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行为制度作为民法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在整个民事生活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自清末民初引进法律行为制度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上，都对法律行为制度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两个种属概念的创设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
这两个方面，给中国的法律行为制度研究带来阻碍。鉴于中国即将制定民法典的大背景，本文将对中国法律行为制度的缺失作重点分析。
[关键词]法律行为历史来源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
一、法律行为制度的历史来源
法律行为制度，即按照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权利、义务和取得法律效力的制度，始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本无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只有各种具体的名称，如契约行为、附条件和附期限行为、适法行为、表意行为等，这些允许个人自由决定法律关系的制定因素，成为私法发展最重要的动力。1804年，《法国民法典》所创契约自由原则，使这种自治理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专门形成“法律行为”（rechtgeschaeft）术语，来表彰民法生活的全方位的自由气质，公认是德国法学的产物。德国启蒙时期法学家丹尼尔。耐特尔布莱德在1748的著作中借用过拉丁文“actus iurudicus”（可译为法律行为）和“delaration voluntatis”（可译为自愿表示）等，表示自由追求法效果的行为，他甚至将“actus iurudicus”定义为“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但是，首创德文术语来表示这种自由设权行为的，是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胡果，他在其《日尔曼普通法》一书中，使用德文rechtgeschaeft一语，并将“法律行为”的内涵解释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适法行为”。不过，德国法学家通常认为，法律行为概念的首创者，应是海瑟。他在1807年的《民法概论—潘得克吞学说教程》一书中，赋予rechtgeschaeft一语以设权的意思表示行为的含义，非常简要地揭示了按照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概念的基本内涵。[1]后来，萨维尼在其名著《当代罗马法律体系》中，把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精致化，并阐明为：“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之后，1863年，这一概念首先被《萨克逊民法典》采用。1900年，《德国民法典》集学理之大成，第一次系统、完善地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后日本、瑞士等民法典均仿照德国。
二、法律行为制度在中国
在中国，法律行为制度未经过多大原创，它是属于完全的“舶来品”，简单地说，法律行为传入中国主要经历了三个渠道：
第一个渠道就是清末法律变革的时期大陆法系尤其是德意志法系的理论传入中国，所以我国近代立法一开始就是直接接受德国的法律。这一次引进到我国的法律行为理论，基本上没有改变该理论在德国法中的本来面目。我国清末变法编制的民律草案，以及1930年制定的我国民法典，直接以德国民法典草案的第三稿（即后来颁布法典的底稿）为样板，虽然具体制度建设方面融入不少中国特色的东西，但是法律行为理论基本上彻底采纳。
引进法律行为理论的第二个渠道就是1949年之后我们对前苏联法学的全部承受。前苏联法律的基本概念体系也是来源于德意志法系，不过很遗憾的是前苏联法学按照计划经济的需
要，而且是处于政治的目的，对整个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是否定了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石——私法自治或者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压缩了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从文字上看我们的民法是承认了法律行为理论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但是实际上丧失了其本意。
第三个渠道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希望打破前苏联的束缚、恢复传统法学的时候，由于地域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结果广泛引进了日本法学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成果。当时人们的外语能力普遍比较差，因此学习和引进日本法学比较方便，又比较时髦。日本法学对中国的影响，在合同法立法时达到高潮。但是，日本民法虽然从形式上看也属于德意志法系，但是恰恰在法律行为理论方面，却接受了基本上不承认法律行为理论法国法的制度。我妻荣先生曾经说过，没有在本质上继受德国民法是日本民法的一大失误，可惜木已成舟，难以改变。[2]于是，这种盲目引进的结果导致了中国民法界越来越多的难以自圆其说，各种理论漏洞不断增多。
正如上述上述我国学者坚持“拾人牙慧”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法律行为制度研究境地十分尴尬，现状滑稽。并且，由于某种人尽皆知的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外来继承和内在消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表现。现以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为例，具体论述之。
中国大陆：
梁彗星：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3]江平：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发生意思表示内容要求的民事法律效果的合法行为。[4]王利明：民事法律行为，简称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此外，持此种观点的还有尹田、杨立新、李显冬等）。[5]申卫星：民事法律行为，简称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6]
台湾地区：
王泽鉴：私法自治指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行为乃是实现私法自治的手段。[7]史尚宽：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识之表示，而发生法律上效力之法律要件也。[8]梅仲协：法律行为者，私人之意思表示，依私法之规定，可以达到所希望之法律效果也。[9]郑玉波：法律行为者，乃以欲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称法律事实也。[10]
从以上大篇幅的定义引用可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承继了《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概念，将意思表示视为法律行为的一个本质要素。但是对于“法律行为本身合法性”这一问题上，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此则分歧较大。台湾地区学者对此认识大都统一，在定义中对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并未提及，当然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否认法律行为也可以是违反行为的。而在中国大陆，由于法律传输的历史原因，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这一论断，并在“法律行为”前加上“民事”二字，谓之曰：“可以区别于其他法领域所使用的类似概念”（这个理由是牵强的，因为除了广义民法之外，没有哪个法律还会有法律行为的适用余地，也不会
产生“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表现在法律制度中即1987年《民法通则》第54条：“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合法行为。”这种“合法性”观点统治了中国近十几年，并且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教学。直至近几年来，才出现愈演愈烈的反对呼声，对此问题，下问将有专门论述。
三、我国《民法通则》有关法律行为制度规定的缺失
（一）创设“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种属概念的谬误
