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发展与变化
佛教和佛教美术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有4条:①从丝绸之路（经今天的新疆）而入；②从南洋以海路而入；③从尼泊尔到西藏；④从缅甸到云南。其中，丝绸之路应是主要途径。
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它持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受佛教影响的国家，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美术的故乡——印度。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孜尔石窟可能开凿于3世纪或更早,为中国最早的石窟，但早期实物已无存。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以甘肃的莫高窟为代表。莫高窟在吸收外来艺术营养，并发展中国艺术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大部分石窟以它为起点，散布于全国。其他驰名世界的重要石窟有（以开凿时间先后为序）：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大足石窟、剑川石窟等。
石窟艺术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到中国后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脱离印度和犍陀罗的影响，创立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独立体系，呈现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的景象。中国的佛教美术，还包括除石窟以外的其他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和隋唐美术的主要内容，并对朝鲜和日本等东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奉先寺大佛(中国龙门石窟)朝鲜佛教美术4世纪后半叶,佛教经中国先后传播到朝鲜半岛的3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朝鲜的佛教美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现存最早的有铭刻的雕塑像,是推定为539年制作的高句丽金铜佛。由于与中国接壤，高句丽的佛教美术在三国中最发达。其次兴盛的百济,以先后都城——公州、扶余为中心,出现相当数量的佛教寺院。它受高句丽和中国影响，创造了具备百济独自性格的佛教美术。新罗灭高句丽和百济后，统一了朝鲜半岛，它在造寺和造像上反映了唐代美术的深刻影响，以庆州为中心呈现繁华的景象。特别是以纯白花岗岩制作的石佛和石塔，是代表新罗美术的最优秀作品。佛国寺的石塔、石窟庵的石佛群，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 （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干戈四起，在现实中人们无法从中得到心灵的慰籍，便转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们清淡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间的心境。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很多，不仅从哲理上，也从声律上对中国的文学产生的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诗理即是佛理的文坛现象。
论述魏晋南北朝至唐
代佛教美术发展与变化
课程：中国美术简史
姓名；赵卫东
班级:08会计10班
学号：08422212
摘要：公元前 5 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 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
唐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点-标准化文件发布号：（9456-EUATWK-MWUB-WUNN-INNUL-DDQTY-KII
唐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点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朝代，是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统一，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际交往频繁。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唐代的工艺美术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陶瓷、染织、刺绣、铜镜、金银器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唐代的工艺美术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意匠和富丽丰满的形态特征，在设计和制作上都具有造型精巧、色彩华丽、纹饰新颖活泼、品种多样的风格特点。唐代是我国封建历史阶段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 期。 唐代作为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的绚丽辉煌的时代特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陶瓷：唐代早期的制瓷业仍处在恢复阶段。进入中期以后，制瓷技术进步，瓷器质量提高，窑址林立，规模宏大。唐代这一时期的青瓷胎质细腻、釉层匀净﹑色泽温润，纹饰偏重造型﹑处理简练，装饰技法以划花为主，也有少量印花﹑刻花和镂雕。唐代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时期，制瓷技术高度发展，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
美。唐代白瓷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白瓷釉色匀净，器形雍容饱满，胎体厚实细洁，瓷质坚硬。与越窑青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唐代创造或发展了一些彩瓷，包括釉下彩绘及绞釉﹑绞胎等，为以后色釉和彩绘装饰开辟了新的天地。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唐三彩，色彩斑斓，造型优美，是一朵奇异的陶艺之花。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得要的作用。 （2）染织：唐朝时期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庶，商业﹑手工业昌盛，贵族生活奢侈注重享乐，服饰竞求华贵，这些都促进了纺织工艺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印染技术的进步。唐代染织工艺有蜡缬，绞缬，夹缬，碱印，拓印等印染方法。 （3）刺绣：唐代刺绣在前代的基础之上流行更广，制作工艺也有发展和创新，绣品做工精巧、色彩华丽，用途也更加广泛。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作佛经和佛像，为宗教服务。唐代刺绣的针法也有所发展和创新，除保留了传统的辫绣外，又创造出直针、缠针、套针、戗针、贴绢、锁绣、堆绫和缀珠等针法。戗针绣可以表现出具有深浅变化的不同的色阶，使描写的对象色彩富丽堂皇，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绣品纹饰主要为花鸟，也有性格温驯的动物纹饰。
