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摘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
摘要：公元前 5 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 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重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 汉朝：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三国两晋时期：走出依附的道路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 的吸收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摘要】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它对外来文化很少排斥，而是积极地消化、吸收，并且其对外来文化并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国情与民情的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最后使其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开放的社会和日本人的一些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应该说，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日本外来文化吸收创新原因中国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民族，每当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够为适应自身的要求，有目的地、系统而又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融合、创新，最终形成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偏居东亚的岛国，四面环海,可谓“远东孤儿”，见闻闭塞，对外来文化素来具有新鲜感，因此有人说：“从特定意义上讲，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1】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也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一、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 从日本文化史来看，日本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接受外来文化有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是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第二次是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欧文化。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吸收了美国文化。【2】 早在2000多年前，中日两国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友好往来，所以在中国的隋朝、日本的推古朝以前，中日就出现了交流。在日本绳文时代末期，为了躲避战乱等，很多的中国人经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同时也将先进的文明与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到了日本，比如说水稻、铁器、青铜器等，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公元五六世纪以后，日本更加积极地吸收中国的文化，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吸收，还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这个时候日本正是推古朝，圣德太子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教文化，在日本进行了推古朝的改革，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制定“宪法十七条”，都是引用中国典籍，使用了儒、法、道、佛教的一些规范和思想概念。而且为了更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他还主动派出遣隋使到中国去，这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动力，推到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公元618年，隋亡唐兴。当时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时期，为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和引进唐朝制度，日本朝廷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这个时期遣唐使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派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中古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个时候也是日本“百事皆仿唐制”的“全盘唐化”的时代，是“唐风”文化盛行的时代。日本学者坂本太郎指出：“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无不与唐风有关。人们认为唐文化具有最高的水平，尽早达到它那样的水平，是当时一般的共同目标。”【3】 当然，日本在吸收、移植中国文化是，还是注意了日本的国情的，是有所变通的。比如说，唐朝的尚书省中除六部外还有九卿，这是沿王制而来的。九卿当中又有大理寺这样的司法官，但刑部也有司法官。于是，与司法有关的官职就产生了重复。另外，尚书省六部之一的工部，与将作监并存，户部与内务大藏并存，礼部与礼仪使并存等等,这样重复的官
2010年1月中州学刊Jan.,2010第1期(总第175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历史研究】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吴春燕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 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70—03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 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吴春燕,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 071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阅读《日本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有感 发表时间：2019-04-22T15:05:07.18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2期作者：李欣然董彦灵[导读]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国际关系学院，100089）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圣德太子是佛教在日本得以传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用政府法令的形式，在治上提倡普度济世，文化上鼓励人们为为国家众生献身，他对佛教教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将佛教与日本的民族精神实现了最初的融合。自圣德太子开始至以后的几个年代，日本的佛教思想大抵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政治上，保卫国家，二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救世济人的大乘佛教的思想。佛教之所以能在日本得以发展，一是要和日本的政治意识相互适应，其次它也要和日本的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其中包括日本的神道教和祖先崇拜。