我国1987年《民法通则》第四章，以“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为标题，设定了17个条文，其中第1节“民事法律行为”计9个条文。我国在这里使用了“民事法律行为”一词，其含义与传统民法学的“法律行为”术语并不一致。《民法通则》第54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所谓“合法行为”，实际上是指传统法学上的“有效法律行为”。同时，又分别提出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的概念，相当于传统法学上更为具体的无效力法律行为的两种类型：无效法律行为和可撤销法律行为。最后，为了起到一个总领的效果，立法者们又创立了“
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企图以此替代传统法学上的“法律行为”概念，并规定合法的民事行为为民事法律行为，不合法的民事行为则归入无效民事行为或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之列。
《民法通则》对于这种种属概念的创设得到不少学者的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一项使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摆脱困境的“理论突破”。但是随着中国民法典制定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法律文化不断发展，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1 我国《民法通则》有关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是错误接受苏俄不成熟观点的结果。
前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曾发表文章说：“传统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无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不合逻辑用语的，存在语义学上的问题或矛盾。因为”法律“一语本身就有正确、合法、公正的含义，把合法行为称为法律行为有助于解决无效法律行为上的矛盾。”[11]他又提出建议，主张改变德国法上法律行为的概念，以新的含义加以适用，即限于有效的含义上使用，并以无效意思表示取代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阿加尔柯夫的上述主张，在前苏联遭到了布拉图西、坚金、瓦西里耶夫等著名学者的抵制。从语义上说，法律就是合法的说法，是没有支持的。法律客观地说是一种规范，它可以规范正面行为，也可以规范反面行为。诺维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对法律上的术语作这样的改变是没有必要，而且无论如何依然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因此，前苏联的立法，仍然坚持了德国学者对法律行为的传统用法。但是，我国《民法通则》却接受了阿加尔柯夫的不成熟观点，进行概念变造，从而带来了许多弊端。除了法律概念逻辑上的问题，另一个直接弊端是，人为割裂了与大陆法系法律行为概念的联系，造成了整体借鉴法律行为理论的障碍，也不利于法律交往。[12]
2.《民法通则》中有关法律行为概念的变造是错误认识德国民法理论有关“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结果。
这一观点是米健教授于2004年11月发表的最新观点，其阐述见解独到精辟，对我们学习了解法律行为制度很有价值，特在此拿来一并分享。他说：在德国民法中，同时存在一对概念，即“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所谓法律交易，是说以一定意识表示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简单地说，是意欲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而法律行为则是根据法律规定必然产生一定法律后果。无论交易人是否有获得此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由此可见，两者间本质的区别在于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有意思指向者是法律交易，无意思指向者则为法律行为。因为二者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在法律行为制度中很难明晰，故《德国民法典》干脆放弃了对法律行为作一般的定义，而且根本没有采用法律行为这个表述，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的概念。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关于法律行为还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分类问题，前面说的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为，从广义上讲，在整个法律秩序范畴内，所有合法的、与法律后果相连接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由此可见，德国民法上有关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的理论是十分严密的。通常情况下，民法范围所说的大多是法律交易，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交易以外的部分内容。从现今德国民法著述或教科书来看，所谈论的主要范畴是法律交易，而不是法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自始至终没有采用法律行为的表述，而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规范概念。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只认识到一个法律行为概念，但在这个概念下讨论的又是法律交易的内容。于是乎，将法律行为这个德国民法的学理概念作为规范概念在我们的民法中规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本来在《德国民法典》中存在的实体规范概念即法律交易反而被忽略了。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对法律交易理论上产生诸多混乱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此。[13]
对于这种认识混乱的发生，究其原因，我认为，从上文中提到的法律行为制度引入中国的三个渠道可知，主要是由于法律翻译不当或者偏差所造成的，当然国人本身认识不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想，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中，不仅法律行为制度是这样，肯定还有其他许多制度也存在类似情况，并且，对于中国法制研究的现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先入为主地将民事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的不当
法律行为应该为合法行为的观念，源于前苏联民法理论。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苏联民法学者就对此问题展开过争论。别尔任斯基1929年在《法律行为。合同》一书中首先发难：“并非一切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都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应当仅是合法的表意行为。”其后，阿尔柯夫在《苏维埃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概念》一书中也指出，法律行为“应当用来表示那些不仅以达到一定法律后果为目的，而且也产生这种后果的行为。”[14]诺维茨基在其《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观点，认为“这一点乃是法律行为特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种观点，等到了前苏联法学界的普遍认同，以至成为长盛不衰的通说，新中国民法理论显然受其影响。从建国后第一部民法教材到1987年的《民法通则》，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且立法上也确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见NO.54：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
这种观点之所以在前苏联和新中国民法理论界成为通说，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诺维茨基提出的理由是“某一行为，只有当他的目的是在于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才被认为是法律行为……至于说到行为是从法律后果作为目的的情况，则只有当这种后果符合行为人的意愿，同时这些符合愿望的法律效果又只有同合法的（广义的）行为联系起来时，才有可能”。中国民法理论也认为：“只有行为的内容和方式都不违背法律规定，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从而产生行为人所要达到的法律后果。法律行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合法行为，因为他所反应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正当要求。”[15]这些理论观点都反映了苏俄、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时所坚持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我想这也应当是其比较重要的思想根源。上述主张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犯了典型的先验主义错误，因为他们首先就先入为主的认为“法律行为是能够实现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果的行为”，然后同时又将法律行为不违背法律规定作为实现行为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条件，最后得出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论断。这样看来，其理论基础是多么的孱弱！
