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悲剧性的喜剧与喜剧性的悲剧——《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
之比较
姓名：吕俊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指导教师：王忠祥
2002.5.1
内容摘要
《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两部伟大的作品，从它们诞生之日起，研究者们对它们的关注与兴趣就从未停止过、减弱过。虽然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国别不同，创作的作家也不同，但是，它们却在小说人物、结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人物而言，主人公堂吉诃德和阿Ｑ虽然彼此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的态度不同，但他们却都成为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就结构而言，两部小说虽然都是描写堂吉诃德和阿Ｑ一生的经历，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它们一个是线性结构，一个则是圆形结构；就作品的创作手法而言，《堂吉诃德》在创作上走的是夸张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而《阿Ｑ正传》在创作上运用的则是如实的描写和夸张的表现相结合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就作品的艺术风格而言，《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都是以幽默、讽刺为主，或寓幽默于讽刺，或寓讽刺于幽默。
不仅如此，这两部小说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美学内涵／首先，从作品的社会意义来看，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用他的笔向我们展现了１６、１７世纪西班牙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展现了西班牙人民坚贞不屈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更以其幽默、诙谐的笔调、生动的语言，讽刺、批判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阴暗面，尽管堂吉诃德的“理想”有些荒唐、不切实际，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它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新的时代要求的体现。而在《阿Ｑ正传》中，鲁迅则为我们展现了２０世纪初旧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以及人们悲苦的命运，展现了当时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更借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不论是《堂吉诃德》，还是《阿Ｑ正传》，它们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堂吉诃德对理想的坚定与执着，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真理的信仰与追求的体现：而阿Ｏ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也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体现，鲁迅对阿Ｑ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全社会的国民性的批判。其次，从美学角度来看，两部作品都是既包含悲剧因素，又包含喜剧因素，且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这不仅使小说的人
⑥硕士学位论文
ＭＡＳＩＥＲ’ＳＴｌＩＥＳＩＳ
物更加丰满、生动，而且使小说的结构更精巧、内容更深刻。我们从其“含泪的微笑”中，感受到的也不再只是艺术上的愉悦，而是对其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和诗意的更深体会和认识。，√
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两部小说不仅各具特色，而且互相影响，同中异律，异中同趣。因此，本文将从人物、结构、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几大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它们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关键词：堂吉诃德阿Ｑ悲剧性喜剧性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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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ＤｏｎＱｕｉｊｏｔｅＡＨＱＴｒａｇｉｃＣｏｍｅｄｉｃ
试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的泰斗鲁迅，分别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和中篇小说《阿Ｑ正传》。在这两部作品中，两位作家不仅为我们成功塑造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堂吉诃德和阿Ｑ，而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部作品虽然创作的背景、产生的时代、故事情节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人物的思想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甚至美学内涵等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异中之同”恰好又反映出塞万提斯对鲁迅创作的巨大影响。鲁迅也曾在《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等多篇文章中，论述到塞万提斯和他笔下的堂吉诃德。鲁迅对塞万提斯及其创作的接受不言而喻。因此本文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这两部作品从内容、人物、作品结构、艺术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它们在创作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一、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
