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陶家柳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
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一、人类求富合理论
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
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
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1]
(P 3256)
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
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
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 L OF SH ANG RAO NORM A L CO LLEGE V ol.22,N o.4
Aug.2002
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
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
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
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
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
刀锯之诛者,设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
富益货也。[1](P3271)
司马迁举了这么多例子,旨在说明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学而会的,这当然有他的进步性,如他所说,隐居岩穴之士固有清高傲世,不愿与俗人同流合污之人,但也不乏通过隐居而求名求利的人,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藏之深山是为了扬名四海,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揭示了一部分隐士的真正面目。但是,除了进步性之外,司马迁的求富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如他把一切人的求富动机混同在一起了,而没有看到他们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求富是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贫苦的老百姓们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追求财富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尽管如此,但他引证事实,驳斥了儒道两家有关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唯物论的光辉,这是应当肯定的。
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思想,也就是经济实力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实力,政治上不可能有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既然是客观规律,不可能加以改变,那就必然会造成人们竞相求富,以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解释财富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片面的理解,“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P3255),为此,他列举了陶朱公(范蠡)的例子,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给贫困的人们。基于此,他把财富和伦理道德完全等同了。事实上,富人不一定道德水平就高,而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少的,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与司马迁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为富不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二、农工商虞并重论
中国古代一直是实行重本抑末政策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从战国到清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业一直摆在末业的地位,商人的声誉也就低得不能再低了。统治阶级从经济上严酷打击商人阶层,如汉武帝时期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盐铁官营,断绝商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还加重对商人征收税收,把商人已经得到的财富尽量掠夺走。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也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不准做官,把商人列入另册,和罪犯列为一类。
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呢?“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丹砂、犀、王毒瑁、珠玑、齿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民而食之,虞而出之,商而通之”[1](P3254),他把商业和农业、牧业、渔业等并列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可以养活人民,牧业可以生产牧畜,供人食用,而商业呢,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沟通各地的商品流通,使它们互通有无,“以所多易所鲜”,山西的人用他多余的竹、谷去换山东的鱼盐,各得其所,得其所欲,这全靠了商业的功劳。司马迁还引用《周书》来进一步说明商业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上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商业的思想。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认识到了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大,所得到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即“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司马迁的这种财富源泉的思想比一千多年后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配第的观点还要进步,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司马迁的思想比配第高明的地方在于,司马迁所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山林、水泽等。
针对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商人的贬低,司马迁为商人正名,他认为商人并不都是奸滑不轨之人,其中也有许多商人道德修养比较高。司马迁为他们作了传记,树碑立传,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宣曲任氏,富至千金,但任氏家法严谨,“然任公家约,非田蓄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1](P3286)。任氏富裕而不奢侈,因此成为众人的表率。又如无盐氏,在国家急难之时,解囊相助,“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1](P3280),这样解国家危难的商人不仅不应歧视,而且应当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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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富多道论
司马迁提倡人们追求财富,但不是提倡人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财富,他特别重视以农业致富,提出了致富的指导思想,“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这里他强调要靠农业生产致富,这才是上策,前面我们已经阐述司马迁是很重视商业的,那与他的重农思想是不是矛盾的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司马迁的重商本来就是在重农基础上的重商,他并没有否定农业的重要性,也没有把商业放在比农业更重要的地位上。因此,他提出的以本致富的思想并不违背重商思想。
根据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特点,司马迁又提出了行业致富优劣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专业,贫者之资也”[1](P3274),在这里,他提出了致富的门路是商业为上,工副业次之,农业为下。我认为这并不是司马迁在提倡大家都去走末业致富的道路,而只是一种客观的表述,接着司马迁阐述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那就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资金循环慢,而商业流通周期较短,资金循环比较快。对司马迁这一思想,我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资本周转速度这个概念能被一位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家意识到,这在全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上也是极不寻常的事实。”[2](P208)
司马迁是怎样解释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的呢?他认为“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P3255),他把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手段的高明与否,具体地说就是人的聪明或愚笨。我们知道,贫富差别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排除了这种联系,就不能正确地得出起初原因,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之中。
司马迁关于本末致富的道路问题,还有一个经济思想,那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P3280),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经商发财致富,然后用得来的钱购买土地,由商人一变而为地主,或者既是商人又是地主。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以后,中国的商人一般都是地主,因为经商所得的钱财是浮物,一旦遇上什么变故,万贯家财就很可能化为乌有,而土地是固定的财产,烧不毁,搬不走,只要不经过巨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土地就可以世代继承,因此商人都愿意购买土地,以至这一做法影响到后来的官僚,他们也用搜括来的钱财,去购买大量的土地,使得官僚和地主集于一身,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庞大的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网。