由于镇护国家的主张，佛教先是得到了社会统治着的青睐，再加上与日本本土信仰的融合，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镰仓时代，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日本佛教已经基本形成。代表性的宗派有，净土真宗，日莲宗，禅宗。净土真宗相比以往佛教流派主张个人佛教，在家佛教，以绝对他力的信仰作为基点，将出世的佛教与世俗生活融合在在一起，以佛教为基本信念，肯定人间生活的主体性。该教派从表面上来是将自己融入佛家慈悲之心中，绝对他力的宗教性格，立足点却在个人的觉悟。同时追求这种觉悟的并不只是僧侣，而是芸芸众生，该教派对人间人生生命的肯定，被称为日本佛教史上宗教感情最高顶点。日莲和尚主张即身成佛，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实社会的改造方面，他想用教义改变社会现实，将人间变成佛间净土。同时日莲主张用超教宗的政治力量消灭自己的敌人，这其实是日本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独立的一个重要特征。日莲教对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格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日莲教也是当今日本信仰人数最多的佛教流派。禅宗则是更重视修行过程的一个教派，根据道元的说法，每个人的生活历程及其过程即是其目的和意义。人生的每一刻都可以寻找到真谛，不需要到处寻找人生的真理。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道元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被后代人称为日本理性的顶点。 日本文化精神的中枢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这是日本文化的源泉。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受制于天皇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佛教的祖师崇拜。人民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亦使民族意识通过祖师崇拜得以强化。同时日本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形成了多重信仰的现状。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应该放在日本教这个大范围内加以研究。 首先，我对这篇文章最感兴趣的几点是日本人将自然作为人间社会的立足点并从中产生了绝对的精神秩序，神化自然概念，以自己为中心，以绝对信仰为基础，同时他们会神化甚至圣化民族精神。我觉得这在二战期间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对完满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民族追求精神和意志的极限，比如在侵华系列的影视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的，如果日本军人某一次任务执行失败，他们则会选择切腹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绝对的神化的民族精神也使得日本的集体主义十分盛行，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日本人对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成了一种集团意识，并在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他们对集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同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我觉得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信仰有这重要的联系。武士道吸纳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死生如一”和神道主义的天皇信仰而产生，受原始信仰和崇拜的影响，成为日本民族一个较深层的文化心理，曾主导着这一民族的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对其发展影响较为深远。但是在二战期间，武士道开始沦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在此精神的影响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入侵的不归路。 以上则是我对该篇文章的总结概括以及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11.16.19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动。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
浅谈日本民族性格 APEC期间，中日首脑终于跨出了打破僵局的历史性一步，习主席和安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个信息无疑是积极的信号。这却是一个“尴尬”（awkward）的握手。从合照中，中国人民的原谅是有限的，有着强烈的不满。历史以来，我们常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来形容日本这个邻邦。我们每个人也都会这样的两句日语：“沙扬娜拉”“八格牙路”。我们更每天都在无形之中接受着日本的各种影响，从汽车、电视、空调等硬件到动漫、影视、饮食等文化软件。然而，即使我们使用他们的产品、感受他们的文化，日本民族于我们又是那样的陌生和遥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日本所知甚少。这确实是让我们震惊和可怕之处！ 我们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几乎只停留在一百多年前地中日海战之后，这一百多年地历史，深深地震惊着国人。无论是从不起眼的小国迅速发展为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在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中先后将两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放倒，更无论在二战中倒下的日本仅在二十多年后就再度崛起。这一切给我们太深刻地印象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国家？ 本尼迪克曾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罪捉摸不透的。”李光耀也直接地指出：“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确实，日本是我们绝对一言难尽的国家，他有我们太多的怀疑和不解。历史上日本曾极大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朝，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属国，已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引入到本国。因此，日本民族的特性之中是有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民族的影子的。首先的共同点就是思维方式。中国和日本人都偏向于形象思维和直觉的感悟。这一点从中日在对山水、画、茶道等方面追求简约、淡远的取向可以看出。而中日两国人民都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虽然在日本是所谓的“神道教”但其实质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其次，是内敛。中国人是不喜欢出头的，在日本也是如此。讲究含蓄忍让是共同的为人处世哲学。这样的含蓄在日本称为“腹艺”。第三个共性则是集体主义。日本有一句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这与中国的“枪打出头鸟”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一样的。由此产生的是辈分严格的尊卑。儒家文化在此的强大影响不言而喻。这便形成一种压抑个性的性格。
