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家族与父权制度
摘要：我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儒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制度。家是族的一部分，家族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父权是为维护家族稳定的核心。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父权家长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父权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1]家族和父权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父权是维系家族稳定有序的保障。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第一章家族篇，阐述了家族的范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家族的亲近范围是通过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确立的。《礼记》云：亲亲以为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又说，四世而缌，服之无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2]所谓亲属的范围，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界。随后，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虽然之后随着君权的发展，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和国君手里，仍没有动摇族长或家长的初级司法地位。
近几年来, 许多涉足家族父权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关于族之来源,考之史籍,正如春秋时鲁国之众仲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肺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3]我国古代社会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古代法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家长拥有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成员的权力。而调整家长关系，维护家长权和族长权的法律，也就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小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5]
一家与族的关系
家族在古代是一个复合名词，族的范围包括家庭，但是一般情形下，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一个共同生活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关系。[6]中国
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单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是不计算的，本宗即指同行家族，外亲即母亲的亲属，而且只推及一代人，外亲的范围狭窄，不足以成为外族，古代婚姻为了扩充本族同时禁止族内婚姻即有“同性不婚”原则。同时外亲的关系比较疏远，《仪礼》外亲之服皆缌麻也。即使是姑，因为出嫁它族，关系也以外亲的礼节对待。
家是指共同生活的群体，一般包括二代或者三代的人口，主要是受古代的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限制。秦时，商鞅变法，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运用法律的手段，将成年子女分开，《商君列传》：“秦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者违禁”。[7]家的范围本来就少，分家以后，原先的同祖的兄弟及其后代统称为族。同时也存在一少部分的人住在一起，家族不分，成为家族共居。
族是同一始祖的男性后裔，其亲属范围包括高祖以下的全部男系后裔。以世代而言，即高祖至玄孙以下的九代。以服制言之，即五服以内称为族。族也有远近之分，服制的范围即亲属的范围，本宗与外亲之间的服制，也是区分亲疏的标准。
二父权家长制及其内容
(一)父权家长的定义
家族是国家的细胞，维护家族的稳定则可实现国家的安定。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配和主导，而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又是儒家传统思想的重中之重，“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就是中国的家族。
“父亲”这一名称始于血缘意义，但自从儒家将伦理引入礼制范围，纠缠不清，“父亲”便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走得更远。文化符码化的“父亲”由于其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父权的密切联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专制、权威的原型性象征。[8]
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度，一切权利皆属于家长，一切资源皆受其支配，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有其掌控。祭祀祖宗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事务，以家长代表家族进行祭祀，使其身份变得更加神圣化。在儒家主导的封建社会礼制与法制皆承认其因为家长身份拥有的决定权力。
我国古代法律严格维护父权，在法律上确定家长的权威。以《唐律疏议》为例，“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传”。 [9]同居的亲属构成家庭，家庭中辈分最高、年纪最长者为家长，即尊长。父家长对子孙卑幼在人身权方面拥有专制权，主要包括生杀权、主婚权、教令权等。[10]
(二)父权家长制的内容
生杀权, 具体来说，生杀权是指在家庭中家长有相应的权利对子孙卑幼进行处死。对子女的生杀权是家长最为古老的权力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一开始是允许父母拥有
生起父杀权的，据西周时期的《礼记·内则》记载:“父母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秦二世矫诏赐蒙恬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可复请？”[11]依据先秦的法律可以看出，在秦以前，法律是允许父权家长拥有杀死子孙的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权力和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父权的生杀权受到限制。[12]秦朝时，亲如擅杀子，则要受到“城旦”的惩罚。汉初《贼律》中规定“谋贼杀、伤人，未杀，黯为城旦。”[13]北魏侓，祖父母父母愤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里有爱憎而故杀者加一等。唐，宋侓不问理由如何，杀死子孙皆处徒罪。明清时期，法律对父权有所扩张，父母除了故杀无违犯之子孙外，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是可以免罪的。父母杀死儿子分为二种情形，非理殴杀和扑杀，非理殴杀是指扑责以外的残忍的虐待杀害。根据父母杀害子孙的手段不同，所受到刑罚也不同，非理殴杀有罪，罪亦甚轻。
