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试论韩非子法治思想与当代法治精神的异同
学生：符康学号： 201041330115 学院：政法学院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入学时间： 2010 年 9 月 12 日
指导教师：程梅花职称：教授
完成日期： 2014 年 5 月 10 日
诚信承诺
我谨在此承诺：本人所写的毕业论文《试论韩非子法治思想与当代法治精神的异同》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作了注释，若有不实，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
年月日
试论韩非子法治思想与当代法治精神的异同
摘要：韩非子作为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主张“法、术、势”结合起来的一种统治理念，其中“法”作为三者之中最基础的部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要辨证地看待韩非子“法”的思想及其学说，为依法治国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法、术、势;依法治国;法理统治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an Feizi’
s thoughts and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in terms of Ruling by Law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galist School in ancient China, Han Feizi put forward a kind of ruling idea combining “laws”“methods of governing”and “power", of which “laws”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element. We should regard Han Feizi’s thoughts of “laws”as well as his theory from a dialectic point of view,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ule by law .
Key words: laws, methods of governing, power; rule by law; rational-legal domination
目录
一、前言 (1)
二、韩非法治思想概述 (1)
（一）韩非法治理论的来源 (1)
（二）法治和君权 (2)
三、当代法治社会的内涵 (3)
（一）现代法理型统治的内涵 (3)
（二）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 (4)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4)
四、韩非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5)
（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异同 (5)
（二）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6)
五、结论 (7)
参考文献 (8)
致谢 (9)
一、前言
韩非子作为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君主要制定适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法律，明确判定的标准之后，严格执行法律，赏罚分明，以法治国。同时通过权术来驾驭群臣，以达到维护君主专制的目的。当代中国提倡的依法治国，其本质和目标与韩非的法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依法治国是依据体现了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去治理国家，不以个人的意愿来进行治理，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党的领导下来进行法治社会的建设。从某些方面来看，韩非的法治思想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一定的关联，韩非法治思想中的精华部分放到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韩非法治思想概述
（一）韩非法治理论的来源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贵族，《史记》中记载，韩非为“韩之诸公子”。这表明韩非是韩国国王之子，并且是庶子而非嫡子。韩非虽然有很严重的口吃，但是才华横溢，擅长著书立说，其著作经过编撰，在秦末汉初之际成书，即《韩子》。为了将韩非与韩愈区分开来，宋代以后改称《韩非子》。韩非生活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高度发展和碰撞的阶段。各学派都有其代表人物。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在当时奴隶制瓦解、封建体制逐渐形成的大背景之下诞生的。在经济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的没落和封建的小农生产模式的崛起造成了各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政治方面，这种变革的一大影响就是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和传统的旧贵族不同，新兴的地主们主张权力的集中和君主威严的确立，而法家无疑是迎合了地主们和渴望权力的君王们的需要。而法治思想作为法家理论中重要的一环，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的代表，法家思想来源之一是道家学说，这表明韩非的法家思想多少会呈现出一些混合的特征，这些特点也会在其法治理论上有所体现。荀子主张的是性恶论之上的“礼治”，人性向恶，所以要以法来约束人，这是法家以刑名法术治国的依据之一。荀子希望以儒家传统的“王道”来以德服人的同时，也提出了以力服人的“霸道”理论，要理解韩非的法治思想，就要探究其背后的儒家理论来源。荀子生活的时期是战国末期，各国的征战讨伐相对于孔孟之时更加激烈，基于现实，荀子发展出了“礼”的新涵义：人的欲望和现实生活中物质的相对缺乏存在很大的矛盾，“礼”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发展起来的。不过每个人的能力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解决这种矛盾的能力也不同，所以需要一系列规则去调解。这一系列的规则就是“礼”。“礼”中的一些具体规范会被列入法律条文之中，所以荀子提出：“礼者，法之枢要也”荀子将法治看成是礼治的一种补充，仍然坚持礼治高于法治。法治只能达到霸道的层面，礼治才能达
到荀子所理想的境界：王道。韩非无疑是继承了霸道的一面，由于其理论的现实性，对于道德问题避而不谈，相对于儒家学说少了很多理想主义色彩，在韩非的理论中，无所谓道德上的正义性，只有利益上的考量。
法家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于道家学说，韩非在《喻老》和《解老》之中经常引用老子的语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老子的思想是“以虚无为本”，主张“道”的作用。韩非则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理，万物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在这里，道和理同为世间重要的因素，人们可以通过“道”来探究世间的真理。韩非去除了儒家中礼治的思想，将荀子对于力量的推崇融入进了法家理论，同时将黄老之学中对于“无为”的追求去掉，留下“道”这个准则，然后加以发展，将“道”发展为“法”。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韩非独特的以法治国理论。霸道治世，道法自然，构成了韩非及其法家的一系列学说。
（二）法治和君权
