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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姓名:胡敏华

学校: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学号:1041001206832

指导教师:余素云

完稿日期:2011年10月

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

胡敏华

摘要: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系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的层面上,他则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沈氏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探讨对今天的文坛极富警示意义。

关键词:理性与意志意志力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一、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如果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结果所谓解放不过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或”太窄"的严重缺陷。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为此他极力呼吁,“改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既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的信仰。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那么在他眼中,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

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节制与牺牲”,他强调这里所说的牺牲“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那么,他所说的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历史的?他以法律与道德相比较,认为二者的“用处”虽相似,但在发挥作用及内涵性质上却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这就指出了法律作为人的外在的教条禁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意味着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导引下自愿选择和行动,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强调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满着理性与意志力的道德。沈从文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使其理性文学观抵达哲学的最深刻层面与最崇高境界。

沈从文在谈到经典性作品应有怎样的原则时说:“……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可见他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对情感的仲裁。由于古典主义强调的是情理的“和谐”,追求的是二者“圆满”,因而它不但意味着二者之间(尤其是理对情)的相互抑制,而且倾向于一种静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沈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激荡,因而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命姿态,显然这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边城》含蓄的结尾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那把“自律”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由此使“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上升到更高更复杂的以文化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与生命意识。

二、人文精神:理性与启蒙

对意志力的推重使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从而与西方那种讲究逻辑推理的科学理性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而这一倾向又是与他对生命的理解分不开的。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内容及关系决定着人性的文化内涵,形成每个文化时代特定的生命外观。他从泛神论那里吸取哲学灵感,指出神其实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神即自然本身,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爱与美,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应发扬爱与美,通过意志力发挥生命的最大作用。但是,沈从文又深知,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被它的主人意识到,并转化为意志行为的,尤其对占民族大多数的尚停留在“自在状态”中的人们来说,其“神性”仍完全处于沉睡之中。而以爱与美为对象的文学艺术正是实现这一转化与提升的途径:“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实文字方能奏效的。”沈从文一再谈到的“文学重造”,实际上就是继承并深化“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想。他所言“勇气与热情”是充满理性精神的“疑”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一个文学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就应当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他特意强调“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在40年代一篇自白性的文章中,沈从文认为自己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获得了“单独”也获得了“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单独”却使他这样认定自己的事业:“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的情感发炎症。”显然,他称自己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是充满苦涩意味的。这不仅是指他用爱、合作与理性来给政治重新定义的理想,也是指他已认识到坚执文化启蒙信念,发扬光大“五四”未竟事业与社会需要相脱节。明知道政治解放已成为时代主潮的情况下,还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启蒙理想,还要不顾利害地说些知识分子气的话,的确是一种不合“社会需要”、不够“现实”的浪漫。在“五四”高潮已完全蜕落,包括当年“五四”主阵营里的主要人物都发生分化的时候,沈从文这个只是受到“五四”余波影响的、从未出国留洋的“土作家”却以乡下人“认死理”的认真,自觉守护着40年代后期已成为“浪漫”的启蒙理想,也自觉承担着“不合时宜”的理想给自己人生命运带来的挫折与磨难。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启蒙精神的衰退固然有被救亡压倒的客观原因,但若从主观因素考虑,应该说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退化与独立人格的萎缩。沈从文以敏锐的文化嗅觉捕捉到了时代主潮与理性精神的悖谬,为此他

痛心于一些作家“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希望中国出现“三五十个老老实实的作家”。可见沈从文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理性超越,不仅表现为对启蒙对象、途径与理想的深刻思考,更表现在对启蒙主体的重新反思与批判,也即对启蒙者自身的启蒙。由此而导引出另一个命题:在政治成为信仰的年代,如何使理性与人格的建构相互为用?这将是其理性文学观中最富“焦灼”意味与现实感的维度。

三、独立品格:理性与人格

与许多作家以“他者”化的姿态将文化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个未免笼统的“国民性”不同,沈从文更最难以忍受的是智识者自身的国民劣根性,而其要害首先在于人格的非独立性。为此,他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乃至通过自身实践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进行了全方位的追思。

首先需要的是深沉的理性反思与忏悔精神。他对人格奴化的警醒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历史探索。他认为在久远的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养成了一种“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当务之急是把“历史的鬼”从旧文化的坟茔中挖掘出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不经反省或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沈从文“检查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也系基于一种不简单否弃而自觉“寻位”的现代忏悔精神:以“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长时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从事”;生“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的皈依之心”;“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取同一沉默谦退的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

