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怀疑与学问》原文阅读
怀疑与学问顾颉刚「学者先要会疑。」——程颐。「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对於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做学问。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做学问。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进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鍊出来的。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进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设在对於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设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於流俗传说，就是对於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
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如果后来的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就停滞了，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如果后来的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就停滞了，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
鲁迅及其故事新编《理水》 2008年03月07日13:32:54 中国柯桥网[发表评论] ［大中小］［打印］ (一) 鲁迅堪称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撕破旧社会的假面和鞭挞丑类的罪恶，又以博大而仁爱的心胸、孺子牛的精神，将爱洒向劳苦大众，赢得了“民族魂”和“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等美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出生在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入绍兴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宿儒寿镜吾读书。鲁迅自幼聪颖，勤学好问，涉猎广泛，爱看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的野史、笔记。他在故乡生活、工作近20年，深受越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陆游、王思任等越中先贤思想和精神的影响，又有较多机遇接触农村，亲近农民。13岁那年的家庭变故，更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一切，都为他的思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1898年，鲁迅毅然离开绍兴去南京，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新学，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成了中青年鲁迅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毕业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他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曾著译出版《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书文，并希冀通过习医解救国人的疾苦，促进他们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那些颇具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偏见的日本同学对来自弱国的鲁迅的无端歧视，令这位热血青年不堪忍受。特别是在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时，鲁迅不时听到周边日本同学的狂热欢呼声，看到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杀头示众，而围观的许多同胞显现出麻木不仁、甚至凑热闹前来欣赏杀人艺术的样子，这极大地刺痛了他的心灵。鲁迅痛感学医并非紧要事，以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何等健壮，充其量只能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定第一要务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这样，鲁迅决然弃医从文，从1906年开始了革命文学生涯。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教职，并在故乡参加了辛亥革命。未几，绍兴政局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逆转，令鲁迅相当失望。1912年2月，他离乡应邀赴教育部工作。鲁迅一度彷徨、苦闷，但仍关心时局的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①“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②“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③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④我们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①，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②”，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⑤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盲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③”，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⑥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④，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⑤；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⑥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真实形象弗兰克·克莫德曾在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结局的意义》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提纲挈领的，它使此前的一切显出了意义，开篇、中段似乎只是为了它而存在。线性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末日大审判，有始有终，而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源头和终点，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某个视角或以某人为中心截取出一个大概来，使之成为头尾俱全的故事。