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使得社会组织在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理论上给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官僚制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实践中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公共治理体制的深刻变化，有些国家通过治理变革对其进行容纳和引导，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治理的良性力量，也有的国家社会组织成为颜色革命中不容忽视的主要政治对抗力量，引起政治生活的动荡。
我们认为，面对社会利益多元格局逐步凸显、公民需求日益分化的新形势，社会组织与政府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建立稳定的政治互信和良性合作关系，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带来的治理缺失，努力实现合作善治，提高社会整合水平，满足公民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1，问题的缘起：为何社会组织与政府需要合作
首先是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出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同时失灵的现象。市场机制下的私营部门以逐利为天职，人们逐渐发现企业和个人单纯的自利倾向并不能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而由政府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监管私营部门的社会成本也是很大的，政府组织也有自身利益和道德风险，加上官僚制不可避免的整齐划一、反应迟缓、
效率低下，公民日益多元、殊异的服务需求无法从这两种机制中得到完全的满足，客观上呼唤一种新的机制的出现，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常常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新机制姿态出现的。
其次是社会组织有其自身优势。社会组织一般采取扁平化结构，运作机制灵活，常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提供社会服务，避免了政府组织惯有的森严官僚层级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对社会需求的不敏感，它的民间性、草根性使其具有联系基层的天然优势，能够贴身、即时满足公民的多样化需求。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也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公共生活，具有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相比私营部门的天然逐利倾向和政府组织的官僚病，社会组织更容易获得社会信任，更容易积累起雄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进行有效社会动员、实现良好治理的基础性条件，大大降低了通过合作获得善治的管理和服务成本。
再次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双方的共赢需要。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通过跟政府合作，可以获得稳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来实现它的社会公益目标。社会组织一般有四个来源获得运营经费：私人捐助，包括来自个人、企业和一些基金会的捐款；政府补贴，又分为直接拨款（即政府直接给予社会组织资助以支持它的活动和项目）、合约（即社会组织向有资格享受某些政府项目的人提供服务，而由政府支付服务费用）和补偿（即向那些有
资格享受政府项目并从社会组织那里购买服务的人支付补偿费）。调查显示, 私人捐助并不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性财务来源，政府资助才是社会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坚持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关系获得政府的资助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不必讳言，也不必用独立性来否认这种合作的合理性。社会组织还可以争取政府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来支持其发展。此外，社会组织同样存在着“志愿失灵”
的可能，也需要政府的依法监管来帮助它恪守公共利益立场，维护其社会公信力。
而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能够有效应对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而官僚组织能力不足的新局面，及时树立“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治理新理念，通过某些服务项目的卸载、外包、杠杆资助以及开放公共政策参与渠道来主动整合社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提供更全面、更精致的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从而巩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新挑战下化被动为主动，继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2，创造社会组织与政府平等合作的前提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并不会自然形成，需要双方一起努力，用理念、制度和法律创造出一定的前提和条件：首先，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要更新治理理念，建立政治互信。
政府要认识到自己固守“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地位已经既不可能亦无必要，理性认可多中心治理机制的价值以及社会组织
在其中的应有地位。从现代政治契约的角度来看，公民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不过是接受公民委托，为公民提供公民本身无法生产但又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本身并无独立意义，它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委托意志和需要为转移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并无其他个人或组织能够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就获得了“公共产品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并依靠这个垄断地位无形中弱化了公民委托人的地位，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很好满足公民的需求。如今随着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人们发现公共产品并非只有政府一家能够提供，社会组织也能够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而且由于其机制的灵活、高效还能把成本给降下来。面对这种垄断地位受到的挑战，政府应转变观念，以自信、积极、欣喜心态应对，既认识到政府组织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会存在、不可取代，也承认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动接受、内化它给传统官僚体制带来的“鲶鱼效应”和示范作用，顺应公众意愿和时代要求，主动打造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并把社会组织纳入其中。而各类社会组织亦应有对自身的理性定位，明确向社会宣示自己无意、也不可能取代政府的地位，不涉入政治活动，更不应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而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对政府起到互补、监督的作用，更多承担一些准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任务，与政府构成一种错位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都更新理念，明确自
身科学定位，建立起充分的政治互信，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其次，政府要顺应形势发展，改革目前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实现真正的“政社分开”和社会组织的独立地位。目前实行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对注册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民政部门负责登记和年检，主管单位则负责社会组织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问题上，政府应该很好地转变观念。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社会上的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管起来，使得一切事务都在政府的管理下运行。因而社会从上到下便形成一种观念：即一切事务离开政府的管理便无法运行。如果有哪件事政府没有介入，不但政府不放心，老百姓也不放心。目前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管理体制应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改变，由双重管理变为单纯由民政部门来管理，由全面管理到根据问题进行管理，从而为社会组织的自立和自治提供越来越大的空间[3]。通过双重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制度上切实剥离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让其回归民间性和非盈利性，没有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就谈不上双方的良性互动合作。
再次，在法治框架下规定和调整双方关系与行为，这是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基础。现行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法规都属于行政立法或者部门规章，不是国家法律，其权威性不足，同时这些法规多属于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对有关社会组织的内部机构、
财产关系等问题也很少规定。为此，应着手制定有关社会组织管理运行的统一规范的基本法律。通过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府对社会组织一要做到依法保护，通过立法赋予社会组织独立的法律地位，并赋予社会组织遇到政府不当干预时的司法救济途径；二要做到依法规范，社会组织应根据法律要求完善内部治理制度和结构，提高自律能力，防止“志愿失灵”现象和逐利倾向；三要做到依法监管，既要减少政府的随意干预，也应赋予政府尤其是司法机关用法律监管社会组织的有效手段，防止个别社会组织出现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的失范行为。3，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平等合作的模式和机制
