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
沈琍
【作者简介】沈琍，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市710065
【摘要题】中国美术史研究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conduc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uo Qubing tomb and sculptures affiliated to this burial during last century. 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review covers studies from the initi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naming of sculptures to later researches and concepts like designs, themes, factors in fash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关键词】霍去病墓/石雕/百年/研究/回顾
Huo Qubing tomb/stone sculpture/century/research/review
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的西汉霍去病墓石雕刻群，上世纪初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汉代石雕艺术的主要对象。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其墓葬及石雕的研究，从最初的考古调查、石雕定名、到之后的设计理念、布局方位、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并以此提出问题进而反复地考证辨析。作为汉代雕塑乃至中国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研究价值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也是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时代风尚等相关问题探讨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贵物象。时至今日，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艺术研究做一个整体的回顾，进而提出疑问及思考，有利于深入探讨其雕塑形成的各种因素，进一步拓宽对汉代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领域，解读汉代石雕的源流关系，还原石雕形成的历史面貌等等。为此，本文试图就收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将当前讨论的主要问题及不同观点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对霍去病墓石雕的调查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基本可确定在上世纪初至30、40年代。近代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首先展开调查并发表论著的是欧、美、日学者。1914年3月，法国艺术史学家色伽兰(Victor Segalen)、拉狄格(Jean Lartigue)一行，开始了对茂陵及霍去病墓石雕的考古调查，并于1915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文章[1](图一)。随之引起了国外相关学者的关注，由此霍墓及其石雕很快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法国的C. Hentze(亨采)[2]、J. Lartigue(拉狄格)[3]、H. D'Ardenne(阿登)[4]，德国的H. Gluck(格留克)[5]，瑞典的Osvald Sirén(奥斯伍尔德?喜仁龙)[6]、美国的C. W. Bishop(毕士博)[7]、J. C. Ferguson(福开森)[8]等相继赴霍去病墓考察并发表论述，在介绍霍去病墓石雕状况的同时，就石雕题材内容、造型风格等方面分别表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图一1914年色迦兰拍摄的霍去病墓
其实日本学者对霍去病墓的调查早于西方学者。1907-1909年间，桑原骘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中国考察，第一站即是长安，并从1908年3月开始，在日本《历史地理》杂志分期连载他的旅行报告，标题为《雍豫二州旅行日记》[9]，
后又整理成《考史游记》并于1941年出版。另一学者足立喜六则于1906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期间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地考察。1910年回到日本后整理撰写成《长安史迹研究》[10]。两位学者就当时霍墓及其石雕状况的描述，为之后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参考资料。
1933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前往霍墓对其石雕进行系统研究，在对之前欧美学者文章进行评述的同时，阐明了与之不同的观点[11]。
海外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霍墓及其石雕的研究逐渐转向国内，王子云、滕固、黄文弼等先后到此考察。滕固于1934年在《金陵学报》上发表文章[12]，成为国内学者就此发表的首篇文章。1940年初，王子云率领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到达西安后，曾几次到霍去病墓进行考察，此时西京筹备委员会已经在霍墓两侧修建瓦房，有9件石雕移至房内。由于雕塑方位不再具有原始状态，考察内容大多关注于石雕艺术本身，考察及研究成果发表于数年之后[13]，考察团成员何正璜1945年在上海《旅行杂志》上撰写的《茂陵夜话》，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状况[14]。
由于这一时段对霍墓石雕进行的最初调查研究多为欧美西方学者，不免在石雕的造型、题材、风格等问题上带有西方学者的视野，显示出先入为主的导向作用。此后凡涉及到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是沿着这一思路，或是赞同或是提出异议而进行讨论的。此外，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是在霍墓原始状态情况下进行的，石雕还没有进行收拢整理，因此，此阶段的调查为之后墓上石雕布局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
对霍墓石雕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世纪50、60年代，可称其研究的第二时段。1955年，王子云、顾铁符同时发表文章。王先生从雕塑造型语言的角度，对霍墓石雕进行了详细的评述[15]。顾先生则对水野清一所引述的格留克、拉狄格等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论证[16]。这一时期考古调查成果的出现，也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陈直于1958年发表文章，
通过文献资料，对1957年发现的石刻文字“左司空”及“平原乐陵宿伯牙造”进行了专题研究，这对霍墓石雕制作年代及组织机构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17]。
随着雕塑家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更加拓展了对霍墓石雕形体的认知。1964年，傅天仇发表论文，以雕塑家特有的视角在“形和态”、“性格”等几个方面对石雕造型本身进行了分析[18]。
在同期刊物上，马子云发表了他20多年前所作《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一文[19]，对早期霍墓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由于海外学者的文章时隔甚远，且受文字翻译的局限，加之上世纪30年代西京管理委员会已将石雕分置于霍墓两侧的廊坊内，国内学者对早期霍墓的原始状态了解有限，马先生的文章虽发表在20余年之后，但在新一轮霍墓石雕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进入霍墓及其石雕研究领域的均为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美术史学家及雕塑家，他们的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同时为之后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对霍墓及其石雕研究的第三时段，是上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步由深到广，显示出崭新的局面。程征、包亚明、阎文儒、梁佐、何汉南等相继发表文章。程征从设计理念入手对霍墓整体设计进行了探讨[20]，包亚明以美学角度对霍墓石雕进行了评述[21]，阎文儒对石雕的风格与题材进行了分析[22]。何汉南将早期陈列的9件石雕及1957年修整陈列的7件统一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其石材出自秦岭北麓的河道和山口河谷中[23]。
随着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霍墓及其石雕研究所涉及的背景因素及相关问题，呈现出新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林梅村运用考古学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相继发表多篇论文，探讨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的关系[25]。又在之后的论著中[26]，以考古文献为依据，提出关于霍墓石雕艺术源流的新观点。
雕塑家徐人伯[27]、邢永川[28]，均对霍墓石雕的造型艺术特性进行了研究。
王鲁豫则从陵墓雕塑的规制方面，对霍墓及其石雕进行了探索[29]。陈诗红总结了前人，尤其是海外学者的研究论点，对霍墓石雕的年代、含义、风格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30]。沈琍对茂陵陵园整体布局与霍墓之间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31]。王志杰则以考古调查及历史文献为依托，探讨了石雕的展示方式[32]。李惠东对霍墓石雕形成的背景文化进行了探讨[33]。沈琍从雕塑语言的角度分析，对深入研究石雕本身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探索[34]。林通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霍去病墓石雕的原来布局、主题与题材、文字题铭等问题进行研究[35]。贺西林则大胆质疑之前学者以毕沅题字立碑之处视为霍去病墓，认为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只能作为一种假设等等[36]。
这一时段不仅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内容及问题也更为深入，方式方法更加多样，提出的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反复考证分析探讨的紧迫感也随之而来。时至近日，研讨的问题仍在继续，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石雕定名及分布方位
霍墓石雕的定名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早期的考古调查，大多是根据观察者自己对石雕的理解而定。就“马踏匈奴”而言，色伽兰首次对其描述为“足踏匈奴之石马”，之后有“马踏老人”、“石马”、“站马”等称呼；而“跃马”就有“起马”、“初起马”、“奔马”之称。何汉南曾梳理前人所列石雕名称，根据造型特征重新定名。当前陈列的名称，是由茂陵博物馆综合多位专家看法而定。然而对名称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林通雁在近期的文章中即认为，“怪兽食羊”因其更像一只长着弯曲双角的犊牛和舔护幼子的形象，当将其改称为“母牛舔犊”
[37]。
如果说，早期对霍墓石雕分布的论述，是一个基本还原的探究问题，而后期石雕分布问题的研究则关系到石雕形成的最初理念。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于1907年9月30日来到茂陵，所记录霍墓“四周散乱地立着数十尊石兽，但大半已损坏”[38]。足立喜六在书中描写当年状况：“系由
累计天然土石而成，状如岩山”[39]。拉狄格则将当时现场考察石雕分布绘制了平面图(图二)。滕固真实描述了霍墓1934年时状况[40]，而马子云现场考察记录石雕的位置更为具体，分别列出各个石雕的方位及朝向。并认为霍墓石雕自汉至明初完整无损，明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一部分石雕如石马、初起马、卧牛、蝙蝠等在原位；卧虎、卧马、残野人、野人抱熊、卧猪均由原处倾倒于墓下；异兽食羊在原处倒置[41]。
图二拉狄格绘制的石雕分布图
1.马踏匈奴
2.卧马
3.卧牛
4.残立马(跃马)
5.力士抱熊(图采自"J. Latigue. Au Tombeau de ltouoK'iu-Ping" Artibus Asiqe 1927 No. Ⅱ. p. 8
6.)
