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
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睦协辑”(《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
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
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每一个事物又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普遍联系。西人所说的“关联思维”、“关联宇宙论”、“有机宇宙哲学”或“有机主义宇宙观”，今人所说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整体思维”。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自然－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彭华《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正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不容臵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1．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 (1)积极的入世精神 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2)强烈的道德色彩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3)顽强的再生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 “中和”思想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 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1)重道德而轻事功 在德智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远远要比知识重要。在义利关系上，虽然也有“义以生利”的说法，但“何必曰利”的观念却是长期深植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 这种文化取向，造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寻觅“良知”而鄙视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2)尚“义理”而鄙“艺器” 儒家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人们认为“为道之学”可以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 中国的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鼓励，并只是掌握在一些“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 (3)法经典而薄今世，尊“往圣”而抑个性 在文化学乃至科学方面，人们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而是对圣贤经传注、疏、训、考不绝。这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难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使学术得不到突破性进展。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1．儒家管理哲学 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 2．道家管理哲学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以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积极的哲学反思，并提出了统治者所需要的权谋和治术。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人们应按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老子说：“道常无为。”因此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哪些影响 一、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分析。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差异，由于中西方民族各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不同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的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我们从整体上很难分辨其孰优孰劣，只能从它们各自的利弊来分析。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利弊 （1）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具有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与源泉，以人为尺度与标准去疏解、衡量一切价值的精神。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奠定了家族本位、人伦本位的文化基调，因而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表现为以“人本”为逻辑出发点，即以人为万物之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去考察万物，于是在认知方式上必然把一切“人化”，由人的价值体悟物的价值，以人的规律来取代物的规律，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它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就是以善代真，以情代理。这种思维特征的优势是注重对人类自身的求索,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等方面的发展，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沟通与融合，易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弊端是忽视对外界的探索,思维易于走向封闭化,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在某种程序上抹杀了对象的客观性，具有泛情感化的倾向，因而不具备很强的发展后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对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伍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2)注重整体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以求得天、地、人、物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而不太注重事物的内部结构。这种思维方式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有机整体，使人能下化万物，上参天地，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制天命而用之，这就能使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这一独特的
弘扬中国传统管理文化 我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浩瀚无边、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曾经缔造了祖国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亦为发展我国与世界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我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除了蕴藏着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丰富遗产外,还包播着极为可贵的管理文化。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是维系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和发展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历史地、辩证地发掘与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革新创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文化,实现科学管理,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管理文化 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文化,是植根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土壤之上,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出发,以总结和概括我国管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原则与道德规范,有着严密的管理组织系统与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艺术为内容的管理文化体系。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管理文化,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总是建构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着当时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等制约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为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管理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又影响与制约着种种管理,两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管理文化的发展历史。 考察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必须遵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态度出发,既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形成和发展于封建社会,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又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学派林立,良莠并存。由此出发,不难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始终是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文化和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管理文化两大学派为中心,贯穿着《老子》、《孙子》、《墨子》等等彼此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关系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管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
