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摘要与建议 在关于少数民族与贫困的文献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例高于汉民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贫困的通常标准来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是：“何谓贫困？” 无论如何定义贫困，它都没有离开经济性指标这个基本。而经济性指标总是用“收入”——总是要转变为现金收入——来衡量。在这些定义之外，当前在反贫困业内（特别是NGOs）比较关注“权利贫困”问题。 在分析少数民族贫困成因时，研究者普遍会针对不同区域或侧重不同方面。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1)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2)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4)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在关于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方面，一般都认为其深刻意义在于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影响。 近年来，对权利贫困关注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原居民”的发展权利问题。然而，除少数学者的讨论外，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讨论也没有脱开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局限。一些人类学学者基于人类学关于“后发展”和“发展的人类学”的视角，提出要“创造不同话语和表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包含颠覆“贫困”的意图。比这种观点稍平实一些的主张则强调：注重培育发展主体，推动少数民族公民社会建设的责任和意识。 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如下两点作为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2）在实践活动中，应当鼓励本土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本土发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者或长期进行民族研究的学者以其公共的身份，自觉承当起联系民间与国家的桥梁。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宋宪萍,张剑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 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 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 [收稿日期]2009-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 [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贫困测量方法综述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何平 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对于贫困问题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本文主要从贫困的内涵介入，阐述了贫困测量的不同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贫困测量方法 Abstract: Poverty problem is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imarily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then expatiates different approaches about poverty measurement, also compares and evaluates these approaches. Keywords: poverty measurement approach 一、对贫困的理解。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把贫困看成是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态。早在1901年，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里提出的是基本生存要求实际上就为以后确定贫困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涉及到的是绝对贫困的概念。 社会学家则把贫困认为是个人能力（如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水平等）缺乏而难以维持人类基本福利水平的一个表现。这其中，一部分社会学家及人口学家把社会、行为和政治因素作为评价福利水平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不正当的行为，相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人认为，贫困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仅需要从物质层面上给予准确的界定，而且还要从人的能力和社会因素方面给予概括。贫困的内涵应该从经济福利（economical well-being）、能力（capability）和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贫困在经济福利水平上的表现就是贫困人口难以维持包括在经济上、心理上、社会政治方面最低的生存标准。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脱贫建议 *月*日至*月**日，市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深入**县**镇**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了当前**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和致富的愿望，分析了当地贫困户致贫原因与当前生活的困境，探讨了**村脱贫的出路和办法，明确了做好**村扶贫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村基本情况 一是地理位置偏僻。**村位于**县薤山脚下，****库区上游，海拔500米。一条乡道穿村而过，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大山，村庄大部分分布在乡道两侧，少数在大山之中。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提供全村人生活用水和农作物生长用水。四周大山为石头山，只长灌木，不长果林。 二是自然资源匮乏。村周围大山含少量硅矿，2004年已外包给矿商进行开采，但没给**村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村东头有一处天然温泉，2011年被**生态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但一直圈而不投，没有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温泉下游被开发为四个水池，主要用来饲养罗非鱼，现已经卖给**县水利局，也不能给村民带来经济效益。 三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资源匮乏，村集体无产业，村集体收入主要有硅矿厂每年缴纳的管理费1.6万元，一些零星发包收入和社会各界争取的援助资金，自身缺乏造血功能，集体经济比较薄弱。 四是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块：一是在外打工收入。该村18岁至55岁的男性劳动力中有60%以上在**、**、**等地石场打工，一般从事炮工、搬运工、司机等工种，石场工作收入是该村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该村18岁至30岁年轻的女劳动力主要在广东、浙江等地工厂打工。30岁至50岁的女劳动力中约40%在石场协助丈夫工作，60%在家负责照顾小孩和老人。二是在家务农收入。该村55岁以上劳动力80%在家务农，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全村共有耕田493亩，旱地347亩，人均田地约0.65亩，一个家庭平均种植田地面积约2亩，一年纯利润约2000元。三是养殖收入。该村在家务农农户多数喂养1头猪、几只鸡，供自己食用；有3个养殖大户，两家养羊超过100只以上，1家养牛8头以上，养殖收入每年5万元以上。 二、**村贫困情况统计及原因分析 我们对全村贫困户进行了逐一甄别，协助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贫困户进行了民主投票，最终结果在村委会进行了公示。**村共341户，1324人。贫困户120户，280人，人数占全村比重为21%。其中五保户29户，30人；无劳动能力低保户36户，58人；全家有1至2个享受低保、但家中有劳动力的低保贫困户32户，130人；一般贫困户23户，62人。精准扶贫中，需要重点帮扶的是有能力脱贫的农户55户。 从致贫类型看，55个贫困户中，因病致贫27户，占比49.1%；因残致贫13户，占比23.6%；因缺少劳动力、家大口阔致贫10户，占比18.2%；因灾、因学等原因致贫5户，占比9.1%。 致贫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文化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全村18岁以上年轻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足15人，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打工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该村劳动力大部分在石场打工，危险性大，该村因病因残致贫
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问题进行研究 一、引言 连续1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职责，“三农”问题的重点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为实现农村的反贫困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同时，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农民及涉农组织等的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资金需求的急速增加也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发展措施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再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决定了经济的增长，不可否认的是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解决农村反贫困问题，虽然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约束，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农村资金缺乏，使得农村反贫困进程仍然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1233家，但全国仍有超过半数的县没有村镇银行。由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设网点成本高，而农村地区居住密度低，金融业务量不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需要依靠自有资本进行运转，导致大中型银行投资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纷纷撤点农村。