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是学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虽然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承担证明责任。在实体法规定的情况下,被告人应当承担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被告人为证明自己无罪,还应承担部分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
关键词:证明责任被告人提供证据责任说服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任何证明责任。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被告人来说,在不负有罪证明责任这一点上是绝对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应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证明责任。还有的学者对于被告人是否承担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拟对此问题进行以下分析。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要探讨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首先要明确证明责任的含义。证明责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学者对证明责任含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概念相同,可以相互替用;1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包容了举证责任。2实际上,两者的内涵其实相差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证责任的意思。3在本文中,笔者统一采用证明责任的概念。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主观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案件事实真假不明时,在法律的判断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也叫做实质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负责证实事实的责任,使当事人希望审理某种事实时提出一定证据的责任,也叫形式的举证责任。4在德国诉讼法中,在德国诉讼法中,证明责任的含义有二:一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二是指在口头辩论结束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未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为构成要件的法律发生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不利益。5英美法系关于证明责任的解释为:“一是指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以使案件教与陪审团评议的证据的行为责任;二是指当事人对交与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成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不利益。”6结合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的定义,我们可以把证明责任的含义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二是说服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法律预先规定的,原则上由公诉方负担,不能转移给被告人,而且其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主观的证明责任则由双方当事人承担,随着诉讼的发展,可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互相转移,对被告而言,其对事实的证明标准达到合理性即可。
“单位证明”能否成为刑事诉讼证据 “单位证明”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以组织名义出具的证实某一事实的书面材料。许多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会遇到作为证据使用的“单位证明”。有人认为，“单位证明”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因为它是以组织名义出现的，而组织又必须通过某些个人以证人证言的形式来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 1.符合证据条件的“单位证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只要“单位证明”反映的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应当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其次，“单位证明”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这也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书证的表现形式。第三，某些涉及案情的年龄、职务、价格等问题，无法来用证言解决，仍需要由有关单位以组织名义出具证明来证实。 2.“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是有
一定范围的。根据“单位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均属间接证据的特点，并按其所需证明的内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户籍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出生年月日的证明。主要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否属于限制责任年龄，以及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对象，如拐骗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这些通常由公安户籍部门出具。二是身份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工作性质、职权范围的证明。主要在一些特殊主体的犯罪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是否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职务、职权范围，都需要用这类证明来证实。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三是单位性质证明，主要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四是天气情况证明，主要用于与案件有特殊关系的情节。如在雨雾天气的视力能见度、路面防滑度等。这通常由气象部门出具。五是其他证明，主要是证实一些其他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证明。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单位工作时间、厂休日等证明，也可以作为印证犯罪嫌疑人在发案时是否有可能在上班，以确认其有无作案时间的间接证据。 3.在刑事诉讼中判断、使用“单位证明”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审查“单位证明”本身是否真实、是否有伪造的可能。
“单位证明”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 1.符合证据条件的“单位证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只要“单位证明”反映的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应当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其次，“单位证明”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这也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书证的表现形式。第三，某些涉及案情的年龄、职务、价格等问题，无法来用证言解决，仍需要由有关单位以组织名义出具证明来证实。 2.“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证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是有一定范围的。根据“单位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均属间接证据的特点，并按其所需证明的内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户籍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出生年月日的证明。主要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否属于限制责任年龄，以及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对象，如拐骗儿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这些通常由公安户籍部门出具。 二是身份证明，指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工作性质、职权范围的证明。主要在一些特殊主体的犯罪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职务、职权范围，都需要用这类证明来证实。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出具。 三是单位性质证明，主要用于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这通常由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工商管理机关出具。
