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进步的五个方面
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 年9-10
拨开强权政治的迷雾(类似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和其他粗暴的单边行径)，撇开国家间利益争夺、较量的复杂过程，不讨论那些缺乏理性的、极少数国家和集团的事态，这里，让我们细细观察近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化，至少能够发现如下令人鼓舞、有深远意义的进步趋势。
其一，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动辄诉诸战争或战争威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野蛮方式，已越来越不是“通用法则”，相反，在主流舆论、公众和国际社会，在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区域及国家，对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的使用变得更加审慎，有更多的考量，其根据不光是当事国本身的诉求与利害关系，更要兼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支持，力争某种普遍认可的合法性。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尚武风习曾经弥漫一些区域[1]，战争是一种相当普遍使用的交往手段[2]，国家之间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个理由而开战，发动战争者受到谴责甚至惩罚的可能远远小于获得利益或威望的机会，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容易而经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也给外交施展以更大的空间。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以极其惨痛的教训，也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思考与反省。以外交手段为中心的各种和平解决方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有分歧的问题，逐渐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军事等暴力方式由于其特有的残酷性，而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一种没有其他替代方案的较为糟糕的选择。“尚武”的习气如果说在某些集团、某些部族、某些学派、某些个人那里仍然受到推崇的话，在绝大多数文明进步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早已不再是优先追求的目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善，人们不难见证一个事实，当今世界可以依据进步程度区分成不同的地区板块[3]：越是文明进步的板块(如西欧)，武力的使用就越是受到严格的约束，彼此间几乎很少用战争解决哪怕是以往认为是最重大最不可退让的争端(如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主权纠纷)；在中等发达程度和文明进步程度的区域(如拉美和亚洲多数国家所在的地区)，由于多方面原因，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使用，其可能性高于西欧、北美而低于非洲和中东；最严重的冲突多半发生在非洲最不发达、文明进步相对迟滞不前的那些区带，尤其是缺乏有效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国家(这里特指开化程度比较低的某些部族国家，或者发生在战略要津且自然资源丰厚、大国有巨大利害关系的所谓“不同文明圈”之间，典型如西亚、中东、海湾地区）。
这里并非意味在当代条件下战争趋于消失或越来越少，更不等于说今天不存在蛮横不讲理的国际暴力，而仅仅是说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战争的目标、形态、理由及广义上的合法性等等有了不同于战前的基础。任何国家，哪怕是大国强国，也不可以滥用武力，否则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公众的反对，面临日益增多的各种约束[4]。既有讽刺意味也应验本文命题的一个事实是，即便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样有动武偏好的欧美强权，也竭力为自己的某些受到广泛争议和谴责的战争政策披上合法性外衣，如“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扩散”，“制止萨达姆专制政府残害本国民众和少数民族的行径”，“制止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野蛮行为”，等等。而且，不仅检视数量时可以发现，这类尚武国家毕竟只占发达国家的少数，更由于它们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行为而使其从长远来看失大于得。超级大国美国由于伊拉克战争而遭受的“软力量”损失，就是最近的典型事例。像国家内部的进步和个人的成长一样，国际社会也在向着讲道理、拒蛮力、守规则、识大体的方向缓步却坚定地调整[5]。
放宽历史视角，战争方式的受批判和遭唾弃，无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20 世纪不过是一个曲折行进的阶段，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和扭曲，却艰难而有力地迈开了步伐。其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重视人的价值，特别是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的不可剥夺以及作为人的尊严；更加看重国家(政府)作为主权行使者对社会大众的保护责任和改善责任，包括政治权利的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提升；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及义务”，即不仅拥有在尊重本国人权基础上的不受外部非法干涉的权利，同时遵守不以自身言行危及周边稳定和全球秩序的职责，把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同一体(新主权者或新主权观)。
纵观近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主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与坐标。它造就了现当代国际体系，形成大小国家在法理上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国际法思想、框架和国际交往基础，它也促进了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与捍卫，抑制了法西斯主义、跨国民族主义(运动)、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和平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在不同方向上的扩张。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主权基石，才实现了对欧洲的中世纪体系、东方的朝贡体系等等旧体系的压倒性超越，才有了现在人们所感受的国家和国际关系，才产生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西方这样的制度性霸权，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亚非拉这样的第三世界，以及一些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国家。
主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过程，是一个既充满苦涩、又富含希望的范畴。从狭义的进步而言，它带来了受压迫者的争取平等意识和自我解放实践，创造出19 世纪中叶的欧洲多数国家、20 世纪中叶的多数殖民地国家的争取独立权利的运动，推动着国际社会“向心圆”意识与规制的孕育、扩展。广义上观测，这一范畴的进步表现在：最初的主权者(以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国家为代表)仅仅是君主向神权要求分权，或者说挑战曾经不可撼动的“君权神授”观念与安排，概念简单而狭隘，毫无大众、公民、个人的社会性内涵；近代至当代的过渡中，在较为发达的区域和较为先进的思想者那里，逐渐出现“人民主权”的观念[6]，要求国家更多扮演“代理人”而非“至上者”的角色，要求对外政策的决定更多征求和尊重公众的意愿；近期的发展动向是，更加推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新塑造，更加注重社会公众(纳税人)不可剥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加尊重和更多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更加强调主权权利与主权责任的统一性、主权行使与人权落实的一致性[7]。在新主权观念和实践里，“人”越来越多地被大写[8]。
这一运动很自然首先是在世界上某些发达的区域(如西欧、北欧)兴起，反映出衣食无忧、各种权利有保障的那些国家的公众利益与要求，但它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果绝不仅限于发达地区。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国家而言，首先，当权者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尤其是尊重经济民生和政治人权方面)和国际法准则，结果之一是某些专制而独裁的政权在内外双向的冲击下解体倒台，同时给美国这样的强权提供了干涉插手的机会；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某些顺应时势、不甘落后的政治领袖和各部门权力精
英逐步采取改良措施，以缓解这种压力或提高自身威望或争取更大事业。其次，在国际舆论、媒体和其他交往渠道的推助下，也随着国内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民生的某些改善，这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商务、知识和媒体精英)逐渐了解维护自身权利的必要与可能，开始意识到外交与内政的某种联系，因而对于国家(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发布的重大主张和见解，越来越多地提出补充、修正甚或质疑，从而构成新阶段新的政治态势和对外方针的重要社会基础。由此路径出发，主权的架构遂形成一系列(或迅捷或漫长)的调整动态，其方向与前述发达区域的动向是一致的。
同理，在上述进步趋势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不仅被要求在事务上行使保护和改善的义务，也更多被国际社会和舆论要求履行应有的国际责任[9]。以20 世纪90 年代发生的萨达姆政权下的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卢旺达国内种族残杀悲剧两事件为例：无论历史上伊科两国分分合合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也不管后来美国大兵对伊拉克的占领多么遭人痛恨和非议，萨达姆政权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被广泛视为对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蔑视以及对其他邻国的巨大威胁，是对主权原则的背离和主权政府责任的格格不入；在这种背景下，美英法多国部队随即在联合国旗帜下对伊拉克发动的驱逐性打击，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认可与支持。卢旺达国内两大部族(胡图族和图西族)在1994 年由于偶发政治危机诱发的彼此屠杀事态，不仅造成国家内部的混乱失序和严重倒退，同时带来涌向周边国家的难民潮和其他恶性冲击波，损害了所在地区的稳定乃至非洲大陆的形象；基于这种判断，联合国多数成员支持建立了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悲剧”也成为危害国际安全和判断外部干涉时机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反过来讲，不管当事国政府在国内有多么高的选票支持或其他合法性基础，不论国内民生和政治人权如何，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了国际性危机，或者滥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对付其他国家，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普遍谴责，被质疑其动机、目标的合法性，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声望、影响力和作为主权者的行使过程。伊拉克危机中的美国、拒绝签署六方协议时的朝鲜，均属这类案例。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之主权的弱化与强化，与这个国家对现时代人类进步浪潮的适应或违背，形成了不可否认的正比关系。这是20 世纪得到应验和强化的国际关系趋势之一。其三，伴随全球化的飞速进展，当代国际关系里正在悄然兴起政治世界和经济法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第三种“声音”、“系统”或“逻辑”)，即所谓的“社会世界”[10]，它与传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一道，以不同的形态和思路参与现今的国际事务，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的各种行为体在新时期的互动轨迹；尽管尚无法全面抗衡经久强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社会世界是国际关系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可忽略的、有进步内涵的存在。
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相对简单，基本上由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主权国家的政府间组织构成。传统国际关系的活动规律及其性质同样容易推导，即通常人们简洁概括的“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炮艇政策和黑奴贸易是传统国际关系野蛮粗鄙的形态，当今的大国之间“斗而不破”的较量则是这类国际关系理性精致的方式，虽然有许多差别，但它们基本上没有摆脱国家间政治的逻辑。国家、政府、“大人物”和国家利益，是驱动这种国际关系变化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动因。这类属性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当权者思考和决定一切国际事务，往往“胜者通吃、输者全败”，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易于产生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类属性的国际经济交往，虽然不像政治和安全领域那样敌对紧张、“你死我活”，但也不似国内市场环境那样“竞争导致繁荣”，相反，容易出现“零和博弈”，即一方的赢利经常造成他方的受损。
