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一篇有关“官员问责制”的报道,并作简要评析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我国官员问责制发端于200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自2003年非典时期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守而离职以来，问责制度开始在中国露出一角，掀开了社会媒体对政府责任关注的热潮。自此开始，中国政坛上的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问责办法纷纷出台。从近年实施的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于职守的目的。但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问责法，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由于问责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导致了问责的力度被削弱，甚至带来了问责秀、假问责等问题。
虽然“官员问责”己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现实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认识还尚无定论。对官员问责制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行政问责文献综述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官员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问责风暴的掀起，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对SARS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利而被问责查处，行政问责日益成为焦点问题，特别是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明确要求，对于行政问责在理论上、实践和制度上积极探索，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又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指出反腐倡廉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同时推进制度化建设，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对于行政问责在制度上还缺乏硬性的制度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在不断探索反思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情况下，大量的学者对行政问责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力图就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和简要的评析。 主题 一、行政问责的涵义 行政问责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通过理论的界定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确定相应的范围，行政问责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但是对它的认识理论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从国外来看，很早就有学者很早就对问责制度做过相当丰富的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学说和理论模型，如特里·L·库伯在《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从行政伦理学角度论述了公共行政人员要在公民角色、公务员角色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提出要建立负责任的管理模式;罗斯 (s.Ross)和休斯(owenHughes)等人则从代议制角度揭示了问责制度的内在逻辑;上述学者关于责任、问责的理论渗透在各国制定的《政府责任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规范中，从而将问责制以法律、法规形式加以确定。此外，柏克在《行政责任》一书中，指出行政组织的人员向社会负责的方式。柏克认为行政人员的责任不能过于受层级制和法律规定的限制。“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应植根于民主之上，行政人员因而必须认定个人责任乃是来自于他对民主政治体系的参与。”[1]戴维.H.罗森布鲁姆在《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一书中指出：“最强有力的责任体系应当是一种自我约束的信仰体系。传统管理途径对“忠诚”的强调即着眼于把伦理问题视为一种对行政行为内在的、个人性质的监控，可惜其过于狭窄。约.罗尔批评说，它应当扩展至包括更宽泛的职业主义意识以及对‘政体价值’（regime value）的信仰”。[2]戴维.H.罗森布鲁姆认为，把以上两种方式与其他
问责风暴 06行管（1）班060105106顾娟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经历了长期了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的主体既包括行政领导又包括选民，并以选民的评判为主导，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民主性；问责制的前提是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体现了现代政府的责任性和行为的透明性；问责制通过法定程序，体现了程序的正义性；问责制对失职的官员来说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司法责任，对通过政治任命的官员来说，而且要承担政治责任，体现了权责相当、追究责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各级党政部门继续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今年，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确实这次中央问责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可以说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当中显示了他们治党理政的一个决心，也是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 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先是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溃坝事件，三起灾难又接踵而至：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数百生命逝去让人痛惜，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惊心，曝光出的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让人愤怒。惟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问责风暴：继孟学农引咎辞职和山西官场地震后，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免职了，深圳火灾相关责任官员迅速免职，河南登封市市长矿难后第二天就被建议免职。这些因或重或轻、或大或小事由而丢官的现象正形成一股强烈的惯性思维冲击：对过错责任人就地免职已成为行政问责的必然。 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承担代价，在高调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儆猴，问责更多是做给官员看，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所以我更关注官员对这场问责风暴的反应。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媒体又对问题紧追不放，问责制在舆论推动下日益制度化和常态化，看起来问责威慑的强度已经很大了。不过细想起来，这场问责风暴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 问责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而是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确实，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这种舆论依赖的表现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会正常运转起来。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这种“舆论依赖”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的时候，也许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地“带病复出”。 问责并没有常态化，并没有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发生了重大事故才会启动问责制，而像被审计署审计出违规审批了哪个项目，违规乱花了纳税人多少钱，错误决策造成了多大浪费，乱设许可侵犯民权这些细琐、庸常、普通的“政误”，则很少被追究责任。重大安全事故毕竟不会经常发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不会被问责。事实上，许多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正源于日常问责缺乏下一点点问题的缓慢积累——一次违规审批不了了之，一次监管失职轻松过关，一次乱设许可没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给大事故埋下了隐患。大事故后再严加问责，可能只有暂时的震慑，好了伤痛忘了
对我国官员终身问责制度的立法设想 陆岳昊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 摘要：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直到碰见界限方才休止。”针对政府的代言人——行政官员，如果没有一个体系化的责任追究体系，滥用权力，降低成本和风险来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在所难免的。但由于权责不清，法制与程序不完善，我国的问责制度普遍存在处罚内容单一，手段简单，周期长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将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相关提案，从终身问责制度建立面临的问题、问责主体、对象、内容、法制环境以及问责相关的实例，提出对终身问责制度立法完善的建议和假想。 关键词：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法制环境问责制立法难题 一．官员问责制度的渊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意见。为了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即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负责人员的法律责任。 显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希望通过立法手段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加大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力以及对“假公济私”行为的处理力度。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政”不单指行政行为，也包含行政权力的使用和行政资源分配之意。北宋时期《太平御览》中便可找到先秦时代诸多有关问责制度的规定。如《周礼地官》中提到：“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再比如《尚书大传》中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韩诗外传》：“群臣不正，人到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虽然这些名家典籍中并非规定“司徒”即官员应当进到如何的义务，但却明确指出了官员不作为时就得被追究问责。 自民国时期，孙文先生开始将官员称为“公仆”，核心思想在于为人民服务。然而放之今日的行政实践过程中，高呼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却表里不一，以相当形式化的手段敷衍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期望，台面上各种丰功伟业的政绩实则只是以权谋私将个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虚报、谎报等造假行为络绎不绝。而当被信息传播者比如新闻媒体问及行政相关决策的事宜利弊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影响时，官员多用搪塞、逃避的方式推卸责任。少数被问责，势必给百姓交代的官员也只是选择了某个公开的场合向媒体与公众致歉，然后辞职。
