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法现状评析
清华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学环境中心访问学者
王明远博士
（一）中国环境法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由于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环境法随之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对自然资源的所有制关系、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2、国家制定了《土地管理法》）（1986年通过、1998年修订），《森林法》（1984年通过、1998年修订），《草原法》（1985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通过，1996年修订）、《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渔业法》（198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气象法》（1999年），《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1985年）等大量单项资源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自然资源法基本形成了体系，而且多数单项资源法也形成了分支体系，如土地法体系、水法体系、森林法体系、矿产资源法体系、野生动植物保护法体系等。
3、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使环境保护法基本形成了体系，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法》（198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放射性同位素与放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1989年），《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1982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以及数百项环境标准等。
4、制定了一部分对国土资源和环境进行综合管理的法律法规。其中关于国土规划的有：《国土规划编制办法》（1987），《城市规划法》（1989年），《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年）；关于自然灾害防治的有：《防洪法》（1997年），《防震减灾法》（1997年）；关于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能源的有：《节约能源法》（1997年），《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5年），《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1996年）等。
5、《民法通则》、《刑法》、《农业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法规，对环境与资源保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刑法》设有“破坏环境保护罪”专节，对有关犯罪与刑罚作了较全面的规定。
6、中国缔结和参加了数十项关于环境和资源的国际条约，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使国内
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紧密结合、相互协调。
7、除了国家级的法律法规外，名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还制定了大量地方性环境法规和规章。
8、各项专门的环境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部门有关环境的法律规定，确立了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建立了环境法律制度，规范政府和公民的行为，使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走上了法制化。
9、建立了由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由各资源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
（二）中国环境法的主要特点
综合看来，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借鉴外国的有关经验教训，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管理法律法规
中国环境法的发展，须适应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经济发展压力大、环境总体状况仍在恶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等现实需要。与此同时，鉴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各国环境法往往具有共同性的特点，中国在环境立法中也非常重视学习、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制度。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加强环境单项立法的同时，重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调整，修订陈旧过时的法律法规，制定必要的新法律法规，使环境法相互协调、配套；2、在加强、完善国家级环境立法的同时，重视地方环境立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3、确立了中外环境法律实践业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各项基本法律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原则，污染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物综合控制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以及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原则等；4、建立了综合决策制度、分工负责与协调配合的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制度、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和自然资源补偿费制度、环境审计制度等环境法律制度。特别是正在制定的《清洁生产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两部法律，力求在“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将确立清洁生产审计、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环境标志、对环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和国民经济规划与计划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区域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等新的重要法律制度；5、注重改革以污染物“末端处理”、“达标排放”为核心内容的原有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强调污染物的源头削减、全程控制和综合控制；6、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传统环境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开始逐步引入和强化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使政府行政控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经济手段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而加强对环境的综合管理。特别是改革和完善了现有的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实行排污即收费、超标即违法的新制度，在某些地区进行了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加强了对环境税的研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建立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
2、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通过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实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环境管理制度，努力把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早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就被规定在中国的环境法律之中。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总则、198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坚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都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时，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把环境保护的目标、要求和措施切实纳入计划和规划，加强计划管理。