沈从文曾提出“从现实学习”的命题,但它是针对“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的习惯倾向而言的,实则是在对现实的怀疑、否定中,希望采取一种“为理想为信仰”工作的反现实态度。这种“为人生远景凝眸”的现实态度自然与听命于现实、过于现实的“现时”、“现世”态度不同。他希望有人“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这“深一层的意义”无疑是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与理性诉求为基底的。

其次是对学术本位与审美理性精神的高扬。沈从文是现代时期不多见的将文学与学术相提并论的作家之一。他要求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沈从文并不完全是书呆子,他也看到政治在现代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蔑视政治,但他反对把真理等同于政治并进而等同于政策的功利主义,反对政治对文学的蔑视与侵害。他强调“有远见的政治家”,是站在知识分子学术本位的立场,要求文艺与政治间建构一种更合理的关系。因而,他同样肯定“高尚人生理想的宣传”。拿最招非议,被斥为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的《一般或特殊》来说,沈从文也是基于以“沉默努力”的工作来“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的启蒙目的,是着眼于未来的。“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以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着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着宣传两个字。在朝在野什么机关的也都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审美与理性精神的联姻对作家主体的自我塑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是理性至上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沈从文有许多加入党派的朋友,他却未加入任何政党,这是理性的自觉意识使然。鉴于政治、商业文化侵蚀、奴役知识分子人格的客观事实,他对知识分子自由独立人格的守护一直持有近乎本能的警惕。文学家高于政治家的提法便突出地表现了他理性至上的批判精神。针对陈诠为迎合国民党独裁政治需要而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沈从文批驳道:“领袖也是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他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这里以人的原则剥离掉“伟人”身上的“神性”色彩。“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崇拜,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反诘中将个人崇拜的反现代本质披露无遗。在他看来,文学的崇高价值基于作家主体人格的理性至上精神,然而现实中的作家恰恰缺乏这一特操与信仰。

综此三个方面,沈从文对作家主体人格的要求以独立不倚的“理性人格”为鹄的,而这也正是其自身人格的履践。这与人们对他印象中的“浪漫”并不完全矛盾。其实可以这样说,沈氏的文化人格是理

性的,其性情气质(或者说性格秉赋)则是浪漫的。惟其是理性的,他对文学启蒙的追逐充满了永恒的浪漫理想主义情怀;惟其是浪漫的,他的审美创造又蕴含了不屈不挠的理性主义光辉。健全与偏执、宽容与尖刻、谦逊与孤傲、乐观与悲愤等人性的两种侧面经过相互激荡的作用,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他的“抽象的抒情”文本之中,不妨称其为“理性浪漫主义”文学观。

这是他独标高格之所在,也系其不合时宜之渊薮。40年代后期,当沈从文从昆明返回已离开了九年的北京,看到现代政治与奴役统治所造成的人的神经不健全、头脑简化、麻木迟钝等现象“终无从消失,只不过象是经过种压缩作用,还保存得上好”,“痛苦和危惧”的心情尤其压抑沉重。在1947年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出现了“有勇气的战士”、“战斗性”、“真正的勇士”这样一些愤激的字眼,这在他以前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与他惯常的平缓温和的风格尤不谐调。

虽然自30年代以来他对党治文化、宗教政治所造成的人格奴役与异化一直深怀焦虑,但此时面对理性精神在文坛的趋于退隐他心中悲愤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几十年后给此文所做的附记中,沈从文证实了自己想到家乡大多数知识分子“完结”的灾难,提笔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而今天,当我们重提沈从文的理性观,同样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的感喟。当然,现今的问题已不在于政治非理性的冲击,而是价值非理性的泛滥。惟其如此,沈氏对理性浪漫主义精神的坚守与探讨更富有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谈进步》《文艺季刊》第1卷第3期

[2]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第1卷第2期

[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 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

