。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不是说经济因素就能代替社会中的其他所有因素。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一说”与“第二说”的辩证关系中。首先,李大钊对唯物史观中经济的决定作用完全接受, 李大钊称这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即“相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其次,李大钊在肯定“第一说”的同时,还重视唯物史观的“第二说”,即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最有价值的观点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激发人的革命积极性,创造美好未来。他深信:决定论和能动论、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统一的。
李大钊十分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正确地阐释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注重群众的力量,批判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便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
四、科学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1、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
李大钊主张,要采用一种学说,首先要研究它的适用性。一是要研究这一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二是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环境,看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差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这种观点,只是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力量取代政治和宗教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并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不能不加区别地用来解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现象。
2、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方法而不是简单接受结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只看到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这一表面现象,而不能认识唯物史观对于促进全面认识历史的真实意义。李大钊的认识与此全然不同,他注重的是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
3、倡导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迷信、不盲从、反保守、重开拓
李大钊用学者的态度,严肃、谨慎地对待马克思的学说。李大钊充分肯定前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明确
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以前学说的联系,因而没有割断历史,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孤立化和神化。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人类认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认为将来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还会有更新的、更优越的学说代替它。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不是当作教条信奉。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 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陈、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需不要建党，陈、李作出了肯定地回答。不仅如此，陈、李以先知先觉者之睿智与远识，审视国际复杂之局势、研判国内动荡之政局，还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系列问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长期倾注于他们建党活动或建党中作用的考察与梳理，而对他们建党思想探讨涉足甚少，对其建党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盲点。基于此，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陈、李建党思想比较研究》一文，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 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 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李都作出了肯定回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此后，“民主共和”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擎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称帝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这是陈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既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 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旧中国，劳工阶级处于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有人身自由却无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也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部分劳工阶级的力量，与资本阶级集团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陈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认为“既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学的必要知识，包括日本语。所谓“宏文学院”应系弘文学院之误。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由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高等师范学校，曾在 1896 年至1899 年间接受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日学生 13 人，并专门为他们开设“连学校名也没有的学校”，亦即临时性预科班。到 1902 年 1 月，则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在东京设立弘文学院，第一次留日的陈独秀也是先到弘文学院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⑤至于所谓“东京高等专门学校”应系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成立的“东京专门学校”之误，东京专门学校则是在 1901 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并设有专科部与大学部。 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 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
号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追求自由解放。《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理解陈独秀作为发起人，也是最早的旗手和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 有的学者说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比较 一、杜毅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陈独秀比较》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0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一)关于唯物史观基础地位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两人都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们的阐释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精髓：物质决定意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认识和诊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方面存在差异。 在对唯物史观的地位认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陈独秀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其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介绍约占《马克思学说》的一半内容，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 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根本地位的不同重视程度，是由于他们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观出发点不同。 1、从解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上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介绍是本着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愿望，虽然有着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观愿望，但是李大钊在学术上的研究是很谨慎和认真的，力图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作，减少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较客观和科学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放在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见解。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并极为难得的。 2、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从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全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由于陈独秀是从宣扬阶级斗争说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出发点来解读唯物史观，他的《马克思学说》即使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了两年，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上与李大钊还有一定差距。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关注不够，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执政时期犯下过错的理论根源，也是他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理论根源。 (二)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问题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上比较相似，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来看，他们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认知存在差异。上节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是陈独秀将剩余价值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他在《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段指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的阐释，是对经济制度变更合理性的解释，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陈独秀将剩余价值提升到这种高度是由于他关注于剩余价值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问题，这也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无关系，是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 此外，在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方式上,李大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进行说明论证，解释的内容也较为深奥和抽象。虽然在理论程度上，李大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他的文章读者范围更适用于专家和学者，因此在社会影响上就很难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劳工大众,就更难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三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再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就采用了和陈独秀论述剩余价值时一样的方法，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界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更容易被无产阶级劳动者所理解，达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陈独秀的功与过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举着五四运动的旗帜，也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革命有着数不清的贡献，但是在成立共产党的后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几乎将共产党的命运推上绝路。他身上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乃至“汉奸”“叛徒”的名号。陈独秀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一度紧密相连。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开始向外界广泛宣传。后来他前往上海，联系了共产国际组织，在其帮助下，陈独秀等人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与全国各地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了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重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他还是党的最高领袖。 但是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偏离了革命道路，逐渐走向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放弃了各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非但没有认真分析革命失败的教训，从中吸取经验，反而将目光转向“托派”，其革命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他被中共开除党籍后，进一步参与“托派”组织的活动，并逐渐成为了党内“托派”的首领。 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血的教训，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第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不仅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还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传播者。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永远不能磨灭。
李大钊（节选） 1920年初,李大钊与爱国志土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在北京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等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准备。此外,李大钊还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同年秋,为了和在上海的陈独秀相配合,李大钊还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互配合,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此后,李大钊全面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并多次当选中央委员。在1922-1924 年间,李大钊奔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爱国人士80余人。在狱中,军阀对李大钊处以极刑,但是大义凛然的李大钊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的心声，张作霖将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在西交民巷看守所内绞杀。 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带
领其他人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8岁的李大钊英勇就义。 （选自《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英雄人物》浙江人民出版 社） 1.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 大义凛然： 慷慨激昂： 2.“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南陈”指的是，“北李”指的是，相约建的是。 3.下列事项是由李大钊主导完成的是（）。（可多选） A.独自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 B.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C.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D.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4.你是怎么理解李大钊在临刑前的发言的呢？ 5.学习了短文，你能从李大钊身上体会到什么精神呢？ 【参考答案】 1. 由于胸怀正义而神态庄严，令人敬畏。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在杭州鼓楼张贴声援武昌起义的檄文。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 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青年》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孔孟，倡导自由。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1917年初，陈独秀写作《文学革命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引发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相关讨论。 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4月，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于9月获释。 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间范围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 有一下几个原因。 1·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的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2·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3·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 4·从五四运动时期来说，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从1919至1920年，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