四是天气情况证明，主要用于与案件有特殊关系的情节。如在雨雾天气的 视力能见度、路面防滑度等。这通常由气象部门出具。五是其他证明，主要是 证实一些其他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事实证明。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本 单位工作时间、厂休日等证明，也可以作为印证犯罪嫌疑人在发案时是否有可 能在上班，以确认其有无作案时间的间接证据。 3.在刑事诉讼中判断、使用“单位证明”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审查“单位证明”本身是否真实、是否有伪造的可能。为排除有人为了 某种目的而伪造单位证明的可能性，可从“单位证明”的出处、形式、有无印鉴，印鉴是否真实，收集程序是否正常等方面进行审查，防止以假充真，造成错 案。 二要审查出证内容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单位证明”如和案件事实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与情节的，则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三要审查“单位证明”的内容是否应由单位出具。“单位证明”只能就其单位的行政行为、业务活动范围、规章制度以及属于本单位的案件当事人身份等有关 内容出具证明材料。 四要审查出具证明的单位是否具备出证资格、其内容是否真实。在使用“单 位证明”时，要审查出证内容是否与出证单位的职能、权限相适应，确认不是伪 造和其内容的客观真实，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此外，“单位证明”除由本单位 加盖公章外，原则上应由证明的经办人署名，以防在出现差错后便于追究其责任。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 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 （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证明责任制度是诉讼法的重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通过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可以让控诉方受束于法律不侵犯人权，同时又能及时完成控诉任务，实现刑事法规范真正公平高效的运作。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让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被告人仅需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承担 刑事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就控诉方（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相当于控诉方，对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问题本文不作另外的分析）和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由谁来承担提供证据和就争议的事实进行说服的责任，并在证明不力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于刑事证明责任而言，其作用则在无罪推定的理念基础上，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寻找平衡，以求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公平的实现。 一、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比较分析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证明责任”一词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包含了以下两层意义：一、提出诉讼主张的人应对其主张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二、双方均不能提出证据时，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即所谓“原告不证明，被告即获胜。”古罗马的证明责任制度对后世的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都传承了其关于证明责任的主要观念。 第一、英美法系中证明责任涵义。根据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证明责任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在我国法学界通说认为举证责任一词与证明责任同义，为避免误解，本文不使用此概念）和说服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说明责任只能由控诉方来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说明责任则是控诉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保证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如果需要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控诉方则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败诉结果。 在英美法系双方相互独立且层次不同。首先，两者要求不同，前者要求标准较低，以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或“表面可信”之程度为要求；后者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如被告人只需对有罪的证明提出合理疑点，其辩护即可成立，而控诉方则需
论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一) 摘要及关键字：我国在诉讼证明问题上的研究一直薄弱，长期以来亦缺乏对免证事实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在此方面的研究有所加强，但论者大多都把目光集中于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而鲜有系统涉及其刑事诉讼领域者。这种“一只脚走路”的状况势必会从理论到实践皆影响到我国证据法研究的发展，故本文试就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求教同仁。 一、刑事诉讼中设定免证事实的必要性在诉讼证明活动中，一般而言，诉讼当事各方都负有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以便能说服法官接受本方诉讼主张，否则就要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故法谚云“证明责任是诉讼的脊梁”。但是，并非所有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都有加以证明的必要，也就是存在“一切事实必须以证据予以证明的总原则的例外”。〔1〕这种可以免去其主张者之证明责任的事实即免证事实（亦称毋庸证明的事实）。免证事实之所以在诉讼中成为必要，乃在于以人的认识活动为基础的证明活动总是建立在特定的人类常识性认识基础之上，〔2〕而无需重复一些正确性显而易见、不应有合理争议的事实；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事实作为证明的起点，我们在诉讼中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关键的争点上，使论证更有针对性，从而得以提高证明活动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正是鉴于免证事实的重要性，国外各相关证据立法均有明文规定。但在我国证据法实践中，到目前为止却只能依靠几个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来维持，1]而立法上的落后与我们在免证事实理论研究上的薄弱不无关系。虽然现在的研究状况有所改善，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均是对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讨论较多，而鲜有涉及到刑事诉讼领域。2]这实际上与我国一直以来过分强调刑事诉讼中发现客观真实的传统有关。通常认为，刑事诉讼中由于指控机关承担证明犯罪的全部责任，而且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3〕如果哪一个事实没有查明其真相都可能导致放纵犯罪或冤枉好人，对待案件中的每一个事实和证据都要求慎而又慎，因此若要说哪个事实可以“免证”，似乎就心存戒心。然而，当今人们已经开始对这种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制度设计进行反思，因为其并没有像它的设计初衷那样很好的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且在增大了司法资源投入的同时却降低了诉讼的效率，以至于时常听闻公检法机关抱怨超负荷工作。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而低效率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中的任何一方“都回避不了投入与产出这一经济机制的调理”，〔4〕都必须考虑如何以最小成本来获取最大收益。免证事实作为“一种审判上的捷径”，〔5〕体现了诉讼证明活动对于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它免去了当事方不必要的证明负担，减少了司法成本的非必要投入，可以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合理地投入到解决争议所最需要的证明活动上，使诉讼证明更加高效。