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地方政府治理运动标志着人类公共生活新时代的来临，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探讨的理论热点问题，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我国也受到了治理运动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活动的影响，国内学者不仅致力于将国外治理理念的成果引进国内，同时也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有意识地对其本土化，在加深研究国外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属于自己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成就，形成了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共同发展的局面。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是我国学者在寻求解决政府危机和社会矛盾问题上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它打破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促进政府在管理方面由“统治、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而向“治理”新的管理模式转变，它以崭新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命题。从实践论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指引我国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来政府改革的方向，力争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以治理理论要求合作的价值追求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条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善治的政治局面。本文在回顾治理理论兴起的缘由基础上，对治理概念、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治理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以及治理运动在中国开展情况做一个综述性研究。
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实践；地方治理；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研究综述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情况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治理”并不是新造的词汇，早在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就是用过这个概念，用以表明上帝授予国王对国家统治的权利，但是新世纪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并催生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运动传遍全世界，与此同时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各国学者都为这一新的制度范式做出了卓越贡献，加快了治理理论体系的健全化和多样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国政府改革都是力求实现治理和善治的政治运动，再此不得不承认尽管各国学者对治理有争议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公共管理研究新领域。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人类政治历史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都是伴随着特定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之所以治理时代会降临，是因为传统管理的过程中政治家和学者们都看到了市场和国家都有失效的可能，只有建立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合作的网络机制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为了提高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各国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成为各国的共识，标志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且在以19世纪工业生产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政府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特别是发展国家中社会矛盾更是尖锐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加上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给输出国和输入国带来不均等的利益问题和全球面临的普遍性安全、生态
和环境问题都需要各国以合作的姿态来应对，这就促使国家或政府转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据美国Nielsen公司2014年最新报告显示在全球60亿人口中已有5亿人上网，而且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之后，各国为了提高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和质量也加快了政府网络工程的建设，这样一来公民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也影响着政府得态度和行为，政府决策不仅高效、便通，而且程序科学化、民主化，网络技术成为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方式的强劲动力。随着各国民主制度的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健全，公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开始成立各种社会组织，这种不同于政府组织以及政治性组织的团体，在当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政府是可以通过与这些组织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务问题，这也是推动实现治理的动力。综上所诉就是治理实现的外部因素。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如上所述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管理模式的单一和单向运动，以及加上层级限制等弊端和缺陷，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中不同程度的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从而带来了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这些自身暴露的种种问题，都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这就导致政府自身也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来改变管理模式，恰好治理理论适合新时代要求，政府改革的同时也为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支持。
在理论渊源上，治理理论与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某种范式危机有关，因为原先各个科学领域的范式已经不能诠释新的世界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形成，以“现代科学革命”中形成的原子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相对论为理论前提，形成了研究系统复杂性、非线性的后现代“复杂性科学”，这种以研究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为对象的整体性科学对经典科学范式构成了挑战，20世纪70年代，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探索复杂性的浪潮，耗散结构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突变论和分形理论等理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形成，把复杂性科学引入到管理领域既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政府创新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进入滞涨期，政府管理效率低下，重新激活市场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时新自由主义兴起了，政府私营化和重塑运动一度登峰造极，但是却沦落为纯粹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范畴，忽视了公共利益的价值所在，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反思，多数人主张改革途径不仅仅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更主要的是确立合作机制能在维护私人利益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保障公共利益。同时期，公共选择理论也为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公共选择理论在批判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坚持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旨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会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唯一寄托在政府身上是危险的行为，这就从反面告诫我们公民社会的参与和分权管理是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治理理论也吸收自组织理论的有益成分，一群相互依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面对搭便车、规避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诱惑，能够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治理理论一直都强调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来管理公共事务，提倡多中心治理的新制度范式正是得益于上述理论的长足发展。
当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研究者们对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会促进治理理论从其他新型学科中吸取有益成分来使自己的发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1.关于“治理”的界定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英国国王亨利四世首次使用的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而且是可以与统治一词互换使用的，是指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政府性活动。但1989年世行提出“治理危机”后，西方学者就赋予了治理新的
内涵，治理的用法和内涵转移了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学术界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界定，这就意味着治理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当然，在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学者视野中的时候，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具体制度，也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治理概念和解释，但都没有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新内涵发生实质性变化。
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系列管理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①英国地方治理指导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罗茨从不同视角列举了六种关于不单仅指统治模式的治理的定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是指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是指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列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线条网络。”他不仅通过这六个相对独立的视角理解和使用“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对支撑人类社会的三大制度体系（政府、市场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治理特征。②格里·斯托克关于治理的定义仅从政府管理模式论述了治理的定义，将治理定义为：“（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仅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③上述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人员的定义都被收录在国内学者俞可平教授的《治理与善治》一书中。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认为治理是一个脆弱的概念，“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经济和社会的调节。”④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地方治理的运行所依赖的社会资源基础正是存在或建立在社群中的由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组成和互动的社会共同体，社群力量是维系地方治理网络的纽带。”⑤但是，最为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治理定义就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⑥
