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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功能
作者：刘敏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01期
摘要：
进入后立法时代，民法的体系化，已然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体系化的思维，是法教义学的逻辑主线。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体系化既有助于减轻法律适用者的负担，亦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教义学所建构的民法的双重体系，有助于保障民法规范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能促进法律适用与社会的互动。
关键词：法教义学；体系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02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将从立法转向司法，法学研究同样也应当从立法中心转向司法中心。但是，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应当如何顺利转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法律体系基本完备的情况下，应当注重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也就是从注重“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的转变。
达成这一共识的原因在于，我国在立法方面，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这样的立法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缺少时间的沉淀，还有很多的法律还处于纸面上，离成为人们的行动之法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为了促进后立法时代中国法治的建设，不少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学界同仁提出了重视和推广法教义学的呼声。也有不少的学者就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的总结。相较于其他部门法学，在民法学领域，基于其司法实践的需要，民法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法教义学与民法体系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尚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学界讨论民法的体系化，是基于编纂民法典的目的而进行。在法典完成以后，体系化还能否成为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是不无疑问的。
我们认为，即使是进入后立法时代，民法的体系化，依然构成了法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体系化的思维，是法教义学的逻辑主线。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体系化既有助于减轻法律适用者的负担，也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教义学所建构的民法的双重体系，有助于保障民法规范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能促进法律适用与社会活动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