既然司马迁反对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致富的目的,他就必然会提出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致富道路,事实上,他在《货殖列传》中也确实提出了多种致富道路。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P3277),他详细地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了致富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下面这些:
1.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P3255)
太公望认识到营丘人民少,土地盐碱化严重,不适宜种粮食,于是让女人去刺绣、做衣服,做一些价值昂贵的奢侈品,如同现在倡导的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利润,结果齐国的鞋子、帽子、衣服畅销天下,国力强盛,各国不得不敬而畏之。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贵的,须知汉朝正强调以农为本,实际上也就是粮食生产为本,而司马迁竟然提出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宜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必整齐划一,这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寡妇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去生产丹药,这也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宜的一种表现,试想,如果寡妇清不生产丹药,而从事农业生产,一个寡妇能有多大的力量去种植粮食,不要说致富,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当前,政府强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宜发展何种作物,就广泛种植何种作物,以时常需求为导向,结合自身实际,才能有所收获。
2.想人之未想,出奇制胜。司马迁多次提到要致富必须出奇制胜。出奇就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对此,司马迁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书,终不告之矣”[1](P3259),这就是说经商要有大智大勇,能当机立断,敢冒一定的风险,否则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
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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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1](P3277)
齐俗贱奴虏,而刁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
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
数千万。[1](P3279)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相
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
取贵善,富者数世。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
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
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
什倍,因此富埒关中。[1](P3280)
上面每个例子都是用来说明出奇制胜达到致富目的的,但方法各不一样,蜀卓氏不光是看到眼前的好处,而是看发展前途,因而宁愿迁徙到边远地区,最后富至千金,这是出奇的结果。别人家不喜欢俘虏来的奴虏,而刁闲偏偏喜欢,用这些奴虏来经商,也达到了致富的目的,这又是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当秦国战败时,别人争抢金玉,而任氏预测到不久人们将需要大量粮食,因此他只储藏粮食,不久,果然把豪杰的钱赚回来了,富至诸侯。无盐氏有远见卓识,毅然把钱借给国家,一年之中,财富增加十倍。这些都说明这些人敢冒风险,敢承担责任,因而达到了他们致富的目的。
不管从事何种职业,要想致富,都必须心要专一,技术也要专一。在《货殖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心诚才能致富: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
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
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
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
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
致[1](P3282)。
这里说得很清楚,只要专心致志于一项事业,不管是耍把戏的,卖浆的,掘冢的,都可以致富。
四、经济政策开放论
司马迁极力赞成国家实行经济放任政策,在《货殖列传》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P3253)。
“善者因之”就是指国家对经济活动不要加以干
预限制,要放手让它们干,这是最好的政策,“最下者与之争”是指国家与老百姓(主要指商人)争利益,这是最差的政策。
司马迁还通过对汉初的政策的赞美来表示对武帝时期的政策的不满,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P3260),为什么汉初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呢?这是因为经过楚汉相争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以至“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济衰落到这样的程度,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需要与民休养生息,这是促使汉初实行“驰山泽之禁”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汉初时,黄老之术盛行,黄老之术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这种思想影响了汉初的统治者。还有一个原因是汉初的统治者看到了秦亡的原因是实行了暴政,引起农民起义,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因此统治阶级要想安稳地统治人民,就必须避免过多地剥削人民。
开放政策而来的结果是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可是也带来了消极作用,那就是导致人们背本趋末,国家的编户减少,财政收入也减少,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重新实行了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几种措施,如盐铁官营,告缗令、均输、平准等,打击了商人的势力,告缗令的实行,使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商人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大力反对汉武帝的抑商政策而提出了经济自由放任的政策。
五、价格涨落论
司马迁认为商品流通有它自己的规律,政府不必强行规定商品的价格,司马迁引用了计然的话,“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1](P3253),意思是根据货物的数量来推测商品的价格,如果货物太贵,没有人买,必然要贱下去,导致货主不愿卖,不久价格就要升高。价格始终处于变动中,但是有规律可寻,“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1](P3254),这个思想和马克思的商品流通规律思想非常相似,只是司马迁没有直接使用流通规律这个名词而已。
当然,《货殖列传》里还有其它一些经济思想,比如他认为农业收成具有周期性,“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每六年丰收一次,每六年大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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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二年歉收一次。此外,还有经济预测思想,“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因为久旱之后必有大水,故必须准备船,久水之后必大旱,故必准备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固然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他对各行各业的评价,有时并不准确,他认为“行贾,丈夫贱业也”,意即经商是下贱的职业,反映了他对于商业的矛盾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说,他的思想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仍有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行改组改制,一部分工人下了岗,生活发生了暂时的困难,解决这部分人的再就业问题,既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作为下岗职工本身,也要积极寻找就业的门路,根据司马迁的致富多道论,只要肯下功夫,从事任何职业,都有可能致富。比如,针对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市民没有很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的现状,近些年来,很多城市兴起了家政服务、净菜配送、接送小学生上学、街头擦皮鞋、织补等行业,解决了大批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有些人还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以往的历史教训也昭示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否则,就必定会事与愿违。解放以来,我们曾经干过一些蠢事,如单纯地追求以粮为纲,不顾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一律改山为田,改湖为田,既严重地影响了多种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根子还在上游乱砍滥伐,垦荒造田,导致水土大量流失,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校点本.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李未醉]
A Probe into Shi Ma2qian’s Economic Thought from
the“Biography of E ngaging in Trade”
T AO Jia2liu
(Jiangxi N ormal University,Nanchan Jiangxi330027,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which first record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economy,is the first history book presented in a se2 ries of bi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Shi Ma2qian expounded his own economic thought,in the book“Historical Records?Biography of Engaging in T rade”which can still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formulating current ceonomic policies and in developing economy.