我国国内学者最早对治理关注的毛寿龙教授，虽然他的研究侧重于引进西方的治理理论，但是在翻译的时候，肯定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他在译介治理时指出：“英文中的动词govern 既不是指统治，也不是指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而不是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入于负责统治的政治与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它是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意味着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的诞生。”⑦随着
①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②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M]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6-96
③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M];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47
④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J].国际社会科学,1999(1):92
⑤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0
⑥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⑦毛寿龙.《西方政府治的知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8
国内对研究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也不在处于单纯进入的阶段，而是有了属于研究者自己思考的治理理论，国内学者俞可平教授就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智力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⑧
纵观我所拥有的文献、论文、期刊资料，我认为治理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运用合作化的手段进行协同管理，以满足不同主体间的公共利益的活动过程，这一定义既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也符合我国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要求。
2.关于“治理”的基本特征
治理的含义十分丰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理解治理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治理的基本特征，从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定义中，我们可以至少从五个层面的基本特征来理解治理。
第一、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和志愿者在内的广泛主体都可以全面参与管理活动过程。
第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力授予或竞争状态，而是结成了相互合作的信任关系。
第三、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而不再是以牺牲一部人的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不再是以一个目标去否定另一个目标。
第四、治理的手段不再单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或市场的价值规律调节亦或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以新的工具和技术为基础的通过民主协商、合作互助和网络化管理等的手段来实施。
第五、治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或公共问题，提供的也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就是在特征的基础上展开的，无非就是针对某些或全部特征以正面或反面的视角来研究，从而丰富治理理论体系。
二、国内外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20世纪70、8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以来，作为新的管理方式“治理”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眼球，在世行针对非洲发展情形提出“治理危机”一次后，“治理”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体制问题的研究中，在西方，首先兴起研究“治理”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某些国家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人员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罗茨的《新的治理》，斯托克的《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等等都对治理理论做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这在有关“治理”定义界定中的论述就可以看出。在此之后，公共治理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创新和价值追求成为多门社会学科的研究热点，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并成为至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但是，由于治理的概念不统一，特征又在各个国外学者眼中的重要性不一样，因此形成了治理理论的多样化研究，在此选择了几个对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及其治理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概括性介绍，也可以得出国外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也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学家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她集中于公共事务的分析，冲破传统教条，建设性地提出通过集体行动和自主治理来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以“公共池塘”新管理模式的成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她的研究特色是基于具体的个案详解再⑧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0(3)
回归到制度分析进而以严谨的逻辑推理展开的理论研究过程，对治理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她把整个管理机制看成是一个互动合作的多元主体构成的网络系统，而不是由政府控制的单一机制，在她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她独特的治理之道，而且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造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大大促进了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对治理理论做了较大贡献，丰富了治理理论研究途径和体系。
迈克尔·麦金尼斯虽然认为奥斯特罗姆夫妇把渔场、灌溉系统和地下水盆地作为探讨治道与发展的客观对象有些不太适宜，但是诸如此类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确需要一定的政治技术，而当时美国管理这些资源的方式显然是失败的，因此，在面临搭便车和或过度利用这类资源来谋求私利的困境时，有效调整治道才是关键，他受到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有关此方面的若干经验性研究成果以及立宪制度替代性论文启示，在《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一书中描述微观资源管理过程与宏观立宪秩序的关系，来说明在地方治理视角下，唯有多中心管理公共资源才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彼得斯博士认为传统行政体制由盛转衰是经济形势的剧变和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社会保障负担以及公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未来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和经济、社会问题复杂化而导致的，因此对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断探索提高政府效能和服务品质的创新机制显得至关重要，自80年代以来，各国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激发了许多学者探讨各种有效改进政府运转模式的尝试，作者也不例外。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以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进一步发展中价值取向调整为依据提出了四个治理新模式即市场模式、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
拉塞尔·M·林登认为在面临一个公众对政府能力和政策冷嘲热讽有增无减的事实情况下，美国各级政府如何改革以及官员和公务员应当采用什么新的方法和模式呢？他指出现有的公共机构都是在19世纪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的支离破碎无法满足及时、便利、多样化的公众需求，而商业流程再造思维给了美国政府自我革新的参考模式，这种模式用新词汇表达就是无缝隙政府，它不仅能让公民感受到组织的强有力，而且办事顺畅、毫不费力，直接服务公众需求，但这要培养出一整套新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完成该改革任务。在《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无缝隙政府是围绕结果展开的这一特性，其次论述了组建一个无缝隙政府所需的条件、原则和步骤，再次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他也指出了整合的重要性并结合两个具体实例给出了一些建设性思考和减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战略，最后预判了这个新政府未来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方式，提供了一个治理理论指导的新范式。
由于资料和能力有限，没能完整给出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于治理理论发展的完整脉络，但是通过上面几个例子其实也可以看出国外研究治理理论的现状就是集中于“多中心治道”、“第三条道路理论”、“集体行动和社群主义理论”和“整体主义思想”这些主要的领域。
(二)国内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国内最早对治理理论关注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他大量引入了西方著名学者的有关治理的理论著作和学术成果，他在组织编写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丛书中就包括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篇学术论文，同时也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范式，他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也重在介绍有关“治理”的基本内涵，尚处于理论的引入阶段。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俞可平虽然也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前几章节引入了若干西方著名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学术论文，但是不同于毛寿龙教授的是开始结合中国的情况来探讨治理的有关问题，他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于治理的变迁”一章中分析了治理和善治的兴起基础、本质和实现方式，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社会管控的放松，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有所发展，在日渐成熟化之后开始对政治进程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影响，被学者统称为“第三部门”，而这一社会力量在俞可平看来正是实现善治而不是统治的基础，他也详细论述了社会组织如何对治理产生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善治必将实现。
