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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家思想与西方法治思想的对比分析
作者：张滨铄黄莹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3期
摘要：尽管在形成和演变的方式和道路上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
仍存在相似之处：都主张用法律来管理和统治社会；都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威。但是，法家学派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君主专制；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37-03
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中，法家是比较显著的一家。法家学派提出了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而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是先秦时期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是西方国家献给人类的一项有关法律的智慧果实，它提出的现代法治与民主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法家的法治思想
法家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发展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法自君出”“明法审令”等主张，适应了我国尤其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纷乱时期，对于之
后秦统一六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经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巨变与重大变革，法家学派应运产生并得到良好发展。到了东周年代，常年征战使得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社会统治呈现出“礼乐征伐自侯出”的动乱局面。
这一阶段，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都纷纷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儒家提倡“以礼治国、克己复礼”、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墨家提出的“兼爱、
非攻”的济世主张，他们的这些思想与主张都没有改变诸侯争霸、社会分崩离析的状况。
然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它摒弃了用礼治、德治、无为等方式来实行社会变革的思想，主张用法治的方式来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法家提出“无力则国必削弱”，认为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则国家必定会被削弱。法家学派的这种“唯法为治”的主张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将法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 西方正义思想 1.古希腊正义思想 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出于方法视角的不同以及前提观念的不同，近代西方主要形成了两种公平正义观：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另一种则是以休谟、穆勒等人基于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1）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洛克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指出：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原则只有两条，一是不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权，二是按劳分配财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既然人们生来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不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 。 （2）基于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十八世纪苏格兰常识派的的代表人物休谟对公平正义进行了仔细的经验分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关系 儒家德治思想在《大学》中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德治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德教，礼教,仁政。儒家实行以德治国，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准则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方针，即实行“德治”。统治者需要有良好的品德来而治理国家，这样才能让国家安邦兴国。同时使人们的心变得良善，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从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单纯的把希望寄托与统治阶级的身上，希望有品德优秀的人来统治，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 “礼治”，孔子极其看重礼。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要长期维护国家的统治一定要重视礼。礼，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有效的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故而被很多王朝加以借鉴。礼治是统治者的责任，统治者会根据礼来治理国家，从而约束一些自己的行为，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一些。当然礼治有着其不合理之处，它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今天是不实用的。礼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礼治，更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仁政’。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政，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儒家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仁政，有着其丰富的影响，与着儒家很多学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施行仁政，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从而使得国家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法治在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也从未停息。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所考，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治的本质是依法治国，这种做法有效的稳定了当时混乱的秩序。依法治国的一个有效的前提就是要制定法律，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依法治国。法家的杰出思想家提出了制定法律的某些依据，由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法律的制定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制定法律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立法要符合自然界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立法要因时而变，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法律的制定要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包括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的社会需求两部分，充分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创制法律。；创制法律必须考虑到现实可能性，就是要考虑所立之法使老百姓保持在刚好不饿着的状态技术性；立法还要符合当时的市场发展和政治伦理要求，理清事物的孰轻孰重关系，法家执法思想理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先在全国范围内搞统一思想，制定统一的赏刑标准，为推行法治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而后在推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信赏必罚和不逾赏不滥罚的原则要求贯彻实施各项法律制度。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中西方法制建设归纳总结 中国： 1、战国末期：韩非子（法家代表），主张君主“以法治国”，提出系统法治理论，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秦朝采用了法家思想） 2、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是1859年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最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3、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这部宪法体现主要原则：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等，这是中国效仿美国《1787年宪法》的产物。