教令权是指家长有对子孙卑幼进行教令的权利。是维系家族稳定的权力，父权家长制家庭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法律赋予家长对子孙的教令权，子孙必须遵从家长的特权，听从家长的教令，否则便违反伦理，违反教令。家长对违犯教令的子孙卑幼进行治裁的权力主要有惩戒权、送惩权等。惩戒权是指在封建家庭内部，子孙卑幼不听父母尊长的教令，则父母尊长对其进行戒的权力。送惩权是指父母在子孙犯有违反教或者不孝的情况下，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14]教令一般是一些细微的琐事，法律对于教令的范围没有做出规定，即是父权的一种扩张，对于违反教令的惩戒权有不同的规定。如果子孙违反的教令属于琐事，而且父母的惩戒是非理殴杀，则父母会被追责。如果子孙为违反的是重罪或者不孝，非理扑杀或者扑杀都会免于罪责。家长对子孙的惩戒权可以说是家长的一种特权，其目的是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尊者地位，同时这也体现了在我国古代社会，家长的专制权是十分强大的。一般来说，子孙卑幼违犯教令，尊长对其实行一定的惩罚，这在封建社会是合法的，同时也为社会道德所接受。唐代推崇国不可一口无法，家不可一口无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家长对违犯教令的子孙实行处罚时，常常都会超出其教令权的范围，而将家长个人的权威意识加入其中，造成子孙卑幼的丧命，这就是家长惩戒权的滥用了。根据唐律的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家长将其送惩的类型大致有两种:首先是子孙不听家长教令，违背其意志；其次是子孙违法孝道，在对家长的供养上有缺失。这两种情形都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唐律疏议》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网者，徒二年。”明确规定子孙违犯教令权和供养有网的，要受到徒刑二年的处罚。如果子孙卑幼的违法行为属于这两种情况，那家长便可以行使送惩权，将子女送至官府，由官府代家长惩戒。这样的处分的伸缩自由完全掌握在父母手里。同时，父母呈控子孙忤逆不孝，司机机构是不会不受理的，同时，也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法律上明确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控”。
主婚权是指主持和决定婚姻双方结合的权力。在古代，婚姻的目的是以传宗接代以及祭祀先祖为中心。《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15]婚姻的目的是以家族为中心，所以受家长的控制。在周礼中关于婚姻的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婚姻须有“父母之命，媒妇之言”，所以不奉父母之命，没有媒证的婚姻，社会是不承认的，而且正式婚姻的成立，还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即经过“六礼’程序，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方面，父母在儿女婚姻的缔结过程中占主导地
位。到汉代时，汉律确认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子依“六礼”婚义聘娶正妻之外，往往广置姬妾，以广后嗣，却与男女双方当事人无关，这就决定了封建婚姻的宗法家族性和包办买卖性。“七出”之一的不顺父母是休妻的一个内容，这也是对父权家长权力的一个保护。父权家长制所拥有的主婚权力是社会法律所承认的，子孙必须遵守的，子女的反抗是无效的，而且影响后世二千年。
财产权是指个体拥有财产的权力。《礼记》屡次提到父母在不有私财，禁止子孙私有的财产在礼法上可以说是一贯的要求。法律规定子孙私自动用及处分家财，皆有刑事处分。子孙既不得私擅用财，自更不得以家中财物私自典卖，法律上对于此种行为的效力时不予承认的。父母在而别立户籍，分异财产，不仅有亏待养之道，且大伤慈亲之心，较私擅用财的罪更大。法律上列为不孝，是十恶罪之一。唐朝律法对违犯此种“不孝”罪做出了具体规定和相应惩罚，《名例律》中“免所居官条”规定:在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免所居官。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唐律疏议·户婚律》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祖父母父母在，则曾、高在亦同。若子孙别生户籍，中“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称财产不同者，子孙各徒三年。[16]除此外，唐律还对子孙“辄用私财”做出了严格规定，《唐律疏议》卷第十二《户婚》曰: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正答十，十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由此可见家长拥有绝对的财产权。
父权家长制与其内容在中国古代的礼制中与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与支持。正式由于法律的和礼制的支持。父权家长制所具有的的权力和权威对维护家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家族与父权制度的评价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对中国的两千年的法制制度进行了阐述，为我们展示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黑暗与不公，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与礼法制度所构建的家国天下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
家族制度的传统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其过度的强调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导致家国一体化，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任命任人唯亲，造成各种利益团体。
家族制度既是专制主义的根据，那么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家族伦理更是专制主义的帮凶，更应该批判的了。维护家族制度的“三纲五常”作为现代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的天敌自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矛头所向。[17]
父权制度导致的权威主义压倒了自由与新生的力量，导致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专制与守旧，如何打破旧的制度和权威，如何让社会进步，使得父权家长制成为进步的最大障碍。
父权权力的伸缩与任意性，受到古代法律的承认，导致了家长权力的滥用，也为后世的君主滥用权力的依据，使得封建国家的吏治的腐败。
参考文献：
[1]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09月
[2]《礼记·内则》
[3]洪煜. 西周和秦汉时期的父权家长制[J]. 殷都学刊,1997,01:30-34.
