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郝勤 点击:383次 时间:2010-8-10 19:35:35
“举国体制”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本文就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点与功能进行探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1 关于“举国体制”的概念
“体制”是关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与制度的总称。体育体制，是国家有关体育事业的管理体系与制度的总称。一般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根据自己特定的国情和体育发展目标采用的不同体育体制。因此，体育体制通常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举国体制”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体育所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与基础。
虽然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据现有的资料表明，“举国体制”这一提法的出现却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有关资料显示，较早在正式场合提到“举国体制”特点的是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工作报告。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报告中提到三十年体育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时指出：要正确处理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在制定体育的发展计划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体育的发展又不应消极地依赖于经济条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所作为。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1]虽然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正式使用“举国体制”这一提法，但上述看法，却是关于我国体育“举国体制”较早的权威解释。
虽然“举国体制”是一种较为流行的提法，但出于种种原因，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家体委的正式文件与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较少看到这样的提法。
官方在正式场合公开提到“举国体制”并对其进行诠释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奖牌总数均位列第三的优异成绩。会后在总结中国体育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一流奥运强国的经验时，各方面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这主要得益于“举国体制”。此后，体育“举国体制”成为公开的和正
式的提法，频频出现于
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媒体报道中。
例如，悉尼奥运会后，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概括了三句话：美国体育靠他的经济实力，俄罗斯体育靠他原来的基础，中国体育的成功靠的是举国体制。[2]
2001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体育得益于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又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举国体制的实质，就是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利用我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把丰富的体育资源挖掘出来、充分利用起来，通过竞争和协同，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到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现阶段依然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要认真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全面、正确地实施。”[3]
2003年7月9日，袁伟民局长又在题为《求真务实，团结进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做好体育工作》的讲话中，针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他指出：“举国体制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赋予它新的内涵。要在目标制定、项目布局、经费保障、奖励政策、国家队组建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体现举国体制的要求。”
悉尼奥运会以来，国家体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权威人士对“举国体制”问题进行如此集中的阐述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可视为对这一体制的权威诠释，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悉尼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界高层对这一体制的高度认同和肯定，表达了官方对21世纪初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方向的基本态度与价值判断。
综合以上讲话的精神，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其一，中国体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就成为奥运强国，主要得益于“举国体制”；
其二，“举国体制”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家体育资源，使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其三，“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其四，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的“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如何完善的问题。
综合各种说法，可以认为，“举国体制”本指一种特殊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重点发展国家急需的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则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
异成绩，国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
，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形成包括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维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点
相对于世界上通行的体育体制，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有哪些特点呢？
2.1 “举国体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服从于国家利益与政治目标，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 从体育史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办主管竞技体育的体制始于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于1952年7月首次派团参加了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为了显示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于政治的考虑，苏联政府为此做了长时期的准备，依靠行政手段和政府投入来选拔集训优秀运动员，结果在这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团以金牌22枚，奖牌71枚，总分并列第一的优异成绩，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奥运强国。这一惊人成就首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政府为主体来搞竞技体育的巨大能量，对本届奥运会后赴苏考察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该代表团8月中旬回国以后，团长荣高棠立即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在中央政府内设置类似全苏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那样的部级机构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事务。中央人民政府于是年11月15日举行的第十九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确定了当代中国的体育体制。