[5] 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浅析沈从文“魇”系列散文的艺术魅力

浅析沈从文“魇”系列散文的艺术魅力【摘要】: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最高成就应属以湘西为题材的乡土小说的创作,然而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也同样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他的早期散文,更是比同期小说备受青睐,一经发表就获得林宰平、徐志摩等老一辈学者的肯定与赞赏,而其中的“魇“系列散文以其独特的创作模式代表了其散文领域的独特阶段。并以作品的独到艺术魅力展现了一个泅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而又深感自我迷失的生命个体形象。 【关键词】:浅析;“魇”;系列;散文;艺术魅力 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无论是成就显著的小说,或是退而居其次的散文,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应归属于“乡土系列”。然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乡土小说或散文相比,却又有着其富于个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题材、作品的创作方法以及作品的语言等几个方面。其实从沈从文散文创作的纵向发展轨迹来看,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这是以其表现形式的差异而别类的。具体说来,就是二十、三十以及四十年代三个时期,但其中有一条线索却始终如一的贯穿于整个散文的创作过程,即一种对生命的原初意义的终极探究。 而在这里,我所要选取的论题内容就为沈从文先生于四十年代所创作的“魇”系列散文,在我看来,这些散文应是最能体现沈从文先生的生命本质的,因它集中体现了一种融合于他内心的惯常的“哀情”与“苦闷”。同时,“魇”系列散文亦是他于抗战爆发后,寄居云南时所作,是作者本人民族危机感的“感同身受”以及个人内心焦虑相冲突而产生精神无所皈依的产物。所以对这类散文,我们称之为“抽象的抒情”。而这与其后期的散文相比,如《湘行散记》、《湘西》等写实记闻的散文,它却并不以对地方自然与人生风貌的描写取胜,而是由对外在现实的叙写返归到对内心的烛照。但是它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让读者对其内心的精神实质及全新的艺术探索方式有一更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我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此系列散文的艺术魅力。 一、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创作话语 他的作品具有这样的写作特色,是与他的家庭背景及成长坏境有非常大的联系的。沈从文先生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家人所愿,是望其成长为一位强壮威严的将军以光耀门楣。同时,在儿时的沈从文心中也似与当时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以致他经常性的逃学,专致力于一些(按他自己的话说)无聊甚至于野蛮的事情,如逃学与同伴一同去看杀头的场面。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引导下,他常常将几本破旧的图书,即教科书连同装书的破竹篮一起放到土地庙的神像后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摘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身处喧嚣、冷漠、自私的城市生活中时,他依然追求人性美,于是他只能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追寻一种近乎完美的“世外桃源”。他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是他便沉醉于自己的理想国中。而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是不能存在的。于是他只能通过文学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理想、社会理想 正文: 一、沈从文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理想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由于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场景,不满湘西的黑暗统治,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萌生了去城市生活的想法。据说他离开家乡的导火线是当地的几个乡绅同时看上了他,想纳他为女婿。而他为了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摆脱既定的庸俗生活,毅然离开湘西,走向都市。 而当他真正到了城市后,越发感觉到城市的自私、市侩与腐化堕落。这一切令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又想念昔日湘西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他想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清新恬淡的生活表现给世人看,给这个日益功利的社会带去一种清新的气息。然而他又深知古老的湘西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充斥着落后与愚昧。于是他不得不构筑一种理想世界以把充满人性美的生活展示给人看。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更是以“乡下人”的固执和顽强意志去追寻充满着美与和谐的世外桃源。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他通过描写以湘西生活为题材构建的理想国赞美人性美,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建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他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远离党派,追求一种永恒的文学,也沉溺于自己的“希腊神庙”中。并希望用自己构筑的世外桃源给愈发麻木的城市人带去心灵的震撼,带给人们心灵的洗礼,召唤人们回归充满人性与人情美的社会。这也是他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表现。 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对于沈从文的社会理想,苏雪林曾经这样做过解释:“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他想把这种野蛮的气质当做火焰去引燃中华民族奋斗的气焰。 追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和谐、美满、朴素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苦难和精神思索的集体无意识的长期沉淀。这种逃避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它可能促使作家慢慢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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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勾画了大段大段极有诗意的风俗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 二、《边城》表现出的人性美 (一)、翠翠的人性美 首先,翠翠,这个名字在读者眼里、心里也是美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简单称呼,它体现了爷爷对翠翠所寄予的理想。在这里,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而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平时在渡船上,如果有人对她注意时,她用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盯着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能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 其次,翠翠美在行为切合她的个性。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峒城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地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一阵阵的欢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垌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娇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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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边城》为例,浅谈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摘要】: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沈从文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在乡村与都市的对照中建构自己的审美天地。