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民主与宪政的辨证——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
【内容摘要】：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一种张力，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而民主总是试图去摆脱这种“约束”，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性观，但民主与宪政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消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使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是自由主义者经常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民主宪政自由权利
在1943年的Flag Salute 案中，罗伯特·杰克逊法官曾做过如下经典性的见解：“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中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们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权利，不可以受制于投票：它们不依赖于任何选举之结果。”1罗伯特·杰克逊法官的这段经典陈述凸显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为什么作为民主体现的投票结果不能改变两个世纪之前所制定的宪法架构？
本文主要研究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问题，本文的结论是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一种张力，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而民主总是试图去摆脱这种“约束”，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性观，但民主与宪政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可以互相借鉴。
一、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
有关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名政治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曾经分析过人们对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的三种看法：1、声称民主与宪政之间互相依赖、密不可分，伊利（Ely）和霍姆斯（Holmes）就持这种观点。霍姆斯认为民主主义者与宪政主义者应被视为互相支持的力量；2、包括卢梭、潘恩、杰斐逊等在内的经典作家认为民主与宪政这两个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在他们看来，宪政是死者统治活人的工具；3、存有一种中间观点，即所谓的“立宪民主”，弗里德里克（Friedrich）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着一个交叉的领域。2
在18、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比如卢梭、潘恩、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实际上民主与宪政分别对应着不同的问题，民主关心的是“谁来统治我？”即权力由谁行使以及应该由谁行使的问题，而宪政关心的是“政府应统治我到什么程度？”即政治权力的限制问题。一个国家在实行民主革命以后，必须走向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实行宪政。缺失宪政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无异，因此宪政必须对民主进行一定的制约。在立宪主义者看来，如果宪政不对民主进行一定的规约，那么不受限制的民主必将导致自我毁灭，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果就是一个明证。在法国大革命中，人民以卢梭的政治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尤其是其《社会契约论》一书，其中的“公意”（general will）概念对人们非常具有吸引力。公意是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的意志，是人民整体的意志，其根本特点在于其整体性；公意享有最高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
此，“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有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3人民在这种公意概念的指导下，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难怪有人称法国大革命为“恶魔的事业”，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对此也深有体会。因此必须束缚人民的手脚，否则人民将没有手脚，著名学者哈耶克对此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宪法只不过是一套限制政府权力的方案。今天的公民是缺乏远见的；他们极少自制力，散漫得很，总倾向于牺牲永久性原则以获得短期得快乐和利益。宪法是治疗这种短视症的制度化的药方。它以约束性规范的名义剥夺一时的多数派的权力。宪法是清醒者彼得而选民是醉鬼彼得。”4哈耶克分析了不受宪法限制的民主的自毁特征。
“在那些认为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冲突的人看来，这种冲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宪法将一定的问题从公众的审查和监督中排除出去了。基本的制度安排极难加以改变；”5实际上公民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是不受制于任何政治议程中的投票结果的，邦雅曼·贡斯当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认识到“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6也就是说无论政治议程中的投票结果如何，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褫夺的。宪政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限制人民共同体的部分权利，人民有时是非常冲动而缺乏理智的，将某些问题从公共议程中排除出去，能够尊重人类已有的成果、保护公民的权利并能减少政治争议，节约政治资源。从这个角度上看，宪政部分上是反民主的，这也是民主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地方。
二、个案分析：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
民主与宪政的概念是高度复杂的，它们与自由、平等一样，属于那种不进行界定就不能使用的概念。鉴于宪政与民主概念的高度复杂性，我们不可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8世纪末期的美洲大陆时，就会发现在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之争为我们理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正如卡斯·R·森斯坦所说，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在人们有关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中常常会重演。杰斐逊与麦迪逊争论的问题是“先定约束”（pre-commitment）是否合理？换言之，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下一代人？我们是否应该受我们并没有给予同意的法律的限制呢？在此问题上两人是针锋相对的。杰斐逊在1789年9月6日致麦迪逊的信中讨论了“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下一代人”的问题，并写道“地球根据用益权是属于活人的，死人对地球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制定一部永久性的宪法甚或一条永久性的法律。地球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7（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根据自然法则，人是自主的，一代人独立于另一代人，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可以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法律。制宪者所制定的法律对后代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每一部宪法，每一条法律，过若干年后（杰斐逊规定的时间是34年）就会自然期满失效，这也要求人们定期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法律，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己幸福的政府形式，每一代人都应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及创造性的精神。关于公共债务问题，杰斐逊认为正如先辈制定的法律对后代没有约束力一样，上一代人所欠下的债务对下一代人也没有约束力。