问责制这个在西方社会早已实施的人事制度，意思是从民选中当选的国家首长亲自选出合适的官员来负责各项事务；当政策出现失误时，那么犯错的官员将要离职以示向首长问责；如果因犯错而引致政策失误过于严重的话，首长便须下台；向其他官员和市民问责。另外，这个制度亦可引入体育比赛以提升每位运动员的责任感、纪律、自律和平等机会（每位队员都有获得参加比赛的权利）。 法律术语的问责制称之为法律责任的追究。根据宪法和法律，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承担应由它（他们）承担的责任，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政府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这是为增强官员的责任感而设置的一道“紧箍咒”，从而使这些人民公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问责制度化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实施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带有很大的人治色彩，“舆论性问责”、“运动性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人治式的问责”特点突出，而不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更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一是问责启动程序不规范。由现行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订的，导致各地对同一性质的行为该不该问责、问责结果如何，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相互矛盾。 （二）问责制度不完善。 实施行政问责，要解决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怎么问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有力支撑，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立法的总体状况依然是“法律缺失”。 （三）问责主体单一。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单一的同体问责而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同体问责，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专门行政机关对行政人员的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问责对象不明确。不同部门与层级之间严格的职责划分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前提。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领导。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所以，在各类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常常在所追究的责任人之前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往往难以界定。 （五）信息不对称以及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欠缺。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公众缺乏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被公开的信息只有通过媒体的报道才能为公众所知晓并适用，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安定团结等为接口竭力掩盖，禁止报道，甚至动用其权利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对不利于官员试图的事实真相进行报道，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都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使问责机制达到应有的效果，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一）倡导新的行政问责文化。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行政问责制能否推行和发挥作用，最终有赖于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在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引咎辞职往往不仅是基于具体的制度规定，更是基于浓厚的、沉淀多年的问
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傅思明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课程前言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这一个专题讲座。在问责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政治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政治家常常说他要对历史负责，他要对未来负责。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大话，恰恰问责制才使得责任从空谈变为了现实。今天作为一个官员应该接受问责制的教育和训练，因为今天每一个官员都已经被纳入到公共问责制的框架中来，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弄的不好，他不仅关乎自己的形象，还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问责这样一个动力机制恰恰使得领导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其权力的预防、出错、出事、出大事。也正是因为问责才使得领导干部真正的，并且主动地去工作，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正是在这一点上，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就指出：“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去年5月，我们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正在加快推行对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度。 而今年6月3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对问责的力度，规范了问责的程序，而且实现了党政领导干部一体问责，问责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 那么今天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到底有哪些亮点？就此我想讲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我们首先来谈谈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在我们国家是怎么从个案走向风暴，今天走向制度化的道路。这一部分我们将花大约2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要说明，然后进入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应该贯彻哪些基本原则？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基本规则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50分钟的时间做一阐述，然后进入第三部分。也就是在加快实行问责制的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大约花20分钟的时间。 一、官员问责：走向制度化 （一）问责制的正当性 好，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对官员问责是怎么走向制度化的。当我们大家在思考问责制度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的正当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实行问责制度？而简要思考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全部正当性实际上就是五个字叫权为民所授。。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责任理念呢？我们讲继续调查这件事情使它水落石出到目前没有否定原来的结论。 朱总理最后说，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律，绝不允许学校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因此导致生命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你看我们的总理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回答的是责任、问责，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他说江西那里发生爆炸，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以后如果发生这样的生命损失，那么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给予行政处罚。 实际上就在这一年3月15号答记者问以后，过了一个月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它的第15条就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实际上对领导干部的问责立法其实恰恰是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教训。