在满足了这些前提条件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可以在下列方面展开，需要指出的是相互监督由于能够有效防止对方的衰败和腐化，也是双方合作的一种体现。
1，“退出”—“补位”
政府要还权于民，从私人领域彻底退出，社会组织则及时进入、补位，承担起这一领域的某些公共事务的自治职能。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合作，政府不愿意退出、不完全退出，或者政府退出了却没有人来补位，都会使得“国家－社会”的“划界”
工作无法顺利完成，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也就无从建立。全能主义政府要向有限政府转变，就要完成这些最基本的卸载，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接，政府则通过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服务标准、目标、
原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完善对社会组织的法治管理，保证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质量。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防止政府以退出、卸载之名借机推卸它应负的公共领域的那些责任，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和民众的监督；二是为了顺利“补位”和承接，客观上就需要社会组织摆脱对政府的依附地位，取得独立，并在各个社会领域都有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与全能政府的卸载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缺了哪一翼都长不出现代国家。
2，“掌舵”—“划桨”
对于政府保留给自己的公共领域，政府既不需要、也没能力包办一切，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只需要“掌舵”，不需要“划桨”，“划桨”的任务可以以契约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合同购买、资金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邀请社会组织承担某些公共产品的生产任务，政府只需对结果进行监管和验收，然后提供公民消费。
在这种平等契约的合作方式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这就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者”的长期垄断地位，在一向被视为政府禁脔的公共领域创造出一定的竞争格局，允许社会组织进入其间，与政府下设的执行机构一起成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者，在政府的购买招标中平等竞争，竞争机制的引入无疑会促使政府执行
机构与社会组织一道致力于改革创新、提高效率，更加重视公众需求，结果必然导致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趋于合理，公民作为委托人受到充分尊重，其“消费者主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当然，政府在这里并非完全无为而治，它需要打造公共产品平等公开竞标机制，以理性的购买价格与社会组织签订公共产品采购合同，并监管社会组织的生产，对社会组织提交的公共产品进行验收，而且有一部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仍然是需要政府直接生产提供的。
3，决策—参与
在政府保留“掌舵”权的公共决策问题上，政府也应该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来倾听公民的各种意见和要求，这是社会组织起作用的又一个基本领域。“掌舵”—“划桨”合作方式的采用并不意味着“掌舵”权力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社会组织只是负责“划桨”，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受到批评的一个原因。
我们认为，社会组织的作用首先是体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环节，其次才是执行环节。从公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政府的公共政策其实就是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一套方案，公民是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和付费者。那么，政府如何在相对垄断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调和不同公民之间的需求差异，以使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够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公民的需求？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就是加强社会组织对政府政
策制定环节的参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让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与政府一道协商、谈判，让政府尽可能全面地倾听和吸收不同社会公众的各种利益需求，使得最后达成的公共产品生产方案能够满足不同公民的需求。社会组织的这种代表性参与有助于公民参与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有序化，同时也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针对性，与执行中的“划桨”方式一道更好地满足了公民的“消费者主权”。
4，相互监督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需要警惕绝对权力带来的腐蚀性，因此在合作互动中双方还要建立相互监督关系，有效制约，以防止权力的腐化。
首先是建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机制。目前我国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主要是人大政协监督、执政党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监察审计专门监督、媒体监督和公民个人监督，这些监督中除了媒体监督和公民监督基本都属于同体监督，反腐败的现实一再昭示“一个人不能担任自己的法官”，同体监督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媒体监督目前还缺乏足够独立性，公民个人监督在强大的政府权力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这就很有必要引入社会组织监督作为异体监督的重要机制，让各种社会组织都来盯住政府的用权行为，促使各级政府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严格执法，审慎行政。
其次是政府牵头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机制，并把政府对
社会组织的一元化监管转向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化监督格局。无庸讳言，目前有些社会组织内部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决策程序、财务制度都不够健全，财务混乱现象严重，较少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甚至利用社会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也不鲜见，这种“志愿失灵”
倾向损害了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损害了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因此，由政府牵头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化监督机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和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对于社会组织的健康、长远发展就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
综上所言，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公民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应对，与社会组织一道努力，在法治的框架下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稳定政治互信和良性合作关系，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治理缺失，防范志愿失灵的新出现，努力实现合作善治，向成熟的现代国家不断迈进！
二，社会组织孵化器—“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
随着孵化模式日渐成熟，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在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首创公益组织孵化器模式的上海恩派(NPI)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各地社会组织孵化器功能相似，称谓有些不同，叫做“孵化园”、“孵
化基地”、“培育中心”和“培育基地”等。近几年，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发展迅速，目前上海、北京、广州、宁波、太原等地已经建立了26家社会组织孵化器，无锡、天津滨海、大连和珠海等地则在筹建。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广泛，从最初的直辖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向全国各地扩展。
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组织创造和提供支持性环境。这种支持性环境，不仅包括物理性支持、资金支持、行政办公辅助等一般意义上的基本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价值增值服务，如能力提升、协调推广、财务托管、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归纳起来，社会组织孵化器具有四项主要功能：1，综合保障功能。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保障：一是硬件支持，提供免费或低偿的办公场地、会议场所、办公设备、展示空间等，客观上相对集中的办公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了专业的环境和同行社区；二是资金支持，为初创期草根组织提供行政经费资助、项目资助和贷款，能保障社会创业家创业初期的基本生活，吸引其他人加入和测试项目。
2，能力培养功能。能力包括社会组织的战略管理能力、内部治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和提开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能力：一是孵化器举办培训活动，邀请内部和外部的资深专家对入驻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二是孵化器对社会组织的日常咨询和项目指导服务；三是机构间的日常经验分享和沟通交流共同提升能力。
3，宣传推广功能。这基于社会组织孵化器的两个优势：一是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政府通过孵化器实现政策宣传和导向功能，孵化器向政府反映社会组织的需求信息和各种建议，社会组织可以借助孵化器争取注册和获取项目资金；二是在第三部门中的影响力，作为枢纽型组织和信息交流平台，孵化器有着其他组织不能相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通过孵化器的平台，帮助社会组织与政府、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建立联系，迅速发展和完善其外部支持网络，使其与外界建立互信关系。
