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末论文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千百年来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一个国家能否稳定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思想提出了法律治国的必要性，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本文从法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和分析，从中获得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价值的方法与建议。
法家思想的积极精神。1、尊崇“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对法的起源、本质、目的与作用以及立法原则、法治与君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将中华法系的体系实现了一次理论上的升华。概括地说，法家的“法治”理论主要内容体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特别重视法律的作用。第二，法律必须是统一、稳定的；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量民力而行。第三，法律应当是成文公开的，并且还要设立法律知识普及化的机制。第四，执法必须公平公正，严格要求。第五，要以法制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政治制度。2．注重实际，正视现实，主张求真务实。法家文化在社会历史观上是比较彻底的唯物论者，主张从实际出发，反对过分理想化的学说或主张。法家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现实主义态度，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思想和实践的最高宗旨，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使他们在制度创新方面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和超人的能力。3．与时俱进，励精图治，追求变法革新。法家把历史进化论作为自己基本的理论支点和变法依据，从富国强兵、诸侯争霸的实际需要出发，主张励精图治、变法革新。商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凡事都要因事而制宜。韩非则主张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要求统治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尤其难能可贵的，大多数的法家人士如管仲、李悝、申不害、吴起、商鞅等，并没有坐而论道。而是积极投身于变法革新的时代大潮中去．勇于变法，甚至不惜以身殉法。这种精神为其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推崇，成为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的重要的思想武器。4．发展经济，崇尚军功，以求富国强兵。发展经济是法家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发展经济最主要的措施是奖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为此法家制定了一套倡导耕战的政策，把“变法”、“法治”与“耕战”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认为治国之要在于使人们“归心于农”，发展经济，崇尚军功，增强国家实力，以便达到富国强兵、诸侯争霸之目的，这是法家政治理想与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5．中央集权，主张国家统一，反对世袭分封。鉴于春秋以来战端频繁、民生痛苦、天下散乱的局面，法家主张国家的统一与强盛，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追求那种“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局面。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反对分封和世袭制，建立由中央委派官吏的郡县制。到秦王朝建立起了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就是按法家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法家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主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的消极因素。1．法家“法治”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首先，法家的法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封建君主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和分权的概念，也没有任何选举和参政的法权形式的规定。法家主张和实行法治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王权，法律对法家来
说只是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工具，而不是在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和遵守的、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从而被人民视为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次，法家迷信法律的作用，主张严刑峻法、使用重刑，不单是对重罪予以重刑，而且要“轻罪重罚”、杀一儆百，违反了现代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2．主张君主专制，强调国家本位，忽视民主和个人权利。法家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尊主卑臣，皇权至上，以专制权力囚禁社会。“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由君主全面操控社会并凌驾于国家之上，以个人意志全面掌控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的一元化的君权体制造就的只能是愚昧、怯弱、奴性的人格。在这种体制之下，臣民个体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政治权利无关紧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君主的王霸大业。3．政教合一，文化专政，否定个性自由。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泯灭了人民的个性和活力。
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同样，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我们应当学习并继承的：（一）法家思想的客观性。法家思想一致认为法是规范一个国家人们具体行为的标准，可以客观的为人们的日常行为提供一个准则，可以用来衡量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否在标准范围之内，这样的约束可以让人们的行为更加规范。（二）法家思想的强制性。律的制定制度中，一般都会涉及到“刑”这个字，对于那些不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行为，违反社会安定的，引起社会动荡的行为，国家都会给与强制性的制裁和惩罚，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做到赏罚分明，严惩违法行为，强调了法家思想的强制性。（三）法家思想的权威性。法律作为一种长期规范人们行为标准的尺度，不能够朝令夕改，要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就不能随便的废除或者重新制定，以免引起人们感觉无法可依的状态出现。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要充分重视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遵纪守法，不做逾越法律之事。
然而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提倡的是民主法治，这与两千多年以前的法家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家思想更注重的是君主的统治权，即最高权力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的是民主的决定权，即法律不再是中央最高领导人控制社会的工具，以下所述法家思想存在的不积极的因素，在现代法制建设进程中应当避免。（一）法家思想忽略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的产物，不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一种制度，是后期人为规定制作的，因此在最初发展的时候，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法律在衡量规范人们行为上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因素，比如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上，人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领域和思考方法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果用法律硬性的规范这些东西，就是对人类无法思想的不尊重，久而久之，势必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和叛乱，对于思想自由方面的问题，不宜用法律进行约束限制。（二）法家思想过于强调君主专制。法家思想过多的强调国家利益，而没有平衡好国家与大众间的利益，强国弱民的法家思想潜伏着危机，当国家的利益过大，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时，原本的信仰就会遭到质疑，致使国家的条规失去民众的信任，继而导致大众的反抗，国强则民富，民穷反过来会影响国家的富强。（三）法家思想在“用刑”上的制度不够合理。法家思想认为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仍然有犯罪的动机时，就要给与惩罚，这就是法治思想的不合理性。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要进行宽容处理，给与其认识错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的，都不应被施与重罚，这种把思想和行为犯罪视为同一等级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法制建设的中国是不一致