浅析中日古典园林的异同点 以苏州的沧浪亭和龙安寺方丈庭园为例 摘要：中日古典园林和日本古典园林均为东方两颗璀璨的明珠，他们都崇尚自然之美，意境之美。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文精神上的不同导致两国园林各有千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苏州四大名园之首的沧浪亭和日本龙安寺庭园庭院，剖析中日两国在造园手法，造园思想，创意布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便我们更好学习和利用造景的技巧，继承古代造园师智慧。 关键词：中国园林日本园林异同点沧浪亭龙安寺方丈庭院 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景观领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景观一词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然而随着各种景观形式的出现，作为原始的、代表劳动人们智慧的古典园林，却逐渐被人们遗忘。尤其在中国，古典园林曾经在世界园林史上独领风骚，备受关注。能代表中国古典园林辉煌成就的当属苏州四大园林。中国与日本一水相隔，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园林领域，日本园林在很多方面也师从中国。日本园林中具有代表的枯山水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上存在很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早的园林景观，最古老的园林景观，位于苏州市城南。沧浪亭最初为北宋诗人苏舜钦官场是失意后所作。后屡易其主，清同治重建，遂成现状。“沧浪胜迹”坊耸立西部水岸边，坊测沿池北岸，种植碧桃垂柳，树荫下石凳成排，可供游人观景。沧浪亭虽不能成为中国园林的唯一最美，却也可以称得上最美之一，能够很好的成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 龙安寺方丈庭院和大德寺大仙院庭院是日本枯山水的双壁。龙安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其方丈庭院建于1499年，设计者是相阿弥。方丈庭院是以极度抽象的构图，最简洁的材料——15块石头、满庭的细沙及低矮的围墙勾画出一幅苍凉孤寂、象征万顷海洋的永恒图景。东西长25m，南北宽11m。历来对此院的解释是见仁见智。 图1 沧浪亭平面图
摘要 本文从佛教在日本发展历史入手，分析日本佛教的宗派，进而引出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希望通过对日本佛教的认识，能更进一步的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 关键字：日本佛教历史宗派现状
目录 摘要 (1) 第一章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历史 (3) 1 .1 飞鸟时代 (3) 1. 2 奈良时代 (3) 1. 3 平安时代 (3) 1. 4 摄关政治、院政时期 (4) 1. 5 镰仓时代 (4) 1. 6 德川时代 (4) 1. 7 明治维新 (4) 1. 8 二战期间 (4) 第二章日本佛教的宗派 (5) 2. 1 中日佛教十三宗 (5) 2. 2 日本南都六宗 (5) 第三章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6) 3.1 武士道的精神支柱——佛教 (6) 3.2 插花、日本画的起源——佛教 (6) 3.3 佛教对茶道的影响 (6) 第四章日本佛教的现状 (6) 4.1 佛教在日本正在走向消亡 (6) 4.2 日本佛教走向消亡的原因 (7) 结论 (7) 参考文献（References） (7)
浅析日本佛教 专业：学号：学生姓名：指导教师： 一、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历史 日本佛教是北传佛教之一，于6世纪经由中国、朝鲜传至日本，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奈良时代佛教受到皇家以及有势力氏族的支持，形成国教。13世纪开始，佛教在平民之间开始盛行。 ⒈1飞鸟时代 6世纪传入日本的佛教，最初是从大陆来日本的人和苏我氏信仰，后来苏我氏掌握了朝廷的实权，就在朝廷的保护下快速发展，以朝廷所在地飞鸟为中心，兴起了最早的佛教文化。以苏我氏许愿兴建的飞鸟寺、圣德太子许愿兴建的所谓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为首，诸氏也在竞相修建氏寺。 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干日本。推古3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圣德太子死后2 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时代还开始了佛教学问的研究，圣德太子完成了《法华经》、《维摩经》、《胜经》三个经典的注释，称之为“三经义疏”。百济僧人还带来了日历和历书的出现。 ⒈2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佛教受到国家保护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僧侣，研究来自印度、中国的各佛教教理，继而在奈良的各大寺院形成了称之为南都六宗的诸学派。随遣唐使云游中国的学问僧和冒着各种苦难来到日本传授戒律的唐僧鉴真的活动，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僧侣的活动曾收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一般只限于在寺院内的活动，在民间的传教并不太活跃，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像行基那样的，一边遭受政府的监督，一边帮助农民建立用水设施和交通设施，把传教和社会事业结合一起的僧人。 佛教为了加强与政治的结合，在这个时代末期，也曾出现像道镜那样介入政治的僧人，却招来了腐败。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好多主张进入深山闭门修行的僧人，这种动向不久就成了平安佛教的主体。 ⒈3平安时代 随着平安迁都，佛教界兴起了新的风潮。生于进江的僧人最澄，随遣唐使入唐归国后，创建了天台宗，从南都独立，力倡佛教修行之新道。生于讃岐的空海与最澄同时入唐，他特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a9824572.html, 论圣德太子对日本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贡献 作者：李妮娜 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05期 [摘要] 圣德太子通过颁布《十七条宪法》、修建寺院等措施使佛教文化逐渐被日本民众 所接受。本文分析了此举不仅为日本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圣德太子日本佛教日本文化 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专项项目：项目号（12YKZ016）。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而这也是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的契机。其中对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可以说是圣德太子。本文将围绕佛教在日本古代早期（飞鸟时代）的传播发展过程进行一一阐述。 佛教的传入 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带去了佛像、太子像、经纶，是为佛教的最初传入，此为一说。另一说根据12世纪史书《扶桑略记》的记载说，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首先在大和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乃佛教传入日本之始[1]。 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初，信奉者只是限于一部分人，并没有扩大到很大范围。自从钦明天皇13年佛教正式在日本传播以来，围绕佛教问题由苏我氏和物部氏所代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 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停过。直到推古天皇即位后，皇太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佛教才迎来了最初的黄金时期。 圣德太子对佛教传播的推动 圣德太子（574-622）本名厩户皇子，其祖父是最初迎来佛教的钦明天皇，母亲是苏我氏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可以说，太子是日本最早崇佛派的直系后裔。圣德太子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熏陶，师从高丽僧人学习佛教的知识，信奉佛法，笃敬三宝。作为日本皇室一员他自然意识到连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当然，圣德太子积极地推崇佛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他当时之所以推崇佛教，旨在用佛教教义教化人民，使国家脱离政治纠纷，以求励精图治，国家安宁。
