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批判吸收借鉴了先秦法家思想的精华和儒墨道思想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性的以“以法治国”为核心的法律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由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礼乐制度开始瓦解。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法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由管仲、子产提出，到战国时期经过李俚、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发展，在秦朝时候达到鼎盛时期。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思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对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思想内容、历史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的价值进行论述。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依法治国、意义
引言:2015年3月，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新的突破，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已经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整合，在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巨大
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现状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治思想依然比较突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发生了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加上法制体系的不完善，人们法制意识观念淡薄，执法不规范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面对种种法治层面问题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很多人会说要创新，但我们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汲取有利于当今法制建设的一些优秀成果。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对先秦法治思想的传承，从中找出对当今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绪论
1、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极快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法治国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守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法治面临着挑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更加重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就顺其自然地成为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人民的视线开始再次关注先秦法家思想的法治学说。因此通过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理论和特色的分析，我们不能“一刀切”，要用理性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其优秀的成果，这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伦理学、法学等概念逐渐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我国先秦法家思想产生量浓厚的兴趣。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极大成者，古今许多学者多多少少对韩非子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述，据《史记》记载，李斯和秦二世都曾对《韩非子》进行引证，由此可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大家们对韩非子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鸿烈显示所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把法律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法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样对于后世就能清晰地看到法家思想在构建法治中国中的重要意义。
对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而言，日本及欧美学者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以前，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法治，因为古代中国倡导“君之立法”，法律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西方则倡导自然法，“天赋人权”，以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法治。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法家思想的研读，他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法治虽为“君主所为”，然一旦公布，
人们就必须遵守。美国学者了解到，虽然法家思想强调如何用法律控制普通大众，但又坚持“法不阿贵”不被认为法律是公平的。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与其他先秦学派的关系
1.时代背景
1.）政治上，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时期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开始走向没落，而奴隶社会的分封制以及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各诸侯之间相互战争不断，形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形。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侵犯和拓展疆域，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实行变法以寻求强国之道，法家思想顺应了地主阶级的要求，各诸侯国实行变法图强，法家思想开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2.）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农业上开始广泛使用铁器，牛耕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私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垦出来，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井田制”。同时，个体经济也得到发展，“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出现。
3.）文化上，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各种思想流
派相互争论、辩诘，同时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大兴私学，打破了传统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更多的普通大众也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各家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以寻求诸侯国采纳自己学派的治国主张以便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学术文化也传入民间，许多的著作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2.韩非思想与其他各学派的关系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思想理论的核心人物。他的最大就在于他将先秦法家思想变得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法家思想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派。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吸收先秦法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同时，也批判吸收借鉴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
1）.儒家思想对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韩非子与李斯师承荀子，而荀子则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与其思想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韩非子主张“法治”而批判儒学“仁”的思想，他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只有用法治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不行，礼不兴，则刑罚不重”（论语.子路），从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刑罚不重”的根源就是“名不正”。因此，做任何事都要求我们正名，这与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循名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子否定孟子的“性善论”，并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升华，提出了“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他认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