[4] 刘翠萍春秋时期的父权制家族读史杂记
[5]解浩.无望地沉沦与父权社会的掘墓人—论现代家族文学中的“不肖子”形象.作家杂志2012年第8期
[6]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09月
[7]《史记·商君列传》
[8] 《父权的衰微从五·四启蒙运动谈起》王丹湛江海洋大学学报第2005年10月
25卷第5期
[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第32页
[10]于娟. 唐代父权家长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1.
[11]《礼记·内则》
[1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09月
[13] 汉《贼律》
[1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09月
[15]《昏义》
[16] 《唐律疏议·户婚律》
[17]《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启示与反思阐辉中国东盟-博览 2012年4月
xx传统家族文化及意义 家族文化是相对家族制度而言的，家族制度是指家族外现的能被感知的具体事项，它处于一种相对的静止状态，如族谱、族田、族长、族规、祠堂等。家族文化包含着家族制度；同时它还旨在反映家族制度发展变化的机制和家族制度本身的功效；它是家族制度的深层状态；是家族制度事项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家族制度事项中不易被感知的内在本质。 （一）xx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 第一是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光宗耀祖”的话，今天偶尔还能在事业有成者的口中吐出，他们认为努力向前，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引为殊荣。品官有家庙祭祀制度，成为法定承认的望族，何其荣耀。 第二，尊祖敬宗的团体意识。“尊祖敬宗睦族”、“尊宗睦族”是家族史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尊祖，除了敬重在世的前辈，更重要的是讲究对祖宗的祭祀。祭祖，是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如果能够做到，世人便以为是宗族兴旺的表征。敬宗是尊重宗子的权威，服从他的领导，认同他所代表的组织——宗族。所以敬宗、尊宗的涵义，首先是族人以宗族为自己的组织，其次是认同宗族的代表宗子、族长为领导人，由他们带领自己实现尊祖祭祖的愿望。至于睦族，是讲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使宗族长存，是尊祖敬宗的必要内容。所以尊祖、敬宗、睦族三者，尊祖是目标，也是出发点；敬宗，睦族是实现目标的条件，是在尊祖的旗帜下实现家族的团结，敬宗是关键所在。 第三就是孝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家庭或家族都讲究上慈下孝，孝道的全部内涵有三个方面： 第一，一般说是生养、死葬、祭祀。第二，自己事业有成，能够扬名显亲。第三，应有传宗接代人。现在对第一点和第三点比较重视，“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体现了生养和无后在孝道中的重要地位。孝道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发展，只有它的成功实现，才能是家族得以延续与传承。所以在古代，孝道的最终要求就是族人事业有成，光大门楣，人丁兴旺。而不仅仅
论古代的自首制度 摘要：自首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源远流长，追溯历史，可知自首制度从其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对自首制度立法沿革的考察，在推动现今自首制度研究、发展和完善方面，作用重大，意义深远。鉴于此，本文对自首制度的历史沿革作了简要回溯，同时，因为唐律对自首的规定最为完善。所以，着重论述了唐律关于自首的规定。 关键词：自出；自告；自首；投首 一、自首制度的缘起 犯罪后未被官府捕获或犯罪事实未被发觉之前，官府对于主动投案坦白的犯罪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制度，即是古代的自首制度。 在自首制度的缘起上．我国很多学者认为自首制度萌芽于西周时期。这一观点的依据便是《尚书·康诰》中的“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的记载，宋朝蔡沈对此解释为：“既道称道尽输其情，不敢隐匿，罪虽大，时乃不可杀。”即犯罪人已经将犯罪事实全部交代，虽犯罪或大，亦不可杀。明朝学者认为：“此后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所出也．”[t]但这时的自首制度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首．根据自首制度的本质特点，将犯罪事实全部交代出来并不等同于自首，它同时也包括了坦白的情形。历史地考察，作为萌芽时期的自首，虽然范围与其后历朝的自首以及现在的自首有所不同．但它无疑为自首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是我国自首制度的确立时期．我国秦朝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将之上升为刑法理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刑法的理性认识．自首制度作为重要的刑法制度之一，和其他刑法制度一样在当时都达刭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关于自首，秦律《法律答问》中规定：“隶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备系日（押到期满）。”（城旦舂，城旦是长期沉重的苦役刑，最初得名于修筑长城的苦役．后来就成为苦役刑罚的泛称。《汉1日仪》说：“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吲）又如：“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当耐为隶臣，或日赀二甲。”（隶臣、隶妾是一种带有官奴隶性质的终身劳役刑）：“把其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藏（赃）为盗：盗罪轻于亡，以亡论”。意即携带借用的官府财物逃走，如能自首就以逃亡罪处罚，免盗窃罪。如果被捕获，按赃数以盗窃论处：如果盗窃罪轻于逃亡罪，则仍以逃亡罪论罪。这些规定表明．本应处重刑者由于自首而减轻处罚．自此，自首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已经明确规定在刑法之中． 刑法中的自首制度在汉朝不仅有所发展．而且更加完善。汉律规定“先自告，除其罪”，自告即自首得减免刑罚。《汉书淮南衡山王传》载：“（衡山王少男刘孝）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从现有史料考察，这种“自告除其罪”的规定，只适用于官吏谋反、枉杀人和农民的叛乱。在具体适用中还必须遵守以下一些条件：1．如果是共犯或犯罪集团，而为“造意”与“首恶”者，即使先自告也不能除其罪．2．如果一人犯数罪．只能赦免其自首的罪行：对于其没有自首的犯罪，依法 照样予以处罚。由此可知．汉律关于自首的规定还是比较详备的．有学者认为，汉律中规定“先自告除其罪”的用意在于：一是针对这种犯罪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即分化瓦解谋反
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 姓名：冯倩 学号： 班级：园林092 摘要：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位妻子，妻下面有妾，妾下面是通房，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嫡出与庶出也有很大的差别，正是由于这样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古代女性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键字：古代婚姻制度女子危害一夫一妻多妾制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实行的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她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危害。 1、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女子的危害 1.1一夫一妻多妾制概述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是由于人类自身生产而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在古代，《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国古