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郭优良 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 思维的发展阶段。(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 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 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 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唐兰先生在《古 “象意”、 “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 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抽象事物,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诸子百家 通过对诸子百家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争辉夺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异彩。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思想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站在管理的角度，我们亦可以欣赏到传统思想所绽放的灼灼光华。 诸子百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流传千古，众多的思想大家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构建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在几千年之前便站到了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的高峰。诸子百家之中，对华夏文明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儒、道、法三大家。此外，墨家，释家、兵家等亦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出发，我将对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核心思想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人性化的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亦称孔孟之道，以圣人孔子和有亚圣之称的孟子为代表。以＂仁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中国管理史上人性管理的发源地，儒家在中国管理史上首创了人性化管理。儒家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礼治”、“德治”和“人治”构建和谐社会。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主张＂以和为贵＂，通过“礼”与“德”两种手段，实现人性化管理。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
伦”道德规范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在各正其位的基础上主张“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华夏历史上长期被国家统治者奉为正统。 《论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治国以礼，而礼之功用和礼之运用，是以和为贵”。由此也可见，儒家治国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为贵”，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一个“和”字。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当今疾呼人性化管理的初衷所在——在天时地利之外求得人和。 （二）儒家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儒家以治国为平台，形成了完整的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1、“仁”是管理思想的核心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指爱人，他集中反映了孔子本人的哲学观点。从“有教无类”到“德治”，从“亲亲”推及到博爱，莫不体现了孔子博施济众的仁爱思想。儒家以“仁”为管理思想的核心，站在较高的管理层次上突出了管理对人的关爱，强调了人本理念。 2、“五伦”是管理规范 儒家将五伦思想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依据天尊地卑、阳主阴从的理念明确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朋友之间、与外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从而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处理不同
中国传统管理要点无外乎以下八点： 一，顺道。这里的道是客观规律的意思，所谓顺道就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要顺应人心，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天有天道，人有人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都有其固有的规律。重人就是得人心，讲究的是人心向背和人才归离，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说法。 二，重人。重人就是得人心，讲究的是人心向背和人才归离，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说法。古今善于治兵的良将，总是把如何关心爱护部下作为治军的第一要务。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有本单位全体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才能兴盛。现在不少国外企业家倡导“仁治”目的就是搞好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以情感之，以心暖之。主动关心职工的生活，了解职工的思想，注意职工的喜怒哀乐，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福利、职工的子女问题是衡量其是否称职的重要条件，只有关心下级、想方设法为职工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排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因势利导地推动单位的发展，才能实现本单位的目标。 三，人和。人和与重人是辩证统一的，重和必然重人，只有重人才能达到“和”的目的。“勤政爱民”就是重人的体现，勤于政自不必说，能“爱民”才能“得人心”。将军对“视卒若爱子，可以之惧死”推而广之，在一个单位的用人制度上，上级能体恤下级、领导能体恤群众，就能得群众拥戴，上下协调自然使本单位太平和谐。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
如果能将孟子的“推已及人”作为自己的领导艺术，那么他所领导的一方必然政通人和。 四，守信。墨子曾写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言不信者，行不果”。 近日的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失去诚信，可以使一个巨头企业瞬间崩塌，万劫不复。 五，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六，求实。求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求实要注重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七，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 八，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探究 亚娜云望 摘要：目标上以生存还是以发展为优先考虑，行为上重视惩罚与问责还是重视激励与问效，风格上倾向保守还是进取，据此，可将管理文化区分为消极管理文化和积极管理文化两类。管理文化差异源于组织所处环境及其管理者对于环境的感知。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发于春秋战国，形于，成于汉，属于典型的消极管理文化。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消极管理文化的形成机理、话语体系结构、主要特征及其近代以来的应变。 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消极管理文化；积极管理文化 一、管理文化研究的旨趣 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看，管理文化研究有两大旨趣：一是研究不同管理的文化适应性；二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管理适宜性。 管理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德克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者如适应异质文化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如相互合作？对诸如此类的文化适应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一个旨趣所在。战后，随着跨国公司兴起，管理在不同地区的普适性问题受到学界关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式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霍夫斯泰德的管