因此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日常的行为。在治国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人治”“以德服人”，而韩非子则注重“法治”“以力服人”。总而言之，韩非子从部分否定儒家思想到全面否定再到吸收融合，从而使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更加具有时代的光辉。
2）.道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首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他主张“道”是世界的本原，世间的万事万物皆因道而产生、发展和消亡。人们应该遵循“道”，即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可违背“天道”。老子曾在【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看出，“道”作为一种准则，任何人都不能违背。韩非子批判地汲取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和“法”是相通的，“道”即是“法”，天地万物遵循去固有的“道”，治国也要有相应的“法”，“社稷之纲”“君臣之道”等思想都包含着法的因素在里面，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等文章中对老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评述。
3）.墨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从韩非子思想的形成来看，墨家思想对韩非子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墨家代表小私有者的利益，他们主张“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当时的诸侯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应该保护他们的财产私有，这与法家代表土地私有者利益相同。韩非“人性好利论”除了继承荀子的“性恶论”就是继承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益，社会才得以发展。墨家所提倡的“兼相
爱，反相利”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与韩非所提倡的法治不同。墨家“法”是广义的，所建立的是“兼爱”思想，而韩非则强调“法”是总则、规范、衡量一切的尺度。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批判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和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法治体系。他从“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来看待法的重要性与可变性，从“人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论来论述实行法的强制性，从人的“好利毖害”人性论来批判人都有的“计算之心”。韩非子这些理论基础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基础，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化的中国、全面准确地理解韩非法治思想理论基础、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先秦时期就一直是人民争论的焦点，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告子则主张“性无善无不善”，韩非子师承荀子，但其著作没有明确提出“性恶论”，而是用理性的思维批判吸收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和墨家“功利主义”思想来重新看待人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早在商鞅时期，法家思想就体现了人是自私自利的观点，“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可以看出人追求利益是本性。管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描述“失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认为，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看见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会去争取，而对于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就会本能地躲避它。荀子“性恶善
伪”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韩非认为正是因为人性“趋利避害”才使得法得以产生。“法通平人情”“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韩非认为虽然鳝鱼看起来像蛇，蚕看起来像蠋，人们看到蛇就会害怕，看到蠋就会害怕，打渔者手里可以拿着鳝鱼，妇女拾蚕，这是因为利益所在，“皆在、诸”，因此韩非在前人的基础上，看出人们看到利益就会忘记恐惧。韩非的人性“好利害恶”论是在人们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首先人们会本能满足吃穿，用行，然后再去追求名利、财富等，所以，可以看出，韩非的人性论是人的本能，即本能地“趋利避害”。虽然韩非与荀子都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韩非认为人的本性在后天是不可改变的，否定了荀子“化性起伪”的思想，把人性恶推到了又一个高度，皆挟自为之心，认为利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应该用道德观念去衡量一个人。“人为婴儿者，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消之”，韩非认为父母子女直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尚存在计算之心，何况君臣之间，韩非把人性的劣性批判的很透彻。通过对人性的认识，韩非认为只有用法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用苛刑防止人们犯罪，因此，“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成为韩非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2、“法与时转则治”的进化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先秦诸子百家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韩非对法律进化观的思想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从根本上肯定历史是前进的，否定了儒家思想历史退化的观点。韩非子
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当今，且认为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对于当时诸侯战争不休的局面，儒家提倡复兴“礼法”则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韩非认为“道”是法的本原道外显“常”，而“常”又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改变战乱不休的混战局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治”与“乱”的影响，“唯治为法”，只有“法”才能得出“治”的结果，所以，要明法和用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治国方法。“今有构木钻火遂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因此，韩非子得出结论：法律要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法与时转而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则乱”。在当时诸侯间混战局面，韩非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统治者凭借法治能够在诸侯争霸中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也为法家思想为诸侯国所采纳法治提供理论依据。
3、“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韩非不仅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还进一步回答了历史变化的原因以及实行以法治国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韩非实行“以法治国”的时代理念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遵循原始的群居状态、彼此之间和平相处，没有争夺危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的快速增长，生产资料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人们之间开始对物质生活资料开始进行
争夺和占有。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群居式生活、共同狩猎、共同生存，那个时期的物质资源相对于人来说较多（原始社会时期人口较少），供过于求，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众多，物质资料有限，为了生存，人们之间开始进行掠夺、侵略、战争。韩非子用“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来论证“人们众而财富寡”的观点。在这一动荡的时代，只有实行“以法治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才能解决人口多而物质少的问题。儒家思想主张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主张用“仁”来治理天下，不符合当时诸侯争霸的需要。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对于当今复杂的社会关系，必须明确用法来规范和约束。“法者，事最适者也”。