略说佛教对隋唐美术发展的影响 作者本人上传 【内容摘要】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是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隋唐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佛教绘画壁画书法工艺美术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由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至成为宗教美术。宗教美术史是一个庞杂繁紊的系统，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说在我国，历史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佛教美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并由此走向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期的鼎盛时期。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次日他询问朝臣得知神人乃金色佛陀。为了搜索佛的下落，明帝派遣使者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们带回两位西域高僧，并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圆满归来。明帝大悦，在洛阳建造了一座白马寺，置藏梵文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制《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入中国。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注重利用艺术形式，尤其是美术来宣传教化众生。佛教作为在我国影响最广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擅长以艺术的形式讲解枯燥抽象的经文。首先在图像上予以突破，以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特别是壁画等形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壮大。与此同时，在佛教的传入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美术也得以繁荣，逐渐成长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支奇葩。 一、佛教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美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还是绘画，凡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
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1、分析佛教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宗教很多，土生土长的只有道教，其它都是外来宗教。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外来宗教中，没有一个像佛教那样为民众所广泛接受，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下层的穷苦百姓都虔诚的皈依佛门；并且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一、政治方面 唐代是佛教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唐代社会不同阶层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唐代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崇佛行为非常普遍，他们崇佛的原因不是单纯的，是很复杂的。他们最看重佛教在政治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地利用佛教来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教化民众，甚至改朝换代的有利思想武器；他们也利用佛教进行敛财，追求权势等等；当然，他们对佛教也有着纯粹的精神需求，为自己修功德、为亲人祈福、为亡者表达哀思等等，通过佛教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唐玄宗限制佛教，而在唐朝后期，唐肃宗、唐代宗又再次推崇佛教，导致了相当势力的寺院经济出现，同时又有僧侣干预政事；其后唐宣宗唐懿宗崇佛。加之唐时禁忌少，科学文化政策开明，总体上看，唐朝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这才是佛教在唐能兴盛的根本历史原因，因为宗教与政治息息相关，宗教必须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之下才能得到兴盛。 二．经济方面 唐朝佛教的进步和发展对经济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唐朝经济更加全面、稳定地发展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佛教作为佛教本身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尤其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大量的农田都是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开垦出来的，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佛教特殊的消费形式和消费手段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唐朝的佛教活动需要用到各种特定的物品，即宗教商品，承载了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相关商品的消费；而且唐朝宗教生活较为自由，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③佛教观念和佛教道德，如业报轮回说，佛性平等及农禅思想等也都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而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促进并加快了唐朝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方面 佛教文化对唐代艺术的发展及影响：佛教的本土化渐趋成熟，各宗派及佛学理论发展成熟，各宗派及佛学理论发展成熟，佛寺、石窟、塔等佛家建筑的大规模兴建，佛教绘画、造像、壁画等特点显异，雕刻制作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雕刻艺术家们侧重于表现人物造型丰满圆润的肌体，优美健硕的身姿，具有浓厚的写实意味。 在佛教禅理的影响下，使唐诗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充满佛理的诗歌主要是对佛教和佛教徒的咏颂，或是对佛教禅理的直接传达。唐诗中除了表现寺庙建筑、佛教壁画、佛教音乐和梵宇静境等诗作外，受盛行的佛教影响，还出现了许多文士与诗僧交往的唱和之作，《全唐诗》中共收录此类诗篇2273首。 唐代的天文学与数学亦受天竺学术之影响。不少此类书籍皆随著佛教而输入中国，唐代曾屡次更定历法，如开元时僧大行作大衍历，最称精密。医学也随著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姓名：张丽周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佛教的传入 （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