“社会世界”的兴起，不仅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中和”作用，缓解了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各种矛盾，更由于它的独特构成和性质，推动了新的国际要素和过程的产生，加强了不同群体的声音，提示了旧格局下很难发现的问题，引发国际共同体对人类解放总的态势的关注。所谓“社会世界”，首先一个含义是指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容纳了越来越多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非国家级单元，如有着与联邦或中央外交目标不完全相同的内容的地方各级机构，相互冲突又彼此协作的对外经济各个部门，争取外部援助或邀请的文化事业机构，大力拓展民间外交的“工青妇”等社会团体，依托国际活动及声望的宗教艺术教育科学等领域的精英，主要收益在海外的各种跨国公司，濒临危境、渴望和呼吁国际重视的跨国界族群，处在相对边缘的环保运动(如国外很有名的“反建造大坝运动”)和弱势团体代表，以及数不胜数、目标大相径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可能与政府国家立场一致或相悖，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丰富或修改着原先的议事规程，改变和改造了国际关系的性质。“社会世界”的关键在于，它本质上是有权利意识、有法人地位、有互助意识的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拓展，是对原先国家重心和政府主导格局的某种挑战、质疑或补充；由不同的公民团体和个人组成的“社会世界”，是当代国际关系逐步走向民主化的天然响应者和重要动力之一。“社会世界”的重要价值，不在于是否增加了国家或其他单元的权力和财富，而在于它提供的不同于原先的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新思考方式和景观：对于这个世界的行为者而言，旧式领土边界的至上性正在下降，权力现实主义的追求并非唯一理性的东西，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可以从国家以外的单元目标加以解说，它包含的内容比政治权力和经济利润丰富得多，它对于什么是“政治”和“安全”、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的看法，全然不同于政府旧式教科书的说教。“社会世界”推动着跨国界的理解与整合，创造出传统国家内部的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层化要素，把原先埋藏或压抑在高政治压力锅里面的冲突性成分加以缓解释放，其带来的社会连带效应[11]，是政治界和经济界难以想象的。
可以用禁雷运动和对跨国族群保护运动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里“社会世界”兴起的事例，看出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及影响力的局限性。众所周知，禁雷运动的倡导并非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出自民间一些自发的声音和活动(著名活动家如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和美国妇女威廉姆斯，后者领导的“禁止地雷全球运动”荣获1997 年诺贝尔奖[12])，可它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认可这一倡议，哪怕是暂时未签署这一倡议的国家也采取了“部分认同其人道主义目标”的策略)。这是一个新的、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规范，对于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而言其意义非凡，但对于美国、俄罗斯以及韩国、朝鲜这样对地雷作为一种武器有着重大战略需求的国家却比较尴尬。政治世界的安全利益或战略需求与社会世界的禁雷呼吁之间，产生了至少目前阶段难以调和的矛盾。类似情况发生在库尔德族的国际保护思想和实践中：作为一个有几千万人口、散落居住在中东西亚若干个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缺乏统一的政府架构和主权国家代表的跨国民族，库尔德民族的政治权利和人权状况多年来一直困扰国际社会，严重制约着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如果没有“社会世界”诸多成员的努力，那些悲惨的故事也许永远不会被外界知晓，库尔德族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可能始终得不到改善；但另一方面，当事国从本国战略大局和主体族群(多数人口)的需要出发，不仅难以完全采纳库尔德族保护运动的所有要求，还经常与其发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相似的还有非洲一些跨国界族群、南亚一些跨国界族群的遭遇，动辄涉及数十万、数百万人口的安全与福利。如果细心地推演，你会发现，在有主导体系(政治世界与经济世界)的主导国内部同样存在这类问题。[13]这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而是大大小小不同利益和追求之间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是“社会世界”提醒世人注意的现有国际秩序及其战略哲学存在的漏洞。
“社会世界”的声音并非没有争议，更不可能被所有国际行为体都接受；确切地讲，它的存在不是对原有安排和思路的绝对否定和取代，而是在比较中揭示出另外的复杂性、选择度和不确定，表达着第三种声音和力量，拷问并且提升着人类在进步新阶段处理难题的智慧与能力[14]。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的出现视为当代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标志之一。
其四，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关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增加，恰似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约束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引导世界各个区域迈向共同的发展方向，增强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全球性伦理和价值，促进国家间关系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政治朝着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政治方向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它不断受到大国操纵企图的干扰，联合国作为多数国家参与和认可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及国际法制定者，仍然在顽强地按照自身成长的轨迹艰难前进，努力增强其不可忽视和替代的道义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它不再只是一个全球性论坛，更越来越像一个衡量各国政策及行为合法性的标尺，其下属的安理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成为国际社会构筑全球稳定、抗拒侵略行为、增强和平努力的最重要依据。超级大国美国反复无常的行为(包括对联合国不时的轻蔑羞辱和背信弃义)，以及一些国家无视联合国警告而采取的危险步骤，并不能改变广泛的共识：在一个不完美、有严重缺失的世界，没有联合国的存在将更加糟糕。同样的话，也可适用于近些年来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制度、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裁军体系、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等组织机构及条约法规，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大网”的不同纲、目、结，共同编织和维系地球上的人类生活[15]。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的强化，还与近几十年全球各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20 世纪中期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扩展的欧盟是这一进程的“领头羊”，北美、南美、中东欧、东亚、南亚、中亚、南太平洋乃至非洲等等大大小小的不同板块，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跟进，主要以投资、贸易和市场化整合为内容，到现在已形成全球各个层次、各种紧密度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在广义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国和各种经济行为体，都在争取更加可靠的和平发展机遇，努力用贸易、投资及市场的交换和互补追求本国及本地区的更大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多边主义得到青睐，制度规范受到重视，各种经济的工具功能有了更好发挥，比较“粗放”、陈旧的交往方式被更加精致、法理的形态所补充、修正和替代。不仅如此，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进程，也带来深远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关系“外溢”效应：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交流、协商、合作乃至联合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增强了共同的利益与认同，消弭或减轻了旧时的积怨，培养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学会用战争以外各种新的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共赢；法国德国的历史性和解，以及安全共同体在欧洲的建立，便是受到广泛推崇和援引的事例。
如同英国当代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在国际制度网络化下的世界，出现了三个有重大含义的趋向：第一，市场规则成为本质和关键的决定要素。“决定后果的权力是由市场在自主地行使着，并且常常是由那些在市场中做买卖和做交易的人们无意识地行使着”。这一进程无形中奠定了国际制度的通用性前提。第二，权威分散化、多样化。比如说，“社会上和经济交易过程中的权威，是由国家之外的机构在合法地运用着，并且已经渐渐被那些受制于它的人们所慷慨地承认”。这一现象开辟了不同的国际制度应用于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入口。第三，“政治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再仅限于政治家及公务员们的活动”。[16]
最后这个趋势，提示了当代国际关系范围的扩展和新的性质，揭示了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渗透生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以军事斗争和外交纵横为中心内容的传统国际政治向着以更广阔领域和空间、更复杂多样需求的全球政治过渡的社会经济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仅各种国际组织和规章层出不穷、范围日增，更孕育和培养出一种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全球伦理和全球认同，世人越来越多提到的“全球村意识”或“全球村道德”，就是其中的突出内容；类似“绿色政治”[17]、“绿色GDP”、“可持续发展”等环境保护理念，也只有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下才能得到推广应用，才会从最早的“罗马俱乐部报告”(20 世纪60 年代末发表)发展成现今多数成长中国家和联合国组织体系的优先议事日程。同理，不难想象，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表达的全球性伦理与规范，不止在形态上成为约束形形色色霸权的某种工具，还以它的不断深入人心、内化为广泛的共识，引导着国际关系的进步和人类心智的提升。也因为如此，譬如讲，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所说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联合国倡导的“文明对话”思想，比任何单个国家、政治家或学者的类似倡议（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或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特别代表索拉纳的提议），都更加有号召力和效果。
虽然有形式不同的大国操纵意图和行为，实践中亦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产生的积极意义。“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的进步，是当代国际关系取得的一个长足进展。
其五，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外交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变革与转型，外交决策过程日益民主化，其主要内容和方向是：由单纯的国家政府间的接触（笔者在广义上使用“接触”这个词），变为更广泛参与过程的“大外交”；由相对狭隘的实力政治追求和博弈，变为同时包含“高政治”和“低政治”等多层面目标的较量/沟通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外交的民主化与多数国家内部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总的特征。
回顾一下近代史上典型的国家外交形态，例如西欧地区，不难发现：传统外交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即精英外交、秘密外交和双边外交[18]。在早期的外交实践和理念中，典型的大使通常是君主或国王的特使[19]，传递君王有关王室贵族间联姻或联合对外宣战等旨意[20]。时代虽然在变迁，外交的延续性却像国家的存在一样，显著、重要和长久。时至今日，外交人员仍然被很多老百姓想象为主要在高官密室和外交走廊决定神秘而重大事情的特权集团之一，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接待仍然是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是任何政府不得不考量的大事之一；“外交无小事”、“外交家代表国家形象”等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恰当有效的推论，成为判别大是大非的标准说法之一。