如果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学潮也是一个故事的话，它有没有象征着正义实现的收束之处？以往学界被“驱杨(荫榆)倒章（士钊）”的口号所迷惑，总是取鲁迅和许广平似乎交代明白了的立场来讲故事的结局，那就是造反学生1925年11月底、12月初的“复校”。平心而论，对某些人而言，“驱杨倒章”只是为达到目的——易培基出任校长、教育总长——创造条件。在大量关于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叙述中，英雄（主角）鲁迅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易培基（以及背后的李石曾）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的，在前台一闪而过，仿佛是来暂时填补一个无聊的空白。【吴奔星先生的长文《鲁迅和“女师大风潮”》（写毕于1976年10月，载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聊城印刷厂1977年10月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第二辑《鲁迅在北京》，第94页至147页）史料翔实，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这一话题叙述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文章以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3日新任校长易培基到任作为学潮“最后的胜利”。易培基只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人物，与此前学生的一切抗争了无关涉。更常见的是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彻底回避易培基。】鲁迅自己要对此负一点责。 1 1973年7月，顾颉刚在他1925年8月的日记后补记：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攮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慕愚（谭慕愚，即谭惕吾）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曾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第659页。关于故宫盗宝案的细节可参考1937年9月30日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宗侗提起公诉时所提供的上下两册《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起诉时被告“在逃未获”，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审判未能进行。又据维基百科，易培基于1937年9月在上海病逝。1934年的《华兴周刊》（第31卷22期，日期不详）曾报道，易培基案发后已入籍“满洲国”，既已成为“外国人”，公诉就难以进行】 最后一句，大致不错。由于鲁迅自己对易培基继任校长“默无一言”，诸多关于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有意)忽视的，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仿佛可有可无。驱杨是为了迎易，这是李石曾一派蓄谋已久的。学潮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郑奠（介石）在五十
胡适和顾颉刚 胡适和顾颉刚 https://www.doczj.com/doc/a78890071.html, 2008年06月18日14:22 《人物》杂志 胡适晚年顾颉刚文/潘光哲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当胡
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甚至于胡适也 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 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内容摘要：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 （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凤凰资讯 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顾颌刚 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
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 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
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 马雪晴 摘要： 70多年来，对鲁迅先生的解读和阐释、褒扬和审视、争议和攻讦，几乎从未停歇过，而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所以现在“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把鲁迅重新归位于真实，在真实还原的基础上，重估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无疑是对鲁迅的一次正本清源，让鲁迅以更真实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两种现象正确看待还原鲁迅当今价值 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的“神化”、“革命化”或者“意识化”，所以把鲁迅归位，重新估量鲁迅的价值和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先生有深刻研究的网友梁由之说：“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用心，将鲁迅神圣化或者妖魔化，都是一种背离本真的歪曲，都是荒唐可嗤、不足为训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①我们更应该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去看待鲁迅。 一、当今社会对鲁迅的态度 鲁迅先生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因为自己的巨大丰富性而具有多种意义的存在，因此成为借题发挥、借酒浇愁、借古讽今、借机报复……和“借此机会”的机会，鲁迅也差不多具有了观兴群怨的功用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像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成为仁者用来行仁，智者用来取智，恶者用来施恶的工具或大旗。这就不免要从为我所用的目的出发，来改装鲁迅，或是单单突出鲁迅某一符合自己需求的特性。当今社会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对待鲁迅的态度。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对峙现象。 （一）被“神化”和“妖魔化”的鲁迅 左派景仰他的反封建，右派则为他玩命的咒骂政府的本事而疯狂，于是，他就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捧为神，成了所谓的偶像。 上世纪初，鲁迅是“孺子牛”，是青年人的朋友、导师、长者，他就在青年人当中。而现在呢，鲁迅还“活”在青年人心中么？鲁迅在一些人心里已然远去。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当鲁迅的曾孙女周璟馨因参加一档娱乐节目而成为一时之新闻时，竟有人问这了样一句：鲁迅的后人怎么不姓鲁了？呜呼，连鲁迅姓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在我心中！ 