K ey Words:Shi Ma2qian;economic thought;“Biography of Engaging in T rade”
67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2(第22卷)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
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原文与翻译 说明：为方便大家使用，《史记·货殖列传》原文与翻译采用逐段对照形式，黑色字体为原文，红色字体为翻译。最后一页为历代评价。 第 1 页：1第 2 页：第 3 页：第 4 页： 第 5 页：历代评 价 第 6 页：说明与解 析 老子曰①：“至治之极②，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③，美其服④，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⑤，挽近世涂民耳目⑥，则几无行矣⑦。 ①引文见《老子》下篇第八十章，文字略有不同。②至治：治理得极好的社会，指政治清明之世。至：极。治：治世，与?乱世?相对。③甘其食：以其食为甘美。即认为自家的饮食甘美。甘：美。④美其服：以其服饰为美。即认为自己穿著的衣服漂亮。⑤必：如果，假若。用：以。务：要求得到、追求。⑥挽近世：亦作?挽近?。挽，通?晚?。离现在最近的时代。涂：堵塞。⑦几：差一点儿，几乎。无行矣：不可行了。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①、《书》所述虞夏以来②，耳目欲极声色之好③，口欲穷刍豢之味④，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⑤。俗之渐民久矣⑥，虽户说以眇论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⑧，其次利道之⑨，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⑩，最下者与之争。 ①《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计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②《书》：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③极：尽头、极点。此处意为?享尽?。声：音乐。色：女色。④穷：穷尽。刍豢：泛指各种牲畜的肉。刍：吃草的牲畜，如牛羊。豢：吃粮食的牲畜，如猪狗。⑤夸矜（ｊīｎ，今）：夸耀。矜：骄傲、夸耀。势能：权势和才能。⑥渐：浸，浸染。⑦户说：挨家挨户地劝说。眇论：微妙的理论。眇，通?妙?。美，好。⑧善者：好的办法。因：循，依照，顺着。⑨利道之：以利引导它。道，同?导?。⑩整齐之：用规章制度约束他们的行动，使之规规矩矩。（11）与之争：与民争利。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史记·货殖列传(12)全文 ①廊庙：古代帝王和大臣议论国事的地方。后世也称朝廷为廊庙。②设为：设使成为。安归：归于何处。③廉贾归富：不贪一时之利、讲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归：趋向。④搴旗：拔取敌方旗帜。⑤使：驱使。⑥闾巷：指街道里弄。⑦攻剽：抢劫财物。椎埋：杀人埋尸。⑧劫人作*：胁迫别人干坏事。⑨篡逐幽隐：在昏暗隐蔽之处追逐强夺。篡：非法地夺取。幽：昏暗、深暗。⑩骛：马乱奔驰。此处意为追求财利而不惧死。（11）姬：古时对妇女的美称，也称美女。（12）设：化妆、打扮。形容：身段容貌。（13）揳：打击，弹奏。击响乐器。（14）揄（ｙ，竽）：拉，引，提起。袂：衣袖。（15）蹑：踩、踏。利屣：轻便的舞鞋。（16）目挑心招：用眼神挑逗，用心招引。（17）弋射：用绳系在箭上射。（18）犯晨夜：指起早贪黑。犯，干犯，违反。（19）阬：同坑。（20）味：野味。指弋射渔猎所得鸟兽鱼类。（21）博戏：古代一种赌胜负的游戏。驰逐：指赛马一类游戏。（22）作色：装模作样，变换脸色。相矜：争相夸耀。（23）失负：即败输，失败损失。（24）方：方士。指从事求仙、炼丹之人。食技术：依*技艺谋生的人。（25）焦神：过度劳神。极能：极尽其能。（26）糈：粮食。此指收入。（27）k 章：私刻公章官印。伪书：假造文书材料。（28）没：陷入，沉没。赂遗：别人的贿赂赠礼。（29）畜长（ｚｈǎｎｇ，掌）：储积增加各种财物。（30）
知（ｚｈ，智）：智慧，智能。索：求取。（31）让财：争夺财物。让，通攘。窃取，侵夺。 谚曰：百里不贩樵①，千里不贩籴②。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③；百岁，来之以德④。德者，人物之谓也⑤。今有无秩禄之奉⑥，爵邑之入⑦，而乐与之比者⑧，命曰：素封⑨。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⑩。千户之君则二十万（11），朝觐聘享出其中（12）。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13），百万之家则二十万（14）而更徭租赋出其中（15）。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16）。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17），牛蹄角千（18），千足羊（19），泽中千足彘（20），水居千石鱼陂（21），山居千章之材（22）。安邑千树枣（23）；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24），河济之间千树萩（25）；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26）；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27），若千亩卮茜（28），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9）。然是富给之资也（30），不窥市井（31），不行异邑（32），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33）。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34），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35），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36）。是以无财作力（37），少有斗智（38），既饶争时（39），此其大经也（40）。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41），则贤人勉焉（42）。是故本富为上（43），末富次之（44），*富最下（45）。无岩处奇士之行（46），而长贫*，好语仁义，亦足羞也（47）。 ①贩樵：贩卖薪柴。②贩籴：贩运粮食。籴，买进粮食。③树：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a15341899.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4题。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范蠢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子贡最为 饶益。原宪不厌糟糠 ．．，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史记·货殖①列传》，有删改) 注：①货殖：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B．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C．