理文化四维模型影响最大。 管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德克说：“管理不止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不同管理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分别适宜种环境？对诸如此类的管理适宜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另一旨趣所在。战后，欧洲学术界反思：欧洲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经济为什么落后于美国？并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的密切关系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企业的迅速崛起，日本式管理引起西管理学界浓厚的研究兴趣，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东因素。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开始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关于管理文化的分类研究，以查尔斯·汉迪四种管理文化理论最负盛名。 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经久不衰。相比而言，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起步要晚得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亦即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中外合资企业大量涌现，中外管理者经历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文化差异导致的管理冲突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纷纷呈现出来。数字表明，中外合资企业双合作顺利的不足30%，70%的合资企业遭遇“婚姻不和谐”（百度百科）。冲突现象激起了国学者管理文化研究的兴趣。当前国管理文化研究呈现三种现象：一是在对象上，对企业组织，尤其是中外合①Frederick Harris Harbison, Charles Andrew Myers. 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McGraw-Hill 1959. ②威廉·大卫，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朱雁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 ——诸子百家 通过对诸子百家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争辉夺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异彩。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思想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站在管理的角度，我们亦可以欣赏到传统思想所绽放的灼灼光华。 诸子百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流传千古，众多的思想大家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构建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在几千年之前便站到了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的高峰。诸子百家之中，对华夏文明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儒、道、法三大家。此外，墨家，释家、兵家等亦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出发，我将对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核心思想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人性化的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亦称孔孟之道，以圣人孔子和有亚圣之称的孟子为代表。以＂仁义＂为核心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中国管理史上人性管理的发源地，儒家在中国管理史上首创了人性化管理。儒家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礼治”、“德治”和“人治”构建和谐社会。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主张＂以和为贵＂，通过“礼”与“德”两种手段，实现人性化管理。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以“亲亲”、“尊尊”为立法原则，在各正其位的基础上主张“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社会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华夏历史上长期被国家统治者奉为正统。 《论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治国以礼，而礼之功用和礼之运用，是以和为贵”。由此也可见，儒家治国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为贵”，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一个“和”字。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当今疾呼人性化管理的初衷所在——在天时地利之外求得人和。 （二）儒家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儒家以治国为平台，形成了完整的人性化管理思想体系。 1、“仁”是管理思想的核心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指爱人，他集中反映了孔子本人的哲学观点。从“有教无类”到“德治”，从“亲亲”推及到博爱，莫不体现了孔子博施济众的仁爱思想。儒家以“仁”为管理思想的核心，站在较高的管理层次上突出了管理对人的关爱，强调了人本理念。 2、“五伦”是管理规范 儒家将五伦思想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依据天尊地卑、阳主阴从的理念明确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朋友之间、与外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准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中国人的这种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和限制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很自然地造成了人们往往以经验为直接依据来认识事物。由于对直接经验极为重视，人们必然会更加关心现实和讲究理性的实用性。这种来源于直觉经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认识层面只有一个直觉思维。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一、自我管理的大成:佛家文化中的“无我”与“舍法” 佛家文化以宇宙时空观来看待人类、看待人生，旨在使一个悲观的人类变成一个充满自信的人类，并教育人不断地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永远向着佛道迈进。人类为什么是悲观的呢?因为人一生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死亡，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苦难，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想让人类在精神上摆脱这样的命运———他放弃了优裕的贵族生活，苦苦修行，最后以包含宇宙的胸襟创立了佛教，以无限的时空看待永恒的生命。 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生与死是一回事，那不过是物理形态上的变化，生命是永恒的。 后继的佛陀们沿着佛祖的足迹，继续探索宇宙的真谛。他们看到人不能光为理想而活着;还要为当下而活着，于是让人们追求无念、无住、无相、无我的境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以忘我的舍法之境界最大限度地普渡众生。后来毛泽东主席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抱着只求耕耘、不求收获的信念默默地发挥好自己的社会作用、为他人谋幸福，也体现了他博大、慈爱的胸怀。忘我就是忘掉我，我是什么? 我是由非我之因素构成的，比如财富、权势、美色、莫名的烦恼等等。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劳动的时候，大脑一直被一些无谓的东西占据，诸如名、利，还为一些纠纷而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坐在飞机上，总担心飞机会掉下来———这些忧虑令人苦不堪言，哪能干好工作呢?如果从能量的角度分析，一有念头，能量即被占用，用公式表示即为: 能量剩余（现有能量）=能量来源-能量占用全心全意=身体状况-占用（财、色、权、烦等） =忘我 能量占用越多，剩余能量越少，做事情的状态就越差;如果剩余能量是负数，那就最好什么也不干，否则能量透支，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反之，能量占用越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纵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孔孟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变化的核心内容。