结束后，旨在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上台执政，它们广泛实施为改善工人生活、工作状况，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的福利制度，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由于社会民主党思想僵化，没有适应新的形势而改变执政策略，从70年代末开始下滑，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东剧变后，纷纷沦为在野党，为了重新夺回统治地位，罗云力教授在《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和杨雪冬教授在《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中论述了它们只有通过建立合作包容超越左右的新型社会关系、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淡化阶级特征的新政治中心、管理体制从市场和政府关系两分法向治理转变、改革消极的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等内容才能以新的姿态再次登上执政舞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布莱尔和克林顿政府的上台为代表标志着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再次成为了欧美国家风行的政治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期源起于英国的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向西方各国扩展，逐渐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地方治理理念被输送到了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地方政府研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在地方追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政府却是人们一种执着的信念，孙柏英在《当地地方治理》一书中在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自治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理论渊源、内涵及其实质和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参考性建议。
探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自市场经济实施以来的永恒话题，如何平衡二者也成为经济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治理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二者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此后治理也成为国际公认的处于热研的替代性制度方案。黄德发教授在《政府治理范式的制度选择》一书中认为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对于强调技术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而言，他更认可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和善治的促进作用，因此大胆采纳治理范式是改善我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做出的良好的制度选择的理性思考，但他也指出了治理责任和如何纠正治理失败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场革命，但这两场革命给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各国的传统公共行政陷入了无法回应现实的困境，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摒弃全能政府、万能政府和无限政府的狭隘之见，以主动姿态去吸收社会的知识和智力，实施依靠第三部门参与和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管理模式成为公共管理运动得以重新建构的必然。黄建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新论》一书中指出治理与市场和政府一样也存在失灵的可能性，这就要求通过提升社会资本的力量，实施善治来弥补治理失灵，对于我国要首先研究新公共管理可行的模式、公共管理与政治文明以及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进而再推动我国政府的改革，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治理理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他也提出要注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价值取向，避免沦为纯粹管理学和经济学。
“公共管理”和“治理”的概念对于我国而言都是“舶来品”，因此我国政府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经验和方法，要在关注治理理论学科前沿性问题的基础上，挖掘对我国有益的理论成果。李明强和贺艳芳教授在《地方政府治理新论》一书中在第十章节在论述治理理论的同时也阐述了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理论的逻辑关系，暗示了地方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成为地方政府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地深入，在扩大基层民主、政企分开、建设政治文明、培养公民社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实现治理的新资本，在书中他们也建议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新思路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风险为向导、以实现公共利
益为价值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地位也在不断地上升。在政府管理层面，从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发展就彰显了政府在现代事务管理过程中“公共性”和“服务性”的独特魅力。但在80年代随着世界两场新革命的到来，西方各国为了站在世界的前头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随后波及世界。这场以改善公共管理为指导，大都以市场化为取向，用企业的管理方法、技术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管理水平的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楚明锟教授在《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诸如过度强调管理等价值取向做出了反思，基于此，他主张在充分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基础上的新公共服务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有效地政府治理模式，并以英国整体性治理为例，谈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这也是与一般公共管理教材的不同之处。
时至今日的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各个领域都正在经历着改革的阵痛。随着“治理危机”的加深。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矛盾尖锐的时代。为此，我党和政府依据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继往开来的精神不断调整着执政策略和管理方式，当然这也得益于一大批学者承前启后地对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吉林大学教授麻宝斌在《社会正义与政府治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围绕“正义与政府”这一主线在政治价值层面（社会正义、政治制度正义、公共利益、公平与效率关系等）、行政改革层面（行政改革的理性反思与困境、地方政府理念变革、行政审批改革等）、政府治理层面（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美地方治理比较及多种治理模式等）提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丰富了我国最新政府治理理论成果。而且他在《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更是直接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首先介绍了中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情况，后又从中国与西方、静态与动态、历史与未来等方面介绍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组织治理、电子治理共享型领导等诸多模式治理内容旨在努力完成治理的“中国化”。
我国的治理理论的脉络与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是保持一致的，只是我国学者在解决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考，我国关于治理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种倾向：公共治理理论的引介、公共治理理论的解析和公共治理理论的中国应用，这就是我国的治理研究现状。
三、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尽管治理理论在西方社会语境下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制度范式和分析工具，它也被广泛应用到中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加快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其部分改革内容也符合了今天治理的要求。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治理理论本土化过程的加深，我国于92年启动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在治理理论的推动下也发生了深刻意义的变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包含诸多层面的改革，对政府层面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此我将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践来论述我国治道变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从而展望我国治理模式的发展前景，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达到善治的局面。
(一)地方治理兴起的背景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演变过程首先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国地方政府改革，这是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针对传统官僚制实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激进式改革，并于20世界80、90年代成为席卷全球的地方治理改革运动，它是当今国家在受到世界新形势压力的大背景下，为了增强政府对环境的回应能力和应对危机能力而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这一新的治理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形成了由地方政府、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的“多中心”治理网络，在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上发挥关键性作用。当然，这场运动也影响到了我国，我国在进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府际关系，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都符合当代地方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但是中国地方治理实践存在着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不够明确，维持着一种命令与服从的支配性体制；公民社会成长不足；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结果不是分工与合作，而是“诸侯割据”等问题决定了中国地方治理实质是一个权力合理配置的过程。
(二)中国社区治理实践