如果把刑事程序复归到诉讼形态上来观察，无疑，国家必须在其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而刑事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则决定了必须科学配置这些人财物的投入，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运转，否则国家刑事司法体制将不堪重负。从这一角度上讲，免证事实的设定对于刑事诉讼来说不仅符合规律，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二、司法认知的事实司法认知（JudicialNotice）是一个来自英美法的概念，其渊源可以追溯至一句古罗马法谚：“显著之事实，无需证明”。〔6〕现代证据法理论上，它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某些特殊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即直接确认其真实性而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情、据以裁判的依据，从而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或“审判上的知悉”。〔7〕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司法认知是法官对于某些特定事实的一种确认行为，作为审判上的认知，其主体只可能是行使审判权的法官，而不可能是当事人或控辩双方。换言之，当事人或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某事项属于司法认知范围，则只能向法官申请予以认知而不能自行认知。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单方面规定控方免证事项，无疑不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对法官的司法认知作出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是一直存在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活动中的司法认知主要有：众所周知的事实（包括显著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和经验法则。它们作为沟通人类常识性认识和诉讼证明认
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也称证明客体、待证事实或者要证事实，是证明主体运用一定的证明方法所要证明的一切法律要件事实。 （一）证明对象的范围 1、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包括： （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可以分为：①犯罪事实是否发生；②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③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方法等； ④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包括危害后果与犯罪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主观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以及犯罪动机和目的等；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否追究刑事责任。诉讼理论界为指导司法实践，将上述需要证明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概括为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 （2）作为从重、加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理由
的事实。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4）排除行为违法性的事实 2、程序法方面的事实包括：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影响采取某种强制措施的事实； （3）关于耽误期限是否有不能抗拒的原因等事实； （4）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 （二）免证事实（不需要证明的对象）
免证事实一般包括司法认知、推定和自认三种。具体来说，在我国，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1、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 2、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 3、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 4、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 5、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 谁承担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
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 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 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 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 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 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 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 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 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 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 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面含义确有不同，但是人们在长期使用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 经赋予它“证明”的含义。人们讲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包有证明责 任的含义，即不仅指举出证据的行为责任，而且包括说服责任和结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一) 论文摘要 “证明责任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理论界对于“明责任”概念的争议而导致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化。笔者认为，在新刑诉制度中，证明责任承担主体应该单一化。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不利后果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任何事物的属性特征必须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否则，往往因各位学者论及的范畴相异而导致观点难以趋同。所以在论及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前，我们先给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下个定义。 在当前我国诉讼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看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也称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收集和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罪重还是罪轻的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即指诉讼主体要求法院就其主张作出裁判，对主张的事实，承担提供证据的证明责任。我国大多数刑事诉讼法教科书都采用这种观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进行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中，应当由谁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承担证明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责任。”（1）这种观点，侧重于举证行为本身，看重行为的过程，而不重视行为的结果。 （二）结果责任说。此学说认为：不同诉讼体制中的举证责任的含义，大同小异。在法院作出终局裁决前，对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以确定的情况，例如对于证据有缺陷的案件，即依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对一些具体的犯罪情节、手段、作用等方面认定上证据不十分充分，需进一步完善，但控诉机关己力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控告作出不利判决？还是对被告作出不利判决？