纵观法律行为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沿革可知，法律行为概念产生之初，就是作为一切因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的统称。他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意思表示为常态，但是也不排除欠缺合法性的意思表示，只是对前者赋予行为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而对后者则赋予非行为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有效法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划分。也就是说，法律行为即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不合法行为。因此，先验主义地将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是一种错误的推论。
四、总结
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的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中，“法律行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法律行为”概念的出现，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对自由追求法律效果的行为，在制度上已经能够规定到他的内部结构——尤其是意思表示这个部分，为法律生活中更精确的运用和识别法律行为和非法律行为、有效法律行为和不生效法律行为提供了制度标准；其
二，在全部民法结构中，突出了自由追求法效果行为的中心价值——法律行为是一切法律要件中最重要者。[16]由此可以说，法律行为概念一经产生，立即给整个民法领域带来一场理论革命。
在今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法律行为制度作为民法制度中一个核心部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鉴于现行我国法律行为概念存在的理论缺陷，“民事行为”术语的创设使我国民法理论陷入混乱。我认为，应彻底肃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不当认识，厘清法律行为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修正“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以及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种属概念的错误认识和主张，从立法上恢复法律行为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法律行为理论和立法在更大程度上与大陆法系通行理论和普遍实践保持协调，从而为中国民法理论走向世界即中国民法向国际先进立法靠拢创造条件。
参考书目：
[1]《民法总论》，龙卫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422页
[2]《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孙宪忠，2004年8月11号发布于中国私法网
[3]《民法总论》，梁彗星，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76页
[4]《民法学》，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5]《民法》，王利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98页
[6]《民法学》，申卫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 版，第111页
[7]《民法总则》，王泽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 月第1版，第249页
[8]《民法总论》，史尚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97页
[9]《民法要义》，梅仲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87页
[10]《民法总则》，郑玉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97页
[12]《民法总论》，龙卫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426页
[13]《论“民事法律行为”命名的谬误》，米健，2004年11月1号发布中国私法网
[14]《比较民法学》，李双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62页
[15]《民法原理》（修订版），佟柔，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16] 同[1]
内容摘要：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它与我们今天的人事制度中公务人员录用大体相当。由于官吏担负着国家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官吏的考核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意积累经验，完善制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 “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 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 国祚长久, 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 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 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目录 前言 (2) 1.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2) 2.法律的渊源 (2)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2) 2.2.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 (2) 3.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3) 3.1.判例的效力 (3) 3.2判例的发布 (3) 3.3.判例的制作与筛选 (3) 3.4判例的运用 (3) 3.5判例的清理的废止 (4) 4.总结 (4) 5.参考文献 (5)
论中国古代法律特征及其缺陷 内容摘要 在中国现时法渊源中，只有成文法规范，没有判例。然而成文法的局限性，导致在一部成文法典颁布后不久，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但仅凭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其优点。因此，笔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证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判例制度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法的渊源判例制度建立 1.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2.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 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明代则实行律例并行，“除以大明律及大诰为依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的‘以例断案’的传统”。在清代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遂成定制。后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2011年高考历史备考必知考点（一）