社区治理是一个与“社区”内涵升华紧密相联而不断发展的过程，社区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自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倡导社区重建以来，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社区建设之中，不断推动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作为国家干预与社会自主性想妥协的场所，社区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看作早期的社区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社区治理一度搁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城市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要求社会力量的参与，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性城市社区服务座谈会，明确了社区服务的目标和任务，把社区服务工作推向全国。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社区服务出现了若干问题，于是1991年5月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新思路，并展开试点，先后形成了上海、青岛、沈阳、南京等模式，标志着社区服务与社区参与成为社区治理两大任务，但由于社区治理党组织领导下的委员会行政色彩浓重，居委会形成了准政府式的机构，管理代替服务，社区组织发展不成熟，居委会法律执行缺乏监督，这就是我国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也希望在日后有较大的提升。
四、对治理理论在我国适应性的反思
虽然治理理论在今天也发展相对成熟了，但是源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毕竟与我国政治文化是有差异的，尽管我国学者在引进治理理论的同时注重解决本土化问题，也取得了属于我国治理理论领域丰富的学术成果和理论专著，但是在欢呼的过程中，也有学者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治理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必须要给予高度警惕，我们在研究治理理论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选择侧重点，同时在治理实践中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
对治理理论的批判在《理论文萃》2003年第4期臧志军等人以“反思与超越——解读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中，就有集中论述。比如，臧志军指出：“‘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但将治理理论应用于中国可至少发现以下困难：一是中国社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很难存在成熟的独立的多元化管理主体；二是现阶段我国为了维稳很难否定一元化社会管理机制的现实合理性；三是当今我国民主、合作与信任在实质上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刘建军也表示：“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进。”⑨归纳起来，在这些对治理理论在我国适应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将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的治理理论应用于中国可能导致政治和行政的根本性错误。
五、结论
当代治理理论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分析和理论解释途径，治理理论是论述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规范性研究，而作为一种创新性实践活动，治理为了力图促进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变革，从而构建分权、参与、合作、多中心等的新型公⑨刘建军.《治理缓行：跳出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陷进》[J].理论文萃,2003(4)
共治理模式实证性研究。自从治理理论进入我国以来，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相当程度地与我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界相融合，在继续吸收世界学科前沿成果的同时，在我国也开展了一些新领域的治理实践来进一步推动治理理论深化。其中，居委会、村委会的治理实践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我认为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反思是一种端正的学术态度，但是不能以我国的相对落后现实来阻止进步，我坚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以法治国进程和政府改革进程的加快，治理实现的基石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治理理论也必将在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显现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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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趋势综述 【摘要】技术创新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商业化应用。本文根据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趋势，将其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单个企业创新行为、创新企业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创新企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阶段，并将各阶段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变趋势;综述 1.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1912）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创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a new combination)引入生产体系。”其内涵包括：(1)引入新产品；(2)引入新工艺；(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既包括了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又包括了非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其创新理论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先河。下表列举了以往研究者对“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见表1）。 表1 以往研究者的“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列举 2.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20世纪熊彼特最早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从此，拉开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序幕。根据相关研究文献，从时间上可把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2.1第一代技术创新理论 第一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阶段为单个企业创新行为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技术创新研究迅速发展，逐步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与束缚，形成对技术创新起源、效应和内部结构与过程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但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单个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上，如熊彼特于1934-1944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见图1）。此后，技术创新理论形成了以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研究对象、组织变革和组织形式为研究对象的两个分支。该时期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图1 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模型 （Mark Dodgson,Roy Rothwell，2000） 2.2第二代技术创新理论 第二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阶段为创新企业与企业的合作关系研究阶段。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该阶段研究强调创新企业与企业的合作关系
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一．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 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 1865 一1970 )发韧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德国的稗斯麦时代,法国的后拿破仑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都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管理社会,推动其进步。在美国,建国先贤——汉密尔顿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等思想, 伴随着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蹒跚向前,并且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效率”, 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事务大包大揽。这些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也确实是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良药, 使西方各国从原始资本的积累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从理论意义上讲, 完整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存有三大理论支柱: 1.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指出行政应当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为行政确定任务,但政治不能去操纵行政。从此政治与行政的严格二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定下了主基调,之后百年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建立在它之上。 2.理性官僚制理论（官僚制度学派） 如果说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传统公共行政奠定了理论基石, 那么传统行政模式中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它在形式上、方法上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中其他理论配合默契,有浑然天成之感.韦伯笔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拥有法理权威、严格规则、职责明确的层级体制。良好的效率通过组织本身的规则和程序获得保证。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官僚制作为理性和效率的工具, 确实为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运用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行政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它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判断和感情用事的管理方法。 其代表人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学派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官僚机制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官僚体系的设计、激励、控制等运行管理和改造,包括人事、财政、技术使用及公共工程项目等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最关注的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大型组织管理形式,这一点,在军队、国家和大型企业的核心结构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官僚机制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是,官僚机制也象市场机制一样,有使自己失灵的天敌,如人浮于事、臃肿、繁冗的程序等等。这些天敌会负面影响官僚机制的良性运作,需要得到管理和监督。 3.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学派） 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代表人物泰勒（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原则，该理论强化了人们对追求效率和消除浪费的关注，从而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追求。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贡献了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标准化的工作.这与僵化的等级制度、程序和先例相符合;二是广泛而严密的控制.与传统理论中公务员职业化、终生制完全吻合.