麦迪逊对“先定约束”的确当性进行了辩护。在麦迪逊心目中，宪法并不是一种重负，美国宪法是政府借以管制社会并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障碍，制宪者制定宪法的目的是弥补国家由于缺乏法律所造成的损害。虽然麦迪逊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但并不赞成频繁地召开制宪会议，原因在于一是频繁地召开制宪会议会形成法律真空，会激起部分人的野心；二是会导致法律丧失稳定性与连续性，“由于每次求助于人民，就意味着政府具有某些缺点，经常求助于人民，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失去时间所给予每件事物的尊重，没有那种尊重，也许最英名、最自由的政府也不会具有必要的稳定。”8关于公共债务问题，麦迪逊认为如果上一代人所借的债务使下一代人受益，那么下一代人就应该偿还该债务，比如为了保卫国家而进行对外战争所借的债务，就没有必要征得后代的同意。
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是民主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杰斐逊主要承袭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给予人民更大的自主性，而麦迪逊主要继承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宪政主义传统，主张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并尊崇法律的至上性。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显现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关系，立宪主义者想张扬一种“消极权力”，试图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约束人民大众的手脚，尤其是立法机关的行为，如果不对大众的行为加以规约，人民必将沦为“激情的奴隶”。而民主主义者力图张扬一种“积极权力”，总是试图想摆脱这些规则的先定约束而去自由地修改和制订宪法，实际上包括“先定约束”在内的各种法律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人类一旦完全摆脱法律和传统等一切社会约束，人性将堕落成什么样子，那时人的最阴暗的一面将失去羁绊而暴露无疑，留在人身上的就只有最原始的兽性了。
三、民主与宪政之间所存有张力的根源
杰斐逊与麦迪逊之争凸显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张力的根源何在呢？著名政治学者让·布隆代尔曾对此做过这样一种分析，“民主与宪政区别在于彼此的最显著原因，或许根源于立宪主义者对人类天性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与民主政治拥护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这种对照在过去尤其明显，至今仍然是构成民主与宪政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9也就是说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张力的根源之一在于不同的人性观。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对人性的看法大体有两种，一是性善论，另一种是性恶论。在立宪主义者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人性本身能够为善，正如《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的“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正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政府才是必须的。即使政府是邪恶的，那么它也是必要的邪恶。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贡斯当正是均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看法，才分别提出了“三权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思想。在美国的立宪实践中，美国的制宪者们基于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看法设计了一套限制权力的工具，一方面要控制大众，由于人性是邪恶的，那么由“个人”所组成的“人民”这一共同体也不是至善至美的，必定也是邪恶的，因此必须控制大众，否则将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对此美国制宪者们设计的制度实行两院制，由以地区为基础的参议院去节制以选民为基础的众议院，同时实行总统和参议院的非直接选举制，提高总统和参议院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实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由于领导者不是一个完美的化身，他们总是易于滥用手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制约，比如以立法权去节制行政权等。
与立宪主义者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看法相反，民主主义者往往对人性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这种观点在我们汉语世界尤为普遍，我们总是呼唤“清官”这样一种道德典范的出现，总是渴望政治家能主动地限制自己的权力，总是渴望能出现一些厚道的政治家，而很少去主动去限制他们的权力。
民主主义者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看法，总是试图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致实现直接民主，而没有想到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民主主义者还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反对“先定约束”，也就是杰斐逊所说的死人没有约束活人的权力。实际上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亲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把这种绝对的全体委托给少数人，这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公会统治后期，罗伯斯庇尔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去行使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结果可想而知。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说“我是人民本身”，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领袖公开宣称人民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然人民总被认为是所有政治与道德美德的化身，那么作为人民的领袖更是道德美德的化身。雅各宾派领袖说他们对人民的感情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使得他们可以践踏任何约束他们的法律。10
由此可见，由于人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可能达成一致，那么在此基础上立宪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有不同的看法，故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是持续存在的，很难化解。
四、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平衡
民主与宪政之间存有一种紧张关系，宪政总是试图“约束”民主。而民主总是试图去摆脱这种“约束”，但民主与宪政之间的这种张力是不可调和的吗？也就是说民主与宪政是根本对立的吗？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对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民主主义者与立宪主义者开始相互影响，以达到维护公民权利、创造美好生活的目的。人们逐渐认识到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不是不可调和的，也就是说民主与宪政不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需要宪政，宪政也需要民主，民主与宪政之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借鉴。11一方面，民主的正常运转需要宪政为它提供“规则”，在宪政缺失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是不可想象的，束缚人民的手脚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手脚，宪政对民主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实行民主革命之后，实行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实行宪政，当今我们国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另一方面，宪政需要民主为它提供合法性支持，没有民主，宪政便失去了它至少在当代社会中合法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缺失民主的宪政是脆弱的，这从英国的政治运作中可以看出，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法治下的自由，实行了宪政，从此以后英国开始实行民主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大部分公民都享有选举权。
因此民主与宪政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消解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使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是自由主义者经常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引自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美]埃尔斯特等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3页－224页。