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五四运动都出现在需要文化巨人而且产生了文化巨人的时代，塞万提斯和鲁迅就生活、创作在这样巨变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１５到１６世纪之问，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战争，统一了国家。而在１６世纪发现美洲后，西班牙在海外肆意掠夺，美洲的黄金滚滚流入它的怀抱。１５１９年，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改称查理五世，称霸欧、美两洲，国家～度繁荣。但这繁荣是短暂的，１６世纪中叶后西班牙便开始衰落，一切进步思想都受到了王权和教会的残酷镇压。正如马克思所说，“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西班牙的文学发展也较
①
《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１０卷，第４６１页。
迟缓。直到１６～１７世纪才迎来了西班牙文学发展的“黄金期”。就小说创作而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可算是西班牙小说发展的顶峰。
塞万提斯出生于西班牙一个穷医生的家庭，只读过几年中学。１５６９年，他作为红衣主教的随从前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在那里，他接触了大量的文学和艺术，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１５７１年，寒万提斯又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对土耳其的著名海战——勒邦德（Ｌｅｐａｎｔｏ）战役，身负重伤，左臂残废，为此，后世尊称他为“勒邦德的独臂人”。１５７５年回国途中，他又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五年的苦役生活。１５８０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赎回国。他回国后，开始从事创作，因生活所追，当过军需员和收税员。ｌ５８７年，他按规定征收了厄西啥大教堂讲经师囤积的麦子，因此被革出教会。此后，他又因得罪权贵和教会，数次被诬入狱。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不幸，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堂吉诃德》（１６０５…１６１６）就是在狱中酝酿成熟的。
创作《堂吉诃德》时，塞万提斯己５０多岁。当时的西班牙，荒诞的骑士传奇甚为风行。作者对此却深恶痛绝，认为消灭骑士文学将是把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种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他郑重宣布：自己创作的目的就是“要世人都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事实也的确如此，１６０５年，作品第一部分一问世就倍受读者欢迎，但是引起了反动贵族和教会的惊恐。１６１４年出现了一部化名伪造的《堂吉诃德》续集，作者化名为阿伦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拉尼达，代表天主教和反动贵族势力，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把堂吉诃德和桑丘写成了低俗、下流的人物。塞万提斯愤怒之余，带病加紧写作，于１６１５年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
１６、１７世纪的西班牙正经历着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期。而当时的中国却正处在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直到３００年后的２０世纪初，中国才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醒了中国人沉睡已久的“理性”，这不仅是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巨大冲击，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文学由此而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既能和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文学相沟通，又能和自己的人民更靠近一些了。
２
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曾经也取得过极其辉煌的成就。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衰竭，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被侵略，文学创作也逐渐走进了困境。近代许多有志之士，在努力改革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曾经尝试着改革封建旧文学；但终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种种努力都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为了能唤醒民众，改革中国，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全身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首先向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１９２１年他又创作小说《阿Ｑ正传》，更是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暴露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这也正是“旧社会的病根”所在。
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都是反映巨变时代的产物，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都产生于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期，前者产生于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而后者则产生于由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因此，它们都担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唤醒民众，改革社会。只不过在内容上有所区别：前者是想通过抨击骑士文学，启蒙人们的激进思想，把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而后者则是通过“阿Ｑ”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农民的典型，揭露、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从而警醒愚昧、麻木的中国人，不能永远都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面对侵略要敢于反抗。《堂吉诃德》和《阿Ｑ正传》的社会批判意义（“历史使命”）己在各自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出来，这当然和堂吉诃德的故事、阿Ｑ的故事有密切联系。
