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的原因
工商管理学院2010级会计学一班
张蕾蕾101601010 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像历代王朝更替那样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相反国家却陷入长期混乱割据状态之中，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人们未享民主革命之福却饱受政治动荡之祸，不禁开始对民主共和的政治价值产生怀疑。不少人将国家民族振兴作为最终目的，盖因片面看重此种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民主理念一旦被现实证明与原定目标背道而驰，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就开始动摇，希望出现政治强人实行中央集权以恢复秩序、重建统一。
革命激情消退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内，民主共和政体才能顺利运行，其功效才能得以顺利发挥。而王朝颠覆使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主义不断高涨，国家处于分裂境地；满、蒙、疆、藏渐生离心倾向，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之虞。旧有政权虽弊端丛生，但似乎尚能维持全国范围内表面上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而新政权的软弱则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紊乱。混乱和分裂的现实危险强化了重建中央集权、重立统治权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会渴望与需求。这种社会心理构成了袁氏复辟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一、人们对君主立宪熟悉，对民主共和陌生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民主基础薄弱是无可讳言的。一般国民被“问以立宪二字作何解释，其知者百无一二。其瞠目挢舌而不能对者遍中国皆是也。”广大农民只知道皇帝，而不知道新建立的共和制为何物，在他们看来，“现在国无王法，何分皂白？……京津保定，均被抢劫，皆系无皇帝管束之故……”。虽经百般解释民主共和的含义，然而“愚者百说而不解，黠者群笑以为诳”。“彼辈并不知大总统之位为何位？事为何事．终日以无皇帝为虑，服从专制之习，一时不能改。”
孙中山后来承认中国国民懂得共和的人是不多的，这本来倒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民国初创，来日方长，也还大有可为。但倡导共和的革命党人其实自己往往就对“共和”及共和的规则知之甚少，更不愿意以身作则地遵循，问题就大了。
不过沦落到这样的结局倒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与传统改朝换代不同的是，现代的社会革命必须争得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当时中国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虽然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但在传统中国，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接受着儒家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熏陶，早已习惯了自己“臣民”的身份，对近代社会民主政治思想就很难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积极参与。因此，什么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是很遥远的事，在普通民众看来自然“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二、民国初年，共和制度施行的不顺利
在民国前期的政权机构中，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在体制上处于不受存废制约的地位。而行政机构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总统、国务员受到议会和法院的监督，后者拥有对前者实施弹劾的法定终极手段。而对于议会，无论是总统，还是法院，均不拥有任何法定终极手段。每当国家陷入政治危机，内阁总理可能被免职，内阁可能被解散，但国会却超然于其外。这一状况，虽然在法律上使国会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行政与立法二机关之间的分歧难以通过合法渠道加以弥合，更不能通过对等的解散内阁或解散议会的方式，组建行政、立法两大机构新型关系，必然使得二者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最终导致寻求矛盾的外部解决，通过法律外的因素化解危机。武装冲突在所难免。民国初期，国会在多数情况下，处于没有军队支持的境地。因而出现三次被非法解散、并最终被彻底废弃的结局。
从民国初期政治危机的实际解决方式，也可看出由于法定终极手段不均衡的副作用。1913年11月4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参、众两院内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由于国民党在国会内是第一大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实际上就导致法定人数不足，国会不能再正常议事。与此同时，袁世凯威胁非
国民党籍议员不得“借端附和，以自蹈曲庇乱党之嫌”地方各省军政首脑也纷纷通电，要求解散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布告解散国会原因文》、《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令》，正式解散国会。袁世凯解释解散国会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国会组织不良，乱党议员把持国会两院，使国会成为党争的场所，而且趋向于国会专制。第二，国会议员数量不足，无法正常议事，因而不具备《国会组织法》所规定的国会资格，也不能正常履行《国会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职能。
袁世凯解散国会，有其强化集权、甚至为复辟帝制作准备的可能。
三、一战爆发，英日德都想拉拢袁世凯称帝
有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对袁世凯的复辟之举给予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包括政治上的许诺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及人员参谋等方面的参与，或伪善的宣布“中立”，减轻了袁世凯称帝的后顾之忧。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一方面为控制中国而激烈斗争，一方面又联手积极阻止中国人民的觉醒，妄图使中国永远沦为他们的附庸和奴隶。帝国主义抛弃清政府，转而扶植袁世凯作为其在华代理人。帝国主义认为拥有军事实力又深得其欢心的袁世凯权力越大就越能强化其对中国的控制，从而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与特权。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表示：“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他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这些国家在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在外交、军事、财政等多方面坚强了对袁世凯政府的支持。袁世凯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借得“善后大借款”的巨额资金，迅速扩充了实力，这些为其复辟提供了政权和财政上的保障。
等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残酷镇压革命派时，帝国主义国家出于不同目的纷纷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支持其称帝，并允诺可以给予其必要的援助。而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公开怂恿袁世凯称帝，英国公使也亲自和袁密谈，宣称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表示对袁世凯的复辟早已心照不宣。这样，袁世凯挟洋自重，自以为万无一失了，在亲信幕僚的纷纷劝进下更有恃无恐的复辟帝制了。
四、以袁克定为首的太子帮推波助澜
袁克定之所以主张其父称帝，是因为这样以来他就是皇太子。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有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出，由正室于氏所生，其他的都是庶出。袁世凯对袁克定十分重视，着意培养，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扎实，而且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吹帝制，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给他的父亲编造《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是袁世凯的重要消息来源。由于该报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于是，袁克定心生一计，决心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自己花钱编造假版《顺天时报》，经常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于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
袁克定欺骗他父亲的第二件事是编造天降祥瑞。1914年底，袁克定指使远在河南项城袁家祖坟的坟丁韩诚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的墓旁，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如火炬，方圆一百里左右都很明亮。还说附近长出一条紫藤，有一丈多高，蜿蜒曲折，形如盘龙。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一再叮咛他不准对外谈及。为此袁世凯还派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紫藤长得很快，已经和我的手臂一样粗了，而且颜色鲜艳得像血一般，或许这就是天命攸归的祥瑞啊！”袁世凯阅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袁世凯称帝，与“六君子”“十三太保”关系密切。“六君子”就是杨度.严复等六人，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鼓吹帝制。“六君子”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七人，合称“十三太保”。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君宪救国论〉〉，呈递袁世凯，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地颁发亲笔题写“旷世逸才”的4字匾额一方，赏赐给了杨度。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帝制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四川都督陈宦，山西王阎锡山，东北王张作霖，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他于1915年7月访华，并于8月20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另外日本公使和英国公使等，多有赞同帝
制的表示。
而袁世凯本身就是旧封建官僚的典型代表，在前清做官多年，深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在他看来，民主是罪大恶极，君临天下的方式最好，改朝换代要比共和体制好，这就是他妄想做皇帝的思想源头。自从清末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到形成自己控制的北洋系统，随之而来的是其野心的进一步膨胀。袁世凯上台不久，就有了复辟的念头，他曾私下说过：“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又事事制肘，实不胜其苦，倒不如干脆称帝”。
就在1916年元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封建势力和亲信们的欢呼声中，袁世凯登基称帝，但仅仅几十天后这场闹剧便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唾骂中草草收场。而袁世凯也不久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