2 让·布隆代尔《民主与宪政》，载[日]猪口孝等编《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86页。
3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4 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第224页。
5 卡斯·R·森斯坦《宪法与民主：跋》，载[美]埃尔斯特等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第383页。
6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7 [美]托马斯·杰斐逊著《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0页－464页。
8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7页－258页。
9 让·布隆代尔《民主与宪政》，第88页。
10 参见[美]苏珊·邓恩著《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杨小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1 本文以下的论述部分参考了让·布隆代尔《民主与宪政》，第94页－101页。
原题：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 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 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议会党团，不按照党派分配席位，选举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政党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
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 公共行政学作为政府管理领域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科理论体系。在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舍弃了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政治学传统，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提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也即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也是政策的执行。他这种创造性的主张对后来行政学的独立研究有着很大的贡献。 二、主要思想内容 由于受时代的影响，古德诺并没有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行政部门的具体事务上，而是分析了行政有效展开所涉及到的外部环境问题。其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政治与行政》中。通过该书，古德诺总体上关注如何才能即实现民主治理（政府的民治性），又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民主与效率要兼顾，而其认为方法是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并指出了政治与行政协调的几条具体途径。〈一〉、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进一步阐释 古德诺以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而闻名。 所有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政治”——国家意志的表达； “行政”——国家意志的执行 古德诺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的这个“政治—行政”两分法本身有什么新意。其贡献在于：他通过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进一步阐释：①第一次澄清了这种“二分”的提法而容易造成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认为：一种政府功能只存在于一种政府机构之中。 ②第一次指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分权原则的极端形式不能作为任何具体政治组织的基础”。“因为这一原则要求存在分立的政府，每个政府机构只限于行使一种被分开了的政府功能。然而，实际政治的需要却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这种进一步的阐释为其后来所提出的一些具有独创性行政思想奠定基础。 古德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政治与行政是两种不同的功能，但这种区分只是是纯理论上的，而不可能是实践性的。实践中，这两种功能不能被截然分开并分别委以给不同机关；而且这两种功能之间必须取得某种协调。 对政治与行政应如何协调的途径的探讨 政治与行政二者之间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协调。 1、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道路之一：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 （1）政治必须取得对行政的某种程度的控制：他认为，政治对行政的某种形式的控制是政治与行政协调的基础。 控制方法：A、通过法定制度达到的，如：英国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B、通过法外途径——如政党体制——实现的。例如，在那些“把分别主要承担这两种功能的机构在法律上分开”的政府中，如美国，这种控制就是由政党来完成。（2）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这种控制一旦超过某种限度，就不仅会妨碍有效的行政执行功能，而且还会损害建立这一控制的目的。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既然宪政就是民主，为什么民主之外，还要宪政这个词。今天，从我看到许多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论述中，都是将两者当一个政治概念来表达。比如，我所敬重的胡适先生，也有这个问题。 1950年代，胡适在《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这样论述民主：“…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胡适与毛泽东，可谓政治上的两极，但在宪政与民主的表述上，却如出一辙。毛泽东那句话如果可以精简，即“宪政就是民主”。胡适的表述一经压缩，即“民主就是宪政”。然而，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宪政就是宪政，正如民主就是民主。两者有着明确的制度分工，无法淆同。这里不论毛泽东而只论胡适，试看胡适先生问题何在。 第一句，“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来自胡适的老师杜威，没有问题。如果可以补充，民主的真正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 第二句，“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但，这句话如果“归根”，就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只有自由，方才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同时人人也都可以按照他自己认可的方式发展。这种自由是个人生活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与民主无关。毕竟民主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生活，这是个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胡适这里不免把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为一谈。 第三句，“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这一句承第二句而来，亦即承自由而来。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和自由呢，答曰：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制度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民主是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这是推选由谁掌控国家主权的权利，亦即国家主权的行使者，必须经由民主的方式亦即选票才能产生。如此，民主的含义是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控在谁手里：比如，是君的手里，还是民的手里。但，国家主权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它既然是权力，就有侵害权利的本能。为防止侵害，必须对它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权力（无论君主权力还是民主权力）的机制即宪政。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就其制度分工而言，民主是如何生产权力，宪政则是如何限制权力。显然，限制权力不是目的，目的是保障权利。明乎此，胡适先生说“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就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也只能是宪政制度。胡适先生这里的表述显然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亦即错把民主当宪政。 把民主当宪政的错误在于，民主不但不负责保障人权和自由，反过来，它还有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可能。美国开国时代的汉密尔顿有过这样的表述：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后者如果指的是寡头政治，前者所说正是民主政治。想想苏格拉底的饮鸩而死吧，这正是民主对自由（个人信仰自由）的侵害。这种侵害所以发生，正在于没有宪政对民主的制约。