程征根据分析整理的记录材料，分类列表，绘制出霍墓石刻分布图，进而提出霍墓石雕当初布局为两部分的设想：(1)立于墓的正前方，如现存的“马踏匈
奴”；(2)陈置于墓冢上，以兽类题材为主，是现存石刻的大部。并推测，霍去病墓上原本非“乱石”杂陈的面貌，而是列置有序的[42]。
林通雁则根据马子云记录、考古调查、文献资料分析，对霍墓石雕的原始布局进行了全新推测：(1)墓地东部的石雕有立马、跃马、石人、人与熊等，石马在前，石人居后，按照相对的形式进行摆放。(2)石人和人与熊高度相当，有“相对”列置的性质。(3)立马是清代立碑时从墓地东迁移而来。石雕与西汉诸陵面东一致。推测霍墓建有祠堂，祠堂在墓室东部，与石雕一致。(4)石蛙、石鱼位置在墓顶，构成既定象征含义的群雕。(5)形体较小的石雕与体积较大的墓冢配置，客观上要求集中于一个方位或区域，满足视角看到的范围，同时，列于墓前的石人、石马需要后面石雕作空间上的配合[43]。
布局是按照一定的设计思想而确定的。散乱的、有意识的、按照礼制的布局等等，都将体现出霍墓在特定时期的总体设计思路。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霍去病墓建立之时的总体思想，而顺着这一思路寻找当时的布局，即各类设想的布局如何体现最佳的表现形式，或许是我们今后要追求的目标。
二、对主题思想及题材内容的不同解读
“骠骑将军……，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这是《史记》中描述当时霍去病去世、送葬以及墓冢状况的真实记载。
“为冢象祁连山”的设计是以表彰霍去病功绩为主题，这一观点基本得到自始至今研究领域学者们的认同。色伽兰根据霍墓“墓腹墓足皆有石块”的现场分析，首次指出是“当时武帝欲使其象祁连山以旌其功，故布置如此”的观点[44]。足立喜六认为霍墓“象征漠北的祁连山，是为了表彰霍去病上前远征的武功”。王子云更为直接地表明，汉王朝为纪念霍去病的武功，特为起坟象祁连山。
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在认同霍墓设计纪功性主旨的前提下，提出其还有另
外的含义。西方学者毕士博首先提出霍墓及其石雕除了纪念性功能外，有可能与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思想有关。水野清一最早提出石雕的形成与汉代博山炉相似，他认为“其冢象祁连山”的墓葬及石雕，虽直接体现的是纪念性形式，但仍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升仙思想的社会风尚。马子云、程征、林通雁、陈诗红等学者对此也持相同观点。沈琍认为，霍墓及其雕刻是在茂陵总体设计的框架内，在汉代“大一统”思想为前提的宗旨下形成的[45]。而林通雁则提出应“去自然化”地理解“为冢象祁连山”的含义及多重性主题的观点，认为霍墓石雕是具有纪念性质的大型群雕，是由此彰显汉武帝政治抱负，希冀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象征含义。
近年贺西林著文对此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不仅对霍墓是否在当前的位置提出质疑，同时认为，当今所称的“祁连山”，不如说是一座“仙山”，即便石雕所在是霍去病墓，“其功能和思想性的主旨亦肯定不在纪功，而在于通过构建一座虚拟的神仙世界，以此来表达死和永生的观念”[46]。此观点颇具挑战性。如果对霍墓的具体位置提出质疑，尚可在今后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地认证。如果说确定是霍墓上石雕，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霍墓上表达死和永生观念的目的是什么，是表达谁人的死和永生，是汉武帝，还是霍去病，还是整个汉人的生死观？如果仅仅是想表达这一主题，可以放在茂陵周边，汉武帝认为“地望”合适的地方，并非要放在霍去病墓上。司马迁也无须记载霍去病功绩及病逝后其墓冢与祁连山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所有这些以及带给我们的种种讨论，仍将会继续。
题材的选择，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课题。早期以拉狄格等西方学者为主要代表的观点认为，霍墓石雕动物题材，是斯基泰或伊朗传播而来，主要体现为：(1)十二生肖来自印度与土耳其。(2)与斯基泰文化卡迈纳嘉巴巴(石婆)有关系。
(3)与斯基泰文化把马殉葬有关。(4)牛、马等蹲状姿态与斯基泰文化一致。对于这一观点，滕固认为，马和水牛其形状均来自中亚细亚或西亚。而顾铁符对上述
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虎、马、牛等是早期先民生活中早已熟悉的动物，“猛虎食羊”、“野人抱熊”题材是从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楚辞、商代青铜器中的饕餮食人纹饰引申而来，是狩猎和畜牧生活的象征。
何汉南对题材则有另一番理解，他从丧葬制度的角度分析，认为霍墓石雕的产生是随葬制度的一种新形式、新创造。汉武帝把活的生物改用石像生，打破“祭祀坑”的殉葬制度，由地下搬移到地上，形成永久保存的一种形式，而所有的石像生都雕刻成卧姿、爬姿和挣扎的状态，正是丧葬制度的形式体现。
林梅村通过考证，对祁连山有着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汉代所讲祁连山不是现在位于甘肃的祁连山，而是西域胡人所称的“析罗漫山”，即今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山。巴里坤山顶有湖，汉代时称“蒲类海”，霍墓上的石鱼石蛙寓意祁连山蒲类海中的鱼蛙。而“人与熊”石雕是出自汉武帝好博熊，在周至长杨宫建射熊观，司马相如睢武帝到上林苑，作赋劝阻的历史写照[47]。
林通雁则为霍墓上的每一石雕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认为是多重性主题导致神山、校猎、祥瑞概念下题材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1)立马、跃马属主题性作品，代表英雄率领的骑兵团和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2)人与熊、石人属西汉皇家狩猎活动，有向戎狄炫耀武功扬威的含义。(3)石鱼和石龟：仙山上的祥瑞之物。(4)卧象：四面而至的殊方异物。(5)卧马：有“籋浮云、晻上驰”之意。(6)石虎、石蟾：神灵之物等等。
题材是为说明内容主题而选择的素材，对于题材的不同理解，反过来导致对主题及其设计宗旨概念的模糊。是什么主旨导致这些题材成为霍墓石雕的对象，每一石雕所赋予的象征含义及其与墓冢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仍将是我们探究的目标。
三、风格成因与雕刻语言的研究
就霍墓石雕的风格成因而言，在西方学者最初的研究中，主要聚焦在雕像的
形成及其风格是从西方传入的观点之上。色伽兰首次对“马踏匈奴”之形象描述为“其头甚巨而后仰，眼大而圆，额低耳巨，其乱须蓬接马胸”，并明确“非中国人而为夷狄”的判断。以格留克为主要代表的观点认为霍墓石刻风格与巴比伦文化有关，他认为：“霍去病墓的引人注目的马的雕像，使人想起了巴比伦的狮子，这证明历经数世纪之久，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其他文化的影响”[48]。并从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认为亚洲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亚洲文化一体性之下各个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持相同意见的还有毕士博、拉狄格、亨采、喜龙仁、阿登、福开森等；与此同时，汉则和拉狄格根据其所举例证，认为霍墓雕刻与斯基泰的风格更接近；而毕士博和喜龙仁根据“马踏匈奴”其人颧骨较高的特点，亦倾向雕刻人物带有斯基泰人的造型特点。
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则表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霍墓石雕的出现，是时代精神所趋，其古拙、雄浑的造型风格，与西汉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时代精神一致，其风格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在继承前人工艺美术成就、受到玉石雕刻及陶塑制品直接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之前玉石雕刻和陶塑制作有着一脉相通的艺术轨迹。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滕固认为，“霍去病墓上的石迹不是突然产生的，是经过若干层次的发展而有此形式的”。但同时也指出，石雕“已分明地显示出外来的影响”。雕刻风尚与中亚的习惯有共通之处，其艺术形式如斯基泰西伯利亚区域的石物。而王子云则从宏观上分析，认为霍墓石雕整体造型的风格是西汉强盛国力的体现，其造型的简练质朴与豪放不羁相互交织，充满着大气磅礴的活力，正是封建社会初期时代精神的写照。
就技巧风格而言，顾铁符对西方学者观点进行了辩驳，指出中国古代石雕都采用一块岩石雕刻而成，因此石材与雕刻的关系非常大，将石块与题材作为统一体来设计，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已有这种特点。顾先生还强调指出，圆雕、浮雕、线刻的混合运用，是中国传统雕刻中的特有风格。他认为，“看一件艺术作品，