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本姓吉哈诺）是蛰居在拉曼却村的一个穷乡绅，他沉醉于当时大量流行的骑士小说，决心当个游侠骑士，以锄强扶弱，为天下人打抱不平为己任。于是他穿上曾祖遗留下来的破烂盔甲，手执生锈的长矛，骑上一匹可怜的瘦马驽驿难得，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并特选了邻村一个养猪姑娘杜尔西内娅做他理想的“夫人”，先后三次以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外出冒险，立志要“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要帮助那些被侮辱与被压迫者。
因为他满脑子充塞着骑士小说中的古怪念头，所以～路上以为到处都有妖
魔鬼怪，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去，闹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既害了别人，也使自己挨打受苦，弄得头破血流。最后，堂吉诃德败于白月骑士（加尔拉斯果）手下，从此卧床不起。临终时，他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现在知道那书上都是胡说八道，亦恨悔悟己迟”。他嘱咐他唯一的亲人外甥女，千万不要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不能继承他的遗产。
小说通过对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的典型刻画，以犀利的笔锋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及其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对苦难的人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中篇小说《阿Ｑ正传》则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２年２月之间，小说共９章。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心理被严重扭曲的农民的典型——阿Ｏ。阿Ｑ是未庄的流浪雇农，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是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家，也没有固定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
后来，阿Ｑ到赵太爷家打短工春米，因为向赵家唯一的女仆吴妈“求爱”而被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阿Ｑ又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这竟使他着实风光了一回。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可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Ｑ又被混进革命队伍、篡夺了革命政权的土绅士、洋绅士和封建官僚们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示众，而他自己却至死也不能觉悟。这就是阿Ｑ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鲁迅先生通过阿Ｑ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精神胜利法”，虽然作品还不能成为疗救社会的一剂良药，但是它却唤醒了一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中国人。
不管是堂吉诃德，还是阿Ｑ，他们最后都是以死来作为结局，但堂吉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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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终前终于醒悟了，而阿Ｑ呢，直到被枪毙时，仍不觉悟，竟还糊糊涂涂地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二、堂吉诃德与阿０形象的比较
塞万提斯笔下这个满脑子骑士道、充满幻想的“疯骑士”堂吉诃德，和鲁迅笔下这个麻木、愚妄、落后而又可笑可怜可叹的流浪雇农阿Ｑ，可以说，自从他们诞生之日起，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倾向就不知引起多少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杨绛在《重读（堂吉诃德）》中指出：“评论家往往说，象堂吉诃德那样的人很普遍。有的以堂吉诃德自况，有的以堂吉诃德比人。各国作家，还有意无意地创造了堂吉诃德型的人物。诚然，堂吉诃德是独一无二的疯子，这并不排除别人和他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或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某一事件上相似。”而阿Ｑ也几乎成为具有“精神胜利法”这种思想特征的人的代名词，他是当时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鲁迅自己在谈到塑造阿Ｑ这个典型形象时，也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处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ｏ虽然这两个人物形象出现的时间相隔三百多年，在阶级出身、生存环境、社会地位、思想、行为方式、人生经历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在意识、性格、命运、语言甚至其美学内蕴、社会意义等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与阿Ｑ之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即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支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同中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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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异。”。