代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正式确立是在西周时期，一妻是指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妻，然而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男子可以占有多个不同名分的女子并且会被礼法所认可，不受道德约束，妾的数目是按照社会地位而确定的。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为此理由将她休掉。 1.2女人的争宠导致的悲剧 这种形式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女子，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不仅这样，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自古民间就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的说法，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这直观地反映了女子身份的卑贱。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典型的特征—男尊女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的摧残。 不仅这样，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只有被称为正 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差别，一般来说妾是很不喜欢正妻的，作为正妻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与记恨，因此不管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存环境很艰苦。《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和王夫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王夫人受尽恩宠，俯视众人，赵姨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了，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经常导致悲剧发生。女人们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宠，打压别人，生存能力弱的就会在这种斗争中失去生存的权利，轻者独守闺房，孤苦一生；重者失去身家性命，而剩下的又继续斗争，
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成熟、定型 班级：09 文本⑴班姓名: 蒋旭学号：2009022011 内容摘要：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 从雏形到完善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成熟、定型的过程。选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经过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本文将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形成进行简单论述，同时也对古代选官制度对今天公务员选拔制度的影响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词：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科举制公务员 引言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 “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 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一、世官制时期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 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在秦统一前后至察举制出现的这段时间里，选官制度是复杂而多样的。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军功即为按军功授爵；吏道即由“吏”（“吏”，这里专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 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 二、察举制时期期 楚汉之争后，刘邦建立汉王朝，国家得到统一。想要幅员辽阔, 强大统一的帝国国祚长久, 必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 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庞大的官员数量必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汉代选官, 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
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内容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先决和条件。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层论述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解除条件。首先，概述婚姻制度的形成。其次，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多妾”制入手，依据史料，分层论述说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环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再次，引经据典，分析说明古代婚姻制度的解除的条件。本文试图诠释古老婚姻制度，寻找历史痕迹，纵观时代发展，维护婚姻道德风尚。【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婚姻条件。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婚姻是男 女双方家族的事情,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和家庭是家族伦常关系的载体,所以在其中充满的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而这造就了相对稳定
的婚姻关系,女子要从一而终的要求培养了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传统,家长制的控制使两性关系归于单纯,扼制了婚姻道德的沦丧。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 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形式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只是 对女子的约束,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事实 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礼记?曲礼》中给妻妾定了名号,“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平民才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论语?宪问》载“别无媵妾, 唯有夫妇相匹而已”,即所谓匹夫匹妇。贵族内部还盛行媵嫁制度,《仪礼?士婚礼》解释道:“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可见媵就是诸侯女儿出嫁时随嫁的人。媵嫁制度规定,诸侯女出嫁要由她的妹妹(娣) 、侄女(姪)随嫁,此外还有两个与女方同姓的诸侯国各送三女随