三.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含义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法家，其核心是“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我问可以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法”进行解说，古体的法写作“灋”，意味着公平如水，度量的意思。关于法的起源，管子曾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曾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韩非子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由
此可见，韩非所倡导的“法”必须是公平的、公开的、平等的、立公费私的。第一：公平性。在我们当今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仍追求法律的公平性，“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我们如果不用“法术”而凭借主观意志去治理国家，就算是尧也不能治理好；没有规矩思路而胡乱猜测，就算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放弃尺寸然后去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可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君主去掉闲人，巧匠去掉尺寸，什么也做不好，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大家一起竭尽全力做事，功名也会建立起来。第二：公开性。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主张法律必须公开，并通过成文的法律公之于众，并且通过赏罚制度使人们心中有法可依。第三：平等性。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子则强调“法无阿贵”“刑无等级”，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封建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立公废私性。韩非子在【韩非子.八经】“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主张立公以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反对普通民众追求私利。
2.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就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的治国之术，如何运用法律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是先秦法家思想一直探求的核心。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已达到
完善地步，同时也被当时的秦国所采用。正是因为秦国采取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才使得秦国在诸侯征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统一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韩非子完美融合了“法”“术”“势”三种理论思想，他坚持把“法”作为三种理论思想运行的根本，“势”和“术”相配合，才能有利于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1）以法治国
韩非子认为世人都有“趋利避害”的计算之心，人们不会自觉的去耕种和参军，必须通过法治的强制力去约束、强迫他们从事，而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可见，法是治国的根本所在。商鞅则把法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源，社会依法治国，人们就会服法，从而国家就会强大。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韩非子也认为实行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明法，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执行。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国家才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变得富强。韩非子还认为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否认法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才能在混战的局势中强大起来。当然，立法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用法律来推进社会关系的和谐。韩非子把法律作为评判人们行为是否合法和评论人们功过是非的标准。总体上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必须公之于众。韩非子认为制定法律必须做到万事皆有法并且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即“编著于图籍，布之于百姓”做到法在人们心中。同时在制定法律时遵循“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遵
事理，量可能，务明易”六大原则，使法律本身必须符合自身运行的“道”，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民意，才能为普通民众所遵守。“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明法的目的就在于有效地打破官吏凭主观意志随意断案的行为，还可以有效预防人们犯罪。官吏要“任法”，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法，去私存公，打破传统官吏的个人专横；同时，民众也要“从法”，把法放在心中，不违法。
其次，法律必须是统一和稳定的。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韩非子主张法必须是稳定和统一的，法令不能“一区一法”“朝令夕改”；同时，韩非子认为立法只有皇帝一人有权力“圣君立法”“法为君操”从而来保障法律的统一性。“法莫如一而固”强调法律具有稳定性，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随意更改法律。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变更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因为人们没有稳定的法遵守，社会成员具有盲动性，法律也就达不到预期治国的目的。韩非子认为几种法律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如果法律之间相互有冲突，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再次，法律必须树立权威。作为普通民众行为的准则标准的法律，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原因就在于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且法律高于一切。“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从商鞅“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中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甚至于君主也要遵守。“法不阿贵”正是体现这一思想。法律面前的平等，保障法律的绝对权威。
最后，做到公正执法。韩非子认为奖励和惩罚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必须用“奖”“惩”二柄来规范
人们的行为。商鞅主张赏刑制度，并且认为罚大于刑，用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同时用奖赏作为辅助。“刑生于力，力生于强，强生于威，威生于德”可见商鞅的重刑思想，已达到无刑社会。韩非子则继承了商君的重刑思想确立“厚赏重罚”制度，奖励和惩罚都必须严格执行，达到防止人们犯罪的目的。韩非子从人性的“趋利避害”劣性进行出发，对于犯罪者的行为进行惩罚，坚持“以刑去刑”的思想，反对儒家思想中“重刑伤民”的观点。韩非子用重刑来阻止人们犯罪“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但韩非子并没有深入犯罪者的动机，只是单纯的用严刑来恫吓人们的行为，没有树立法律的权威。
（2）“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进行法治变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实行法治也可以使君主的权力变得至高无上，君主凭借“势”来治理国家。“抱法处势则治”从而否定儒家有关“德治”主张。慎到曾对“势”做了形象的描述：腾蛇游雾，飞龙乘天，如果他们失去了凭借，龙和蛇也就没什么不同。韩非子认为“势”必须为君主一人所有，“势为君主所擅”君主运用手中的权势控制臣民，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一个君主，如果失去他所凭借的权势，他的政令就不会得到贯彻实施，根本谈不上以法治国。因此，韩非子认为“势”就像老虎的爪子，君主拥有权势，臣民才会对其顺从。当然，如果只强调“势”而忽略“法”国家也不会长久，把“势”和“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君主为了保障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防止臣子篡权，必须采用“术”来加强
权势。君主要善于运用“术”，通过运用“无为术”“自神术”“赏罚术”“听言术”“用人术”等来监督或任免臣子，使君主保持神秘色彩以控制下臣。韩非子还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从人性计算之心出发，他认为君主和臣子之间也存在斗争和妥协的关系，君主若想在这场隐性博弈中获胜，就必须善于用“术”。下臣作为君主和普通民众之间衔接的中介，君主通过“听”“看”“想”对臣子进行监督和管理。只有将“法”“术”“势”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