最基本的应当从作风与技法来考察，圆雕、浮雕、线刻的运用，岩石原有形态的加工等，这在欧洲现存雕刻中没有见过，正如以石块砌合起来雕刻的不见于中国古代一样”[49]。
阎文儒的看法与西方学者大致相同，即这批石雕的风格与题材，与关中汉墓中出土的陶塑、石雕不同，而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艺术品相似，认为“汉武帝在征服匈奴的同时，也吸取了匈奴人的文化，把传统的中原文化与周围邻近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
林梅村根据新疆克尔木齐草原石人的调查，认为其石人早期属于中亚奥库涅夫文化，而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石人的是李家崖文化，与卡拉苏克晚期石雕相同，李家崖文化向南是陕西淳化甘泉山，出土文物与李家崖有同类器物。由此引申，霍氏墓前立石来自匈奴习俗，墓前150余块巨石花岗岩有可能是送葬南匈奴人所置。对此林通雁则持不同观点，指出霍墓石雕并非承袭匈奴的做法，其造型风格与长安宫殿、园林石雕一致。复合体造型如立马、人与熊、怪兽食羊等借鉴了北方草原艺术品的造型样式[50]。
霍墓石雕风格形成的源流问题，的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果仅仅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看到霍墓石雕造型就想到中亚、西亚的雕像，似乎有一概而论的倾向。如果说是从中亚西亚流传而来，那么，具体体现在形体的哪些部位，怎样体现，风格的相同处在哪里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由外部环境因素进入到内部的具体形体中进行研究，否则，仅从一个现象到另一个现象上就下结论，其结论仍使人感到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对于造型语言及雕刻手法的探究，早期滕固将石雕造型分为完成、未完成、建筑附属物三类；王子云以雕塑家的眼光，首先观察到石雕造型的“韵律感和体积感”、“柔中有劲”、“形式与内容的一致性”等等。
傅天仇更进一步，以“型”的分析方式，从石雕造型与动物特性的关系上分析，分为四类：(1)牛、羊、小象等因其善良的本性而被雕凿得比较工整精细，
形体准确与精神特征相符。(2)初起马、野人、野人抱熊等是线雕与形体配合的造型。(3)“异兽食羊”等则刻在表面粗糙、起伏较大的石头上，线与体相互缠绕，异兽挣扎与野性吻合。(4)鱼、龟似没有完成，但选材独具匠心。并首先观察到石鱼的装饰性特征。
沈琍从造型本身研究入手，将石雕分为四种造型形式。其一，具有明确形象特征的造型，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卧象等，这类石雕在形体上有起伏变化及空间压缩，比例较准确，且具有明显形体动态的空间转折，已出现局部圆雕的空间立体感。同时认为，这一部分石雕因其造型的明确性应当放置于霍去病墓冢上的主要区域，以达到最佳的、具有鲜明形象特征的视觉效果。其二，具有写意式形象的人与动物造型，包括石蛙、蟾、怪兽食羊、人与熊。这一类造型形象的表达完全依附于原始石材的表面，多以线刻形式表达，局部的形体压缩仅占有很小的比例，显示出较为明显的绘画性，因此，线条生动、活泼流畅。其三，具有装饰意味的二石鱼，运用平行排列的圆刀法，有意识地方形特点、与其他动物顺其自然、随形而刻的造型完全不同，其缘由还仍待考证。其四，无形象的辅助性石雕。包括“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等墓冢上的其它大型竖石。除了刻字，竖石本无形象特征，但仅石材宽大的体量，足以体现烘托环境、达到最大化地突出主题精神的艺术效果[51]。
造型风格及语言特征的研究，是探讨霍墓石雕最直接、最真实的物象研究。雕刻者的一刀一凿，雕刻空间的处理及把握，线条的婉转顿挫，每一细节的刻画无不流露出时代的痕迹。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书本文献中无法替代的答案。
四、文字探究
霍墓石刻文字的发现及考释，对研究霍墓石雕的制作年代及其组织建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陈直推论：(1)“少府之左右司空，宗正之都司空，都主要是造陶瓦，并兼刻石等工艺”，“三司空职掌相同，所以在分工上没有严格的区别”。
(2)平原郡有乐陵县，与题字完全吻合。(3)东汉时期盛行石刻题某人造，西汉题字应以平原乐陵宿伯牙造题字为开始。(4)“左司空”题字属篆书，题字严谨，八分书，不带挑法[52]。
徐森玉在《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中，进一步认为霍墓石刻“左司空”为具体管理石雕工程的官吏；“平原乐陵”是地名；宿是姓，伯牙是名，霍巨孟应是姓名，同时猜测这三字为后来加上。
对于刻字提名款式，何汉南对徐森玉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引端方《陶斋藏石记》中记载的髡钳砖文，及秦陵出土的瓦书刻志，前三排与后三排方向不一致，分两行，是为了易于辨识的标帜。提出这种形式出现于秦代，汉代比较流行，霍墓石刻文字的排列有可能属于此类形式。而林通雁对徐森玉提出宿伯牙、霍巨孟为私人名，指出其身份不明，认为此石应是一件守冢刻石，具有碑碣性质。石刻题名全句大意应是“平原郡乐陵县宿伯在此奉祠守冢”，与元狩六年所刻“左司空”有别。《史记索引》姚氏语“冢上有竖石”即指此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霍墓及其石雕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时段虽有间隔，但探讨一直在不断地延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型石雕艺术的源流与东西方交流问题、对霍墓及其石雕考古调查考证的不同解释问题，如题材内容的出处、文字解读、造型样式理解、石雕放置的原始布局的不同解析等。从艺术史学及雕塑史研究的角度，探讨造型特征以及艺术风格的不同理解问题。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及深入，霍墓石雕的形成原因及设计宗旨、风格特征及形成的相关因素、大型石雕的源流问题、如何运用本民族造型语言形式、体现本民族文化特质及审美心理，对之后中国古代大型石雕的影响及其意义等等，仍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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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第60～66页
CAREER HORIZON 学术平台 ?147? 第8卷?第10期 职业时 空 收稿日期：2012-08-18作者简介：姜南（１９７５－），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专业研究生，廊坊师范学院讲师。 汉代雕塑艺术同秦代雕塑一脉相承，汉代雕塑在继承了先秦雕塑艺术优良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艺术塑造表现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对秦代雕塑而言，汉代雕塑在题材内容、技法、表现手法上又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改进。传统的艺术思想和文化底蕴为汉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石材的广泛应用与冶炼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是促成石雕艺术和金属雕塑发展的直接动力。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的汉代雕塑造型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 一、中国画艺术表现追求在汉代雕塑艺术 造型中的表现 １．国画注重神韵在汉代雕塑中的艺术表现。汉代雕塑在基本型相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雕塑本身的意境和传神，强调形神和自然形态的高度统一，注重神韵和意境的表现效果，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追求。创作者将自己的思想与激情结合自然物的状态融于作品之中，使作品更具自然和人文情怀相融合的艺术表现魅力。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的汉代雕塑造型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陵墓雕刻保持着形象超然、自然天成具有与天地争空间的雄强之势的艺术表现魅力，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存在与天地之间。这种相对独立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表现是当时精神追求所强调的，艺术工作者重视对生活对象的感受，并把感受渗入和融合进作品，集中体现对 瞬间表情和情趣的捕捉和表达，并把这种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化和概括，这与中国画有着相同的表现，中国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理论，这同样也体现在了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表现之中。 ２．国画造型手法在汉代雕塑中的表现。汉代雕塑中吸取了中国民族绘画特点，在雕刻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中国画以线造型的塑造特点，以及采用中国 写意画造型中不求外形肖似而强调内在精神和艺术本质的体现，强调不似之似的塑造形式，在体现雕刻者的创作意念与审美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艺术风尚。仅从中国民族艺术发展的高度来看秦代雕塑相从雕塑造型的角度简述霍去病墓石雕 姜 南１ ，２ （１．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２．廊坊师范学院，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汉代石雕雕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历史时期的雕塑突出表现在石刻艺 术与陶俑艺术两个方面。汉代石雕艺术将现实性与浪漫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中国民族艺术的表现力所在。基于汉代雕塑艺术特点，对霍去病墓石雕的造型艺术进行分析。 关键词：雕塑艺术；艺术造型；霍去病墓石雕；中国画写意 对汉代雕塑在其内涵与气魄上要稍逊一筹的。以西汉霍去病墓地石刻为例，雕刻者更多地根据石头的自然形态。依自然形取势、精心构思、整体入手、巧妙运用多种塑造语言并融合中国民族绘画特点，力求外形轮廓的清晰和突出形体特征，技术手段上刀法洗练、概括、单纯、奔放。雕塑作品中不作细节小处的精雕细琢，强调作品含蓄而耐人回味。 二、霍去病墓的艺术特点 １．霍去病墓是典型的古代陵墓建筑。中国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１５公里 处。墓地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雕塑作 品。霍去病墓在１９６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殊荣不仅仅为纪念霍去病，还有安在他的墓前壮观的石雕艺术。现存于霍去病墓的石雕有马踏匈奴、石人、卧马、跃马、卧牛等。整座墓建造气势宏伟，建筑的整体布局的构想运用了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墓冢构建形式是以雄伟的祁连山来象征霍去病的赫赫战功，高度概括雕刻的动物形象的石雕增强墓冢的整体艺术表现策略和建设者对当时的艺术追求的把握。设计者将霍去病的性格特征和战争功绩与祁连山自然环境相结合，准确表现当时的文化形式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强调境、意与自然最巧妙的结合，墓地的建设是我国古代陵墓中的典范之一。 ２．霍去病墓石雕的写意性。雕塑造型语言和传统中国画写意精神在“写意”性上是有相似之处的。霍去病墓在古代陵墓雕刻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雕塑作品和建筑上有着独特艺术表现力，是汉代石刻 艺术的经典，在艺术表现上和民族艺术性上为各国艺术家所追捧。西汉霍去病墓地的修建形式以及墓地的石雕作品最为代表性。 最有代表性的霍去病墓石刻艺术品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蟾蜍等石雕作品，这批动物石雕风格表现自然、艺术造诣高、造型生动自然逼真、有出神入化之妙。汉代雕塑家们充分利用石的天然造型，注重自然形的表达和主观的艺术感受力，根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从秦兵马俑到汉霍去病墓石雕风格差异
摘要 文章以秦代兵马俑与汉代霍去病墓石雕为对象，比较分析了二者在造型艺术特征上的差异。并且，以此种特征差异为视角，同时考察古代“胡人美术”在艺术上的特色，试图探寻霍去病墓石雕与“胡人美术”两者在造型语言上的相同点。再结合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文章得出观点为：汉代霍去病墓的石雕风格吸收并利用了“胡人美术”这种古老的艺术，即前者根植于后者的造型艺术风格，同时，文章指出霍去病墓的艺术风格属缘于当时大背景下的美术现象，应当用历史、文化的眼光看待此种艺术风格的演变与发展。 关键词：兵马俑；霍去病墓；胡人美术；民族心理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Huo Qubing tombstone carving group Terracotta Army modelling language art characteristic, the difference in style between the two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ancient“hu man art”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the tomb of Huo Qubing stone in the form of the language with“hu man art”in common, to method of image sci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alysis, draw the conclusion: the Han Dynasty tomb of Huo Qubing stone carving art style of real roots in the ancient “hu man art” absorption and use of modeling language. And the tomb of Huo Qubing stone as a kind of art 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further to the histor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rt language in the form of performance. Key words: T erracotta Army Huo;Qubing tomb;hu man art;national psychology
中国古代雕塑 ——陵墓雕塑 【教学目标】：1、了解中国古代陵墓雕塑的艺术成就及其艺术特点。 2、使学生懂得中国古代陵墓雕塑美术的社会功能，培养学生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教学难点】：1、什么是陵墓雕塑？ 2、秦陵兵马俑与霍去病墓石雕群的艺术手法有何不同？ 【教学过程】 自主探究： （一）、阅读课本 1、什么是陵墓雕塑？ 2、秦陵兵马俑与霍去病墓石雕群的艺术手法有何不同？ （二）出示乾陵神道、萧景墓前辟邪 、昭陵六骏之一的图片 乾陵神道 萧景墓前辟邪 昭陵六骏之一 设计意图：补充雕塑的基本知识，扩大学生们的知识面，为下面的课堂练习打下伏笔。 （三）各组展开讨论： 1、什么是俑？ 2、什么是陵墓雕塑？
3、秦陵兵马俑为什么被誉为什么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4、世界有哪八大奇迹？ 5、秦陵兵马俑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原因是什么？ 6、秦陵兵马俑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设计意图：为下面要讲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做铺垫 （四）１、出示秦始皇陵兵马俑图片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对秦陵兵马俑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并引导学生自主分析出秦陵兵马俑 的艺术特点。