中国古代的妾制度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 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中国古代的特 点就是等级分明，尊卑有分，一夫多妻制度可以看做旧社会的一个缩影。 1.妾的由来 中国最早的妻妾制度源自远古的奴隶制时期，当时奴隶主有自己固定的妻子，这些妻子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他们生儿育女。除了妻子以外，奴隶主还有权和作为自己财产的女奴隶发生性关系。 虽然奴隶主本身的目的,并不是想让这些女人为他生孩子。 既然有这些关系，那么也就说女奴隶可能怀孕，而她怀的就是奴隶主的孩子。 虽然女奴隶只是类似于耕牛，房屋一样的财产，她们的孩子却是奴隶主的骨肉。 那么，奴隶主只能将几个女奴隶固定为自己服务，不允许别的男人碰，以防止自己血缘的混乱。 所以，这些女奴隶逐步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她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奴隶，而是专门为奴隶主服务的女人。 这些女人的地位似乎是和妻子差不多，但他们身份仍然低微，
可以由奴隶主自由买卖，甚至处死，不算是自由人。 这种身份的女人，就是最初妾。 这些奴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以后，妾的制度也逐步成熟。进入汉朝以后，中国逐步开始了所谓的一妻多妾制度。 当时法律规定，成年男子只许拥有一个正式的妻子，但是可以同时拥有几个妾。 妻子的地位很高，而妾的地位要低，也就是所谓的妻妾有别。实际中，妻子一般是和丈夫门当户对的家庭出身，比如红楼梦里面的贾政，作为开国功臣，世袭贵族荣国公的孙子，他的妻子是同属四大家族王家的小姐王夫人。而贾政的儿子贾宝玉娶的媳妇是四大家族薛家的大小姐薛宝钗。 而妾的地位比妻要低的太多了。 2.妾的来源 妾和妻不同，妻子一般必须明媒正娶，大操大办一通。 中国人常说婚姻是人生最重的一件大事，而娶妻也是中国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古代，当代中国，无论什么阶层，什么地区的中国人，娶妻都会非常郑重其事的。 而妾的组成就不同了，大约分为以下几种： 1、陪嫁在封建社会，有钱有身份的女子家庭一般都有仆人服侍，当她嫁到丈夫家时候，一般把这些仆人作为陪嫁也带到丈夫家。而这些人本身就是妻子的仆人，她们一般和妻子
论中国古代的家族与父权制度 摘要：我国古代的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儒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起家国天下，并运用礼制与法律保障家族与父权制度。家是族的一部分，家族是国家的基础，维护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父权是为维护家族稳定的核心。父权的范围很广，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包括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父权家长制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父权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1]家族和父权是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父权是维系家族稳定有序的保障。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第一章家族篇，阐述了家族的范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家族的亲近范围是通过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确立的。《礼记》云：亲亲以为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又说，四世而缌，服之无穷也，五世而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2]所谓亲属的范围，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界。随后，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虽然之后随着君权的发展，法律制度发展到生杀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和国君手里，仍没有动摇族长或家长的初级司法地位。 近几年来, 许多涉足家族父权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关于族之来源,考之史籍,正如春秋时鲁国之众仲所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肺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溢,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3]我国古代社会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和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组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固有特征，在古代法律中表现的极为明显，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家长拥有管理监督生产和支配家庭成员的权力。而调整家长关系，维护家长权和族长权的法律，也就成了古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小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5] 一家与族的关系 家族在古代是一个复合名词，族的范围包括家庭，但是一般情形下，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一个共同生活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关系。[6]中国
摘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其形成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它附属于封建制度，而且维护了封建制度，但同时也束缚着男女两性的发展和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