四.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在其法治思想中确立了君权至上、重刑主义等色彩，他批判吸收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为政以德”思想，他注重对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对策的研究。韩非子的法律思想对于古代法律文化的确立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为秦朝统一六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作用。由于韩非子主张重刑思想，随着秦朝灭亡后儒家思想兴起，法家思想开始走向衰落，大批学者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持批判和贬斥的态度。直到近代以来，社会重视法制建设，人们才慢慢的将视野由西方法治观转移到我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尤其是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1.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韩非子法治理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为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秦始皇十分推崇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任用李斯为宰相，运用其思想进行变法改革，
使秦朝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之思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则不可不常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可见，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君臣关系治理上的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君主可以采用重刑之术，严格控制赏罚大权，让臣民惧怕君主的权威，从而保证君主独揽大权，实行独裁统治。“圣君立法”君主完全将法律私有化，变成统治臣民的工具，君主集立法，司法，军政等大权于一身，建立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使君主用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以皇帝中心，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这样从上到下的集权制度就变得坚不可摧，特别是“阳儒阴法”相结合以后。韩非子要建立的是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救”的君主专制社会，君主一人独掌国家大权。从秦朝以后，历代君主都采用不同的法势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的主观意志成为了法律的源泉，生杀予夺全部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2.去私存公的治吏思想。韩非子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在明法以后，如何能确保法律公正公平的施行，就必须要求各级官吏严格执行，公正司法。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术势”来奖惩官吏。“明主治吏不治民”他认为官吏作为连接君主和民众的纽带，必须按照法令规范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法令程序执法，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贪赃，不枉法，去私存公。在封建时代，君主和臣子永远是对抗的，历朝历代的多少君臣之间的地位发生变化，改朝换代也屡见不鲜。如何防止“权大压主”的僭越政治
行为成为历代君主追求的政治追求，以法治国、治吏恰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君臣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治理民众，君主通过官吏对民众进行统治，而官吏是否有效执法则关系到君主的利益。
3.重刑主义导致忌讼思想产生。韩非子实现重刑主义的目的是通过残酷的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这种重刑主义思想使人们对法律不寒而栗、谈法色变的本能反应，人们认为只要和法律沾上就是很可耻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法治意识也普遍提高，但当我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和解和私了，而不是走法律渠道。韩非子主张君主治理民众最有效的手段是重刑，这样才能做到“令行则止”韩非子坚持“轻罪重罚”“同里相坐”“杀无赦”等重刑治民。因此，民众耻于谈法，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因惧怕重刑而逃避诉讼的消极抵抗法律的心态。
五.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理论是我国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实践沉淀下来的宝贵历史财富。虽然其法治思想的有些内容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正确认识韩非法治思想与当带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韩非的思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1.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只要法律公布，人们就必须遵守。韩非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法是解决社会矛
盾的办法，当然，法是由君主颁布，官吏执行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制定和执行。韩非子主张“垂法而治，一任于法”的观点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立法上说法律必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要注重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合理性。“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为了使人们尊重法律的权威，坚持“厚赏重罚”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来说，现在社会仍然存在明知违法，却依然铤而走险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树立法律权威，首先要明法，将法律的内容公之于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心中有法，做到真正的有令则止，这样才能建设法治型政府和国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执法和司法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做到真实意义上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运行体系。官员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废公立私”，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2.坚持依法治国。韩非子坚持用法治来治理国家，打破了传统的“人治”观念。以法治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封建王朝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以前皇帝独揽立法大权，君主有绝对的权威，现在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法律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以前的法坚持的是义务本位，而现在则强调义务和权利相统一。但两者之间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3.加大执法力度。韩非子认为实行重刑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其终极
目标是“以刑去刑”。韩非子的重刑思想仍是从人性的计算之心出发，用严苛的刑罚使人们望而生畏，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减少犯罪。他的厚赏重刑思想是不可取的，但重罪轻刑却也是错误的。现在的社会，许多人明明知道贩卖毒品、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违法现象不枚盛举，他们追求个人私利，不惜违法法律法规，东窗事发后，犯罪者却可以拿金钱来挑战法律权威。正是因为犯罪可以重罪轻罚，他们犯罪活动才会更加猖獗。实行重刑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从而保护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运行，有利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结语：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不管是对传统社会的发展还是当今社会的建设，两千多年来史学界对他的法治思想古往今来评价颇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视野转移到韩非子身上，我们只有吸取他的优秀思想，并立足于当代的社会实践，才能制定出更加利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本文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阐述韩非子法治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通过对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明白了“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法与时转则治”的进步历史观、“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是韩非子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提出治理国家需要实行法治。韩非的法治思想内容及其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树立法律权威，重刑思想，实行依法治国等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以上就是我论文的全部内容，可能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但纯属我的个人之言，仍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请程老师不吝批评指正。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思想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形成他的法治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 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 (《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