社会资本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产生 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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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社 会实践调研报告 当代大学生志愿活动的现状及发展问题调查——以 中央民族大学为例
当代大学生志愿活动的现状及发展问题调查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 摘要：本次调研通过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现状，探讨了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并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下，对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从而使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够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活动；现状；科学发展；价值观。 一、前言 （一）调研背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志愿服务队伍迅速壮大。社区志愿 者和青年志愿者成为我国最大的两支志愿者队伍，而大学生志愿者又成为这两支队伍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志愿服务近年来形成了品牌，对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时代进步、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毋庸讳言，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参与率、服务面、服务质量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如，对日常、琐碎的志愿服务关注不够；长期坚持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少，将志愿服务当作生活、学习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更少；对志愿服务缺乏理性的、有深度的认识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时代期待着中国能尽快迈入国际志愿者时代，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如何完善大学生志愿者管理机制，确保大学生志愿服务要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调研目的：了解当代大学生志愿活动的现状，总结志愿服务管理机构的发展问题，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二、方法 （一）调研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二）调研时间：2014年10月 （三）调研对象：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 （四）调研对象的选择：随机抽样 （五）样本数量：200
创新理论 一、经济发展阶段分析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麦克尔·波特在研究国家竞争力时曾经提出，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4个阶段。一个国家在这4个不同的阶段里，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每一个阶段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不一样，同时在不同阶段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也不同。 运用波特的理论对高新区进行分析，其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且核心竞争力也不同。 1.要素群集阶段。我国高新区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独特的经济发展区域，最初主要依靠优惠政策的“外力”驱动，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涌入，区内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生产要素也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土地及自然资源低效率使用，从而使得高新区处于低附加价值产出的状况。此时高新区发展和增值手段主要是“贸易链”，即通过与区内外、国内外的贸易交换获取附加值。我国一些发展水平偏低的高新区目前尚处于这一阶段。 2.产业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高新区内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了。它们把各种生产要素重新进行整合，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和具有上、中、下游结构特征的产业链，具有较好的产业支撑与配套条件；高新区因此也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出和较强的经济实力，高新区发展动力由前一阶段的外力为主转向外力内力并举，即政府政策
推动和企业市场竞争力驱动双重作用。但是，这一阶段的高新区R ＆D主要依靠外部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高新区内R＆D机构不多，企业R＆D能力较弱。此时人们对高新区的增值手段主要是“产业链”。我国目前大多数发展较好的高新区基本上处于这一阶段，标志着“一次创业”基本完成。 3.创新突破阶段。随着高新区内主导产业的发展质量及其持续竞争力的提高，区内产业及其骨干企业的R＆D能力大大加强，各类R ＆D中心由区外大批转移到区内。各类创新活动（主要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高新区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大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原创性创新的涌现、“创新文化”的形成、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大量高附加价值的产出和高新区的国际化及绿色环保化趋势成为创新突破阶段的显著特点，其增殖手段主要是“创新链”。高新区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和对地区乃至全国的巨大贡献十分显著。目前我国的高新区还难以完全进入这一阶段。从国外经验看，也只有美国的硅谷等少数科技园区可以认为是处于这一阶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二次创业”实质上是高新区从“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的转换。 4.财富凝聚阶段。随着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高新区内聚集着高价值的“财富级”的有形与无形品牌，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财富级”人才资源，运作着具有高增值能力和高回报率的巨额金融资本，从而形成了高新区新一轮发展的崭新“要素”。这种“三高”要素既是高新区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是巨大的精神财富。高新区成为人们创业和工作的“事业发展中心”，同时还是人们心中向往的“生活乐园”。在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 )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 为“统治” 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
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 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 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国内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述评 社会认同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并一直处于持续而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外众多研究成果显示出这么一种趋势：即从静态到动态，从一元到多元，从重人文到重实证以及从理论到应用的发展趋势。我国对社会认同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在该领域也取得丰富的成果。 一、国内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述评 国内对社会认同理论的关注始于2001年，然后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郑航生教授2009年发表《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社会认同的挑战》一书后，社会认同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到现在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一）社会认同的界定 近十年来，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政治学者、教育学者均对社会认同提出理论性界定与操作性定义，心理学者多数遵循塔弗尔的原初定义，社会学者则往往结合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与中国文化与国情对社会认同作出界定。 李友梅教授给出了社会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或核心领域：社会组织、意义系统和福利渗透。从以阶级认同为轴心的社会认同体系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认同定义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1]。
郑杭生教授[2]则是从社会学中的社会互构论视角界定社会认同，即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也就是以利益为基点，以文化为纽带，以组织为归属，在多种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 方文教授凸显群体资格在社会认同中的核心地位：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或范畴资格(membership)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3]。 此外，在社会学的有关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社会认同作出一些操作性界定。 比如，按照王春光[4]的定义，社会认同是“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 总之，虽然各个学者对社会认同理解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本质上社会认同是一种群体性的观念，是增强社会内聚力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 （二）社会认同的结构 国内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社会认同的结构主要由四个维度组成，即认知、情感、动机、行为。 1.认知维度 指相比其他群体，个体对其所在群体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以