众所周知，“文学即人学”，文学所面对的世界，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中心，始终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文学的对象是人，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富于诗意的人生。因此，在传统文学中，人们一直认为：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只有文学，才会把一个具体的人放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思想行为和错综复杂的感情中加以刻画，才能够从社会、历史、生活、心理等多方面较完整的反映人丰富的个性，从而实现对人或人生的把握。。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人的有机整体性在文学中的表现，应做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命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要做到这一点，文学就必须立体的、多层次的反映人或人生，不仅要描绘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描绘他怎样做，他为什么而做，表现他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往往能够更深刻地反映人的特性，显示人的生存意义及人的价值观念。文学对人的表现只有延伸到人的内心，从外到内的反映人们在从事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时的思想动机、情感欲望和心理感受，才能给人们呈现一个属于人的世界、诗意的世界、审美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杰出的文学家们常常着力塑造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典型，刻意描摹他们的意识结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以作者自己独特的美学观、艺术表现手法，为我们生动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所以，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关注人物的意识结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继而探究他们的美学价值、社会内涵，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
堂吉诃德和阿Ｑ都有着独特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方式，但如果将两人放在一起比较，则会发现他们有着ｊ凉人的相似之处。我们知道，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则是人类特有的反映客观现实的高级形式。～个人有什么样的意识结构，就会有什么样
。黑格尔著，贺嶙译：《小逻辑》，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６２页。
＠参考孙子威《文学原理》Ｐ３９—４０页。
＠黑格尔《美学》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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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方式；而一定的行为方式又表现其意识结构的特点，人的意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堂吉诃德和阿Ｑ在意识结构方面的相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思维的过程方式相同，都是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２）思维的内容相同，都是对现实极为不满，无视社会的发展变化，恪守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３）思维的结果、心理感受相同，都是把失败当成胜利，把痛苦当成幸福，错的永远不是自己；（４）思维的实质相同，都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精神胜利法。
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都是充满幻想的，是骑士小说使他理性尽失，使“他产生了一个世界上所有疯子都不曾有过的怪诞想法”，“他要做个游侠骑士，带着他的甲胄和马走遍全世界，八方征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所做的一切，赴汤蹈火，报尽天下仇，然后留芳千古”，。他根本不理会周围人对他的想法，自己倒觉得合适而且必要，甚至于一想到这些时，“他心中陶然，并且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奇特的快感”。他按照一个真正的“游侠骑士”的要求装备自己，他必须要有盔甲、武器、坐骑，甚至还要有自己的恋人和仆人。曾祖父留下的破旧甲胄没有完整的头盔，只有简单的顶盔，他可以用纸壳和几个铁棍做成半个头盔接上；武器也仅是一个旧的皮盾和一支长矛；自己的马“毛病比戈内拉那匹皮包骨头的马毛病还多”，堂吉诃德却觉得这匹马无与伦比，甚至花四天时间为它取了个“鼎鼎煊赫”的名字。在堂吉诃德的心中，“没有爱情的游侠骑士就好象一棵树无叶无果，一个躯体没有灵魂”，于是他将邻村一位相貌丑陋的农村养猪女作为自己想象中的恋人，认为她是美艳绝伦，甚至为她取了一个“既不次于自己”、“又接近公主或贵夫人”名字——托博索的杜尔西内娅。这些幻想令堂吉诃德满足、兴奋，几乎成为他日后维护自己“声誉”，应对各种困难、险境的“法宝”。
在出游过程中，幻想使这位“冒险新秀”把客店当成城堡，把店主当成谦恭的城堡长官，把两名妓女当作两个漂亮的少女或两位可爱的夫人，把商队当成游侠骑士，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成敌军，甚至连他吃的小客店里腌得极差的咸鱼和像他的盔甲一样又黑又脏的面包，他都认为是由上等的大鳕鱼和精白面做成的，而放猪人吹的四五声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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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上卷第一章。
在他耳里也成了特意为他演奏的美妙音乐，客店里的丑女仆也不再是丑女仆了，尽管“除了脚夫以外，所有人都会对女仆的身体和气息作呕”，但在堂吉诃德的眼中，她就是一位“天姿国色”。