然而，不知不觉中，随着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最近一个多世纪里，外交的性质和内涵都在发生深刻的衍变，传统外交披了上了新的外衣，也充实了新的内容。首先是外交范围、领域和空间的拓展：精英外交得到公众外交和民间外交的补充、修正和某些质疑，各国政府在继续使用秘密外交渠道解决特殊和敏感事务的同时受到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各方面压力，双边外交形态同样面临日益增多的多边外交形式的挑战；面对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规范与制度的作用力上升，不仅弱小国家怀抱期待、趋之若鹜，连大国强国也越来越不敢小觑这些多边机制。其次是外交使命的某些调整与丰富化：与战争与革命年代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内虽然局部的战事冲突不断，全球范围的大战却始终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实现和平发展的各项指标更占据了各国决策日程更加优先的位置，在这种大
背景下面，外交工作也越来越强调经济因素和民生问题；这不等于说外交部门不重视安全和冲突的一面，而是讲权重的改变比较倾向和有利于市场及贸易的一面（譬如说，全球各个角落日益频繁的首脑外交主要是围绕经济的内容展开）。再次是外交过程的多样化、多元化和民主化[21]：不止政府部门的职业外交官面对不断扩大的任务应接不暇，议会外交、地方外交、NGO 外交、各种民间外交（如“体育外交”、“媒体外交”、“学术外交”等……尽管这些词汇在比较保守和严谨的专业分析家那里不太受欢迎）的作用也明显加强，加上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手段的普及，公众对外交的了解程度、参与热情和表达渠道都大为增加，无形中使政府间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曝光度”、“检验度”和“质疑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制约与平衡过程，是所有理性和进步的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双重博弈”（即对外谈判、讨价还价与对内协商、反复统筹），是外交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做一下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上述外交转变和丰富化过程，已经发生在现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且，那些内部改革、开放和发展速度愈是较快的国家，就有着愈是明显的外交民主化效应；只有在少数闭关自守、独裁专制的政权下，才暂时没有出现这个过程（原因不言自明）。从这个角度看，我把外交民主化转型的意义分作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它像是一种“制衡仪”，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国际不良行径之公开或潜在的约束；在国内层面，它像是内政进步的某种“传感器”，是对一个国家内部之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力折射。
上面的讨论涉及到当代国际关系进步的一些主要趋势，它们是：战争的优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抑制，尚武精神被更多视为野蛮、落后的风习；主权的人本主义内涵得到加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朝着有利于公众的方向发展；“社会世界”正在逐渐兴起，并且获得日益增长的发言权；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及引导性不断增强，区域化合作和各种多边主义蔚然成风；“绿色政治”等新的追求被放置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与整个人类相联系的全球性伦理和利益渐渐形成，及外交领域出现的民主化。像任何国家内部的社会进步一样，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进步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当代条件下，这种发展进步并没有排除主权的基石作用和主权国家的重心，并没有改变超级大国的滥权和西方世界的有私利有偏见的主宰，并没有去除全球范围以战争与和平为主要内容的“高政治”相对于非国家安全和非战场胜负的其他议题等“低政治”的强势，然而它毕竟是发展与进步，是相对于过去的改进与提升，代表着国际关系由简单向复杂、由粗鄙向精致、由盲目向清醒、由野蛮向文明之艰难缓慢过渡，表达着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与其他生物的共同进化特点，以及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特殊气质与演化规律。
从哲理上分析，这一切从不同程度上应验了康德关于人类向善和进步必然性的远见卓识。在这位智者看来，人作为类的进化，是一部复杂的历史大书，一个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引导到人类的较高阶段的进程，其间充满了混乱、野蛮、争斗、蹂躏和反思、克制、摸索和改进；表面上的无目的性、偶然性和频发的灾难总和到一起，迫使人类探索保全自我、不被毁灭的各种路径；国家就像微小的物质尘埃一样，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碰撞来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形态又由于新的碰撞而重新解体，直到有一天，最终偶然地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形态。“野蛮人的无目的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这种状态抑制了我们人类的全部自然秉赋，但是，最终又通过这种状态给我们的类所带来的灾难，迫使我们的类超越这种状态，进入公民制度。在公民制度中，所有那些自然禀赋的胚芽都将得到发展。已经形成了的国家的野蛮自由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由于把共同体的全部力量都运用在相互之间的扩充军备之上，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蹂躏，更多地是由于随时准备扩充军备、进行战争的必然性，虽然完全地发展自然禀赋的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由此产生的灾难却迫使我们的
类，为许多国家之间的、产生自这些国家的自由的、本身有益的对抗寻求一种平衡的法律，建立起一种联合起来的、强调平衡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国家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22]依笔者看，康德的思想绝非没有根据的哲人痴语，而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一个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洞察。倘若没有被自己的科技发明和愚蠢行为所毁灭，千百年后的子孙回首今日，他们会做出判断：20 世纪前后的人类虽处在某种“蛮荒时代”，却在发生着康德所说的“发展全部自然禀赋的进程”，前述国际关系的各种进步，恰恰是这一进程里“寻求平衡的法律”、“联合各种力量”、“建立公共安全”和“实现世界公民的社会”等表现，是漫长而艰难、充满矛盾与挫折的前行。国际关系的进步趋势与人类由自然王国向必然王国的解放进程是一致的，历史地看，国际关系的提升必然是、也仅仅是人的进化的一小片断。
注释：
[1] 例如，在马基雅维里的名著《君主论》里面，充满了对统治者武功圣德的描述与“建言”，反映出中世纪后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列强及其幕僚心目中的战争光环。马基雅维里相信：人民是可以用武力说服的，只有武装起来的并且善用武装的君主，才会赢得胜利和尊重；“这些伟大人物在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是经历了大困难的，每走一步都要遇到危险，而要克服这些危险，则只能凭他们的勇气与才干。不过一旦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们便开始受人尊敬了。当他们镇压了所有妒忌者（妒忌他们伟大品格的人）之后，他们便成为强大的、地位稳固的、受尊敬的与幸福的了”。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24～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4 月翻译出版。
[2] 有研究外交史的专家指出：“根据中世纪的理论，外交代表头脑中不存在普遍和平的承诺；而根据后来卡利埃（中世纪法国也是欧洲最负有盛名的外交学者和大使，著有《外交的艺术》一书——引者注）的著作，外交代表也不能使维持国家体系的制度具体化。因为马基雅维里看到的普遍意义上的外交政策，不过是一场为增加国家实力的斗争，而国家实力最终或多或少都是战争的前提。”［英］杰夫•贝里奇等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里到基辛格》，第23～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5 月第1 版。
[3] Robert H. Jack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John Baylis & Steve Smith, ed.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20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5-50.
[4]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eight edition, especially part v:“Pursuing Peace”, pp318-387, 2001, by McGraw-Hill/Dushkin, a divion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5] 王铁崖先生曾经引证并且赞同美国国际法学家亨金的名言：“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第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11 月第1 版。
[6] “人民主权观的确立，使得对诸如…国家为谁所有?、…应该如何统治?等问题的回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18 世纪末以前，盛行的关于统治的原则是…君权神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君主是主权者，人民只不过是主权疆域之内的附属。每个人的政治认同倾向于本地化。君主、而不是人民，拥有对国家的所有权，也是合法政治权威的来源。美国革命(1776 年)和法国
革命(1789 年)挑战了这种哲学。民主制度基于这样一种原则：主权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君主。人民主权的观念也改变和扩充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使之包括了大众对于国家事务的认同和参与。一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就会在感情上更加依赖于它，并感到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去支持它。”见［美］约翰•罗尔克编著：《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九版)，第3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3 月第1 版。
[7] 关于该论点，可参见下列著作：［英］文森特著《人权与国际关系》，知识出版社1998 年3 月第1 版，特别是第八章“外交政策中的人权”，第182~218 页；［瑞士］托马斯•弗莱纳著《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1 月第1 版，尤其是第三部分“人权的保护”，第87~133 页。
[8] “从前，主权国家实为其公民的铁笼，公民与外部世界在法律范围内的任何交往，都非通过这一狭小封闭的栅栏不可。然而随着事物的发展，栅栏已经开始松动，铁笼也大为动摇，最终必将崩溃。届时人类将能获得自由，穿越各自的疆界相互间无拘无束地交往。国际法还未真正成为个人的法律，除非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剔除了其国际特征，严格地说是具有全球性特征。目前国际法原则上仍保持着其国际特征，其实施仍以国家为中介。但当世界共同体逐渐形成，作为例外，众多的人类关系就会逐渐世界化，各个国家公民之间的直接交往就得以维系。今日之例外乃他日之规则。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现代的人民权利概念和昔日的国家权力观念必将处于相互的竞争状态，但是不断增强的趋势表明现代的概念终将取代昔日的模式。”见［希腊］尼古拉斯•波利蒂斯著《国际法的新趋势》，第4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5 月第1 版。
[9] The Resposibility to Prot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Background, Supplementary V olume to the Report of the Ｉ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December 2001, 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Canada.
[10] 关于“社会世界”的概念与作用，可参见［德］恩斯特—奥托•岑皮尔著：《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第三章“社会世界”，第68～90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11 月第1 版。
[11] 参见［英］马亚尔著《世界政治》，尤其是第三章“一种新的社会连带主义？”和第九章“重思多元论和社会连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1 月翻译出版。
[12] 有关情况可参见王宸、龙涛：“《渥太华公约》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编《2006：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第227－236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5 月第1 版。
[13] 例如，亨廷顿的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年翻译出版)，从美国保守战略思想家的角度，提示了超级大国内部隐藏的深刻种族冲突危机。
[14] 参见［美］凯克和辛金克著《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6 月翻译出版。书中对国际政治背景下的环保、人权和妇女保护倡议网络做了值得关注的介绍与评述。