社会融合文献综述 一、如何理解社会融合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 杨菊华，2009)，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而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 张文宏、雷开春， 2008) 。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周皓，2012)。 二、社会融合相关的国内外理论 许多研究在归纳总结“社会融合”理论渊源时认为，在众多流派中，“融合论”( Assimilation) ( 也称“同化论”) 、“多元文化论”( 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和“区隔融合论”( Segmented Assimilation) 是最为重要的三个理论( 张文宏、雷开春，2008; 杨菊华，2009) 。西方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主要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 “同化论”的代表人物有克雷夫科尔、特纳、帕克以及戈登（黄匡时，2010；Park，1924；马戎，2004）。①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针对特定对象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族群内部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外部主流文化不断侵入的过程（Simons，1901；Leonard & Kitsuse，1955；Spiro，1955）。②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同化始终没有出现。“多元论”是相对于“同化论”提出的。它主张各群体内部应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认同，保存原有的种族和族群文化（Berbrier，2004）。③经验研究中，多元融合原本以种族移民为研究对象，之后扩展到妇女、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Berbrier，2002）。④其最初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对抗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同化论。它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Portes，1980）。⑤“区隔融合论”主要是针对移民二代的融合而提出。它认为，移民的人力资本（教育、技术、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受的待遇与社会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Portes，1995）。 三、社会融合的相关测量维度
弗里蒙特·卡斯特：系统理论与权变理论 弗里蒙特·卡斯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都授。 他是西方管理学中所谓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的“权变理论”思想对管理学理论的发燕尾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思想概述】 弗里蒙特·卡斯特这位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管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权变理论。他认为，企业管理首先必须要从企业的经营现状出发来制定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而企业的经营现状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管理计划时也要跟着变化，以适应经营善的客观事实，这就叫权变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卡斯特的主要著作有：《组织与管理的权变观点》、《科学、技术与管理》、，《组织与管理》、《组织与管理的权变观点》等。 【背景故事】 弗里蒙特·卡斯特，1962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44年加入美国海军，1946年获圣何塞州大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于同年任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讲师。1956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61年为华盛顿大学教授，1979年为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观点》于1970年出版，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了管理学界的重视，其后一再再版发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思想精要】 组织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卡斯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巨大的成就是为了达到其他成就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及其有效的“管理”。所谓组织，就是人们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共同工作或协作一个系统，组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结构性和整体性，并且如果没有组织存在，经济结构就无从建立，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组织作为一个人的集合，怎样才能调动起每个人的协作精神和进取心呢，这需要管理。所谓管理，指的是协调组织中各子系统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求得组织与环境之间以及组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在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知识的增长、人员的日益多样化、政府作用的增强，当代组织也日益复杂。这就要求管理者应该更好地了解各种环境的变化趋势，了解个人与组织的行为。 系统管理理论 如果我们把组织看成是一个从属于更广泛环境的子系统，其本身又由多个理小的子系统所构成。同时，组织又是社会结构就是由不同层次的系统所组织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系统论。 系统可分为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系统两种。开放的系统是指系统在本身决策时充分考虑外在的环境给系统带来的影响。封闭的系统是指系统在决策时，对外界环境因素不予考虑。这两种系统适应的是不同的条件，并无好坏之分。在外在环境对系统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或根本没有时，就可以用封闭系统的决策方法来制定计划。 卡斯特认为，在组织内部，可以分为目标和价值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组织结构子系统、社会心理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等各个组成部分。下面分别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几个系统： 1、目标和价值子系统。它包括管理者的人个动机、群体观念、群体信仰、思想方法等。它是一个概念上的系统，起到指导其他子系统发挥作用的功能。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的目标又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而组织的价值观则来源于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417623899.html, 工作身份认同转变研究述评 作者：马珂 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3期 摘要：在不同的职业类别或工作场所，人们所拥有的工作身份并不相同。然而，人们可 以在不同的工作身份之间进行转变。本文就针对这种现象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阐述了其影响因素和转变过程，最后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认同转变 身份转变指脱离原来核心的、行为锚定的认同，转向探索新的可能自我，并最终形成新认同的过程。身份转变经常伴随着职业变化的产生，因此工作身份转变逐渐成为组织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给出了与工作身份转变相关概念的定义，然后对工作身份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转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对有关问题做出了展望。 一、概念的界定 1.身份认同。首先理清“身份”、“认同”及“身份认同”间的关系。三个概念源自同一个英文“identity”。对identity概念的早期研究以哲学范式为主，并翻译为“认同”一词。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同性恋者、少数族群等群体运动风靡欧洲，关于identity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关注，并仍将其译为“认同”。八十年代，Ashforth 和 Meal（1989）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到组织研究中，并将组织认同界定为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此对identity的研究分化为两个词汇：“identity” 与“identification”，其对应的中文分别为“身份”与“认同”。“身份”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张淑华等（2012）把身份总结性的看成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标识和称谓。对认同的定义，Weeks （1998）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之处，以 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认同也就融合了身份认同的意思。身份认同的含义错综复杂，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群体所指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Deaux（1993）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何洪涛（2010）认为，身份认同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2.工作身份认同。工作身份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作中，我（我们）是谁？针 对工作身份概念的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Dutton等（2010）认为工作身份指在 群体、团队、组织或职业活动中与成员关系相关联的员工身份与自我定义。Buche（2008）认为，工作身份是对个体对自己与雇佣环境相互交往的自我感知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性的表示。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董磷茜（2012）将工作身份认同界定为人们对于工作角色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感受，以及人们愿意在工作角色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并通过其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心理状态。
参考：300个管理学论文题目选题 1. 以KPI（关键业绩指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系统研究 2. 组织变革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 基于价值的企业薪酬体系研究 4. 企业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绩效评估系统研究 5. 中国民营企业的绩效考核管理研究 6. 企业薪酬管理研究 7. 企业招聘中的人员测评管理研究 8. 跨文化管理研究 9. 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研究 10.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研究 11.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1关于规避审计风险的几点思考 2试析我国独立审计市场失灵的原因 3探析政府审计成本特征分析及控制 4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 5浅析审计独立性保证 6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探讨 7防范企业会计信息舞弊的综合对策 8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9国有企业会计监督机制研究 10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研究 11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12上市公司内部成本信息及其应用探析 13 浅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中的相关问题 14 CPA职业道德及其规范研究 15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其规范研究 16企业并购中的若干财务问题研究 17企业财务报表分析方法探讨 18浅析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的管理