1、中国（儒家）学说对政治的阐释，直接寄托了他们对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 2、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 3、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等同于“最高的善”，认为它是人相互间的一种道德性结合。 4、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正），一个“理想国”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 5、（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和进行的。 1、（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 2、（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政治科学的奠基人。 3、政治研究的科学化进程遇到的三个难题是数据问题、隐性价值问题、（价值中立）问题。 4、（伦理）与政治不分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5、自秦汉到晚清，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延续2000多年。 1、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公民权利的首要内容。 2、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和最高权威性，公共权力部门得到公众授权，代表公众行使公共权力，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 3、经验事实表明，（权力）的滥用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4、政治权力的主观构成要素主要有能力素质、、理论与策略、组织。 5、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村民自治），是确保公民基本民主权利的最基本的途 1、国家的三要素说，认为具有人民、土地、主权者即为国家。 2、权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分权原则。 3、专制君主制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典型政体形式。 4、从社会政治发展史来看，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原则主要有三类，即集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和议行合一原则。 5、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 1、政党的目标是通过竞取政府职位而赢得政府权力。 2、一元主义和全能主义国家被视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 3、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社团是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 4、在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政府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往往是政府的重要支持力量。 5、美国政治舞台一直由民主党和共和党所把持。 1、宪政制度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强调政治权力的获得以及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遵从人们的政治正义观念。 2、政治秩序最关键的核心是政治合法性或者说政治共识的存在。 3、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指政治秩序或体系丧失其合法性的情况。 4、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统治。 5、宪政制度将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和权力制约结合起来，体现了当代人们心目中的政治正义观念。 1、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思想是源自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人民权利的思想。 2、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 3、我们把人民运用其民主权利直接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监督机制称之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 4、制约权力是监督的本质之所在。 5、根据分权制衡思想，可以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功能划分，在分别执行国家各种权力的各个国家机关之间，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1、第三条道路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混合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政治口号。 2、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政治社会化得以传播和沿袭。 3、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4、自由主义认识到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会威胁他人的自由，所以，它倡导法律下的自由。 5、现代保守主义倡导最大可能的经济自由和最小可能的政府管制。 1、一般而言，政治发展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
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摘要]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是重要的价值体现。坚持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合理融合起来，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是我国高校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体现。创新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是实现我国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大学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大学在不断发展中培养出更多充满创造精神，拥有较高人文精神和科学教育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较好的结合在一起，是现代高校教育需要重视的问题[1]。各项知识、智慧应该与行善合理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大学生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文化的价值体现 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科学精神主要是指不断追求科学的态度，其价值取向主要是追求科学文化的逻辑和认知的真理。其中科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公平客观的原则，崇尚思考研究，敢于探究批判。人文精神则主要是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实现解放思想和遵守文化准则。大学精神文化就是在高校发展过程中，让学生们形成具有独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团结合作心理等文化形态综合。其中大学生精神文化是一所高校不断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充分展现大学生独特的精神本质，其形成的较强的凝聚力是影响大学生综合实力的基础要素。