而阿Ｑ爱幻想的特点则与堂吉诃德不相上下。他渺视王胡，更对小Ｄ不屑～顾，甚至“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就连大受未庄人尊敬的钱太爷、赵太爷，阿Ｑ也是“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当大家都称赞未庄有名的两位“文童”——赵太爷和钱太爷的儿子时，连老婆都没有的阿Ｑ竟幻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而每次当他被人捉弄、挨打后，他却幻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聊以自慰，而后也一心满意足得胜的走了；当阿Ｏ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时，他幻想能在路上或自己的破屋里忽然拾得一注钱；当听说革命党要来未庄时，阿Ｑ便幻想一群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叫他一同去革命，甚至觉得“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那“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求饶，他阿Ｑ要谁死谁就死，“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然而，可悲的是，现实并非如幻想的那么好、那么美，现实就是现实，阿Ｑ挨打就是挨打，穷困就是穷困，革命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就连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谓“恋爱”也是那么荒唐，他～厢情愿的向吴妈求爱，结果是吃尽苦头，弄得自己在未庄不仅名声更坏，而且无处容身，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也正如堂吉诃德对杜尔西内娅的所谓“爱情”，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虚无缥渺的幻想罢了。总之，阿Ｑ最终在别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死囚”，“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不论是堂吉诃德，还是阿Ｑ，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都想成为强者，一个是希望能“铲除暴戾，拨乱反正”、“打尽天下不平事”，一个是希望不要被别人瞧不起，能得到未庄人尊敬，甚至是敬畏。但是他们却处处遭受挫折和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不能睁开自己的双眼正视残酷的现实，不能用自己冷静的头脑理性的思考、分析失败的原因。当然，他们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认识不能提高，行为不能改善，也永远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式和生活方向，最后只能是悲剧收场。
人物的性格与人物的命运密切相关。堂吉诃德与阿Ｑ特有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既是他们最突出的共性，也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物质关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们，在精神上克敌制胜的自欺欺人的思想与方法”，。是人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环境的沉重压迫的产物”。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那个吃不到葡萄反嫌葡萄酸的狐狸就是最早体现出“精神胜利法”的文学形象。而堂吉诃德和阿Ｑ则是表现精神胜利法这一心理现象的“集大成者”。可以说，精神胜利法不同程度而又广泛存在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个人的思想，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时隐时现，起起落落。“精神胜利法”使堂吉诃德和阿Ｑ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也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学长廊里两个令人瞩目的典型。
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表现是多方面的。他既自负自尊，又自轻自贱：他对于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善于忘却，而又以欺侮弱者为自己报仇泄恨的“勋业”；他虽无名师指点，但思想却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当他与别人口角时，他瞪着眼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挨了打，过后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后来人们知道他这一着，就在打他之前，要他自己说，这是人打畜牲，不是儿子打老子。阿Ｑ就自动承认自己是“虫豸”，比“畜牲”还低贱！阿Ｑ在挨打被辱后，本该感到羞愧和悲哀，可他竟又觉得胜利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当别人用“光”、“亮”、“灯”、“烛”等字来取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先“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后来吃亏太多就改成“怒目主义”了，可是未庄的闲人们似乎更有兴趣取笑他了，没有办法，阿Ｑ只有另想出回击的话来：“你还不配……”。他挨了王胡的打，很感屈辱，但被假洋鬼子打了几哭丧棒后，他倒轻松起来，把屈辱都“忘却”了。而他见了小尼姑却又气愤了，认为自己的“晦气”就是因为她，于是肆意欺侮小尼姑，直至得到酒店里的人的赞赏，才感到报了仇，“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阿Ｑ在临死前画押，本来“立志要画得圆”，没想到手中的笔突然“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这时的
①江潮《阿Ｑ论稿》，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版，Ｐ７５—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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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冒出“孙子才画得很圆”的荒唐念头。让人感到他的意思好象是：幸亏我画的不圆，不然，我阿Ｑ岂不是要叫别人爷爷了吗？总之，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凄苦，受到多少挫折、失败、打击，阿Ｑ永远都能转悲为喜、转败为胜。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就更是有其独特之处。第一次出游中，他遇到了一群商人，可是他却“尽力模仿着书上的情节”，不仅将商人们当作了游侠骑士，满口疯话，而且自不量力用长矛主动进攻商人，结果被商队其中的一个骡夫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在经历这样的灾难后，他不仅没有反思悔悟，反而暗自解嘲，认为：“这是游侠骑士必遭的祸，而且全是马的错”，甚至以自己“回想小说（骑士小说）中某一情节”的老办法来聊以自慰。可是，在第二次出游中，当他的坐骑努驿难得不合时宣的想和杨瓜斯人的母马合欢而遭到痛打时，堂吉诃德和桑乔不顾一切的持剑向这些杨瓜斯人冲去。