沈从文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他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观念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所坚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立场和文化精神。 【关键词】:京派小说乡村牧歌情调人性美人生形式文化内蕴 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作家。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沈从文全身心投入的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乡土世界,显示出的是为他所有的未经伪装粉饰过的东西。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世家,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等民族的血液,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使他形成了特殊的气质,既富于幻想,又在心灵上积淀着沉痛隐忧。他幼年时就在家乡凤凰这片原始而古老的土壤上嬉戏玩耍。14岁从军以后,便跟随土著部队辗转于沅水流域,亲眼目睹了两岸的风土人情,绵延千里的沅江见证了他的成长。1922年当他只身进入北京这个色彩斑斓的大都市,经历逆境,目睹城里人的尔虞我诈,回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闭塞的凤凰小镇,醇厚的民俗风情激起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的眷恋。独特的乡下人的生活经历给沈从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他的灵感和智慧,也使他的小说洋溢着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湘西在沈从文笔下是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没有现代文明的污染,民风醇厚、人性纯真,淡泊超然,散发着淡淡的忧郁。 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他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艺术风格极具特色。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 第1页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桂乙雯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321004)摘要: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展现了一幅幅纯美的乡村画卷,同时也反衬出灰暗的都市生活。对于城市和乡村, 沈从文在城市里看到了文明和堕落,在乡村里看到了纯美和落后,沈从文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支撑起两种文明。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着多层次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相互杂糅,互相影响。面对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沈从文在极力维护着乡土文明不被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一条和谐之路。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推崇湘西,批 判城市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生的追寻,在浪漫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 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和谐;沈从文;生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2)04-0058-05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 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一、悲剧宿命的超脱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 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 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 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里人们的生活状况。小说由一个 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引出一段段故事。天保、傩送、翠翠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是平常年轻人的平常事,但作者没有将这段感情以平常的方式圆满地结束,而是选择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带走了爷爷的生命,天保为成全弟弟傩送坐水船到茨滩却溺水身亡、一去不回,对此,傩送充满了愧疚也驾船出走,而翠翠一直在河边等待着傩送回来。结尾,作者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句话留给了读 者无限的想象, 但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倘若傩送不回来,翠翠便会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来回渡船直至生命的尽头;倘若回来了,结局是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美?我想不会。翠翠是“寄作者所企求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代表者,然而安静恬淡的边城生活却使她无法逃避爱情的悲剧。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 患意识加以诗化,把人性扭曲变形之处剪除,敷衍成悲郁的意境,将忧患与追求融合在一起。”〔2〕在《边城》 中,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每一个人都按既定的轨道行走,他们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套”,命运早就为 他们安排好了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曾想过要“跳出来”,离开“茶峒”这个地方,离开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这里,他们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死亡于他们来说是一段插曲,活着的人仍要 好好地活下去。因此,在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更多的则是含蓄哀婉的“笑看人生”,这也就冲淡了 小说本应有的悲剧性。 《边城》这部代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宗旨,他并不刻意追求湘西的安宁平和,却是强调在这种氛围 中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 以及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绽放。正如短篇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我认为《萧萧》这部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Vol.32No.4Jul.2012 *收稿日期:2012-04--30 作者简介:桂乙雯(1989-),女,江苏南京人,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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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短篇小说资料 《萧萧》 内容简介 腊月,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坐在轿中的新媳妇照例要哭,但萧萧就不哭。她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上。12岁时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成了婆家劳动的好帮手。喝冷水,吃粗粝饭,带孩子,绩麻,妨车,打猪草,推磨,洗衣,搓尿片,还要受婆婆折磨。