4，专业服务功能。专业服务包括管理服务、财务托管、法律咨询、网络技术支持等方面，孵化器可以帮助社会组织解决其初创期所面临的这些共同挑战和困难。由孵化器中的专业人士和聘请的顾问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
以主办和运营的主体为标准，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1，政府主办——政府运营模式。为了打造服务社会组织的公共平台，培育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政府投资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并开始推广复制，广州、太原、东莞等地政府相继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这一模式优势在于：一是政府能便利地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信息和项目资源，给予在注册上的辅导协助；二是对于政府，有利于向社会宣传政府政策导向，引导民间公益发展。
2，民间主办——民间运营模式。一般是由基金会、企业和
科研机构等主办的，如依托高校成立的长沙“滴水恩”，中国青基会等基金会提出建立孵化器的目标。与政府主办模式相比，这一模式优势在于：一是基于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非政府性，政府主办会造成行政干预过多，民间主办可以更突出服务性的特点；二是基金会主办的孵化器有稳定的资金保障，还可以通过向社会募捐提高各界对公益事业的关注，企业主办的孵化器有利于可以将企业精神、技术与公益更好的结合起来。
3，政府主办——民间运营模式。一般是政府提供场地和资金，民间提供孵化培育的专业人员和服务，即政府委托民间运营模式。这一模式比较常见，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建立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多为此种模式。这一模式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长处，既能体现政府的资源优势又能借助专业机构的人才经验，既能实现政府的支持又不过分干预孵化器的运转，实现多方共赢。
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对社会组织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对社会组织困难与需求的准确把握；助力政府，为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安全可控的创新模式；构建平台，搭建多方共赢平台，加强各方相互认知。但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同样存在不足，建设模式单一，我国现存的社会组织孵化器中，绝大多数为政府出资主办或运营；隐性成本大复制困难，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成本可分为显性成本和隐形成本；经理层人才匮乏，这是由于对
经理人才的能力耍求高和待遇低下；难以满足全方位需求，这是由于出资方的限制，专业细分不够。
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孵化器的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完善扶持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孵化器向社会组织开放；鼓励多元化的建设模式，政府主办的孵化器更加多元化，吸引社会力量建立孵化器，建立多元竞争体制；完善孵化机制，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明确入驻与毕业标准；加强孵化器自身建设。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扶持民间公益的成长，社会组织孵化器作为促进公益组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社会组织如何承接 政府职能转移关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是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以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深入推动和发展，探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管理的呼声愈发高涨。由于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质和公共特点，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公共性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职能的交集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和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和找到政府职能转移的合适承接对象和承接方式是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政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为了满足基本的经济生产需求、社会运行需求和居民生活需求而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职能。除了一般的维护性公共服务职能（如交通、警察、通信等），其它公共服务（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都可以进行转移，此类公共服务职能涉及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具有较高的公共价值和社会属性。 社会组织能够承担公共利益，具有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成立一般是基于某种社会公益事业（比如环保），其组织目标一般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受到冲击和损坏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由于其志愿性特征和草根属性，能够起到社会矛盾解压阀和缓冲剂的作用，能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组织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社会组织服务范围涵盖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极大地改进了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降低了国家行政成本。 公共服务职能转移承接中的机遇和挑战 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吸收西方国家优秀的公共服务经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方法之后，我国政府 1
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并存。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管理 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纵深推进，使我国进入了社会结构的裂变期：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现代社会的开放、异质、多元、分层性特征日趋明朗。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无疑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传统的以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府一单位一个人”垂直统一单线性的管理模式必然遭遇“穷途末路”的命运。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体制的完善，非政府组织悄然崛起，以其自身的特质和优势填补了正日益扩大的由政府和市场组织（企业）让位的社会管理真空。 一、非政府组织的涵义 非政府组织一词最早见于联合国文件。1946年6月《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经社理事会作为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联合国机构，在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时，需与有关非政府组织磋商。”[1]该条款明确提出了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当时所提的非政府组织是指“任何不是根据政府直接协议成立的一般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的社会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社会福利活动。”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1条推定的含义，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包括慈善机构、援助机构、青年团体、宗教组织、工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但是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涵义和称谓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比较普遍的称谓是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英文分别简为NPO和NGO，即Non-profit organization和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与之相类似的称谓还有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论我国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支撑，在社会力量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这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在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时期，其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政府既不能与社会组织“离得太远”，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管理与提供服务，也不能“离得太近”，对社会组织的工作过分限制。所以，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明确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并做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对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组织”这一概念，这是“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首次被提出。其提出的概念不包括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也不包括具有宗教性质的教会等。所以在概念上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公共组织。 