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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摘要：《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董仲舒与何休无不倡言之。
但这一说法在汉以后一直为后儒所诟病。
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这一学说才重新为学者所重，而其中以陈立最具代表性。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
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关键词：陈立;《春秋》;《公羊义疏》;以《春秋》当新王;王鲁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4-0087-08自汉代有《公羊》学以来，“以《春秋》当新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王鲁”说就一直是《公羊》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魏晋以降，随着《公羊》式微，“王鲁”说也备受后儒诟病。
一直到清代中叶《公羊》学复兴，一批《公羊》学家才重新正视起“王鲁”说，并予以诸多新的诠释，其中以陈立（字卓人，1809—1869）尤具代表性。
陳立先后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集其毕生之精力，作百余万言之《公羊义疏》。
该书博稽载籍，不仅广蒐汉唐以来的《公羊》古义，而且有清一代说《公羊》者，如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包慎言等，无不左右采获，整齐排比，融会而贯通之，堪称清代中期以来《公羊》学的集大成著作。
该书恪守何休家法，而对何氏《公羊解诂》中的“王鲁”说发明尤多。
然而，学者对陈立之《公羊义疏》，或泛泛重其“完备”①，或许其长于考据训诂②而讥其“不通义例”，③多未能注意到陈立对“王鲁”说的发挥及其对《公羊》学的意义所在，是以许陈立者与讥陈立者，似乎皆未能得其要领。
本文即试图以陈氏对“王鲁”说的发挥为切入点，来重新审视陈立对清代《公羊》学史的意义。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前言（一）春秋名义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
」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
」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着在周之春秋。
」二则说：「着在燕之春秋。
」三则说：「着在宋之春秋。
」四则说：「着在齐之春秋。
」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
』」（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
）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
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由此，刘知几论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
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
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
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则难以肯定。
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
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
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
殷本纪说：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
帝太丁崩，子带乙立。
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
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
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
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
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孟子离娄下也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
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
中国古典文献学试题（十套）试题一一、填空题（每空1分，计20分）1，文献一词最初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___典籍________，二是指______贤才_____。
2，据载，孔子在整理“五经”（即____《诗》；《书》；《礼》；《易》；《春秋》方面贡献很大，也为后世文献整理树立了典范。
3，西汉__刘向_____和_____刘歆_____父子在文献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遍校群书，编纂目录学著作《别录》和《七略》。
4，西晋之时，汲郡有著名的文献发掘事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若干，其所得竹简文献一般称__汲冢周书 _________。
5，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文献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___《金刚经》________。
6，文献学上所谓“三通”是指杜佑的__通典__________、郑樵的__通志________和_____马端临______的《文献通考》。
7，清代考史三大家为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分别著有__廿二史考异__、《十七史商榷》、__廿二史札记_________等考史名著。
8，金石的“金”指_青铜器__________；金文则指商周___________时期刻于其上的文字。
9，______总集_____指搜集两种以上文献，按一定理念和体例编校并冠以一个总名的著作。
10，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始自___1899_____年，绵延整个20世纪，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二、名词解释（每个4分，计20分）1，汗青；2，辑佚；3，四分法；4，线装；5，索引1竹简剖开成片后，为防蛀和便于书写，需用火烤干其水分，谓之“杀青”，亦称“汗青”2文献学之辑佚，是指将散见于现存图书文献中的散佚、亡佚文献的残篇散句等各种佚存之文字逐一摘录，按一定的方法原则加工后编辑成册（篇），使之集中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或以此为手段的研究方法。
3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
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
“下宫之难”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对此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
此次事件对晋国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十分巨大的政治影响。
但同出史迁之手的《史记·晋世家》以及《左传》、《国语》的记载却与此产生了矛盾，致使后代学者多怀疑其真实性，甚至干脆给予彻底的否定：唐孔颖达用《左传》对照《史记·赵世家》逐条分析，认为其“与《左传》皆违。
”断言“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①其后多有应和，宋洪迈“其乖妄如是。
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
”②王应麟引唐孔颖达《左传正义》及宋吕祖谦见《左氏传续说》“以二者考之，见其误。
”③至清则更强烈，梁玉绳在认为：“斯事固妄诞不可信，……..史公爱奇述之。
”④清初马骕直斥其“无取焉”⑤。
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也认为其“荒延不足信也。
”⑥顾炎武虽未直接对此作出具体的表述，但其“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
”⑦显见其态度。
当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⑧。
采信《史记·赵世家》者不能置《左傅》、《国语》等不顾，且由于《史记》自身的矛盾，使这项重要史实在使用中存在先天性缺陷。
史马迁是个治史严谨的大家，《史记》中春秋时期史料多采自《左传》或者《国语》，史迁断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惜墨如金的他更不会用一千多字浓墨重彩地记述这样一个荒延不经的战国传说。
仔细研读，而散落在《左传》、《国语》以及其它先秦典籍中的零星史料非但不能证明《史记·赵世家》所记妄诞，却恰能给《赵世家》对发生在晋景公三年的“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提供相当数量的证据证明其存在。
本文力图以此廊清这一史实脉落。
一、造成史载抵悟的原因归纳诸对《赵世家》“下宫之难”记述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与《左传》记载相左及与《史记·晋世家》相矛盾者，其主要根据是：（一）《史记•赵世家》所载下宫之难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即鲁宣公十二年，所杀包括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且“皆灭其族。
《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
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
鱼凫田于湔山，得仙。
今庙祀之于湔。
时蜀民稀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
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
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
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
望帝以鳖灵为相。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
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
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
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帝生卢保，亦号开明。
望帝去时子圭鸣，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
望帝，杜宇也，从天堕。
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
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
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
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
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
始造府县寺舍，令与长安同制。
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
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
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