1983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则在总结环境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同步发展的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简称为三项建设三同步和三统一。这次会议使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了，并将其提高到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环境政策的高度。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肯认了该环境保护原则――该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国际方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为各国的环境政策与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可持续发展。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该原则得到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的充分肯认，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中国提出的“协调发展”的方针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只是文字表述上的不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努力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此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强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重，强调工业污染防治指导思想的“三个转变”，即从注重污染物的末端治理转变为注重污染物的源头削减、全程控制，从污染物浓度控制转变为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从分散的点源治理转变为集中治理、区域治理和分散治理相结合，等等。
而随着可持续发展和污染综合防治思想的深入人心，中国环境法也更加自觉地重视贯彻预防原则，强调实行清洁生产、源头控制和全程管理，开始引入排污许可证、排污权交易、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环境标志等环境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进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3、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做好履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立法工作，使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协调、相衔接
为了协调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活动，保护自然资源和应付日趋严重的气候变暖、酸雨、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调整国家之间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即国际环境法应运而生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合作。迄今为止，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的国际公约共计20多项，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修订本）》、《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
多样性公约》、《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海洋倾废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极条约》、《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此外，中国还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的环境保护协定书、议定书、备忘录或联合公报，内容涉及环境信息的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人员培训、举办研讨会、展览会或就某一具体问题开展合作等。
中国也非常重视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环境保护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中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除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在国内环境立法中，中国越来越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制度，采用国际通用的环境标准，并注重制定和实施与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环境条约相配套的国内环境立法。例如，为了履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中国先后制定了《关于严格控制境外有害废物转移到中国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局、海关总署1991年3月发布）、《化学品首次进口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1994年3月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关于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中国转移的紧急通知》（国务院办公厅1995年11月发布）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等。
（三）中国环境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法虽然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时间不长和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许多问题需要探索，目前还不完备、不健全，主要是体系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可操作性差，不能完全适应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需要。
1、环境法体系不够完备
中国环境法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体系，但还不够完备。一是80年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需要，必须抓紧修改，如水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二是还有空白需要弥补。在环境保护方面，至今还没有对放射性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安全制定法律，需要尽快弥补这些不足；在单项自然资源法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对耕地保护、湿地保护、流域管理等都需要制定法律；在海洋资源、气候资源、旅游资源方面尤其需要加强法律调整。如海洋的开发利用在迅速发展，各方面的矛盾很多，但我们却还没有调整海域使用管理和专属经济区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法律。
环境法体系不完备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环境、资源进行综合法律调整的立法不够发达，特别是缺乏一部从全局上、整体上、宏观上对国土资源和环境进行全面法律调整的环境基本法。虽然198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指示要加强国土整治立法，但实际上，在国土规划和国土整治方面，只有《国土规划编制办法》（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等法律、法规、规章，缺乏综合性的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环境”概念包含了各种环境要素，通常被人们视为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但实际上该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污染防治的，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非常之少，未能发挥其作为环境基本法的应有作用和功能，因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环境综合法、基本法，而成了各级环境
保护行政机关管理环境污染所依据的基本法。至于各单项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调整某一方面问题，不能解决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整体性问题。因此迫切需要一部环境基本法，以弥补单项环境法的不足，并将其协调、结合起来，形成环境法律调整的统一整体。
2、不能充分适应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国多数环境法律法规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乃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国家又修改和制定了部分环境法律法规。从立法的侧重点来看，中国环境单项法重环境污染防治、轻自然资源保护的倾向明显，污染防治法又以污染物的“末端处理”、达标排放为核心。这种以污染物“末端处理”为核心内容的污染防治法，主要表现为各种行政管理制度。
由于未能引入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再加上经济发展的冲动强烈，环境立法中缺乏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序性规定，环境保护的动力和压力都比较微弱，导致环境领域普遍存在执法不力的现象，再加上中国环境立法领域至今仍存在一些空白，决定了中国环境法尚不能完全、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然而，中国的环境法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一方略的要求。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立法机制存在缺陷，并导致重行政机关的权力而轻公民的权利等严重不足。
