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给人以很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韩非奉行法治的优越性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下，韩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倡导依法治国，韩非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阐明其合理性，为法治思想扫除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碍。韩非所有的法制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法制，他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选择甚至唯一出路。对于这个思想前提，韩非做了说明。
（一）道的无为与依法赏罚蕴含了法治的正当性
韩非认为，人要图谋远虑、功成名就，就必须效仿道家的虚静”无为”①。（“无为”指经过有为的思考，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即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做作。）他告诫君主，携带喜恶之心对待百姓只能引来麻烦而事与愿违，达不到治国的目的；治理国家应不存喜恶之心，推行法治、依法赏罚。
（二）人的自私自利推导出了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应遵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况。那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呢？韩非指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好利恶害，①源于“《韩非子》与道家”一贴来自国学数典论坛- 国学数典论坛- 数典研究（原创文章、不发布书籍）- 经学诸子研究- 发表于2010-12-29 16:50:30 本帖最后由抱真子于2010-12-31 12:45 编辑
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在韩非看来人不仅好逸恶劳、天生懒惰，而且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对于本性如此的人，若不用法加以惩治，必然发生混乱；如果依法赏罚，则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法的功效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强调法术的功效性，他指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仁道，苟乐而后患无穷。②进言之，推崇法治是因为法术具有工具价值，依靠法术治理国家能够事半功倍。在韩非看来，法具有工具性，便于处理各种事物，为了增强它的效果，在立法之时就对功害进行了权衡和取舍。
（四）时代变化和道德软弱印证了法治的唯一性
在利用道德手段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韩非反驳说，古代资源多，人口少，人民生活不费力就可以吃饱穿暖，所以不必争夺。如今的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变化，治理国家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识时务者应抛弃先王的老条框，针对新情况制定出新方法和对策，韩非呼吁不断变法，随着时代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他强调，法术优于道德，道德的仁义只能起到纵容娇惯的作用，不能改变人好逸恶劳的本性。
总而言之，韩非在这四个方面互相印证了他奉行法治的信心，并为依法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韩非奉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②《殊途而同归，墨子与韩非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作者：魏义霞来源：《齐鲁学刊》时间：2009年第三期出处：新
法家
在这方面，韩非的法学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展开，并在法、术、势三位一体③的建构和实施中伸张了自己的法治路线和立法原则。（一）法、术、势三位一体
法家学派源远流长，韩非的法学建构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先驱，是对其吸收和借鉴的结果。法、术、势也不是韩非的独创。
关于这三派，有更权威的描述。我且引用。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他的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怕的对象，好像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故此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在借鉴前人思想资料的过程中，韩非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他强调法术势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二）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层次
韩非认为法治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禁心、禁言、禁事。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治达到极致，不仅可以约束人的行动、言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思想。人们迫于法律的威严而不敢造次的结果是法、术、势巨大威力的体现。
③《韩非的法、术、势思想述论》作者：娄松吉林大学来源：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其实，法家推行的法治和儒家的得知主张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具体地说，道德给人提供的是最高理想和审美目标。道德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塑空间，使人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法律规则规定了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
三．在韩非思想下的和谐社会法治
(一).韩非启示之道德与法
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空前的伟大壮举，这种新型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偏离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和谐社会需要与之配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当前，人的道德水平也参次不齐加之物质利益的诱惑，让每个人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等于天方夜谭。
在这种情况下，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的多。有人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说成是道德滑坡和精神堕落，这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这些现象的泛滥是一种道德滑坡，那么，导致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法制观念的不健全。许多人趁改革之机，钻法律的空子，加之打击不力，致使问题越聚越多。
要根治这些问题，加强道德教育很必要。但其根本出路健全法治制度，用完备、详尽和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每一位公民的行为。韩非认为，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韩非这段话引人深思：“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二）韩非启示之法治与普法
韩非认为，要真正推行法治，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凡事都讲以礼相待。这种观念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以法律为依据来理顺各种关系。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制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韩非以法为治的言论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法治实现的前提是法律法规的详尽健全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这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治建设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然而，许多环节仍处在初步阶段，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想象仍然存在。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时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空白和欠缺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许多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就根本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遵循，这给执法人员判案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造成了公民行动和思想上的困惑。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完善法制法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实现是靠人来完成的。有了法律条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深入人心，成为有力的武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就是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即最大限度的让每一位公民都知法、懂法。在成立新中国后，我国曾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扫盲工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盲比例很高，大多数中国人还不习惯办公证、请律师、签合同或订协议，有些人甚至一直沉睡在礼乐教化，一诺千金的神话中。这种现实状况要求