设计意图：加强学生们对秦陵兵马俑塑造艺术风格的认知与理解。 （五）秦陵兵马俑充分体现了2200多年前我国古代雕塑家们的才能和智慧，是罕 见的雕塑遗产，是让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伟大奇迹。那么足以与秦陵兵马俑相媲美 的杰出的石雕艺术是西汉的霍去病墓石雕群。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对霍去病墓石雕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六）出示秦陵兵马俑和霍去病墓石雕图片，让学生感受艺术风格的不同。 （七）分组讨论： 1、结合历史背景谈谈《立马》的艺术特点？ 2、谈谈《伏虎》的艺术特点？ 3、谈谈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点？ 设计意图：与秦陵兵马俑的高度写实相比是一种整体写意的艺术手法。 三、总结复习： 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墓前石刻（地上）：霍去病墓前雕刻：整体写意 佣（地下）：秦始皇陵兵马俑：高度写实 四、课堂练习： 1、秦始皇兵马俑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秦始皇兵马俑造 型逼真，无一雷同。有模拟的军阵，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横扫六国，统一全国，所向披 靡的秦国军队的威武强大。陶俑身材高大，一般在1.8米左右，表情逼真，体现了秦代高 超的雕塑技艺水平，是（）风格的完美杰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3 题。 霍去病墓读石 韩若春 告别了空降兵头上那广阔的蓝天，我的着陆点选在了西汉青年将军霍去病的墓前，成了一位半路出家的守陵人。工作和爱好，使我时常徘徊于墓上和墓周的石头之间，端详着形体各异，纵横爬站的岩石，不放过每一凿钎痕，每一处字迹，反复的审读和考问：你从哪里来？来此做什么？尤其是在月上东山，夜深人静之时，这叩问，有时连自己也分不清，是在问石头呢？还是在问自身。 据有关史志记载，霍去病墓上的石头，是隆冬铺冰道从附近的南山中运来的。质地为“麻石”，学名叫火成岩，比较耐风化。当年，霍去病率军平叛匈奴，在祁连山一带屡战屡胜，战果最为辉煌。但霍去病英年早逝，生前汉武帝要为他修造府第，他曾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而拒绝，在他死后，汉武帝满怀痛惜之情，亲示要为他修造一座大墓，送葬时“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仪式非常隆重。堆竖在墓上的岩石，当是摹仿祁连山形状的。 霍去病墓建成后，剩下的石料，初看无用，其实不然。太史公最先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说它是“旌．功．表．勋．”的。当初，中规中矩的石头，全都派上了用场，被埋入墓坑中；稍有一个平面的，被刻上官署之名如“左司空”或“平原乐陵”之类的题石，成为职官和军吏们到此督工的见证，从而身价不菲；还有的石头，虽然不能入墓或作为题记石，但有棱有角，于是就堆诸墓上，充当象征祁连山的峰石；最后， 就剩下了既不方正，也无棱角的顽石，派不上用场只好把它们随便扔到墓上了事。可是寒来暑往，不甘寂寞的匠师们，却把像马的石头赋予马的腾跃，如虎的赐给它虎的气势，近鱼似龟的升华成浮游的精灵，形同猪牛的灌注以伏卧反刍的生命。当你接近它们时，似乎就能听到蠢蠢欲动的喘息和扑食嚼草的声音。雕塑风格大气磅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西汉武帝王朝强盛的国力，显示了我们民族当时征服外部世界的坚强信心，“马踏匈奴”石雕，就是其中一件扛鼎之作。 几千年来，它们僻处一隅，被弃置在荒草丛中，任凭风刮霜浸，雨剥雪蚀。到了本世纪60 年代，才被陈列于墓侧，接受世人的注目和礼赞。历史的光阴与机遇，和这些石头们开了一个偌大的玩笑，把它们原有的价值位次，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看似无用的，成了国之瑰宝，供芸芸众生瞻仰膜拜，吸引着学者研究探讨；而重用的，却难见天日，默默无闻于地下，尚不知要沉睡至何年何月。作为一个守陵人，朝夕与石头为伴，今天才算解读了它们曾经有过的酸辛苦辣，因为考古的书页的确太厚重，太深沉，需要借助于有力的杠杆才能翻动，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探索和艺术的观照，从而撷取前所未有的信息。 与石为伍的工作是平淡的，但这平淡中亦有充实，亦有安详。我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今天的辉煌才对它们百般地呵护。它们走过了漫长的、不为人知的岁月。它们不为无用弃置而自卑；也不为现今的风光而忘形。它们始终耸立在霍去病墓旁，那流动变化的线条，和厚重有力的团块间，积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风尚，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的民族气节，必将传扬万代，永寿无疆。（文章有删改） 【注】作者为茂陵博物馆工作人员。 10.文章第二段有关史志记载霍去病的内容，在结构上起什么作用？请简析。（4 分）11．太史公说墓上的石头是“旌功表勋”的，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4 分） 12.赏析文中画波浪线的语句。（6 分） 13.文章标题为“霍去病墓读石”，作者读出了什么？（6 分） 参考答案： 10．承接上文，初步回答了霍去病墓上和墓周的石头“从哪里来？来此做什么？”的问题；为下文进一步解读石头的来源和含义做铺垫。
中国美术简史 题目：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思考汉代石雕艺术及其意义。 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有许多重要的不能忽视的环节，汉代艺术即是其一。汉代时一个特殊的时代。各门艺术经过了由本元到一元，由群体向个性化的转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西汉具体的艺术作品上时，会不由得感叹，这的确是个富于创造活力和激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工匠艺术家创造的帛画，石雕。陶俑，画像石等。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们浑厚古朴和精神活泼的风格，实际正是后来绘画理论中所总结的“形” 、“神” 的早期追求。汉代石雕中最具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的应首推霍去病墓前石雕。它是西汉纪念碑群雕具有划时代的典范，是雕塑艺术在塑造形象方面打破旧的程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 汉代陵墓雕刻突出地体现了当时石刻艺术的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汉代雕塑艺术中最重要的内容。 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墓石刻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花岗岩的特殊质感与这种古拙朴厚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的阳刚之美，很好地表现出西汉帝国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汉代一般霍的年轻人他6次统帅大军出击匈奴，立下巨大的战功，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冠军侯和骠骑将军。 霍去病墓石刻有伏虎、跃马、卧马、野猪、蟾蜍、巨人搏熊、马踏匈奴等大型作品。整个石雕这些石头雕刻技术灵活地运用了圆雕、浮雕及线刻多种手法，并按天然石块的形状因材施艺，对它们的纹理和材料的数量完整的示范意义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内在活力。 “跃马”霍去病墓石刻是利用整块巨石的自然形态，在必要处巧加雕凿，去粗取精，删繁求简，谁将会是马，我们通过石头。厚度大于工作马颈下的石料并未凿去，这似乎多余的部分，却加强了跃马的动态和力量。 “伏虎”霍去病墓石刻也同样利用整块石料因材施艺而成，躯干以自由流动线与扭曲的团石结合。有一个强有力的动态形式的艺术形象，这是稳定的形成了汉代纯朴、深厚的统一风格，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能力及水平。
从雕塑造型的角度简述霍去病墓石雕 汉代雕塑艺术同秦代雕塑一脉相承，汉代雕塑在继承了先秦雕塑艺术优良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艺术塑造表现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对秦代雕塑而言，汉代雕塑在题材内容、技法、表现手法上又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改进。传统的艺术思想和文化底蕴为汉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石材的广泛应用与冶炼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是促成石雕艺术和金属雕塑发展的直接动力。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的汉代雕塑造型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 一、中国画艺术表现追求在汉代雕塑艺术造型中的表现 1.国画注重神韵在汉代雕塑中的艺术表现。汉代雕塑在基本型相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雕塑本身的意境和传神，强调形神和自然形态的高度统一，注重神韵和意境的表现效果，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追求。创作者将自己的思想与激情结合自然物的状态融于作品之中，使作品更具自然和人文情怀相融合的艺术表现魅力。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的汉代雕塑造型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陵墓雕刻保持着形象超然、自然天成具有与天地争空间的雄强之势的艺术表现魅力，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生命力存在与天地之间。