一、选择题 1．以下有关秦朝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是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 B．其体现了封建主义的残暴性 C．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D．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 2．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巩固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在在于（）A．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B．发展社会经济 C．巩固国防抵御侵略 D．加强民族交流 3．秦始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 A．规定皇权至高无上 B．中央设三公九卿 C．地方推行郡县制度 D．颁布秦律，严刑峻法 4．秦朝御史大夫的职责不包括（） A．掌管奏章 B．管理军事 C．下达诏令 D．兼理监察 5．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赖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秦始皇为消除这一担心，而采取的举措（） A．焚书坑儒 B．推行郡县制 C．强化中央机构 D．统一文字 6．秦朝郡县制适应封建集权政治的需要，最主要在于（） A．郡县官吏必须对上一级负责 B．郡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C．郡县官吏与皇帝是臣与君的关系 D．郡县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官吏不能世袭 7．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最主要差别是（） A．地方长官的名称 B．地方长官权力的大小 C．地方长官的任免方式 D．皇帝是否总揽一切大权 8．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政治作用是（）
A．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B．便利了经济的发展 C．巩固了国家统一 D．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9．汉初的中央集权与秦朝时最大的不同是（） A．中央官制 B．皇帝权力 C．地方行政设置 D．独尊儒术 10．贾谊《治安策》载：“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之义，国小则亡邪心。”下面措施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 A．颁布推恩令 B．收回王国官吏控制权 C．夺去王侯爵位 D．削减王国封地 11．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根本作用是（） A．削弱了皇权，有益于政治清明 B．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C．明确了官吏分工，提高了行政效率 D．增加了政府职能机构，便于纳贤 12．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了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由此应吸取的教训是（） A．改革必须重视精兵简政 B．扩大国家机器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C．机构改革必然增加财政开支 D．加强中央集权势必导致财政危机 13．“上（宋太祖）因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太祖据此所采取的措施是（）A．把主要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 B．设立通判 C．派文官任州的长官 D．设三司管理财政 14．唐朝在中央设置的尚书省职能相当于元朝的（） A．中书省 B．吏部 C．枢密院 D．行中书省 15．明初撤销中书省及丞相官制，皇帝秘书班子内阁的地位上升，主要反映了（）A．中央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B．文臣的地位开始提高 C．君主专制统治大大加强 D．科举制度不断发展 16．“票拟”是（） A．大臣的奏章 B．阁臣帮助皇帝对大臣奏章的批复意见C．皇帝对大臣奏章的批复意见 D．对大臣奏章的批复意见 17．关于清朝军机处，不正确的表述是（） A．军机大臣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组成 B．能接触国家的军政机要 C．始终是清朝位于六部之上的中央最高行政决策机构 D．它的设立使皇权进一步加强
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内容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先决和条件。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层论述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解除条件。首先，概述婚姻制度的形成。其次，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多妾”制入手，依据史料，分层论述说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环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再次，引经据典，分析说明古代婚姻制度的解除的条件。本文试图诠释古老婚姻制度，寻找历史痕迹，纵观时代发展，维护婚姻道德风尚。【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婚姻条件。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婚姻是男 女双方家族的事情,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和家庭是家族伦常关系的载体,所以在其中充满的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而这造就了相对稳定
的婚姻关系,女子要从一而终的要求培养了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传统,家长制的控制使两性关系归于单纯,扼制了婚姻道德的沦丧。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 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形式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只是 对女子的约束,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事实 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礼记?曲礼》中给妻妾定了名号,“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平民才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论语?宪问》载“别无媵妾, 唯有夫妇相匹而已”,即所谓匹夫匹妇。贵族内部还盛行媵嫁制度,《仪礼?士婚礼》解释道:“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可见媵就是诸侯女儿出嫁时随嫁的人。媵嫁制度规定,诸侯女出嫁要由她的妹妹(娣) 、侄女(姪)随嫁,此外还有两个与女方同姓的诸侯国各送三女随
论中国古代的家族与父权制度 摘要：我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儒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制度。家是族的一部分，家族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父权是为维护家族稳定的核心。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父权家长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父权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1]家族和父权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父权是维系家族稳定有序的保障。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第一章家族篇，阐述了家族的范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家族的亲近范围是通过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确立的。《礼记》云：亲亲以为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又说，四世而缌，服之无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2]所谓亲属的范围，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界。随后，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虽然之后随着君权的发展，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和国君手里，仍没有动摇族长或家长的初级司法地位。 近几年来, 许多涉足家族父权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关于族之来源,考之史籍,正如春秋时鲁国之众仲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肺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3]我国古代社会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古代法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家长拥有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成员的权力。而调整家长关系，维护家长权和族长权的法律，也就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小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5] 一家与族的关系 家族在古代是一个复合名词，族的范围包括家庭，但是一般情形下，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一个共同生活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关系。[6]中国