人文与科学精神是当前大学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价值体现。坚持真实的科学知识和和善的人文情怀，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合理统一起来，才能够真正提高大学生的内在美，从而形成完整的大学生精神文化。因此，如果单纯强调科学文化，必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极端的思想主义，促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陷入不可发展的困境。但是，如果一味的强调人文精神，忽视了科学文化给人类发展带来的重要作用，也无法促进大学生更好的发展[2]。作为引领社会快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大学教育场所，只有始终坚持人文与科学教育融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好的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 （二）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创新人才的重要动力 通过分析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便能够清晰的看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是支持他们成长的重要动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钱学森自幼勤奋好学，善于读书记忆。他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记为祖国增光添彩。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其中在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中，用清秀的文字，严密的数学推导公式，整齐的数据，充分展现出了他刻苦追求科学文化的精神。钱学森在科学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果，并且将这些成果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结果。其中他发现重大学科成果的过程中离不开丰富的人文知识底蕴。 （三）注重培养学生人文与科学素质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 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人文情怀指导和科学教育等双重的教育手段，培养大学生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以便更好的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让大学生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让大学生不但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宪政救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曾留学日本，深入了解接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宋教仁也坚持宪政救国。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主要包括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内阁政治三大部分。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始终坚持致力于其宪政思想的实践，但由于受当时社会具体条件的限制以及其宪政思想本身存在的某种缺陷，最终归于失败。 正文： 20世纪初，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战胜了老牌封建大国。这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震撼，一时之间，宪政思潮逐渐从宣传、讨论提上改革议程。但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甚至一个党派内部对于宪政的理解相差甚远，想要实现的宪政模式也不一样，如清末立宪中立宪派官员就主张实行德日式的保留君主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既想通过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由弱变强又能保持君主的权力。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多数在野立宪派就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虽保留君主，但希望尽早召开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不负责实际政务，“垂拱而治”即可。革命党人则反对一切君主制，主张实行美国式与法国式的共和立宪制，但在革命党内部，就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和政体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者分歧，有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有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便是在此种环境下展开。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宋教仁，子得尊，号敦初，别号渔夫。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宋教仁所处的19世纪末期正直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内有没落王朝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深深影响着宋教仁，使之走上了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后在日本的学习和探索更加坚定了他革命救国，宪政就国的思想。具体而言： 1.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即救亡图存便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而贯彻近代中国的始终。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不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之道。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侵略的口号；于是，洋务运动便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大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力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觉醒，西方国家不仅优越在机器生产，更是其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对西学的理解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开始著书立说，组织办刊学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学说，要求改革君主专制，实行“定国是诏”，戊戌政变的爆发，使得这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清清政府反动的本质，思想更加先进，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899年，时在湖南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便对友人说：“中国苦满政已久。有英雄起，雄据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天下。”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已经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到20世纪初，庚子事件，日俄战争等等一系列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使的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的高潮，西方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内阁制等等宪政思想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效法西方实行宪政改革逐渐提上改革日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宋教仁的救国方案——民主宪政思想也逐渐形成。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共和之父：黄兴 民主宪政体制必须首先确立三大神圣原则，即“天赋人权”原则、“主权 在民”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这三大神圣原则共生共存，互为基础， 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完全体现了此三大民主原则的政治体制才能被称之为民主体制， 否则均为专制体制或虚假的民主体制。这三大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上讲，均包含一些 具体的内容。 第一原则──“天赋人权”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为主体内容的天赋人权理论。天赋人权 理论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 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天赋人权的原则完全体现了自
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理论，诸如血统论、阶级 论、种族论。天赋人权理论是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其原则是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 原则之一。 第二原则──“主权在民”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国家之产生来自于自由 人民的自由协议，因此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 者，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增进公民的福祉和人权；合法政府的产生是必须经过 公民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人民有权选举政府，同样有权监督和罢免政府。 “主权在民”的原则并非空洞的原则，它又包括两个具体的原则： 一、全民直选的原则。政府的产生应该也必须根据公民的自由选举结果而产生。 任何拒不进行直接选举或利用间接选举中对程序的不公正 设置，达到操纵选举和变 相剥夺选民权利的行为都是完全违背“主权在民 ”原则的。以“人民”的名义行使