[15] 分析国际制度的理论、经验、遵约、效用等等问题时，可参考［美］莉萨•马丁和贝思•西蒙斯主编的重要著作《国际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3 月第1 版），尤其是第一部分里奥兰•杨撰写的“政治领导与机制形成：论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发展”（第5～34 页）和马萨•芬尼莫尔（又译“费丽莫”）撰写的“国际组织是国际准则的指导者：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与科学政策”（第65～99 页）两篇论文。
[16] ［英］苏珊•斯兰吉奇著《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10 月第1 版。
[17] 参见［英］安德鲁•多布森著《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年1 月第1 版；［美］诺曼•迈尔斯著《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 月第1 版。
[18] “从总体上说，主要发展于欧洲地区的早期外交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精英主导。路易十四曾公开宣称…朕即国家?。毫不奇怪，当时的外交基本上就是由国王、大臣和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外交人员主导。二是秘密外交。外交谈判通常都秘密进行的，甚至就连外交条约的内容也不对外公开。三是双边外交。尽管召开过1815 年维也纳和会等多边会议，双边外交（两国进行直接谈判）却是外交谈判的主流。”引自［美］约翰•罗尔克编著《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九版），第33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3 月第1 版。
[19] 奥塔维亚诺•马吉曾在1596 年指出：“担任大使的人应当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了如指掌，而且随时都能以正确无误的辩证方式解决最深奥的难题。他在数学、建筑、音乐、物理以及世俗和宗教法规等方面造诣甚深，能够用流利的拉丁文交谈和写作，同时必须精通希腊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和土耳其文。他既应是熟读经典著作的学者、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兵法学家，也必须具备欣赏诗歌的素养。首先他必须出身名门望族，家财万贯，而且仪表堂堂。”引自［美］马丁•梅耶著《外交官》，第151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4 月翻译出版。
[20] 英国外交国务秘书爱德华•尤德勋爵说过：“从前曾有过一个时期，那时外交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它处理王室的婚礼、边界及战争问题。现在的外交政策管的是卡车的吨位问题。”出处同前，第5 页。
[2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是最早指出外交民主化趋势的学者之一。他在1977 年的一篇论文里分析道：“只是在20 世纪，外交政策才民主化了。外交事务从少数人的计划变成了多数人的爱好，这既是因为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了过去是少数行为体（主要是欧洲）的禁地的游戏和赌注（主要是欧洲之外）之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许多国家内部，政党和利益集团建立了联系，或者把自己的主张扩展到了疆界之外。”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转引自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231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2 月第1 版。
[22] 康德：“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竭力的普遍历史的观念”，见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第264－26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 月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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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罗斯战略的异同与相互关系 一、总述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轰然倒塌，苏联成为昨日黄花，而美国一国独大，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战略格局风云变幻，到当今之时，已形成一超多强之势，一超自然是美国，而多强则包括俄罗斯、中国、欧洲和日本等。要谈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一则离不开美国，二则绕不开俄罗斯。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美国、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异同与相互关系。 二、美国战略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科技在世界上均拥有他国不可撼动的优势，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二十，美军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库，美国科技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 正因为美国的这种独特的巨大的优势，导致其国家战略的独特性。而一个国家的国家战略又具有时代性，美国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我们先来谈一谈美国国家战略的演变。在美国初建之时，美国推行的是“孤立主义”战略，通俗地讲就是经济上互通往来而政治上保持距离。到了十九末世纪二十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发展与逐渐强大，其外交战略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从门罗的“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文明扩展论”，再到罗斯福的“国际警察论”，美国逐步开始谋求世界霸权，这样导致了美国国际关系中的以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取代理想主义理论。二战后，国际格局经历大洗牌，美国正式确立其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开始谋求世界霸权。而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成为其称霸路上最大绊脚石，因而美苏不可避免的进入冷战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遏制苏联称霸世界，在冷战前期，美国的战略主要是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和“尼克松主义”；而冷战后期，随着美苏之间的平衡被逐渐打破，优势逐渐向美国方面倾斜，美国的战略也逐渐变得富有侵略性，从卡特的“世界
第二章第一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一、名词解释 1．伍德罗·威尔逊 答：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理想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18年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要反映在《论国家》和《伍德罗·威尔逊文集》。其主要要点包括： ①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均势持批评态度； ②认为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确保和平； ③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以他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提出三个重要假设：一是人性本善，战争的爆发是人的良知误入了歧途；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尤其在和平问题上更应如此；三是国家主权不是无限的，依靠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均势体系不能确保和平，应以集体安全体系代替均势体系。 2．爱德华·卡尔 答：爱德华·卡尔，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卡尔首先指出了理想主义的弊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1939年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
究导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学派最早的三个基本观点：①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 ②道德、民主和正义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③政治不能脱离权力，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卡尔在这本书中将现实主义思想提炼出来，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学派，卡尔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深刻批判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3．汉斯·摩根索 答：汉斯·摩根索，公认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现实主义学派最优秀最权威的代表人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其主要著作有《科学人与强权政治》、《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等。摩根索的贡献是最全面、最系统地地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发展至成熟阶段，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树立起了一座学术高峰。他的《国家间政治》是一个学术制高点和里程碑，而他的国际关系哲学思想则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基础。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西方当代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六原则，这六原则以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最完整、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原则。 4．罗伯特·吉尔平 答：罗伯特·吉尔平，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事物学院教授，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他曾担任国际政治学学会副主席，现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他最具影响的三部著作包括：《美国实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他尤为擅长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洲和亚洲问题的研究，研究重点是“安全、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三论”：体系变化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霸权衰弱论。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以自己的开拓性学术成果更新和发
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提要 鉴于现阶段，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对亚洲安全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何面对这一局面呢？我认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 关键词 安全体系，多边关系，中美关系 引言 随着亚洲地区的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美国不得不改变外交从一直关注中欧的令人厌倦的战争转为去应付日益产生影响的亚洲。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就撰文称，未来10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将是锁定扩大在亚洲的投资，包括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资”。 作为曾经枭雄一时的世界强国的美国，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世界强国了，但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在渐渐在全世界产生作用的亚洲地区保留自己的领导角色和能力。但现在美国已经不能独自领导这个地区了，而是得接受与中国分享权力。但也有分析师称，美国的这种继续想在亚洲保存有实力将会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劣，“因为单纯从经济重要性来讲，中国已变成美国有史以来遭遇过的最可怕的战略竞争对手“。 论文正文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体是稳定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前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两国的对话沟通非常密切。在过去的两年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 7次会晤，并经常通电话、通信。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二是两国的经贸联系非常紧密。