关于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 谈宪政和法治，落实到一点上，就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宪法的最高性？我们把问题集中到违宪审查制度上。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导致法治国家型态难以在中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先谈一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阻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议行合一论。这个理论是从巴黎公社到列宁到中国宪法都是如此，其制度化的体现是宪法第三条：所有的国家机构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实行的是以人大为一体化的、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系，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两个政治制度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去，凡是赞成议行分离或三权分立的学者，都被扣上“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人大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而在实际上，人大又不具有最高权力。在对人大负责的背后是只对政党负责，在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中，一切国家权力都合一于执政党，为此，议行合一论就得到执政党的欢迎，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谁能够审查人大通过的法律违宪。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审查人大，在法理基础上，他就应该高于人大，至少平行于人大。如果议行合一论突破不了，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第二个障碍：专政理论。专政理论说白了，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列宁有一个讲话，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
的暴力。中国的法学界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专政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对许多政治案件，实际上就是按照专政理论模式在审判它的公民，而不是按照法治理论推行法治实践。这个专政理论是阻碍中国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很关键的因素。在专政主义的理论中，制宪权被置于特定阶级手中，最终又被置于统治阶级的“先锋队”手中，从而人民制宪权变成了特定政党的制宪权。在这种理论观念中，违宪审查制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第三个障碍：党治论。党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一直没有搞清楚。彭真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针对一位县委书记的话，发表过看法。那位县委书记说，“在我们县委，我说党大。”彭真开人大会时，有人把这个县委书记的话反映给他听，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县委书记大，是法大。但这个东西在法理上要有根据。中国宪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要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党章也有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没有制度保障，所以党和宪法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违宪审查制度也就一直建立不起来。中共建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但中国宪法有关宪法监督和解释的规定已为违宪审查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以五四年宪法为代表。五四年宪法是一九八二年宪法之前最好的一部
论中国调解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下） (6)调解机制的一体性和协调性。现代调解制度的又一特征是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其一致性的本质特征融为一炉。固然，各种调解制度在作用的X围和运作的方式乃至在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与各种形式泾渭分明的传统调解制度不同的是，现代调解制度，无论是诉讼中的法院调解还是诉讼外的社会调解，也无论是行政调解还是民间调解，它们都体现着相同或相似的原则和精神，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当事人自我解决纠纷的自治性程序，其所负载的功能XX而小异。因此，我们在构建现代调解制度时，应当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来对待，要对它们做出统筹安排。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各种调解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互不贯通的，相反，它们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诉讼外的调解与诉讼调解乃至司法审判之间，同时还表现在诉讼外的调解相互之间。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金字塔形的、先后呼应、上下承接的有机整体。 四、现代调解制度的崭新功能 现代调解制度与传统调解制度相比，在其所具有的功能价值上，不仅有量的增多，同时更有质的提升。传统调解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纠纷的化解优势上，比如：调解的程序较为简化，解决纠纷的成本较低;调解程序不那么正规，较为灵活，诉讼的技术性不强，当事人能够容易接近，充分地发挥自主作用;调解程序更容易整合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使当事人彻底摒弃前嫌，重新勾画未来良好合作关系等等。这些蕴涵于调解制度中的诸多优势，具有内在性和普适性，也是其起码功能的表征。
然而，传统调解制度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比如：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不够，调解者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压服性的劝导;对当事人应有的实体权利不够重视，强调当事人牺牲权利，求得苟且的妥协，而不是在尊重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合意、化解纠纷;对调解程序自身的公正性重视不够，调解程序的规X化建设裹足不前;不重视通过调解来发展法制，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在情理和法制之间，更强调情理等等。 与传统的调解制度相比，现代调解制度一方面包容了传统调解制度中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更高的层面，立体性地展现了调解制度的诸多功能。结合中国实际，就其要者而言，现代调解制度的崭新功能有： (1)拯救司法危机的政治功能。在西方国家颇为盛行、备受推崇的司法审判制度，在我国遇到了诸多难题。司法审判的权威性不够，司法的效率偏低，司法成本过高，当事人对审判结果的服判率也不高，其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大量的案件游离于法院之外，当事人产生了“望讼而却步”的普遍心理，“起诉难”的现象加剧性地蔓延;另一方面，法院审判经常性地遇到障碍，尤其是，审判的结果得不到当事人甚至是社会一般群众和单位的尊重和理解，“执行难”成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调解则有利于克服审判的局限性。