从农民这一方面来看，金融机构进入门槛高，贫困农民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取投资资金;而且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欠缺，随着农民工的增加，很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创业和就业，导致资金外流，很少在农村地区涉足通过金融领域进行融投资。自从20 世纪70 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就一直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总体上看，金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区域条件，这二者的关系都存在着差异，因此要因时因地而异，寻找一个地区的最优金融发展途径，最大限度的发挥金融减贫效应。如何发挥农村金融在反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的农资关系以及实现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贫困减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在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贫困问题的产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消极的影响。从现有经济理论和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支持前一种观点。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以Glodsmith(1969)为代表。他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金融结构的变化评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此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选取了35个不同国家的数据，而不同国家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可能对实证造成一定的影响。Buegess 和Pande(2003)运用印度农村地区1977～1990年的银行数据，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个数与反贫困之间的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每增加设立1%的金融机构，将减少0.34%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知名学者林毅夫和孙希芳等(2009)通过总结最新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最优金融结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银行和股市的地位可能在某个时间阶段上达到最优比例，同时指出政治因素可能导致最优金融结构偏离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中国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法学分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基础上，剖析了公共权力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探讨了开发性扶贫中的基础资源配置问题、分配正义与反贫困的关系问题、贫困者的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制定《反贫困法》的构想。 关键字：贫困，反贫困，反贫困法 我国的反贫困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包括一系列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应将反贫困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将其形成为人们彼此之间普遍信守的权利义务系。简言？我国应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各种扶贫关系。 一、贫困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贫困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国际原因、宗教原因等之外，还包括这些原因背后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法律制度的障碍。 我国农村中的贫困原因与城市中的贫困原因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城市中的贫困与因国企改革而增加的下岗工人有着较大的关联，这种贫困是一种失业型的贫困；而农村中的贫困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贫困的制度原因进行分析，农村中的贫困在较大程度是由不良制度或缺乏良好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缺陷我们可以举出若干方面，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又包括微观层面的制度缺陷，诸如农村的自然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在相当程度上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从根本上讲又是我国在建国后长期实行不平等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导致了国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法律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的实质又在于优先发展城市的旗帜下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确立了低代价转移农村资源的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农民应有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进而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国家力图通过制度变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制度在目前并没有彻底变革。如农村信用社中就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村信用社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大量转移农村资金，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信用社平均每年转移资金20XX 亿元左右。① 又如1952 年- 1989 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
文献综述 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贫困问题不断地凸现出来，因此国内外的研究学者都对农村贫困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中国关于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并且取得很多的成果。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在1993年提出贫困的概念，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以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贫困的含义不断深化。从单纯生存需要所定义的收入贫困发展到综合了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贫困。 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社会发展峰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行动纲领》，召唤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峰会强调，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公正。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是否成功，并不单纯看国家财富、投资或生产率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看居住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在《缓解中国贫困的一体化战略》中指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大降低了收入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潜在效果。”森（2003，中译本）在其《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报告中指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
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 经济增长不可否认的对解决贫困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仅依靠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贫困现象，因此个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反贫困政策以企图实施更全面的措施。目前关于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归结起来主要包括地域、公共政策、经济增长、社会性别、可行能力、人口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研究。 王萍萍（1999）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按聚类分析方法分为四类地区，分析每类地区各自的贫困特征，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政策；朱玲、汪三贵、李小云、胡敏华等人研究认为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创新性不够造成了中国农村的贫困的问题，要通过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对农民赋权才能解决贫困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贫困问题的关注点慢慢转移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研究上，林志斌、王越李芝兰韩建民等人开始从性别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阳等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劳动力迁移同贫困的关系，主张通过户口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转，保证劳动力的迁移；原华荣、钱宁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仅是经济贫困还表现为文化贫困、社会贫困、精神贫困，要从价值观等角度进行改造大力进行文化扶贫、精神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与国家实施的政策是分不开的。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同时采取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