第五章隋唐时期的美术 思考题 1、结合历史背景，说明唐代美术发展的特点。 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到达一个鼎盛的时期。唐代时我国美术史上一个新鲜活泼、多姿多彩的时代，在绘画的技术和表现力已大大提高。唐代的佛教绘画明显世俗化方面发展，反映现实更加深入，唐代书法，尤其是唐代的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有典范意义。 唐代时古代人物画的盛期，在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反映贵族生活情态，描绘多种倒释形象，及宗教题材等方面有重要成就，反映城乡风俗也开始成为美术家所注意，在南北朝基础上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唐代美术毫不掩饰的表明要起成教化，助人伦的作品，宗教美术在前代民族美术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更为成熟，贵族阶层对美术需要增多，贵族的精神状态及美术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以山水画尿画的成画差，唐朝美术越过了以前各代，是封建社会美术发展的又一高峰，对亚洲甚至欧洲某些国家的美术发展也产生相当的影响。 2、介绍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和分析他们的代表作品。 阎立本 阎立本，唐初人物画最高水平代表，阎立本代表初唐新水平，他最擅长的还是肖像画和政治性题材的历史画。他曾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步辇图》与《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他的绘画特点，他的绘画创作毕生密切适应着初唐巩固政权的需要，歌颂帝国的强盛，成为初唐政治事业的歌颂。《步辇图》：38.5CM×129.6CM，讲的是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派使节禄东赞来迎娶文成公主是唐太宗借鉴禄东赞时的情景。通过面部的刻画，表露了李世民的睿智、禄东赞对唐太宗的崇敬，画中对不同人物的身份及民族气质有较鲜明的表现，同时也成功的记录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描绘人物而省略背景也是这一时期常用的手法。 《历代君王图》：今存共有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等十三位帝王像。利用不同的服装、器物，或者不同的坐立动作、眼神的变化、嘴部的表情等外部特征，表现人物的气质、特征与心理状态，烘托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政治作为。画家对一些统一天下的帝王，表现了他们的庄严气概，陈叔宝这样的亡国之君，用袖掩口的委琐之态，表示对他的藐视。侍从呢，利用主从大小对照的处理手法，突出了主体人物的地位、身份。尉迟乙僧 尉迟乙僧的作品具有独特风格，佛教画为主，西域特征。 吴道子 吴道子是古代画家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他用笔遒颈神速、白描、以宗教人物画成就最高，吴道子一生绘制的壁画墙壁有三百余间，以高度的想象力，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独创的艺术风格吸取了社会群众吴道子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情感、娴熟的技巧，创造大量气势宏伟、感情奔放的宗教壁画，人物充满生机和活力，他笔下艺术形象千姿万态。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吴道子中年后才形成了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表现出物象“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获得“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艺术效果，因此他的人物画被人们称为“吴带当风”。为了强调笔墨线条的特殊表现力和功能，有意减弱色彩在作品上的冲击力，“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突破了南北
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 中国古代，一般把祭祀神灵的场所统称为庙。佛教的庙宇，统称为寺院，（道教的庙宇统称为宫观）一寺之中可以有若干院，其后建筑规模较小的寺便叫作“院”。比丘尼住的寺院多称作“庵”。唐朝规定，创建寺院要向政府申请，得到许可，方准兴建；寺院的名称也由政府颁发。此外，当时也还有许多人私造佛堂，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招提、兰若。各地有多少招提、兰若，那是根本无法弄清楚的问题，就索性不去管它。本文所称寺院是指前者。《旧唐书?职官志》说：“天下寺有定数。”那么，这个“定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中为我们提供了四个数字，唐太宗时有寺3716所，（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高宗时有4000所，（注：《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玄宗时5338所，（注：《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4；《旧唐书》卷43。）武宗会昌毁佛时，拆毁的寺院是4600所。（注：《唐会要》卷49；《旧唐书》卷18；《资治通鉴》卷248。）另外，唐代有“按州置寺”的说法，大概每个州都是有寺院的。如天授元年(690)，“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并改为开元寺，”（注：《唐会要》卷48。）就透露了这消息。然而，寺院的分布并非各地一致，有些州（府）寺院较多，有些州（府）就不免十分稀少。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设施，是僧侣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坐禅、念经、布法的主要场所，可以说，凡是出家的僧人，其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寺院，寺院就是僧人之家。就是民众烧香拜佛、祈求佛主保佑，也主要在寺院进行。寺院的建造和平日僧侣生活的维持及各项开销，都需要当地政府、民众提供经济上的支助和慷慨的布施。因此，寺院的有无和多少，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居住的僧侣人数之多寡及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否，亦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民众对佛教的信仰态度。所以，考察寺院的地理分布是探索佛教地理分布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关于唐代各地寺院的数量，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笔者本想通过两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查阅佛教史传、唐代碑刻及正史等，搜罗各地寺院；二是利用明清诸省通志中所载寺院材料。然后，互相印证，求得比较满意的结果。遗憾的是，第二种途径行不通，因为诸省通志所载寺院材料不符合统计的要求。第一，诸省通志中所载各朝各代各地寺院，数量上是比较多的，然而，年隔悬远，唐及唐以前的寺院史事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第二，即使记载可信，也因为对寺院沿革的记载大多简单粗略（乾隆《浙* 通志》记载较详细），且诸省通志未有一致的标准，难以用于统计。如各省通志中概谓某寺建于某时，然而，初建之时规模多大？如果是规模较小的院、庵，入唐以后是否取得政府颁发的寺额？这些多是无从知晓。还有诸通志中所载寺院并非全是修志时期仍然存在的，那么，唐以前所创寺院在入唐以前是否被毁，入唐以后是否重建，何时重建？大多也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作为统计材料。