就这样“天晴月雨”混日子,可萧萧觉得“并不比先前受苦”,夜里睡觉常做这种年龄的人所做的梦;半夜小丈夫哭闹,萧萧把他哄睡后,天已快亮,看一阵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感到这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萧萧与小丈夫以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婆婆又有了儿子,5岁的小丈夫就像归萧萧独有,日夜跟着她。把15岁的媳妇视如母亲,他俩“感情不坏”。萧萧被家里的长工花狗喝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花狗见事不好,不辞而别。萧萧喝冷水,吃香灰都无济于事,想逃走,却被家里发觉关了起来。于是,摆在她面前的命运是“照规矩”——被“沉潭”或“发卖”。萧萧只有一个未曾读过“子曰”的帮人种田的伯父,他不忍把这个小女子抛下潭去,才被议决发卖;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买,事情便延搁下来了。小丈夫知道萧萧肚里有儿子的事情,也知道“照规矩”应当嫁到远处去,但“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儿子牛儿,合家欢喜,“照规矩”吃蒸鸡和江米酒。这样,萧萧被留在婆家,牛儿称小丈夫为“大叔”。萧萧同丈夫圆房时,牛儿已10岁。待牛儿12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6岁。接亲那天,萧萧怀抱着新生的儿子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10年前一个样子。 鉴赏 《萧萧》是沈从文早期以故乡特殊民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初叶湘西山村小丈夫大媳妇的风俗。作品对这种尚未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带有乡野气息的民风,却以喜剧形式谱写了一曲。主人公萧萧是个童养媳。她是个苦孩子,从小失母,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12岁就嫁给一个不到3岁“拳头大”的小丈夫。名为媳妇,实为奴隶,从带孩子、做家务到绩麻、纺车,什么活都得干,而喝的是冷水,吃的是粗粝饭,还要受婆婆的“折磨”。萧萧与小丈夫姊弟相称,抱着他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这一切在萧萧看来“并不比先前受苦”不开化的原始蒙昧渗透于萧萧勤劳而纯朴、天真而稚气的性格之中。她虽然像野草般任人践踏,“婆婆生来象一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然而这个山村少女还是顽强地生长着,依然有着对生活的憧憬。她常常梦到自己像鱼在水中游,在梦中捡到大把的铜钱,吃好东西……好梦被小丈夫哭醒,哄睡之后,看到“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感到那是人生“一种真正的享受”。作品于人物瞬息即逝的情态中,精细地刻画了梦与现实的矛盾,也表现了萧萧平凡的人性美。她被长工花狗的山歌唱开了心窍,变成了妇人之后,这种奴隶的命运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照规矩”,或被“沉潭”,或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事件,她又被留在了婆家;12年之后,以婆婆的身份看牛儿迎亲。20年代初期,中国已进入现代社会。然而“五四”运动的浪潮只是“零星碎雨”般的散落在湘西山村;封建宗法社会的观念与规矩,还牢牢地钳制着萧萧们的命运,在种种必然的或偶然的事件面前,萧萧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作出自由的选择,而且也未曾想过有这种权利,生命完全处于蒙昧的自然状态之中。萧萧与花狗的恋情被视为“做坏事”,并非出于她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也不是争取做人的权利;逃走的打算被发觉,她的人生命运便完全由别人宰割了。12年后,她抱着毛毛看牛儿娶亲——又一代萧萧,这是多么可悲而且可怕的重复!历史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意识也开始闯入沉寂的山村生活:城里的女学生路过此地;然而宗法制山村的人际关系却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愚昧的习俗。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压榨下,山村女儿的美好“人性”消失殆尽,萧萧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作者渴望湘西人民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去寻求一种合理的“人生形式”。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地以湘西山村风俗为背景,展示了童养媳制度的原始野蛮性,不无悲哀地写出了萧萧及其周围人们那种世代相因的愚昧和麻木。特别是作品结尾,萧萧看牛儿的大媳妇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被迎娶进门,她怀抱新生的毛毛,神态是那样的麻木。这个画面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远远超出了画面本身。她对人生毫无追求,生死祸福任人摆布而不觉悲苦,眼看着牛儿的大媳妇于愚钝麻木中无声无息地重复自己的道路成为第二代“萧萧”而浑然不觉,无动于衷。这表明世代相因的封建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戕害已经深入骨髓。这里‘‘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不喊叫,也不呻吟,但却是深刻的“心灵悲剧”。作者用艺术形象步步深入地引导人们思索这“心灵悲剧”的根源。作品抨击封建宗法的童养媳制度,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民族悲欢荣辱的探寻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但表面上写的却是山村民风的古朴和生活秩序的沉静。这正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特色之一。古朴而野蛮的社会风俗的描绘,纵横驰骋的想象,舒卷自如的结构,流水行云般的风姿,水一般流动的笔调,使小说融进了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韵味隽永,也更衬托出“心灵悲剧”那悲凉、沉重的氛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量。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李天福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出版事业的日益繁荣,报刊杂志的兴盛发达,作家、编辑的身份聚合,对于文化思想阵地的繁衍、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本文以沈从文为例,剖析现代传媒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及报刊编辑如何践履社会责任。 一、圈内效应与四面开花 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巨大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各大报刊注重凝集作家、编辑和读者,形成风格多样、追求各异的社团和流派,彰显出文学报刊对作家个体和群体成长的重要意义。同样,作家个体熟悉报刊市场,走进媒介圈,发现或培育自己的园地,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现代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为编辑催逼而成。……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1]这段感慨算是幸福的回忆了。 众所周知,创作起步阶段,沈从文经历了无数刻骨铭心的投稿辛酸。其中包含诸多的因素制约,如不熟悉白话文法和新式标点、不熟悉投稿门道、不了解办刊宗旨及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缺陷,等等。《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记录了初学写稿和投稿的不得已经历,《〈第二个狒狒〉引》表达了写作及投稿起步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沈从文对投稿诀窍并非一无所知。他也曾不忘附加一封谦卑的书信向编辑求助,也曾对《晨报副刊》的宗旨和编辑方针进行研究,并采取集中投稿的方式以求接近,但终未得到首任主编孙伏园的赏识反而遭到嘲讽。这让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并使他多年以后还难以释怀。 沈从文的幸运在于遇上了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遇上了一批惜才爱才的大家。郁达夫冒雪看望并相助的佳话早已广为传颂,胡适去酉西会馆探望并为其推荐作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北大教授林宰平襄助,并向徐志摩、闻一多等推荐,也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动力。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后,沈从文更是迎来了投稿生涯的春天。 沈从文不断融进媒介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学者,作品随后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语丝》等刊物。1925年,是沈从文的首个丰收年。这一年,