关于宪政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政治家萨托利将宪政的要素概括为：1、有一部叫做宪法的高级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审查；3、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组成的独立的司法机关；4、存在基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5、存在有约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进行有效控制机制。 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中国学者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如下： 学者刘军宁认为：“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主义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 学者贺卫方认为，宪政大致上是指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兑现的状态，但是以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 学者康志方认为，宪政里的宪其实就是动词化，政就是指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用宪法来控制，不能有超出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国家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法进行活动，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樗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它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个过程。简言之，就是以宪法来治理国家，即所谓“宪法治”。 宪政就是宪法政体，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多数派决策的限制，防止多数民主机制造成的民主暴政或者多数人的专制，保护少数派权利。宪政的特点简单归结为以下三点： 1、宪政要以宪法实施为前提和基础 2、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实施目标 3、宪法观念与意识的普及是宪政建设的根本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民主作为宪政的第一要素，是由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两大支柱来支撑的。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代议制形式来实现。人民通过选举，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这些机关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渠道。但是，仅有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国家有真正、完全的民主。这是由于，第一，选举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难以保证选出的代表和官员真正代表民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民主的选举也会有选错人的时候。第二，即使选出的代表和官员起初能够代表和执行民意，但也保证不了这些代表和官员在任期内始终如一地代表和执行民意。这是因为人的认识会发生变化，人可能会犯错误，权力也会腐蚀人，使人变坏。所以仅有选举制度和代表机关还不足以保证国家制度的民主性质，还必须建立、健全国家监督制度，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
宪政民主 宪政民主是指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宪政的实质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民主的主要特点是：（1）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2）实行分权制衡；（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4）建立宪法审查制度；（5）司法独立；（6）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宪政与民主、法治的职能分工各有不同，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将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结合起来乃是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的最优选择。而宪政本身就包含着法治，宪政的基本涵义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所以，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可以化约为宪政民主。 补充：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现在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李光耀：“A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r Singapore”（《新加坡的企业家文明》）。此文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2年2月5日的“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的讲演。中译文见“中国民营科技 网”http://www?mykj?gov?cn/new_Detail?aspx?newsld=2963。，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实际权力后很容易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实意义 时代呼唤科学与人文相融，科学和人文综合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高等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起来，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落实科学教育观，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知识经济的挑战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时代根据，科学教育观所要发展的是全面性的教育。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过程中实现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全面融合，有利于克服科学与人文分科教育的缺陷，培养大学生博学多才。 随着社会分工及学科分化，大学内部科学与人文两大学科群分野，高等教育存在专业口径过窄的问题，但科学技术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使得我们面临大量单一学科解决不了的综合性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实践表明，分科课程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之时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刘献君教授指出，不同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核心要素，相应地在科学和教育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农业经济社会核心要素是土地，对应学科高度综合，反映到教育上是以人文教育为主；工业经济社会核心要素是资本，对应学科高度分化，反映到教育上是以科技教育为主；知识经济社会核心要素是知识，对应学科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反映到教育上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知识经济是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和决策知识化的经济，信息网络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大量丰富的信息和知识，人们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拥有知识信息的数量，而在于面对大量信息时具有的处理和运用信息的综合能力。