它比《1787年宪法》的进步之处：A、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美国是黑人、奴隶、妇女不享有同白人男子相同的权利）B、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美国有种族歧视）。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规定A.国家性质：新民主主义国家 B.政权性质：人民民主专政 C.性质：临时宪法（1949----195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制定，该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6、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到21世 纪左右），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1982年 宪法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章程。 西方： 1、《十二铜表法》：公元前5世纪中期制定，目的：为缓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意义：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贵族利益受到限制，平民利益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局限性：保留了一些习惯法的内容。特点：内容广泛，条文比较清晰，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它既是公民法又是成文法，适用于罗马的公民。 2、罗马公民法：罗马共和国时期，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罗马 的公民。 3、万民法：罗马帝国时期，对外征服中版图不断扩大，公民法已经不适用，由公民法转变 为万民法。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一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4、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典。对世界影响：①罗马法对近代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很多法律制度中的原则和做法②近代资产阶级利用和发展了罗马法中的思想和制度,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武器。 5、1787年宪法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体现了“分权与制衡” 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不足之处：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不承认妇女、黑人和印 第安人具有和白人男子相等的权利。
关键词: 法家/法治 内容提要: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家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和作用的论述，对成文法的公开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和简明性等问题的专门阐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 一、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 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因此，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近来，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用法家有关法律可以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这些材料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两条。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张。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重于宝。” [1] 从“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管子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是“人主的大宝”。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细读原典，我们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权”。管子不仅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就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因为促使法律作用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实际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二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似乎已突破了“刑无等级”的主张的局限性。在“刑无等级”的法治主张中，商鞅只提到“卿相将军”，韩非只提到“刑过不避大夫”，都没有提到君主。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中，已提到了法律对君主的制约作用，君主与臣民一样都必须遵从法律。在这一主张中，是否已有了法律高于君权的思想呢？孤立地看这一句话，是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的。但把这一句话纳入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体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主要体现君主的意志，遵从体现君主意志的法律，正是维护君主权力自身的需要。君主遵从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利于发挥君主权力的威力，而不是制约君主的权力。在这条材料的背后，仍然是君权支配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君权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权。 所以，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君权至上，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是为君权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制约或限制君权的制度。制定法律、支配法律的是君主，遵守法律、受法律统治的是臣民。正如《管子·任法》中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因此，尽管在法治的一般原则上，法家的法治理论有与现代法治理论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则上，法家君权至上的法治理论与现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家思想 刘开元 PB11206017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战国中后期的三大法家思想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在东周末年，随着“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大家不断的对现实不断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求社会的再次安宁。于是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而法家则提出以刑法治理天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法家却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境地。 法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管仲，但是在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这让法家的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和发展，是法家的思想进入了空前的阶段，《韩非子》一书更是法家的典范。 1.1商鞅的法家思想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其封地在商一带，而有商君之称。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做了两次变法改革。商鞅认为，在战国时代，“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商君书慎法）。而“强大的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而最有效的治国措施是实行法治和耕战政策 讲法治，强调轻罪重刑，以刑去刑。所谓“用刑罚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内容摘要：法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内涵，影响着我国现实社会。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明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虽然其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有所不同，但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当代法律的影响 一．