对于此问题法律必须预先作出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哪方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主要解决对于诉讼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承担证明或举证义务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义务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2）这种观点侧重于不尽证明责任，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三）双重含义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是指诉讼主体对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诉讼主体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 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证明责任的含义，但笔者趋同于“双重含义说”。众所周知，证明责任最早被提出来是在古罗马，但最初并不被称为“证明责任”，而谓为之为“举证责任”。那条脍炙人口著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流传千载，己在诉讼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它具体化为两条规则，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举证责任；二是双方当事人在事实真伪不明，都提不出足够证据，则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古罗马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原则，对其后各国立法和证据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代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责任这一概念还有两个附加词汇：“说服责任”和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使裁判者确信所举证据指向事实为真实的义务：举证责任是指提出证据证明诉讼主张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国家由起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有事实真伪不明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由控方承担败诉的证明责任。在我国新的诉讼制度中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庭审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决定意义。法庭调查活动的主角由法官转变为检察官，检察官担负着控诉犯罪的庭审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其举证和论辩活动是否有力，直接影响控诉能否成立，直接关系诉讼的结局。因而，笔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有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
刑事诉讼法试题及答案 论述题：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2.试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3.试论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4.论述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5.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试论刑事诉讼的目的。 7.论刑事诉讼的结构。 8.论刑事诉讼的辩护原则。 1、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意指“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 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
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人犯”或“罪犯”。2、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3、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法庭经过庭审和补充性调查也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该原则的影响，对被告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狱的发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动其他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检方来说，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可使警察与检察单位在调查犯罪搜集证据时需更加用心，而不致于草率办案，栽赃无辜民众，积极寻找证据的同时也更能接近事实真相，达到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
名词解释 1、刑事诉讼：在我国，刑事诉讼是指公检法在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查证、核实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以及应当受到何种刑事处罚的活动。 2、刑事诉讼法：国家制定的调整公检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 3、回避：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等同案件有法定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不得参与办理该案件或者参与该案的其他诉讼活动的行为。 4、被害人：人身财产以及其他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5、自诉人：是指在自诉案件中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请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 6、送达：公安司法机关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手续，将诉讼文件送交诉讼参与人以及有关单位的活动。 7、犯罪嫌疑人：在立案侦查和审查阶段中，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 8、被告人：是指因涉嫌犯罪被检察机关或自诉人正式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要求审判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 9、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10、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针对控方面的指控，根据事实和法律，从实体上和程序上，提出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和意见，论证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免受不公正对待和处理的一系列诉讼行为的总合。 11、立案管辖：立案管辖，又称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12、审判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之间、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13、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 14、诉讼证据：公检法、当事人等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 15、证据力：是指证据依法能够成为法律上的证据的资格和条件。 16、证明力：，又称证据的证明能力，是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和功能，亦即证据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采性。 17、物证：是指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 18、书证：就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的事实的书面文件和其他物品。 19、原始证据：凡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 20、视听资料：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储存的信息正经案件情况的资料。 21、直接证据：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 22、诉讼证明：诉讼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运用已知的证据和事实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 23、证明对象：是指司法人员和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诉讼中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各种案件事实。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 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证明责任被喻为刑事诉讼中的脊梁，对于在案件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解决诉讼难题有着重要作用。为此，笔者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分析、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就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的分担 证明是诉讼的中心环节。为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在诉讼主体中必须确立谁负有这样的证明义务即证明责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中，对证明责任的相关理论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模糊认识，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也不完善。本文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 1、研究证明责任的意义 我们知道，正常的刑事诉讼诉讼的运行情况是根据搜集得到的证据所能证实的案件事实，依据刑法的规定确定罪名及法定刑的过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依据的相关案件的事实通过有关诉讼程序的运行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时，对这个案件如何进行处理？证明责任制度就是解决此时该对案件做出怎样处理的难题的，证明责任制度的运用实际上是