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D．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江湖，指江河湖海。《庄子·大宗师》“泉涸，鱼与相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即为此意。 B．昆弟，文中指兄弟，后也比喻亲密友爱。陈鸿《长恨歌传》：“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中“昆弟”即“亲密友爱”之意。 C．糟糠，文中指用来充饥的酒渣糠皮等粗劣的食物。后多用来指曾经共患难的妻子，如《东坡志林》卷三：居富贵者不易糟糠。 D．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一说字子牙。周朝初官太师，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后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俗称姜太公。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货殖生利，要洞悉“时”“用”。在计然看来，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货物贵到极点时，就要及时卖出。 B．谋财兴家，应择地、择时、择人。范蠡功成身退后选择陶邑隐居，借助陶邑的位置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司马迁据此希望汉武帝放弃过度征讨，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弥补国库空虚，汉武帝自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铸；增设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但一些措施明显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一些措施则与民争财、夺民之利，对于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司马迁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将自己的经济见解和思想撰写成书，希望能为执政者借鉴。因此在《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中，司马迁对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期间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汉初七十年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对汉武帝内修外攘和好大喜功进行了全面否定。同时，司马迁还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极大的破坏[1] 111 。事实上，西汉的衰落，在汉武帝后期便已经初现端倪，以致汉武 帝晚年时不得不颁布了一份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并表示以后国家重心应当以安定生产为主，政事应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二、司马迁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 除了《平准书》，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还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措施以及著名商人的事迹。《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开史家之先河，同时也是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在这篇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富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学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1.富利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富利论。他通过对于亘古以来大量史实的研究，认为追求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无论是贤人、廉吏、赌徒、渔夫、高士、游侠或是妓女，他们奔波忙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想要的某种利益。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源自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足，围绕着追求更高的物质利益而展开 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才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才会促使人们开动脑筋进行发明创造，最终才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司马迁对于人类追逐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善因论。在富利论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的经济管理思想，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对于经济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就是顺其自然。国家不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应遵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满足人们的求富欲望，放手由人民自由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实现富国富民的目的。其次为利道之，就是因势利导，即通过经济调整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适度有效的引导和调控。再次教诲之，就是用礼义、道德等思想来对经济发展进行约束。又次整齐之，即对经济发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规范。传统的重农抑商，并对商业发展采取诸多的限制措施就属于整齐之的范围。最次为与之争，即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国家官办商业并以此获利的经济政策，在增加工商业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汉初七十年来形成的安定繁荣的商业局面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 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 西安工业大学赵伟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0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