这就要求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学一些人文知识，学习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学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综合化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使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教育具有多样性，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融合，才能形成处理和运用信息的综合能力，发挥多学科优势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怎样培养适应时代要求、具有良好素质的各级各类人才，这是当前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教育要肩负起这一时代使命，关键是要从教育本身的改革做起，而积极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人文教育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19世纪中叶以前，各国教育基本上是人文教育，中国从古代起，以儒家文化为内容的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典型。在西方，中世纪出现的大学主要也是进行人文教育，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使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长期占主导地位。 所谓人文教育，简言之，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文教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其基本精神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强调人性教育、完善人格为宗旨，以注重实现和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为培养目标。早期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认为，设立大学是为了“培养有教养的人……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它表明了人文教育是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兴起，科技教育在各国逐步发展起来，并导致了它与人文教育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人文教育家们怎样抵制和抗争，科技教育终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发展，并逐步取代了人文教育。所谓科技教育，是指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的，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它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科技教育之所以在大学教育中取代了人文教育并占据统治地位，主要是这种教育适应了工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业化进程迫切要求教育培养具有一定实用知识的专门人才；同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也为科技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为教育开辟了广阔的领域。科技教育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结合，促进了科技繁荣和生产力发展，无疑它是人类教育史上的重大进步。 综观上述这两种教育，客观地分析，它们都具有合理的内核和现实价值。科技教育增长了人们的智慧与知识，拓展了人们的认识领域，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使人类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提升人的道德精神，对促进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两种教育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教育注重教育的直接社会功用，但忽视了教育更为深刻的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责任。传统的人文教育虽注重人性的陶冶和完善，但有脱离客观物质世界和漠视人类对
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 姓名：陈叶学号：0930******* 现有的文献在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即使在民主与宪政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同一种理论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其次，现有的专门研究文献多因限于篇幅而未能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状态导致宪政和民主的关系依然没有学术上很好的阐释，以致这一问题至今混淆不清。1 对宪政与民主关系的不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西方种种政治思潮的分水岭。无论是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是异军突起的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都以宪政民主作为理论体系的拱顶石，其他如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亦在处理宪政民主关系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国语境下的宪政与民主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我国学术界存在民主与法治“和谐共生”和“冲突均衡”两种不同的观点，并有“民主为本”和“法治优先”两种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2 霍姆斯指出：“对相当多的严肃的思想家来说，立宪民主制在概念上即使不自相矛盾，也仍然是一个悖论。”3西方学者更容易认同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并从冲突的意义上使用法治与民主两个概念。与此相反，国内学术界普遍对民主与法治的和谐关系持乐观态度。4 这篇综述，对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作简单的归纳。 一概念之辨 1民主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民主是被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的，此后该词开始泛化。虽然如此，大部分学者在探讨这种概念时仍基本上把它局限在政治范畴。这就意味着，民主从它在古希腊出现开始，基本上一直是政治概念，而且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民主主要指的是国家制度或政体形式。亚里士多德民主政体的破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5马克思：“民主制是作为概念的国家制度。”6列宁“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7 18、19世纪民主理念张扬，民主一词泛化，出现非国家意义上甚至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萨托利：“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8但混乱的民主概念中，熊彼特和达尔对当代的民主理解影响很大。 熊彼特认为民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其含义是一种“政治方法”，他“极负盛名”的民主概念是将民主视为“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现代释义”概念。“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9这一概念将西方民主在实践中运行的某些特征描述出来，同时对建构民主有指导作用，破除了人们对民主种种抽象的幻想，使人们将建构民主的努力比较务实地放 1徐国利：《关系视野中的宪政与民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4页 2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4页 3斯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坎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6页 4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23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5页 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2页 7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8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健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9页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实践 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交叉融合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 人类早期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人文,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自然科学逐步发展,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和人文,从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开始,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漫长道路上,两者始终是相依的伴侣,这是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分离倾向只是近数百年来的事,这种分离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演越烈。