韩非的法治理论是以君王为核心的。在《韩非子·主道》中，韩非认为君主应当奖惩有据，赏罚分明，并且不论亲疏，一视同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君王视法律为重要的工具，只有法律的使用权紧紧地掌握在君王手中，才有利于维护君王的专制统治。在《韩非子·有度》中，这一观点更加明显，“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在礼乐宗法衰败的年代，以法律来驾驭大臣对于君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因为要审查群臣，君王仅仅凭借其个人才能是无法办到的，即使君王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经验。让群臣各司其职，君王用法律来评判，这就是韩非理想的君臣关系。评判之后，君王应当手握奖赏和惩罚的权力，即“刑”与“德”。《韩非子·二柄》中记载：“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刑德作为法度的延伸，是法律在实际治理中的应用。不仅对大臣，对百姓也有威慑。所以，如何适当地运用法律对君王来说就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对君王本身的能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在《韩非子·南面》（古代君王一般坐北朝南，所以“南面”是统治国家的代称）中，记载有三个君王治国的原则：一为明法，即制定明确的法律，运用法律办事，事后根据法律来进行奖惩。二为责实，《韩非子·南面》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意思是，君主应使臣下一定负说话不当的责任，又要负该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辩词无从验证的，这就是说话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重要权位的，这就是该说不说的责任。三为变古，韩非以伊尹和姜太公变法的事例来说明变法的重要性，而法律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现行法律是否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在《韩非子·饰邪》中，韩非提出君王要整治那些以法治国以外的治国手段，使国家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韩非认为国家的强大与是否实行法治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韩非的法治思想是要确立一个以法律为保障的传统型统治。所谓的传统型统治，就是一种合法性建立在历代相传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的统治模式。传统型统治中的统治者获得权力的方式是根据世代相传的惯例获取，典型的传统型统治有家长制、世袭制。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要求臣民效忠他个人。整个国家就是君主的家产，君王统治国家如同管理自己的家室一般。和一般的传统型统治不同的是，韩非引进了法的概念，在统治机构中明确办事人员的职权范围和奖惩机制，以改善官吏在行政工作中肆意妄为的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韩非所设想的法治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法律为君王和统治集团服务，法律的制定垄断在统治集团手中，虽然韩非主张对于违法的贵族亦要进行惩罚，但是君王本身不受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法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众多形态中的一种。而且韩非在设计这一套法家的理论体系是基于高度现实主义的，但是其理论的内涵却有有脱离现实的倾向，即对于君王和臣民超越道德和现实的期待。一方面，韩非看到了君主个人能力的不足，提出以法律来作为评判标准和惩戒方法，来辅助君王执政；但是另一方面，法制之下的高度集权实际上对君主的道德和个人能力也有着巨大的要求。同时，以严酷刑罚的确能够震慑大臣和臣民，底层民众可能因为一时的恐惧而不敢作乱，但人心难测，长期的重压可能导致更大的暴动产生。后来秦朝的崩溃有力的证明了，片面的依靠法来统治，很难达到君王希望的统一稳定的环境。
三、当代法治社会的内涵
（一）现代法理型统治的内涵
当代社会和韩非生活的时代相比，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社会体制和普遍观念的改变，君王（最高统治者）不再拥有过去那样的权力和威严，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权威，多数国家更是废除了世袭君主制，以共和制取而代之。法律也不再成为君王控制大臣和人民的工具，而是调节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第二，权力不再是不受牵制的，统治者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三，法律的权威得以确立，法律来源于民选立法机构，是理性的体现。韦伯认为，现代的法律理性亦体现了法律的正当性，这样的正当性可以用于保护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权益。以法律为权威进行统治的模式被称为法理性统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法律拥有很高的地位，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律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同样也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的行为要服从法律的安排，同时他们自身亦不能超越法律而行事。另一方面，官员们的决策和命令也受到法律的辖制。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服从的是法律，一种非人格的秩序，而不是某个人的权威。
综上所述，现代法理型统治的含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法律作为理性立法的结果，是一个有规则的体系，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会受到法律的制约。二.占据权力的不是统治者本人，而是有限任期的官员，他们由于职务的原因才得以行使权力。
三.人们服从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执法的官员，法律的权威不依靠执法者给予。所
以说，法理性统治相对于传统型统治来说更为牢固，因为法律作为威势得以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而国家机构受到法律的约束，权力得到遏制，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一旦执法出现失误，追责的是执法者而不是法律本身，从而使法律体制和法律治理得以延续下去。
（二）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
在树立了法律的权威之后，“治”的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现代社会不再是古代那样的少数人统治，而是在向着多数人的管理转变。传统意义上的统治，是指某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另一群接受权力支配的阶级实行专断的、按照少数权力精英的意志展开的统领、指挥和管辖的行动。在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统治阶层多数情况下按照世袭的原则来建立政权，所以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往往不予接受，当被统治阶级要求分享权力之时，统治阶层就会使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而法律作为体制的一部分往往起到的是专政的职能。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为了维护少数人的专权，法律往往会沦为恶法。而管理是指统治者淡化自身的压迫和专制职能，将权力更多地用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过程。管理更进一步就是治理，治理是由很多不明确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相对于自上而下的统治，管理乃至治理体现了公共性、互动性和多元性。这里的“治”，不仅仅是上层统治者的事务，更是每个普通公民的神圣权力。现代的治理体现出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常态化和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而治理得到贯彻的时候，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这时的法律更多地用于缓和矛盾而不是用于简单粗暴的镇压。