法家的产生与代表人物 1法家的产生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也为法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学派，如果说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而在现代也有学者在描述传统政治特点时，用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法家的产生为当时统治者统治天下，维护自身的权利，建立有秩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而这些人当中主要代表是：法家理论的真正开创者李悝，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和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商鞅。他们为法家思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在法家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学说主张和派别，有齐国一派的法家，有秦国一派的法家；有慎到的“势”，有申不害的“术”，有商鞅的“法”。各种派别甚至互相矛盾。 商鞅认为，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国手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大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当时的世道是一个“乱世”，民心堕落狡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1) 因此，他认为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
中西方法律的区别 (一)法的本位不同。 法的本位是指，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中国法律是集体本位，西方法律为个人本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 道路。中国法律日益集团化，走上了一条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其突出特点是贯彻着宗法之上、家族本位、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指导思想，沿着宗教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进行。儿到了封建时期，儒家创设了新的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相结合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封建时期中国的统治思想。西方法律则走上了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的个人本位道路。西方法律文化 源于具有自由开放精神的希腊法和具有个人主义特色的罗马法，形成了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的历史传统，最终确立了个人本位的传统。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发展在制度上是通过权利本位法对集团本位法的否定实现的，这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发展是一致的。不过近些年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个人本位也在中国法中得到体现 (二)法的属性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公法属性，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私法属性。中国传统法律的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即使其中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其表现为： 1)法典的刑事化或刑法化。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发达的国家，国家法律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法典。 2)刑法的刑罚性或刑罚化。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刑法重在惩罚报复，轻在教育警戒。 3)民事的刑法性或刑法化。中国传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典，而是刑法化的民事法规，具有民事内容刑事处罚的特点。西方的法律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 私人化)的法律体系，民法和商法非常发达。西方法律在早期形成时期，就已表 现出浓厚的私法特色，基本以私法作为其法律体系的基干和主体。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发达的私法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上的，因为私法是一种理性化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有这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三)法的体系不同 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相对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西方法律文化是大陆和英美两大文化是带有开放性的体系。这也使法律体系学术研究的重点不同。如中国传统法律学术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而西方则是围绕正义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法家思想总结 篇一：浅谈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中西方的法律，都出现甚早，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也大致相同，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往往徒有空文，无论立法者、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未对之有足够的尊重？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太把法律当作一回事，甚至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是需要考虑法律之外的更多因素。我们可以这样解答： 在中国，由于法律的目标是追求正义，而为了追求正义，法律只是众多的手段之一，相对于其他的手段，法律既不是最高的，也不必然是最好的，为了追求更高的正义，法律即使被践踏，也不值得为之惋惜。 西方法制思想的脉络 a)基本概念的演进 当一个社会物质极度匮乏时，生存是唯一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什么分配问题的，因为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大家都能吃到足够活下去的食物。在分配的问题出现时，这一定是指多出来的财富，根据某种规则与习惯，人们进行分配，分配得让大家满意时，中国人会称之为“公平”，而在古希腊思想中称之为“分配正义”。亚里斯多德就将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正义”，另一类是“矫正正义”，也就是受到损害之后得到适当的补偿。 b)理性与法律 罗马法学家们运用理性的思维，不断的努力，试图越来越准确的区分与界定各种权利与义务，这样一种不断提高“天平”精度的努力，使得罗马法成就惊人。在罗马，有神论，特别是明确的基督教的一神论，很晚才确立其正统地位，而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法制思想，要到中世纪才开始起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的公法并不发达的原因。 c)人与神的契约 基督教出现，经过早期教父们的努力，上帝、圣约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意味着：
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而自然法则是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中与人相关的部分，以契约的形式记载于《旧约》与《新约》之中，而这样的契约，成为人类得救的保证，上帝的最终审判，也成为世间一切道德的基础和保证。 d)回归人性 历史不断的前进，回归人性的历程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与人与上帝的契约始终存在，所谓回归人性，是指对于这两种契约的解释权回到了人手中。 e)程序正义——对公平的精确追求 我们很关注的“程序正义”问题，其实不能称之为“程序正义”，而是“通过程序追求公平”，再加上一个隐含的理由： “追求公平就能达到正义”。 四、中国法制思想的脉络 a)基本概念的演进 如果认真追究词语的来源的话，其实“正义”这个词很晚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意思。我们说中国的法制目标是追求正义，换成近代以前的说法，应该是追求天道，天理，这“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就是中国人理性中的终极正义。 相对于古希腊，古代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农耕民族的特征，对于农耕来说，“天”极为重要，这种重要，不是像希腊诸神那样直接决定人的命运，而是通过寒来暑往，日换星移，雨雪风霜，沧海桑田来影响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大自然，既是神秘的，又是有可能了解的，即使变幻多端的，又是有可能共处的。中国人最早发展出来的思想，就是“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学问与艺术。 法律，则是对人性的不在信任的产物。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以“性本善”为主流， 1而西方则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性本恶”。这之间的决然不同，也是中西方法制思想差异的主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