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往往是比较彻底的，其成本也较低，程序十分灵活，当事人容易理解调解的全部过程，对调解达成的结果也通常能够自愿接受和履行，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由审判导致的冲突加剧现象、二次冲突现象以及执行困难现象。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调解程序的法制化、规X化建设，也可以反向地促进司法审判制度的日趋完善。因为，现代调解制度特别强调其合法性操作，这里的“合法性”包括实体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在审判过程中遇到挫折的合法性诉求，可望在调解过程获得新生。调解过程中获得新生的合法性原则，将对司法审判制度的完善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和直观的影响作用。 (2)通过深度参与而实现的XX功能和社会功能。现代调解有利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全面参与和有效参与，从而有利于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培育自我管理能力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养成XX 和法制意识。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势必要求当事人亲自参与，而这个过程，对当事人市民意识的提高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如此，现代调解中的参与主体除当事人外，还有大量的一般社会
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它与我们的人事制度中公务人员录用大体相当。 由于官吏担负着国家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官吏的考核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意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 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 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
从《唐律疏议·户婚律》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唐律疏议》是唐朝法典的代表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在中华法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户婚律》中有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能让我们一窥唐代婚姻制度的原貌。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在这样一个繁荣盛世，其婚姻制度较之前朝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唐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然十分浓厚，这就使其婚姻制度不可避免的也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从而形成了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特征。下面我们就以《唐律疏议·户婚律》为视角，来看一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一、封建性 在中国古代，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封建婚姻，不是基于男女双方的自愿结合，而是实行包办、买卖、强迫、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是封建政权、族权和神权对男女婚姻关系的联合支配。”[1]在这种“联合支配”下，结婚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而是其身后的两个家族为了实现各自目的的大事。《礼记·昏义》中曾提到过，“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由此可见，男家为子娶妻的目的是侍奉宗庙、繁衍后代；而女家为女嫁夫无非也就是为其提供终生的依靠和保障。我主要从包办性、买卖性、强迫性和等级性来论述唐朝婚姻的封建性。 （一）包办性 中国古代的家庭形式是封建大家长制，男性家长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拥有包办一切的绝对权威，这种包办性主要体现在主婚权上，《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告父母。”历朝历代对家长的主婚权都大力保护，《唐律疏议》也不例外。《户婚律》第188条记载：“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可见，“尊长”在子孙婚姻缔结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在外者尚且如此，在家者更不必言说。另外，《户婚律》第195条还记载：“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定罪方面“独坐主婚”，从侧面也可看出当时婚姻的包办性。 （二）买卖性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实行聘娶婚，其实质就是“以聘礼之名，行买卖婚姻之实” [2]。聘婚需要有父母和媒妁之命，交付聘金，婚约才算成立。《户婚律》第175条记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诸许嫁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徒娶者知情，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一旦收受了聘财，在婚姻关系中就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该条还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从表面上看，似乎对聘财的数量没有太多的要求，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设上限”的说法，为唐初门阀氏族嫁娶追求厚价提供了凭据，“嫁女讲究钱财，求婚不惜贷贿”[3]。 （三）强迫性 在唐代，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样，就连离婚以及改嫁也不能完全遵从个人意愿，还要受到政府、父母的强迫性干预。 《户婚律》第190条：“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两不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徒者为从。”所谓“义绝者”，简言之就是夫妻间或夫妻双方
君主专制的本质特点及其影响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家，其建立与发展对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与人民生活及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如在称呼上，秦以前称我为“吾、朕……”，周天子称“天子”，诸侯称“孤、寡”；而秦以后，帝王称“皇帝”，而帝王的自称“朕”为帝王专有。诸如此类的变革与影响不计其数，而究其原因，则要讨论到秦之建立之制度本质问题。 一、创立： 作为对秦朝制度的考察，则必须对前秦时期，特别是对战国后期的政治其社会形式做一个根本的了解。由于周采取了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期由于周天子的统治力的日益衰落，诸侯不断做大做强，至战国时期，天下被分为七个诸侯国相互征伐，其中远离中原的秦国正是七国之一，而与犬戎的民族融合则使得秦之民风尚
力，对蜀地的吞并和都江堰的修建使得秦国有了一个稳固的钱粮基地，这些都给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客观基础。而且，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演变为以步兵与骑兵为主的战争，使得秦朝彪悍的民风得以发挥。加之秦使用远交近攻和破坏合纵的战略也是秦国得以称霸的原因。在政治上，商鞅师法李悝的变法也使得秦国得以迅速强大起来：政治上，划分秦国为31个县，每县设县令；废除井田制，削减土地世袭，鼓励流民安土耕种，联合新兴的地主阶级；法令上辨明赏罚，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设置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按传统的说法，爵位共18级。它们具有独特的称号，如公士（初级，最低级）、不更（四级）和五大夫（九级）。在一开始，爵位可能赐给有军功的人（“日斩一首者爵一级”）。但到了相当晚的时期（第一个明显的例子见于公元前243年的记载），通过向国家贡献粮食，人们可以取得爵位。取得爵位，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劳役或税赋，