从《唐律疏议·户婚律》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唐律疏议》是唐朝法典的代表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在中华法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户婚律》中有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能让我们一窥唐代婚姻制度的原貌。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在这样一个繁荣盛世，其婚姻制度较之前朝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唐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然十分浓厚，这就使其婚姻制度不可避免的也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从而形成了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特征。下面我们就以《唐律疏议·户婚律》为视角，来看一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一、封建性 在中国古代，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封建婚姻，不是基于男女双方的自愿结合，而是实行包办、买卖、强迫、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是封建政权、族权和神权对男女婚姻关系的联合支配。”[1]在这种“联合支配”下，结婚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而是其身后的两个家族为了实现各自目的的大事。《礼记·昏义》中曾提到过，“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由此可见，男家为子娶妻的目的是侍奉宗庙、繁衍后代；而女家为女嫁夫无非也就是为其提供终生的依靠和保障。我主要从包办性、买卖性、强迫性和等级性来论述唐朝婚姻的封建性。 （一）包办性 中国古代的家庭形式是封建大家长制，男性家长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拥有包办一切的绝对权威，这种包办性主要体现在主婚权上，《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告父母。”历朝历代对家长的主婚权都大力保护，《唐律疏议》也不例外。《户婚律》第188条记载：“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可见，“尊长”在子孙婚姻缔结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在外者尚且如此，在家者更不必言说。另外，《户婚律》第195条还记载：“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定罪方面“独坐主婚”，从侧面也可看出当时婚姻的包办性。 （二）买卖性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实行聘娶婚，其实质就是“以聘礼之名，行买卖婚姻之实” [2]。聘婚需要有父母和媒妁之命，交付聘金，婚约才算成立。《户婚律》第175条记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诸许嫁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徒娶者知情，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一旦收受了聘财，在婚姻关系中就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该条还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从表面上看，似乎对聘财的数量没有太多的要求，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设上限”的说法，为唐初门阀氏族嫁娶追求厚价提供了凭据，“嫁女讲究钱财，求婚不惜贷贿”[3]。 （三）强迫性 在唐代，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样，就连离婚以及改嫁也不能完全遵从个人意愿，还要受到政府、父母的强迫性干预。 《户婚律》第190条：“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两不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徒者为从。”所谓“义绝者”，简言之就是夫妻间或夫妻双方
宗法制与宗族制度 山东王宗信 “宗”的本义是指宗庙，所谓宗法，即宗庙之法或宗族之法，是中国古代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制由原始父系氏族公社的家长制血缘组织蜕变和改造发展而成。与氏族公社时期因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不同，宗法制是阶级社会贵族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建立的政治制度。殷商末期，宗族祭祀已分为大宗和小宗。西周时，宗庙祭祀制度更加严格，只有大宗才有主祭祖先的权力，宗法制正式确立。 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不仅是为了宗庙祭祀，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发生内乱和纷争、巩固宗族组织及其统治力量。嫡长子作为全族的大宗，地位最尊贵，称为宗子，由他传宗继统。大宗只有一个，且“百世不迁”，形成一个永恒的体系。除嫡长子外，其余嫡庶诸子分别组成的系统，都称为小宗，小宗的系统是不断变动的。 大、小宗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统率关系，宗子享有主祭和财产支配等特权，甚至享有对族众生杀予夺的大权。宗族组织与贵族政权进一步结合，形成宗法分封制，这样，大、小宗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依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还是相对的。在全国范围内，天子之位由姬姓宗族的嫡长子继承，此为大宗；诸侯国君和卿大夫相对于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的封国或采邑内，他们又是大宗。 西周时期，宗法制为各级奴隶主贵族所专有，与庶民无关。此时，周王尚能保持天下共主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战国之际，大小宗体系趋于瓦解。庶民也立了宗法，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开始向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演化。 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宗法制的种种教化手段被抛弃。汉兴以后，宗法制的许多基本原则，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恢复、发展，封建宗族制度正式形成。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宗法地主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把贫困的宗族成员逐渐变为徒附，从而强化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宗法制和宗族制度给古代专制主义统治涂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但在“同宗合族”表象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宗法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直到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以前，全国各地都遍布着宗祠、宗庙。即使在今天，仍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宗法制度的影子。
1、试述西周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P27 一、矜老恤幼原则。对儿童、老人及痴呆者犯罪，除故意杀人外，一般均可依法赦免，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原则。西周时已对犯罪主观状态的故意与过失有所区分，对惯犯与偶犯的不同危害性有所认识，对故意犯罪和惯犯从严惩处，对过失犯罪及偶犯从轻处罚。 三、罪疑从轻、众疑从赦原则。在行刑时，有可轻可重的余地时，应从轻；在遇到赦免的机会时，应从重罪之上进行赦免，体现疑罪从轻原则；并要求对疑案，应征求大众的意见，当大家都认为案件仍有可疑情形时，应赦免其罪，体现众疑从赦原则。 四、世轻世重原则。西周统治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社会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法，对新征服的国家，应用轻典去治理，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对社会较稳定的国家，就应以常刑对待；对待社会动荡的乱国，要运用重典去达到社会的治理。 2、试述春秋末期郑、晋两国的“铸刑书(鼎)”事件及其历史意义。P45/46/47 郑国铸刑书：约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于鼎”，既预示着法的权威与神圣，也是用鼎这一载体表明法的稳固与彰明。