试析异体问责制 有人把2008年称为“官员问责年”。目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与实施，还存在较大的困难与阻力，其中异体问责的种种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从加强人大的问责，保障和维护公开参与问责的机制，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问责等方面来完善异体问责。 标签：行政问责制；异体问责；舆论监督 近来一批官员因严重失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而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的辞职，到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石家庄市市委书记、市长一批官员相继被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阳宗海污染事件中玉溪副市长被令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这场席卷政坛的“问责风暴”再度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不仅表明了党和政府整肃吏治的决心，更足以使每个官员明白：自己必须对所辖政务负全责，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都必须毫无例外的接受追究。 一、异体问责的涵义及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从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来看，行政问责由五个要素构成：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行政问责的客体，即“向谁问”；行政问责的范围，即“问什么”；行政问责的程序，即“如何问”；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即“问责的对象要承担哪些责任”。本文重点就行政问责的主体问题展开讨论。 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应是人民群众。按主体内涵划分，问责制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贵。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所谓异体问责即指问责主体是本系统之外的。在我国异体问责制的内容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和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 异体问责较之同体问责无疑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同时也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因为，在实行同体问责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上级领导为了保全本部门甚至其本人的面子、利益而避重就轻。同时异体问责实现了监督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作为理论上民意之代表，在现实中并不总是代表最广泛的公共道德的认同，更何况这种道德认同在现阶段是很难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得以实现的，这就需要异体问责通过他律最终促成政府在道德上的自律。故，同体问责由于本身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众多缺陷，很难适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建立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逐步发展和完善异体问责才是一种必然趋势。
行政问责制浅析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以及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措施。 标签：行政问责制；问题；对策 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它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有效监督和制约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问责”，“行政问责”就是指当政府的行政人员在政府里处于某一特定职位时，公众或“第三方”有权对其进行批评，而行政人员有责任对与职位有关的事情向公众及“第三方”进行解释，它是问责制在公共行政领域里的体现，包含了明确权利、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责[1]。 一、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分析 政府问责不仅体现了责任的追究，也体现了官员与民众的责任关系，它有利于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有利于完善法律监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与水平。自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出台之后，天津市、重庆、海南省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再到深圳龙岗区大火和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仅九月份一个月就有至少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官员问责风暴”；进入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议并通过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使官员问责制度化达到了“高峰”。从这些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探求政治民主化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现实中政府容易产生既充当裁判又扮演运动员的矛盾，使得现行的问责制度难免沦落成“自己监督自己”的形式化条文，其约束力及监督效力难免大打折扣；加之许多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行政问责相关内容的定性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别，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束缚等都使得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处于亟待近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境地。 二、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的依据是《中
剖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论文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行政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2.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中担负领导责任的
过失现实中关注的相对还比较少,行政问责制应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个领域。 3.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关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不作为行为。行政问责制不光要问责出现失误的行政行为,也一定要问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4.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对领导干部道德责任的问责是意义深远的,他们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义、诚信、健康的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其次,问什么人的责。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乃至各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对象自然是行政正职即“一把手”;但同时,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委员会委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活动当中,一般行政正职负全面责任,应对组织的行为全面负责,可是,在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当中,往往是由副职在事发后承担领导责任,正职却没有承担起于其权力对等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只处理有问题的直接当事人,而对其负有相应过失责任的上级领导却不问责。当直接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负主要责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应对该部门负责的上级部门所应承的的领导责任。 再次,由谁来问责。重大问题出现时,往往是由政府责令相关当事人辞职,我们却忽略了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应由人大任免的,这样一来颠倒了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需要我们强调的是相应的问责权限应由相应主体实施,权力
书官员问责制中的刑法问题研究读后感Studying the criminal law issues in the system of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in China is a complex and important matter requiring in-depth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is intricate and often raises ethical and legal dilemmas that must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Understanding the nuances of criminal liability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crucial in ensuring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a society. 研究中国官员问责制中的刑法问题是一项复杂且重要的工作，需要深入分析。刑法与官员问责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引发伦理和法律困境，必须进行谨慎思考。了解政府官员的刑事责任的细微差别对于确保社会中的正义和问责至关重要。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arise when studying criminal law within the context of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olding official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and ensuring fairness in the legal system. While it is essential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nd punish corrupt officials,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and prevent abuse of power by the state.