为他的爱马报仇．只可惜没两下，两人便被围在中间痛打了一顿。浑身是伤的堂吉诃德面对失败，又一次寻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和桑乔都能接受的理由，“这都怨我，我不应该举剑向那些人进攻。他们同我不一样，不是受封骑士。我违反了骑士规则。我觉得是战神让杨瓜斯人惩罚我。”甚至告诉桑乔，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他不会再举剑进攻了，而桑乔应该举剑进攻并任意处置他们，作为骑士的他只以一个骑士的身份来帮助他、保护他。当想到自己的骑士身份时，声调软弱、凄惨的堂吉诃德大人，此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显得不可～世，“桑乔，你大概已经无数次地体察到我这雄健臂膀的力量了吧”。可桑乔却因此对他们两人的前景表示担忧，甚至有些悲观绝望。堂吉诃德却对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他认为遭受磨难是一个真正的游侠骑士所必须经历的，“游侠骑士的生活就是与成千的危险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桑乔列举了高卢的英勇骑士阿马迪斯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进而把自己也列入“这类优秀人物”，认为“他们遭受的磨难比咱们现在遭受的要大得多”。不仅如此，他还用他那套荒唐的骑士决斗法规来向桑乔解释，“被对方用随手拿起来的东西打伤并不算耻辱”，“假如修鞋匠随手用楦子打伤别人，不能说那个人被用棍子打了一顿，尽管楦子也是棍子”，这意思也就是说，那些打他们的人用的只是手里的木棒，而不是剑，而骑士是用剑的，所以他认为在这次战斗中他和桑乔并没有蒙受耻辱，而且作为骑
士“在战斗中受了伤是光荣，而不是耻辱”。这似乎与阿Ｑ特有的“儿子打老子”的心理平衡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当堂吉诃德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以结束这荒唐的游侠冒险时，他还认为自己为“理想”而倍尝艰辛是那样高尚，心想：“我在牢笼受苦就是光荣：我带着枷锁心上也舒服……”这也正如阿Ｑ头上的癞疮疤，原本是人们取笑逗乐的好对象，而阿Ｑ却觉得“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所以，无论是阿Ｑ还是堂吉诃德，他们特有的意识和行为都会令人们、令读者感到啼笑皆非，或怜悯、或感叹、或悲哀，又或嘲笑、或责难，甚或是愤怒、不屑一顾等。但是如果从本质上来分析，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则完全不同。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消极的因素多一些，而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则积极的因素较多一些。他们都对自身所处的现实不满，但二者所采取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阿Ｑ面对人生的屈辱和痛苦，采取的只是退让、逃避，甚至是投降的消极方式；而堂吉诃德在面对困难时，所采取的方式则是战斗，虽然有时的战斗是堂吉诃德自寻烦恼，虽然战斗的最后总是以堂吉诃德因自不量力而失败为结局，但“游侠骑士”的战斗从未停止过。阿Ｑ的思想狭隘、保守，“儿子打老子”的哲学不过是其放弃斗争的借口，而参加革命也不过是为了能打击“举人老爷”，获取一己之利，“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在阿Ｑ的眼里，革命就是造反，革命就是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去任意处置那曾经压迫和凌辱过他的人；而堂吉诃德则不亏是一个他所谓的“货真价实”的游侠骑士，他说“他不是朝廷上做官的骑士，而是走遍天涯去除强扶弱为正义和公道奋身战斗的骑士”，。他的战斗，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为了他“锄强扶弱，扫除世上一切罪恶”的理想，更可贵的是，他有理想但不空想，他“深信自己是上帝主持公道的工具，他的手是清除世上一切罪恶的手”，。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无休无止的斗争下去，游侠骑士一方面能坚信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从这一点来说，堂吉诃德是进步的、杰出的。
①《堂吉诃德》下册Ｐ４４页。
＠《堂吉诃德》上册Ｐ４００页。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堂吉诃德和阿Ｑ形成了如此鲜明、典型的性格特征呢？这与作家创作的时代密切相关。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文艺复兴在文化学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们用“人性”来反对神权，反对封建教会的思想统治，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而此时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的杰出代表，就必然会烙上人文主义的印记，作为主人公的堂吉诃德其意识与行为也必然会带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特点。比如，堂吉诃德虽然是一个没落的绅士地主，家境还过得去，他本可以打猎、看小说了其余生。可是他却不甘心过如此闲散的生活，宁愿做个游侠骑士承担起天下最艰险辛苦的任务，八方征险，成就一番功业，然后留芳千古。而“这种千秋万岁之名，是人文主义所宣扬的。”。堂吉诃德在冒险中，无数次被挨打，可他却认为吃苦挨打，是游侠骑士的本份；他经过种种锻炼，觉得自己是个“勇敢大胆、谦恭有礼、豪爽大方、温尔文雅、颇有教养、吃苦耐劳、忍受魔法的游侠骑士”，虽然最后他总是败在了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战胜自己也是人文主义的思想”，“人的可贵，就在于人有理性、有自由意志、能克服一切不合理的思想情欲”。。在书中，堂吉诃德经常声称“意志的自由，命运由自己造成，自由是无价之宝等，都是文艺复兴时的新思想”。。虽然，堂吉诃德有时满口都是荒唐无比的疯话，可是当他谈起社会、文学、历史、骑士传奇时，却俨然是一个清醒无比的智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堂吉诃德对人的贵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地位的贵贱是经常变换的，认为“有美德才是真的高贵”，“干什么事，成什么人”，“谁自卑自贱，谁就是卑贱的人”，也就是说，“人的贵贱，不在地位血统，只以美德为贵；美德靠个人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敢于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反对封建特权、等级制度，这又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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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的思想》Ｐ３７２－－３７３页，转引自杨绛《重读（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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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的思想》。