在环境立法中，传统的做法是由国务院某部门起草环境法律草案的第一稿，然后交由国务院法制局讨论、协调和进行立法技术处理。由国务院法制局修改后的法律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后再提交到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通过。这种行政部门立法的环节较多，程序繁杂，再加上起草环境法律草案的国务院行政部门具有各自的行政执法权和部门利益，往往导致环境法的部门色彩、行政管理色彩浓郁，难以在有关部门和立法之间进行协调；导致多数环境立法乃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公民权利、社会利益为本位，注重规定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和管理相对人的法律义务，而忽视对社会公众和管理相对人正当环境权益的保护。这不仅不利于立法进度的加快，不利于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制约，不利于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与正当环境权益的保护，甚至还会导致国家法律成为确认、强化起草法律草案的行政部门的不正当权力或利益的“部门法律”，损害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法律的公正性。
1993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成立，它可以直接准备法律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样，就形成了行政部门起草环境法律草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直接准备环境法律草案这两种立法模式在中国并存的局面，单纯由行政部门立法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由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立法资源和能力的有限，它往往采取委托有关行政部门起草环境法律草案的做法。由此，则行政部门立法给中国环境法律的制定、修改及其实施所带来消极影响仍然较为明显。
第二，立法的可操作性较差
长期以来，中国立法机关在立法工作中普遍奉行“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想，认为法律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主要是作出原则性规定，不能太烦琐。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或细节，
可以另行制定实施条理或细则，或者由执法者根据特定的情形来确定具体的对策措施，而这种思想这在环境立法中得表现尤为明显。多数环境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不利于“依法行政”和对公民、法人权益的保护。
环境法律及实施条例或细则大量共存，不仅出现了某些实施条例或细则的规定违反或超出相关法律的原则规定等问题，而且在具体的法律实施过程中，由于许多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简略，再加上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行政程序法尚不够完善，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又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和管理素质仍有待提高等种种因素，往往导致环境法实施上的不完整性、不充分性。而后者的主要表现包括：有关环境管理的行政机关为了争权夺利，争相插手管理对自己有利的行政事务，而对于自己无利的行政事务则相互推委，往往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严重现象；某些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故意或被迫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事务进行规范管理时，往往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等等。
第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较为薄弱，不重视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作用，未能真正建立起政府控制与公众参与、社会制衡相结合的混合型、开放式的环境管理体系和法律实施机制
在环境管理体系法律实施机制上，中国一直坚持以政府的直接行政控制为主，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较为薄弱，民间环保组织很不发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保障措施也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上很多直接污染、破坏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是由企业和政府联手进行或者由政府单独进行的，经济增长的动机往往非常强烈，重经济效益轻环境效益、甚至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甚至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维护。
从《哥本哈根协议》到中国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前言：我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法律人。国际环境法的课堂中，我更多地思考总是停留在批判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上，未能以法律的角度分析问题把握问题。这次作论文的契机，让我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探索“中国环境到底怎么了”，浅薄见识，略表一二。 2009年12月7日至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五次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大会达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笔者在当时连续追踪了几十篇的新闻报道，无一例外的，媒体们都在用悲观和愤慨宣泄着情绪。这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地位颇显尴尬的文件，该怎么承担起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重任，不容乐观。 不去赘述《哥本哈根协议》达成过程中的艰辛与波折，单就该协议所表达的理念来看：《哥本哈根协议》仍旧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虽然在谈判过程中，一度被披露存在发达国家间的“西方密约”，但会议终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而走回正轨。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两方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内难以协调，一边是拥有雄厚经济基础且对环境问题有所实践的发达国家，一边是重视发展国民经济而在利益衡量面前轻视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对于解决问题起步较晚且无相对经验，更因为需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而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减排，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实实在在”的财政援助，这就在面对全球环境问题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是联系两方的纽带，妥协的结果便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哥本哈根协议》在一定意义上是个妥协的产物，使得其在强化了“共同责任”的同时弱化了“区别责任”，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究竟能走多远？中国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有速发展的同时该如何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简要分析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的是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论文摘要】“软实力”思想源头，公认来自中国的先哲老子，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理论，又被公认是当代西方思想的产物。这种历史吊诡恰好暗喻了中国面对的一种特殊困境：我们究竟是以传统文化为软实力呢，还是要以融入全球社会的价值和规则为软实力？所谓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到底如何呈现？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挑战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
浅析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和发展(一) 摘要]随着中外电视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创作的越来越活跃，并接二连三地在国际上获奖。今天我们的纪录片更多的是如何尽快转换思路，建立和适应市场运作机制。关键词]纪录片中国纪录片未来和发展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在人类影像发展史上，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试图寻求对现实世界的关照与摹写，把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与自然的抗争以影像的形式再现或表现于世，它对于生活的逼真的批判性与尖锐性更给人类在高速发展的历程中以反思空间。 一、我国当代纪录片的发展回溯与现状 从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开始，给电视界带来了开放的意识。1982年拍摄的《话说长江》、1984年的《话说运河》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直到1991年的《沙与海》和孙曾田导演的《最后的山神》，先后国内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的片子。后来又有了像《望长城》这样的佳作，而1993年《生活空间》的推出，将中国纪录片放到了电视的最前沿。正是使传播的内容直接诉诸观感，使传播者全身心、以人的整体进行介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使得观众有很大的思考和参与空间。 