现在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853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60倍。 三是两国的人员往来非常频繁。现在每年两国人员往来约300万人次，每周有110多次客运航班往返于太平洋西岸。目前，有12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两万多美国人在中国学习。 四是两国的合作领域非常广泛。两国不仅在一系列双边领域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而且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有效沟通与协调 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影响，首先应该承认一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不仅仅指中国、印度大国，更要把亚洲的其他小国考虑在内。在很多情况下，小国都是靠多边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比如：与大国相比，小国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的选择总是比较少，这还可以说连小国的安全和发展，都是要求和大国处理好关系的。 而当今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说很微妙。在未来相对长的时间内，激烈与互相依存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体两面；前者更多地体现在双方在军力和国际地位上的竞争，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将体现在双方经济秩序（如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冲突上；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双方在经济秩序（包括双边和多边）的依存上。中美双方都着意控制危机。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就如是说，“分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注定要发生冲突，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了解对方”。 亚洲小国也面临着困境，因为如果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那么情况就会很糟糕。所以无论从中美双边关系还是小国家的自身利益发展来看，小国家会选择多变安全关系。这样做首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美两大国的行为。其次，多边主义有利于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在维持亚洲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则比较小心地维持着和美国的“和平“关系。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关系还只是停留在经贸关系上面，同时，中国也没有显示出想要和美国竞争霸权地位的国家意志和计划。中国只是在根据自己的步伐进行自身的国防军事的现代化建设。因而，这是一种脆弱的”和平“局面。美国并不因为中国的”低调“而感到放心，中国本身这种”低调“的做法行为也是有限度的。中国如果不当心，就会是整个亚洲跌入不安全的困境。
文化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知识经济文化力文化认同宗教 【摘要】本文从文化的含义，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文化的影响力等方面阐述了当今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作为除经济与政治之外的第三大因素，在国际竞争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国家也已经拿起文化这个无形但是力量巨大的武器，可以确定，今后的世界必然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说的那样：“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 【正文】 老子曾经说过：“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化不是坚船利炮，却拥有着比武力更深刻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的胜利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武力的胜利，在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力量。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一方面，“文化”这个概念源自于拉丁文，其意为“种植”、“栽培”。西塞罗以及其他一些拉丁文学者用来描述心灵与精神的养育，文化养育着一块称之为“善”的土地，如果不去培植，将长出一些杂乱无章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因此人类精神将倾其全部精力精心培植这片土地，使其符合人的内在需要。 文化不仅包含着精神性的层面，也包含着相应的物质形态。每一种特殊的文化复合体都蕴含着某种同时分享人类文明的民族性特征。但不同民族特殊性的地位也个都不同。在更受限制的古希腊世界里，希腊城邦的特殊性得到了发展，那些不说希腊语的民族则被看成是乌合之众，他们的语言更是受到嘲笑。尽管起初这只是意味着文化的自我认同，其负面效应也只是表现在其内部，但毕竟反映了某种具有消极价值的文化自大意识。实际上，这种自大意识不久就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异文化的排斥。可见，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开始不仅会被看成是一种高傲的象征，通过它，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传统交往时能够分享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彼此疏离的标志。因此，今天，随着全球交往共同体的扩大，以往文化交往过程中的那种负面效应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看来，建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后六章详细总结 第一论国家利益论 一、国家利益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 国家利益的概念曾经经过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国家至上阶段、王朝利益阶段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阶段。 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问题： 1、国家利益概念笼统化 摩根索提出明确的定义：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 2、国家利益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 3、如果国家利益是由统治者们决定的，那么国家利益的内涵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 4、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决策中起多大的作用。 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 对于上述四个问题，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和回应是： 1、在国家利益内涵的研究上，从泛泛的国家利益研究发展到强调国家利益的层次研究上。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十个基本概念。 国家利益的四个层次：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 对国家利益用层次分析的办法进行研究的好处在于： 第一，它可以避免以前在国家利益分析上的缺陷。 第二，对国家利益进行层次分析可以在国家决策的过程中有前后选择。 第三，这样的层次分析还具有它自身的灵活性。 2、国家利益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释。一派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指全体人们的利益，即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的总和。 第二派认为，一国的国家利益是全部国内利益和部分国际利益的总和。 第三派认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内一部分人的利益，是统治者的利益。 3、摩根索认为，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个国家的权力来决定的。国家的权力大，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读书报告 时殷弘教授的这本《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教材在国内同类教材当中是很有特点的，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材，还是一本学术著作。通过阅读这本书，除了可以解国际关系史的知识，还能够学到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还授之以渔，这是我阅读本书后感到最大的收益之处。 作为一部面向专业研究者的教材，作者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针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内存在的只重理论堆彻和轻视历史阐释的问题，作者指出国际关系研究是以对历史的理解为依托的，国际关系思想源自对历史的考察和理解。但是必须把对史实考察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次。本书就是认真贯彻了这一方法的史学实践，作者运用了路德维希.德约的国际关系学说对始自16世纪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进行了深入分析。 德约的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地展现了欧洲列强与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 (特别是海外优势) 的并存与互动：每当体系中的某个大国妄图称霸 , 欧洲均势面临破坏时，其他国家就会自动形成反霸联盟对其进行共同遏制。当反霸联盟陷入困境时，周边的侧翼大国或海外优势就会主动介入。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两代君主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称霸图谋的功亏一篑，到法国路易十四谋求霸主地位的夭折和拿破仑政府欧洲梦想的粉碎，再到20世纪德国两次谋求世界大国地位野心的破灭，历史展现出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仍然存在的内在机理：“援引欧洲外缘的侧翼大国的决定性干预是现代史上欧洲均势得以维存的外部源泉或外部动因”。这就是德约强调的“大均势机理”。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演进过程中，侧翼大国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的欧洲中心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 此外，作者从基本模式和构成要素两方面厘清国际规范体系的演变脉络和变化原因。首先，作者提出分析国际规范体系演变过程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国际规范体系包括国际共同价值观念、国家规范和国际社会成员资格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的内涵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促成了国际规范体系的嬗变。时至今日，国际规范体系经历了三次变迁：一是16-17世纪基督教国际社会规范。这一时期的国际共同价值观念主要有两大思想模式：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现实
《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002299 课程英文名称：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总学时：24 讲课：24 实验：0 上机：0 适用专业：全校所有专业 大纲编写（修订）时间2017年12月 一、大纲使用说明 （一）课程的地位及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学生选修课课程，面向全校开设，旨在丰富其知识结构。 通过本门课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知识，学会应用国际视野看问题，从而更好地领会我国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国际背景，增强建设祖国的使命感。 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了解基本国际关系常识； 2.能够具备国际视野角度。 （二）知识、能力及技能方面的基本要求 1.基本知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2.基本理论和方法：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 3.基本技能：初步分析国际热点和难点。 （三）实施说明 1.教学方法：在讲授时围绕本大纲，并结合现实生活，并要紧扣各部分的主题,运用讲座式教学； 2.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四）对先修课的要求 无 （五）对习题课、实验环节的要求 安排一次习题课,做为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 （六）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考查。 2.考核目标：侧重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测试。 3.成绩构成：出勤、课堂作业和论文分别占30%、30%、40%。。 （七）主要参考书目: 《国际政治学概论》，李少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二、中文摘要 本课程主要介绍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知识，重点以中国为中心，讲述中国与各主要方的关系。通过本门课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发展变化，丰富其知识结构。学会应用国际视野看问题，从而更好地领会我国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国际背景，增强建设祖国的使命感。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笔 记