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在阶级社会，法律多由统治阶层制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法的本质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利益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所以，不论法律如制定者标榜的如何公平正义，法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无论是在制定过程还是在执行阶段。从某种角度来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法律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以社会主义法律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中国在长期实践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于传统思维的缘故，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人情大于法律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人治”。即使在封建社会的“法治”时期，君主亦可以随意更改法律的执行和结果，并且自身不受法律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只有法制而无法治。虽然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是在东方式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的吴邦国向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出，在此之前，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和
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依法治国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机关，也包括广大群众。人民群众参与到依法治国之中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发生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更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大的政策，其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需要多个机构去执行。首先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要严格遵守宪法规定和立法程序，同时要考虑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其次是行政机构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机构执行法律是否得当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执行之下产生的影响并不一样。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去办事，不越权，亦不出现不作为的现象，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再就是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不偏袒任何一方，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去严格执法。总之，国家机关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够彻底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中国有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对于法律的理解和实行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只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在各个阶段贯彻法治思想，对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进行法治的思想教育，对人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使整个社会都形成守法遵法的思潮，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适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刻板教条地理解法律，灵活地将“法”和“治”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面对法律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地改进法律，与时俱进，才能使得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至于被社会淘汰。
四、韩非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异同
由于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达到稳定社会和延续统治的作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均奉行“内儒外法”的政策，以儒家礼治的外衣来包裹法家以法治国的内核，从而达到树立君主权威、维护君主专制的目的。而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法治，和韩非的法治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看到，韩非及法家主张的是“以法治国”，而当代中国提倡的是“依法治国”，一字之差，体现出了两者的重大差异。
首先两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以法治国”可以理解为法律在实际治理中起到的是工具作用；“依法治国”，顾名思义：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法治国之下的法律成为了每个人都要尊重的权威，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违法。而在韩非的理论中，法律是君王控制大臣和百姓的利器，君王可以随意制定法律、解释法律和运用法律。当代社会主义法律则是由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由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构来执行、解释，是用于调节社会矛盾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所以，“法”在两个理论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一个服务于专制君主，一个为保障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起作用。
其次，除了法律在两个理论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以外，韩非的法治思想和当代法治理念产生的土壤也不相同。法家思想受不同时代的影响，分为两大派，一派以管仲为代表，主张私有产权之下的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当时分封制尚未瓦解，故管仲的理论集权色彩不浓厚；另一派是以商鞅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主张权力收归中央，官员、诸侯的权力收归君王，经济上主张国家主导。韩非无疑是后者的支持者，积极倡导君主专制。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植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情况，这就决定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法治之施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条件，但是韩非的法治则是为君王和国家的上层服务的。