一、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构建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基础 在总结国内外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政府在我国的保障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这三种进行社会保障的力量中，要把一些政府承担起来较为勉强的社会保障项目交给非政府社会组织去做。要打破传统的企业观念，使企业将职工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把企业不能承担的交给非政府组织来承担。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跟独立的法人去适应市场，就绝对不可能跨越经济跟社会两个范畴。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基础，既能方便对对象、资金、管理、服务的优化又能够促进监督体制的不断完善，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保障的社会化。 （二）满足社会保障需求多样化的要求 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社会中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划分划分不断明显化，而每个阶层与利益集团都存在自己的利益需求，所以社会需求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非政府机构便可以借助它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其非政府性公益性来弥补这一不足。政府把一些本来由非政府组织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交给非政府组织去完成，既能体现政府对它的承认与支持，又能使非政府组织从中锻炼自己，提高能力。如此一来更加提高了政府自身的工作效率。虽然非政府组织总体规模可能较小，但是其分布范围比较广，数量也较多，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更有足够的力量来保障多样化社会需求的满足。 （三）扩充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 资金一直是左右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方式也较为单一。当前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所需资金缺口较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
社会组织案例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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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MPA课程 《非营利组织管理》 姓名：黄九阳 学号：1131309133 班级：z1313092 任课教授：徐家良
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稳定中的协同作用分析—静安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稳定工作案例分析 班级 Z1313092 学号 1131309133 姓名黄九阳 摘要：静安区是上海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社会管理关注点主要在基层。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大力加强基层社会组织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发生，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筑牢社会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关键词：静安区，社会组织，社会稳定，协同作用 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本文通过对静安区社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主要做法进行分析，针对性提出一些建议。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底，静安区共有社会组织454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317家，社会团体137家。从服务的主要领域来看，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136家，含综治管理服务类）、教育（127家）、体育（22家）、职业及从业者组织（20家）、文化（19家）、工商服务业（13家）、科学研究（11家）、卫生（11家）等领域。户籍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15个。 二、主要做法 近年来，静安区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结合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灵活运用“枫桥经验”，通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推动综治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其有序参与基层社会稳定，在夯实群众基础、提升专业规范、汇聚社情民意等方面取得有益的探索。
公益项目中非盈利组织与企业合作关系研究产业革命以后尤其是二战以来，“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使得第一和第二部门难以满足和实现社会经济活动与公共需求的平衡，亟待第三方力量的弥补以缓解其在职能上和效能上的欠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一种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因其自身具有的独特特性，非营利组织不但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剂有效药，同时在构建良性社会和公民社会中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活动，承担起弥补或补足有限的政府供给与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之间难以调和的落差。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公民”理念的兴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承担履行好经济责任的同时，也更加重视社会公益责任的承担。企业以更加活跃积极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公益活动领域，在推动社会建设、教育、医疗、环保等方面贡献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力量。 随着在社会公益领域非营利组织与企业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合作以及“携手”，不但是跨部门合作的新尝试，与此同时也催生了众多富有创新精神的良好实践。在取得不错效果和反馈的同时，其间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更深一步发掘。本研究希望以Y基金为个案，配以佐证案例，揭示出非营利组织在实际发展中怎样通过和企业合作，共同搭建起公益项目平台，获取到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通过Y基金会与企业互动关系的建构过程，分析发现和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进行剖析并从Y基金会建设管理角度给出相关对策，进一步思考非营利组织尚还存在的可待改善的空间。 期望可以通过对单个个案的剖析，为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希望从实践上推动我国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同时帮助促进和实现针对企业社会公益责任方式的探索。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使得社会组织在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理论上给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官僚制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实践中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公共治理体制的深刻变化，有些国家通过治理变革对其进行容纳和引导，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治理的良性力量，也有的国家社会组织成为颜色革命中不容忽视的主要政治对抗力量，引起政治生活的动荡。 我们认为，面对社会利益多元格局逐步凸显、公民需求日益分化的新形势，社会组织与政府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建立稳定的政治互信和良性合作关系，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带来的治理缺失，努力实现合作善治，提高社会整合水平，满足公民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1，问题的缘起：为何社会组织与政府需要合作 首先是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出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同时失灵的现象。市场机制下的私营部门以逐利为天职，人们逐渐发现企业和个人单纯的自利倾向并不能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而由政府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监管私营部门的社会成本也是很大的，政府组织也有自身利益和道德风险，加上官僚制不可避免的整齐划一、反应迟缓、