简评韩非“法治”思想 [摘要]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韩非法治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法治的形式特征。最基本的以法为本，强调法、术、势结合并用。 1、在立法上，强调要制定颁布和公开成文法，做到有法可依。“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布之于百姓”、“境内卑贱莫不闻知”。 2、在执法上，要做到有法必依。“明主不游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信赏必罚”。 3、在司法上，要做到“严刑重罚”、“重刑止奸”、“重刑爱民”。 4、法治的功能和目的上，“禁奸”、“正行”，强调用法律劝科农桑，奖励耕战，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二）法治的实质 作为君主专制的狂热鼓吹者，韩非的法治理念中，君主是第一位，
是权力的核心，也是权力的当然享有者和享受者；作为臣民只能以义务为本位，时时处处尊崇以君主意志制定的各项法规法条。所谓“法治”只不过君主专制政体下实行“人治”的工具，是“术”而不是“本”。 二、韩非法治与古代西方法治 由于古希腊和古雅典商品经济的发达，思想控制相对于古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要宽松得多，言论自由氛围较好。从而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亚里士多德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政治学》一文中已率先提出法治的理念。他在设问：“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结论是“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而比亚里士多德晚出生100年的韩非的思想相比于亚氏的法治观点，虽然两者在法律关于法律权威性、稳定性、平等性（韩非的平等为形式的平等）等方面有近似的论断，但其实质却大相径庭。亚氏主张的法治来源于其宪政理念，主张建立兼顾财富与公平自由的共和政体，由中产阶段执掌政权。而韩非主张则是寡头政体（该政体类型被亚氏称为变态政体），基于政体观的不同，所以两者的法治本质大不相同。亚氏的法治理念接近现代的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源流于亚氏），强调以良法为治国之本，而韩非之以法为术，恶法亦法；亚氏的法治理念强调“多数人决定，保护少数人利益”，而韩非的法治的确保君主意志和利益，或保障大地方阶层的根本利益，对平民的利益压制、剥夺；亚氏提出议事权、
浅析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一) 论文关键词：自利自为以法代德 论文摘要：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现象的冷静观察，激烈抨击儒家学说，在继承并发展荀子人性论及早期法家“法”、“术”、“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代德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当时社会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当今“以法治国”战略提供了借鉴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新型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史记》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木于黄老。”(《史记·老庄中韩列传》)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亲历了韩国的政治斗争，数次书谏韩王建议变法，但均未见用，他因韩国变法不彻底，政治腐败，而自己又不能见用，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老庄中韩列传》)，总结以往变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立了一个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也正是这一理论，包含了韩非所特有的伦理思想。 一、韩非的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师从苟子，其人性论虽受了苟子性恶论的影响，但并没有走苟子“化性起伪”的道路，正面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而是主张“因”之立法，不是化之积德，从而走向非道德主义。他认为人的这种利己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即只能“因”之，而不能“化”之，这就是韩非人性论的从木炸点。正是3于人性“自为”的观点，在韩非眼里，人与人的关系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买卖关系。 就君臣而言，韩非明确认为，君臣“利异”，因而“君臣异心，……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饰邪》)。这样君臣之间就只能是一种买卖关系。 在论述君民关系的时候，韩非反对把君主说成“民之父母”的说法。他说:“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明主”对于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平安则用其力。”(《六反》)这就是说，君主爱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君主统治人民的口的是要人民为自己“尽死力”。 就父子家庭关系而言，“为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又盛壮成年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谯之。父、子，至亲也，而或憔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更有甚者，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枉，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在韩非眼里，人类自有家庭以来的血缘伦理关系完全成了冷漠无情的计利关系。 韩非从人性“自为”这一根本观点出发，认为“利之所在”就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唯一动机、目的和内容，韩非正是根据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这种看法，做出了以法代德，否定道德的作为。 三、韩非对儒家仁义“德治”的批判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浅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好利”说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他以人的生理需求为根据认为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性好利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是利益的结合。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说以“利”为出发点，以“得到利益”为最终的归宿，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均是出于“人性好利”说。从“人性好利”观念出发，韩非子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私自利的，本性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利益的驱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如夫妻、父兄、侍从以及君臣之间，都是凭利益关系的驱使来保持的，这也是人与人交往当中最为危险的几种社会关系，由于人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这势必导致各自社会身份的不纯粹性。他与儒家学说突出人性本善、和谐相处之道有所不同，而是一针见血刻画出私有社会条件下人性趋利的本质，说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只有明白这点，君主在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社会制度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既有求利的本性，就会趋利避害，体现在人性上就是畏惧错误，害怕被惩罚，称其“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这种观点随后成为其法家思想的根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那么，人就会畏惧法律，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要将“法治”推行到国家治理中，非常时期必需严法，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很多法家学说及治国方法，又将其总结与升华，使之更能与当时秦国的社会相融合，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其“人性好利”说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国家社会缺乏中央集权制，人口等流动性太大，文化也多元化，思想与思想的碰撞空前旺盛，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个性存在成风，韩非子的学说正符合这种思潮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符合统治阶级对政权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威的体现，所以其对道德的理解、发扬，正是为了迎合他后来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对法治的推崇更是有着绝对的实践价值。