其次，读鲁迅的人在减少。前些时，老牌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发起的“影响青少年的作家排行榜”出炉，调查结果显示，鲁迅位列第六，敌不过“玉女作家”。何以如此呢？我以为一位80后的读者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如果不是因为教科书上有他的文章，我想我根本不会去读，因为他的文章虽然说在那个年代已经很白化了，但是对我而言，还是有些深奥。还有就是一种逆反思想，书上都把他说的有些神化，给他的定位太高。 这确实是鲁迅在当今遇到的难题，他是一个亲近青年的人，现在却无法亲近青年人，既有鲁迅被神化后青年人对他的反感，也在于鲁迅的难于读懂。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研究鲁迅“两棵枣树”的思想内涵。大致是这么论证的：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所以“两棵枣树”必有深刻内涵。既然如此，就一定要越过字面，深入分析。作者深入分析的结论是“两棵枣树”体现出“鲁迅先生矛盾辩证的哲学思想”。最后作者说：“鲁迅先生连这么小的细节之处，都体现出思想的严谨，这更能说明鲁迅先生思想之深刻而且已入骨三分，所以说，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受之无愧的！” 我不是吃鲁迅饭的，既没有干过无限拔高鲁迅2的事情，现在也不打算论证鲁迅2不等于鲁迅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种补救策略，以便继续神化之），我所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鲁迅3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顾颉刚，对于二十世纪的史学来说，本有绝大贡献，但因为鲁迅讥讽过他的“禹是一条虫”的说法（并且捎带着连顾氏的相貌也讽刺了一下，不太厚道），算是被钉上了耻辱柱。顾氏晚年撰成长文，其中为“禹是一条虫”辩解时，连鲁迅的名字都没敢提，反而大提特提国民党官员如何如何。关于鲁迅，我想，将来还会有很多人继续钻研X1是怎样与X2不同，或者X3是怎样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以为，研究也未尝不可，但不要用研究戴安娜之死的心态和方法去研究，才是正道。否则这种神化的鲁迅现象会对青少年正确认识鲁迅带来心里上的障碍同时也为还原鲁迅带来弊端。 （二）鲁迅是汉奸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
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 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 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 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 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阅读练习及答案（二） (一)阅读短文，完成15—18题。(18分)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15．文中所说的怀疑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做学问有什么重要意义？(3分) 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轻信了，就是作者所说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是做学问的前提。 16．文章开头引用程颐、张载的话独立成段，有何作用？(4分) 开头引用两位大学问家的名言单独成段，不仅表明了作者的中心论点，而且也是有力的道理论据，也为下文的论证提供了依据。 17．第四段主要运用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5分) 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三皇、五帝”“腐草为萤”这两个事例，具体论述了人们怎样以怀疑的精神做学问，明白易懂。 18．下面的材料能否作为第六段的论据？为什么？(6分)
ＧＵＯＸＵＥ·论道·讲座ＬＵＮＤ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ＵＯ 战国诸子的著述，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纪录。秦统一后，为了 灭除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把正式记录烧掉了，所以研究战国史， 子书的材料就很珍贵了。所有的子书，都是战国思想史，也是战 国史。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写战国史的部分，有许多错误，因为 他没有掌握战国的史料。从前的人只信孔子、儒家、排除子书，一 般人不读子书，所以过去对于战国史是一片模糊。近代才对子 书，对战国史进行研究。 在孔子之前，没有一人开门收徒，也无一人把贵族的书公开 给平民百姓的。把五经普及于一般人，孔子是第一人。这是孔子 最大的功劳。所以后人说五经是孔子编的。 孔子对政冶无主张，只要维护周的制度。孔子主张安分，不 想改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他不信天命，主张敬鬼神 顾颉刚 ●顾颉刚 讲诸子百家（一）ＧＵＪＩＥＧ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ＺＨＵＺＩＢＡＩＪＩＡ６８
ＬＵＮＤ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ＵＯ论道·讲座 ·ＧＵＯＸＵＥ 而远之。孔子看不到时代要变了，讲古人的修养多，讲天下大事少，非常少。 这一时期，奴隶制变为封建制。人们向往封建制度好，于是大家对于将来的社会是怎样的，做了各种设想，于是才有了诸子的各种主张。 孔子以后，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第一个大思想家是墨子。 笏《墨子》 墨子有明确的主张，他有十大主张： 第一，尚贤。就是尊重贤人，以为凡是做官的都应是贤人，打破原来的阶级。天子 是天下最贤的大贤人；诸侯是一国的大贤人。 他主张打破世袭。不要父传子，而要贤传贤。这是大变革，要打翻周制。 第二，尚同。就是要组织起来。一乡，听乡长的；一国，听君的；天下人，听天子的。全国都要层层向上同。同时，各国对君主无须进贡，很宽松。 第三，兼爱。他设想诸侯相爱，兼爱各国的人，彼此就不会打仗。 第四，非攻。他以为那攻伐兼并的战争都是不义的，加以反对。 第五，明鬼。孔子不信鬼神，存而不论，这是说鬼神是存在的，不信就是。墨子不同了，要“明鬼”，证明鬼神实有，所以他信鬼神。 第六，夭志。墨子信天神，以为天是最高的神，夭是有意志的。 第七，非命。不要相信命运。只要做个好人，便—切自然都会好起来的。 第八，非乐。认为音乐无用，听音乐妨碍耕织，是浪费。 第九，节用。他觉得贵族太浪费了，去掉无用的浪费，财富就会增加一倍。 第十，节葬。他认为当时厚葬费用太过，是极大的浪费，提出节葬的主张。 总之，墨子想大大改变周的制度。可是当时的人，都尊古，于是墨子的主张便借托古人，说古来如此。 墨于究竞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不清楚。墨家的势力当时甚大。读书人非儒则 墨，不属于儒家，便属于墨家。墨家有组织， 孔于无组织。墨家组织的领导人是钜子。钜子是‘大老“、”先生“。钜子是代代相传，就是贤人传给贤人。 墨子虽然”非攻“，却善战。在墨子的书中，战书多。他要以战争来消灭战争。墨家研究”名学“，即逻辑学，是讲说话方式的。叫做《墨经》，墨家都读。《墨子》中政治、军事，科学都有。可惜，他被人骂得狠。孟子骂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即禽兽。 汉代，对墨子很怕，因为墨家有组织，故消灭墨家。这一来墨子的书便无人看了。到了汉代末年，道教起来了，便把墨子的书收到《道藏》当中，就是把墨子的书和道教的书并到了一起。幸而这样才把墨子的书大部分保留下来。 清朝乾隆要研究战国诸子，才从《道藏》里找出《墨子》来，才了解墨子。过去读《孟子》，以为墨子坏极了。 笏《杨子》 杨子，名朱。他的史事已经不清楚。杨子只管自己，不管天下大事。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杨子有见解。主张”全生保真“，不为外物所移，所累，保持超然。 他的时代处在战乱之际，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杨子的书，没有传下来。其后出了庄子。庄子的书文学性强，传下来了。自战国至于今日，人们都喜欢读，庄子的中心６９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 【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 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 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但此