为什么竞技体育在20世纪会成为国家的政治意志，以至于会出现政府直接管理与投入的体育体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1)二战后的冷战背景使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全面竞争状态。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以其特有的竞技性成为冷战双方在和平时期显示其制度优越，国力强盛，在意识形态和精神上压倒对方的重要领域和舞台。这种体育功能的政治化，是导致相对体育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以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产生的主要原因。(2)对于中国而言，围绕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爆发的海峡两岸争夺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新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以及作为一个古老民族与传统大国在近代所遭受的百年耻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感情，新中国选择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有其必然性。(3)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为实施体育“举国体制”提供了体制基础和操作平台。
“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构”[4]，因此，没有20世纪这样复杂的意识形态
斗争及民族意识背景，原本作为教育手段和健身娱乐活动的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是不太可能成为国家意志的。反过来说，国家与政府投资主管主办体育的唯一动机，就是现代竞技体育本身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包含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与政治价值。由此可见，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服从于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这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性质与特点之一。
2.2 “举国体制”主要是以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为目标的体育体制 现代体育包括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三大部分。按照1956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所规定的管理职能与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国家体委之于学校体育工作主要行使协助、配合和监督权，由教育部门直接管理。国家体委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和促进群众体育的普及和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因而“普及与提高”长期是国家体委的两大中心任务。
从“举国体制”的内涵来看，其最初主要是指由“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的长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在实践操作中，则主要是包括各级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制、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和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因此，“举国体制”并非整个体育的体制，而只是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的特殊体制。它是围绕迅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以在国际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这一目标而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体育体制。
2.3 在体育领域实行“举国体制”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国家竞技体育水平而实施的一种体育体制 从世界各国所实行的体育体制来看，实行“举国体制”的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这一体制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一般而言，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才会产生：其一，国家迫切需要发展高水平体育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其二，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不足以通过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来支撑国家意志所需要的高水平竞技；其三，国家已有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基础不足以实现其目标；其四，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提供“举国体制”的制度平台和体制基础。从这几个条件来看，第一条主要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身上，
另外如前西德、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背景下也出现过类似的强烈动机和
需求；第二条和第三条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搞高水平竞技时都须面对的客观制约因素；第四条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具备。
2.4 “举国体制”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 从管理模式来看，目前世界各国的体育体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民间社团型，即完全由民间社团组织来行使体育管理的职能，如美国、瑞典、意大利、日本等国；二是政府与社团结合型，又称半官方型，即政府依据有关法律行使体育管理职能，但具体体育事务则基本由民间社团独立运作，如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其三，政府主导型，即完全由政府主办主管体育，如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以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国情和体育目标而论，我们没有实行第一类民间社团型体育管理体制的条件与基础。第二种半官方的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也曾实验过。1949年11月至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的三年间，曾实施过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或青年团来领导全国的体育运动的半官方体育体制，但实践证明，这种体育体制不能适应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要求，因而于1952年正式成立了部级全国体育事业领导机构——中央体委（1954年改为国家体委），改而采用了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第三种管理体制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体育诸因素制约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客观而言，国家政治意志对体育的特殊要求、苏联经验连同革命军队驾轻就熟的军队化集中统一管理传统，都促使当代中国最终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型体育体制，并进一步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2.5 中国“举国体制”是一个由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大支柱构成的刚性体制结构 李志坚同志曾经提出，我国的“举国体制”有八大环节，它们分别是：国家、省（区、直辖市）、市（地）、县的政府设立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体育业务的部门，并自上而下地建立业务管理指导关系，政府部门决定并推动发展战略；国家、省（区、直辖市）设置专业运动队；市（地）、县两级业余体校配套形成“一条龙”的人才训练选拔模式；政府拨给财政经费；运动员、教练员的进入输出由行政部门实施；全国综合运动会的赛制；“为国争光”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政治纲领；各级党团组织，党团员围绕中心任务发挥作用。李志坚同志指出，自50年
代初以来，举国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改革也已相当深入，但基本格局大体上依然如上。[5]
实际上，这八大环节形
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体制结构，一是以各级政府下属体育部门为架构的垂直型管理体制；二是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三是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赛体制。管理体制、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足鼎立，构成是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支柱和内在结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这一体制结构已趋于刚性化，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足残损，都将导致整个系统动摇乃至崩溃。正因为如此，使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难度较大。