晋国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赵鞅、荀寅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鼎上时,公之于众，遭到了孔子的反对。 历史意义：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成文法公布后，法的公开成为历史潮流，从此以后，秘密法再也无法延续。同时，秘密法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刑依法定的局面逐渐打开，以刑统罪宣告结束。并且，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礼治”的传统，“法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受到限制，为新的封建制法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国法学也伴随着成文法的公布及由此所带来的争论而初步萌芽，私家法律教育逐步兴起。 3、试述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P56 一、事皆决于法：在这一法制思想指导下，秦朝在立法上越发细密，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调整范围非常广泛，从政治到经济、从生产到生活，一切均有相关法律进行调整。 二、法令由一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其他人不得篡夺；二是法度统一，全国各地适用同样的法律。在这种法制思想指导下，秦朝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强调君主独断，法自君出。 三、轻罪重刑：这是法家的重刑主义理论，以期通过轻罪重刑的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 摘要：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关键词：婚姻制度；社会规范；中国古代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而庄严的意义。《易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认为男女婚姻是承载天地阴阳之性密合而成。《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算为五伦，而伦常礼制、社会规范都是基于婚姻制度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籍中也早有关于婚姻内涵的记载。《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说文解字》解释为“：婚，妇家也”“、姻，婿家也”，都说明了婚姻具有严肃的伦理学意义，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一、婚姻的几种发展模式 在漫漫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我国的婚姻制度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从早期的原始群婚模式一步步走向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度，见证和审视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原始群婚。原始群婚是人类早期祖先进行的一种两性偶合关系，古语曰：“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古代人们露宿野外，群居共生，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的规定和约束，也没有明确和固定的配偶，完全处于一种自然奔放状态，“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远古时代原始群婚的现状甚至产生了一些民间传说，比如《诗经·商颂》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男女无别、媾和无禁的自然婚姻状态。 血缘婚姻。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原始人群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集团部落，并且渐渐以血缘家族的形式作为识别标准。古人认为血缘家族中父辈和子女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但是兄妹同辈之间是可以通婚的，由此构成了血缘婚姻。关于这种婚姻制度模式，中国的古籍文献中也有相应记载传说，比如《风俗通》中就介绍了女娲和伏羲之间的关系，说女娲其实是伏羲之妹，兄妹两人是联袂成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在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人们能够看到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而“两尾相交”正是夫妻媾和的特别象征。 亚血缘婚。亚血缘婚又称为伙婚，此种婚姻与血缘婚姻的最大区别就是血缘婚姻只是禁止父辈和直属下辈之间进行通婚，而伙婚除此之外，还禁止同辈兄弟姊妹之间产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最大特点是兄弟可以共妻，姐妹可以共夫，但这个“妻”或者“夫”必须是外族人员，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都嫁给了舜，体现了伙婚制度下姐妹可以共夫的特点。亚血缘婚有利于自然选择婚姻配偶，这对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质
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它与我们的人事制度中公务人员录用大体相当。 由于官吏担负着国家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官吏的考核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意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 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 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 婚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男女两性之结合，这种婚姻主要基于人类的本能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求，有了人类便已有之。狭义的婚姻是经国家法律之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形态。本文探究的是狭义婚姻，是国家与阶级出现后，将自然本能滋生出的生活习性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婚姻制度。自夏始至清亡之四千年，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萌芽至成熟到最后定型，其主流婚制虽变化不大，却也在不同朝代制定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婚姻制度。 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与形式主义的色彩。《礼记·昏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就是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六礼，其涵盖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后唐孔颖达又疏曰：“六礼谓冠一、婚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六。”六礼中，当以婚礼为本，因为有婚姻才可形成家庭，有家庭才可组成国家。 （一）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足其三项实质要件：即“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一夫一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有专门论述。“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此禁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认为同姓结婚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从而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说明当时对优生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二是因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②，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加强与异姓贵族的结盟，以便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幽风·伐柯》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即是例证。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乃家族大事，绝非青年男女个人之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合乎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必须要经过“婚姻六礼”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依次为纳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名字、身分，卜于宗庙以确定是否适合婚配）；纳吉（卜得吉兆后，男方家即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又称纳币、纳聘财，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正式定婚，婚姻开始受礼法保护）；请期（男家商请女方家择定婚期）；亲迎（男子亲自到女方家迎娶），这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道仪式。西周时，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即公婆）。如舅姑先已去世，则三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则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如未行庙见之礼，该女子去世，则不能葬于男家之祖坟）。
试论中国历史上刑罚体系的演变 引言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发展。主要刑种大致可归类为肉刑，流刑、徒刑、死刑四种。随着时代演进，法律儒家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刑罚制度逐渐摆脱野蛮残酷的外衣，开始向更具人道精神、更加文明的近现代刑罚制度变革。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发端于夏、商两代，于西周时期实现了奴隶制五刑的完善和制度化。西汉文、景二帝对肉刑的改革和武帝时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是中国封建制五刑的发端，使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进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加快，最终完成于隋唐。《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律，它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完善和最终确立。唐之后的宋、元、明、清历代均对刑罚制度做过修改，但基本维持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起源 关于中国刑罚制度的起源学界争论颇多，主要有法源于天说、刑起于兵说、法源于苗民说、皋陶造律说、法源于定分止争说和法源于习惯说等。参照《中国法制史》（马志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所阐述的观点，法律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战争导致“刑始于兵”，依据如下：
1、有关文献兵刑同一与“刑始于兵”。 2、上古三代和秦汉的司法官名称也有兵刑同一与“刑始于兵”的痕迹。 3、中国历代正史的体例反映了兵刑同一和“刑始于兵”的事实。 此外，“刑以威四夷”即以重刑对待异族，也是刑罚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奴隶制五刑在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和演化 （一）夏、商两代的奴隶制五刑 中国奴隶制时代，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也称为“正刑”，其中既有生命刑，也有身体刑。奴隶制五刑是夏、商两代的主要刑罚。《魏书·刑法志》载：“夏有大辟二百，劓辟三百、宫辟五百、髌、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应该是对夏、商两代奴隶制刑罚残酷性的真实写照。 夏桀、商纣是两代末期有名的暴君，其当政期间还有炮烙之法、脯等酷刑。 夏商时期还出现了后世的赎刑和徒刑的雏形。 （二）西周时期奴隶制五刑的发展 1.奴隶制五刑 西周延续了前代的奴隶制五刑，据《尚书吕刑》记载：“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可见当时刑罚的处罚范围之广，处罚之严苛。 2.徒刑
第二讲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古人认为，婚姻是“人伦之基”，是万事之始。 ?人类的婚姻活动有一个从愚昧到文明的历史进化过程。 ?先后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三种主要婚姻形式。 ?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 第一节上古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 ?《吕氏春秋·恃君》说：“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 一、血族婚(也称族内婚) ?血族婚是原始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形式。 ?即在氏族内排斥父子辈之间的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弟姊妹）的婚配关系。 ?干宝《搜神记》说：“槃瓠产六男六女，槃瓠死后，自相配合，同为夫妻”。 二、亚血族婚和对偶婚 ?《左传2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国语2晋语四》：娶妻避其同姓。 1．什么是族外婚和对偶婚 ?亚血族婚，也称族外婚。 ?所谓族外婚就是不同氏族的兄弟姐妹之间互相通婚。 对偶婚 ?所谓对偶婚就是不同氏族的同辈男女之间一对一的配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实行同居，它是族外婚配偶范围的缩小和配偶对象的相对固定。 2．族外婚和对偶婚的特点 ?在亚血族群婚阶段，男女婚配仅仅是纯粹的性关系，彼此既不结成固定夫妻和家庭，也没有经济往来纠葛。 ?婚姻形式是男子夜宿女家，昼归本氏族。 古代称谓中的反映 ?《尔雅·释亲》说：“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 ?云南永宁地区的摩梭人，目前仍实行走婚制。 三、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确立 ?1．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原因 ?在男子社会地位曰益提高的情形下，原先子女归母亲氏族而继承母氏族财产的制度，自然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
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