如果诸省通志记载寺院，体例一致，取舍标准一致，记载详略一致，总之，有个统一的标准，倒也可以尝试用一用。可是，连这一点也是不具备的。故只得放弃第二种方法，而采用第一种方法。 唐代寺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寺院，多为木制结构；一种是石窟寺。石窟寺比较特别，将另文专门论述。这里先论述一般所谓寺院（其中也包括有石窟寺，如洛阳龙门的奉先寺等，不过，这对统计没有丝毫的影响）的地理分布。 笔者仔细查阅《大藏经》中有关唐代的史传文字（包括经录、教史、传记、地志、杂记、护法、宗系、纂集等部）、金石文字、《全唐文》、《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两《唐书》等，搜寻其中存在于唐代的寺院，然后，分期分地编排统计，得出表1。在此需先说明两点：一是有些寺院的名称前后屡有变化，凡此类一寺多名而沿革可考者，当然只计一所（考证过程烦琐，从略）；可能还有一些寺院，也有多个名称，然而沿革不可考，统计时就难免失实。但这并不要紧的，因为各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况，按统计学的观点，大范围的统计就可以消除由上述问题引起的误差。二是上述各种文献中所见唐代寺院，见于安史之乱以前者归入前期，以后者归入后期；见于前、后两期者，前、后期各计1所。 一、唐前期寺院的分布 据表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总数是834所，（附图1，唐前期文献中所见寺院分布图）还不及开元时期全国佛寺5358所的1/6。《元和郡县图志》记开元州（府）是371个，那么，当时平均每州（府）就该有14所寺院。可是在表1中能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州（府）是不多的。前面已经说过唐代是按州置寺，从表1也可得到证实，因为偏僻落后如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窦州（治所在今广东信宜县西南镇隆）、辰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等地都是有佛寺的。所以说唐代佛寺的地域分布应是很广泛的。但是在本文的统计中有不少州（府）空无一寺，这就表明这样的统计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完全切实地反映当时寺院的地理分布情形，表中没有寺院的州（府），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寺院的存在；也不能由表1就武断地比较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中国佛教美术 中国佛教美术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 无论造像绘画与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壁画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莫高窟壁画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由于莫高窟的发展时间很长，横跨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所以记录了佛教艺术的风格演变。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
《灿烂求备，异彩纷呈（一）》——谈唐代绘画 文／静远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唐太宗“柔怀万国”，贞观之治为邻近列国所仰慕。由于唐代具有对各种文化艺术兼容并蓄的非凡气度，儒、释、道“三教”并立，诗文、乐舞、书法、绘画以及文论莫不昌盛。唐代的绘画作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璀璨的一笔，绘画名家辈出，见于史册者就达二百余人。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价初盛唐的作品是“灿烂而求备”，指绘画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表现和包括构图、造型、笔墨、色彩等技术因素在内的完美统一，这也是对整个唐代绘画风貌的概括。 唐代确实是中国绘画建构模式的时代，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各个门类，在这个时期都以独立的姿态立于画坛，唐代的绘画已经分人物、山水、花鸟等科，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国画传统的核心是“意境”，“形神兼备”、“气韵生动”都是意境的内涵素质，其艺术魅力就是画已尽而意不止，笔虽止，但意无穷。不单单在于用笔，技法，更重要的在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境界。画家们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审美取向，皆取源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唐代绘画折射着儒释道思想的精髓，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佛、道理论不仅为绘画艺术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广阔的创造空间，而且直接促进画者思想境界的提升。儒家在于对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在把绘画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的同时，指出其“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教化作用。唐代张璪总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直为后人所奉行，指出绘画是一种心灵化的艺术，造化和心源的凝合。唐代的画论、画史著作亦显示了唐代美学理论的深度，与当朝绘画创作一道共同谱写了大唐绘画的辉煌乐章，完善了民族绘画体系。 一、人物画 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在唐代绘画中仍占主要地位，大体分为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无论是吴道子、阎立本、周昉、张萱还是带有西域画风的尉迟乙僧等，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佛道壁画，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都有壁画装饰，气势恢宏，色彩灿烂，塑造的佛道故事中佛、菩萨、神仙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表现天国世界的美好，画面的繁复与盛大既给人敬畏与向往，又给人以美感与享受。壁画艺术水平也非常高超，外型描画准确而生动。唐代卷轴画也开始兴起，并因便于创作、收藏、观赏而逐渐流行。 吴道子被后世尊称为“一代画圣”，被民间画塑匠人尊称为“祖师”，在道家中称为“吴真人”，擅画佛像、神仙、广阔的宇宙空间，亦擅画山水，在用笔技法上，笔法圆转飘逸，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兰叶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他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中作佛道壁画四百余间，神态各不相同，表现出神的世界、神的光明，感动人心，意境高远。他在长安兴善寺作画时，长安市民扶老携幼观赏、赞叹。神的美好、慈善开启了画者创意的源泉，净化了观赏者的心灵，令人心驰神往。 吴道子的几幅公认的代表作品如下：《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这幅画的内容是描绘佛祖释迦牟尼降生为悉达王子后，其父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抱着他去朝拜大自在天神庙时诸