2.6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最高目标与指导原则是“为国争光”“国内练兵，一致对外” 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体育体制不同，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体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早在1964年，国家体委就制定了《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1年6月颁发的《优秀运动队试行工作条例》中规定：“优秀运动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4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全过程。”[6]这种对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色。
3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功能
20世纪下半叶我国体育发展的背景是：一方面，我国体育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又迫切要求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有效地利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来促使竞技运动水平迅速提高；同时，通过这样一个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将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加以有效利用，投入到最需要的方向。“举国体制”就是为适应这样一个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功能也就在于发挥制度优势，整合全国资源，调配人力物力，行使有效管理。其具体表现为：
3.1 “举国体制”具有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的行政支持的功能 政府的行政资源是指，在我国，政府具有通过行政手段支
配、调动各类资源的权力与能力。“举国体制”的功能之一，就是有效地利用政府这种巨大的行政资源，将其整合转化为发展体育，尤其是竞技体
育的人、财、物基础。由国务院直属的国家体委（体育总局）以及省、市、县级地方政府下属的各级体委（体育局）这样一个由上而下的垂直型体育行政系统，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体育事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建立了包括国家与省一级的高水平专业队和市级与县级业余体校的“一条龙”训练体制，实现了举国之力迅速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战略目标。同时，四年一次的全运会，则有效地调动整合了地方体育资源，刺激和调动了各省、市、自治区利用各级政府行政资源和地方财政发展高水平竞技的积极性。
3.2 “举国体制”具有利用国家的财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的资金的功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社会经济并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体育事业，尤其是要使竞技体育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达到和保持国际一流水平，必须依靠和借助国家的财政资源，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来解决发展体育运动所必需的资金。即使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依靠市场运作和民间筹款的机制来解决体育发展的全部资金问题。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下，尤其是在“举国体制”的作用下，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进入国家与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服从国家财政管理，这样就使中国的体育事业能够在经济总体不发达背景下，获得必要的财政和资金保障，并在体育资金的运用上接受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同时，通过“举国体制”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使有限的资金集中于主要的方向，为“奥运战略”服务。
3.3 “举国体制”具有利用国家的政策资源，为体育事业发展获得必要政策支持的功能 从广义上看，政策是一定时期和背景下，国家、政府或政党的政治策略与行动原则。从狭义来说，政策是一定时期内以政府的决议、通知、文件、规定等形式正式下达的行政工作准则与规范，如体育政策、医疗政策、福利政策、人事政策、工资政策等。我国的体育事业要在国家整体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背景条件下获得快速发展，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资源是十分必要的。体育“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从中央到各级体育行政系统来争取国家政策对体育工作的支持，使教练员、运动员和其他有关体育人士享受国家政策的关怀与帮助，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来解决体育工作，尤其是竞技体育工作发展过程中
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困难。
3.4 “举国体制”具有利用国家的新闻舆论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良好舆论环境的功能 中国体育事业是全民的事业，其根本目标是增强人民体
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其根本任务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而竞技体育则以重大国际比赛，特别是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7]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党和政府手中掌握的新闻媒体、舆论工具及宣传手段，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普及体育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宣传党的体育方针与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都来支持和参与体育事业，为体育的改革与发展造势，为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5 “举国体制”具有整合全国体育资源，使之为国家的总体利益与目标服务的功能 中国体育事业要迅速发展，只靠中央政府不行，还需要将全国各地的体育资源通过一定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将其整合到国家总体目标和方向上来。“举国体制”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由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型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以国家与省级的专业队和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主体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内竞赛体制等手段，通过竞争和协同，有效地调动地方搞体育的积极性，将地方的体育资源整合到国家的“奥运战略”上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与提高。
3.6 “举国体制”具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激励教练员运动员“为国争光”意识与拼搏精神的功能 我国的体育“举国体制”的功能之一，是通过这一体制，有效地保证和坚持了党对体育的领导，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强大动力之一。在”举国体制”下，各级体育机构的党、团组织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体育工作得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与优势，通过经常性地对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与思想觉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树立“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将思想政治工作转化为平时刻苦训练、赛场上顽强拼搏的动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体育体制。这种体育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管理体育，依靠计划的手
段来为体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在过去为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和不可取代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时代，“举国体制”也必然
面临改革。从21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的任务与发展趋势来看，“举国体制”仍然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其关键在于，在保持这一体制的巨大优势前提下，如何通过改革来使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