有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必须加大普法的广度和力度。使法律走进每位公民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形成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韩非及法家的思想言论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韩非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思想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形成他的法治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 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 (《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战国时代韩国人，自幼喜形名之学，后师从荀子，并深化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历史上受儒、墨、道、法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韩非子本人重事功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韩非子是放在李悝、吴起、商秧、申不害等政治人物的历史链条中理解韩非子思想的，但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更应该放在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理解。 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墨子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但墨子的重法思想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论证。中国思想发展中，经过韩非子之前的百家争鸣，墨子重法思想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更得到了充分的暴漏，韩非子意识到墨子思想的这个弊端，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粥，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清醒地意识到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不足，一改荀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进路，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完成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在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割裂道、人关系的思维倾向，在儒、墨、道的初步融合中，子思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断克服了老子思想中存在的脱离是要素发展、空泛地谈论道的理论思维倾向。庄子虽然承认道与是要素之间的不可分离，但庄子强调“为是不用而寄诸庸”，割裂了道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提
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的观点。荀子看到了庄子思维存在脱离是、彼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空泛地谈论道德的弊端，荀子认为没有不表现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过程的、独自存在的所谓“道”；凡“道”必然表现在是要素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必然表现在是、彼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庄子希声之乐、无迹之行是一种想当然的杜撰，“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这样的思维导致庄子的思想“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施行，岂不过甚亦哉？”。韩非子接受了荀子对庄子思想的批判，说：“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人之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彻底否定了庄子的思想，“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坚持从道、名相互结合的角度阐述和理解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思想，反对庄子一是非、合同异的思想，提出：“道者，万物之始也，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的不同的名；从动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都必须遵守的“法”，“因道成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法者，事最适者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
简评韩非“法治”思想 [摘要]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韩非法治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法治的形式特征。最基本的以法为本，强调法、术、势结合并用。 1、在立法上，强调要制定颁布和公开成文法，做到有法可依。“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布之于百姓”、“境内卑贱莫不闻知”。 2、在执法上，要做到有法必依。“明主不游意于法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信赏必罚”。 3、在司法上，要做到“严刑重罚”、“重刑止奸”、“重刑爱民”。 4、法治的功能和目的上，“禁奸”、“正行”，强调用法律劝科农桑，奖励耕战，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二）法治的实质 作为君主专制的狂热鼓吹者，韩非的法治理念中，君主是第一位，
是权力的核心，也是权力的当然享有者和享受者；作为臣民只能以义务为本位，时时处处尊崇以君主意志制定的各项法规法条。所谓“法治”只不过君主专制政体下实行“人治”的工具，是“术”而不是“本”。 二、韩非法治与古代西方法治 由于古希腊和古雅典商品经济的发达，思想控制相对于古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要宽松得多，言论自由氛围较好。从而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亚里士多德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政治学》一文中已率先提出法治的理念。他在设问：“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结论是“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而比亚里士多德晚出生100年的韩非的思想相比于亚氏的法治观点，虽然两者在法律关于法律权威性、稳定性、平等性（韩非的平等为形式的平等）等方面有近似的论断，但其实质却大相径庭。亚氏主张的法治来源于其宪政理念，主张建立兼顾财富与公平自由的共和政体，由中产阶段执掌政权。而韩非主张则是寡头政体（该政体类型被亚氏称为变态政体），基于政体观的不同，所以两者的法治本质大不相同。亚氏的法治理念接近现代的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源流于亚氏），强调以良法为治国之本，而韩非之以法为术，恶法亦法；亚氏的法治理念强调“多数人决定，保护少数人利益”，而韩非的法治的确保君主意志和利益，或保障大地方阶层的根本利益，对平民的利益压制、剥夺；亚氏提出议事权、
浅析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一) 论文关键词：自利自为以法代德 论文摘要：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现象的冷静观察，激烈抨击儒家学说，在继承并发展荀子人性论及早期法家“法”、“术”、“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代德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当时社会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当今“以法治国”战略提供了借鉴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新型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史记》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木于黄老。”(《史记·老庄中韩列传》)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亲历了韩国的政治斗争，数次书谏韩王建议变法，但均未见用，他因韩国变法不彻底，政治腐败，而自己又不能见用，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老庄中韩列传》)，总结以往变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立了一个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也正是这一理论，包含了韩非所特有的伦理思想。 一、韩非的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己经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利，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经济制度，使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政治上，西周时期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开始动摇。各诸候国、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而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礼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观念逐渐兴起，并被各诸侯国所实行。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尖锐而集中的则是建立、巩固封建制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矛盾。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各国的变法改革和夺权斗争。在这种急需加强君主集权，巩固封建制度的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呼唤下，韩非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二、“自利、自为”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师从苟子，其人性论虽受了苟子性恶论的影响，但并没有走苟子“化性起伪”的道路，正面提出自己的道德主张，而是主张“因”之立法，不是化之积德，从而走向非道德主义。他认为人的这种利己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即只能“因”之，而不能“化”之，这就是韩非人性论的从木炸点。正是3于人性“自为”的观点，在韩非眼里，人与人的关系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买卖关系。 