文革时期是我国电影纪录片的盛产时期；1950年的《中华儿女》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63年李俊导演的《农奴》是第一部反映解放前西藏人民非人般苦难生活的影片，于1981年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鸡奖。几十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单一，拍摄纪录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进行宣传。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商业电视台数量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人举起镜头，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拍摄的纪录片《幼儿园》，在2005年6月的上海第10届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意奖”，又于同年12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大奖。《幼儿园》的获奖至少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的人文纪录片还是可以与世界水平一比高下，特别是在艺术内涵方面，但如果要谈到纪录片的市场运作，以及制作的多样化方面，我国的纪录片整体上就明显存在很多的不足，可以概括为多样化的缺乏、市场化的滞后等问题。二、中国纪录片多样化的缺乏 我们参展纪录片基本都只是采用一些中规中矩的传统拍摄制作模式，与国外的同行相比较，我们在多样化制作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而且，制作形式的单一也使得国内的纪录片很难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创造性地使用多元化的元素，是中国纪录片急待加强的工作。好的选题并不能保证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只有实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一部好的纪录片才谈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纵观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创作，在艺术表现上，一方面写实与表意共存。写实，重画面语言，造型艺术，构图精湛，剪辑考究，学院气浓重；写意，取前被众家之长，将文化、历史、社会变迁的理解通过各种技术艺术手段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多时空交错，创作类型多元化。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纪录片题材选择的多元化视角 近年来的国际获奖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创作出多元化的趋势，综观当代国际获奖纪录片从题材上至少可分为四类：发生在当今世界的具有新闻价值的纪录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科学文化类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而国际上比较畅销的题材则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自然与环境三大类型上，它们展示了丰富的各国文化，满足了部分观众追求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的心理需求，将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和社会性、教育性等有机地融入节目中。 （二）纪录片强化故事性
第四编国际环境法基础 一、国际环境法发展史简介 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世界工业的发展、人类环境意识、资源意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纵观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从本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82年内罗毕会议；内罗毕会议后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 1.从本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国际环境法的萌芽期。这25年中，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登记,签订环境资源的国际公约仅有3件，其中最早出现的是1921年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油漆中使用无铅的公约。 2.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是国际环境法的初步成长期。在这25年里国际环境法得到初步的发展，环境资源的国际公约共56件。 3.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82年内罗毕会议是国际环境法的蓬勃发展期。1972年6月5日到1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以前，人们往往把环境问题看成孤立的局部的问题，通过这次会议，树立了全球一体、保护生物圈的整体观念。《人类环境宣言》与《世界环境行动计划》一起，被113个与会国一致通过,并得到1972年联合国大会的确认。会后的十年，签订国际公约共40件。可以说，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原则性的全球环境法的诞生，是国际环境法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4.内罗毕会议后到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国际环境法的成熟期，为了纪念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2年5月10日至1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特别会议，参加者有105个国家和4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3000多人，会议总结了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工作，规划了以后十年的工作，会后发表了内罗毕宣言。这次会议对国际环境法的进展起到了加油站的作用。在这十年中，签订了40多件国际公约、协定，与我们关系比较大的有：《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87），《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1986），《核成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89）等等，更重要的是，出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高潮。 5.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又名地球首脑会议(The Earth Summit),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6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1.5万人参加了大会。12日至13日举行了首脑会议，118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这是有史来空前的盛会。大会在国际环境法方面取得的进展，突出的是：（1）通过和签署了5个文件,其中4个文件，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另一件是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一个比较好的文件。（2）《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生效，是强行法，具有现行国际法最强的法律约束力。 二、概述 国际环境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国际社会关系的有约束力的规范的总称。其渊源主要是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和国际习惯。各国所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渊源之一。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宣言、宪章、行动计划等，虽然对各国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对各国合作保护全球环境起着"软法"的作用。 国际环境法由大量的多边、双边和区域性国际环境保护公约、条约、议定书、协议等组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试题答案（二） 一、单项选择题（2分×10=20分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括号内） 1、我国在（）首次提出排污收费。 A、1978年《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 B、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 C、1982年《排污收费暂行办法》 D、2003年《排污收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2、依据组成环境的物质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环境可以分为（） A、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 B、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 C、天然环境（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人工环境） D、室内环境、村镇环境、城市环境 3、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机关是（） A、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B、省级人民政府 C、地方各级环保机构 D、省级环保机构 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送审批之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能少于（） A、5日 B、10日 C、15日 