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概念，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韩非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一）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和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因而他主张明法，要求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既反对法外行仁，又反对“释法任私”。他甚至赞同商戟的观点，要求统一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禁止一切有俘于法令的思想、言论。韩非曾设想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法治国”的理境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是故无事则富国......”，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认为要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
简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皮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内容提要：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只有制定严酷的律法，掌握好赏罚二柄，才能有效的对国家加以管理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本文从“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两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法治”的提出，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商君书》中又称“垂法而治”、“缘法而治”。“法治”中的“法”，指的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规范；“治”指的是以这种规范作为约束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这种“法治”的理念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1]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法治”思想。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吸收了前期法家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一、“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一个是“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韩非的历史观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和保守。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时代的变化，国家的治国方法也应当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如果在当今之世仍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韩非提出这种历史观的目的，显然是在为当时法家所推行的法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社会风俗变了，政治制度亦应当变化。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就是用暴力解决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代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义说教都已不合时宜，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急世之民”。 韩非的人性论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教化而改变，即不可能“化性起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比较。他以舆人和匠人为例：“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不仅如此，韩非认为即使是亲子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从以上的观点出发，韩非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不计厉害关系的仁义道德，也不承认有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圣人”。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这种本性无法改变，因此所有的道德教化对人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达到维护统治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且只能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严酷的刑法来制止民众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用利益为诱饵，使民众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以赏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 韩非根据他进化的历史观和“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指出了道德教化的失败和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要求“不务德而务法”，从而比较系统的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理论。
金光1108027 11级法英一班 1、2、3 韩非子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 一、性恶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基础 韩非子通过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得出“性恶”的论断，为了弥补人性的这种缺陷，继而提出“厚赏重罚"的法治思想，用法的手段来限制、阻击人性恶的膨胀，最终达到韩非“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所以性恶论是韩非哲学的基础。 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人皆好利恶害，“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就是说好利恶害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 5 二、自私自利的人性 他认为这种关系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性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情无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非亲非故的人了。韩非从他的举例来引申他的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无不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使然，他用这种偏激的言论阐释自己的人性论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子女采取功利的态度，也并非所有的妻子都想杀害自己的丈夫。然而，韩非这种犀利的言辞具有当头棒喝、令人猛醒的功效，使得这事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6