的。法家思想注重的是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约束力度，所以这种主张依法治国的思想受到了高度重视，法律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运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而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的性质和它是一致的相通的，所以法家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它也存在着消极影响，法家思想只是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一个强制性工具，强调的是君主专制，这与当代中国的保护人权的主张是相悖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和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是存在差异的。我国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核心对于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国的法制体系也需要不断的完善，严格执法，依法治国。
略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 [ 王春晖]——(2005-4-12) / 已阅11259次 略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 王春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纲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目标。建设民主、文明、和谐、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法治的落地”。法治的落地意味着有民主的立法制度、公正司的法制度、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有效的监督制度。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就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在这关键的转轨期间，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有着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9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99年宪法修正案”宣告了人治主义的破产，它标志着人治和专制将随着20世纪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到来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进入历史的坟墓。应该清醒地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体现了党的意志，而且体现了国家和全民的意志，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将永远载入中国法治建设的史册。 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民主的立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制度、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同时要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和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制度。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领袖在内，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完备良好的法律体系；建立一种法律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严格遵守的制度。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的任务是建立领导干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制度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同时要培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关系 儒家德治思想在《大学》中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德治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德教，礼教,仁政。儒家实行以德治国，有着其丰富的内涵，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谓“为政以德”就是用道德准则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方针，即实行“德治”。统治者需要有良好的品德来而治理国家，这样才能让国家安邦兴国。同时使人们的心变得良善，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它从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单纯的把希望寄托与统治阶级的身上，希望有品德优秀的人来统治，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 “礼治”，孔子极其看重礼。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要长期维护国家的统治一定要重视礼。礼，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有效的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故而被很多王朝加以借鉴。礼治是统治者的责任，统治者会根据礼来治理国家，从而约束一些自己的行为，使得国家的政治清明一些。当然礼治有着其不合理之处，它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今天是不实用的。礼治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礼治，更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仁政’。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仁政，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儒家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仁政，有着其丰富的影响，与着儒家很多学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施行仁政，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从而使得国家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法治在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也从未停息。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经无从所考，但是邓析、少正卯可以称之为法家开山鼻祖，后来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又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法家根据社会现实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於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治的本质是依法治国，这种做法有效的稳定了当时混乱的秩序。依法治国的一个有效的前提就是要制定法律，只有制定法律才能依法治国。法家的杰出思想家提出了制定法律的某些依据，由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法律的制定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制定法律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立法要符合自然界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立法要因时而变，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法律的制定要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包括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的社会需求两部分，充分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创制法律。；创制法律必须考虑到现实可能性，就是要考虑所立之法使老百姓保持在刚好不饿着的状态技术性；立法还要符合当时的市场发展和政治伦理要求，理清事物的孰轻孰重关系，法家执法思想理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先在全国范围内搞统一思想，制定统一的赏刑标准，为推行法治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而后在推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信赏必罚和不逾赏不滥罚的原则要求贯彻实施各项法律制度。