D、20日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形式是（） A、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B、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登记表 C、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D、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说明 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将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四级，由低到高分别是（） A、蓝色、黄色、橙色、黑色 B、黑色、红色、黄色、蓝色 C、红色、橙色、黄色、蓝色 D、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7、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检查或采取制裁措施的依据是（） A、环境行政处理 B、环境行政处罚 C、环境行政许可 D、环境行政强制执行 8、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处理决定（） A、1个月 B、2个月 C、3个月 D、6个月 9、在控制固体废物转移入境的有关法律规定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国家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B、国家限制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C、国家禁止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D、国家并不禁止进口未列入可以用作原料进口的固体废物的目录的固体废物 10、下列关于我国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关系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B、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如属于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则仍适用我国国内法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C、国内环境法的效力优于国际环境条约； D、国际环境条约在我国境内直接适用，不需要国内立法机关将它转换为国内法 二、多项选择题（4分×5=20分备选项中有2—4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全部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 1、清洁生产的“清洁”主要表现在（） A、清洁的技术标准 B、清洁的能源 C、清洁的生产过程 D、清洁的产品 2、关于我国环境监测机构的论述正确的是（） A、全国环境监测机构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设置 B、全国环境保护系统设置三级监测站，即国家级、省级、市级监测站 C、各级环境监测站受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领导，并在业务上接受其指导
浅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 作者：杨红涛 来源：《新农村》2012年第07期 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硬实力”，还包括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软实力”，是一个总括了各种要素的、系统的综合国力。而且，和器物层面的硬实力相比，制度和文化所体现的软实力对于一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壮大具有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意义。 一、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按照我国学者王蒙的观点，软实力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它能提供越来越好的生活质量与生活乐趣，提供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众以幸福、满足、欣悦与尊严，它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使人们喜爱与尊敬这种文化。简单地说，它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而不是以人为敌或为奴的文化。 第二，它有足够的凝聚力与亲和力，能够使受这种文化的覆盖与影响的人，聚拢起来，友好起来，而不是恶斗不已，仇视与分裂。 第三，它能坚持自身的特色，自己的性格，独树一帜而又友好立身，正确地处理与异质文化的关系，能够与外来影响切磋交通，也能撞出火花，取长补短，互利互补，既不会动辄失去自信，屈服于强势的文化压力，自我瓦解；也不会盲目排斥异端；不会在急剧的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陷入认同危机即失去自身的身份认定，陷入绝望与仇恨。 第四，它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有足够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与抗逆抗压的能力，它能够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同时又有足够的对于自身的传统的珍爱与信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如果说“硬实力”是国力较量中具有强制力的刚性因素，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春风化雨般吸引他国认同甚至依循自己政治主张和价值原则的“柔性资源”。毋庸置疑，“软实力”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和保障。无法想象一个经济、军事和科技都十分落后的国家
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和对策 摘要：现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把培育文化“软实力”提高到事关综合国力竞争、事关民族利益的高度加以重视。美国、日本和等发达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大力实施文化扩张战略，文化输出已成为其输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我国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然而，一直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等各项国家“硬实力”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和发展。而国家“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但在全球软实力的排名表中，我国还名列第八，位居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之后，目前还称不上是文化强国。因此，如何使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的迫切问题。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发展，现状，对策 1、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现状 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参考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均要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传播实力的增长，我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西方学者和政要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意识在增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斡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有所提高。除此以外，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另外，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最佳平台。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法制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成为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中普世性的最佳体现,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这些都是我国软实力逐步提升的重要体现。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的软实力发展的很好。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例如，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