问责程序指导案例 一、背景介绍 问责程序是指在组织或机构中对责任人进行问责的一系列程序和规定，以确保责任人依法承担责任并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问责程序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管理，维护组织内部的秩序和稳定。本文将列举几个问责程序的案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问责程序。 二、案例一：某公司项目经理问责程序 某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一个重要的项目，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项目延期和质量问题。公司决定对项目经理进行问责，问责程序如下： 1.收集相关证据：公司内部成立调查组，调查组成员收集项目经理工作过程中的相关文件、邮件、会议记录等证据。 2.召开问责会议：公司召集项目经理、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调查组成员参加问责会议。会议由公司高层主持，会议内容包括项目经理的失误情况、造成的影响以及问责的具体措施。 3.听取申辩意见：在问责会议上，项目经理有权进行申辩，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并提供相关证据。 4.评估问责结果：根据调查结果和项目经理的申辩意见，公司高层进行评估，确定对项目经理的问责措施，例如警告、降职、解聘等。 5.执行问责措施：根据评估结果，公司高层将问责措施通知项目经
理，并执行相应的处罚或纠正措施。 三、案例二：政府官员问责程序 政府官员是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如果有失职、渎职等行为，就需要进行问责。问责程序如下： 1.收集证据：政府纪检部门负责收集与官员失职行为相关的证据，包括调查报告、举报信、媒体报道等。 2.开展调查：纪检部门成立调查组，对官员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核实，了解情况和相关证据。 3.召开问责会议：纪检部门召集官员、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调查组成员参加问责会议。会议由纪检部门负责人主持，会议内容包括官员的失职情况、调查结果以及问责的具体措施。 4.听取申辩意见：在问责会议上，官员有权进行申辩，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并提供相关证据。 5.评估问责结果：根据调查结果和官员的申辩意见，纪检部门进行评估，确定对官员的问责措施，例如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司法追究等。 6.执行问责措施：根据评估结果，纪检部门将问责措施通知官员，并执行相应的处罚或纠正措施。 四、案例三：学校教师问责程序 学校教师是教育工作者，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就需要进行问责。问责程序如下：
学位论文学术评语 本文是关于学位论文学术评语，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 学位论文学术评语【优秀篇】 1. 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思路基本清晰，全文内容基本上按照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来写，查阅的相关资料也较多，但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体现的还不够充分，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也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 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解决前面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3. 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能较好地综合运用行政管理知识来分析企业行政管理实践问题，论文写作态度比较认真负责，论文内容较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切合论题的需要，层次结构比较合理，主要观点表达的比较明确，逻辑思路基本符合要求，语言表达基本通顺。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创新点不足。 4. 本文选题较合理，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全文以……为主题来分析论证，对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内容论证也较科学合理，格式较规范，参考的资料紧扣文章主题需要，但创新点不够，论证不够，尤其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太薄弱，缺乏说服力。总体上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5. 本文以……为主题，重点探讨……问题，选题基本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范畴，充分体现出专业特色。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也较合理，但创新点不够，部分观点论证不充分，格式还不是非常的规范，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不多。总体上基本合格。 6. 研究xxx为题，充分的体现时代特色性。能为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价值。全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明显。在论证过程中能教好的将论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解释(一)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在香港基本法的视野下考察了有关问题。首先文章介绍了高官问责制的内容及架构，然后认为高官问责制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制度，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权在合法范围内的调整，最后文章指出，高官问责制是香港政府面对香港新问题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对香港基本法的新发展。 关键词]主要官员问责制、香港基本法 2002年4月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香港立法会公布了“主要官员问责制”方案，这一方案于2002年6月19日由香港立法会通过将于2002年7月1日实行，中央政府也于2002年6月21日任命了问责制下的主要官员从而首肯了这一制度。“主要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香港历史上，特别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后，香港政治体制上的一项重大变化。