沈从文《边城》浅析

乡土乌托邦的陨落与重塑 ——浅析沈从文《边城》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乡土小说源于他对故乡的怀念和都市生活的压力,他提取出湘西净土去构建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故乡湘西收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使他的代表作《边城》在营造美好和谐的世界,展现的人性人情之美的同时,也展现了美好世界背后的不和谐因素。 [关键词]湘西故土乡土乌托邦人性美矛盾 引言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其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核心之作。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1] 一、都市与乡土的双重失意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岁左右。在这个时期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作为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分子,作为一个长期在这文化氛围中所养成的热爱故土、对家乡有着母亲般依恋的人来说,远离家乡无疑是一种痛苦,而这痛苦又往往会随着时间的迁延和知识的增多日益加重,同时引起儿时的许多美好、附着层层神奇光圈的回忆。而同时都市生活环境对彼时的他也形成了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压力。他从遥远的湘西来到北京,是为了寻找“理想”。但是,理想中的北京却对他这个“乡下人”板起了无情的面孔。

大学他考不起,而无事可做的都市使他只能借住在同乡处。[2] 于是,这一切使早年的沈从文更加怀念儿时的湘西,以极其清新的格调和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他的家乡湘西沉水流域那块偏远山乡的风土人情,提取出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回忆着早年家乡的生活,并且把这种记忆当作自己心目中美的典范来尽力表现,希望把家乡的美事、美景、美人及其命运,尽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来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对抗,二来也以此安慰自己的一颗漂泊异乡的心。 而1934年1月,由于母亲病重,沈从文放下只写了一章的《边城》,再一次踏上了阔别了十八年的故土,千里归乡路途的所见所闻,使沈从文倍感悲凉,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巨石,一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感浸透了全身:“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现代’两字己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 [3]这全不是十多年来沈从文魂牵绕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故土是经过自己情感净化升华的净土,十多年来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精神重压,使早年曾令沈从文苦痛过的故土也曾带有一丝甜蜜,沾染着一缕生机活泼的野趣,而这次返乡,一入沉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将自己从想象中的田园乌托邦拉回到现实的家园。 由此,沈从文的理想都市与乡土乌托邦接连陨落。 二、重塑人性的神庙 双脚触碰到这片现实中的热土,沈从文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同时作为一个湘西忠诚的儿子,他也感到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3]沈从文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应该再去津津乐道儿时的故土,应该喊出这块土地长期受压抑的痛苦,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寻找一块新的家园,让他们在“过去”与“当前”的对照中明白自己的处境,唤起正直朴素的人性美对未来发展的适应。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早年表现“地域故土”的乡土小说一样,《边城》大肆渲染了显然是以湘西为原型的边地风物和习俗。在边城世界中,山水是优美的,灵动的。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解娅婷