＠杨绛《重读（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的思想》。
华。也正因为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才使得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而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阿Ｑ的性格同样印上了时代的特征。端木蕻良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写的《阿Ｑ论拾遗》中，曾经说过：“阿Ｑ性的社会根据是次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结构，阿Ｑ性是生长在这一基础上。所以阿Ｑ哲学又成了一种奴才哲学。”而邵荃麟１９４１年在《也谈阿Ｑ》一文中也谈到过：“作为阿Ｑ性格中的主要特征——阿Ｑ主义，……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国和阿Ｑ同样阶层中间也有。……阿Ｑ主义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奴隶思想的结晶，……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各阶层之中，……。”阿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奴役、毒害的结果，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统治者“治”成的。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民众除了实行武力镇压外，更是从思想上进行毒害，达到精神奴役的目的。鲁迅就曾十分深刻、十分形象的把封建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积淀比喻作细腰蜂（蜾赢）的毒针，人民受了这些“毒针”的麻醉，就像小青虫一样不死、不活、不觉悟、不抗争，“天王圣明矣臣罪当诛！”永远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与顺民。。生活在这样的统治下，农民中固然有一部分人要进行坚决的反抗，但无可否认的是，斗争力量的悬殊对比使得多次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之中，也有人终于被残酷现实“折服”、磨钝了利角，变得逆来顺受。再加上几百年的封建统治压力大、时间长，久而久之，这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就发展成为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面对种种侮辱、欺凌、迫害和奴役，往往“不想动弹”，甚至习以为常，视同“天经地义”。这就象鲁迅曾经说过的，“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得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圆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沉默的国民！
。鲁迅《坟．春末闲谈》。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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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看到阿Ｑ被赵太爷打了嘴巴，除了“用手摸着左颊”外，什么“抗辩”也没有。而未庄的群众却指责阿Ｑ“太荒唐，自己去招打”，说是“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当阿Ｑ被闲人们取笑时，开始还是“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这毕竟还是阿Ｑ在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反击，可是后来因为吃亏的次数太多，阿Ｑ便渐渐放弃了，变换了方式，改用“怒目而视”了，然而闲人们并不放过他，直到阿Ｑ“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才结束，而阿Ｑ也并不觉得屈辱、委曲，相反用“等等妙法”来“克服怨敌”，几碗酒下肚之后，似乎“又得了胜”。在阿Ｑ眼里，王胡是远不及他的，向来只有被他奚落，可是为捉虱子之争，阿Ｑ不仅被王胡奚落了，甚至被王胡打了，这是阿Ｑ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除了令他“很意外”而且“无所适从”外，任何回击也没有。后来阿Ｑ被当成革命党抓进大牢过堂审判时，他～见到堂下站着的～排兵，自己两旁站着的十几个长衫人物，还有那“满头剃得精光的”和“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人物，便“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跪了下去。虽然被长衫人物吆喝不要跪，“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这用“长衫人物”的话说，叫做“奴隶性”。临到要被枪毙时，可悲的阿Ｑ竞还糊糊涂涂地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而未庄的人也“都说阿Ｑ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甚至多半人还觉得“不满足”，认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阿Ｑ和我们的国人就是这样的麻木而不觉悟！鲁迅正是对此深感痛心，以致于他觉得“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的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因为“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改造国民性，不仅是《阿Ｑ正传》的创作思想，更是鲁迅的社会改造思想。而阿Ｑ的性格也不仅仅是其个人特有的，他“不但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特点”（许广平１９３９年提出）。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是没落、衰亡的封建统治阶级在面对现实环境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病态心理的集中表现。