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0第29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Vo1.29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 郝松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佛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虽然如此,佛教在唐代还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除 了其自身的教义易为大众接受以及玄奘等许多佛学志士的不懈努力之外,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 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与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亦功不可没。 关键词:佛道之争;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圣教序碑 中图分类号:B9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3(2000)0120100206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维护封建统治根本的儒学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正如唐太宗在《慎所好》中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贞观政要》卷21)远涉流沙、来自于天竺的佛教经过初传演变,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佛道二教虽则并行于当世,然而根据其自身的教义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好恶,或先或后取重于一时。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自魏晋以来已经开始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他们除极力为己方巧言辨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之外,亦各使出浑身解数,以取悦于当今,求安于后世。 本文试图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对这一现象作以论述。 一、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 儒、释、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为求生存,相互辩难,互相融合,或先或后,偏重一时。 隋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朝建立之初,及时调整了宗教政策,崇道抑佛。这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首先,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还很强大,李唐王朝的“李”虽然是北周的贵姓,但这种关陇贵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比高低。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初唐皇帝经过了多方努力,而最有效的手段无过于攀附历史上已有很高声望的道祖李耳,以其为始祖,因而大倡道教。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中对维护其统治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隋 收稿日期:1999203212 作者简介:郝松枝(1963—),女,陕西蒲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001
佛教对中国的渗透 帝王一梦，白马蹄声，高僧西来，佛入中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以其独特的自身魅力和中国社会的需求，开始了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的千年历程，，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的本土化，一步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至宋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领域，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学、艺术、语言、哲学等各方面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与中国政治 在无论古代还是现在，佛教在我国的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古代，佛教的政治性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佛教自传入对我国政治的渗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统治集团的统治力，维护封建政权。政治上，佛教历来统治者所利用并改造为统治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盛行的王朝，特别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巩固政权，培养顺民，在全国推行佛教。于是佛教便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地位。唐朝重视儒术，不过也提倡佛教和道教，以崇儒尊孔为基本，以佛道两教为辅助手段，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控制。 三）威慑作用，突出王权专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我国古代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灭佛现象，在历
史上有过四大有名的灭佛运动如：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五代周世宗灭佛。这些都是以佛教为媒介来达到人民对皇权的敬畏。 四）思想教化，构建社会伦理体系。佛教主要是关于人生脱离苦恼获得极乐的方法论，更有包容性，不破性，永恒性，平等性。统治者利用其思想上的先进与我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以教化民众，构建古代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的到来在伦理方面加强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若干特点，包括仁慈及重视人命在内，并且使这些特有的德性更进一步，而力主重视一切有生命之物。 1.平等观，不杀生。自从佛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伦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杀生这一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 2因果报应，轮回的生命观。佛教特有的生命观和人生观为人们在日常的伦理规范中提供了约束和规诫。 3重孝道。为了适应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调和出家修行和在家孝亲的矛盾，佛教通过翻译有关孝道的佛经，撰写文章和专论，举行盂兰盆会等，大力宣扬孝道论。 三．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而佛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