学生姓名:解娅婷 用户名:xieyating 所属教学服务中心:云南省昆明市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吴新苗 提纲: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引言 1.提出中心论题: 沈从文的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他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承载物,而是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承载物。沈从文用他抒情般的笔调和诗化般的语言,勾勒出了湘西优美的风物、人情画卷,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见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在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 2.说明写作意图: 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为基点发现了淳朴、自然、美、善的人性,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来阐释这种本真自然的人性虽然美丽却又是简陋的。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二、本论 (一)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与外延 1.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2.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湘西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边城》中乡土情结的文化背景 (三)沈从文小说中人性美的文化探索 (四)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三、结论 沈从文大量的小说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

论沈从文的

论沈从文的《边城》 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描写歌颂人性美的湘西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书中有爱情的曲折和人事的纠葛,同时也讴歌边城人民朴素正直、善良忠诚的人性美、人情美,展现一种自在自为的人生形式,借以寄托重塑民族性格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人性美、乡土气息、湘西世界、理想化

目录: 一、《边城》中的湘西世界 (3) 1、《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3) 2、浓厚的悲剧意识 (3) 3、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3) 二、《边城》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4) 1、美丽的湘西世界,山美水美,这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4) 2沈从文的人性美 (4) 三、《边城》艺术表现上鲜明独特的个性 (5) 1、作者以诗意抒情的笔调营造了情景交融的诗情画意的意境,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5) 2、文中的语言简洁质朴,清新纯真,深沉蕴藉。 (5) 1、作者的创作灵感。 (6) 2、民风民俗的刻画,渗透着理想化的色彩 (6)

正文 一、《边城》中的湘西世界 1、《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1)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 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2)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 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 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 2、浓厚的悲剧意识 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 3、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

浅析沈从文小说

浅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美的融合 汉语言文学(师范)2010级3班彭鹰侨20100532118 [摘要]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的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本文以两个分论点:一是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二是理想的建筑——“人性”美。阐述沈从文的《边城》中风情美与人性美的融合。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风情美融合 一、关于文本的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二、论述小说《边城》中人性美与风情美的融合 1、湘西的淳朴风情造就了《边城》开头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明丽的图画。故事就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展开,又怎能让它不美呢?湘西是一个既美丽又梦幻的地方,就如同是许多年前、不知是初夏还是早春的一天、从湿漉漉的小巷中走向河边的那位梳着又黑又粗长辫子的清纯少女。所以,沈从文理解的湘西、亦或是他心灵深处的湘西,永远是那个穿着碎花布上衣晃动着渐渐远去的鲜活背影。凤凰,曾被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称为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中的一个。在许多没去过那里又好幻想的人的心里,总是对它寄予了无尽的想象。的确,凤凰很美。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的这座小城,让许多人梦萦魂牵。它是先生的故乡,先生满怀情地深倾注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凤凰淳朴的民风与古老文化,造就出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学者沈从文、著名土家族画家黄永玉,他们都是从凤凰这座古朴的小城中走出去的。 沈从文的凤凰——老街青石板铺就的巷道还在,街两边开设了许多卖工艺品的店铺。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就坐落于老街中营街的24号。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西古城凤凰县的这条老街。清秀而古雅的沱江穿越而过,沿沱江岸边的古老的吊脚楼陪伴沈从文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重峦叠翠的南华山耸入云天,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成为沈从文的情结。在湘西的另一座小城——花垣县的茶峒乡有这么一条河,这条河清澈幽静。它与沱江相比,水显得更加绿,一见之下,任何人都会喜欢它。茶峒是个小镇,沈从文从凤凰出走后曾在此住过几天。镇子建在河边,部分民居沿河岸而建,长长地直达渡口,依然是湘西常见的吊脚楼。这里是川、湘、黔三省交界点,茶峒这边归湖南,对岸的小镇叫洪安,属四川秀山,上游百米处有座大桥,桥的南面归贵州。河滩上有一片沙洲,以前称作“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老百姓叫它“三不管”地区,如今已划归洪安管了。以前四川秀山的人,年轻时因躲抓丁跑到茶洞这边来安了家,成了湖南人。所以在他们口音里少湖南味道,多四川腔调。 有人说,《边城》是一支湘西山村生活的牧歌,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是一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诗化小说的文章体式。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曹禺戏剧的主要特征(艺术特点) 总的说来,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 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表现在: 1、如《雷雨》时间跨度长达30年,但剧情却浓缩在24小时内; 2、地点集中:故事在周公馆展开; 3、人物集中:以周朴园为中心,以周、蘩为明线;周、侍暗线,由血缘关系使矛盾冲突尖锐,且使整个剧情波澜起伏。 人物性格鲜明: 《雷雨》、《日出》、《北京人》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蘩漪、陈白露、愫方更是个性鲜明,具有美学价值。 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在: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以《边城为例》