浅析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佛教发展及其影响 “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是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意义。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起源最早、在中国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影响，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息息相关。本文将捕捉佛教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剪影，并从整体分析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五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即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官方正式传入。丛汉明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活动被称为“弘译”，即通过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来传播、弘扬佛教的理论、信仰。从汉明帝时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到后来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一批来华梵僧为佛教经典的东传及翻译做出了突出贡献。综观这一时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其特色为大小乘兼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乱的社环境下佛教有较大发展。但也应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行动中，有两次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三国魏地佛教以大乘般若为主，而南方吴地则有支谦、康僧会为代表的梵僧承安世高小乘佛教译注佛经。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於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南北朝时期，佛教几经各朝君主大力扶持提倡。在北方，后赵时期，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於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何等辉煌。门徒中道安大师成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有众多创举。此外还有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创格义佛教的竺法雅。到了後秦鸠摩罗什东入长安，而佛教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 佛教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了中国，公元6世纪中期才经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吸取中国佛教的精华，加上融会贯通日本本土特色，形成了独具日本色彩的佛教文化。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一种创新性的传播。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这当中，佛教充当着重要的纽带的作用。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华文明。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后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宗教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自此，佛教作为一种复合的文化载体，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与日本古代的思想文化形态乃至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创新。 1日本佛教的传入与早期发展 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钦明天皇13年，即公元552年百济圣王派使者赴日，进献佛像、佛经等，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日本。佛教进入日本，便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围绕在天皇周围的统治者分为两派，以苏我氏为首的革新派支持佛教的传播，而以物部氏为代表的保守派竭力阻止佛教传播。物部氏利用日本发生疾疫，称佛教的传播招致了“国神”发怒，奏请下诏禁止佛教的传播。双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最终以苏我氏的胜利而告终，因而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日本广泛传播佛教的推动者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佛教已在上层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圣德太子本人也对佛、道、儒三教有很深的造诣，加上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皇室力量薄弱。圣德太子意识到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才能解决这一危机。于是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强调“以和为贵”、“以礼为本”，提倡效忠天皇，要求臣民“笃敬三宝”。强调佛教作为治国育民之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以德、仁、禮、信、义、智的儒家理论为名，所配六种不同的颜色，来显示其在朝廷中职位的高低。这种制度显著的削弱了世袭门阀制度。此外圣德太子不仅专注研究佛学，而且亲自为君臣传授，并以此为奠基撰写出了《三经义疏》。由于圣德太子的带动，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 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时期，中国处于隋朝时期。圣德太子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并建立了两国邦交，以便于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和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入隋学习。据日本木官炎彦著、胡锡年翻译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遣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学问僧有8人，约占全部人数的62%。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在推古时期派遣的
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一、译文与宣讲方式中国化 中国的佛教学者在研究和讲说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时,为了便于理解,就用儒家和道家, 其中主要是老庄和玄学的名辞和术语,来比附佛教的名相概念。这种简单而机械的对照、比附之法,对印度佛教经典发生歧解和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歧解和误读之中,那些翻译过来的经典开始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了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以此为接生术或嫁接术而真正地得以植根于中国。尽管在东晋时期有道安这样的高僧大德对格义之学颇为不满,但还是阻止不了这种研读方法的广泛运用和推行;即便是在道安本人、其高足庐山东林寺的慧远以及罗什门下僧肇等人的著作中,都随处可见佛教思想与老庄玄理的相互融合、相互解释。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 二、形成新学派和新诠释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 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