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而实际上，顾颉刚并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最起码当时他还在沈兼士手下人任究所国学门职呢，若顾颉刚为现代评论派，沈兼士又怎肯要他？ 鲁迅之所以不顾事实，对顾颉刚乱骂一通，主要还是因为胡适。胡适是顾颉刚的老师，而胡适主张“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鲁迅所不赞同的，所以“爱屋及乌”，顺带的将顾颉刚妈了个狗血淋头。 对于这个问题，顾颉刚也只有郁闷了，“最使我惆怅的，是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放弃。”【1】 二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顾颉刚自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古史辨》第1册，至1941年出版第7册，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治史道路和历史观。苏联史学家越特金(P.B.B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L.A.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转引自刘起■著《古史续辨》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迄今已逾70余载，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研究，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
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05月/20日/第004版/ 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历史地理学今天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这个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不管是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还是一般知识界,都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相比,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大多数分支领域,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不管是在历史学领域,还是在地理学领域,历史地理学都是一个较小的分支,而它能够在我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追根溯源,则不能不归结于顾颉刚先生的奠基之功。 虽然从更早的渊源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成书的5汉书#地理志6,但是作为一门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学科门类,它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说是由顾颉刚先生一手奠定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 众所周知,顾颉刚首先是以研究上古史并创立古史辨学派而驰名于学林的。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5尚书#禹贡6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沿承古代的传统,是以疆域政区沿革为主,学科的名称也是沿用古代的/沿革地理0一词。30年代初,顾颉刚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开设了中国沿革地理的课程。顾先生给学生授课,从来都不是简单机械讲授学术内容,而是积极引导学生共同讨论、探讨、分析问题,并悉心指导学生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撰写成论文。所以这门课程引发学生很高的学习热情,并且在学生的作业中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和札记。为了引导和激励学生们走入学术殿堂,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人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使这一学科得到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用个人的薪俸并从社会募集部分资金,创办了一份名为5禹贡6的半月刊,专门登载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就是从他授课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学生课业中遴选出来的。5禹贡6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聚集在顾先生的周围,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36年5月,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5禹贡6半月刊则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5禹贡6半月刊刊登的文章和禹贡学会的活动,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禹贡派0的说法,反映出这些学术活动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正在生成。 所谓/禹贡学派0的出现,实际上正是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学科的转变。正当顾先生引领着这一学科继续向前探索迈进的时候,1937年/七#七0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时局艰危,5禹贡6半月刊和禹贡学会,都基本上被迫停止了活动。假如没有日寇入侵,禹贡学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有条件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自然很快就能够全面建设起这一学科。值得庆幸的是,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短短的几年期间内,顾先生已经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按照顾先生为禹贡学会制定的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