论国外和国内环境法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指出，法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页法的历史相当于一卷法理学书籍。只有掌握环境法的发展过程，才能从总体上掌握并深刻理解环境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国外环境法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渐进的历史过程，是与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人们对环境资源问题认识的深化和环境保护活动的强化的历史过程相联系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就无时无刻地与环境资源打交道，环境法就是随着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活动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环境资源状况各异，环境法的发展因此也很不平衡——迄今有的国家已经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体系，有的国家的环境法的发展则比较缓慢。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人类的环境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代环境法；近代环境法；现代环境法。这里主要谈一谈现代环境法。 国外的现代环境法，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而迅速崛起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在许多国家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环境法体系，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首先，环境保护已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例如希腊于1975年、葡萄牙和印度于1976年、加拿大和菲律宾于1987年、波兰于1989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1991年也都修改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的内容。 其次，许多国家制定和颁布了环境保护基本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全面综合的法律调整。环境保护基本法是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牵头的法律，它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基本环境政策、原则和制度，其作用是能够对环境保护法律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整。卢森堡在1965年制定了《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日本于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2年又通过了《自然环境保全法》，并与1993年颁布了全新的《环境基本法》。目前，其它国家还在陆续制定和颁布这种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 其三，各国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和规章。随着各国对环境管理的不断强化，环境立法越来越全面具体，因而便颁布了大量的各方面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比如日本，在1970年第64届国会上，一次就通过了《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六部环境法律，并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八部法律进行修改。此后又陆续颁布了《恶臭防止法》、《特殊鸟类转让法》、《关于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公害纠纷处理法》等一系列单行环境法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环境法体系。 另外，各国还有大量的地方性环境法规。 环境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为各国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促进和保证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世界各国围绕持续发展问题都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各国的环境法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环境立法的系统化和协调化。 二是环境法的法典化。许多法律部门都经历了一个由分散立法到集中性的法典化过程。现代环境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在数量上已经达到相当多的程度，在
浅析中国软实力状况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生产大分工的推进，各国之间的差异不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这一个不能整体反映一个国家真正经济实力，文化底蕴，政治力量的代码上。国家的软实力如何，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准。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是指国家的经济实力，设施设备等。软实力实则是指国家的文化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国家软实力具体所指的是指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政能力、管理能力、国民的心态、国民的形象、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和来自文化传统持久的一种对国民的影响感，凝聚力。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事业等这些东西的影响。甚至是语言，比如说语言表达的一种影响力。一种美感，一种魅力，都应该是包括其中。 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2010年成功举办第16届亚运会第10届亚残运会，2010年成功承办世界博览会到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索马里海盗案，2012年的南海问题争端以及近日被世界各国所普遍关注的中菲黄岩岛对峙。再到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再到世界各国人民兴起的汉语热，海外孔子学府的成立，成龙，姚明等中国巨星在国际宣传的中国形象等。简而言之，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无不显示着中国的国家软实力正与日俱增。虽然中国的成绩受世界各国人们所肯定，但是在中国发展中，在提升国家
软实力的进程中，中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譬如（1）片面发展经济实力，忽视政治，文化的建设。近10年的中国，经济水平渐渐与世界大国接轨，但是国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不相称，国民参与政治管理仍然受到限制，所谓的民主，自由都只是浅层次的。文化建设投入不足，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师资不足，设备不齐全，硬件设施明显落后等情况。文化建设投入相较与国际水平（即文化教育建设的投入必须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3%以上）仍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2）片面追求近期效益，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为经济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重的，以牺牲生态环境，国民健康换取短暂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各个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足，部分甚至为虎作伥，成为这些现象的始作俑者的庇护伞。从三聚氰胺奶粉到染色馒头，再到工业明胶毒胶囊，都无不体现着中国存在着目光短浅之嫌（3）中国文化软实力依旧不足。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的文化产品出口甚至已经超过了它的工业，农业产品，它在利用经济冲击世界各国经济的同时也在采用文化渗透他国文化。中国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重视程度不高，如对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的暴留，对传统节日的尊重与继承，对外来文化的筛选不够谨慎，导致许多国人有崇洋媚外的思维，特别是做为中国未来新生代的年轻人，长期的精神空虚致使他们沉迷于韩剧，美国电影中，使得中国电影一度失音。致使中国的文化得不到很好的继承。对于官场腐败现象整治不力，人民民主自由程度不及他国，致使中国国民对自己国家不够自信反而把眼光放在国外。还有
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开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根据风格、类型、功 能等彼此关联映照的多种环境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 —1977年） 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在观念上依附于政治，在形态上则依附于其他的电视节目。 由于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电视纪录片几乎都染上了政治化色彩。政治化纪录片在语言上 显得空洞，在题材上出现雷同，在风格上则是单一，缺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性色彩和人文精神。而由于技术局限和观念作用所导致的声画剥离的影片形态，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 出现浓重的灌输味。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虽然负载重要的职能、有着相当的地位，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2、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 —1992 年） 第二时期的纪录片没有了第一时期的政治味道。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 原来的英雄主题逐步被人的主题所取代。尽管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个人还不是独立的 个体，而更像是集体的人性化的符号，但是已经和前一个时期的虚幻的英雄全然不同。即使是对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山河的观照，也赋予了人文的色彩。 由于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均成为这个时期纪录片的最佳对象和载体。对于民族以及历史等大题材的观照成为这个时期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特色。