这种相对独立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表现是当时精神追求所强调的，艺术工作者重视对生活对象的感受，并把感受渗入和融合进作品，集中体现对瞬间表情和情趣的捕捉和表达，并把这种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化和概括，这与中国画有着相同的表现，中国画讲究“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理论，这同样也体现在了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表现之中。 2.国画造型手法在汉代雕塑中的表现。汉代雕塑中吸取了中国民族绘画特点，在雕刻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中国画以线造型的塑造特点，以及采用中国写意画造型中不求外形肖似而强调内在精神和艺术本质的体现，强调不似之似的塑造形式，在体现雕刻者的创作意念与审美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艺术风尚。仅从中国民族艺术发展的高度来看秦代雕塑相对汉代雕塑在其内涵与气魄上要稍逊一筹的。以西汉霍去病墓地石刻为例，雕刻者更多地根据石头的自然形态。依自然形取势、精心构思、整体入手、巧妙运用多种塑造语言并融合中国民族绘画特点，力求外形轮廓的清晰和突出形体特征，技术手段上刀法洗练、概括、单纯、奔放。雕塑作品中不作细节小处的精雕细琢，强调作品含蓄而耐人回味。 二、霍去病墓的艺术特点 1. 霍去病墓是典型的古代陵墓建筑。中国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15 公里处。墓地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雕塑作品。霍去病墓在196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殊荣不仅仅为纪念霍去病，还有安在他的墓前壮观的石雕艺术。现存于霍去病墓的石雕有马踏匈奴、石人、卧马、跃马、卧牛等。整座墓建造气势宏伟，建筑的整体布局的构想运用了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墓冢构建形式是以雄伟的祁连山来象征霍去病的赫赫战功，高度概括雕刻的动物形象的石雕增强
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 沈琍 【作者简介】沈琍，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市710065 【摘要题】中国美术史研究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conduc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uo Qubing tomb and sculptures affiliated to this burial during last century. 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review covers studies from the initi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naming of sculptures to later researches and concepts like designs, themes, factors in fash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关键词】霍去病墓/石雕/百年/研究/回顾 Huo Qubing tomb/stone sculpture/century/research/review 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的西汉霍去病墓石雕刻群，上世纪初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汉代石雕艺术的主要对象。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其墓葬及石雕的研究，从最初的考古调查、石雕定名、到之后的设计理念、布局方位、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并以此提出问题进而反复地考证辨析。作为汉代雕塑乃至中国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研究价值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也是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时代风尚等相关问题探讨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贵物象。时至今日，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艺术研究做一个整体的回顾，进而提出疑问及思考，有利于深入探讨其雕塑形成的各种因素，进一步拓宽对汉代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领域，解读汉代石雕的源流关系，还原石雕形成的历史面貌等等。为此，本文试图就收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摘要〕“以形写意”为特色的汉代雕塑艺术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霍去病墓石雕群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殿堂的瑰宝之作。通过研究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汉武帝时期的艺术风格特色，对于了解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思想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之美，对于我国传统雕塑艺术今后的发展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汉代雕塑霍去病墓艺术风格 霍去病作为西汉王朝一代名将，凭借大破匈奴，封狼居胥的丰功伟绩，名震帝国。无奈英雄英年早逝，汉武帝万分痛哀，于是大兴土木，为其修筑坟冢以示纪念。古人采用“以形写意”的手法，来为霍去病建造墓前石像，表达对这位将军的崇敬之情。霍去病墓石雕，巧妙地借助原石原本的自然形态，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艺术表现手法，将将军的军旅传奇表现得惟妙惟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草原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背景前提下，这些匠人突破前代王朝的艺术限制，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创新意识，将象征与写意巧妙地融合，造就了千古不朽、流传百世的艺术佳品，为我们展示艺术与文化之美。 一、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之美 相较于前代注重写实精神的秦陵兵马俑，霍去病墓雕像采用了循石造型的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等于一身，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雕塑象征意义与写意精神巧妙地融合，从而表意浑厚深沉，风格粗放豪迈，简练传神地描绘出一代战神的飒爽英姿。 霍去病墓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等传统雕塑手段，依照石材天然的质地、外形，结合雕塑对象特点对其顺势而作，在其关键部位精雕细琢，这是一种大体随性而为的浪漫主义创新写意方法。这些手法极大地突出对石像所描绘对象的真实神态和逼真动感，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联想到曾经叱咤疆场的霍大将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这些石雕突破单一个体的造型限制，从石雕群的外在形式到内在表现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最为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像作为整个石雕群的核心主题雕像，其余石像则围绕着霍去病大将军北伐匈奴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这些雕像与霍去病坟墓周边的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霍去病大将军征伐匈奴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西汉远征军在山野川林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或体现西汉军民与敌作战斗争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战士作战时的英勇矫健等等。 