就君臣而言，韩非明确认为，君臣“利异”，因而“君臣异心，……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饰邪》)。这样君臣之间就只能是一种买卖关系。 在论述君民关系的时候，韩非反对把君主说成“民之父母”的说法。他说:“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明主”对于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平安则用其力。”(《六反》)这就是说，君主爱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君主统治人民的口的是要人民为自己“尽死力”。 就父子家庭关系而言，“为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又盛壮成年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谯之。父、子，至亲也，而或憔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更有甚者，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枉，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在韩非眼里，人类自有家庭以来的血缘伦理关系完全成了冷漠无情的计利关系。 韩非从人性“自为”这一根本观点出发，认为“利之所在”就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唯一动机、目的和内容，韩非正是根据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这种看法，做出了以法代德，否定道德的作为。 三、韩非对儒家仁义“德治”的批判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法家的代表人韩非子主张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也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独霸中原的一个关键点，自秦国开始，就已经实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体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他认为推广仁义都是在空谈，他的“法治思想”反对着“儒家思想”，君主应该采用手段统一自己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统一起来，治理国家应该制定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也因为他的轻罪重罚思想，导致了后来因为滥用权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时非常的重视并且重用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且推广实施韩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韩非子在收到重用后，也遭到了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羡慕，李斯与韩非子出师同门，因此密谋毒死了韩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说韩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律的起源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国家政权，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也认为在追求利益的社会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两千年的法治社会也和我们现在追求的法治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刚建立起的法律下还不是很成熟，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虽然说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有利也有弊!法律成为了当时统治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秦国虽然因统一六国而强大，也因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换代。 韩非子的著作 韩非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韩非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韩非子·说难》、《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物权》等等。 他的著作多以寓言故事为主，其形象生动的表述了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些寓言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但却真实客观。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时期，他是当时势力最弱的韩国的贵族，从小口吃，但是天资却非常的聪慧，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大手笔，非常的有才华，再加上他的见解也十分的深刻;他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入灭亡，于是向韩王说了自己关于治国的意见，但是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子非常的失望，不过却斌没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罚明威，就是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威信；（3）信赏尽能，在奖励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听责下，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进行评判；（5）疑诏诡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
浅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好利”说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他以人的生理需求为根据认为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性好利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是利益的结合。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说以“利”为出发点，以“得到利益”为最终的归宿，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均是出于“人性好利”说。从“人性好利”观念出发，韩非子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私自利的，本性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利益的驱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如夫妻、父兄、侍从以及君臣之间，都是凭利益关系的驱使来保持的，这也是人与人交往当中最为危险的几种社会关系，由于人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这势必导致各自社会身份的不纯粹性。他与儒家学说突出人性本善、和谐相处之道有所不同，而是一针见血刻画出私有社会条件下人性趋利的本质，说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只有明白这点，君主在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社会制度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既有求利的本性，就会趋利避害，体现在人性上就是畏惧错误，害怕被惩罚，称其“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这种观点随后成为其法家思想的根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那么，人就会畏惧法律，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要将“法治”推行到国家治理中，非常时期必需严法，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很多法家学说及治国方法，又将其总结与升华，使之更能与当时秦国的社会相融合，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其“人性好利”说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国家社会缺乏中央集权制，人口等流动性太大，文化也多元化，思想与思想的碰撞空前旺盛，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个性存在成风，韩非子的学说正符合这种思潮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符合统治阶级对政权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威的体现，所以其对道德的理解、发扬，正是为了迎合他后来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对法治的推崇更是有着绝对的实践价值。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概念，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韩非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一）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和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因而他主张明法，要求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既反对法外行仁，又反对“释法任私”。他甚至赞同商戟的观点，要求统一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禁止一切有俘于法令的思想、言论。韩非曾设想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法治国”的理境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是故无事则富国......”，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认为要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