宏大主题的纪录片，需要一种群体性力量，需要群体共同的激情，需要集体创作的机制，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纪录片开始凸显媒介传播意识，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社会对电视纪录片的功 能性需要所致，是纪录片本体以外因素作用的结果。 3、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 —1998年） 第三时期出现了不同题材的纪录片，都把思考、关注的立足点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上。纪录片的承载已经改变，意识形态的因素被人文的因素所取代。纪录片美学、哲学的意味加强，而它的社会性功能自然削弱。人的主题、百姓意识、平民化视角这些国际化的纪录 片表征，成了这个阶段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主导性观念。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在题材的选择 上有了国际化的意识，在主题的立意上站在了人类的高度。平时成为这一时期纪录片的主要 创作理念，它的主要特征是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不仅是纪录片在语言形态上回归本体， 更是作为纪录者对纪录对象的姿态的一种转变。 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个体意识也明显增强，表现在纪录片的选材和创作上出现个 人化的倾向。在创作对象个体化的同时，却也不自觉地淡化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 4、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 —迄今） 第四时期，市场”和社会责任”是两个核心词汇。市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观众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全面回归社会、走向社会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个基本特征。 人虽然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主题和关注中心，不过已经悄悄有所调整和变化。首先，是在人的选择上已经不再倾向于封闭环境中的、弱视的、偏远的人群，而是选择主流的、处于 现实中心的、社会化程度高的人群，新闻的因素越来越被某些纪录片所重视；
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和建议 杨飞101002079 生技2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正积极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世界竞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4年奈在他的着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上曾经占据过重要地位,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受近代战乱所致,中国文化的自身实力和影响力一度跌至谷底。新时期,我们再度扬帆起航,依托先辈们留下的文化宝库,结合本国的发展,使文化软实力有了大步提升. 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 虽然华夏五千年文明孕育出大量的文化结晶,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琴棋书画的艺术才能，四大发明更是令世界为之惊叹。但事实的情况却是：人们渐渐记不起《道德经》,传统的文化节日受不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虽然拥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却没有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竞争力。 首先,人们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不够。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
201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试卷 (课程代码00228)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36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1、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的定义中心增加的环境要素是（B ） A、人文遗迹 B、湿地 C、野生生物 D、乡村 解析：考新法，课本没有。见15年《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复习中要注意新法的内容也会考。近两年的新法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 2、我国历史上，对主管官员失职导致资源破坏，土地荒芜以及提防失修，或者侵占田间街道种植作物、随意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毁坏树木庄稼的行为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条文的文献是（ C ） A、《伐崇令》 B、《秦律十八种》 C、《唐律》 D、《全上古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解析：见课本57页。上述四个文件的主要内容都要掌握。其中A和D项也已经考过。 3、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环境污染、损害社会共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包括（ A ） A、公民个人 B、有关组织 C、法律规定的机关 D、环境保护团体 4、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目标是（D ） A、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B、为环境保护优先论提供理论依据 C、为经济发展优先论提供理论依据 D、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解析：见课本103页协调发展原则的内涵。另外，内涵中的第二点系统调发展的实质是2013年10月的单选。 5、2003年，国家发改委规划在怒江干流上建设2库13级的水电站，此举引起了重大争议。一些环保学者认为，怒江水电开发可能给怒江流域沿岸的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把这些重大不利环境影响讨论清楚之前，怒江的开发应当慎之又慎，上述观点体现了环境法的（C ） A、公众参与原则 B、受益者负担原则 C、预防原则 D、可持续发展能源则 解析：本题源于教材的案例题，具体见107页案例3.2，主要体现的是预防原则和协调发展原则。而选项中只有预防原则是符合要求的。 6、下列环境法律制度中，属于我国首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B制度的是（） A、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B、“三同时”制度 C、排污申报登记制度 D、排污收费制度 解析：见教材109页第二段。 7、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规定，排污者可以申请减半缴纳或者免缴排污费的情形是（ D ） A、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B、因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C、因经营不善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D、因不可抗力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解析：见教材133页倒数第五段。 8、为了杜绝地方各级政府在决定严重污染企业治理方面的不作为现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赋予（A ） A、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部门 B、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C、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环保部门 D、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 9、下列表述中，不符合《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防治废气、粉尘和恶臭污染的规定的是（B ）
内容摘要：在“国际传播的现实逻辑”的讲座中，主讲人陈卫星深刻分析了国际传播的方式、技术，以及信息逻辑等内容，同时用较大篇幅讲述了软实力在国际传播、提高国际地位上的重要作用。笔者由此出发，从软实力的三个要来源——文化、政治、对外政策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在当今国际背景下如何提高软实力。关键词：软实力文化政治对外政策 浅析中国如何提高软实力 ——“国际传播的现实逻辑”讲座有感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针对国家间竞争，通过分析文化、价值观等软力量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构建理解国际竞争和分析国家综合实力的新的理论框架，从而超越传统的以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为主的国家综合实力分析范式。此后，软实力理论风靡全球，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①。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硬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水平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在约瑟夫?奈看来,国家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力量，“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里所强调的是“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②。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国外某些势力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猜疑、敌视程度也随之增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一度蔓延，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中国如何以非战争的软实力的方式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成为国内各届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同时逐渐形成了国家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的共识，国家软实力建设也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重视。 2009年,约瑟夫?奈和王缉思合作撰文指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 ①转引自黄金辉、丁忠毅：《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②转引自黄金辉、丁忠毅：《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 程