读《韩非子》 ——韩非的法治思想 传统将《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它集中宣扬了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论。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并不仅仅是集先秦法家于一体，更是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使得韩非在论述法治思想时左右逢源，更具合理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难三》篇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由此可见，韩非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集”的法律条令，是一种“设之于官府”的统治工具，是一种“布之于百姓”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在于赏罚。表面上，他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来都只是当权者安抚民心，骗取人心的一套华而不实的说辞。 在《韩非子》中，韩非并没有系统的罗列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只是务虚的论述立法执法等方面应该贯彻的一些基本准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立法方面，韩非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八说》说：“法所以治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制定法令，必然会有利弊之分，所以立法时必须考虑其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无完法”，韩非 在立法前先权衡利弊，是颁布的法律符合实际而非理想，实际上是追求法律的最大合理性。 第二，立法是必须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立法的因时制宜原则实际上是功利原则的延伸，法律的制定因时因地而变，符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法律的最大功效，这反映了韩非的变法论精神。 第三，法令必须统一，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一条看似与上一条所说的变法论相矛盾，其实不然。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说，这就是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法令一旦制成，就必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否则法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因为法律是全国臣民奉行的行为准则，统一固定，百姓才好遵守，朝令夕改，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且“不擅其法”，也给奸臣贼子造就了可乘之机。“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利则道之”。所以，韩非认为“法其如一而固”。 第四，法令必须适应于人的性情，容易了解，便于实行。《用人》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明主之表易见，故约之；其教易之，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 法既然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就必须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具有其通俗性和可行性。如果深奥难懂，或通过努力也做不到，人们就会“私怨生”、“伏怨结”，就会背叛君主。 常言道：“法不责众。”如果制定的法令人们都无力做到而只能违反，那就会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法就是有违情理的，是行不通的。 第五，法应该详尽明白。《八说》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制定法令，既要简明，又要详尽。法律太深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不能达到容易了解容易实行的要求； 法律太简单，有些情况找不到法律的依据，就会有人趁机钻营。所以，法要简明详尽，构建一个明确的标准。
论韩非子的法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班级：104 学号：35 姓名：许雯 关键词：重法，安国，执法，奉法，赏罚 摘要：“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奉行法度的君主强劲有力，坚决实行法制，国家就会强盛；相反，奉行法度的君主软弱无力，不坚决实施法制，国家就会衰弱。“能去死曲就公法者，民安则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能远离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追求实施国法的国家，民众就安定，国家就太平；能远离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法，兵力就会强大，而敌人变得相对弱小了。 韩非，生活于七雄争霸战国时期。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卿，才华出众，但口吃，不善言谈而擅长著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年轻时，韩国国势弱小，屡败于秦国，割地损兵。为此，他曾多次上书韩王以法治国的计策，均未被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于是发奋著书立说，以求闻达。后秦王赢政读了其著作，大加赞赏。但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却并未受到重用。与此同时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言加以陷害，最后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学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和批评先秦法家尤其是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大量吸纳了黄老道学，邢名学以及兵家，儒家，墨家，纵横家的观念，形成了当时最具综合性，最具实用性价值的管理理论。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和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和研究其思想的局限性，对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新旧体制转变、新旧观念更替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韩非的法制思想 韩非虽然出自荀子的门下，但却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生活的年代，已经到了战国后期，此时，旧的贵族制度向新的制度转变，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适应了新兴阶级变革需要的法家思想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在此之前，许多诸侯国已经由新派人物的代表掌握了政权，任用法家人物进行变法，从事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改革。不难看出，从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体现了法家思想的逐渐壮大的趋势。而韩非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中。 1.韩非的法本思想 韩非子说：“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就是说国家要强大，在于国家要做好法治工作，国家
浅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董蕾 （管理科学系行政管理专业学号：091424026 指导教师：郭红娟） 摘要:韩非,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变法历史经验,在批判继承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现今探究其思想要义,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关键词：法治；法；术；势 韩非，世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变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法治理论适应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为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从其“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法治的基本理论以及推行法治的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以研究。 一、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理论的产生必有其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因素,同
时也是思想意识主观因素交流融合的必然。 （二）从经济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21 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实行如“初税田”“量入修赋”等经济政策,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布成文法活动开始列入社会变革的日程。 （三）从政治上看,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各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已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韩非的法治思想由“法”“术”“势”三个部分组成的。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的理论 韩非的法治理论中的“法”为新兴者倡法,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法规是由封建君主来颁布,官吏来贯彻法令,人人要遵从,是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也即《八说》所说的“治事”。“治事”的中心是尊公废私。《诡使》说:“夫