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及其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看待这一制度，事关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乃至合宪性问题。本文就试图在基本法的视野中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拟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做出解释。 一、“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内容及其架构 “问责制”的核心意思是指：谁的责任，谁出了差错，谁负责。“主要官员问责制”则是这一朴素道理在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实践。其具体内容为： 第一，将现在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些官员将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形式聘用的主要官员，任期５年，但不超过将其提名的行政长官任期。在任期内，这些主要官员各自负责行政长官指定的政策范畴，统领所辖部门工作，制定政策，解释政策，为政策作推介，争取政策为立法会、市民所支持，并为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通过行政长官的领导，履行对市民的责任。行政长官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终止与其签定的合约。 第二，将特区政府现有政策局进行合并。合并之后，原16个政策局将减为11个，加上3个司，实行问责制的主要官员职位共14个，分别为：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环境卫生福利局局长、运输及工务局局长、经济发展局局长、工商及人力资源局局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保安局局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这一变化也将带来行政会议的变革，所有列入问责制范围的主要官员将全部进入行政会议，以强化行政会议的工作，直接参与制定政府的整体决策，决定政策推行的优先顺序，协调跨部门的工作事项。 第三，现在公务员体系中由局长担任的公务员职级及薪酬、福利待遇保持不变，他们将改称为常任秘书长，扮演问责制局长与公务员之间的枢纽角色，在问责制局长的统领下，向局长负责，协助制定、执行政策，听取公众和立法会意见，争取各界对政策的支持。 分析“主要官员问责制”，可以发现，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香港原有的公务员制度将基本保持不变，只是把公共政策和政治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由主要官员组成的类似特别行政区长官“内阁”的组织2，此政策局主要承担政治责任。 这一制度和美国实行的每隔几年就要有几千官员大换班的制度根本不同。“主要官员问责制”把承担政治责任的行政官员限定在有限的14个职位上，其他职位的公务员则仍然保持政治中立、履行执行政策的职责。这样就不会损害已为实践所证明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而且，香港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也不同于英国的西敏寺式的部长制。前者是由专职的政治家担任主要官员，后者则是由立法会议员出任主要官员。可以说，“主要官员问责制”是香港政府借鉴世界经验、立足香港实际的一项创造。但其是否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立的香港政治体制呢？ 二、“主要官员问责制”：符合基本法的制度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下分析主要官员问责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该制度是否符
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宋代地方官“能动司法”的社会价值研究》（2014-gh-021）。 宋代以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官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其基层县级官员问责建立了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内容详细具体，问责方法多样的机制，且依据责任大小、轻重划分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编管、羁管等；以剥夺或黜降官职和爵位的除名、勒停等；以经济处罚为主的罚俸、赎铜（罚金）等责任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升迁或黜降的制度体系。 标签：宋代；基层官员；问责制 宋代基层县级官员问责制，学术界虽有所涉及，①但都未能对县级官员的问责制作系统地分析和论述，本文试图对宋代县级官员问责作初步探讨。 一、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容 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度内容十分丰富，归纳起来有以下方面。 1.人口减少、荒田不垦之责 宋王朝开国之初，将经济发展作为州县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建隆三年（962）十一月规定：“州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每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以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减毫，各准增户法亦减一分，降考一等。”②同时还视情节轻重予以惩处。 田亩数的多寡与国家财政密切相关，因此，宋政府十分重视荒田的开垦，乾德四年（966）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③太宗时规定“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或“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致“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④南宋高宗时，特制定守令岁考增亏格法，“知县、县令到任之后，开垦抛荒田者，五百顷承务郎以上转一官；四百顷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三年；三百顷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二年；二百顷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一年”。知县、县令到任之后，耕种田不因灾伤而致，抛荒者一百顷展磨勘一年，每及百顷依此；五十顷降三季名次，三十顷降半年名次。⑤并对有贫瘠土地的县令、佐提出“能劝诱民户开耕收刈苗稼者，三倾，升半年名次；七顷，升一年名次；十顷，减磨勘（推迟）一年，二十顷，减磨勘二年，三十顷，减磨勘三年。⑥宋政府对州县官吏开垦荒地，所实行的升官、降官、推迟转官奖惩措施的同时，也要求州县官吏不得与豪强勾结隐田亩数，以防减少国家税收，一旦发现官吏与豪强勾结有隐田情况，必予严惩。如建隆二年四月馆陶县令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