总之，霍去病墓石雕作品近乎自然天成，线条流畅，创作手法精炼，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我们今天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二、霍去病墓石雕的文化特色成因 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特点以写意为主，而同期的不少作品却展现出不同风格，如以满城中山王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作品以写实自然主义为主，两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展现出西汉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 西汉王朝是在继承前秦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它仍旧沿袭着秦朝很多政治文化内容，包括艺术特色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变化，加之文化的蜕变，对于先秦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同时，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中原文明逐渐与之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定变化，产生新的文化影响。这造成文化方面存在多样性共存的现象。 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在这一文化潮流影响下的产物。首先整个作品在整体方面结构把握到位，给人以朴实、大气的艺术气息。其次在内容上整体与局部个体连贯，不失局部的独立美感。巧妙借鉴浮雕艺术，注重点、面、线等元素的组合。这不仅体现出中原文化精巧细腻的特点，还包含游牧民族文化粗旷豪放的气质。霍去病将军率部常年征战漠北，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深入的接触，使得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成为趋势，进而反映在其艺术作品上。霍去病墓石雕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中原风格，运用独具匠心的大写意风格，
略谈霍去病墓石刻的主题思想及艺术风格 摘要：文章从霍去病墓石刻群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做了探讨。 关键词：霍去病墓石刻；时代要求；主题思想；艺术风格 在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石刻艺术中，茂陵霍去病墓石刻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以大型圆雕方式塑造人和动物形象的雕刻艺术作品，石刻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给人以气势博大、浑朴而豪放的感受，富有西汉时期那种深沉雄大、奔放有力的时代风格。霍去病墓的这批石刻，不同于一般陵墓前所列置的那种天禄、辟邪等的石刻，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它的产生当与汉王朝鼎盛时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的时代要求有关。 西汉是我国一个统一的强盛国家，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艰苦创业时代，加上边界上匈奴族的不断侵扰，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出生入死创业英雄的价值。刘邦就曾大声疾呼“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传奇式的青年将领霍去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猛士”。他曾先后六次参加和指挥抗击匈奴战争，屡战奇功，其中尤以祁连山大捷最为著名，打败了盘距在北方的匈奴军队，不但使汉朝解除了西北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与西域、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也正是这样，霍去病的不幸早逝，对西汉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纪念这样一位传奇式英雄，汉武帝破格给予霍去病以厚葬，特赐霍去病陪葬茂陵，并下令“为冢象祁连山”，这可谓是当时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了。想当初，霍去病曾对汉武帝立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迈誓言，现在他死后的归宿，正是他当初挥戈驰骋的祁连山战场。这种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艺术构思，实为纪念祁连山战役的胜利而筑，即是围绕着“为冢象祁连山”这个目的而雕成的。这批石刻群，现共发现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象》、《石鱼》、《牯牛》、《巨人抱熊》、《怪兽噬羊》等十六件，它们都散落在墓前的草丛坑凹之中，生动自然，栩栩如生，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且它们都是具有一定的题材内容，表现一定的艺术境界，形成富有完整主题的系列石刻作品。 一、关于石刻所表现的主题思想 霍去病墓石刻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组位于田野的石刻群，作为石刻艺术的群体，这批石刻的主题是围绕“为冢，象祁连山”的目的而修建的。当初修筑霍去病冢，是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绩，即《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说“去
汉茂陵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色 【摘要】霍去病墓石刻是汉代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大型纪念碑雕刻的典范作品，这批石刻题材新颖、生动逼真、雕刻简炼浓厚，高度体现了汉初沉雄、博大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风格，是我国目前保存的古代成组大型石刻艺术的杰作。 【关键词】 霍去病；石刻；艺术特色 我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不但墓中的随葬品很多，而且在地王和王公贵族的陵墓前，一般都要设置石碑、石阙、石人石兽，用来显示他们的功绩和尊严。除各种石人、石兽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性雕刻艺术以外，其他的石碑、石阙、墓表等物，既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特殊建筑物，同时也具有纪念性雕刻的性质，加上这些墓的墓主都是帝王或者王公贵族以及功臣名将，他们有条件掌握甚至垄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材料，所以陵墓雕刻往往突出体现了当时达到的最高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汉霍去病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境内，是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公元前140公元前117）是汉武帝时的名将，自幼能征善战，曾六次率军抗击匈奴，为汉帝国夺得祁连山、焉支山和河西走廊，排除了匈奴的长期威胁和骚扰，为安定边防，发展农业生产、沟通西域交通、促进西亚各国与汉代经济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霍去病因此威名大振，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等职。不幸的是，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他曾经战斗过的祁连山。为了使这座象征性的祁连山更具有西北山区的特点，陵墓设计者还用一些巨石，石兽即现存的伏虎、卧牛、怪兽吃羊、野猪、蟾、巨人搏熊等大型石雕，隐杂在山形墓上从而创造出这一陵墓所需要的特殊境界。 