论述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并谈一谈古代调解制度对构建当今的大调解机制有何借鉴意义？ 调解制度植根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和近现代司法实践之中,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本文从我国古代调解制度的发展开始,逐步分析我国古代调解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通过对我国古代调解制度的基本评价,来借鉴古代调解制度的经验,使古为今用。; 调解，是指发生纠纷时，由第三方主持，依据一定的规范，通过说理、教育、感化等方式进行劝解、说和，促使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协商解决纠纷，以达到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以忍为上。建立在此社会观念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社会，调解被广泛地采用，尤其是在基层乡土社会里，它几乎成为解决一般纠纷的主要手段。 一、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发展按照历史的演变可以划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中国的调解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史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 秦汉时，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调解事务，调解不成再到县廷起诉。汉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司法调解制度。乡啬夫的职责是“职听讼”，就是验问调解以息讼。汉代司法调解程序比较复杂，首先由受理诉讼的司法机关依据原告诉状写成爰书，将爰书发往被告所在地的县廷或者戍所候官，请求验问。县廷或者戍所候官将爰书交由乡啬夫或者期限层候长负责验问。汉代司法调解的方式比较灵活，一般都按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大多根据“礼”的内容，调解民事纠纷。 在唐代，基层分设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能取决，方交府县处理。 元代时调解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广泛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元代诉讼的一大特色。调解的方式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民间调解由基层社长负责对邻里间民事纠纷“以理喻解”，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明代将儒家“无讼”观念付诸实践，认为发生诉讼是“民风浇薄”的表现，理想社会应是“无讼”；即使出现民事纠纷，也尽量以不烦扰官府，由民间自行调处和息讼为上策。在明初，还在各地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并报官备案，民间纠纷小事由老人主持，在申明亭调解。调解时可用竹蓖责打当事人，调解不能和息的，再向官府起诉。到了明中后期，统治者又在各地推行“乡约”制度，每里为一约，设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设立“圣谕”、“天地神明纪纲法度”牌位，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半月来的纠纷，一般由约正、约副主持，约史记录，如果当事人同意和解，记入“和薄”，不同意者可以起诉至官府。 清代民事纠纷的调解分为诉讼外调解和诉讼内调解两大类。诉讼外调解又称民间调解，其主要有宗族调解和乡邻调解，族内纠纷本般先由族长或乡邻调解，不得轻易告官。诉讼内调解是在州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纠纷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调解，将调解息讼作为州县官“消弭讼端”的政绩，所以清代地方官府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可谓不遗力。清代州县官的调解，以儒家伦理道德、民间习俗为依据，对双方当事人晓以切身利害关系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
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
第二节古代法律制度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都是古代的法律制度。一方面，两者各自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体现的国家意志的性质有深刻区别；另一方面，多数国家的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又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因而，在许多方面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换言之，两者所确认的生产关系不同，所反映的国家意志的阶级属性不同，但是，在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和专制政治关系的一般规律方面，却是相同的。 一、奴隶制的法律制度 奴隶制的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剥削阶级类型的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一)否认奴隶的法律人格，公开确认对奴隶的人身占有 由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加以占有，是奴隶制生产方式最突出的特征。在发展到极端的奴隶制法中，奴隶在法律上是没有人格的，即，法律完全不承认奴隶是人，而将他们视为纯粹的财产。由于奴隶在任何意义上都被法律归入财产，他们也就不能享有任何权利，而只能成为权利客体，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由主人任意处置，包括出卖或处死。在相对温和一点的奴隶制法中，法律可能要在绝大部分的社会关系中否认奴隶的人格，而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承认奴隶有不完全的法律人格，即，在某些事项上被法律当做人来对待，可以享有一定的权利，在其他事项上仍然被视为非人即财产，仍然只是权利的客体。例如，古希腊某一时期曾有过这样的法律规定：一个奴隶如果受到主人极端虐待，可以要求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人；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人，可以用赎金赎回自由；无正当理由杀死奴隶的人，要被施以惩罚。这些规定，在人身权关系的某些特定事项上，承认了奴隶享有某些有限的人身权。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仍然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如何，以直接占有人身的方式来实现剥削和压迫，这确实是阶级统治最野蛮的形式。 (二)惩罚方式极其残酷，带有任意性 奴隶制社会是刚刚脱离了蒙昧状态的最初的文明社会，这就决定了奴隶制法必然带有野蛮、残酷的特点。例如，在古雅典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之前，处于正在成长过程之中的法律制度曾规定(德拉古立法)偷窃水果和蔬菜的一律处死，甚至连“懒惰”也要处死。在奴隶制国家和法律最终形成之后，为了维持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的社会秩序，更是
专题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知考纲·明考情] 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第3讲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一、汉朝州刺史的设置 1．设置：汉武帝时代，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称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2．作用：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知识链接] 1．汉承秦制