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 ——以《边城》为例 摘要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

目录 一、引言 (1) 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1) 三、沈从文的湘西民间社会 (3) 四、沈从文的湘西精神世界 (5) 五、结论 (7) 参考文献 (8)

一、引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沈从文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小说《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小说《边城》分析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从徐志摩、苏雪林、刘西渭的赞叹激赏到郭沫若、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批判;从京派重镇、文学天才的肯定与褒扬,到建国后文学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动文艺思想家的否定与批判;从海外研究的悄然兴起,到新时期以来国内研究的蓬勃发展。其所呈现的不仅是学界对沈从文理解与认识的几度变迁,也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话语、理论的基础,到认识视野、研究范式不断更迭衍变的投影。 时至今日,沈从文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己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对其创作方法进行辨析,到正面阐释沈从文自然人性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进行思考;从对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进行全面、整体把握,到发掘其置身于苗汉、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从其叙事、语言、文体等层面探讨其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到关注其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从其创作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意识、文学理想,到其与西方文学文化观念以及具体作家创作之间关系的探讨;从其他独特的生命意识与文化特性,到对其作为思想家身份的新的开掘,从对其文集的整理与出版,到对其佚文遗稿的考订与校勘等等。沈从文研究呈现出日渐完备成熟,多元丰富,不断推进的良性状态。 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提到沈从文其人,人们最先想起的大概就是“湘西”和“边城”。“边城”这个静静的词,已经和“沈从文”三个字紧密相联而不可分了。虽然沈从文的世界并不止于此,但他的灵魂恐怕永远安居在边城中。司马长风这样评价《边城》:“《边城》仅约七万字,连起来像一首长诗,又像是二十一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她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可见《边城》在沈从文作品中的特殊地位。

浅谈沈从文《边 城》中的人性美

目录 内容摘要 (2) 关键词 (2) 一、凄美清纯的爱情美 (3) 1.美丽邂逅萌生爱 (4) 2.情窦初开觉悟爱 (5) 3.纯洁忠贞执著追求爱 (6) 二、友善淳厚的人情美 (7) 1.自然、友善、真挚的兄弟情 (7) 2.呵护关爱、古朴淳厚的爷孙情 (8) 三、自然善良的生命的本色美 (10) 1.自然健康的生命天性 (10) 2.纯真善良的风土人情 (11) 注释 (13) 参考文献 (13)

浅谈沈从文《边城》中的人性美 [内容摘要] 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边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边城》中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自然交融,构筑了沈从文“人性美、人情美理想化的情爱天堂”——湘西世界,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本文从研究《边城》中人性美的角度入手,以爱情美。人情美,亲情美,生命本色的美为线索,通过翠翠母女两的爱情故事分析凄美清纯的爱情美;通过天保兄弟身上洋溢的自然、纯洁、真挚的展示谦和友善的人情美;通过祖孙二人演绎人间至真至善的挚爱亲情;通过普遍人物的善良淳朴,高尚纯正道德揭示生命本色的自然美。着重解读了湘西人性天堂里的“几个愚夫俗子”的哀乐生活,对边城自然的人性和原态的生活作一情感的阐释:母女两代人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演绎了一曲凄美清纯的爱情之歌,表现了湘西人民善良、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天保、傩送兄弟在爱情竞争中的谦和友善,尽显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老船夫对翠翠无微不至的呵护关爱,诠释了人间至真,至善的挚爱亲情;人与人之间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出了边城世界里恬静、淳朴的民风,浓厚友善的乡情。在这个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乡村世界里,以纯真的美、无暇的善、和谐的情构建了心中的希腊小庙,更净化着我们现代人和现代文明。 [关键词] 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看起来淡如水,读起来却让人感到浓如茶。这是一支清新的田园牧歌,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是一幅秀丽的风景画,是一份淳厚质朴的真情。《边城》全文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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