韩非法治思想的本质是人治主义 张缪斯 韩非子被认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以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从法、术、势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君权的主张。虽然这三个学派并不是绝对地互相排斥，但是直到韩非予才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法、术、势三者之间的内部联系，并指出三家观点各自的不足与内在矛盾，从而明确提出了三者互补的问题。可以说，从韩非子开始，法、术、势才被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理论，成为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南面之术。 一、韩非子对商鞅法治思想的批判 在战国以前, 主要是不成文法( 习惯法) 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起着作用, 无论是礼还是《尚书》中的《吕刑》, 都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存在, 起到保护传统贵族利益、稳定社会的作用。而到了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大变革的趋势, 各国所进行的变法运动就是对被束缚在传统礼制之中的统治者的一次解放, 使他们可以自己颁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有利的政策与刑法, 从这时起成文法才真正开始确立起来。成文法的出现虽然大大加强了君主对权力的集中, 但是也会对王权起到限制和削弱的反作用。当年韩非子实际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予以了揭示。这体现在他对商君之法的批评中。韩非指出, 商君之法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不仅百姓, 官吏甚至是君主都受它的限制; 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中, 其核心是以君权为主导的, 法律是不可能限制君主的。韩非进而认为,想利用单纯的法治维护君主集权制也是不行的, 因为法律一旦形成, 必然要求包括立法者在内的所有人一致遵守, 所以势必会与王权转化成对立面; 而执法又是官吏的职责所在, 如果官吏权力得以加强, 便会对王权造成更大的威胁。商鞅虽然多次修改法令想使秦国更加强大, 但大臣们反而利用变法的成果牟取私利, 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强大的秦国十几年都不能完成霸业。这就是单纯使用法治的弊端。所以, 韩非的观点是: 不必使用法律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也不要一味地迷信法律; 应该通过其他途径与法治相配合, 去维护君权独尊的地位。 二、韩非对申不害术治思想的补充 正是因为韩非看到了君权与法之间的这种矛盾, 才更加认识到法、术并举的重要性。韩非子的术治思想来源于申不害。他认为申不害的术实际上就是依据承担、解决事情的能力来授予官职, 依据职位的特点对其应做出的相应政绩而提出要求。操纵生死的大权, 考察大臣们的能力, 这些是应该由君主来亲自掌管的。这些就是术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内容, 所以西方学者将术译为管理国家的艺术。但是, 这仅仅代表术的一部分浅层的含义, 术治更主要的意义在于君主独自操纵臣下的秘密权术。韩非在《外储说右下》中说: “人主者不操术, 则威势轻而臣擅名。”韩非子虽然赞同申不害的思想, 但也注意到当时韩国尽管进行了变法, 国家却没有安定下来。他认为这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稳固的法令来辅佐, 结果晋国时的旧法还未废除, 韩国的新法又颁布了,臣子们便趁着新法与旧法, 前令和后令相互矛盾之际获取个人私利。至于申不害在辅佐君主时所用的考验官吏的办法, 实际是一些阴谋把戏, 不可能对国家法制体系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这样的阴谋一旦泛滥, 上行下效, 为臣下所用, 只会使政治更加腐败、混乱, 进一步威胁君主独尊的地位。强, 便会对王权造成更大的威胁。商鞅虽然多次修改法令想使秦国更加强大, 但大臣们反而利用变法的成果牟取私利, 正因为这一点才使强大的秦国十几年都不能完成霸业。这就是单纯使用法治的弊端。所以, 韩非的观点是: 不必使用法律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也不要一味地迷信法律; 应该通过其他途径与法治相配合, 去维护君权独尊的地位。韩非在《定法》中说: “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 皆帝王之具也。”就是说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都是君主治理国家所必备的, 而君主不必亲自实施法令。君王居高临下, 任命官吏担负具体责任; 然后主上通过术来驾驭臣下, 最终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即韩非所认为的“是以圣人不亲细民, 明主不躬小事。”(《外
浅谈韩非子与法治、人治 姓名：李淼 [论文摘要]就我们所知，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法律由人民制定，统治者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形式上统治者只对法律负责，统治者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人治是指“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利，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子的“法治”并不是当代意义上绝对的法治。他在以“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来为君王提供王权的保障的前提下，争取为社会提供一个平等的环境。 [关键词]法家，儒家，韩非子，法治，人治，君权 作为治国的基本办法，法治和人治是许多学者争论探讨的地方。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到底他提倡的是“法治”还是“人治”？他的“法”，仅仅是“刑”吗？他所设立的法对君主有没有约束？ 当我们严格地从“法治”与“人治”的定义看，似乎韩非子提倡所谓的“法治”偏向于人治，但人治理论有个特点，就是那个治理的“人”一定是一个“贤人智者”，人治建立起来的基本假设中有“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利”。通过以下的论述，我会逐步证明韩非子提倡的“法治”从真正意义上既不完全是“法治”，也不完全是“人治”，但总体偏向于“法治”。我们只能辩证的看2000多年前的法律思想，毕竟能从“人”向“法”的转变已经是很不易了。 韩非子的“法治” 冯友兰认为法家是出于“法术之士”，而法术之士就是“当时之一种专以政治为职业之专家”。“之所以别家没有冠上法术之士的称号，是因为别家对于政治的见解，多解于理想，与实际政治相差甚远。”我认为冯友兰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法家的刑罚特别苛刻但是平等。为什么终于从“人治”的观念逐渐转变到“法治”的观念。这样看来，韩非子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政治理想主义者。 首先，这个政治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法是公正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者，国之权衡也。（《管子·七法》）”以上论述表明，法家从一开始就是把法认定为客观的，公正的而不是君王意志的派生物。《韩非子·五蠹》中“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自环，就是专为个人一己打算。较早说明法的“大公无私”的是慎到，而韩非子也继承了慎到以公私来区分法与非法的传统，“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韩非子·饰邪》） 另外，从“大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以乱法也。（《韩非子·诡
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批判吸收借鉴了先秦法家思想的精华和儒墨道思想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性的以“以法治国”为核心的法律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由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礼乐制度开始瓦解。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法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由管仲、子产提出，到战国时期经过李俚、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发展，在秦朝时候达到鼎盛时期。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思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对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思想内容、历史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的价值进行论述。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依法治国、意义 引言:2015年3月，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新的突破，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已经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整合，在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巨大
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现状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治思想依然比较突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发生了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加上法制体系的不完善，人们法制意识观念淡薄，执法不规范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面对种种法治层面问题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很多人会说要创新，但我们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汲取有利于当今法制建设的一些优秀成果。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对先秦法治思想的传承，从中找出对当今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绪论 1、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极快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法治国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守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法治面临着挑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