关键词: 法家/法治 内容提要: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家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和作用的论述，对成文法的公开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和简明性等问题的专门阐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 一、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 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分割。因此，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近来，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用法家有关法律可以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这些材料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两条。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张。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重于宝。” [1] 从“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管子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是“人主的大宝”。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细读原典，我们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权”。管子不仅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就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因为促使法律作用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实际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二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这一主张似乎已突破了“刑无等级”的主张的局限性。在“刑无等级”的法治主张中，商鞅只提到“卿相将军”，韩非只提到“刑过不避大夫”，都没有提到君主。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中，已提到了法律对君主的制约作用，君主与臣民一样都必须遵从法律。在这一主张中，是否已有了法律高于君权的思想呢？孤立地看这一句话，是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的。但把这一句话纳入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体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主要体现君主的意志，遵从体现君主意志的法律，正是维护君主权力自身的需要。君主遵从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利于发挥君主权力的威力，而不是制约君主的权力。在这条材料的背后，仍然是君权支配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君权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高于君权。 所以，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君权至上，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是为君权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制约或限制君权的制度。制定法律、支配法律的是君主，遵守法律、受法律统治的是臣民。正如《管子·任法》中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因此，尽管在法治的一般原则上，法家的法治理论有与现代法治理论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则上，法家君权至上的法治理论与现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法家思想》研究性课题研究 学校：汕头经济特区林百欣中学 班级：高二（9）班 小组成员： 指导老师：罕蒙爱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研究目的 希望通过研究学习，对法家思想有进一步了解，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法家思想及法家精神中必有其精华。这些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有可供借鉴之处。即使是其糟粕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内容：法家思想体系内容 方法： （1）网上查询资料 （2）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四、研究结果
（一）：特点 法家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可见我们的古人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可以站在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魏国因李悝变法而富强，嬴政以商鞅、韩非理论为指导结束汹汹乱世，建立强大的大一统秦朝，自西汉后期开始，尽管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来治理国家，而之后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盛世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无不体现出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吏治清明，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重法、守法等共同特征。？ (二)：时代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总格局，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产生了儒、道、法三大思想潮流。法家的法律观及其法治主张，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的法律观念，都是完整的概括和指导，但是，与现代法律思想不同，法家的一切思想都是涵盖于具有中国特色之中－－一切均以政治为目的，为政权服务，甚至有些观念可以归纳为政治手段。法家的所有思想均是“中华法系”所特有的理论基础，而非与当今的法律思想一一对应。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面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有志的知识分子“以九家之术，蜂出并做，各引一端，崇其所言，以此驰说”来挽救那样一个处在阵痛中的社会。法家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中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和主张。诸子百家在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神权、君权和民权、礼与法、德与刑等问题上。法家思想分化于道家，吸收于儒家批判于墨家，极力推崇“法治”并为封建法制社会设计了几乎至完美的蓝图和草案，可谓开一代理论与实践体系之先河。 （三）：代表人物;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先秦时期的法家的主要人物包括：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以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1、姜尚生活在周朝，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山鼻祖，但姜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很少，而史书记载的关于姜尚的仅限于“武王伐纣”一段。 2、管仲是注意到上层政治建筑的根基是经济基础的第一人。管仲十分重视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但他更看重物质生活条件，并认为只有人民免于冻馁，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浅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好利”说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他以人的生理需求为根据认为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性好利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是利益的结合。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说以“利”为出发点，以“得到利益”为最终的归宿，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均是出于“人性好利”说。从“人性好利”观念出发，韩非子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私自利的，本性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利益的驱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如夫妻、父兄、侍从以及君臣之间，都是凭利益关系的驱使来保持的，这也是人与人交往当中最为危险的几种社会关系，由于人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这势必导致各自社会身份的不纯粹性。他与儒家学说突出人性本善、和谐相处之道有所不同，而是一针见血刻画出私有社会条件下人性趋利的本质，说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只有明白这点，君主在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社会制度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既有求利的本性，就会趋利避害，体现在人性上就是畏惧错误，害怕被惩罚，称其“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这种观点随后成为其法家思想的根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那么，人就会畏惧法律，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要将“法治”推行到国家治理中，非常时期必需严法，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很多法家学说及治国方法，又将其总结与升华，使之更能与当时秦国的社会相融合，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其“人性好利”说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国家社会缺乏中央集权制，人口等流动性太大，文化也多元化，思想与思想的碰撞空前旺盛，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个性存在成风，韩非子的学说正符合这种思潮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符合统治阶级对政权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威的体现，所以其对道德的理解、发扬，正是为了迎合他后来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对法治的推崇更是有着绝对的实践价值。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概念，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韩非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一）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和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因而他主张明法，要求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既反对法外行仁，又反对“释法任私”。他甚至赞同商戟的观点，要求统一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禁止一切有俘于法令的思想、言论。韩非曾设想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法治国”的理境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是故无事则富国......”，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认为要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