通过技术性的手段，解决了司法诉讼过程中的难题。证明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人类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立法中应用技术性规范解决法律问题的典范。 2、证明的概念 要研究证明责任的概念，首先应当研究证明的概念。通说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事实，是谁实施了犯罪事实，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的证明是指除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确定案件湿湿的诉讼活动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从证明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1)证明主体是有限的。狭义的证明的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司法工作人员；广义的证明主体还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2）证明的对象是有限的。证明的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对象。如果对于证明的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去解决，而对于不需要证明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刑事印证 理论系列之八 编辑按：刑事印证理论为中国刑事证明领域近年来较有影响的理论，甫经提出即引起较大论争，围绕此一理论亦产出诸多成果，在实务界影响渐盛。刑事法前沿推介将逐步筛选推出近年已刊发系列论文，也欢迎各位读者投稿。 刑事印证理论系列之八： 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龙宗智 （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02期，作者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当代著名刑事法学者。感谢作者授权刑事法前沿推介公众号。）证明模式，是指 实现诉讼证明的基本方式，即人们在诉讼中以何种方式达到证明标准，实现诉讼证明的目的。在人类的诉讼证明史上，大致有三种基本的证明方式，第一种是神意证明方式，即通过特定行为引起的某种现象显示出神的意旨，从而做出事实判定；第二种是法定证明模式，在这种证明模式中，法律事先规定某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证明过程成为证据证明力的简单计算过程；第三种是自由心证，即由事实的裁决者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由判断个别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全部证据 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规则限定。
上述三种证明方式，第一种属于古代的、非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二种可以称为近代的、半理性的证明方式；第三种则属于目前各国通用的、理性的证明方式。自由心证的理性基础在于，它适应并反映了证据与事实之间即证明根据与证明目的之间逻辑关系的多样性，适应并反映了影响事实判定各种因素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尊重了人的理性能力，即作为个体的认识主体认识把握客观事实的能力。 然而，由于受到各国诉讼方式包括审判制度、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各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的具体方式是有区别的，而法官（事实裁决者）在证据证明力判断上的“自由”程 度也是有区别的，从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明模式。本文意图分析我国证明模式及其特点，以为解决目前在诉讼中尤其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总体性的证明难题（或证明危机）提供某种思路。 一、自由心证的证明方式及其内涵 “自由心证”一词属于大陆法系的法概念，英美法系中缺 乏对应性的专门术语。作为法律术语，心证是指司法官根据证据达到内心确信。与法定证据制度相对应的自由心证，其最基本的定义是：“法官在根据证据资料从事事实认定时，能够不受法律上的拘束而进行自由的判断。”王亚新先生称：“这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 通说观点：证明责任应包括三个层面：（1）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就其事实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2）说服事实裁判者的行为责任；（3）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清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要求：主张事实的当事人应对其主张举证并承担证明不能的相应后果。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要求可概括为两层内容：一是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辩方没有这种责任；二是控方的有罪证明，应当是完全的证明。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然分析 英美法系： 控方先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基于本体成立要件的推定机能，其无需对被告人可能的辩护事由一一排除，而由被告人对辩护理由承担证明责任。 其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基于英美法系独有的犯罪构成模式：双层控辩平衡模式 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即积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意；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条件，也称消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否定犯罪成立），包括未成年、精神病、正当防卫免责等积极性辩护理由，如果行为人有这些辩护理由，就能阻却犯罪的成立。其中，前者体现为控方权力，后者体现辩方权利。 大陆法系： 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般就具有了违法性、有责性，控方一般只就构成要件符合性承担证明责任。但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基本获得普遍承认。根据这一原则，当控诉证据不足以使法官对被告人有罪产生“内心确信”时，法官必须判决被告人无罪，同时，由于职权调查原则的作用，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那么重要。 总体上来说，在两大法系国家，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在证明范围上，职权主义模式国家明显小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所应考虑的原则： （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 所谓无罪推定，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有罪，且在诉讼中被告人首先被认为是清白的，即推定为无罪。 在刑事诉讼中，即要求控诉方应对其主张被告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在法庭上不能完成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法官将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 （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考虑因素： 1、被告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1）人力、物力和财力薄弱造成取证的难易、深度和广度方面； （2）检察院作为控诉方与法院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样造成了被告人与控诉方在诉讼地位上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