所以谈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孔孟的管理思想就是必须要说到的。 孔孟的理想是实现仁政,孔孟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管理思想当然是孔孟之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研究孔孟思想可以发现,孔孟讲管理从不脱离道德建设,而把道德建设作为实现管理目标的途径,“修己以安百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两点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孟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就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来治理国家,把管理活动纳入道德规范。因为道德建设是孔孟管理思想的着眼点,所以,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十分强调道德建设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把孔孟的管理思想称为管理道德思想。孔孟管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管理者提出了从事管理活动的几项重要原则,它们是:一、“爱人”;二、富民;三、教民;四、“克己复礼”;五、“和”;六、义利观。 “爱人”,是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从事管理活动所应持有的态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可见“爱人”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怎样算是“爱人”呢?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人”态度,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和关心人,洋溢着道德的光辉。 以“爱人”的态度从事管理,势必致力于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文明程度,将之落在实处就是富民和教民。过去,有人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话,便以为孔子是空谈道德而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这完全是误解。孔子的这种措辞方法只不过是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和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绝不是主张贫穷。在孔子看来,能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超过尧舜的大圣人,就充分体现他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深切关心,对富民政策的高度重视富民以外,孔孟又强调教民。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管理,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老百姓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孔子所谓“教”,即提高道德水平。又,孟子在教导梁惠王怎样实行仁政王道时讲:首先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田产,安心生产,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要办好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搞好道德建设。富民、教民,构成孔孟的基本的管理政策。 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当然是“爱人”的表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道德。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具有道德文明的人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并非人与动物的区别点。由此可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包括“尽其心”和“求放心”正反两方面。“尽其心”是充分发展、扩张人的善良本心;“求放心”是把所丧失的善良本心找回来。孟子讲教民就是要贯彻其修养理论,通过教育的手段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帮助人们健全和完善人格,说 到底就是要使生物人成为完善的社会人以区别于动物界。这种教民的政策把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切进一步深入到了精神生活领域,更是“爱人”的深层表现,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使 孔孟管理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大大升华了。 主张教民者自古有之,但许多人忽视了教民和富民的关系。在孔孟看来,二者的关系是很显明的:富民乃是教民的物质基础。这从孔孟先讲富民后讲教民的排列次序上已经可以看出。孟子更深刻地阐述了富民和教民的正确关系。孟子虽然特别重视教民在管理中的作用,但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管理思想的几点感悟 邵大理 聆听了一个学期的人文精神和管理的课程，学习和了解了很多有关人文类学科的知识。这其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论题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我的长久思考。以下是我结合所学习的管理方面的知识，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问题的思考所写下的几点感悟。主要涉及到儒家学说中的“儒”、“仁”、“信”、“中”、“和”、“道”这几个基本思想。 1关于“儒”的思想 《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首办私学，除了传授弟子五经、六艺之外，同时也传授弟子们丧葬礼仪。后世多有记载，孔子一生非常推崇周礼，也熟悉当时的丧葬礼仪习惯，曾经亲自带领众弟子们为死者操办丧葬礼仪。后人甚至推测孔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此为生，苦苦支撑着他对恢复周礼，教化众生的理想。久而久之，后世就把孔子及其众多弟子、再传弟子所传播的学说称为“儒家”学说，孔子则成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 “儒”字在《论语》中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告诫自己的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以看出，“儒”这个名称的起源早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并且“儒”的名称本身并没有褒贬之分。而自孔子给“儒”分成了“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后，后世将更多的“君子”的内涵赋予了“儒”，而使“儒”具有了更多的褒义色彩。 我想说一下我对“儒”的理解。“儒”字拆开后是“人”和“需”，儒家学说的中心是人，本质是关于人的学说，讲述的是如何满足人的需求的学说，按现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认识方法上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在思想方法上以“月令图示”的辩证性为主要内容，在分析方法上则首选“取象比类”的推理性。 中国的传统思维可以说是直觉性和悟性的结合 （1）什么是直觉。直觉是针对某事务的直接的大致想法，可以说直觉来自过去的经验，知识的累积和重组，以及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 （2）悟性是高层次的直觉，有较强的领悟能力，由于悟性思维长于将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纳入人的经验，而不是进行部分的分析，因此，对事物认识只有概括性，同时还有点模糊性，缺乏了严密的而系统地论证。 （3）思维的模糊性，和朴素性促使人们用概括的语言笼统地直接说出格言式的定律和定则，然而，概括出的往往既具体对抽象的一般性结论。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随着国家组织化日益严密和国家同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致思趋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视线开始从先秦百家争鸣时的种形态在收缩，流连于道德领域；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合二为一的结构随之向前倾斜，即使是在科学思维范围内，发展的心有偏向，与哲学思维相的辩证性特别发达，却忽视了另外的分析和创造性部分。 但是在宋明清时期，“由数达理”“缘数寻理”“事物之理”这些新思维发出了点闪光，给传统性思维带来了冲击，从模糊的整体观过渡为有序的整体观。“月令图示”的辩证性，传统的思维方式擅长于从具体同一性出发，整体地，流动地，统一的认识对象。在思考方法上，一直倾向于发展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而拙于以形式逻辑作为分析的主要手段。是一种辩证思维，也是带有有机论色彩的过程性思维，认为万物都有生命，也包括非生物，这种观点代表中国的传统思维，说明中国人的思维则重于考察对象的相互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复杂情形，是把握对象动态联系的思维。也说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成为现代科学“代数”的摇篮，代数代表了中国传统思维对现代科学的代表。 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说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精于观察的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普遍联系的大量现象，利用进去和前人积累的经验，对事物的大致方向，发展趋势和整体效果做出预见和选择，还可以通过触类旁通去认识未能接触的事物，尤其是科学尚未能完全反映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