法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末论文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千百年来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一个国家能否稳定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思想提出了法律治国的必要性，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很大的作用。本文从法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和分析，从中获得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价值的方法与建议。 法家思想的积极精神。1、尊崇“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对法的起源、本质、目的与作用以及立法原则、法治与君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将中华法系的体系实现了一次理论上的升华。概括地说，法家的“法治”理论主要内容体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特别重视法律的作用。第二，法律必须是统一、稳定的；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量民力而行。第三，法律应当是成文公开的，并且还要设立法律知识普及化的机制。第四，执法必须公平公正，严格要求。第五，要以法制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政治制度。2．注重实际，正视现实，主张求真务实。法家文化在社会历史观上是比较彻底的唯物论者，主张从实际出发，反对过分理想化的学说或主张。法家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现实主义态度，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思想和实践的最高宗旨，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使他们在制度创新方面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和超人的能力。3．与时俱进，励精图治，追求变法革新。法家把历史进化论作为自己基本的理论支点和变法依据，从富国强兵、诸侯争霸的实际需要出发，主张励精图治、变法革新。商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凡事都要因事而制宜。韩非则主张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要求统治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尤其难能可贵的，大多数的法家人士如管仲、李悝、申不害、吴起、商鞅等，并没有坐而论道。而是积极投身于变法革新的时代大潮中去．勇于变法，甚至不惜以身殉法。这种精神为其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推崇，成为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的重要的思想武器。4．发展经济，崇尚军功，以求富国强兵。发展经济是法家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发展经济最主要的措施是奖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为此法家制定了一套倡导耕战的政策，把“变法”、“法治”与“耕战”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认为治国之要在于使人们“归心于农”，发展经济，崇尚军功，增强国家实力，以便达到富国强兵、诸侯争霸之目的，这是法家政治理想与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5．中央集权，主张国家统一，反对世袭分封。鉴于春秋以来战端频繁、民生痛苦、天下散乱的局面，法家主张国家的统一与强盛，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追求那种“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局面。要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反对分封和世袭制，建立由中央委派官吏的郡县制。到秦王朝建立起了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就是按法家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法家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主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的消极因素。1．法家“法治”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首先，法家的法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封建君主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于一身，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和分权的概念，也没有任何选举和参政的法权形式的规定。法家主张和实行法治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王权，法律对法家来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课程考试试卷封面 教师姓名： 日期：
浅析法家“法治”思想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 摘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笔极为宝贵的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效仿。本文主要从法家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首先对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发展作以介绍，尽可能客观地展示法家思想的本来面貌，而不是按本人的思想去任意诠释。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法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出发，探索法家“法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法制的渊源传承，结合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深入阐述法家“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法治；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急剧转型，经济急速发展与变革，传统价值信仰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并愈演愈烈，天下割据，时局动荡。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蜂起；战国时期更形成了齐、楚、燕、赵、韩、魏、秦并立的“战国七雄”局面。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1。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竞争序幕由此展开：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极力主张‘为国以礼’，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理论。即通过‘礼治’、‘德治’、‘人治’来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则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坚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别相恶、交相贼’，以期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以老子和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道’作为其思想的主旨，主张‘绝圣弃智’、‘清虚自守’的‘无为而治’；反对礼义，否定忠孝，抨击法令，排斥兼爱，诅咒战争，向往‘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2” 1马志冰：《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法家思想总结 篇一：浅谈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今天就四个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阐述：法家思想概论、历史局限性、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法家与儒家比较。 首先是关于法家思想概论。 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 1）“定分止争”，即明确物的所有权。有比喻为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2）“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法势术”结合的思想。其中，“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第二是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涉及人们思想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 二.法自君出，实行“独断”。“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三.“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四.“刑用于将过”。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