效率低下，公民日益多元、殊异的服务需求无法从这两种机制中得到完全的满足，客观上呼唤一种新的机制的出现，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常常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新机制姿态出现的。 其次是社会组织有其自身优势。社会组织一般采取扁平化结构，运作机制灵活，常采用项目管理方式提供社会服务，避免了政府组织惯有的森严官僚层级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对社会需求的不敏感，它的民间性、草根性使其具有联系基层的天然优势，能够贴身、即时满足公民的多样化需求。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也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公共生活，具有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相比私营部门的天然逐利倾向和政府组织的官僚病，社会组织更容易获得社会信任，更容易积累起雄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进行有效社会动员、实现良好治理的基础性条件，大大降低了通过合作获得善治的管理和服务成本。 再次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双方的共赢需要。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通过跟政府合作，可以获得稳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来实现它的社会公益目标。社会组织一般有四个来源获得运营经费：私人捐助，包括来自个人、企业和一些基金会的捐款；政府补贴，又分为直接拨款（即政府直接给予社会组织资助以支持它的活动和项目）、合约（即社会组织向有资格享受某些政府项目的人提供服务，而由政府支付服务费用）和补偿（即向那些有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6(4), 436-44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7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9a8429076.html,/journal/as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9a8429076.html,/10.12677/ass.2017.64060 文章引用: 孙菲, 吴艳萍.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6(4): 436-440.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Undertake the Transfer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Fei Sun, Yanping Wu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Received: Apr. 7th , 2017; accepted: Apr. 27th , 2017; published: Apr. 30th , 2017 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the focus of China's recent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expanding the functional areas is a major trend in the transfer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nign cooperation be- 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change the fixed thinking and create a good socia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y and credibil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urve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found. Key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Transfer Function, Inheritance Function, Transfer Mode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研究 孙 菲，吴艳萍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收稿日期：2017年4月7日；录用日期：2017年4月27日；发布日期：2017年4月30日 摘 要 政府职能转移是我国近期政治体制变革的重心，而理清政府职能边界，扩大职能领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课程考查论文 题目浅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异同 姓名 专业班级 学号 得分
浅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异同 摘要：一方面，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作为企业会计相对应的一个会计学分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从事国家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数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耗费的经济资源都在不断增长，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也在日渐壮大。企业会计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完善，趋于完美。而现如今，由于中国企业会计的发展已日趋成熟，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变化推动者会计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筹建学校、医院等公益性组织，这使得企业的某些业务已明显具有非营利性，且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在不断壮大之中。由此，正确认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的异同，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正确运用以及应注意哪些问题和如何解决变得尤为重要。 关键字：基本概念主要异同点问题及对策 一基本概念 (1)非营利组织的两种定义 (1)各级政府财政、行政部门及非营利组织核算和监督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会计； (2)各级政府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确认、计量和报告财政收入、经费收支、业务收支活动及结果的会计。 适用范围：政府财政部门、行政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会计 政府财政部门，是指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国家财政收支、办理国家预算决算的工作部门，它以各级政府为会计主体，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管理和核算。 行政单位，是指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单位，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实行预算管理的其他单位、政党组织等。 非营利组织包括公办非营利组织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中公办非营利组织也称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指以政府职能、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的一些公益性单位、非公益性职能部门等。民间非营利组织，是指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 (2)企业的定义 企业是指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具有经济法人资格的一种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简言之，企业就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组织。 三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与企业会计的异同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在我国使用预算会计。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会计信息主要用来处理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在运转经营过程中资金运动所产生的数据,按照预算会计制度,法规,规范方法和程序,形成有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和其他有用的经济信息。企业会计信息是企业通过财务报表、财务报告或附注等形式向投资者、债权
党建引领小商会大作为 ——商会参与街区治理的北京东城案例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之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参与是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被写入党代会报告，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党建引领下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重视。其中，作为新型社会组织中的行业协会商会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全国工商联关于开展“四好”商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协同管理，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要求。这使得商会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的工作，被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统战部、工商联提上了议事日程。 北京市东城区在推进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南锣经验”，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推动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秉承了“枫桥经验”的传统，化解矛盾在基层，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一、问题倒逼 北京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是一条787米长的小胡同，虽然范围不大，却享誉海内外。它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中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
传统民居区，也是最赋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胡同，近代以来很多历史名人曾在南锣鼓巷居住过。作为北京的名片、中国的窗口，南锣鼓巷是老北京传统文化与新北京现代文明交融的代表作，每天的游客达数万人，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25个必去的旅游体验地之一；2008年更是借力“北京奥运”走上了飞速发 展的道路。 随着“南锣鼓巷”的飞速发展，业态开发背离了原有的文化氛围，导致一些问题日渐凸显。 一方面，南锣鼓巷是历史居住区，但是新商业没故事，历史文化展示差；低端业态商铺和历史文化融合差。由于房价不断飙升，部分“南锣”的创始人，特别是一些特色文创店难以支撑而逐渐离去，回报率高的低端业态迅速膨胀，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以文创为特色的精品小街逐渐不再，流动摊贩、私搭乱建逐渐滋生。商业区挂牌“老北京”，实则搞小商品批发交易、作谬误百出的旅游讲解等，专注于游客群体；商铺装潢破坏了胡同风貌，嘈杂的酒吧居多，还在向周边胡同扩张。 另一方面，胡同民居亮点不对外。南锣鼓巷的居民区是真老北京，不过“谢绝参观”，历史展示没人看，老门墩陈列台等挪作他用；历史遗迹被淹没，水准点石碑被当成垫脚石、捐款箱；历史院落不开放，例如僧王府、东棉花胡同拱门砖雕；帽儿胡同西口万宁桥等一些历史地标未开发。在商业快速开发的同时，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应该开放和重点展示的地方和内容，要么闭门谢客，要么埋没在熙熙攘攘逛街的人群中被忽略。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带来了服务外包等形式，社会组织也逐渐承担起社会发展的辅助工作与职能，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认可与重视。社会组织因其不同于政府部门的特点，在特定领域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职能作用，但同时也受到了自身以及外部等因素的制约，使其职能的发挥受到了限制。