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无视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恪守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堂吉诃德和阿Ｏ思想上的又一共同点，这突出表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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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个性中的另一面：落后和迂腐。堂吉诃德所信奉的“骑士道精神”是中世纪（１１、１２世纪）的产物，而他自己则生活在１７世纪初叶的西班牙；ｌｌ、１２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已经完全确立，而１７世纪的西班牙正是文艺复兴鼎盛、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堂吉诃德和“骑士道”两者所处的时间相差几百年，而且两者所属的意识形态也完全不同。可为什么“骑士精神”与堂吉诃德却能融为一体呢？堂吉诃德由最初的迷恋“骑士小说”发展到妄想要通过自己的“丰功伟绩”来恢复过时的骑士道，这种不切实际的狂想虽然荒唐、可笑，可是作者却借此猛烈抨击了骑士小说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并且深刻揭示了西班牙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的绅士地主阶级的崇古倾向和落后意识。这种崇古倾向和落后意识是他们在新兴资产阶级兴起，而他们却日渐没落之际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倾向。只是，这种心理倾向与历史背道而驰，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在堂吉诃德的眼中，根本没有现实，只有城堡、骑士、高贵的夫人、公主。他固守着祖宗留下来的一套已生锈发霉的破旧盔甲，把它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连吃饭、睡觉也穿着盔甲，似乎没有盔甲，他就不是骑士了。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唯有“骑士准则”才是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１２世纪的骑士制度为骑士制定了一系列的道德标准：１、骑士的信条是“忠君、护教、行侠”；２、骑士要“文雅知礼”；３、骑士要把自己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对自己的不尊重，都是对自己“荣誉”的最大损害，尤其是在仆人面前；４、骑士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人，女主人在骑士心目中象圣母一样神圣，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取得胜利，博得贵妇人的欢心，在骑士看来是最大的荣誉。所有这一切所谓的“骑士精神”，在堂吉诃德那里都一一得到了实现。
阿Ｑ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迫害的农村下层农民来说，他身上同样有着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质朴、爱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过活，但他的思想却受到了封建主义的严重影响和迫害。有人就曾指出过，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许多地方都是和封建思想结合在一起的。阿Ｑ的精神纲领之一，“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就必须以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伦理思想为前提，如果不是“父为子纲”，阿Ｑ这句话就达不到精神胜利的目的了。在他的头脑中，始终保持着的是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始终没
有摆脱的是旧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顽固不化地保留着清代的象征——辫子，那怕自己已经宣布“造反了”，辫子也只不过是用筷子盘在头顶上而已，而当时的他竟还有些迟疑。他鄙薄城里人，原因却很简单，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而这些都是不合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眼里就是“异端”。他认为革命就是造反，且一心维护着“男女之大防”之类的清规戒律，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以致于当他看见一男一女在一起讲话，便怀疑“一定要有勾当”。而为惩治他们，他“往往怒目而视”，或“大声说几句‘诛心’的话”，或在冷僻处从后面掷小石头。可是人非圣贤，而立之年的阿Ｑ竟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不仅如此，阿Ｑ还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而对自己“无后”的担忧，又使得他将“男女之大防”的原则抛之脑后。于是他调戏小尼姑，甚至荒谬的、不顾后果的要求与吴妈“困觉”。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和阿Ｑ都在有意无意的按旧的道德标准、观念行事。在他们眼里，过去是黄金时代，而现在的世界是“真不象样”，今非昔比，不仅有“儿子打老子”的怪事发生，而且“骑士道和魔法都换了样”。看到世风日下，堂吉诃德和阿Ｑ都不禁为之叹息、抱怨。总之，他们两人原本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里，却又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这种矛盾的生活情境和心理倾向决定了他们的理性必然要号睛感、幻想产生矛盾，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必然与现实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了他们鲜明的喜剧性格中必然隐含着深刻的悲剧意味。
人的意识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堂吉诃德和阿Ｑ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共同性，不仅使得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共同的特点：盲目、爱幻想、不切实际、荒唐、疯癫、愚顽等，而且使他们行为的目的和结果也大同小异。堂吉诃德外出行侠是为了能锄强扶弱、维护正义而成就一番大事业，可是他一开始的行为就显得太过盲目，他似乎根本就弄不清他的目标和方向，因而，在前进的路上，他时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时干脆就“放下缰绳，让驽骋难得自己作主”。而游侠过程中的每一次战斗，都是由于他的自我幻想而导致的，除了靠盲目拼杀来满足自己作为“游侠骑士”应尽的神圣职责外，时常也感到无所适从。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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