国际关系理论笔记 前言 理论：是“代表取向”，是概念框架，甚至涵盖分析技巧；是一种思维的象征性构架，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设，定义，法则，观点和远离。 如何建构理论：分离，联系，抽象，理性 国际关系理论：简单说,作为一种学术总称,国际关系理论意指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则是描述,解释,研究,估价和预测这些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理论。 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对象：国家和国际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前者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后者是最活跃的因素，其余的则从属于或派生于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理想主义 背景：对一战的反思， 代表人物：美国总统威尔逊 主要观点有:1,人性可以改造;2, 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可以调和的;3战争可以避免4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平;5国际公众舆论可确保世界和平6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保证世界和平. 代表人物：威尔逊、阿尔弗雷德·齐摩恩、约翰·默里 现实主义 背景：德国极权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战 批判点：理想主义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现状怎样，而是应当怎样，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完全凭
主观意志，把自己的理想当成是国际关系中的事实；国际问题的看法过于理想化；忽视权利。观点：1、人性本恶2、国家是国际体系主要的行为体，其他任何国际行为体都不能代替他3、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4、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是分析国家行为的路标5、道德和有关的价值观念是相对的6维持国际和平最好的办法是维持均势。 区别：人性、国家关系的看法、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看法、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理想主义强调应该如何，现实主义信奉实证原则）、对未来的看法（理想主义崇尚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认为这是空想） 代表人物：韦伯、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阿诺德·沃尔夫斯、尼古拉斯·斯克巴曼、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雷蒙·阿隆、约翰·赫兹、亨利·基辛格 第一次论战: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 评价：理想主义强调维护世界和平要靠人民和公众力量的观点使正确的，国际问题走进大学，学生和教授们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影响了民众；比现实主义在分析战争史认为人有原罪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重要性是适时的；理想主义恩威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把握国际事务的准确性不强 现实主义研究国际关系时把国家利益置于核心地位；提倡客观细致分析，理论结论在后；其现实性为外交决策提供决策框架。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变得极为悲观；把道德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层面是欠妥的；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吧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领袖人物的身上，而不是民众的身上，民主的身上。 第二次论战：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 原因：国际关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第三世界不断扩大，原有的两极体系趋于多极化；科学技术发展；行为主义思潮 争论的实质是方法论之争 科学行为主义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海沃德·阿尔克 传统主义代表人物：马丁·怀特、英尼斯·克劳德、肯尼斯·华尔兹、斯坦利·霍夫曼科学行为主义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1、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权力的作用，视之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忽视了伦理、道德=法律等重要因素；2、现实主义在界定像权力、国家利益、均势等概念时缺乏精确性。
1. P4理论的功能： 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认为，理论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实证概括的分析整体，它拥有描述、解释和预测的功能。 罗伯特利柏（Robert Lieber）：第一，描述。理论必须确切地描述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 第二，解释。理论应对说明这些事件发生的因果，说明“行为规律”和进行“评估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体系里，理论解释事物的“连续性、反复性和规律性”。第三，预测。一般来说，是预测“事物发展和结果发生的模式或总趋势，是事物的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具体事件的发生” 2. P6理论与历史： 雷蒙阿隆：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理论的实质是历史。 约瑟夫奈：国际关系史不是国关理论，但国际关系史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来意提炼升华为理论的原始材料和现实基础。 要处理好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必须把握住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是理论的基础。 第二，理论是一种思维的科学，其本质是历史。 第三，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 3. 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的定义： P7国际关系理论意指研究各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P8汉斯摩根索：国际关系是“处于权力斗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权力政治”。 P8昆西赖特：国际关系意指民族、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则是全面叙述、解释、评价、预测世界上不同政治社会关系的研究项目或学科。 P8欧奈斯特莱弗沃：国际关系是关于主权国家之间权力对权力、利益对利益、目标对目标的长期斗争。 P9斯坦利霍夫曼：IR实质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IRT是关于影响世界基本单位的对外政策和权力地位的因素和活动的学科。 P9弗里德里克邓：国际关系是指世界体系内各个政治集体或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核心是权力问题。IRT则是“关于那些跨国的关系的只是总和”。 P9查尔斯麦克兰德：IRT是关于“世界上有组织社会实体互动关系的研究”，包括对这些互动关系的有感环境的研究。 P9卡尔多伊奇：IRT应研究民族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和民族国家缺少控制能力的问题。 P10海沃德奥尔克：IR是关于人类的活动和各个国家人民的相互交往；IR是关于世界上基本单位之间冲突和合作的相互关系。 P10特莱弗泰勒：IRT是解释跨越过境的各国政治活动的学科。 P10尼古拉斯巴克曼：IR是关于属于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P10多尔蒂和小法尔兹格拉夫：IRT定义为研究一国或其他国际行为者是如何用某种方式影响别国或别的国际行为者的。 P10约翰伯顿：IRT应该“说明和预测国家间关系和世界大体系的运作及其过程”。 P10罗伯特利柏：IRT……是“关于有组织的大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与政治学相比，IRT 重点涉及到三大要素（无政府状态、秩序和限制）和三大关系（无政府和秩序、冲突和合作、限制和发展）。 P11 IR:(美国学者)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体、国家、MNC、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IRT 则是描述、解释、研究、评估和预测这些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理论。 4. 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P9 对外政策表现为单向式的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国际关系则表现为双向式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5. 国际关系的任务：P11（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国际政治学的任务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 课程类别：国际政治专业必修课 适应专业：国际政治 课程简介：《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是国际政治专业主干课程，它主要研究国家和民族间外部动态发展的历史，着重从横向方面剖析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外部关系，阐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的兴衰流变、联系交融及其对全球社会发展过程的牵制和影响。 课程总学时：54 授课教材：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书目： [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6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2]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瀛泉著：《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9]（英）爱德华?卡尔著：《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0]（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2]（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3] Hans Mou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Knopf, Inc., 1978. [14] Karl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glewood Cliffs, 1978. 二、课程教育目标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也是高等学校中国际政治
当代国际关系 研12制冷及低温工程赵东 摘要：当代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复杂而深刻的急剧转型，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体系角色和结构地位需要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估量。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利害得失，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建构性影响。要把握好发展中国家这个对外关系的战略基础，夯实和拓展这一战略依托平台，中国应该做出与时宜相契合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发展中国家；国家身份；战略选择