社会组织只有在与政府、企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本文采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理论研究框架，主张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通过二者间的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并最终达成双赢。笔者将切入点放于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的行业协会，近几年来，金融市场的变迁与发展吸引了大量社会目光，同样也让笔者不断思索，作为新兴发展的宁波上市公司协会1，在经济领域更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希望通过对宁波上市公司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特点的实证分析，能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和说明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即良性互动关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希望就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类型 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组织类型，二者间会因为各自的需求和资源的获取方式不同而存在着张力与矛盾；同时，由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以及利益的一致性，二者间也可能会联合起来合作。当政府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及其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时，政府会减弱对社会组织的控制程度，并可能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自主性与决策权，此时，政府与社会组织就倾向于合作的互动。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政府无论在资源控制量上，还是强制权力的使用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社会组织只能是政府的副手，作为社会的一级，社会组织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因此，在二者关系上，政府对社会组织主要进行行政控制，二者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 根据萨拉蒙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者之间在资金来源、组织成本、运行方式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了‘委托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的合作伙伴模式，即政府充当‘资金和指导的提供者’的角色，并由政府授权 1宁波上市公司协会于2008年1月11日成立，是由宁波辖区各类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及相关个人自愿参加结成的自律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协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登记管理机关宁波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非营利组织作业 一、概念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非营利组织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界的私部门（第二部门），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而非政府组织（NGO）也可能同时是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1、非营利组织是美国广泛采用的概念，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其定义为：“符合以下特征的实体：①该实体从捐赠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②该实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③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题”。2、在中国，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
正式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过。民间非营利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①不以营利为目的；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③非营利组织一旦进行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就与中国的事业单位区分开来。 分类：动员资源型、公益服务型、社会协调型、政策倡导型。 二、兴起的原因 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盈利组织兴起的主要原因源于第一和第二部门职能和力量的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问题的多重性、复杂性是市场机制难以招架的，市场机制本身造成的贫富差距，增加了新的社会问题。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政府力量已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非盈利组织的兴起，恰恰弥补了第一、二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不足。 二战后，一方面，人们对两次大战进行了反思，战争给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民族间的、地区间的、国家间的差别和矛盾继续存在，并可能激化。人们发现，社会中的两大部门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活动与公共需求的平衡需要。于是，社会组织形态开始蛹化，逐渐出现了第三部门--非赢利性组织，也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案例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党建引领小商会大作为 ——商会参与街区治理的北京东城案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之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参与是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被写入党代会报告，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党建引领下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重视。其中，作为新型社会组织中的行业协会商会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全国工商联关于开展“四好”商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协同管理，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工作要求。这使得商会承接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的工作，被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统战部、工商联提上了议事日程。 北京市东城区在推进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南锣经验”，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推动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另一方面秉承了“枫桥经验”的传统，化解矛盾在基层，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一、问题倒逼 北京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是一条787米长的小胡同，虽然范围不大，却享誉海内外。它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中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也是最赋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作为中国最古
老的胡同，近代以来很多历史名人曾在南锣鼓巷居住过。作为北京的名片、中国的窗口，南锣鼓巷是老北京传统文化与新北京现代文明交融的代表作，每天的游客达数万人，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25个必去的旅游体验地之一；2008年更是借力“北京奥运”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随着“南锣鼓巷”的飞速发展，业态开发背离了原有的文化氛围，导致一些问题日渐凸显。 一方面，南锣鼓巷是历史居住区，但是新商业没故事，历史文化展示差；低端业态商铺和历史文化融合差。由于房价不断飙升，部分“南锣”的创始人，特别是一些特色文创店难以支撑而逐渐离去，回报率高的低端业态迅速膨胀，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以文创为特色的精品小街逐渐不再，流动摊贩、私搭乱建逐渐滋生。商业区挂牌“老北京”，实则搞小商品批发交易、作谬误百出的旅游讲解等，专注于游客群体；商铺装潢破坏了胡同风貌，嘈杂的酒吧居多，还在向周边胡同扩张。 另一方面，胡同民居亮点不对外。南锣鼓巷的居民区是真老北京，不过“谢绝参观”，历史展示没人看，老门墩陈列台等挪作他用；历史遗迹被淹没，水准点石碑被当成垫脚石、捐款箱；历史院落不开放，例如僧王府、东棉花胡同拱门砖雕；帽儿胡同西口万宁桥等一些历史地标未开发。在商业快速开发的同时，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应该开放和重点展示的地方和内容，要么闭门谢客，要么埋没在熙熙攘攘逛街的人群中被忽略。 上述两类问题，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由于商居混住、市场火爆，业态调整压力增大，社会矛盾与纠纷相应加剧。主要体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 观代社会复杂多变，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政府与市场是不够的，因为政府与市场本身都存在着缺陷。“解铃还须系铃人”大量社会事务必须要由社会自行解决。随着社会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已逐渐在不少领域中取代了原先政府在社会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小政府，大社会”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美国是非营利事业发展较完善的国家，了解美国非营利事业的发展与运作可以为我国非营利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及范围 在美国，人们通常把社会上所有的单位、部门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或政府系统的部门，第二类是如公司、企业等的营利部门，第三类是非营利部门。