论法家的法治思想 2010年08月07日 00:17光明观察【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主题内容，是法家之所以成为法家的主要原因。这种思想是以"人性论"为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以实现君主专制，维护、强化中央权威为根本目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秩序化向前发展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合理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套体系涉及了法的属性，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 执行和法的适用等具时代特征的观点和主张。法家大体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他们主张把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都采用法的形式给以明确的规定，因此法不厌祥。为了是所有的人都能按法行事，法一定要公之于众，要使人人皆知。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随时而变，以便使法与时代的需要相吻合。法家对立法的原则作了详细的分析，虽然立法权控制在君主手里，但君主在立法时仍应考虑客观情况。大多数法家思想家们主张在法的适用过程中过程中要重刑，苛刑。法家所言的法含义很是宽泛，它的含义决不止于刑法和法律，它还包括一切传统的制度、规则、习俗等，法家不同的代表人物对此理解也不尽一致，他们各有侧重。本文所谈指的法治思想则偏重于由君主制定且有利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刑罚和法律。 1、关于法的起源问题，法家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靠自然生成的习俗保持社会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描述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者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即然这样，法律又是在何时出现的呢？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识到法出自"下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少部分人就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财富，法律就来到了人间。 2、关于法的属性和特征。法家思想家们为了确保法律的贯彻实施，真正为统治阶级所认可，更好的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对法律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们指出，法要具备规范性的外在形式。法家要实行法治，必须对法作出明确的说明，必须对法的相关内容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法的定义、作用、实施范围等等。君主所推崇的法就是一把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子，准确规定可以做什么，禁止作什么；臣民的基本职责是什么，臣该做什么。民又该做什么等等。法的规范性还表现在法作为标准的统一性，它不是个别人的标准，也不是个别地区的标准，而是国家确定的在全国有效的标准。法要具备权威性的特征，要完善法制，实施法治国，就必须树立它的权威性，使它成为判断人们是非曲直的唯一根据，除此之外的任何尺度，任何标准，都应当取消。法家相关法治思想涉至了这样的理念：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法家大力倡导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强调人民、臣民甚至君主都要按法行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中谈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商鞅的"法胜民"思想意在表达法一经颁布，都必须服从，不得违反的法律权威性。韩非在《韩非子·问辩》中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是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者必禁"。法还要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这一点不难理解，法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生成的法。法家在这一点上没有含糊，它依然强调了法的强制性。法家的法更多的是刑法意义上的法，暴力是其固有的本性。《商君书·开塞》里描述的法降生的过程充分载明了这一观点：先有土地货财男女之分，然后因这种分本身很难为人们所遵守，故立禁。禁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人司，所以立官，为了统一官的行动，又立君。这样一来，便使法的强制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有组织的暴力，变成了由以君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暴力。韩非在《韩非子·定法》篇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罚加乎奸令者也"，很显然他定义的法是暴力的法。 3、法家关于立法的某些思想，从总体来说，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我们通过分析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认识到，法家在立法方面的诸多观点很有见地。他们认为创制法律前要综合考虑主客观条件，要遵循和反映自然和社会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充分考虑创制法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唯如此，才能保证法的实效。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立法要符合自然界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即《管子》篇里提到的"顺天道"；立法要因时而变，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正如《管子·正世》说：圣君之治"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商君书·更法》："当时而立法"，《韩非子·心度》说："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律的
在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就是“一分为二”。这种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有意无意朴素的辨证认识。这是其积极的方面。由这种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与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1]从如实而全面地准确认识法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角度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从多维视角来认识事物本身的思维路径，因此，这实际上是对法治的还原。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思考和理解法治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态度或立场，这就是“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哲学家们是这样认识的：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之“一”，为一个事物的整体：“三”为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严格的规定性、严谨的结构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2]根据这一理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整合构成的：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特别是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二是概括和总结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三是汲取世界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中外与中西法律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 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去探讨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问题，日渐增多，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正如台湾社会学家林端先生语：“把法律与传统文化作联想的尝试，也许是一种进步，起码法律被置诸一个纵向的时间之流（传统与现代）以及横向的社会处境作检视，而不只是把它当成国家制定的一连串规范合成的体系而已。”[3]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现在我们必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往往这种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对法治的推行的影响远远大于外来法律思想的影响。悠久的历史产生了深厚的传统，而传统则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的理性思维、道德判断、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都是植根于他们所身处的文化传统的，似乎不存在着任何超越和独立于传统的关于理性和道德的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没有了传统或者脱离了传统，我们便没有可能进行思考和对事物赋予意义。[4]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5]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有三点：一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