简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皮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内容提要：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抨击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以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认为统治者只有制定严酷的律法，掌握好赏罚二柄，才能有效的对国家加以管理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本文从“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两方面，对韩非的“法治”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 “法治”的提出，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在《商君书》中又称“垂法而治”、“缘法而治”。“法治”中的“法”，指的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规范；“治”指的是以这种规范作为约束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这种“法治”的理念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1]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法治”思想。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吸收了前期法家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一、“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韩非“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一个是“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韩非的历史观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和保守。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根据时代的变化，国家的治国方法也应当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批评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认为如果在当今之世仍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的傻瓜。因此他得出结论：“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心度》）韩非提出这种历史观的目的，显然是在为当时法家所推行的法治制造理论根据。因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社会风俗变了，政治制度亦应当变化。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就是用暴力解决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代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义说教都已不合时宜，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急世之民”。 韩非的人性论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根本不可能通过后天人为的教化而改变，即不可能“化性起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一切活动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比较。他以舆人和匠人为例：“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不仅如此，韩非认为即使是亲子之间，也是“以计算之心相待”。从以上的观点出发，韩非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不计厉害关系的仁义道德，也不承认有什么道德特别高尚的“圣人”。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这种本性无法改变，因此所有的道德教化对人来说都是软弱无力的。对于统治者而言，为了达到维护统治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且只能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严酷的刑法来制止民众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用利益为诱饵，使民众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简言之，就是以赏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 韩非根据他进化的历史观和“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指出了道德教化的失败和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要求“不务德而务法”，从而比较系统的为“法治”思想提供了一套理论。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
金光1108027 11级法英一班 1、2、3 韩非子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 一、性恶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基础 韩非子通过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得出“性恶”的论断，为了弥补人性的这种缺陷，继而提出“厚赏重罚"的法治思想，用法的手段来限制、阻击人性恶的膨胀，最终达到韩非“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所以性恶论是韩非哲学的基础。 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人皆好利恶害，“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就是说好利恶害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 5 二、自私自利的人性 他认为这种关系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性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情无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非亲非故的人了。韩非从他的举例来引申他的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无不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使然，他用这种偏激的言论阐释自己的人性论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子女采取功利的态度，也并非所有的妻子都想杀害自己的丈夫。然而，韩非这种犀利的言辞具有当头棒喝、令人猛醒的功效，使得这事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6
读《韩非子》 ——韩非的法治思想 传统将《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它集中宣扬了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论。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并不仅仅是集先秦法家于一体，更是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使得韩非在论述法治思想时左右逢源，更具合理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难三》篇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由此可见，韩非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集”的法律条令，是一种“设之于官府”的统治工具，是一种“布之于百姓”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在于赏罚。表面上，他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来都只是当权者安抚民心，骗取人心的一套华而不实的说辞。 在《韩非子》中，韩非并没有系统的罗列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只是务虚的论述立法执法等方面应该贯彻的一些基本准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立法方面，韩非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八说》说：“法所以治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制定法令，必然会有利弊之分，所以立法时必须考虑其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无完法”，韩非 在立法前先权衡利弊，是颁布的法律符合实际而非理想，实际上是追求法律的最大合理性。 第二，立法是必须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立法的因时制宜原则实际上是功利原则的延伸，法律的制定因时因地而变，符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法律的最大功效，这反映了韩非的变法论精神。 第三，法令必须统一，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一条看似与上一条所说的变法论相矛盾，其实不然。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说，这就是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法令一旦制成，就必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否则法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因为法律是全国臣民奉行的行为准则，统一固定，百姓才好遵守，朝令夕改，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且“不擅其法”，也给奸臣贼子造就了可乘之机。“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利则道之”。所以，韩非认为“法其如一而固”。 第四，法令必须适应于人的性情，容易了解，便于实行。《用人》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明主之表易见，故约之；其教易之，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 法既然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就必须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具有其通俗性和可行性。如果深奥难懂，或通过努力也做不到，人们就会“私怨生”、“伏怨结”，就会背叛君主。 常言道：“法不责众。”如果制定的法令人们都无力做到而只能违反，那就会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法就是有违情理的，是行不通的。 第五，法应该详尽明白。《八说》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制定法令，既要简明，又要详尽。法律太深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不能达到容易了解容易实行的要求； 法律太简单，有些情况找不到法律的依据，就会有人趁机钻营。所以，法要简明详尽，构建一个明确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