近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前期是人文高于科学,之后一个较长时期则是科学高于人文,在此进程中逐渐出现了重理轻文的观念。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显得相对迟缓。经过长期人文与科学分离、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以后,又重新出现了学科综合化、科学与人文结合的趋势。 今天,科学与人文的重新结合,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也不是简单地回归过去,而是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交融渗透,这种交融将产生和发展出一种未来的新科学。教育无疑是科学与人文综合的先导,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文理融合的趋势,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来临正方兴未艾。在学校的学科结构和学生知识结构上,普遍重视文理学科综合;在课程内容上,不仅是简单的理工科增加人文课程、文科增加科技课程,而是已经出现许多文理交融渗透的新型课程和学科。如生态环境、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基因等新兴科学技术发展就体现
了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结合。现代医学从生理模式走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日本出现了社会理工学等新型学科,牛津开出了复合课程“科学与经济学”,美国推出了T-MBA(高科技MBA)。这些例子使我们明显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协调,已经成为教育综合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自觉地认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创造条件,更新观念,推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互相渗透,努力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交叉融合,是我们科学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重大历史责任。 要看到科学技术(指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成果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拿来危害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发动者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出大量的杀伤武器,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产生了巨大效益,但是一些腐朽的文化,在网上的传播也给人类带来了创伤。克隆技术发展标志着科学的巨大进步,但是“克隆人”的提出对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提出了重大挑战,需要人文与科学的相互支持和协调,才能使这项技术不致于给人类造成灾难。所以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亟需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合作,相互协调,使科学技术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造福于人类。 人文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与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其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手段,以及它的作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离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就举步维艰。
小学科学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说过：科学与人文各有其独特的育人作用，不能分割或对立看待。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教人怎样做事，人文教人怎样做人；科学可谓育人的硬件，而人文则是育人的软件。 人文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教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教人如何做人做事；教人如何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并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教人如何不断增强学识、教养。它是一种以传授人文知识为主，以发展学生对社会关系、人己关系、物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影响学生形成一定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为目的的教育。它除了求“真”以外，更注重求“善”、求“美”，发展学生对人类社会、自然社会普遍的关怀之情和慈爱之心，更有利人得到丰富、和谐、完美的发展。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育，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成长，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科学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求真；人文是解决“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的问题，求善。求真本身不能保证其方向正确，而需求善为其导向；同样，求善本身不能保证其基础正确，而需求真为其奠基。 第二，有利于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知识，人文知识是关于同精神世界密切相联的知识。人作为人，当其处世，既同客观世界有关，又同精神世界有关，对于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识就不完备。对这样的人，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半个人”，这一点尤其应引起高级专门人才的注意。 第三，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优秀的思维品质应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正确，一是能有原始性创新能力。科学思维主要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这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同人文文化有关的思维主要是开放的形象思维，直觉、顿悟、灵感，这是原始性创新思维的主要源泉；两者不可缺一。 第四，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必须有物质生活，还必须有精神生活。健康生活的标准是物质生活要满足生理健康的需求，精神生活要合乎心理健康的
王人博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彭淑 发自：北京最后更新：2012-08-21 10:36:1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王人博：生于1958年，著名宪法学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其代表著作《法治论》（与程燎原合著）是19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本学术著作，其《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梁辰/图）?标签 ?王人博 ?宪政 ?学者
在82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看看一个中国的宪政学者如何思考和自处 邀访之初，王人博就在回复的短信中摆明他一贯的为人态度，“你是否发错对象？如果要我对我校…吴法天（副）教授约架被打?发表看法，恕无评议。”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就在宪法颁行30周年的今天，有学者在饭桌旁故意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无论是老友、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主持的会议上，还是2010年的公开讲座里，他都不动声色，“不说心里过意不去”——“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无法理解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
贺卫方 还有微博里的自嘲——“今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1980年代中期至今，王人博先后发表《法治论》、《权利及其救济》、《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著作。看似一段学术脉络，却是心底“永不消逝的电波”。他曾说道：我既不左，也不右，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爱国者。 王人博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