19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效果分析 20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分析21新所得税法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分析 22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23对资产减值会计相关问题的思考 24对中小企业融资中会计问题的探讨 25网络时代会计的发展趋势与策略选择 26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会计（财务）问题探讨27上市公司送、转股短期财富效应分析 28中国上市公司债券筹资现状及其前景分析 29人力资源会计计量问题探讨 30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研究 1．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与对策 2．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管理 3．企业获利能力评价体系 4．企业信用管理问题探讨 5．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粉饰的动机分析 6．企业财务目标探讨 7．企业融资方式及特点的比较研究 8．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探讨 1、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2、论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开发 3、论企业员工的薪酬方案与激励机制 4、员工招聘与配置研究 5、企业员工的绩效考评方法与机制研究 6、经济危机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创新 7、招聘面试技术及其运用 8、某公司（单位）薪酬方案设计研究 9、某公司（单位）员工激励机制研究 10、某公司（单位）员工培训方案设计研究 11、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Henry Chesbrough的开放式创新概念,从创新资源角度,企业研发模式、知识产权管理角度,支持环境角度,案例角度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进行述评。最后总结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创新资源 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企业基于“成功的创新需要控制”的理念,认为创新活动应该严格的控制在企业内部,R&D(内部研发)是公司非常有价值的战略资产,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或研发中心,在企业内部进行研发、生产、销售,并进一步提供售后服务和财务金融支持,以此获得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的边际利润。该创新模式被哈佛商学院的Henry Chesbrough称为“封闭式创新”。该模式的特点是研发创意、产品开发设计、产品生产与市场化、售后服务等都内嵌于企业自身系统中完成,这种范式被许多大型企业成功验证。然而,进入21世纪,全球创新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原来成功运行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遭遇新的挑战,逐渐由“封闭式创新转向更开放的创新”。 本文基于Henry 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概念,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从四个角度介绍开放式创新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及我国创新实际的研究展望。 开放式创新的内涵 Henry Chesbrough在《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正式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或组织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内部和外部两条市场通道将企业内、外有价值的创新资源集中起来创造价值,同时建立相应的内部机制分享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企业内部的创意可以通过外部渠道实现市场化,同样,外部的技术也可以被企业接受、采用。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活动过程,创新可以跨越企业的传统边界,不再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放的本质是外部创新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强调企业对内外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 引起创新模式由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的主要侵蚀因素包括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性员工数量的骤增和高度的流动性、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迅速缩短、知识在产品价值网络中的广泛分布、外部创新资源的可用性、学术机构研究能力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以及不断增强的外部供应商的
政治关联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在正式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政治关联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分析政治关联的内涵、获取途径以及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获取途径；度量方法；动机 一、“政治关联”的提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Ports，1998；张宏文，2003；周晓红，2005）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有的与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个体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名誉的证明。”（Bourdieu，1986）。而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包括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Coleman，1990）、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Robert Putnam，1993）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Lin，2005），现在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它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取或调动的资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分析，见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Zak& Knack，2001）。而在管理学的研究中，“社 会资本”多从微观层面入手。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资本”的研究又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前者主要关注个体（如企业家）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影响组织的发展（Peng & Luo，2000；Moses Acquaah，2007）。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外部资源及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Nahapiet & Choshsl，1998；Landry，2002）。 高阶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首要领导者——高管团队对组织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的指挥和协调作用。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组织是其高层管理者的缩影。高管团队的内在认知、价值观、洞察力以及预测能力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高阶理论让我们开始重视高管团队的作用，也为企业的人才招聘提供了参考依据。
一、概念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Approach/Contingency Theory)又称应变理论、权变管理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of management） 二、权变理论发展综述 权变理论是20 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是西方组织管理学中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管理理论。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权变理论在美国兴起，受到广泛的重视。权变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不安，经济动荡，政治骚动，达到空前的程度，石油危机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企业所处的环境很不确定。但以往的管理理论，如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主要侧重于研究加强企业内部组织的管理，而且以往的管理理论大多都在追求普遍适用的、最合理的模式与原则，而这些管理理论在解决企业面临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时又显得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相信管理会有一种最好的行事方式，而是必须随
机制宜地处理管理问题，于是形成一种管理取决于所处环境状况的理论，即权变理论，“权变”的意思就是权宜应变。 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都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情景的原则和方法，即：在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适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权变理论以系统观点为理论依据，从系统观点来考虑问题，权变理论的出现意味着管理理论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了一步。该学派是从系统观点来考察问题的，它的理论核心就是通过组织的各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来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它强调在管理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最合适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卢桑斯、菲德勒、豪斯等人。权变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管理与其说是一门理论，更不如说是一门实操性非常强的技术；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它是一