非营利组织，简单地说，就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人们也常常用另外一些称谓如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或公益组织等来指涉它们，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强调了这类组织某一方面的特征。 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主要包括各类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医疗保健机构、专业协会、教会、工会商会、体育组织、文化娱乐组织、青年组织、老年公民组织、志愿组织、民间基金会、公益性团体、慈善机构等。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美国红十字会、洛克非勒基金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交响乐团、全球救助合作社、环境保护基金美国商会等，都是比较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的非营利机构，数量宠大，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广泛，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1998年美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组织达160多万个，约占美国务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为非营利组织工作，其财产总额达2万亿美元，年收入为l万亿美元。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妇女与儿童权益保护、老年人服务、消除贫困、就业、移民、环保、预防犯罪、社区改造、帮助少数族裔等方面，非营利机构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部分，非营利组织已经与政府、企业渐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勒蒙，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全球结社革命，
简政放权，社会组织承接好政府职能转移的建议 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取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主张将政府职能中“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政府把一些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由社会组织承接，从而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从2013年起，截止2015年1月，政府先后取消下放8批共858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然而，政府“交棒”之后，我省的社会组织能否“接盘”？又该如何“接盘”？ 一、广东省社会组织现状 （一）社会组织数量发展快速 据广东省民政厅公开数据，2009年，广东省社会组织有26627个，2013年有41317个，截至2014年7月共有4.4万多家，其中社会团体有1.9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有 2.2万多家。近年来，广东省社会组织年均增长10%以上，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广东省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预计到2015 年，全省社会组织总量将达到5 万个以上。 （二）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能力稳步提高 初步估计，2011年底广东有11%的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转移的职能，9%的社会组织有政府购买的服务；根据最新的省政协社法委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省社会组织能够承担政府转移职能的大概占15%。以此估算，广东省社会组织承接能力平均每年以1%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创新发展 广东省从2012年7月1日起，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找主管单位这个“婆婆”，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同时放宽行业协会商会准入条件，简化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程序实行备案制，降低公益类、慈善类、服务类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在资金额度、会员人数、登记程序、审批时间等方面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当然在降低门槛、放宽准入条件的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措施将更加严格。 （四）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支持有条不紊 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集中出台一系列文件：《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旨在要求全面推进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服务主体、服务范围、服务程序、经费保障机制等；《2012年省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第一批）》，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事务服务、行业管理与协调事项、技术服务事项、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和技术性服务等262项服务项目被纳入第一批政府采购服务范围。经过两年的运行，2014年7月2日省政府印发新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暂行办法》，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将不仅仅限于社会组织，而是扩大为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公益类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 国嘱学苑 历方非矧㈣理论研柏新也展 谢蕾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摘要］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政府失灵、合约失灵、历史传统文化因素；非 营利组织作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妥协方式，也会发生志愿失灵、组织目标转移等问题；非营利组织与 政府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合作型、补充型、对抗型。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政府，市场，公共物品。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３１４（２００２）０１—００８９—０４ 过去２０年里，一大批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世界美国内涌现，有学者称之为全球范围内的“结社革命”Ｌｌｊ。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以及实践家的广泛探讨，研究领域包括：非营处组织兴起的原因、发展历程，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框架下，非营利组织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影响等等。 一、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问题 由于各国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制度空间的关注焦点有所不同，所以对于非营利组织这样一种组织形态的叫法多种多样，例如“志愿者组织”（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ｏｒｇａ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慈善组织”（ｐｈｉｌａＩｌｔｈｒＤｐ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免税组织”（ｔａ）【一ｅｘｅⅡｌｐｔｓｅｃｔｏｒ），也有称作“独立部门”（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ｅｃｔｏｒ）。所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负责人塞拉蒙（ＬｅｓｔｅｒＭ．Ｓａｌａｍｏｎ）认为，对于第三部门的研究就是探索建立一个概念和实证术语的过程【２】。由此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很难成为一种形态明确的组织，它们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界限区分不够明确。 综合各种不同的概念界定，可以这么认为：“非营利组织”（ＮＰ０）是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 构的、超出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而独立运作、并且发挥特定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中心的有 关研究对其特征作了概括归纳Ｌ３ｊ：组织性（ｆｏｎＩｌａｌｏ聊ｉｍ．ｔｉｏｎ），指合法注册，有成文的章程、制度及固定的组织形式和人员等；民间性（ｎｏｎ鼬ｖｅｍｍｅｎｔａｌ），又称非政府性，即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也不隶属于政府或受其支配；非营利性（ｎｏｎｐｒ０６ｔ—ｄｉｓｔ舶ｕｔｉｎｇ），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进行利润分配；自治性（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ｍｉｎｇ），指拥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志愿性（ｖｏｌｕｎｔａｗ），指成员的参加和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和志愿性的。在上述定义和基本特征下，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形态得到了确认，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比较，也可以减少意识形态对相关研究的影响。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起源问题 有关理论对非营利组织产生原因的解释，是从第三部门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部门分解问题开始的。“第三部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一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谢蕾（１９７７一），女，北京市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与政府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８９?