在“治”的方面，韩非更加侧重法制，韩非主张的“名法”虽然要求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并根据法律来判断事件的性质，但和现在的法律执行相比显得颇为随意，由于特权阶级的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在当时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没有现代的权力制约体系，特别容易发生权力滥用的状况，本质上是有法律制度的人治，法治没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而当代中国建立的一套执行机制和制衡机制可以很大程度上遏制权力滥用，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思维的影响，少数情况下仍然会有违背法治精神的现象出现，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当代中国正在向着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二）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尽管韩非的法治思想和当代的法治理念相比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其影响力依然是存在的，其中的一些理念对于建成法治社会有着巨大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韩非主张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以法律作为评判的标准。“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韩非子·有度》）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矛盾往往不能判断谁是正义的一方，用情感去代替理智的判断，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很多情况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某一方是正义的，但是那样的正义，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不过是怜悯每次出现在眼前的可怜之人。用法律来判断才是相对公平的做法，失去法的凭据，任何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执行的人品格多么高尚，都有违背法律甚至使得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所以韩非认为君王“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就是理性法律思维的体现，而这需要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持，所以立法也应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理性主导法律的制定、执行过程，法律才能够真正地成为强有力的权柄。
2.韩非认为法律不能够一直不变，而是应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革。在《韩非子·南面》中，韩非写道：“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这句话清楚的表明，我们应当及时变更过时的法律法规，对其中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内容进
行调整，同时注重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议，使法律成为有效的调控机制。
3.韩非继承了申不害的“术”理论并且发展为“法、术、势”兼而用之的主张，这对于现在的司法调解有着很大的启示。首先，法官要依照“法”进行审判。其次,以“术”理调。“术”是在“法”的框架内的具体策略的运用。“法”构建出诉讼调解的骨架,只有通过“术”,才能使诉讼调解工作顺畅、流畅,，以达到公正的目标。最后法官也要凭借自身的“势”，使当事人对于法律有敬畏之心，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当事人，以至于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这样才能树立法律和司法部门的权威。
五、结论
总上文所述，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一个严密的体系，以道家和儒家学说为来源的法家理论在韩非的发展之下增添了新的内核，当代法治精神虽然和韩非的法治理论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其中名法、变古的理论亦有其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方面都在进行迅速的变革。面对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行政手段为主的调节方式在社会各方面已经显得不是特别适用，应过渡到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方式。国家在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的情况下，制订了一批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使韩非的“以法为本”思想在当代得到运用。同时政府又通过各种方式对群众和干部进行普法教育，让人们知晓法律内容，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如何更好地遵守法律。这也是韩非“以法为教”思想之体现。当然，对于古代的文化思想，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简单去否定，也不能全盘地继承，我们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态度去继承，在实践中去发展，这才是对待韩非法家思想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韩非子.韩非子校注[M].吉林：长春出版社,2013.
[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 新政治学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4]戴黍.韩非子的“法”,“势”,“术”与现代管理[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3(4)：32-35.
[5]姜小川,易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公正观念[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5)：
110-115.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7.
[7]赵叶花.试论韩非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5(3)：25-27.
[8]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子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杨芸, 柴建军.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其价值分析[J]. 黑河学刊, 2009,(3)：87-88.
[10]李全胜.“道德” 人性的终结与法制思想的产生——韩非子管理哲学探微[J]. 江汉论坛,
2008,(4)：97-99.
[11]石守坤.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J].开封大学学报, 2011,25(3): 33-35.
[12]夏云.异化的“法治”——《韩非子》法治理论中的尊君思想探析[J].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1,(5)：15-17.
致谢
这篇论文的写作历时两个多月，在写作期间遇到了一些障碍和困难，不过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之下最终完成了此文。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程梅花老师，没有她的悉心指导就没有这篇论文的完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她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对论文中的很多错误和不足提出了指正。在此，我向程梅花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引用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献，这些资料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在论文的修改之中得到了同学的大力帮助，再次致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写出的文章难免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