管理学课程论文基本要求、评分标准及选题参考 一、管理学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论文写作中，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过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组织管理实践的具体问题，以巩固、深化和掌握、检测所学过的理论、知识与技能。 2、文章结构合理、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正确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论文格式规范，字数3000左右。 3、论文上交时间为第16周。 4、论文包括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二、论文成绩评估标准 （一）优秀（90-100分） 1、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有关方法、技能。 2、能密切联系组织管理工作实际，分析问题正确、全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创见，选题科学新颖，对实际工作或学术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论文中心突出，论据充足，数据可靠，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文字结构严谨。 4、原始资料齐全，能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加工整理。 （二）良好（80-89分） 1.能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有关方法、技能。 2.能较好地联系组织管理工作实际，分析问题比较正确、全面，选题科学且较新颖，对实际工作或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3.论文中心明确，论据较充足，数据基本可靠，层次较分明，文句通顺。 4.原始资料基本齐全，能较好地进行加工整理。 （三）中等（70-79分） 1.基本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有关方法、技能。 2.能联系企业管理工作实际，观点正确，选题一般，分析问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3.语句通顺，主要数据基本可靠，有一定的论据。 4.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料，但不够全面，加工整理也较差。 （四）及格（60-69分） 1、在理论观点上没有原则性错误，基本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综述 摘要: 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主要来源, 技术创新管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综合性强的新兴学科。自从熊彼特第一个系统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以来, 国外技术创新研究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 和发展已形成了四大理论学派: 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 国家创新系统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理论的产生, 并综述了目前西方技术创新 理论发展的这四大理论流派。 关键词: 技术创新; 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 技术创新理论的首次由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系统的提出，“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 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结合，并将其引入生产体系。创新一般包含5 个 方面的内容：(1)制造新的产品：制造出尚未为消费者所知晓的新产品； (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采用在该产业部门实际上尚未知晓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开辟国家和那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尚未进入过的市场；(4)获得新的供应商：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创 造或者打破原有垄断的新组织形式。 创新并不仅仅是某项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一种不停运转的机制，只有引入生产实际中的发现与发明，并对原有生产体系产生震荡效应，才是 创新。 二、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由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熊彼特的学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同时受到同时期 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 创新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 西方国家的冷遇, 未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20 世纪50 年代以后, 以微电子技 术为核心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 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 20 年 的高速增长“黄金期”, 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 要素简单地加以解释。由此, 西方经济学理论界重新对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 论进行认识, 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从而使技术创新 理论得以发展。 目前,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大理论学派。 2.1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这一流派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分解技术创新对于现代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 其二是将技术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技术 创新视为同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样的经济增长要素。此学派以索洛 (S.C.Solow)等人为代表, 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增长的
公共政策终结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是政策更新、政策发展、政策进步的新起点。政策终结是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公共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更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政策绩效。本文简要回顾了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缘起、内涵、类型、方式、影响因素、促成策略以及发展方向等内容，希望能够对公共政策终结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理论研究 行政有着古老的历史，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行政所赖以治理社会的工具主要是行政行为。即使是公共行政出现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还主要是借助于行政行为去开展社会治理，公共行政与传统行政的区别在于，找到了行政行为一致性的制度模式，确立了行政行为的（官僚制）组织基础。到了公共行政的成熟阶段，公共政策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相比，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成本、调节社会运行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一项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又继续被保留下来了，就可能会发挥极其消极的作用。因此，及时、有效地终结一项或一系列错误的或没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更新与发展、推进公共政策的周期性循环、缓解和解决公共政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优化和调整公共政策系统的目标。这就引发了学界对政策终结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自政策科学在美国诞生以来，公共政策过程理论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1956年，拉斯韦尔在《决策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决策过程的七个阶段，即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和终止。此种观点奠定了政策过程阶段论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一时间，对于政策过程各个阶段的研究成为政策学界的主要课题。然而，相对于其他几个阶段的研究来说，政策终结的研究一直显得非常滞后。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明显的改善。70年代末，由于理论完善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政策终结研究开始被很多专业人士和学者关注。许多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对政策终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使得政策终结成为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政策终结研究的兴起，不仅有利于节约政策资源，促进政策优化，而且有利于从政策发展历程的逻辑上进一步完善作为政策过程基础性范式的政策过程阶段论。 一、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背景与兴起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政策终结的研究在政策科学的发源地美国都是很少的。随着美国1994年国会大选使民主党凭借一篇关于精简政府的竞选纲领获得了两院的控制权以及其后美国再造政府运动的推展，需要终结的机构和过时的政策法规的增多，美国的研究者和政府官员都认识到了终结在美国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政策终结的研究在美国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丹尼尔斯（Mark R. Daniels）在《公共项目的终结》一书中，对美国政策终结的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我们不妨作简要的介绍。 1976年，《政策科学》杂志出版了关于政策终结的一期特刊。作为这一特刊的编辑，巴达克（Eugene Bardach）在导言守首次力图对政策终结为什么出现、如何出现以及会遇到何种障碍等问题做出概括。他的“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政策终结”一文是这期特刊的主要文章。该文对“终结的形式，由谁支持终结，为什么终结很少被接受，怎样减轻终结的困难”等问题作了分析，他将终结看作政策采纳的一种特殊场合——采纳政策A，就意味着终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