从慈善机构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 摘要：至网络爆出“郭美美事件”后，与近年来快速扩大的捐赠规模相比，国内慈善事业信息公开的步伐明显落后。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着实害苦了需要帮助的同胞。本文由此事件为引，探讨社会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 关键字：“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玉树地震民间慈善组织政府管理体制 一、“郭美美事件”、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新浪微博的认证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遂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这便是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 在汶川大地震面前，国人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友爱，社会各界纷纷向受灾民众伸出了援手，这期间的慈善捐款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汶川地震大大激活了全社会的慈善要素，“全社会正形成一个拉力，把慈善组织拉回到社会的怀抱之中”。但是据当时一位民办NGO负责人刘某透露，各级政府纷纷致电要求数千家民办NGO将救灾筹款交由红十字会统一支配管理，“剥夺了我们对筹款的使用权，事后也没有明确告知筹款的具体去向，这让我们非常被动，甚至在企业和公众面前丧失了信任基础。”这种做法几乎全部民办NGO不同意，但政府坚持要求。这次声势浩大的“拉锯战”最终以民间NGO落败告终。“最有力的理由是绝大多数民办NGO组织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筹款。” 随后的玉树地震虽然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但是社会各界仍是慷慨解囊，但是据一位民政局的官员说“玉树地震的时候，民间慈善基金会所收到的捐款是非常多的，但是，应用的数额、范围、方式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导致钱用不到刀刃上。玉树地震时，灾民最需要的是医疗用品和食物，而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随意发放“慰问金”，送来卫生不合格的衣物。“这会导致灾民抢‘慰问金’，传播瘟疫，这不是捣乱吗？”玉树地震后，青海省财政厅紧急下发了《关于加强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通过任何渠道接收的各类救灾捐赠资金，必须自接收捐赠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部汇缴至省财政厅设立的“青海省财政厅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专户”统一管理，逾期不转入的视同违规处理。此举立刻引起了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强烈反弹。其中一位民间慈善机构负责人直言“这就使民间慈善基金会变成了善款中转站，我们的机构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很多企业的捐款是要求我们提供善款去向和相关证明的，政府的介入使很多企业不再信任和支持我们了。” 二、我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处境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NGO这个概念，NGO也被成为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组织，通常被称为“官办社会组织”或“官办NGO”。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NGO，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被称为“民办社会组织”或“民办NGO”。在我国，官办NGO 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们的政府背景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民办NGO更多的表现出‘草根精神’，甚至因为‘民间’的定位而一度被政府视为‘对立者’。 在汶川事件中政府对于民间慈善组织的不信任，是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举步维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与特征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 人类从地球上一出现就开始了群体生活的历程，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社会组织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基本单位。就“组织”一词而言，古已有之。在中国，组织的原意与纺织有关，是指用麻绳编织成布帛。在西方则渊源于“器官”，指的是自成系统的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结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组织的理解开始从传统的物的意义，逐步引申到人类社会层面。社会组织的概念由此而生。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把工厂、机关、医院、学校、商店等看作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把规模较小的人群如家庭、邻里、同乡、朋友群体等视为初级群体的具体形式。然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解却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被西方社会学誉为社会学创始人的韦伯认为，社会组织是法人团体，是一个用规章制度限制外人进入的封闭团体。美国社会学家凯普劳认为，社会组织是一种社会体系，有明显的群体认证，正确的成员名录、活动的计划以及成员的更替程序。综合学术界的多种看法，我们认为，社会组织是指追求特定社会目标、实现特定社会功能、有意识地组建的社会群体。它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军事组织、宗教组织等。 社会组织可以由初级群体或正式群体演化而来，但是当它被称为社会组织之时，已和家庭、氏族、邻里等初级群体高度分离。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共同活动的群体形式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群、血缘家庭和家族，以及稍后出现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社等。他们都是人类发展的初级群体形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阶级的出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活动日趋复杂，社会组织适应社会及社会成员的需要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但这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共同活动的形式还是以初级社会群体为主。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法适应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要。因此，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就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的产生，其动力来源于功能群体的出现，以及群体正式化的趋势。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功能性群体自然演化成了正规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的正式化，也造就了组织的形式。有学者认为，组织可以通过社会功能的专门化、社会动员和社会暴力三种原因而形成。现代社会的组织同样具有上述的特点，各有不同。象各种跨国公司是功能群体演化成的组织，而军队则一直是战斗群体正式化的产物。那种认为社会组织只能通过社会分工来产生的观点是片面的。[1]1．蔡建飞．生产与运作管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2 （二）社会组织的特征 主要特征有：①特定的组织目标。组织目标一般是明确的、具体的，表明某一组织的性质与功能，人们围绕某一特定的目标才形成从事共同活动的社会组织。组织目标是组织活动的灵魂，它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目标体系。②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 社会组织是由至少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系统。组织成员是相对固定的，成员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组织；社会组织如无固定的成员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实体基础，进入或退出一个组织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特别是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一般都要经过组织的考核与审查。③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并提高活动效益，一般都具有根据功能和分工而制度化的职位分层与部门分工结构。只有通过不同职位的权力结构体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或个人的活动，才能顺利开展组织活动并达到组织目标。④普遍化的行动规范。 它一般是以章程的形式出现，并作为组织成员进行活动的依据。组织的行动规范是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它通过辅助的奖惩制度制约组织成员的活动，以维护组织活动的统一性。⑤社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就每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它不仅自身要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