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转折时期。这是那种只有用大历史的尺度才可以度量的“变局”。从有近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以来，这种“变局”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巧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东方的中心地位让位于西方;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20世纪成了美国支配和主导的世纪;第三次就是现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多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亚洲强势复兴，西方主宰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不保，旧的国际体系处在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发展进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也促进国际体系的转型。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对各国而言表现出更多的全局性和不可抗拒性，它不仅影响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战略抉择，也影响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同时，作为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有着更多的发展潜力，有着更加强烈的发展渴求，它们是一支国际社会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建构性影响。因此，结合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探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 一、当代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 时移势易，势易世移。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着的，国际体系也不例外。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代”。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预测世界将会出现“历史的终结”，西方将统御世界。2008 年，一场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全球，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认知也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显。最基本的认识是：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深刻、复杂的转型。 总的说来，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二是体系结构的转型；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1]36--38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国际
(转自：庄周梦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安全。安全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概念之一。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安全的保证在于所获权力的 多寡。自由主义提出国际制度理论，以此来淡化权力的影响，认为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可以确保 安全。建构主义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学中借鉴新的概念，认为国家安全的存在和追求，离不开观 念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因素。 一、三大主流国关学派的国际安全观简介 国际安全问题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引 起了国际安全局势的剧变，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 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大辩论。[1]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大 理论流派论战的局面。[2]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 基于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 长久而深入的思考。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国际安全在本质上是稀缺的，国际安全问题只可以缓解，却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获得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力。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就是围绕权力斗争的关系。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则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3] 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有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以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 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汉斯摩根索一生经历过两次 世界大战，战争的惨痛经历使他一直坚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他认为存在于人自身罪恶的本性不可 能根本改变，因此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社会。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岌岌 可危，为了能够安全，人们必须自保，要自保就必须获得权力。而国家权力就是这种个人权力的 延伸和扩大。在他看来，权力，主要是军事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4]在国际社会里，国家对外 行为的动因就是出于对权力的追逐。而不断追逐权力的结果，则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产生 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其逻辑结果是国际冲突。[5]因而获得国家安全 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军事权力。肯尼思沃尔兹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条件 下国家的第一考虑就是生存。[6]他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国家的目的不是获得和维持权力，而是 力图确保生存，两极均势有利于降低战争危险。[7] 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除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到国 际经济方面的因素，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在国际安全 方面，他强调只有提升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在内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好的获得安全。进攻性现实主义 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强调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追逐权力而互相竞争，国际体系 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分配不公导致国际冲突，只有获得权力最大化才能尽可能地确保自身安全。 他还提出了5个基本假设：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2、大国拥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军事 权力。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它国的意图。4、生存是第一目标。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可见，进 攻性现实主义是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至，国际安全极为稀缺，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只 有掌握最大化的权力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安全的逻辑是“安全困境”。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具有高度猜疑性， 使它们对对方行为总往最坏的方面估计。国际安全是稀缺的，为了获得安全，一国增加军备，必 然会使另一国感到威胁，从而引起另一国增加更多、更强大的军备，最终使军备竞赛无法避免。 （二）、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 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8]理想主义学派认为：除了战争，国家还可以通过和平 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安全。以一战为界点，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传统开始转向现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比，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加注重集体安全和相互依赖。理想主义学派
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的界限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关系。纵观种种国际关系，从一开始形成的自由理想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取代了行为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的统治地位，再到新自由主义，然后就是二战后形成的两级分化，直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形成了单极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局面，而今又有人提出了霸权稳定论，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从极化衍生的概念。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各国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是我们大学生的义务。 目前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互相的依赖，彼此都对其他的国家有所责任和依赖。各国之间有对抗走向合作，加强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就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和平与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国家在破坏这个主流，所以说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度的调整期，美国外交向强化单边主义调整，这是对国际关系最大的冲击，然而其他大国积极的调整，总体趋于改善和稳定，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多极化趋势将逐渐胜出。 在国际关系中，我国的地位和影响在日益显现，这都是建立在经济、军事的增强的情况下，所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变化的阶段。 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在
我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都蒙上了阴影，但是我们要正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两国建立了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为了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首先，要加强政治互信，两国都要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不再发生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第二，要深化互利合作。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能源、环保、信息通信技术、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第三，要扩大人员的交往，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感情。第四，要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中日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格局。这是对中日关系的一个美好勾画。最近中日关系又有点不太太平，包括钓鱼岛问题、西安游行事件、黄海演习事件，相信在两国的发展中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二次重大的变化：一次是中苏珍宝岛之战与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被美苏两家争霸世界所取代。美苏争霸的主战场在欧洲。中国的外交走上了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道路；另一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美苏两霸争夺欧洲与世界主导权的“冷战”格局终结，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霸主”，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这时候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 然而，自2011年至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这次重大变化缘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