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
”。
《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
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
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
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
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
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
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
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
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
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
蜀王娶以为妻。
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
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于成都郭中葬之。
盖地三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
《竹书纪年》是一部奇书，比《春秋》《史记》更具原始性和真实性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
《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为何《竹书纪年》这种编年体通史会首先出现于魏国？《竹书纪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首先出现于战国初期的魏国而不是其他诸侯国，是综合因素促成的。
一是时势使然。
战国初期，魏文侯重用法家始祖李悝变法，改革政治，完善法制，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使魏国开始强大起来。
魏文侯、魏武侯二世，任用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制约赵国，攻灭中山国，东败齐国，奄有秦之河西之地，开拓了大片疆土。
魏惠王奋二世之余烈，在加紧进攻宋、卫、韩、赵的同时，于公元前344年因“攻大而令于天下”首先称王，召集逢泽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
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世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这正是魏国编纂通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纪年》记夏、商、西周的历史，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独记魏事，继统观念即在其中。
魏襄王时国势渐颓，统一大业终成泡影，这也许正可解开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何以《纪年》只写到二十年就写不下去以及襄王死后即以之为殉葬品而悄悄埋入墓棺之谜。
当然，也可能是襄王继承先人之志，令史官或学者编述此书，生前所好，死后从葬。
二是传统使然。
魏国有治史的传统和学术基础。
徐彦《春秋公羊傅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子夏受业孔子，是儒学大师，善于治史，后到晋或魏。
徐中舒先生说，战国初期魏国继承晋国霸权垂百余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西河距魏旧都安邑甚近，是魏文侯筑馆优礼子夏之所，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如以魏国的西河与齐国的稷下相比，它比稷下还要早过八九十年。
江苏省常州市联盟学校2023-2024学年高二下学期3月阶段调研考试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围绕着黄帝事迹是“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
持此观点的古史辨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兼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
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
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字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上位概念）。
同时，古史辨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
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
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
这时候，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黄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其后进入神话，这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
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批评古史辨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史”，而兼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辨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略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
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史实成分，传说则往往含有史实成分。
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
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申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缺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撞。
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雄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何炳棣摘要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师于冯有兰先师《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以后，以迄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且久。
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笔者一再反思，深觉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札最大之事还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从退休后二十年读子、史的总感受中，笔者认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竭忠尽智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
本文主要部分是从解读《墨子》现存《备城门》等最后十一篇──远胜于《史记》的第一性原始资料──重建秦献公朝（公元前384-362）征募重用墨者的史实和详细论证墨者对军事、城防、户籍、连坐，初步实践墨子《尚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这种制度史上的补阙工作对二千年来论秦富强一切归功商鞅的看法，理应起些修札的作用。
此外，本文另一重点在试补墨学研究之阙：墨者巨子制的年代框架和墨学式微由显学沦为绝学的主要原因。
笔者一向坚信，古代哲学、思想、学术史方面突破性的论述往往要靠制度史上深度的发掘。
完成此篇常识逻辑式的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何炳棣目录一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4)二、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 (12)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 (20)四、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26)（一）军事方面（二）户籍与连坐（三）参与初步推广县制（四）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伍、结论 (40)（一）秦墨的命运（二）国史上的.大事因缘.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何炳棣秦人的祖先本属东方鸟夷少皞族系，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
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竹书纪年》比《史记》更具原始性和真实性千年聚讼纷纭的《竹书纪年》西晋咸宁五年（一说二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
《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
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
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
”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1、《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有很大的不同。
清朝道光间，嘉定大儒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问世，他在序言中说：“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矣。
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睹。
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
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为今本之《纪年》。
鼠璞溷淆，真赝错杂，不有别白，安知真古文之可信，与今本之非是哉！”指出古本《纪年》的重要史料价值、逐渐亡佚的原因，以及今本的不可尽信。
《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国史书，自晋武帝太康年间于汲郡出土后，颇受两晋南北朝学者之重视，至唐后，学者以其书所载颇或乖于经训，故“诸经《正义》及《史》《汉》注说每斥为妄”，遂渐至亡佚，而伪撰之《今本竹书纪年》出焉。
北魏郦道元大量引用《竹书纪年》佚文，他几乎称其为“竹书纪年”。
据此可以推测，《纪年》的传本经过西晋、五胡十六国时代，流传到北魏，《水经注》利用了其传本。
而且《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记载有《纪年》12卷，可见其传本流传到了唐代初期。
更集中地引用《纪年》的是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此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也有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