一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请结合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展开论述。 1.战争时期的新闻纪录片电影。重要作品1938年《延安和八路军》（袁牧之 导）反映了全国各地抗日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情景；重点纪录了毛泽东、朱德和八路军其他高级指挥员的风采，以及延安的自然风貌与社会风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那时的人力物力严重匮乏，纪录片发展速度缓慢。 2.建国初期的起步阶段（1958~1966文革前）这阶段是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延 续，传播渠道主要是电视。主要创作人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主要任务：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事物和新成就。主要形式：电视纪录片和新闻片。作品有《收租院》（北京电视台拍摄）重大意义1.突破了“报道型”新闻纪录片的僵化模式2.开创了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体纪录片3 既有“宣传教育”的思想性，又有艺术的生动性 3.十年动乱时期的纪录片（1966~1978）被极左路线和帮派压制和束缚的时 代，公式化，概念化，题材严重狭窄手法严重僵化。状态：在夹缝中顽强生存。优秀作品《深山养路工》吉林省铁岭地区一支活跃在深山峡谷中的铁路养路队，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爱护国家财产，保证铁路运输安全。本片运用老工人的同期声讲话，以多种蒙太奇手法，制造了戏剧性效果，具有生动感人的表现力。《放鹿》《下课以后》《太行山下新愚公》等。 4.纪录片的初步繁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1,纪录片开始栏目化 1978年9月30日央视《祖国各地》1989年《地方台50分钟》2.作品数量多，内容广，形式多样。内容：人物，城市风光民俗宗教历史文化等。形式：散文式，抒情诗式音画式调查报告式等。3.出现了系列化，长篇化的
国外研究 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目光集中在国际政治领域，他们把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得到普遍认同，如何从文化建设着手提升软实力始终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目标。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软实力上，没有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因此也没有针对“文化软实力”的专门研究。国外学者在研究软实力时，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主要产生源泉，因此对文化研究成为研究软实力的重要领域。文化和软实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始终是研究的重点。 1.2.2.1 “软实力”诞生的理论背景 文化软实力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突出代表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认为西方的消费主义必将成为全世界普及的思想观，西方文明必将取代其它文明，引领世界。“文明冲突论”坚持冷战结束之后，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宰，西方国家要联合起来应对其它文明的挑战。“历史终结论”和 “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石，同时对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 “软实力”理论的诞生于约瑟夫·奈的一系列文章即1989年发表的《美国定能影响世界吗？》、1990年发表的《软实力》、《世界力量的变革》和2008年发表《领导的力量》。他分别对软实力的概念的提出背景、概念内涵和理论应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的“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要实现对世界的领导必须软实力和硬实力相互配合，单靠软实力是无法完成领导力实现的。1[21] 1.2.2.2软实力内涵的研究
约瑟夫·奈在提出软实力理论之后，得到了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同。一些学者也对软实力理论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英国学者路易斯·克莱瑞文斯在文章《关于提升希腊软实力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一文中提出软实力具有三个特性，即规范性、实践性和权威性。规范性的基础在于其价值观念，实践性的基础在于其行为标准和思想的推广，权威性则在于软实力的重要意义。2[22]学者亚历山大·布哈斯认为单纯将权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很难去理清他们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同时认为软实力应该再分为统治权和支配权，并且重点研究软实力如何遍布整个别国社会为本国战略服务。3[23] 国外学者对于软实力产生的资源的研究也比较多，其中针对文化所产生的软实力大致可归为三个类别。第一种侧重教育产生软实力。优质的教育资源，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吸引大量国外精英，进而在各国培养本国文化的追随者，本国价值观的践行者，本国思想文化的传播者。通过教育在世界上提升国际形象和国家影响力，进而可以增强国家软实力。持此观点的有日本学者田丈志及其专著《软实力与威胁：美国对战后初期日本及其永久依附的文化政策》，美国学者托马斯·莫洛伊及其文章《通过英语语言教育凸显软实力》4[24]，等。 第二种侧重研究在国际社会中，因优势的文化资源而产生的软实力。在全球具有优势的大众文化资源，有利于向全世界推广本国价值观、生活方式，增强外界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加拿大学者弗雷泽（Matthew Mraser）在《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电影、快餐、电视和流行音乐在美国对外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潜移默化地向全世界渗透着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525持此观点的还有约翰·耶马（John Yema）及其文章《世界的美国化》；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基恩及其论文《来自美国的致意：公共外交的战略修辞》；新加坡学者彭三林及其论文《日本的“软实力”追求：吸引与局限》，等。 第三种侧重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软实力。这类研究主要集中
传媒史话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探析● 岳英杰 政治号角,宣讲主流文化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初期是1958~1966年,这个时期的纪录片发展还不完善,只能称为新闻纪录电影。风格样式单一,人力少,资源不足,纪录片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发展的。当时的纪录片作为政治号角,宣传意图明显,只是一种报道形式,记录着国家领导人出访、考察、社会政治变迁等等政治事件,在这种方针政策下拍摄的佳作有《到农村去》、《周恩来外交风云》等纪录电影。 1978~1990年,纪录片得到了蓬勃发展,改革开放的提出,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与此同时电视纪录片也有了自己的天地和发展空间。纪录片的题材,作品风格、表现手法都有 着新的发展和影响。纪录片走向大众传 播,出现了系列化、长篇化的创作倾向, 期间主要代表作有《丝绸之路》、《话说 长江》、《望长城》等。这些纪录片篇幅 宏伟,气势浩荡,内容丰富,深深地吸 引亿万电视观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 响。 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就是1983 年,中国和日本合拍的一部描写长江和 长江两岸人民生活的一部记录片。引起
了中国观众的强烈反响。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①从电视纪录片的艺术性角度来讲, 《话说长江》是中国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为了适应观众的审美习惯,结构上 采用了“章回评书体”;②为了更好地增 强观众的参与意识,在表现手法上增设 了“节目主持人”;为了更好地遵循电视 节目播出的特殊规律,在技术上采用了 篇幅规范化和定期定时播出。《话说长江》,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 茶馆,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这样生动、生活化的纪录片《话说长江》第一次让中国人通过电视感受到了江山的壮丽与秀美,引发了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在《话说长江》之后,中央电视台 又拍摄了《话说运河》、《望长城》。《望长城》被认为是纪录片实现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