第一部分考研真题精选 一、概念题 1．《二十年危机》[复旦大学2019年研] 答：《二十年危机》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卡尔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书中提出的基本论点为，如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都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里程碑式的经典理论著作，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学理论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麦金德陆权论[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研] 答：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的“陆权论”又称“心脏地带理论”。在陆权论中，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心脏地带的范围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包括俄罗斯的大部分（含中亚地区）、伊朗、阿富汗及中国的西北。围绕“心脏地带”的是内新月地带或边缘新月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中国及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麦德金认为，心脏地带的国家会不断强盛，并具备扩张到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能力。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著名的三段警句：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3．斯坦利·霍夫曼[复旦大学2016年研] 答：斯坦利·霍夫曼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曾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弗斯和法国现实主义大师阿隆的学生。他对阿隆的理论特别推崇，受其很大影响。霍夫曼的成名之作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选，入选内容均为精品佳作，尤其是霍夫曼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发展、理论和流派所作的精辟总结，使这本书成为传统主义的代表作，至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4．安全困境[复旦大学2015年研] 答：安全困境是指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两难抉择。这一概念是由约翰·赫茨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概念，按照这种观念，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图会增大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任何国家增加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都会引起相关国家的不安。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的措施解释为防御性，把另一方的措施解释为可能的威胁，从而导致国家间的普遍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巴特菲尔德把这称为“霍布斯式恐惧”。他指出，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一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现实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心理。双方都将对方看作是有敌意的且非理性的，均不肯作出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这种状态导致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这种实力政治所导致的安全困境，使得国际战略环境呈现出冲突状态，并导致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时，不能免于国际冲突与对抗。因此，一般来说，国家在现实政治中多采取增强自己力量的方式。而在理论层面，针对安全困境，不同理论学派给出了不同的应对思维和主张：新现实主义者如格拉瑟认为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来实现各自安全目标；建构主义的杰维斯认为通过对国家间权力
B拒绝交代B交代 A拒绝交代 1. 双方都拒绝交 代，A,B均关押一年2. B关押三个月，A 关押十年 A交代 3. A关押三个月，B 关押十年4. 均关押五年 980 国际关系理论 2015 一． 简述博弈论的主要两种模式及简要博弈过程。 ①博弈的两种模式为：零和博弈和变数博弈。 ②零和博弈又分为：两方零和博弈和多方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又称“谁是懦夫”博弈，即一方所失即他方所得。 可采用“谁是懦夫”简要说明过程，假设A和B两个人驾车在只有一条车道的公路上相对行驶，谁都不让路双方可能车毁人亡，但谁让路就成了懦夫，这样A和B就面临着四种行为选择： B让路B不让路 A让路 1. 双方让路 2. A输B赢 A不让路 3. A赢B输 4. 相撞，两败俱 伤 对于A来说，第三种选择是最佳选择，对于B来说选择2是最佳选择，但双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让路，若自己不让路，对方也不让路，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因此对于双方来说最保险和最可靠的选择是选择1,即双方让路，避免冲突。 ③变数博弈也可分为：两方变数博弈和多方变数博弈。变数博弈又称为“囚徒困境”指双方或者各方得失不等。可采用“囚徒困境”简要说明其博弈过程，假设抓获了A和B两个嫌疑犯，将他们分别关押，审讯，这样A和B就面临四种选择和结局： 对 于A 来 说，选择三是最佳选择，他交代，对方不交代，A只需被关押三个月；对于B来说，选择二为最佳选择，也是自己交代，对方拒绝交代，只被关押三个月。尽管对于双方来说最佳选择是选择一，都各自被关押一年，但是这样的风险很大，因为双方都不能保证对方不交代。如果对
二、简述亨利·基辛格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简述批判理论的起源、内容及影响。 四、简述全球化的性质和特点。 五、简述权力论和软权力论的区别与相互联系。 六、简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2014(选作5道) 一． 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第二次论战的评论 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卡尔的思想内容 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软权力论 集体安全体系与权力均势体系之异同 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权力观的比较 2013 一、论述汉斯·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的主要内容。 二、论述肯尼思·华尔兹对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 三、论述建构主义的三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及其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四、试述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五、试述国家体制论的基本特点及其评论。 六、试述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对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比较。2012 1简述国际关系相互依存论的基本内容。 2简述地缘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3简述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是国际冲突主要原因的理由。 4 简述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5 简要评述新干涉主义的基本理论。 2011年 一、试述汉斯·摩根索提出的现实主义原则。 二、试述肯尼思·华尔兹“全球治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逢》中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包括哪些主要问题？ 四、试述国际关系相互依存论的基本内容。 五、试述地缘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2010年 一、简述国家利益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简评基欧汉的“霸权后合作论”。
当代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格局继续在朝着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方向演变，这是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 第一，尽管美国至今在全球力量对比中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随着近年来其单极霸权战略的连连受挫，美国的战略地位相对有所下降，其中“软”实力衰退的迹象更是十分明显。从美国自身的状况来看，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减少，目前已从当年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越来越难以做到独行其是，相反倒是迫切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比如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就公开承认：美国无法单独 战胜全球恐怖主义。而在伊朗和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上，美国同样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合作。从全局来看，美国的战略地位离其建立单极世界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第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但并没有改变在两极时代即已孕育发展的全球多个力量中心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欧洲的统合以及近来俄罗斯的强劲复苏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是美国战略地位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是全球多个力量中心的崛起，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二)大国关系的多样化 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的变化。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明确意识到它们在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合作以及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大国关系中“合”风劲吹，掀起了一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热潮。 大国之间合作的增强，并不排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当前它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竞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此，简单地用“合作”、“竞争”或“对抗”这样的概念来说明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恐怕都不够全面。这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尤为明显。从美国的对华战略来看，它一方面意识到与中国存在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中国的崛起而要把中国看作“未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与遏制。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演变典型地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多样化这样一种新的特点。 (三)国际体系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惟一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因为很难设想还存在组织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其他形式。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形式不仅存在，而且其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大体上，活跃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国际组织。从性质上，它们可以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和非政府组织（NGO）；从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全球性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组织（北约、欧盟、东盟）。另一种类型是跨国公司。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也更为重大。第三种类型情况比较复杂，很难明确划分。各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分裂势力，当然还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都可以划入这个类型。 新的非国家行为体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个方面是如全球性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地区性组织（北约、东盟）这样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从“上层”限制和影响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权国家，比如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在某种条件下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一般政府职能。另一个方面是许多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和各种极端势力，它们则从“下层”或“侧面”与国家竞争，形成新的挑战甚至威胁。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