(1)承袭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皇帝名号、礼仪等制度。 (2)汉初沿袭三公九卿制，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时，改为“中朝”和“外朝”，削弱相权；东汉光武帝时扩大尚书台权力，使三公无实权。 (3)承袭秦朝的监察制，为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汉武帝将秦朝的御史台发展为刺史制度；东汉时，刺史地位进一步提高，后成为地方长官，掌军政。 (4)承袭秦朝的郡县制，郡守县令的任免权归皇帝。 (5)在货币使用上，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继续使用圆形方孔钱。 2．关于刺史制度的全面认识 西汉设置刺史制度，设置的十三州部为监察区域，而非地方行政区划；刺史也只行使对地方官员的监察职权，地方行政权仍然由地方郡县长官行使，二者不能混淆。东汉成帝时，刺史改称州牧，职权有所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二、唐朝三省六部制 1．内容：唐代中央设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尚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2．职能：三省职能有别，各司其职。中书省负责草拟，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实施。 3．发展：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门下省设政事堂，作为三省宰相共同议定军国大政的场所。后来，凡是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身份也等同于宰相，相权实际上有所分散。 [知识链接] 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特点 ①集体宰相制，相权一分为三。 ②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加强皇权。 ③分工明确，相互合作，提高行政效率。 三、宋朝分割相权的措施 1．宋代设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为行政机构，长官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职务相当于宰相。 2．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曾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设枢密院，管军事，长官
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 11级法本19班董勤生 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的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它是宪法监督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政制度。一般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7世纪，英国枢密院对其殖民地的立法进行监督审查被认为是违宪审查的先例。随着宪法实施制度的不断完善，违宪审查已日益成为世界宪政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 从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内容的规定看，我国存在着违宪审查制度是不容怀疑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种排除了对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违宪审查主体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导致审查缺乏客观性、公正性；违宪审查的程序中缺失对法律违宪审查的程序。因此，我们应考虑我国有成功移植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传统和经验，后发的法治现代化国家大都选择的是欧洲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实际，在我国完善宪法审查制度，以消除现有违宪审查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一、违宪审查制度基本特征 1、享有违宪审查权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 宪法调整着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宪法法律关系，特定机关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和裁决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的行为是否违宪；审查和裁决公民个人宪法权利是否受到国家机关的侵害，解决宪事纠纷，制裁违宪行为。这关系到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特定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这是国家生活中的大事。一般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是不能担当此任。大多数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违宪审查机关。 2、违宪审查是以司法或准司法的方式解决宪事纠纷 违宪审查是通过司法或者准司法的方式来达到解决宪事纠纷，维护宪政秩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3、违宪审查的原则是合宪性原则 世界各国已采用的违宪查模式尽管有所差别，但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也不论违宪审查机关是最高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或者是宪法法院，它们在进行违宪查过程中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宪性原则——即违宪审查机关只服从宪法，并直接以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及宪法精神来解决宪事纠纷。 4、违宪审查的范围是特定的 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之一，是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宪法至上的宪政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其法律依据是宪法。因此，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等都由宪法或违宪审查机关组织法明文规定。 5、违宪审查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违宪审查的形式多样，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或因自己所属法系的不同或因自己历史，政治制度以及传统习惯的区别或因各自的宪政理念的差异，在建立本国的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演变 选士制度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的制度之一，选士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汉代以前的玄关制度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二、汉代察举制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整个过程。“察举”也叫“荐举”，“察”就是自上而下考察、发现人才，“举”是自下而上推荐人才。推荐也叫贡贤，被荐者叫“举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一）察孝廉 汉代由孝廉一科选举的人才最多，而且孝廉也是汉代察举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科目，所谓孝廉，是“孝子”和“廉吏”的简称，于民则举“孝”，在吏则兴“廉”。汉代统治者认为，孝是“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廉则是官之根本，民之表率，因此对孝廉的考察和荐举十分重视。 察孝廉是以儒家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而设立。“孝”和“廉”在实际的操作难度较大，标准不易掌握；非有实际德行者不能举，又不能谬举，因此荐举者的责任重大。在西汉，举孝廉无须考试，既可委任，且每岁皆举。在东汉，孝廉这科在东汉原有的内容上有了较大变化，其主要体现在：（1）坚持按人口比例岁举孝廉，优待边郡。这有利于边远地区的人才选拔，促进边远地区文化的发展。（2）举孝廉要后要考试——试经，并且有年龄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只荐不试的滥举弊端。（3）中央朝廷官员依照职位高低举孝廉。 （二）举贤良 举贤良是汉代选拔高级人才的主要形式。所谓举贤良，一般以“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为察举名目，但往往都另外附加一些条件，如可亲民者、文学士、能指朕过失者等。对高级人才的要求既强调了个人的道德品质，又重视通经达变、博学多术、甚至某些特异功能。 汉文帝在文帝二年和十五年两次下诏举贤良；到汉武帝时，举贤良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过渡，通过高级官吏荐举人才，并用对策的方式加以选拔的形式成为定例。其后的皇帝在诏举贤良时，对策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对策者对军国大事全面深入了解，而且在对策中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东汉基本沿用西汉举贤良的旧制，但不如西汉盛行。 从察孝廉和举贤良这两个方面来看，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