这批大型石雕的艺术特色分析如下： （一）霍去病墓石刻是汉代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大型纪念碑雕刻的典范作品，它在打破汉代以前旧的雕刻程式，建立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的纪念碑雕刻风格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像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用庞大的兵马来显示其严整的军威，而是采取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法，通过刻画三匹不同姿态的战马，以三件主要石雕，《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使人从战马自然而然的想到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和浴血疆场的战士，从而构成了这组纪念碑雕刻所要表达的主题。那气势轩昂、庄严雄强的《马踏匈奴》，可以说是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它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揭示出正义力量不可摧的主题。雕刻家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似乎象征着当时汉军实力的强大，气势磅礴，具有凛然难犯的庄重气派。石马与真马大小相近，昂首站立，肌肉丰满，尾长拖地，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拳屈，作狼
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艺术 摘要：本文通过风格和价值的角度对汉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进行研究，分析出石雕群的艺术领域和具有的历史艺术价值。 关键词：霍去病墓；艺术风格；石雕；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 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次高峰时期，特别是在汉武帝统治时，随着当时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也由静穆内敛逐渐变为凝重刚健的风格，相较于之前的雕塑作品，西汉的石雕艺术更具雄浑博大之气，反映在陵墓雕刻艺术中显得尤为明显。在陕西的众多汉墓中，茂陵可算是较特殊的一处，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侧，形制巨大，墓前布置有各种巨型石兽雕刻，是现存古墓中最早有石雕的墓葬。由于西汉时期的礼教制度森严，墓葬的级别分别由陵、墓、冢、坟、穴依次向下排列，唯有帝王才能建造陵墓，致于将军之封，霍去病墓的巍峨浩大却是首屈一指，空前绝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仅有的特例。在陵墓的高大封土之上，布设多种人兽石雕，再现了野兽出没、刀光剑影的祁连山真实意境。石雕群原本散置于封土上，远望如山石，近看神态十足，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石雕艺术精品。 石雕群的艺术风格 纵观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艺术风格的发展与变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根源，比如朝代变迁、外来文化的融合等，都对中国古代美术的形式与风格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霍去病墓前石雕开创了雕塑史的新篇章。尽管秦汉两朝更替出现，但汉代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秦代雕塑作品以秦代兵马俑为例，创作手法相对写实，结构严谨，雕塑的比例、大小都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客观的人物形象，极尽人工之美。汉代大型石雕没有沿袭秦的艺术风格，而是以粗犷著称，注重形式语言简练、夸张，有如浑然天成，使得整个雕塑更加雄浑大气，充满生命力。 霍去病墓前石雕的风格与秦代兵马俑的风格差异之大，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西汉代秦而兴，继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其实在思想文化、社会习俗、
第十一课《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复习教学案 侯凌云 2009年7月15日 13:31 浏览数：162 | 评论数：1 一、目标解读新课标研究： 1、中国古代陵墓雕塑 2、中国古代宗教雕塑 考纲研读： 考点：秦陵兵马俑、西汉霍去病墓雕塑特点；四大石窟各自的特点 考向：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考查 知识点一: （1）秦陵兵马俑雕塑群 1974 陕西临潼秦陵东侧采用生动写实的手法世界上最大型的雕塑群真人真马大小 （2）西汉霍去病墓石雕巧妙利用世才的天然形貌，因式造型质朴浑厚写意，《马踏匈奴》——象征主义表现手法《伏虎》——高度概括 （3）《马踏飞燕》 196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了青铜雕铸的俑马群。其中轰动世界的一件奔马雕塑，高34.5厘米，长45厘米，头部微侧，三足腾空，尾巴扬起，呈驰骋飞奔状，我们仿佛能听到马的嘶鸣。为了衬托出奔马的飞速，雕塑者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性的手法，把奔马踏地的一足踩在一只飞燕的身上，真是令人叫绝!这件雕塑反映了创作者超凡的艺术想像力和高超精湛的制作技巧，是东汉雕塑艺术中的瑰宝。 知识点二: 我国最著名的四大石窟 （1）敦煌石窟甘肃北魏至宋形象生活化世俗化审美倾向与唐代仕女曲眉丰颊圆润肥美特点一致 （2）敦煌石窟山西大同北魏昙曜五窟最具代表第20窟大佛释加牟尼坐像最著名 印度式服饰 （3）龙门石窟河南洛阳北魏至宋卢舍那大佛人物造型秀丽敦厚佛教雕塑风格进一步本土化（中国化） （4）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泥彩塑像为主“中国彩塑艺术博物馆” 秀骨清像素淡典雅 巩固练习： 1、中国古代雕塑以（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最能体现其辉煌成就，其中 代表作分别有世界上最大型的雕塑群（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我国最著名的石窟寺雕塑群（敦煌莫高窟）。 2、我国四大著名石窟是（敦煌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麦积 山石窟）。 我国古代的石窟雕塑是因为（佛教）的传入、影响而开凿的。 ３、《马踏匈奴》雕塑出自（ D ） A. 秦始皇陵兵马俑 B.敦煌彩塑 C. 云冈石窟 D. 霍去病墓石 雕 ４、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的雕塑造像在风格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 A ） A. 佛教雕塑风格进一步本土化 B. 佛教雕塑风格进一步艺术化
汉代雕塑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 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 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石刻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 石刻作品上。雕像一般都是全身体，通过肢体的姿态和动作来突出被雕刻者的心理活动。 基本简介 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的腥风血雨，一切歌颂强权和英雄主义的赞歌不复回响，汉初人民在昔日巍峨的皇宫废墟上开始医治百年战争的创伤。“文景之治”的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所以没有产生什么惊世骇俗的雕塑杰作。至汉武帝时，国力大盛，经济的复苏繁荣，也给沉寂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自此，雕塑创作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以说，两汉的雕塑艺术是中国古典石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后世的雕塑创作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 汉代雕塑艺术应用范围是十分广阔的，它有大型纪念雕像，有园林装饰雕塑、各种丧葬明器、画像石、墓室雕刻以及各种石雕工艺品。各种形式的石刻建筑也是汉代首创。 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
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石雕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 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